感召力与效果
无产阶级文学之所以能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因为它具有鲜明的社会效果，而毛泽东对文学的社会效果是非常重视的。作为无产阶级文学，如何才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有人强调政治内容，有人强调艺术形式，毛泽东则强调“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文学作品，只要实现了这“三个统一”，就能达到较为理想的社会效果。毛泽东“三个统一”的观点，是出于对革命事业的总体思考和对文学规律的深刻认识，显然，他关于文学社会效果问题的思维艺术，在于他对文学感召力的科学把握。
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的性质是什么呢？也就是说，无产阶级文学依靠怎样的意识形态去拔动与启迪读者的情智与理性，以达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目的呢？在毛泽东看来，必须依靠“三个统一”的力量，这是一种交融着思想与情感的艺术力量，但也是一种生气勃勃的，与社会进步思潮始终保持着血肉般联系的自觉力量，无论它产生于喜剧性作品，还是产生于悲剧性作品，其本质上不仅与社会、与人民维系着最广泛的相通性，而且就它的倾向性来说，都在于叫人更清醒、更全面、更科学地理解和认识过去、现在与未来，并以这种力量唤起崇高感和责任感，去实践改造今天、建设明天的伟大事业。在文学作品中，即使是对黑暗、残酷、丑恶、痛苦的艺术扮写，从中迸发出来的，也是一种充满沉思的、鼓舞人们去奋斗的奋发感，而不是那种四顾茫茫而无可奈何的悲叹。如果说，文学是一面镜子，那未我们从无产阶级文学这面镜子中，看到的是人类社会的光明前途，尽管其中也充满了美与丑、善与恶、真与假的残酷斗争。
无产阶级文学感召力的核心，就是“政治”，就是“内容”，就是“革命的政治内容”，也就是共产主义理想，以及焕发这种理想的马克思主义。当然，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的共产主义理想，不是那种自诩为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而是真正的、不断发展的、活的马克思主义的灵魂。由于这一灵魂的存在，才使我们的文学产生出最新的、最富有探索性、鼓舞性的感召力。不言而喻，文学毕竟是文学，它不同于直接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科学论文，而是遵循自己的规律，以特有的表情达意形态驶向既定的思想波岸的。毛泽东“反对只有正确的政治观点而没有艺术力量的所谓‘标语口号式’的倾向”，因为这种漠视艺术创作规律的做法，非但不会强化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反而会削弱或僵化这种感召力，以致造成人们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误解，以为无产阶级文学只讲思想性，不讲艺术性。其实，无产阶级文学所特别强调的，恰恰是作品的社会效果，以及造成这种效果的文学感召力。如果一个作家不注重文学的感召力，而只停留在马克思主义的愿望上，停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上，那他的愿望和信仰无论怎样强烈、炽热，也只能是一个不合格的作家。不难设想，一部自称为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如果缺乏起码的文学感召力，那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黑色文学而已。无产阶级文学的先进性及其在文学潮流中的旗帜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应该对它所能产生的感召力，提出更为严格的艺术要求。
纵观毛泽东有关文学艺术理论的著作，构成无产阶级文学感召力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作家的世界观和信仰，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乃至每一个有头脑的作家，都应该在实践中形成与完善自己的信仰。信仰，是产生坚韧不拔的意志力与献身精神的意识源泉；对一个有所作为的作家来说，不具备一种稳固信仰，是不可思议的。连托尔斯泰都说：“一个没有明确而固定的新世界观的作家，是不可能创造出艺术作品来的。”（《文艺理论学习资料》下册，第498页）我们不要求每一个作家都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实际上也是很难达到的），但是每个具有为人民服务的愿望的作家，都必须自觉地向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信仰靠拢。因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当然，“马克思主义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文艺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正如它只能包括而不能代替物理科学中的原子论、电子论一样。空洞干燥的教条公式是要破坏创作情绪的，但是它不但破坏创作情绪，而且首先破坏了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却能帮助人们在同等才华的情况下，更深刻地审察现实，更生动地描写现实。这样，就会使文学作品具有一种精神指向性的感召力。
第二是作家对现实生活的把握。现实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一个作家如果不把自己的灵魂沉入人民生活的海洋，那他的灵魂一定是不充实的，所创作的作品也就不可能产生新鲜、丰富、深刻的感召力。只有真正理解了人民的理想与实践，以及种种追求中的欢乐与痛苦，才有可能把最好的精神产品还原给人民。这种以作品为“媒介”的从生活到人民的还原过程，正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的产生过程。因此，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的产生，往往决定于作品与人民思想感情是否相通，与人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是否保持一致性。远离了生活，远离了人民，文学的感召力就会产生与人民的愿望相悸的离心倾向。可以说，在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中，真正体现着一个正直作家的良心，因为他的创作的全部出发点与归宿，都是为了人民，为了人民正在从事的伟大事业。当我们读到某些题材狭窄、思想苍白、缺乏时代色彩的作品的时候，不能不为这种文学感召力的衰退而引起深深的忧虑；同时，也令人清醒地意识到，深人生活、不断地从时代的潮流中汲取活泼的思想与充实的情感，仍然是摆在每个作家面前的新课题。
第三是作家对艺术形式的选择。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指出：“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中我们体会到，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群众的接受性和喜闻乐见的程度，那么，作品的民族特色就必须引起作家们的高度重视。实际上，每个民族都有它独具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标准，而这种习惯和标准往往具有强大的相对延续性和稳固性。因此，一个作家能否尊重和适应这种欣赏习惯，能否按这种审美标准进行创作，就成为他的作品是否具有感召力的客观尺度。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特别指出：“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这就是说，文学创作不能轻率随意地打断本民族欣赏习惯的延续性，不能不顾本民族的审美标准，更不能以贬低嘲笑的态度排斥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而把西方某种文学流派的仿制品硬塞给中国读者。当然，这并不是对中国传统的东西部一律肯定，也不是对外国的东西都一律否定，批判地继承、批判地吸取、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是必须永远坚持的原则。再说，民族的欣赏习惯和民族的审美标准，也在随着时代的发展有所发展和变化。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无产阶级文学的感召力，作为作家，不能不重视人民群众的接受性和喜闻乐见程度。毛泽东对文学感召力的科学把握，是他关于文学社会效果问题的思维艺术的核心。
（注：本文中未注明出处的引文，均引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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