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预见
抗日战争初期，国内外议论纷纷，战争的进展会怎样？中国会不会亡？许多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当时，毛泽东指出：第一，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第二，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第三，抗日战争要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这是带有超前意识的科学预见，真是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它使在社会上颇为流行的“亡国论”和“速胜论”退兵三舍。抗日战争的发展和结局，应验了毛泽东的预言。同时，抗日战争这台有声有色，威武雄壮的正剧，使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大开了眼界，由此看到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能够而且必须走在实际斗争的前头，看到了伟大的科学预见对历史的进程能够发挥出多么惊人的指导作用。科学预见，是毛泽东思维艺术的精品，它的核心就是科学。没有科学根据、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预见，只能是巫婆的胡言乱语和算命先生的主观臆测。而科学则是脚踏实地不离经验而又超乎经验的理论思维。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在于：通过对客观事物的研究，分析它的历史和现状，找出规律性的东西，从而对它将来的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判断。毛泽东关于抗日战争的科学预见，就是他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利的武器，全面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国内的情况，分析了敌、我、友在军事、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及发展趋势之后而得出的判断。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是个科学与艺术的有机体，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组成：
第一，重视科学预见的作用。科学预见在推动自然科学发展中的作用，自古以来是显而易见的。在社会领域，情况要复杂得多，但也不是没有规律可循，没有端倪可察。对革命的指导者来说，正因为情况错综复杂，变化无穷，就更需要及时地提出自己的科学预见，来指导斗争的发展。无数事实证明，没有科学预见，人们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徘徊，行动就带有盲目性，象在茫茫大海中航行，没有明确的航向，不清楚目标和航道，难免有一天会触上暗礁。概括他说，科学预见在革命斗争中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能明确地指出革命发展的前途、道路，可以减少曲折，避免走大的弯路。——这是一种指引方向、指明航程的作用。二是它能使人知道自己的奋斗目标，高瞻远瞩，树立起坚强的信念和必胜的信心，——这是一种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的作用。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常常要把科学预见展示在人们面前。
第二，科学预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建立在实际经验基础之上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科学预见是哪个天才人物头脑里固有的。1962年。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说：“如果有人说。有哪一位同志，比如说中央的任何同志，比如说我自己，对于中国革命的规律。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完全认识了，那是吹牛。你们切记不要信，没有那回事。过去，特别是开始时期，我们只是一股劲儿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阶段才革，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完全弄清楚。”这个意思是说实践出科学，实践出理论。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伟大预言，是在他参加并领导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之后，是在他对中国社会作了大量的调查研究之后。科学预见，从形式上看，它走到了实践的前头；从实质上看，它正是前一段实践的总结和认识。一个科学预见的提出既不能靠书本上的现成结论进行抽象的推断，也不能只靠客观现象材料的收集和罗列，而只能靠用科学的方法对客观事物进行具体深入的分析。既分析矛盾的普遍性，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既分析事物的内部矛盾，又分析这一事物同周围事物的联系。只有这样，才能认清事物的现状，熟悉事物的特点，把握事物的发展趋向。可见，实践经验越丰富，对事物的本质就认识得越深刻，对事物未来发展的判断就越有把握，据此作出的预见就越具有科学性。
第三，科学预见要受到实践条件的制约。马克思主义者不是算命先生，事情的具体演变总是比原来的设想复杂得多、新奇得多。毛泽东说：“一般他说来，不论在变革自然或变革社会的实践中，人们原定的思想、理论、计划、方案，毫无改变地实现出来的事，是很少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270页）这个意思就是说，一个人只能在一定的时代条件下进行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他的认识总要受历史条件的局限。事物的本质有个暴露过程，人的认识能力也有个发展过程。因此，科学预见总是反映着一定的实践水平，绝不可能脱离这个水平。例如，根据不同的情况，有的只能对未来的发展指出个大体的方向，而达到这个方向目标的具体道路、步骤则还看不清楚；有的只能对事物的发展提出两种可能性、两种前途，哪种可能性大一些，还没有把握；当然，有的则能比较明确地确定前进的目标和制定具体的方针、措施。斯大林在谈到为什么是列宁而不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发现了社会主义可能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真理时说：“无论恩格斯或马克思是多么有天才的思想家，绝不能要求他们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时期预见五十多年以后，即在发达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的无产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一切可能性。”（《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272页）认识到这一点非常重要，它可以使我们对任何正确的理论和科学预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要把它看作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来束缚自己的手脚。随着实践的发展，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因此，往往要对原来的理论和科学预见进行修改和补充，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预见是不是真正科学的，要由实践来检验，看实践的结果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这一个标准，没有第二个标准。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在分析了抗日战争将要经历的三个阶段之后，说过这样一段话：“三个阶段的具体情况不能预断，但依目前条件来看，战争趋势中的某些大端是可以指出的。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略指导所必需。所以，尽管描画的东西不能尽合将来的事实，而将为事实所校正，但是为着坚定地有目的地进行持久战的战略指导起见，描画轮廓的事仍然是需要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30页）这一段精辟的论述，用实践的观点讲了科学预见的必要性、可能性和局限性，这是对科学预见和实践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最好的说明，这也正是毛泽东关于科学预见的思维艺术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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