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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一个闻名于世、万人敬仰的名字。而拥有这个名字的人，已然成为他所处时代的英雄，一位20世纪历史长河中的伟大人物。他与同时代的其他政治领袖将近30年的牢狱生活已经成为“新南非”的一个传奇，一个神话。他是神圣的偶像。从传记到期刊文章，从故事片到电视纪录片，从茶几上的大部头著作到报纸副刊，从自由之歌到赞美诗，从机构网站到个人博客……他的生活经历无处不在。但是，他到底是谁？他真实的思想是什么？
纳尔逊·豪利沙沙·曼德拉（Nelson Rolihlahla Mandela）对曼德拉文学、出版产业和公共演讲领域作出了巨大贡献。他的自传《漫漫自由路》自1994年出版以来一直是畅销书。自1990年获释后，经授权的作品源源不断地从他的办公室奔涌而出。他接受过无数次访谈，作过多次演讲，录制过无数次录音，出席过数不清的会议。
从根本上讲，《漫漫自由路》是一本经过精心撰写刻意而成的合集。书的初稿是在罗本岛上经艾哈迈德·卡特拉达（Ahmed Kathrada，与曼德拉有着生死之交的战友、朋友和狱友）所称的“编辑委员会”的努力下完成的。20世纪90年代初期，曼德拉与作家理查德·施腾格尔（Richard Stengel）合作更新并扩充了书稿，并由卡特拉达和其他顾问组成另外一个小组对编辑过程进行审查。他的演讲的完成过程也是如此。除了少数的即兴演讲外，他所有的演讲都是极其正式的，并且配有精心准备好的演讲稿。因此，说他的演讲是集体努力的结果也不足为奇。同时，这些年来，记者们也发现，透过他正式的公众形象进入他的内心也是很困难的。他是“领袖”、“总统”、“公众代表”、“偶像”，仅仅向他那公众性外表瞥上一眼，就已经让人觉得他光芒四射了。但是，问题仍然是：他到底是谁？他真实的思想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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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与自己对话》一书的目的是通过私人档案资料向读者展示日常生活中的曼德拉。这些档案资料包括曼德拉写给自己或亲密友人的私人书信和言语。这里展示的不是为了迎合公众的需要和期望而包装好的曼德拉，而是真实的曼德拉。在这本书里，读者看到的是他的书信、演讲和回忆录的手稿、在会议中作的注释（或涂鸦），他的日记、他的梦想、他的体重和血压、他的工作安排、他对所经历过的事件的思考、对过去的反思以及和朋友的对话。在这里，他不是偶像，也不是远离普通人生活的圣人，他就像你和我，是一个普通人。正如他自己所描述的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不是在与神打交道，而是和平凡如你我的普通人打交道：这些普通人是充满矛盾的男人和女人，或稳重或浮躁，或坚强或软弱，或出名或无名，在他们的血液里，蛆虫和剧毒杀虫剂每天都在较量着。”
曼德拉步入成年后，养成了勤于记录的习惯，同时对保存这些记录也很着迷。1929～1934年间，他是卫理公会成员，会员卡上记录了他的会员身份，这些会员卡他都保存了下来。1962年，在访问非洲诸国期间他每天都在记日记；被囚期间，他还保持着在笔记本上写书信草稿的习惯。当然，经过这么多年的斗争、地下活动和监狱生活，这些档案资料都遭到了破坏。为保证安全，一些记录被秘密地保存起来，一些交由别人保存，一些在路上已经丢失，还有一些遭政府没收的档案也被毁坏或充当了证据。如今，曼德拉的私人档案资料都已经散落，很不完整。而最完整的记录保存在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Nelson Mandela Centre of Memory and Dialogue）。同时，在南非的国家档案馆、国家安全局、曼德拉家庭博物馆和立里斯里夫信托基金会（Liliesleaf Trust）里也保存了大量重要的记录。另外，一些与他人通信的零星信件保管在个人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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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落成。在落成典礼上，图书项目《与自己对话》同时启动，此项目也是纳尔逊·曼德拉基金会（Nelson Mandela Foundation）的中心任务。最初，记忆和对话中心主要是将零零散散的“曼德拉档案资料”整理归档，但没过多久就发现，那些已收集但尚未归档的资料也变得同样重要。2004～2009年，曼德拉不断向该中心捐赠私人资料。作为记忆和对话中心的记忆项目的负责人，我很早就意识到，如果把中心的材料好好地整理一下，出版一本很重要的书是大有可能的。2005年，中心的档案保管员和研究人员组成一个小组，开始了这项艰辛的工作——收集资料、使资料内容语境化，以及整理和描述资料。同时，对一些条目和文章进行初步的鉴别和筛选，挑选出能够成书的材料。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塞罗·哈唐（Sello Hatang）、安西娅·乔塞亚斯（Anthea Josias）、鲁斯·马勒（Ruth Muller）、博尼斯瓦·尼亚蒂（Boniswa Nyati）、露西亚·拉施尔德斯（Lucia Raadschelders）、扎内勒·里巴（Zanele Riba）、拉齐亚·萨里赫（Razia Saleh）、萨姆·文特尔（Sahm Venter）和我。
2008年，我开始与出版商杰夫·布莱克韦尔（Geoff Blackwell）和鲁斯·霍布迪（Ruth Hobday）讨论这本书的出版工作，出版计划也随之具体化，项目的最终阶段也确定了下来。我们向曼德拉作了简单的说明，他祝愿我们的工作成果能够顺利出版，但是他表示自己不愿意参与到这项工作中。卡特拉达同意担任项目的特别顾问，高级研究员文特尔和档案管理员哈唐、拉施尔德斯、里巴和萨里赫担任项目负责人，由我指导，负责最终的选题和编辑工作。最重要的是，历史学家和作家蒂姆·卡曾斯（Tim Couzens）也加入了我们，负责提供专业知识和不受中心的日常工作干扰的学者意见。之后，比尔·菲利普斯（Bill Phillips）也加入到项目的最终编辑阶段，他在20世纪90年代担任过《漫漫自由路》一书的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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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与自己对话》是一本由纳尔逊·曼德拉自己撰写的书，书里记录的是他的声音，很直接，很清晰，同时也有一定的私密性。而我们小组所做的编辑工作也同样很重要。小组根据主题、材料的重要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从大量现有的和过去获取的资料中精心挑选，完成了本书的内容。我们自认为已经仔细查阅过曼德拉私人档案馆中的大部分资料，但是，到最后还是发现有很多私人珍藏的资料没有查阅到，也没有利用到。例如，工作进行到最后几个月的时候，我们偶然发现前监狱看守杰克·斯沃特（Jack Swart）还保存了一些资料——在曼德拉最后14个月的监禁期间，他在维克多·维尔斯特监狱（Victor Verster Prison）担任看守。还有一次，那是在项目将要结束的时候，南非国家情报局向我们公布了一小部分关于曼德拉的材料，这些材料的绝大部分对小组的工作是很有帮助的。曼德拉的材料在南非国家情报局属于高级机密，这就意味着以后还可能有新的材料向世人公布。
为完成这一图书项目，我们查阅过曼德拉的所有私人资料，但最终选择的重点包括以下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狱中信件。曼德拉在罗本岛上写了很多信，都交给监狱看守寄出。他在两本硬皮练习本上认真地抄写了这些信件，它们记录了自1969年到1971年曼德拉在狱中最为艰苦的那段时间，字里行间满是辛酸和痛苦。1971年，监狱当局偷走了这些信，2004年才经一位曾经担任过安全警察的人返还给他。曼德拉所在的监狱设有信件检查员，因为他们，曼德拉从来都不确定自己的信件是否能够邮寄到目的地，所以，他把这些信件称为“残酷无情的命运”。如今，南非国家档案馆还保存着几封他在被囚禁期间的信件，这些信件监狱当局当时并没有邮寄出去。档案馆同时也保存着那些没有被邮寄出去的信件的副本。
第二部分是两组对话录音磁带，记录下来的不是文字而是声音。这些谈话极其亲密，也不怎么正式。谈话过程中，曼德拉还时常陷入沉思，开始与自己对话。第一组磁带是在与理查德·施腾格尔合作撰写《漫漫自由路》期间录制的，对话长达55个小时。第二组磁带记录的是曼德拉与艾哈迈德·卡特拉达之间的对话，大约有20个小时。1964年6月12日，艾哈迈德·卡特拉达、曼德拉和其他6人被判终身监禁。20世纪90年代，经曼德拉邀请，卡特拉达开始负责《漫漫自由路》和曼德拉的权威传记的审阅工作，传记的执笔人是安东尼·桑普森（Anthony Sampson）。脱离了公众视野，曼德拉与这两位老战友之间的关系是十分轻松的。在录音中可以听到，他们经常轻声笑着，偶尔也会哈哈大笑，而曼德拉所讲的内容和讲话的方式也是无比风趣。
第三部分是笔记。1962年，曼德拉还没有被囚禁，那时他就有随身携带笔记本的习惯。这一年，他访问了非洲各国（以及英国），去学习军事战略，参加游击战训练并向新独立的国家和民族主义运动领袖寻求支持。在整个访问和受训过程中，他一直携带着笔记本。之后他回到南非，在遭当局逮捕时还携带着一本笔记本。在获释后的岁月里，在与南非当局谈判寻求南非的民主发展的过程中，甚至在总统任期内，他都没有放弃这个习惯。这些笔记本里记录的是注释、备忘录、会议记录和信件的草稿等。也有几篇很长的文章，每一篇都有好几页（极少有人会对这样的文章感兴趣，限于篇幅，不在这里引用）。这些文章主要记录了非洲人国民大会工作委员会上每位发言人的发言要点，内容很细致。他为什么要记录下这些，我们不是很清楚。或许是出于他曾经作为律师的职业习惯，毕竟，律师需要仔细地记录客户的信息。也或许是在过了70岁高龄之后，他对自己的记忆力不再自信了。
第四部分是自传《漫漫自由路》未完成的续篇草稿。1998年10月16日，曼德拉拿出一张蓝色的信纸，提起他最心爱的钢笔，果断地写下了几个罗马数字，然后写下标题：“总统岁月”。其时，他的手刚劲有力，充满力量。在标题下方，是“第一章”几个字。然后，他又在信纸的顶部写下了“草稿”两个字。但是，在他担任总统的最后几年里，因为忙于包括布隆迪谈判在内的各种事务，被各种政治活动、慈善事业和络绎不绝的访客包围，他的写作最终耽搁下来。顾问建议帮他安排一位专业作家，他拒绝了。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他有很强的保护欲，总是希望能够自己完成。有一段时间，他们给曼德拉安排了研究助理，但是对这样的安排他很快就感觉到不习惯。最终，他感到精疲力竭，再也没有力气写下去了。
曼德拉的私人档案资料没有任何内在的组织原则或系统的安排，这毫不奇怪。《与自己对话》中所选用的资料是按照潜在的原则分类的，主要的依据是曼德拉的生平、他的沉思和反思的主题。本书包含四个部分，每部分都设有引言和题目，题目均是从经典的文学内容、形式和题材中选择的，包括田园生活、戏剧人生、史诗人生和悲喜剧幕。曼德拉钟情于经典文学，进入大学之前和在大学里，他学习的都是拉丁语。另外，他在希腊文学方面涉猎广泛，在大学和监狱里都扮演过其中的角色。
本书的形式直接借鉴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Marcus Aurelius）的《沉思录》，这本《沉思录》涵盖了公元2世纪的思想、沉思录和格言警句。马尔库斯·奥勒利乌斯不是一位多么伟大的哲学家，也不是作家，但他是国家领袖、罗马皇帝、政治家、勇于行动之人、战士，他很清楚沉思录、笔记和日常自省对自己的益处。他的写作是在斗争中进行的，他的书也充满了智慧。这本书最初的书名按照字面意思翻译过来是“献给他自己”。因此，无论是从内容性质还是从作者身份的角度看，这本《沉思录》与生活在18个世纪之后的一个男人和另外一本书都有着极大的关联。
凡尔纳·哈里斯（Verne Harris）
纳尔逊·曼德拉记忆和对话中心项目负责人
201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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