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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田园生活
警察突然搜查了曼德拉在家乡索韦托奥兰多的房子，后来在1985年，房子又因着火被烧毁，曼德拉在乡村泰姆布兰德（Thembuland）保存的童年时光记录也就丢失了，或许也是永久地消失了。这些记录包括母亲传下来的一本家庭回忆录，里面没有父亲的照片，但是有母亲的照片。
曼德拉许多优秀的品质是从童年时期形成的。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倾听。他生活在泰姆布兰德，习惯于认真倾听长者的言语或是部落集会上的发言，他亲眼目睹国王、酋长或是首领带领着大家，把不同的意见统一起来。传统的部落要求人们遵守纪律和秩序，拥有良好的自控能力，并保持对他人的尊重，而为曼德拉提供深造的教育机构也极力提倡这些良好的行为方式。
7岁时，曼德拉进入库奴村（Qunu）的小学读书，学校离他的出生地姆维佐（Mvezo）不远，但是学校只有一间教室。之后，他进入位于库科尔韦尼（Qokolweni）的克拉基伯雷寄宿学院（Clarkebury Boarding Institute）学习，后来进入希尔德顿卫理公会教会学院（Wesleyan College of Healdtown）深造。之后，他在位于小镇艾丽斯附近的福特哈尔大学（University College of Fort Hare）获得他一生中的第一个学位。这所大学吸引了南非众多显赫黑人家族的年轻人，多年来，众多和曼德拉生活在同样世界里的同辈人来到这里学习，其中最著名的是凯泽（K·D）·马坦齐马（Kaiser Matanzima，曼德拉的侄子，比曼德拉年长）和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后者后来成为曼德拉的政治伙伴、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和终生密友。
1941年，曼德拉离开位于东开普省（Eastern Cape）的泰姆布兰德，去追求不同的生活和命运。离开家乡之后，他从来没有与家乡的传统文化脱离。但是，他所选择的是与家乡人民不同的生活方式，而他参与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的政策也阻碍了他与家乡的联系。他与马坦齐马的私人关系就是最好的证明。曼德拉很喜欢他，也很尊敬他，但是在与推行种族政策的政府的关系方面，他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被囚禁期间，曼德拉渴望接受马坦齐马的探访，但是狱友们认为，接受他的探访就意味着政治上的妥协，曼德拉最终放弃了与他见面。之后，在他囚禁岁月的最后几个月，他们终于在监狱会面了。
曼德拉获释后，在库奴村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每当曼德拉回到故乡，部落里的首领就会过来拜访他，向他请教。他的孙子就任姆维佐领导人职位时，他还兴致勃勃地参加了就职仪式。2007年，曼德拉在福特哈尔大学投资设立了纳尔逊·曼德拉教育和乡村发展学院（Nelson Mandela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and Rural Development）。
第一章
时间的深渊
“我将坚守我们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其他人的话……但是，问题是，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
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见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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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曼德拉在1971年3月1日写给法蒂玛·米尔的信[1]
我将坚守我们的誓言：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说出任何不利于其他人的话……但是，问题是，大多数成功人士都极容易犯虚荣的毛病。在他们的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向公众吹嘘自己的功绩，在他们看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英语语言进化得还真可以，对于自我吹嘘，竟然有这样一个甜蜜的名称——自传，他们是这么称呼的。这是一种不断地夸大别人的缺点，以衬托和强调作者值得夸耀的成就的东西。我很怀疑，我能不能安静地坐下来，去思考一下我的经历。我没有什么值得吹嘘的成就，也没有让我能够自我夸赞的技能。即使每天痛快地喝上几大杯甘蔗酒，我相信自己也没有勇气去尝试写本自传。有时候，我甚至相信，上帝创造我的本意就是向这个世界展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我就代表了普通人的本来模样。没有什么东西能诱惑我，让我去给自己做广告。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不得已必须去写一本自传，那这本自传也应该是在我入土之后才能出版。或者，我会在离开之前提前暗示一下，可能我无法继续遵守我的誓言了。反正死人也没有什么可顾虑的，如果哪天背后的事实浮出水面了，而且是完全真实的绝对真实的事实，那么我多年安安静静保持的形象也就被毁了，不过，这就是子孙后代的事了，与我们也没有关系了……我就是那种什么都知道一点，但是什么都不专业的人。我确实是懂得很多领域的知识，但那都是表面的碎片式的知识。应该往深层次里研究一下南非和南非人民的历史，但是至今我还是没有掌握到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2．选自曼德拉在1986年2月17日写给乔伊·莫西洛（Joy Mosieloa）的信
当一个人按照他自己的生活方式走过了45年后，即使在每一次危险来临前他都能够清晰地预知，但是对于那些影响他整个生命的事件的真实发展的过程和方式，他无论从哪个方面都永远无法清晰地预知。不过，如果我可以提前预知到这些年来发生过的所有事情，我还是会作出同样的决定，至少我这样认为。但是，在作这样的决定的时候，我可能会有一点望而生畏的感觉，那些我明知道要发生的人生悲剧足能够融化我内心钢铁般的意志。
3．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曾经我也是接受过训练要成为酋长的人……后来，他们逼我和一个我不喜欢的女人结婚，我就逃跑了……[2]这件事改变了我的人生。但是，想象一下，如果我没有逃跑而是待在家里的话，现在我可就是一名受人尊敬的酋长了，整天挺着啤酒肚，拥有数不清的牛羊。
4．选自和理查德·施腾格尔的对话
大多数人都会受到自己成长背景的影响。我在农村长到23岁……之后，就离开了那个小村庄，去了约翰内斯堡。当然……每年大多数时间我都会在学校生活，只有6月和12月学校放假的时候才能回家，而且6月的假期只有一个月，12月开始的假期大概有两个月。因此，每年的大多数日子我都是在学校度过的。［19］41年那年，我23岁，去了约翰内斯堡，开始学习……西方的生活方式和其他东西。但是……在家乡的小乡村形成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你得佩服我，我始终对土著文化保持着敬仰之情……当然，西方文化同样是我们无法漠视的。因此，我的确是受到了两种文化的浸染。可是，说我的这种情况很特殊是不太公平的，因为很多人都是如此，都是同时受到两种文化的影响……现在我是习惯说英语了，毕竟这么多年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更何况在监狱里的时候我都没法接触到科萨（Xhosa）文学。退休后，我想做很多事情，其中之一就是读一些我渴望读的文学作品，［包括］非洲文学。对于科萨和梭托（Sotho）文学作品，我都能读，我也喜欢阅读这类作品[3]，但是，繁重的政治活动把我的时间都耽误了……现在我是什么都读不了了，想起这件事我就非常后悔。
5．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那时，没有谁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定期地、系统地给我讲一讲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地理、自然资源和存在的问题，以及怎么计算、怎么称重量和测量尺寸。和其他的科萨族孩子一样，我在成长过程中只能通过问问题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从自己的经验中学习，观察大人并尝试着模仿他们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当地的风俗、礼节和禁忌等起到了重要作用，从这些风俗礼节和禁忌里，我获取了大量的信息。在家乡，我有很多亲戚，但是大多数是男孩。很小的时候，我就不再整天围着母亲转了，我和这些男孩子们一起乱跑，一起玩耍，一起吃饭。我还真记不清楚什么时候独处过。就连晚上也都和其他孩子混在一起，和他们一起吃东西，盖着同一条毛毯睡觉。5岁的时候，我就和其他男孩一起出去放羊放牛了，那个时候我已经迷恋上了非洲大草原。稍微大一点儿的时候，也单独出去放过牛……当时，大家很喜欢玩一种叫“基萨”（Khetha，意思是挑选你喜欢的那一位）的游戏。我们在路上随便截住一群女孩，让她们从我们之间挑选一个她们喜欢的男孩。游戏规则规定，男孩必须尊重女孩们的选择，而一旦她们选好喜欢的男孩，就可以在这个男孩的陪同下继续往前走了。但是，女孩子们一般都很精明，她们通常会一起选好一个最丑或最木讷的男孩，然后在路上嘲笑或戏弄他……我们唱歌跳舞，尽情享受远离大人的自由。晚饭过后，母亲或姨妈还会给我们讲一些世代流传的故事、传说、神话或寓言，它们可以激发想象力，又是极有价值的思想品德课。回首童年岁月，我一直相信，正是因为这种家庭生活方式和大草原上的群体玩耍和劳作经历，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对团队合作的重要性有了认识。但是，我长大后接受的正式教育强调的多是个体的发展，很少讲授团队合作的价值，这样也就慢慢抹杀了童年时期取得的小小进步。20世纪40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斗争后，我没费多大力气就适应了组织的纪律和原则，这也是童年生活方式的功劳。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摄政王不太愿意让我回库奴村，他担心我会和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也担心我借着这个机会逃学，这是可以理解的。偶尔，他也会让我回去，但只给我几天时间。大多数时间，他会派人把我母亲接到皇室所在地和我见面。每次回库奴村看望母亲、姐妹和其他家人的时候，我都很兴奋。尤其是和堂兄亚历山德拉·曼德拉（Alexander Mandela）在一起时，我感到特别开心，他激励我，鼓励我积极地提问题以获取知识。在我们的部落里，最早有资格做老师的或许就是他和我侄女帕蒂韦·雷尼纳（Phathiwe Rhanugu，她比我年长很多）了。教室外面的世界轻松有趣，吸引着我，如果不是他们的建议和耐心的劝诫，我可能早就抵挡不住诱惑跑出去玩了。那时，影响着我、占据着我的思想和行动的只有酋长职位和教堂。毕竟，我所知道的英雄几乎都是酋长。无论是白人还是黑人，对摄政王都很尊敬，这种尊敬更是夸大了这种酋长制度的重要性。在我看来，酋长职位已经不仅仅是部落生活的轴心了，而是获得影响力、权力和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和酋长职位同样重要的是教堂。但是，影响着我的不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教义，而是牧师马蒂奥洛（Matyolo）。他在我们那一带的知名度和摄政王是一样的，但是因为他掌握着教会的无上权力，所以在涉及宗教事务时，他就成了摄政王的上级和领导。另外，部落人民所取得的进步是由教会学校促成的，获得成就的人也都是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比如，我的学校、学校里的老师、政府部门文员和翻译人员、农业模范和警察。后来，酋长的职位就带有双重性质了，他不仅代表着部落人民，还要为政府服务。我不再局限于我的家庭背景或是那些带领人民抗争的少数酋长，而是以更加现实的眼光看待这个职位。酋长们的祖先都曾带领人民冲杀在抗争抢占豪夺的战斗中，作为这样的祖先的后代和传统的领袖，酋长们肯定会受到人们的尊重；但是作为压迫政府的代理人，酋长们就变成了被批判和仇视的对象，毕竟政府是黑人的敌人。政府控制了酋长制度，把它当做专制压迫的机器。在经历过很多事情后，我对传教士们的角色的评判也更加客观，因此也慢慢发现，单单依靠与牧师的个人关系来评判宗教是很不明智的。但是，也不能轻视这两个体制在部落人民中的影响力，否则将是很危险的事情。因此，在处理与它们有关的事情时，我一直都很谨慎。
曼德拉的卫理公会教会会员卡，1930年。
7．选自曼德拉自传未出版的续篇
获释后不久，我前往E.L.［东伦敦］ 与西伦科·索库帕（Silumko Sokupa）会面，之后为了解当地形势，又与ANC［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地方委员会的相关人员见了面。在向我简单介绍情况时，他们告诉我恩基卡斯族（Ngqikas）的国王扎内西韦·桑迪莱（Zanesizwe Sandile）要到宾馆拜访我。我大吃一惊，因为让一位国王到宾馆来拜访我可不是一种礼貌的做法。
我马上让委员会的人给国王打电话，说我会去宫殿正式拜访他，请他千万不要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国王来了。我向他道歉，解释说现在的年轻人很多都是在城市里出生和长大的，他们一点儿都不了解传统的领袖。这次并不是不尊重他，而是他们无知，无视了礼节。
科伊族（Khoi）首领奥特舒梅奥（Autshumayo）[4]、拉拉布族和班巴塔族的马乔马（Maqoma of the Rharhabe，Bambatha）、祖鲁族的塞蒂瓦尤（Cetywayo of the Zulu）、佩迪族的曼普鲁（Mampuru of the Pedis）、文达族的齐弗哈兹（Tshivhase of the Vendas），还有其他很多领袖，一直都站在抵抗压迫的最前线，人民尊敬他们，崇拜他们……甚至在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推行最残酷的压迫政策时，仍然有像泰姆布族的萨巴塔（Sabata of the Thembus）和祖鲁族的西普里安（Cyprian of the Zulus）这样勇敢的领袖反抗政府的压迫，拒绝背叛自己的人民……但是，很多传统首领还是没有意识到历史的教训。他们似乎已经忘记，在这个世界上还真有一些货真价实的君主最终失去了统治权力……他们可是君主……是他们自己或先辈主动放弃了统治权力，心甘情愿地让位于由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来实施统治，最终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而国王也保住了王位。这些君主包括如今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王二世、西班牙国王卡洛斯、荷兰女王贝娅特丽克丝、丹麦玛格丽特女王二世、挪威国王哈拉尔五世，还有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
如果哪个君主固守着自己的统治权力不肯放手，那么他可能在很久以前就消失在历史的舞台上了。
但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南非的传统酋长制度是受南非的法律、风俗、文化和传统保护的，因此决不允许废除。我们必须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寻求适当的办法帮助传统的酋长们在新成立的政府里扮演更有意义的角色。
……我不太清楚实施种族隔离的政府的首创精神……在班图斯坦（Bantustans）的其他地区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是在特兰斯凯（Transkei）就有一所专门为传统酋长子弟设立的学校，在这所学校里，可以学到管理领地的基础技能。并不是说非要开设这样的学校，但是完全可以依靠政府的资源，帮助酋长子弟接受最好的教育。对于我自己来说，资源还是有限的，但还是把一部分酋长子弟送到了南非大学还有英国和美国的大学中去深造。接受过文化教育以后，几乎所有的传统酋长都会接受民主化进程，而那种促使他们拼命维护封建统治形式的自卑情结也就随之消失了。
8．选自1971年1月1日曼德拉写给诺玛比托·布哈拉（Nomabutho Bhala）的信
这是你写给我的最短的信，整封信里只有一个长句，但却是很久以来我收到过的最棒的一封信。我原以为，50年代过后，在我们这一代已经没有煽情者了，而且在过去的50年里，我已经听过无数次说服力极强的雄辩家的演讲，也阅读过世界著名人士撰写的一流传记，所以，我认为，单单是一篇散文的华丽辞藻或哪位雄辩家的流利口才已经很难打动我了。但是，你在这张最柔软的纸上草草写下的句子却打动了我，这种感动甚至超过了以往我所阅读的文学作品带给我的感动。很多在你梦想中占据重要位置的英雄人物的生活都很简单，他们也没有留下什么书面记录，他们毕竟生活在3个世纪以前。你我都无法清楚他们是怎么策划让他们名留千古的一切行动的，也无法看到他们如何实施这些计划。他们甚至连一张照片都没有，否则至少我们可以知道他们长得什么样，会是什么样的性格。像你这样生活在20世纪下半叶的现代都市人，享受着这个社会所取得的巨大进步和成就，早已不会受到古老部落生活的影响。但是，新石器时代那些衣着褴褛、举止豪迈的英雄们仍然会在你的脑海、你的人生计划以及你的梦想中徘徊。这些古代英雄都是非常出色的人——如果有例外，也是住在世界其他地方的古代人；根据经济形态和工具判断，他们仿佛生活在石器时代，但是他们却挥舞着铁制的武器建立起或大或小的国家。后来，冲突频现，国家摇摇欲坠，但是在一个经济组织形式和科技发达程度超过他们千年，并且能够随意利用科学资源的敌人面前，他们依然表现得非常出色，硬是坚持统治了一个港湾［一］百多年。
我认为，你能够拥有这样的梦想，原因很简单。因为跟别人相比，你对我们的祖先了解得更加透彻一些，而且在你看来，在那个争斗似乎永不止歇的世纪里，我们的祖先都是英雄，我们这一代应该效仿他们，以他们为楷模。在祖国受到威胁的时候，他们确实表现出了无可比拟的爱国热情。尽管国家经济体制几乎还处在原始的状态，武器也极其落后，但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当做借口，逃避自己保卫祖国的神圣职责。如今，在我们国家，似乎注定应该推行隔离制度，但是当代青年不能惧怕这种制度。当初，众多部族英雄联合起来揭开了斗争的序幕，之后，这次斗争也变得世人皆知。而我们的英雄最终也出色地发挥了自己的力量。如果忘记他们，那么我们所继承的历史遗产永远也不会完整。大部分黑人的祖先是科伊科伊族人[5],他们的领袖奥特舒梅奥（南非第一位被流放罗本岛的黑人政治犯）、奥达索（Odasoa）和戈戈索（Gogosoa）都是很出色的领导人。在1799年爆发的第三次解放战争中，克拉斯·斯图尔曼（Klaas Stuurman）史无前例地与Kama朝代（Amagqunukhwebe，科萨语）酋长库瓦（Cungwa）联合了起来。很多人，包括参加过无数斗争、付出巨大牺牲的自由战士们都极其鄙视阿巴特瓦人（Abatwa）。但是，还是有一些南非历史学家客观而友善地记述了阿巴特瓦人不屈不挠的精神和高贵的品质。阿巴特瓦人和波尔人（Boers）曾经在斯尼乌山（Sneeuberg）有过一场大战，阿巴特瓦人由酋长卡雷尔（Karel）带领，波尔人出动了由100多名队员组成的突击队，他们在Poshulis Hoek展开了一场大战。如果你阅读过这次战役的报道，就会明白阿巴特瓦人对南非的贡献，他们曾经是这个美丽国度的唯一居民[6]。在无数次战斗中，他们拼死抵抗，表现出了非凡的勇气和胆识，甚至在最后一支箭射出后也没有停止战斗。在我们投入战斗之前，这些先人已经在为一个自由的南非而战了。他们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他们的联合斗争是南非悠久历史的源头。我们继承的三类遗产，激励着我们去斗争，去为生命中最神圣的事业赴汤蹈火。“非洲英雄”包括所有的古代斗士。许多年过去了，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雄辩和成熟的斗士们前赴后继，南非的历史越来越悠久，与之前的历史比起来内容丰富了千倍。像塞洛佩·泰马家族、贾巴武家族、杜布家族、阿卜杜拉赫曼家族、古尔家族、阿斯瓦特家族、卡查利亚家族等[7]，如今你们这一代也加入了这个光荣的队伍……
我也喜欢伟大的梦想，尤其对你的梦想很感兴趣。说不准在你下一个梦想里，会有些什么让齐卡·恩蒂（Zika Ntu）的子孙后代感到兴奋，甚至也能引起所有的著名英雄的后代的兴趣。人们热衷于鼓励一部分势力的发展，各个部落的社会组织急速进入社会化的最终和最高形态，民族之间混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化梦想就不能仅仅停留在“需要”这个层面，而是要成为一种人们必须承担的责任。把所有自由力量联合起来是梦想，而经过斗争、牺牲和传统文化，联合这些力量的纽带已经形成。
曼德拉抄写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入侵土著布希曼人领地的侵略史》一书的部分内容，见本章注释6。
[1]法蒂玛·米尔教授（Professor Fatima Meer），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2]曼德拉是泰姆布人（Thembu），也是皇室成员。当时，摄政王为他选了一位新娘，希望曼德拉能和她结婚。
[3]科萨（isiXhosa）和梭托语（Sesotho）是南非11种官方语言之一。
[4]奥特舒默(Autshumao,曼德拉称其为奥特舒梅奥),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5]南非有四支原住民，科伊科伊族（Khoikhoi）属于其中一支。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6]对Poshulis Hoek战争的描写见曼德拉读过的《南非土著：霍屯督人和班图入侵土著布希曼人领地的侵略史》（The Native Races of South Africa:A History of the Intrusion of the Hottentots and Bantu into the Hunting Grounds of the Bushman,the Aborigines of the Country）一书，该书的作者是乔治·W·斯托（George W Stow）。（见曼德拉在本书第18和第19页中的誊抄内容。）
[7]对这些人物的介绍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第二章
亲密同伴
“在西方文明的浸染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洲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们围在部落里老人的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学习他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和部落传统学校教授孩子知识的方式。在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后，我依然敬重我们的老一辈，依然喜欢和他们谈论往事。”
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见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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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西方文明的浸染中，我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非洲身份，也从来没有忘记小时候的经历，那时我们围在部落里老人的身边，听他们讲述自己的经历，学习他们的智慧。这是我们祖祖辈辈和部落传统学校教授孩子知识的方式。在建立了我们自己的政府之后，在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生活在这个国家之后，我依然敬重我们的老一辈，依然喜欢和他们谈论往事。听他们讲述我们国家的历史、文化、传说和传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这些“历史学家”们包括维尔·斯科塔（Mweli Skota）、塞洛佩·泰马(Selope Thema）、［阿尔伯特·］卢图利酋长（Chief Albert Luthuli）、Z·K·马修斯教授（Z.K.Matthews）、摩西·考塔尼（Moses Kotane）和J·B·马克（J.B.Marks）[8]。他们对非洲历史的通晓程度让人吃惊。他们已深深扎根于非洲的土壤中，他们用科学知识丰富了我们的传统和文化，可以描述出北方人民的每一次运动，能够头头是道地讲出这方面的各种理论，还可以总结出历史上我们人民内部之间冲突的原因，与白人对话，甚至还可以预知未来的发展方向。这就是这些“历史学家”的优点所在。能够继承我们祖先的这种口头传承文化的老一辈人现在已经消失了，或者说正在消失。借助于科学的发展，获取各领域知识的方式虽然已经被现代化，但是年青一代依然重视老一辈的经验。对于年轻人来说，每天都会有新的实际问题出现，他们喜欢用教室和课本里的知识来验证老一辈人的实践经验。
2．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是的。宿舍导师在大学里主要负责学生的管理工作，他这个人很厉害……有一次，他讲了一个故事。说是有一个人，他的房子常常有鬼怪出没。为了把鬼怪驱逐出去，他想尽了办法，但都无济于事。最后，他决定离开这个村庄［由小茅屋或房舍组成的村庄］。于是，他把家当打包装在一辆马车上，动身去其他村庄。半路上，他遇到了一位朋友。朋友问他：“你现在是去哪里？”他还没来得及开口，马车上就有声音传来：“我们在搬家，要离开我们的村庄。”原来是其中一个鬼怪在说话。这人以为搬家就可以把鬼怪甩掉，但事实上鬼怪一直跟着他。导师就说：“这个故事的寓意是：出现问题的时候，要面对它，不要逃避。如果不解决问题，问题就会一直跟随你。出现问题了，就要勇敢地面对它、解决它。”这就是故事中的道理……我从未忘记过，我也很相信这个道理——有问题就必须面对，而不要试图掩盖。例如，在政治上，会出现一些非常敏感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大多数人都不愿意采用不受大家欢迎的方案。如果有人提出“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几乎没有人会响应，然后问一些问题，例如：“我们有没有资源？我们有没有作好充分准备？我们有没有能力采取行动？”
有一些人为了给别人留下一种激进的印象，遇到问题就不去面对，尤其是不去面对那些会使他们不受欢迎的问题。要获取政治上的成功，就必须要让人民对你的见解有信心，要清楚、礼貌、平静地说出并解释你的观点，但是不要直白地说出来。
3．选自1987年12月22日曼德拉给南非大学的一封信[9]
我特此申请免修拉丁语1这门课程，理由如下：在1938年大学录取考试中我通过了这门课，1944年也通过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University of the Witwatersrand）本学科的特殊课程考试。但是，现在我已经基本上忘光了这门课程的内容。如果要重修这门课，我就得从头学起。对于一位69岁高龄的老人，这可是一件难事。我曾经是一名非常合格的律师，在被捕和判刑以前已经在律师行业工作了9年。如果我要重新做律师，就不必学习拉丁语学位课程。但是，我也不打算再继续从事代理律师或辩护律师职业。就算以后哪天会继续做律师，我也不会去学习拉丁文，因为我已经被判处终身监禁。如果您同意我的申请，我打算把拉丁语1这门课改为非洲政治。
4．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在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在一次大范围的国民运动中，必然会存在矛盾，这些矛盾或数量众多，或极其相悖，或是最基础的或是其他类型的。如果一个组织由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团体组成，而且在这些阶层和团体之间，各自的长远利益产生了冲突，并且这些冲突可能会在关键的时刻爆发，那么在这个组织内部就可能产生一系列的冲突。还有一种矛盾，它会把同一个阶层或团体分裂得七零八散。在割礼仪式上，因为实行不同方法而产生了各种偏见，这就是一个例子。在福特哈尔大学时，我的一个朋友没有遵守习俗实行割礼，当我发现这个事情时，我清楚地记得自己当时的第一反应，甚至带点儿讨厌。那时我21岁。后来，与非洲人国民大会接触后的经历和一些进步的观点帮我消除了青少年时期的偏见思想，使我认识到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慢慢地，我明白自己完全没有权利依照自己的风俗标准去评判其他人，不管对自身所属群体的风俗有多么的引以为傲[10]；我也认识到，仅仅因为别人没有按特定的风俗行事就鄙视他们，是一种沙文主义的危险表现。我想，如果一种风俗一方面能够团结民众，另一方面又不会在目标上与反种族压迫斗争冲突的话，我就应该适当地尊重这种风俗习惯。但是，我绝不会把自己的习俗强加在别人身上，当然也不会遵从一些有可能冒犯我们同志的风俗，毕竟在如今的形势下，想获得自由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5．选自曼德拉与理查德·施腾格尔的谈话
哦，是的！是的！我感到很自豪，因为我们老师就曾告诉我们：“现在你们已经成为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了，你们将来会成为人民的领袖[11]。”我们一直没有忘记老师的话。当然了，对于黑人来说，如今取得一个学位是很重要的事情。我一直觉得，我们的国王一定为自己的儿子（这个家族的一员），在福特哈尔大学读书而感到自豪。
6．选自曼德拉在狱中撰写的未出版的自传手稿
幻想和幻想的破灭都是生活的一部分，二者不停地交替。20世纪40年代初，我的实际经历与期望之间的反差就给了我沉重的打击。读大学时我以为，毕业后我会自动成为人民的领袖，带领他们努力生活。从某种意义上说，大部分福特哈尔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就是遵循这样的生活模式。很多学生离开教室后，就直接找到一份很舒适的工作，拿着稳定的薪水，在社会上还有一定的威望。事实上，人们也确实很尊敬这所大学的毕业生，这些毕业生在教育界尤其享有很高的声誉。但是，我的经历却与他们大不一样。我进入的是一个重视工作经验和常识，但高学历却并没有决定意义的圈子。我在大学里学到的东西跟我的新环境几乎没有直接联系。普通教师都不太愿意谈论种族压迫、黑人机会欠缺和受到侮辱这样的话题，而这些也是他们目前所经历的。没有哪位老师哪怕能简单地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我应该阅读相关方面的哪些书籍；也没有老师告诉我，在我希望成为纪律严明的自由运动的一分子时，应该加入什么样的政治组织。我只能通过偶然的机会，尝试并从一次次的错误中来学习这些事情。
[8]关于以上人物，见附录人物、地点和事件。
[9]曼德拉在狱中继续学习法律学位所要求的课程，于1989年获得学位。
[10]割礼是科萨族一种传统仪式。接受过割礼，就标志着一个男孩进入成人阶段。曼德拉在16岁时接受了割礼。
[11]福特哈尔大学建于1916年，是南非第一所推行高等教育的黑人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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