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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心迹

  1994年元月,哥伦比亚一家报纸发表了西尔韦亚。莱穆斯采访加西亚。马尔克斯的一篇重要采访记。多年以来,会见不同作家与国际文化界的知名人物,成了西尔韦亚。莱穆斯新闻工作的一部分。这是他在加勒比海上的要塞城市卡塔赫纳采访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部分记要。其中谈到《霍乱时期的爱情》,谈到这位伟大作家的家谱等。下面是这次采访的一个侧面。

  莱:你母亲是位女家长?

  马:是的,她是一位女家长,并且还继续是,她已经88岁。

  莱:她继续对你有种强大影响吗?

  马:是的。她创造出一个行星体系:她的12个儿女分布在各处,但是,我们都以某种形式呆在围绕着她转的轨道上。

  莱:你以为母亲的形象比父亲更高大?

  马:请注意,这些都是分析,在分析中我从来没参与进去。我们小说家以直观写作更甚于心灵,而一种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比如,在开始思考风格时我感到很害怕,因为我仿佛觉得自己变成了另一种人,变成了一位科学创造者,而不是变成一个作家。我朝着直观对我说的地方走,然后发现读者的分析与我曾设想的没有任何关系时,我觉得很高兴。

  莱:在胡韦纳尔和费尔米纳这方面你说过,费尔米纳是控制儿女者。

  当他们还都是孩子时,胡韦纳尔很少参与他们的生活。你现在忘啦?

  马:我没忘。这里有种情况:当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时,我不再想任何别的事,我对它完全入了迷。我只等着下一天到来,以便继续写。这时候,我有另一部向朋友们讲述的小说,因为这帮助我去思考。这不是我正在写的同一部小说。我将内容透露出去,以便看看朋友们怎样反应,并了解这些材料对我有用或者没用。

  其实,我不透露我正在写的内容。

  但是,当我认为我已经写完,那一切相反,我要看看他人是怎么看法。

  我有一批朋友,我把原稿提供给他们。这时候,当他们说“现在请您说出一切您要说的”或者永远沉默时,我仿佛是在受审判。在此阶段因为没有一种确切的评价,就倾听一切,我十分谦恭地听,宽宏大量地听。

  但是当我认为这个阶段已经过去,而且我已经汲取了他们给我提出的所有意见时,我就完全不再想有关这部书的任何内容,也不再去回忆它。

  莱:它成了个已经走了的孩子。

  马:问题是,可能有些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使我感到不安的东西,所以当我完成一部小说后,我永远不再去读它,因为我有一握自来水笔就要改书的习惯。不应该这样。书成型后,它已经不属于一个人了。

  莱:你是碑文式句子的主人。有人读过它认为,这些句子不费你的力气……

  马:有批评家说,我的句子是碑文式的……这是因为我受过外祖母的巨大影响。当你问我是否母亲有巨大的权威时,我应该说我的情况不是这样,但这是由于一种很特别的原因:外祖父母养育了我。他们让我母亲在一个遥远的村庄几乎是偷偷地结的婚;当他们知道我母亲快有儿子时,就派人去找她。他们为自己对她的态度感到后悔,把她接回他的家里。我出生在他们家里。生下我后,母亲和父亲又走了。我父亲是奥亚查的报务员,我留在外祖父母家中,一直长到8 岁。对我真正有影响的是外祖母,她会讲出我曾经觉得仿佛古语的碑文式句子。这使我形成一种概念,人应这样讲话,我的人物必定这样讲话。不是我这样讲话,是我作品中的人物。

  现在,这些句子并非是我创造的,都是从俗语中演变而来的,是我听到的句子。这些句子是收集来的,有写作中的例子,在写《这个镇子没小偷》的故事中就有个例子。我记得,当时在加拉加斯,我在午休时写作,梅塞德斯正在睡午觉。

  我写到一个女人的插曲:这个突然醒来但尚处在蒙眬状态的女人,她说了一句与主题一点也不相干的话,而我还没找到这句话;但我突然看见梅塞德斯正在那儿睡觉,我就走到她身边,她突然惊讶地说:“哎!我梦见诺拉正在做奶油洋娃娃。”

  我完全把这句话抄了下来,这确实正是我需要的句子。

  莱:一个极美的句子。

  马:那么,这使你看到必然的一点:在我的小说里把现实与虚构分开是不可能的。我不知道其他作家的书,因为一个作家只能谈他自己的书,别人的经验对另一个人总是很神秘的。现实与虚构尽管也是不可以混合的,但不可分。我曾说过这好比水和油一样。你把油放在水里,或将水倒入油里,当你搅拌时,就出现一种新的混合物,一种正在运动的与原状完全不同的物体,但当静下来后,水和油又分开了。对一部小说来说,作家是在搅拌,使其在书的整个生命中都继续运动。

  莱:最终书中的每个人物都自己活着。

  马:这可以想像到。但比一切更重要的是,书中的人物应该活在读者的心目中和记忆里。如果达不到的话,这部书就没有作用。

  莱:我曾经跟你说过,当我们读你的书时,你那碑文式的句子使我们感到激动。使我们感到惊讶的是你说得那么确实,你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了费尔米纳。达萨51年零9 个月又5 天。”这是确实的,这在时间上总给人一种确切感。

  马:请注意,如果你说过去了200 头大象,这难于让人相信你。如果你说过去了232 头大象,人家开始怀疑了。如果你说过去了232 还外加7 头大象,并且又是极肯定地说的,人家就相信你的数字了。写小说的最大问题是可信性。一个作家拥有一切权利,只要能够使人相信。这的确对作家帮助大。如果我说,弗洛伦蒂诺。阿里萨等了50年,这像说等1000年一样:一种纯近似的数字。如果我说等了50年零8 天又6 小时,人家就相信了。我为此而说得这样确切,还有语音上的考虑。我决心使一句话或一个章节可以用来听,准备我自己大声朗读。我执意让这些话语在读者当中的回响像在我耳边回响一样。那么,我高声朗读是要知道语音效果是否好。如果我发现数字50年零8 天语音不和谐,我可以将8 改为7 ,将5 改为3.

  莱:但这倾向于诗歌了。

  马:我最初的修养是诗歌。

  莱:你可能曾是诗人?

  马:我不是诗人。我开始时读过很多诗。我在中学时已经开始读小说。我对文学的兴趣,我对文学的惊奇和着迷都始于诗歌,我是一位诗歌的伟大读者。我认为,小说的情节是虚构的,但是从写小说的修辞手段来看是一种对语言的诗化;如若不是,一个作家就不可能关心语言、语言的含义和语言的美。

  莱:名望给了你什么?你喜欢出名吗?

  马:名望是一种极妙的东西,之所以极妙不仅因为它提供各种满足,即胜利的个人满足,有大量朋友的个人满足,并有使个人出名的很多机会。名望还提供了为国家、为朋友、为其大陆及一切更好服务的可能性,有名望比没名望服务得更好。但是,名望也带来一种无穷的不幸,它使几乎一切其他长处都失去了,因为名望一天24小时都持续着。如果名望能有可以按的钮该多好,并可以说:“现在要,现在不要,现在要一点,现在再多一点”,可以像操纵收音机那样,那该多么美妙。但是,由于控制不住的不幸事件发生,一切优势便将残酷地丧失殆尽。

  莱:在一定时候,名望代替一切,像幽灵一般出现在你面前。

  马:是,它是一种幽灵。朋友们对我说:“这是名望的价格。”而我说:

  “那我不支付。”

  莱:你不曾为得到诺贝尔奖而工作,自发表《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以来,你就应得到它。诺贝尔奖对你意味着什么?

  马:诺贝尔奖同一颗稀有的星星一样诞生:实际上已成为诺贝尔的称号,等于玩语言游戏。它可以改变有关者的待遇。政府也变得热情了,把得主置于不同的位置。但是,一旦享受到诺贝尔奖,惟一好处就是不排队。你在任何地方都不用排队,人们会放你过去。

  一个星期天的上午9 点差一刻的时候,哥伦比亚最大的电台之一蜗牛电台的节目播放了胡安。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对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录音。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是哥伦比亚最著名的两大记者之一,也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密友。这位蜗牛电台的负责人曾因“人物采访节目”办得出色而荣获西班牙颁发的国际新闻奖。他对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采访消息已在报端披露,当时笔者得以录了下来;事后笔者专程前往蜗牛电台总部询问,阿里斯门迪的秘书小姐答复,采访录音是否见报,得与阿里斯门迪先生磋商后决定。

  这次采访是在文学大师的家庭图书馆里进行的。自墨西哥回国后,加西亚。

  马尔克斯一直住在卡塔赫纳。采访是从大师的新作《爱情与魔鬼》这部历史小说谈起来的。

  这部小说所写故事发生的时间是18世纪,地点在卡塔赫纳。开头说的是,一条疯狗跑进一家商店,咬伤了两个仆人和一位名叫谢尔瓦。玛丽亚。德托多斯。

  洛斯。安赫莱斯的贵族小姐;这条狗正是当局紧张地追捕的那条疯狗,也正是这条疯狗使长发拖地的12岁的谢尔瓦。玛丽亚致死……

  采访是在一种亲切的对话中进行的,有时还不断地发出爽朗的笑声。

  “加西亚。马尔克斯大师,你写历史小说的热情来自何处?”阿里斯门迪问大师。

  “热情来自哥伦比亚现实神奇而美好的特点,它驱使我想去研究哥伦比亚的现实。经过研究,发现神奇之处比哥伦比亚的现实还多,因此我就触及了历史……“

  “您所说的历史是实际的,还是虚伪的历史?”“不是虚假的历史,而是一种学术历史,是一种从科学观点与政治观点来看的历史。他们所写的这种历史,不是历史像国家那样,而是国家像他们写的历史那样……

  这个国家很久以前轮廓就不明确。我们生活与工作就是按他们写的历史进行的。如果说他们写的历史是虚假的,那也是合乎逻辑的……“阿里斯门迪在跟大师谈到《爱情与魔鬼》时,大师说在这部最新小说付印前,他曾经虔诚地给《马德里日报》寄去一篇通讯,说他在小说付印前感到惊恐,甚至比《百年孤独》付印前的惊恐还要大。阿里斯门迫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原因是什么?”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里斯门迪这样说:“对于《百年孤独》我完全有把握,它是我最喜欢的小说。它最像我童年时代所具有的诗的概念,然而它又最像未曾见过却是从我的思想里取出来的那样的国家。这正是我所说的惧怕的缘故。这种惧怕不仅存在于印发之前,而且存在于把原稿交给朋友们以及我在宣布定稿之前。

  我不喜欢惧怕,但奇怪的是我战胜不了它,而朋友们可以战胜它。朋友们决定发表,我觉得他们是有道理的。因为他们的想法不是作家们的想法,作家们只想自己所想,而他们有自己的看法。他们提出的批评是在小说发表之前,我说作为批评是有道理的,是适宜的……”

  接着,阿里斯门迪询问大师,他的书,他的小说出版后,他是否还详详细细地再阅读过?

  作为文学大师,加西亚。马尔克斯很坦率地说,他没有全文读过,但他说有一次例外。

  他说:我有一次乘火车旅行,从巴塞罗那去日内瓦,路途10多小时,就我一个人。我读完了所有的东西,做完要做的一切事(睡觉、吃饭),还余好几个小时。这时我身边惟一带的是一本《百年孤独》,它是日内瓦的朋友原来送给我的,于是我就开始读了。我读了几段后,就拿出笔来,尽量的改了起来;但是我意识到,一部小说的这种工作是在出版以前做,那时去做想做的一切,有的是机会。

  还有,如果想修改的话,就在发表之前交给朋友们,请他们提出严厉的批评……

  而发表之后,就不应该再去触动它了。经验告诉我,我企图阅读我的书,而目的不在于改却改了,就改变了这本书,所以不应该再改,是因为这本书不是属于作者而是属于读者了。但是,那一次,当我把《百年孤独》读到四五十页时,就把它改得面目全非了……

  当谈到这时,加西亚。马尔克斯自己笑了,阿里斯门迪也笑了,两人都笑得十分开心。笑声刚落,阿里斯门迪又向大师提出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您用什么标准选择您的朋友,把任何人都不能得到的修改您的作品的权力交给他们?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阿里斯门迪说:

  我是从生活中选择这些朋友的。他们都是我通过实际生活认识的朋友。首先他们有一种好的文学修养;其次他们有很高的标准。但是比一切都重要的是真地、真地、真地向我说出他们想要说的话,哪怕这种话是极令人感到伤心的。我说过,穆蒂斯是我的第一个合作者。他不仅是在原稿上给我提意见,而且还在我写作中帮助我。他去图书馆帮助我查找资料,我有问题时要问他。当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时,不向别人陈述,这是有益的。但是,当我遇到问题时,我就要请教阿尔瓦罗。穆蒂斯,请教其他许多朋友,或去问他们,或去拜访他们,以便纠正我小说中的错误。在这方面,第一个是请教阿尔瓦罗。穆蒂斯。当我写《百年孤独》时,他很热情地把内容告诉很多人,那些人又不断地把意见热情地告诉我,结果就比原来好多了。但是,有一次我碰到合作者阿尔瓦罗。穆蒂斯,他叫住我,并对我说:“您也不感到难为情,我就要死了!……您为什么让我把您的小说一遍又一遍地叙述?使我受不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着说着自己也笑了起来,他笑得很愉快,因为他遇到了对他很忠心的朋友阿尔瓦罗。穆蒂斯。穆蒂斯对加西亚。马尔克斯说的那句话是心里高兴,因为为《百年孤独》到处去征求意见完全出自他的本意,并不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让他去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虚心听取其他朋友提出的忠告,改正某些技术上的错误,或纠正其风格问题;有时还与朋友们共同研究问题,当然该坚持的他也坚持。

  “一部小说是怎样诞生的?”这是加西亚。马尔克斯跟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谈的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当然其作品的读者也很想知道他的小说是如何写出来的。但是,要把这个问题说得清清楚楚也并非易事,所以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了不少时间向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来阐明它。

  为了便于说明,加西亚。马尔克斯就以《爱情与魔鬼》、《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深入浅出地阐明在写作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如何解决的,以此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

  那么,一部小说如何构思,或者说写这部小说的灵感由何而来?

  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这个问题对每个作者来说都有每个作者自己的看法。

  “对我来说有从感觉也有从形象引起来的。”

  “《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其写作灵感是由形象还是由概念引起的?”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说,写作《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灵感,是由一个长着长头发的女孩的形象引起的。“一天,我突然想,对于这样一个女孩我能写点什么呢?为什么要写?……当时我还有印象,这是突然冒出来的形象,这种形象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我的方法是把它放在记忆里,我不作记录,因为如果作记录的话,我就不知道是多么对它感兴趣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说:“我把形象放在脑海里,继续存在下去就是真正对我有用的形象。形象可以使我突然由《霍乱时期的爱情》联想到,那个长着长头发的女孩可能是属于一个具有诗情画意的城市,即卡塔赫纳。当我写南美洲的将军时,在调查时想,波利瓦尔逝世前去了卡塔赫纳,而卡塔赫纳当时是怎么个样子?我发现在那个时代的卡塔赫纳,狂犬病是非常普遍的。于是,就使我发现了这部小说。”

  加西亚。马尔克斯跟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讲的上述一席话,把《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写作灵感说清楚了。那么小说的场景为什么放在一家商场里,长头发女孩为什么会患狂犬病呢?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这样说:

  “小说发生在一个商场里,是因为玻利瓦尔逝世后,他的尸首就放在这家商场里。据说,玻利瓦尔是因患狂犬病而死的,因此使我突然想起来,那个长发女孩应因狂犬病而死。后来我直接去玻利瓦尔住过的房子,也就是卡萨杜埃罗住的房子。对我来说,这所房子就是我写《霍乱时期的爱情》时住过的房子。在我当时住的时候,房子的主人是卡萨杜埃罗。而那个因狂犬病致死的长着长头发的女孩就可能是卡萨杜埃罗侯爵的女儿。“加西亚。马尔克斯一口气谈了女孩为什么患狂犬病,以及她可能是卡萨杜埃罗侯爵女儿的原因及其他,把《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轮廓勾画了出来。但是,到这时为止,他还没有动笔写小说。当他写到150 页时,他从头读一遍后,还不知道向何处发展……

  就小说《爱情与魔鬼》写到150 页不知向何处去这个问题,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开始写小说时,是否完全知道这部小说的发展和结局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是可以预见到小说的结局的,尽管在写作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

  当谈到《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次要人物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达里奥。

  阿里斯门迪说,次要人物的轮廓不像主要人物谢尔瓦。玛丽亚和卡萨杜埃罗侯爵的轮廓那样清晰,但是使他感兴趣的是多明加。德阿德文托,一个黑奴。她抚养了谢尔瓦。玛丽亚,她也是奴隶中的中心人物。她使加西亚。马尔克斯感兴趣的是,他觉得她像众多热情的加勒比文学中的黑奴,如出现在《生的权利》中的黑妈妈及其他小说中的黑奴一样。“因此,我使她不胖,也不是热情的,而是苗条和严厉的。”

  《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的主人公是卡耶塔诺。德劳拉和谢尔瓦。玛丽亚。

  当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与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德劳拉与这位12岁的女孩子的爱情时,阿里斯门迪说,一个12岁的小女孩是很妙的,她最后爱上德劳拉。“您碰到过类似的事吗?”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没碰到过类似的事。我产生了一个疑问:

  他们的爱情能发展到什么地步?因为在一部现代小说里,不去谈论爱情,读者也会注意到他们疯狂般地恋爱着,正如他们跟我说的那样。我不想在书中说明,如果在书中说明了,那么这本书对我来说就失败了。

  但我希望是读者自己发现的,读者自己理解的……直至这部书对真正的爱情会起作用。“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还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德劳拉为什么不愿意与女孩谢尔瓦。玛丽亚**,尽管这个女孩很爱他。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因为德劳拉是个伟大的天主教徒,他代表着那个时代的一个真正天主教徒,同时也是个好人,可以想像出他是18世纪的主教。“我是以读到的当时的书来塑造德劳拉这个人物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在《爱情与魔鬼》这部小说中,他还塑造一些光辉的人物,如阿夫雷努西奥,他是位医生。

  总之,加西亚。马尔克斯认为,《爱情与魔鬼》是一部很严肃的书,“我喜爱它这样大小,我也明白它是我最好的书……这部书完全符合历史”。

  在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关于书中的人名是从哪里来的,所有的人名都是收集来的吗“这个问题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对他悦:”您提出的这个问题也是读者经常提出的问题。胡安。鲁尔福说,他的人名都是取自公墓。

  “您的人名来自哪里?”阿里斯门迪又问。

  “我在家里有整个海岸村庄的所有电话地址,我就是从电话簿上取的人名。

  但这里有一种细致的工作要做,这些名字必须与时代相符合,我相信这些名字符合于时代。”

  在谈到小说《爱情与魔鬼》的语言时,他说,语言的创造要与书的环境相一致;如果想使读者信服,把读者带到18世纪去,语言必须与18世纪的环境相一致,要符合当时的政治、文化与人文情况。当然首先要注意人物的对话,因为在18世纪人说话的频率比现在快……

  当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为什么小说的女主人公是个12岁的女孩而不使她更大一点时,他反问阿里斯门迪:“相反,为什么她不更小一点呢?”

  加西亚。马尔克斯接着解释道:实际上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12岁还大了一点儿。于是,他找出了正确的成熟界限——18世纪为12岁。因为在18世纪有一种习惯,孩子们结婚都很早,比现在早得多。现在情况逐渐改变了。所以说在当时12岁已经到了结婚的界限,也是有说服力的。

  12岁的谢尔瓦。玛丽亚以给她驱魔的名义被送到修道院里监禁起来,她经过了各种折磨,直到绝食,最后为爱情而死。

  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谢尔瓦。玛丽亚在修道院里住了多长时间才死的?”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他不知道,他在写作时,并不确切地知道玛丽亚在修道院呆多长时间。但是他说可以阅读资料加以查明。他很小心,他把这个问题放了几个月。“现在我回忆起来,曾有某种类似现象:我了解玻利瓦尔的生活是从档案中得知的,也有一些是从我喜欢的书中知道的。我一贯对玻利瓦尔的个性感兴趣,当我决定写南美的将军时,我知道,如果不进行深入地调查,就不可能有相当丰富的知识。对玻利瓦尔的调查是通过他的信件进行的,因为他的信件从某方面来说,比他所有的演说都重要;我通过他的信件研究他的个性。我写那部书时,可以和任何学术单位研究,与任何玻利瓦尔主义者平等地讨论,所以我就写完了书。今天我完全不用记任何资料,我用电脑工作,更方便了,我理解得更好了。我可以从电脑的硬盘里得到所需的材料,因此就解决了写《爱情与魔鬼》时遇到的问题。现在,我想做点其他事,我在写回忆录……”

  当达里奥。阿里斯门迪问加西亚。马尔克斯现在想写点什么时,大师向他发表了长篇谈话,主要介绍他正在撰写的回忆录的内容,而尤其令人感兴趣的就是大师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

  大师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说:

  我正在写的这部回忆录,仿佛《霍乱时期的爱情》一样。《霍乱时期的爱情》是本很大的书,持续很长时间,费了我很多劲,我写得很慢。

  我发现,有些时间,没有关键的事可写后,再去写,心就冷了。因此在两本书之间,应该有点东西保持手热。很久以来,我一直这样做,但过去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做。当时就给报纸的专栏写文章,在很多报纸上发表,我的手是热的。有时候写《霍乱时期的爱情》,当《霍乱时期的爱情》写完后,我的手冷了。于是,我说,为什么不在两本书的中间写回忆录呢?我就开始写,但是,某些时候我发现,我将写下去,直到留下一块白纸,以便让某人写它的整个结尾。但又觉得这是长的,令人乏味的。我记叙一切,我有权叙述荒唐的记忆,比记忆更多的是谈朋友,谈我认识的人士,但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谈怎样成为一个作家的。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谈到怎样成为一个作家时,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插话问加西亚。马尔克斯:“是否已经做好写回忆录的一切准备工作?”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我做好了一切准备,不需要多的研究,没有大的障碍,也没有清规戒律,没有大的惊奇。我对生活已经有相当研究……现在是题目问题,内容当然有童年的一章,主要包括新闻、电影、爱情、朋友、广告,还有其他一些。我的想法是,当我写到大约350 页时,尽管只是各个不同时期的,也将发表。我将着重谈新闻,因为新闻是我的生命,回忆的主角是我……”

  在谈到他的书的出版情况时,加西亚。马尔克斯不无感慨地说,他的书跟政治、国家方面没有大的关系,但同样书也沾满铜臭。“几乎我将会有密码书了,因为在我的书后都跟着一个出版者,他将得到使他有兴趣侦探的东西。此外,在我的书中没有一行不符合真实。”

  当加西亚。马尔克斯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提出的一个特别有趣的问题,即书中的哪些人物更像加西亚。马尔克斯时,他幽默地说:“所有的人物都有一小部分。但我想,又没有一个像我们真正小说家的人物。

  我用心来工作,我想,惟一的真正的人类经验要是有的话,基础是用内心来表现形象的,人物就是这样的。“

  费尔南多。博特略是世界著名的哥伦比亚绘画和雕塑大师,他在制作一幅画作之前总是要绘草图的;就此问题,达里奥。阿里斯门迪询问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写一本书之前是否要作笔记、记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并举《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为例回答达里奥。阿里斯门迪的问题。

  他说:“我不作笔记。可我以前曾做笔记,是记在一个漂亮的笔记本上,但后来这个笔记本却找不到了。以后我就不再作笔记了,如果有感兴趣的资料就把它记在脑海里。如果作记录,就记录核对的要点。在《霍乱时期的爱情》里,我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件轶事,其实是一个章节……我说的是有关胡韦纳尔。乌尔比诺的一个秘密爱情故事,也就是这位医生和黑女人巴尔瓦拉。林切的爱情故事。

  巴尔瓦拉。林切是一个人物,仿佛《爱情与魔鬼》里的多明加。德阿德文托一样……”

  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巴尔瓦拉。林切这个人物联想到什么样的人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很久以前,我就想这样的美女应该是黑女人,而巴尔瓦拉。林切就是。”他自己作了回答。

  加西亚。马尔克斯说,当巴尔瓦拉。林切结婚,去了她侄女的庄园,把胡韦纳尔。乌尔比诺留在城里,这位医生就由于爱情没有达到目的而发疯了。这是巴尔瓦拉。林切的爱情故事,本可以作为完整的一章……

  现在一切都完了。这部如此复杂包括这么多内容的小说《霍乱时期的爱情》已出版十多年了,现在最好把这一章忘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还说,他在写《百年孤独》时,就完全凭借记忆,没有资料。写出这部举世著名的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当然花了作者很多心血,可见这位文学大师的记忆力是何等惊人。

  达里奥。阿里斯门迪向加西亚。马尔克斯提出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尤其是在创作几部重要的小说时都听过哪些音乐,这些音乐对他的写作有什么影响。

  加西亚。马尔克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对达里奥。阿里斯门迪作了如下回答,他说:

  “我在创作时发现,沿加勒比海的民间音乐是文学的源泉之一。我在很小的时候见过的第一个民间艺人来自外省。他来到阿拉卡塔卡后,便叙述他那个地区的消息。我记得他坐在地上,把拿的一种东西放在一个地方。当时我不知道是什么乐器或其他什么东西。我就留在那里等着看看他要干什么。不一会,那个人开始讲一个历史故事。他还说自己怎么能讲,怎么能唱,通过讲与唱怎样知道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国家和其他的人们。

  “但是,当我写作时,特别是我正在写某一本书时,我只听一种音乐,或者某首乐曲,并非有意识这样做。我所喜欢的是,在这个时候音乐与我正在写的书有关系,这是合乎逻辑的。

  “《家长的没落》是我所写的书之中最难写的一本,我每天都写还花了7 年时间。当时我听了非常多的音乐。

  “当时,我去了西班牙的巴塞罗那,我仍然在听创作《家长的没落》时爱听的音乐。当这部书发表后,来了两位音乐方面的伟大研究者,两位女朋友。我并不认识她们,她们希望跟我谈一谈,我答应了。她们用乐谱证明,《家长的没落》朗读起来就是钢琴第三协奏曲作品本身。而我从来没有掌握钢琴第三协奏曲…

  …然而使我感到吃惊的事情之一是,当我写《家长的没落》时,我经常听美妙的钢琴第三协奏曲。这是怎么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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