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刘知几评传 > 三、史料的分类和史料学的应用
刘知几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他研究史料学亦信守史学家的严正立场。这就是他在历史的发展中叙述史籍源流，从而清晰分明地给我们展示了古代史料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史通》外篇中《史官建置》和《古今正史》便是典型代表。《史官建置》论述我国古代迄唐初史官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我国自古以来书事记言，掌于史官，史籍藏于史官，史学寄于史籍，因而要研究古代史学，必究古代史籍、史料，欲究古代史籍、史料，必自史官始。
刘氏叙述历代史官沿革变迁，条分缕析，简要详明。《古今正史》按着时间顺序历述古今正史，分溯其源。所言"正史"，系指纪传、编年二体的史书。
本篇所论，不越《六家》之外。他从上古三坟五典述起，历述《尚书》、《春秋》、《史记》、《汉书》等，一直说到《隋书》和唐修的《唐书》。篇末云："大抵自古史臣撰录，其梗概如此。盖属词比事，以月系年，为史事之根本，作生人之耳目者，略尽于斯矣。自余偏记、小说，则不暇具而论之。"说明该篇论述的范围是"自古史臣撰录"的"梗概"，只是"偏记、小说，不暇具论"。按照知几的意见，"偏记、小说，自成一家，而能与正史参行，其所从来尚矣。"①论其价值，"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
然皆言多鄙朴，事罕圆备，终不能成其不刊，永播来叶，徒为后生作者削槁之资焉。"②一分为二，既肯定其优点，又指出其不足。从"博闻旧事，多识其物"的观点出发，对偏记、小说之类的史料是不应弃而不择的。不过，在《史通》中，知几只是就偏记、小说等十类杂史，分述源流，略论其利弊得失，不曾系统叙述杂史的发展过程。
《六家》、《二体》辨别史书体例，采取动观的纵向的历史考察，于考镜源流中辨别体例，同历史发展过程紧密联系起来，这是历史的眼光和方法。
所以说，把《史官建置》、《古今正史》、《杂述》和《六家》、《二体》联系起来，我们大抵可以看出唐之前中国史学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当然也可看出唐以前中国史料发展的历史过程及规律性。
史料学之分类的部分就是史料分类学或史料目录学。目录学是阐述编制和使用目录工具的理论和方法的科学。刘知几关于中国史籍的分类，突破《隋书·经籍志》的范围，他没有撰述过史籍目录，却曾提出了史籍分类的意见。
这就是六家二体说和杂述十品。
把《史通》的史籍分类法同《隋书·经籍志》加以比较，似可看出刘知几史籍分类法的历史价值。关于这个问题，本书在史流史体论中已有涉及，这里只谈些结论性的意见。
《史通》杂史十类大都集中《隋志》的杂史、杂传、地理三类。职官、仪注、刑法、薄录等四目，《史通》均不曾涉及。这是《史通》不如《隋志》丰富的地方。然魏晋以来，典制体史书逐渐发展并走向成熟，《隋志》对此有充分反映，职官等多是此类书籍，数量可观。以内容论，实为史书之重要组成部分，以体例论，亦绝非二体所能包括。自然《史通》以《尚书》、《春秋》入正史，这是知几一大发明，遂开后世"六经皆史"的先河。就史部著录而言，《史通》也有较《隋志》为丰富的地方。
知几对杂史有一定的认识，但从总体上说，既没有给杂史以应有的重视，① 《史通·杂述》。
② 《史通·杂述》。
也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述。他的目光仍集中于正史，以为史书之撰述主要是班、荀二体。其实，史学发展早远远超出二体范围，《隋志》充分反映了这一现实，知几却不曾给予充分重视。《隋志》是对魏晋已降史学发展的记录和总结，是一部承前启后的目录书。知几的《史通》本来有《隋志》可资借鉴，但他论史体却几乎全部抛开了《隋志》，另起新局。在中国目录学史上没有引起多大反响。究其缘由，这同《隋志》、《史通》各自的地位和情况有关，更重要的是知几未能正确对待《隋志》的优秀成果。
下边主要谈谈刘知几关于史料的搜集、整理和考辩等方面的论述。在史料的搜求上，刘知几主张博采，即广泛地搜集资料。他说：盖珍裘以集腋成温，广厦以群材合构。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怀铅握椠之客，何尝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说明广泛搜集史料是编撰史学巨制的基础工作。集腋成温，群材合构，在从事史学著述时，若不"征求异说，采摭群言"，则内容贫乏，难以"能成一家，传诸不朽"。所以博学多闻，综览群书，广采众说，是刘知几坚定的主张。如《左传》、《史》、《汉》等名著，无不博采，这是它们成为史学名著的重要条件。
知几认为，作为一名学者，必须"博闻旧事，多识其物"，如果"不窥别录，不讨异书，专治周、孔之章句，直守迁、固之纪传"②，那断然达不到博闻多识的目的。这就是说，广采博闻，要扩大史料搜求的范围，不但要搜求历代编年、纪传体史书的资料，也要注意搜集偏记、小录等异书的资料，他认为，"偏记小说，自成一家"，在中国历史上，它"能与正史参行"，也有源远流长的历史。大体言之，这些异说"皆记即日当时之事，求诸国史，最为实录"。比如地理之书，因为各地区"物产殊宜，风化异俗，如各志其本国，足以明此一方。"③这说明偏记小录之书一有史料真实的长处，二可补正史之不足。虽然其间"得失纷揉，善恶相兼"，"言皆琐碎，事必丛残"，难以和《五传》、《三史》比美，还是很有价值的。知几在《杂述》篇，曾经分析过杂史十流的各自价值。
偏记、小录，史料价值较高，"最为实录"。因为偏记乃当世人"权记当时，不终一代"之当代小史。如陆贾的《楚汉春秋》，记楚汉之际的历史，虽非全史，但记近时，作者耳闻目睹，有真情实感，故有较高史料价值，为司马迁《史记》所资取。小录是作者"独举所知，编为短部"的人物传。如戴逵《竹林名士》、王粲《汉末英雄》，对了解这些人物的行事有重大帮助，而且丰富了这段历史的史实。
逸事"皆前史所遗，后人所记，求诸异说，为益实多"，它作为拾遗之书，可补史遗，用资参考，其史料价值，亦不可低估。至于琐言，所载乃"街谈巷议"，"小说巵言"，多载当时辨对，流俗嘲谑，如刘义庆《世说》、裴荣期《语林》等，这些书亦可提供史料，不止如刘知几所谈"俾夫枢机者藉为舌端，谈话者将为口实。"还有郡书，乃乡人学者编而记之，往往"矜其乡贤，美其邦族"，有溢美不实之处。其中如常璩之《华阳国志》等详审、该博之作，也能"传诸不朽，见美来裔。"又有以显扬父母、夸其氏族、炫① 《史通·采撰》。
② 《史通·杂述》。
③ 《史通·杂述》。
耀高门的家史之作，"事惟三族，言止一门"，亦有史料价值。别传多"博采前史，聚而成书"，新言、别说，盖不过十一，其书系录"贤士贞女"之"百行殊途"的善迹，如刘向《列女传》等。杂记乃搜采怪异之书，如干宝《搜神》，史料价值不大。至于地理书、都邑簿者，实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地理书多志一方"物产殊宜，风化异俗"，但良萎不齐，其中有"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亦有"竟美其居，谈过其实"者，也有以委巷传闻为故实者。
都邑簿主记"帝王桑梓"，"经始之制"，如潘岳《关中》、陆机《洛阳》等，对都邑之宫阙、陵庙、街廛、郭邑的营造，能"辨其规模，明其制度"。
上引知几在《杂述》中对杂史的分析，可知他对史料的搜求是至为广泛的。
但是博采并不是"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必须"别加研核"，以"练其得失，明其真伪"。因为史料不但要丰富，而且要真实。而真实，是更为要紧的问题。
无论是正史，还是杂品，都有个史料的真伪问题，要求史家能鉴别真伪，慎重去取。刘知几说："且夫子有云：'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知之次也'。苟如是，则书有非圣，言多不经，学者博闻，盖在择之而已。"①择善的基本前提是区分史料的虚实真伪。
刘知几在《暗惑》篇末，对史书的材料选择有一段总结性的论述："盖精五经者，讨群儒之别义；练三史者，征诸子之异闻。加以探喷索隐，然后辨其继缪。如向之诸史所载则不然，何者？其叙事也，唯记一途，直论一理，而矛盾自显，表里相乖。非复牴牾，直成狂惑者尔！寻兹失所起，良由作者情多忽略，识惟愚滞。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夫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在这里，他讲清楚了严肃认真对待史料的重要性。
在《史通》一书里，知几在许多地方都指出了五经、三史等史书的史料错误。比如他说："五经立言，千载犹仰，而求其前后，理甚相乖。何者？
称周之盛也，则云三分有二，商纣为独夫；语殷之败也，又云纣有臣亿万人，其亡流血漂杵。斯则是非无准，向背不同者焉。又案武王为《泰誓》，数纣过失，亦犹近代之有吕相为晋绝秦，陈琳为袁檄魏，欲加之罪，能无辞乎？
而后来诸子，承其伪说，竞列纣罪，有倍五经。"①在《疑古》篇里，他对《尚书》提出了十条怀疑，在《惑经》篇里，列举《春秋》十二未谕，五虚美，都是从对材料不实的角度提出来的。他指出，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至于对《史》、《汉》等正史以及杂史的史料批评实在更多了。比如范晔的《后汉书》，选材猥杂，讹言难言。有所谓"王乔凫履"，盖出于《风俗通》，"左慈羊鸣"，原传于《抱朴子》，而范氏"朱紫不别"，以荒诞作真实，入正史。再如沈约、魏收，"沈氏著书，好诬先代，于晋则故造奇说，在宋则多出谤言"，"魏收党附北朝，尤苦南国，承其诡妄，重以加诸。"②至唐初官修晋史，也是广采杂书，不加考辨。若《语林》、《世说》、《幽明录》、《搜神记》等，所载或恹谐小辩，或神鬼怪物，多采以为书。其病① 《史通·杂述》。
① 《史通·疑古》。
② 《史通·采撰》在"务多为美，聚博为功。"刘知几强调史料的辨伪工作，他说："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读之者安可不练其得失，明其真伪者乎？至如江东'五俊'，始自《会稽典录》，颖川'八龙'，出于《苟氏家传》，而修晋、汉史者，皆征彼虚誉，定为实录。苟不别加研核，何以详其是非？"③更有采街谈巷议、道听途说之词，如"曾参杀人"、"不疑盗嫂"者流，"皆得之于行路，传之于众口。"言之者彼此有殊，书之者是非无定。"而后来穿凿，喜出异同，不凭国史，别讯流俗。"如此传闻失实之记录甚为乖滥。知几由之得出结论："故作者恶道听途说之违理，街谈巷议之损实。??异辞疑事，学者宜善思之。"①这就是说，对待史料必须严加鉴别，比较异同，慎思熟考，以决定去取。
那么，如何辨别真伪呢？
第一，要区分史料的性质。
刘知几认为，《史》、《汉》在选择史料时，不仅博征，而且皆"当代雅言，事无邪僻"，所以能够"取信一时，擅名千载"。所谓"当代雅言"，系指政府文件，政府的记录和比较可靠的历史撰述。魏晋著作采用"后来穿凿"的材料，所以记事"乖滥"。所谓"后来穿凿"，指道听途说、传闻失实的记录。史家在选材时必须有这样一个基本估计。
第二，要确定真伪的原则。
《史通·载文》篇论文史关系，指出远古文辞不虚美不隐恶，文之将史，其流一焉。秦汉以降，文体大变，务以淫丽为宗，喻过其体，词没其义，繁华失实，记事虚伪。他指出共有五失，一曰虚设，二曰厚颜，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概。他说：考兹五失，以寻文义，虽事皆形似，而言必凭虚。
行之于世，则上下相蒙；传之于后，则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恒不之察，聚彼虚说，编而次之，创自起居，成于国史。他认为取材应该象王劭撰《齐》、《隋》二史，"文皆诣实，理多可信，至于悠悠饰词，皆不之取。此实得去邪从正之理，捐华摭实之义也。"可见，确定真伪的基本原则乃是"拨浮华，采真实"，也就是"去邪从正，捐华摭实"。凡"违理"、"捐实"者当弃之不采。
要做到去伪存真、捐华摭实并非易事，需要求史家有高度的见识方可。
诚如知几所言："夫人识有不烛，神有不明，则真伪莫分，邪正靡别。"①他列举昔人有以发绕灸误其国君，置毒干昨诬其太子的记载，然发经炎炭，必致焚灼；毒味经时，无复杀害。结果引之者伪成其事，受之者信以为然。
其实都是无稽之言。史传记载亦是这样，"其有道理难凭，欺诬可见。"②这里所说的"道理"，即指事理、情理，是据理以推断其真伪。
此外，考察记事是否符合于自然规律，即是否有"理"，违犯自然规律的记事必然是伪造的。如《史记·五帝本纪》云重华人于井中，匿空旁出。
刘知几认为：杳冥不测，变化无恒。"时无可移，祸有必至，虽大圣所不能免。若姬伯拘于美里，孔父阨于陈、蔡是也。然俗之愚者，皆谓彼幻化，是③ 《史通·采撰》。
① 《史通·采撰》① 《史通·暗惑》。
② 《史通·暗惑》。
为圣人。岂知圣人智周万物，才兼百行，若斯而已，与夫方内之士有何异哉！"③重华匿空旁出不符合自然规律，定然是伪造无疑。
考察记事是否符合于社会实际情况。真实的记事，必然和社会实际情况相合，离奇的记事，如没有特别使人相信的说明，必然是伪造的。如《东观汉记》载郭伋事：郭伋为并州牧，行经西河美稷，有儿童数百骑竹马相迎，并且约定归还日期。郭汲归还时早到一日，于是"止于野亭，须期乃入。"刘知几批评此事不可信有三。汉代州牧出行，"前驱蔽野，后乘塞路，鼓吹沸喧，施棨填咽"，儿童们"非帷羞赦不见，亦自惊惶失据。"怎能去欢迎？
这是一。又州牧出行，举州振肃。必然是群臣颗然仁候迎送，"行李有程，严备供具，憩息有所。""安得轻赴数童之期，坐失百城之望。"这是二。
又，"晋阳无竹"，"访诸商贾，不可多得"。"群戏而乘，如何克办？"这是三。①此等虚伪记事，经不起分析，了无一实，不过是夸张郭伋是个好官而已。
考察记事是否自相矛盾。如果据实而书则必然前后连贯，因果灿然，如果伪造故事，那就容易矛盾百出，前言不搭后语。比如司马迁在《史记·吕不韦列传》里说：吕不韦为秦相国，使门客撰《吕氏春秋》，书成宣布于咸阳"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而在《报任安书》中则说"不韦迁蜀，世传吕览"。两相矛盾，说明《报任安书》叙事不可信，"识有不该，思之未审"。
②知几考察记事之真实虚伪，在《史通》中随处可见。他看到已往史籍"或采彼流言，不加铨择，或传诸缪说，即从编次，用使真伪混淆，是非参错。"所以他告诫人们："书彼竹帛，事非容易，凡为国史，可不慎诸！"③我们可以这样说，刘知几对史书史料的考证辨伪工作有着深刻的认识和扎实的贡献，不愧为我国古代一位考据辨伪学的先驱。
③ 《史通·暗惑》。
① 《史通·暗惑》。
② 《史通·杂说上》。
③ 《史通·暗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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