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几不仅是著名的史学理论家，也是著名的文献学家、史料学家。他的史料学理论丰富多采，在中国史料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首先，他具体阐明了史料学的任务。
《史通》一书在许多地方讲到了史料的重要作用。刘知几认为，"史之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务，为国家之要道。有国有家者，其可缺之哉！"①此处所言之"史"，可以理解为历史记载。他曾具体论述了记载的重要作用：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则古往人事，俱一从物化，善恶不分。"苟史官不绝，竹帛长存，则其人已亡，杳成空寂，而其事如在，皎同星汉。用使后之学者，坐披囊箧，而神交万古；不出户庭，而穷览千载。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若乃《春秋》成而逆子惧，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①这就是说，历史记载可以劝善惩恶，大而言之，可以使乱臣贼子惧；小而言之，可以使人接受历史的教育启示，"见贤而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刘知几反复强调"史"的重要作用，这个"史"可以理解为史书，也可以理解为史料。总之，都是记录的历史，尤其是史官的记录。
然而，史料能否起到"劝善惩恶"的作用，关键取决于史料的真实性，因而刘知几特别强调直书。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其有贼臣逆子，淫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暇，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提倡直书，反对曲笔，是刘知几史学思想中最闪光的部分，是史料记载能否起到劝善惩恶作用的关键。他在《曲笔》篇又重申这个道理：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但古来唯闻以直笔见诛，不闻以曲笔获罪。是以隐侯《宋书》多妄，萧武知而勿尤；伯起《魏史》不平，齐宣览而无谴。故令史臣得爱憎由己，高下在心，进不惮于公宪，退无愧于私室，欲求实录，不亦难乎？呜呼！
此亦有国家者所宜惩革也。
可见，坚持史料记载的真实性，是刘知几捍卫史料历史作用的重要主张。
刘知几以为"记功司过，彰善瘅恶"是史家天职，"苟违斯法，岂曰能官！"他满腔热情赞扬古来优秀史家的直书精神，表彰他们"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的凛然正气，歌颂他们"不避强御"、"无所阿容"的高风亮节。
主张史家据实直书，用刘知几的话说要"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谓实录。"这里要求史家善恶必书，不虚美，不隐恶，忠于史职，忠于史实，坚持秉笔直书，反对曲笔阿时。这种思想是对古人的继承；在书善恶时，不能加上主观成见"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而要有"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的公正态度，这一思想不仅是对古人思想的继承，而且又有所发展。知丑、知善是史家对史料的价值判断，时至今日仍有教育意义。要做① 《史通·史官建置》。
① 《史通·史官建置》。
② 《史通·直书》。
到这一点，其特别重要的乃是史家的识、德。要而言之，至为明朗的善恶是非是其一，这要求史家有卓识；劝善惩恶的勇气是其二，这要求史家有史德。
没有卓识，就无法区分善恶；没有史德，就没有劝善惩恶的勇气。《史通》一书处处体现了其是非分明、彰善痒恶的批判精神，这既是刘知几史识的充分体现，也是刘知几思想品格的具体反映。刘知几在强调历史的社会作用时，就不仅仅是一种认识，而且更是一种实践，即彰善惩恶的社会实践。这种社会实践势必会带来社会效果，也会遭到社会邪恶势力的迫害。因此，彰善瘅恶是对史家的严峻考验。
其次，刘知几具体阐明了史料与史学的辩证关系。他在《史官建置》一文中指出：夫为史之道，其流有二。何者？书事记言，出自当时之简；勒成删定，归于后来之笔。然则当时草创者，资乎博闻实录，若董狐、南史是也；后来经始者，贵乎俊识通才，若班固、陈寿是也。必论其事业，前后不同。然相须而成，其归一揆。
在这里，"当时之简"，指史官所记，当指史料；"后来之笔"是史家根据当时之简而勒成删定，当指史学。而史料，要求"博闻实录"；史学，则要求史家具备"俊识通才"。两者要求自不相同。然而两者又有相辅相成的关系，没有史料，便没有史学，因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没有史学，史料便无法发挥更大作用。刘知几在叙述魏晋以来史官职责时指出：晋元康初，设著作郎一人，又置佐著作郎八人，专掌史任。"佐郎职知博采，正郎资以草传。"①这里，"博采"系指搜集、记录史料，正郎在此基础上草传成书。
后来，清代史家章学诚则把史籍区分为"撰述"、"记注"两大类。所谓"撰述"，就是著作之书；所谓"记注"，则是为著作提供材料的资料汇编，亦即史料，其作用是"备稽检而供采择"，只不过是原始材料的记录、整理、选辑、汇编而已。而撰述应该有观点、有分析、有创见。这同刘知几的说法大体上是相一致的。章学诚强调史意，认为史学必须有"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因而对一般史籍不轻易以史学相许。他说：世士以博稽言史，则史考也；以文笔言史，则史选也；以故事言史，则史纂也；以议论言史，则史评也；以体裁言史，则史例也。唐宋至今，积学之士，不过史纂、史考、史例；能文之士，不过史选、史评，古之所谓史学，则未之闻矣。
在他看来，史学必须"经世"，成一家之言。由是观之，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可以区分为史料和史学两大类。这是一种情况。另外，封建时代的历史作品，如《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这在当时可以说是史学，今天看来，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史料了。这是另一种情况。还有，即使在封建时代称得上是史学的历史作品，也大都被后人应用为认识历史的史料。由此看来，对史料与史学的理解应该持历史的、辩证的观点。鉴于"史学"的涵义因时因人而异，我们的认识不必绝对化。刘、章的基本看法已经明确了二者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而在二者发挥社会作用时，也很难说谁更有社会价① 《史通·史官建置》。
① 《文史通义补遗·上朱大司马论文》。
值。
在《史通·辨职》篇中，刘知几论述史学家职责，析为三等：史之为务，厥途有三焉。何则？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若晋之董狐、齐之南史，此其上也。编次勒成，郁为不朽，若鲁之丘明、汉之子长，此其次也。高才博学，名重一时，若周之史佚、楚之倚相，此其下也。苟三者并缺，复何为者哉！
在这里，把"彰善贬恶，不避强御"视为上等，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是刘知几论史学社会作用的根本见解。而"编次勒成，郁为不朽"和"高才博学，名重一时"亦是史学服务于社会的途径。如以史才三长论之，其中"编次勒成"，强调的是"史才"，如左丘明、司马迁；"高才博学"，强调的是"史学"，如史佚、倚相。而"彰善贬恶，不避强御"，强调的是"史识"。如以史料、史学论之，董南则是史官执简，据事直书的史料工作，后两者倒是趋近于史学。南史、董狐，据事直书，敢于彰善贬恶，这是史家有卓越史识的表现。刘知几给予高度评价。如此看来，他并不看轻史料工作，而且相当重视史料记载，以为这是史学工作的基础。他认为，向使世无竹帛，时缺史官，即没有史料记载，那么就会善恶不分，妍媸永灭，这说明，史料记载是史书流传的客观条件，无史料则无史籍，更无史学。而史籍叙事的繁简、详略程度也完全取决于史料的多寡。他认为往古史册所以简略，近世史籍所以详审，盖由于史料记载的多寡不同。他说："当春秋之时，诸侯力争，各闭境相拒，关梁不通。其有吉凶大事，见知于他国者，或因假道而方闻，或以同盟而始赴。苟异于是，则无得而称。鲁史所书，实用此道。至于秦、燕之据有西、北，楚、越之大启东、南，地僻界于诸戎，人罕通于上国。故载其行事，多有缺如。且其书自宣、成已前，三纪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数年而占一篇。是知国阻隔者记载不详，年浅近者撰录多备。"①至于西汉之史所以"倍增于《春秋》"，乃因汉天下一统，收集史料方便。降及东京，作者弥众，世多髦俊。邑老乡贤，竟为别录；家牒宗谱，各成私传。于是笔削所采，闻见益多。总之，从史料采集而言，远略近详，这是客观情势使然。
史料多，史书自然亦多。
第三，刘知几系统阐明了史料跟史学的其它部分的辩证关系。这里主要指它同史学理论、历史编纂、历史文学的关系。这些见解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史才三长"论中。
史才、史学、史识三长，本是刘知几对史家知识基础的理论概括，是一个史家修养问题。刘知几谈论史才，主要指有关写作的方法和语言技巧。对史才的理解，我们不必过于拘泥。广义来说，史才包括范围甚广，搜集、鉴别、组织史料的能力是史才，叙事、记言、撰文的能力是史才，编次史书的能力也是史才。以上大都是指历史编纂学范围的能力。再想开点，也包括史识，所以刘知几说："史才须有三长"。这里的史才包括才、学、识。无论是狭义的或广义的理解，都与史料有密切关系。才、学、识的"学"，亦即"史学"，就是指掌握和鉴别史料的问题，是指史家的知识学问以及取得知识学问的能力和途径问题，即刘知几的史料学。史识是一个史学理论的水平① 《史通·烦省》。
问题。刘知几论史识，注意了史料的掌握和鉴别问题，注意了史书的编撰形式和方法问题，也注意了史书的宗旨问题。史家通识的观点贯穿在《史通》的全部理论中，是刘知几史学思想的灵魂。
史料学与历史理论、历史编纂学、历史文学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犹如章学诚论事、文、义三者一体，义是灵魂，事是内容，文是形式。史料是基础，历史理论是灵魂，历史编纂、历史文学是形式。没有史料，便谈不上其他。而离开其他，史料也将变得无用。这些道理不言而喻，限于篇幅，我们就略而不论了。
第四，刘知几也具体阐明了史料学自身的一些理论问题。
比如，史料求真的宗旨。许冠三先生有《刘知几的实录史学》一书行世。
他在该书绪言中指出："知几史学理论之本核，端在实录直书四字。"这是把握知几史学真缔的正确结论。书事记言，务必存真求是，这是刘知几史料学的根本宗旨。所谓存真求是，就是史官执简，善恶必书。他说过这样的话："盖明镜之照物也，妍媸必露；不以毛嫱之面或有疵瑕而寝其鉴也；虚空之传响也，清浊必闻，不以绵驹之歌时有误曲而辍其应也。夫史家执简，宜类于斯。苛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善恶必书，斯为实录。"①要求史官书事记言严格坚持善恶必书的原则，就象明镜照物妍媸必露、虚空传响清浊必闻一样。而要做到这一点，史官必须排除一己之爱憎，做到"爱而知其丑，憎而知其善"，完全如实地记载，既不要"美者，因其美而美之"，也不要"恶者，因其恶而恶之"。务求"言无美恶，尽传于后"，做到"不掩恶，不虚美"。应该说，要求史官排除一己之爱惜，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如实记录史料，这是非常光辉的史学主张，离开史料的真实性，有关史学的一切主张都无从谈起。如所周知，"善恶必书"是我国古代史官书事记言的优良传统，这也许是我国史学之所以兴旺发达而且发挥劝善惩恶伟大社会效用的原因所在。
然而要做到实录直书是很不容易的，坚持实录直书的原则，必须反对隐讳虚美，曲笔诬书。他批评孔子修《春秋》，"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丽称狩。"②又说《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①"国家事无大小，苟涉嫌疑，动称耻讳，厚诬来世，奚独多乎！"②《疑古》、《惑经》两篇，专门批评《尚书》、《春秋》的隐讳以及后人虚美之言。《疑古》十疑，揭《尚书》之虚美，《惑经》十二未谕，刺《春秋》之讳耻。由之我们可看到知几斥隐讳诬书之坚定立场，虽圣人亦不能免。当然，知几倡导直书，并非是"丝毫必录，琐细无遗"，而是主张"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但举其宏纲，存其大体而已。"③可见，直书实录的宗旨是为劝善惩恶的治史目的服务的。
① 《史通·惑经》。
② 《史通·惑经》。
① 《史通·疑古》。
② 《史通·惑经》。
③ 《史通·杂说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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