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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归渊：沉淀传承企业家精神（5）
要么不发展，要么突破法律的底线去发展，以违法换生存的原罪由此而生。民营企业不断突破现有的法治，并以原罪的代价创造着这个国家未来的法律要素，这成为第一代民营企业家共同的写照。
这种天生的缺陷，让原罪成为中国私营企业家身后的一条“尾巴”，并且尾大不掉、变成一种随时可能爆发的隐患，稍有不慎就可能“暗疮”迸发、甚至误了卿卿性命。
对于中国民营企业家来说，原罪是一个难以迈过去的坎，而政商勾结又是原罪中的最主要表现。当然，在社会的整个大背景不可改变的情况下，具体的个人在做出选择时还是有一定能动性的。在中国私营企业家群体整体性感染原罪病毒的背景之下，刘永行兄弟却是例外——他们从创业伊始便有意识地回避了原罪的陷阱，从而踏上了一条和谐发展、共同致富的康庄大道。
在对待政商关系上，刘永行兄弟一直是如履薄冰、小心翼翼。
除了刘永好擅长于交际以外，兄弟其他三人都不太喜欢抛头露面，都是尽可能地回避应酬。刘永行曾经如此大倒苦水，“除非是非去不可的，比如说哪个地方的市长来啊，县委书记来啊，我一定要陪餐，但都只陪一餐；我最不擅长搞政商关系，这是我的弱点。”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为企业发展，刘永行兄弟希望在当地征一部分土地。正是因为土地是一种稀缺资源，这让主管部门有了巨大的支配权和寻租空间。面对当地县土地局长的明显的索贿行为，刘永行兄弟却表现出了不通世故、冥顽不化。
四兄弟就是咽不下这口气，坚持要走前门进。他们一次次到县委要求，县委一次次地表示同意，又一次次地被土地局打回来。最后，他们宁肯把市价几百万的鹌鹑杀掉腾出地方来，又不愿意向那把关的“官老爷”低头。
刘永行事后感叹道：“私营企业真不容易，从起步开始就注定了无所依靠的命运！新津不仅当时，就是现在土地资源也没有紧到这样一个程度，我相信到以后的任何一个时候也不会紧张到政府会拒绝像希望饲料这样一个好项目的程度。我们以后到中国每个地方投资，地方政府无不热诚欢迎。但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官员的个人想法就是这样可以转化为部门的行动，如果你是私营企业，那就根本不需要和你讲道理。”
从此以后，刘永行兄弟形成了一个做企业的理念，那就是不行贿。
“其实在很多私营企业家心里，一开始又何尝希望行贿？毕竟最先拿出去的钱都是一分一厘辛辛苦苦赚来的。一开始大部分私营企业赎买的，也只是它们在企业经营过程中所应该得到的正常权利。简单一点说，只是让政府把私营企业看作一个企业罢了。”刘永行兄弟于此心有戚戚。
因为行贿所形成的惯性思维，让很多企业家感到在中国不行贿不可能办成事，但刘永行却并不这么认为。“任何一个官员，无论他是廉洁还是**，需要政绩是他们的共同要求……不那么廉洁的官员也同样有这样的需要，而且我看，不廉洁的官员升官的**更强烈，他们更需要你的企业为他的报表增加好看的数字。这样一来，不行贿等于是为你的企业加上了一根无形的鞭子，催着你不断拼命向前发展。中国民营企业要成为百年老店，这一条很重要。”这种犟脾气无疑大大影响了当时企业的发展，但也避免了后患之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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