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往人们对《词论》所作出的贡献，大都只就其"文本"涉及到的诸如词史、词律、词评等问题加以论列，而对其贯穿全文的一个尽在不言中的重要问题，至今仍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词论》堪称：
（一）为"小歌词""补天"之作
把宋代的这种特定的文学体式称之为"宋词"无疑是后世的事，李清照还不时把它叫做"小歌词"，在她之前，词更被叫做"曲子词"、"乐章"、"乐府"、"琴趣"、"长短句"、"诗余"等等，别名很多，但没有一个能作为其独立"人格"的揭橥，名字也不够响亮。这都是因为那时的词尚处在诗的附庸和弃儿阶段的缘故。到了北宋，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的繁荣，歌楼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这种被叫做歌词的创作权，不仅从民间转到了一些文学大家的手里，甚至还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词"的写作行列，从而给这一畔域带来了新的问题。这时李清照挺身而出，为"小歌词"的纯洁和独立，大声疾呼。上引《词论》的第一段是说词应象唐朝开、天盛世时的"乐府、声诗"一样，是供歌坛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别指出"郑、卫之声"和"亡国之音"都不合时宜，前者则更是被指摘的对象；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实例说明，象柳永《乐章集》那样"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不行，象晏、欧、苏等人那样写一些"不协音律"的"句读不茸之诗"也不行。不论是晏、欧、苏，还是王安石、曾巩，他们所作"小歌词"之所以"不可读"，主要是他们不知诗、词之别，或"知之者少"。而对诗、词之别"始能知之"的晏几道、贺铸、秦观、黄庭坚，又各自有"无铺叙"、"少典重"、"专主情致"、"少故实"等缺久。总的看李清照的这篇《词论》，对时弊的批评是击中要害的，建树是独特的，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词这一体式之所以能够膺任宋代文学的代表，被光荣的称为"宋词"，在一定意义上说，对于词的本质的确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几有"女娟""补天"之功。
（二）对词之为体要义的建树
李清照对于诗、词之别的划分，应该说是首先着眼于诗、词不同的社会作用的。诗的社会作用已为人们所共认，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①。从李清照的诗歌实践看，无疑她对孔子此说是身体力行的。关于词的社会作用，《词论》中虽亦无直接论述，其赞成曹元谦、念奴、李八郎等"歌坛"高手，在曲江宴上大显身手，就说明她是格守《花间》、南唐之风习，也把"小歌词"看成"娱宾遣兴"、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来，"小歌词"要想唱得"众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样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词本身不仅要摒除"郑、卫之声"，"亡国之音"和"词语尘下"者，还要有与诗文大不一样的、为词所特有的音韵格律，她① 《论语·阳货》，朱熹《四书集注》本，中华书局1983 年版。
认为诗文只讲究平仄即可，而歌词则既"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这一系列的严格规定，那么所作歌词"则不可歌矣"，这样的人作为歌词作者，即使"学际天人"，也是不称职的。
要想称职，必须首先弄清词是"别是一家"的，与诗很不一样，它们必须各立门户的道理。在这个基础上，作者还进一步强调，词还要有"铺叙"、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观那样"专主情致，而少故实"，也不能象黄庭坚那样"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价自减半矣。"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词论》"文本"中直接论述到的关于诗、词的主要区别之点。对此，她从理论上作了明确的、反复的强调。但对于诗和词别一方面的主要区别，即二者在题材内容方面的差异，在现存《词论》"文本"中，没有明确的、直接的论述，但在李清照的创作实践中，其诗、词的题材内容则敻不相埒。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难设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渔隐丛话》中所录"李易安云"，并非全文。其阙文一则可能在论述诗，词题材之别的段落上；一则又可能在"价自减半"的戛然而止处。后者的内容，显然不便妄测，试对前者拟补如下：诗、词之间，除了《词论》中着重强调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须严加区别外，后面提到的对于词在情致、铺叙、典重、妍丽、丰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决于内容，而内容如何又往往取决于题材。实际上李清照对于诗和词在题材内容方面的规定十分严格，可以说她为二者划了一条很深的鸿沟。比如她的诗的题材内容几乎都是关系到社稷江山和兴观群怨的，偶尔写了一首被认为"甚工致，却是词语"①的《春残》诗（诗云："春残何事苦思乡，梦里梳头恨最长。梁燕语多终日在，蔷薇风细一帘香"），基本也没有超出《论语·阳货》所规定的兴观群怨和"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范围。至于其词的题材内容，所涉及的或是伉俪亲情，或是离怀别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隐衷。即使后期的个别词中带有一定的家国之念，她也将其托之"酒朋诗侣"、闺事闺情出之，绝无直抒壮怀之篇。至于李清照在词的题材内容方面，严把私房门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须另外探讨的问题，但如果在《词论》中，读不出作者对于诗、词题材的严格分工，那就势必造成对其作品（主要是词）的误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声声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黄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为她捎书的鸿雁，表达其中年被疏无嗣的隐衷，就很符合作者对于词的题材规范，而象以往那样，大都把这首词说成是表达恢复无望的苦闷，从而把"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三句，等同于朱敦懦南渡以后写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②等句，把"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诸句，说成与张炎的"只有一枝梧叶，不知多少秋声"③一样，都是表达对时事的忧伤云云，这种种说法，无疑都是牵强附会的，因为这远远超出了李清照为其词所规定的题材范围。如果细读一下其《词论》，就会知道，这样人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违背了她对于词的理论主张。
同时还应该看到，《词论》对于词在格律方面迥异于诗的独特要求，无疑是基于时人对于词合乐、应歌的现实需要；而李清照对于词的题材内容的① 陆昶编《历朝名媛诗词》卷七，红树楼藏版。
② 朱敦儒《临江仙》。
③ 张炎《清平乐》。
界定，则无异于强化了词的自身特色。她从两个方面所花费的苦心，集中到一点，就是她不遗余力地为词争取生存权，如果没有李清照对于词之为词的特质的强化，那么在已经出现的"以诗为词"、"以文为词"，以及对词的格律屡屡有所突破的现实面前，词不但会处在作为"诗余"的名实相当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随着其自身特点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独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其被诗取代之日，然而词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出现了什么样的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环境，它不仅没有消融于诗，反而在面对着比唐诗更加纷坛势众的宋诗面前，出"人"头地。宋词的出息，固然非借助于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争执牛耳的过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论和创作的双重业绩，立下了头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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