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爱书。
林语堂爱读书。
佛家说“人生一缘”，林语堂的“缘”就是书。
林语堂读起书来也是不走寻常路。
他反对一切“必读书目”之类的说法，教育部编审的“中小学生必看书??本”、“大学生必看书??本”都是他批驳的对象。古人说“头悬梁、锥刺股”，他认为是读书人中最笨蛋的；今人说“古书有毒”，他认为是头脑发昏之语。
林语堂在束缚人性的考试和课堂之外，发现了一片新大陆，那就是图书馆。
自由地读书，就是图书馆最大的特色。图书馆才是一切知识的源头，也因为图书馆，学校才变得不那么面目可憎。
他说，一个学校的好坏，取决于图书馆的大小。
他还说，图书馆是神秘的丛林，每个探险者就是林间的小猴子，为了寻找合适的坚果，从一棵树跳到另一棵树，畅饮潺潺的溪流，品味果实的甜美。
圣约翰藏书只有约5000册，近1/3是神学类，林语堂多次在著作中抱怨。“一直等我进了哈佛大学，我才体会到在大学时代我所损失的是什么。”
他钟情于哈佛，就是因为卫德诺图书馆。在那个浩如烟海的书世界里，只要是想看的书，都唾手可得，仿佛站在一个支点上，只要轻轻一翘，就可以托起整个地球。他和翠凤没有钱去看球赛，就借了心仪的书本回来，点燃灯，面对面坐着看。“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那是贫贱夫妻的幸福。
在上海，有了经济能力后，他在自己的家中办起了图书馆。
书房是林家总管廖翠凤惟一不能插手的地方。林语堂把书房当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王国，每次看完书，就随手一扔，常看的，就在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不爱看的，就打入冷宫，埋在层层的书堆下面。书桌乱七八糟地堆满了书，只够铺开稿纸和伸开两支胳膊的地方。他进房间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椅子上的书拿开，一屁股坐下来，双腿搁在书桌上，随手拿起一本，可能是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东方快车谋杀案》，也可能是牛顿的力学理论，或者是莎翁名著。他还异想天开，要在书房天花板上装一佛教的油灯笼，书房中要有油烟味和发霉的书味，以及无以名状的其他气味才好。
翠凤觉得乱得难以忍受，语堂就拿“乱中有治”之类的混话来打哈哈。他描述了这样藏书的好处：
每个人都知道女人的美丽，是在她们予人一种莫名其妙又遍寻不着的感觉，古老的城市如巴黎与维也纳之所以耐人寻味，是因为你在那里住了10年以后，也不确知某一个小巷子中会有什么东西出现。一个图书室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一层神秘与可爱的轻纱将永远笼罩着你的书室，你始终不会知道你会找到什么。总之，你的书室便将有一种女人的乖巧与大城市的秘密了。
林语堂识得的某留学生也有个“图书馆”。那学生通共只有一箱子书，却按大学图书馆的方式，细致而严密地分类贴标签。语堂想找他借《经济学史》，学生马上很得意地说，那书是“580.73A”。语堂惊奇不已，赞扬是“美国人的效率”。
廖翠凤以为逮着了好机会，当即建议语堂也学习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把书房拾掇一下。林语堂用烟斗一敲夫人的后脑勺，分类是科学，读书是艺术，怎能混为一谈？
林语堂书房的名字叫“有不为斋”。
“有不为”，就是“有所不为”，他说：
我不请人题字。
我始终背不来总理遗嘱，在三分钟静默的时候也制不住东想西想。
我从没有休过自己的老婆，而且完全够不上做一个教育领袖。我始终不做官，穿了洋装去呈献土产，我也从未坐了新式汽车到运动会中提倡体育。
我也不把干这些蠢事的人当作一回事。
我憎恨强力，从不骑墙，也不翻斤斗，无论是身体的、精神的或政治的，我连看风头也不会。
我始终没有写过一行讨好权贵或博得他们欢心的文字，我也不能发一张迎合要人心理的宣言。
我从未说一句讨好的话：我连这个意思也都没有。
我不今天说月亮是方的，一个礼拜之后又说它是圆的，因为我的记性很不错。
我从不调戏少女，所以也并不把她们看作“祸水”；我也不赞成长脚将军张宗昌的意见，主张禁止少女进公园，藉以“保全私德”。
我从未不劳而获而拿过人家一分钱。
我始终喜欢革命，但不喜欢革命家。
我从不泰然自满；我在镜子里照自己的脸时，不能不有一种逐渐而来的惭愧。
我从未打过或骂过我的仆人，叫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大好佬。我的仆人也不会称赞我会赚大钱；他们对于我的钱的来源总是知道的。
我从不受我仆人的堂而皇之敲诈，因为我不给他们有这一种实在的感觉，以为向我敲诈，便正是“以人之道，还治其人”。
我从不把关于我自己的文章送到报馆去，也不叫我的书记代我做这种事。
我从不印了些好看的放大照片，把它们分送我的儿子们叫他们拿去挂在客堂。
我从不假喜欢那些不喜欢我的人。我从不临阵逃脱、装腔骗人。
我极不喜欢那些小政客，我绝不能加入我有点关系的任何团体中去同他们争吵，我对他们是避之惟恐不及的，因为我讨厌他们的那副嘴脸。
我谈论我国的政治，绝不冷漠、无关及使乖巧，我也从不装得饱学，道他人之短，以及自夸自大。
我从不拍拍人家的肩膀装出慈善家的神气，以及在扶轮社中受选举。我喜欢扶轮社，也正如我喜欢青年会一样。
我从来没有救济什么城市里少女或乡下姑娘。
我觉得我差不多是一个不比大家差的好人。如果上帝能爱我，像我的母亲爱我的一半，那么他一定不会把我送入地狱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灭亡了。
1933年10月26日，上海，天气晴好。
林语堂来到了阔别近20年的母校圣约翰大学。
当年，他是圣约翰的校园才子；现在，他是名噪一时的幽默大师。
校方领导大费周折，终于请到这位校友来作讲座。
《论语》在高等校府很受欢迎，学生中没有不知道林语堂大名的。加上他又是圣约翰的校友，前辈来演讲，学弟学妹们都涌进礼堂，想一瞻林语堂的风采。
林语堂自选的题目是《读书的艺术》。校方很满意，说这个题目很适合时下的年轻人。
一开场，林语堂就暗讽时事，嘲笑校园讲座的荒谬。他说，最近常有贪官污吏到学校致训词，叫学生有志操，有气节，有廉耻；而卖国官僚则劝学生要坚忍卓绝，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
一些政治要员常到大学作秀，学生们不堪其苦。语堂的反讽，正好说到点子上了。学生们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
陪同的校方人员苦笑，今天的讲座估计是个大型炮弹，千万别把圣约翰给炸飞了。
果然，林语堂把自己求学时离经叛道的读书方法倾囊相授。他尖锐地说，学校的书都读不得，要读小说概论，不如读《水浒》、《三国》，上历史课，不如读《史记》。
他说：
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卜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诸如此类，都是借读书之名，取利禄之实，皆非读书本旨。
林语堂感叹着总结：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大学时自认为什么都懂，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到晚年才觉悟一切都不懂。
此话一出，又是热情洋溢的掌声。
接着，林语堂详细讲了如何读书。读书首先要重“味”，找出和自己气质相和的书，他以婚姻作比：
一人必有一人中意的作家，各人自己去找，找到了文学上的爱人，“文学上的爱人”，奇语，但极有道理。读书若无爱情，如强迫婚姻，终究无效。他自会有魔力吸引你，而你也乐自为所吸，甚至声音相貌，一颦一笑，亦渐与相似，这样浸润其中，自然获益不少，将来年事渐长，厌此情人，再找别的情人，到了经过两三个情人，或是四五个情人，大概你自己也已受了熏陶不浅，思想已经成熟，自己也就成了一位作家。若找不到情人，东览西阅，所读的未必能沁入魂灵深处，便是逢场作戏，逢场作戏，不会有心得，学问不会有成就。
他揶揄古人，追月法、刺股法、丫头监读法等苦读之举都是笨，欧阳修的“三上读书”才是真谛，澡堂、马路、洋车上、厕上、图书馆、理发室，天下没有一个地方是不能读书的。
“我不喜欢二流的作家，我所要的是表示人生的文学界中最高尚的和最下流的。”高尚的，就是指老庄、柏拉图之类人类思想的源头者，而下流的，就是民间歌谣和苏州船户的歌曲，余下“二流”的都是从这两流中抄袭过来的。
校方领导冷汗直冒，频频向语堂使眼色，让他说点“正经的”。语堂故意装作没看见，继续他的鸿篇大论。
学生们从来没有见过敢说真话的大人物，鼓掌把手都拍红了。
最后，林语堂引用了他读书那阵很流行的校园打油诗：
春天不是读书天，
夏日炎炎正好眠。
夏去秋来冬天到，
收拾书包过新年。
学生们笑声震天。有人在下面喊，这首诗，我们还在用呢！
林语堂的演讲深受圣约翰学子的欢迎。光华大学、复旦大学闻讯，也纷纷请林语堂过去作讲座。他的随意读书法在校园流行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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