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到老”。
从孩提时代起，不安分，就像胎记一样烙在林语堂性格的深处。
正如他自己所说，“我素来喜欢顺从自己的本能，所谓任意而行；尤喜自行决定甚么是善，甚么是美，甚么不是。我喜欢自己所发现的好东西，而不愿意人家指出来的。”
早在铭新小学读书时，小和乐自作主张剪掉了辫子。
辫子可以说是清政府的象征。清朝刚入关的时候，“留发不留人，留人不留发”，“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血洗江南，才留起了一个朝代的辫子。光绪年间，虽然朝廷势微，规矩不能废。辫子仍然是那个时代男人们最普遍的装扮。
国父孙中山见李鸿章后，毅然剪下辫子，从此走上了救国之路。
在偏僻的坂仔农村，孙中山年幼的追随者，和乐，也毫不犹豫地砍掉了马尾。林至诚支持儿子，给他修剪了别致的西瓜头，短短的头发衬得小和乐又可爱又精神。他挺起胸膛，昂着小脑袋，故意在长辫子的同学师长面前走来走去，像初次打鸣的小公鸡骄傲十足。
和乐的恶作剧更让学校的老先生们伤透了脑筋。
一次考试，和乐所在班级的同学齐刷刷地获得了高分，素来及不了格的几个捣蛋鬼也漂漂亮亮地交了考卷。老师们怀疑其中有鬼，琢磨着肯定是哪个胆大包天的小子偷了卷子。他们列了份清单，把嫌疑分子一个个叫到教员室，打算来个瓮中捉鳖。
和乐不在清单之列。
他成绩好，按老师的思维，拿高分的好学生总不会干坏事，尤其是偷试卷这种事，没有作案动机嘛！
和乐心里偷着乐，可表面上一如既往地读书、玩耍，看不出任何异样。老师疑心再大也想不到，屁大点的孩子，干了坏事还这么沉得住气。
老师们忙活了几天，始终找不出那个始作俑者，于是又怀疑是不是内部泄了密，疑神疑鬼，最终就不了了之。
后来林语堂写自传，颇为自得地披露了儿时的这桩公案：是他考试前一天摸进了老师的住所，偷看了试卷。他原是为了表示对考试的蔑视，所以让全班同学都拿了高分。类似的事情，他再也没干过，不是怕责罚，而是干了得意事却不能说出去，太难受了。
文如其人，和乐自小做文章就是自由派，讲究不了起承转合的八股气，老师批评说“如巨蟒行小径”。和乐把自己的作品瞧了好几遍，还是不知“巨蟒”何在，提笔就在朱色评语的旁边写了一行小字：“似小蚓过荒原”。教作文的老夫子气得半死，厉声训斥和乐。和乐小声嘀咕：“难道对得不工整吗？”“你！”老夫子睁圆了眼睛，半晌没顺过气来。
上了寻源书院，和乐的恶作剧升级了。
寻源书院的校长毕牧师是个市侩的美国人，一心来中国淘金。鼓浪屿当时刚刚发展，他瞄准房地产会兴旺，把全部的精力都放在了地皮交易上。
毕牧师无暇顾及教学管理，又怕对上头不好交代，就直接借用修道院的那一套，把学生管得死死的，起码不会出乱子。他把校长室设在宿舍楼的对面，自己端坐其间，一面斜着眼睛，盯紧学生的一举一动，一手拿着算盘，劈劈啪啪地算计着地价涨落。这位美国人瞧不起中国人，却认为算盘是个好东西，几颗珠子上下，数目就一清二楚。
和乐进书院后，长久不能适应。算盘声日夜不停地从校长室传来，夜深人静的时候，颇让人毛骨悚然，好多学生睡不着，和乐做起梦来，全是算盘的声音。学生们敢怒不敢言。
和乐又起了反抗心。
毕牧师严令不准买消夜的点心，但是书院的饮食油水不足，过了9点，男孩子饥肠辘辘，不填点肚子，睡不着觉。校长室对着入楼口，带吃食进来，逃不过毕牧师的斜瞟眼。学生们急得抓耳挠腮，想破了脑袋，就是没有好办法。
和乐朝着舍友们一挑眉毛，“我有点子！”
毕牧师突然发现晚上外出的学生量增加了一倍，学生们空手出，空手入，说说笑笑，好不高兴。他直觉得有情况，眯起小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学生，却没发现任何异状。
算盘声又响起。
和乐一群人在房间里笑翻了，可口的点心送入嘴，似乎狠狠地出了口恶气，吃起来特别香。和乐学毕牧师怀疑而无奈的神情，大家又放肆地哈哈大笑。“吵什么！快睡觉！”毕牧师扯着嗓门在下面喊。男孩子们捂着嘴，笑得更得意了。
角落里放着竹篮和绳子。 和乐们买了吃食后，就让留守的人用竹篮吊上去，自己再大摇大摆地从毕牧师的眼皮子底下走过。
办法很快传开了，个个寝室都备了竹篮。晚上，宿舍楼的背面，十几个篮子同时上上下下，堪称寻源书院一景。
和乐天资聪颖，书院的几门功课，如地理、英文、中文等，他觉得太容易、太简单了，晃几眼，就能考试拿高分。他的求知欲很旺盛，又有大量的业余时间，恨不得把全天下的书都看个遍。
毕牧师却想出各种各样的怪招来限制学生学习的自由，他规定，每天早晨8点到下午5点，学生们必须静坐在教室里，任凭教员摆布，不准看闲书、不准交头接耳、不准有意见。
和乐很憋闷，这和监狱有什么不同？
兵来将挡，水来土湮。和乐自有办法。教员在上面讲得唾沫横飞，他在下面“听”得津津有味，手里拿的却是《史记》等所谓的闲书。教员们很喜欢这个认真听讲的好学生，总是让他起来回答问题。和乐早就打通旁边的同学，老师一发问，就有条子递过来。他不慌不忙地站起来，说得有条有理，十足的乖乖学生样。老师们很满意他的表现，常常表扬他听话，和乐不屑一顾，“听话？天下没有比听话更无趣的词了。”
他抱怨道：“上课和不上课的分别是，在假期，我可公然看书，而在上课的时候我只好偷偷地看书。”
背书作弊则是智力大比拼了。
有个教员特别喜欢让学生们背书，省事又可以混时间。可当天色渐渐晚了，学生又背得结结巴巴，他就很不耐烦，大发脾气。学生背书本来就紧张，被骂后，更是缩手缩脚，半天背不出一句话。和乐当然不会为背书所苦，但看不惯老师胡乱拿学生出气，想治治他。
教员怕麻烦，每次的任务都集中在两三页。学生们得站在回廊上等，唱谁的名谁就进里屋背。和乐钻的就是这个空子。他让先背的同学，以开门为信号儿，表明是书的前半部分，还是后半部分。如此这番，开了三四次门，别人就知道要背的是哪几页了。
寻源书院的死板教育让和乐厌烦。“我的中学教育完全是浪费。”林语堂回忆中学时光，只有落下这一句评语。
也因为这样，在别人还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私塾教育时，林语堂已经率先向填鸭式的现代应试教育开火。
他说：“我可以不需教员之指导而自行细读一本10万字的地理书，然而在学校每星期只需读一页半，而费了全年功夫才读完一本不到3万字的地理教科书。其余各门功课，都是如此。此外，强迫上课之暗示，或对教员负责读书之暗示，皆极为我所厌恶，因而凡教员所要我读的书我俱不喜欢。”
他还认为，所谓最优秀的学生，就是上课时揣摩老师的心思，说老师想让他说的答案；在考试迎合老师的意见，思想老师教导的思想，其实就是“教员腹内的扁带虫”。而考试成绩，不过就是数字的累积，没什么要紧。
林语堂是永远的第二名，他幽默地解释：“毕业第二名似是我一生学校教育中的气运，我也曾分析其因果如下。大概在各学校中都有一个傻小子，如我一样聪颖，或稍逊一筹的，然而比我相信积分，而且能认真攻读课堂内的功课而为我所不能的。我相信如果我肯在功课上努力一点，便不难得到冠军，不过我不干。第一，我向来对于课程不大认真。其次，凡做甚么事我一生都不愿居第一的。这也许是由于我血液里含有道教徒原素。”
在美丽的圣约翰，林语堂遇见了“一个真正伟大的人”——校长卜舫济博士。
卜博士是个“中国通”，娶了位温婉的中国女子。他是严格的清教徒，每天早祷会后，林语堂就会看见他夹着黑色公文包，绕校园步行一周，然后带领舍监查房。9点整，他分秒不差地走进办公室，风雨无阻。要是走出办公室，那一定是5点的下班时间了。卜博士的生活习惯和钟表一样准时，连看书也是一样，每年一本长篇小说，一个月一章，严格控制，决不少看，也决多不看。语堂从卜博士的身上，充分领悟到英国清教的精髓。
这一招后来被廖翠凤学来管理他的丈夫。翠凤在接受报纸采访时曾说，林语堂的作息时间就是按照英国绅士的做派，起床、刷牙、吃饭、工作，都是预先制定好了的。“语堂就是我的孩子，要是不这么办，就乱套了。”翠凤得意地埋怨道。
卜博士办事认真，待学生极好，林语堂从神学院出来，就是他的主意。他是真正的教育家，把西方的现代教育模式搬到了圣约翰。
林语堂的自由天性得到了任意的舒展，他积极参与各项活动，一个人得了4枚奖牌。然而，他还是不满意圣约翰的课堂教育，痛恨考试制度和“学分制”。
教国文科的是一个前清的老秀才，姓金，还留着辫子，带大眼镜。每次上课，他先照着课本读10行，然后就像佛家坐禅一样入定了，眼睛不望学生，不望书本，不望墙壁，学生面面相觑，有些居然以为他这么做是别有深意，也依样画葫芦，呆望出神。望了一学期，也没有望出所以然来。金夫子新知识匮乏，但喜欢卖弄，有次心血来潮说可以开汽车到美国。他连中国和美国之间隔着太平洋都不知道，学生们以为笑柄，常拿来开玩笑。
林语堂痛恨老夫子误人子弟，又喜欢他的教学方式，因为他可以肆意地看任何想看的书，而不必像寻源书院一样，做递字条的惊险游戏。语堂的涉猎范围很广，赫克尔《宇宙之谜》、华尔德《社会学》、达尔文的《进化论》、斯宾塞的《伦理学》，甚至包括韦司特墨的《婚姻论》。进化论对林语堂影响最大，他用此说来解读基督教，结果就犯下了《把基督教当文学来读》的布道趣事。历史课时，林语堂读的是张伯伦《十九世纪的基础》英文版，教员诧异万分，对语堂刮目相看。
上课是浪费时间，考试是浪费生命。考期临近时，别的同学都在“三更灯火五更鸡”地刻苦攻读，林语堂一个人跑到苏州河边逍遥自在地钓鱼。苏州河当时清澈见底，鱼戏浅水，呆上半天，就能收获一小筐。林语堂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他怂恿一个好友：大考大玩，小考小玩，玩好了才考得好。那同学被说动了，跟去钓了一晚上鱼。第二天，林语堂照常轻轻松松拿了个高分，那个同学却不及格，一脸沮丧地责怪语堂。林语堂有点愧疚，原来他的学习方法不是所有人都适用的。
到美国后，林语堂挑起国外名校的刺来。
他借着评论《英美德大学》一书，把美国引以为傲的几大名校狠狠地冷嘲热讽了一通。哈佛除外，对母校总得留点情面。他列举了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论文的题目：《中学便餐室的管理问题》；《学生坐位姿势及书桌尺寸之研究》；《初等学校佣人服役之分析》等等。而著名的克孙教授在国际心理学会第九年会上宣读了他的最新力作《寻常讨厌事物之原来与性质》，据说是费了几年的考据功夫，考证出507种讨厌事件，分别是：饭菜里有毛发；卧床不洁；看见秃驴的光头；看见蟑螂……
林语堂挖苦地写道：“这种治学是有渊源的。”他还总结了“科学化论文”的套路，大约是：
第一章 与个人的关系
第二章 与社会的关系
第三章 与国家的关系
第四章 与世界的关系
“”可以代表“治外法权”，也可以代表“皮蛋”。若是还想做漂亮点，就做一份社会调查，请马路上的甲乙丙丁填写，回家统计一下，画一个曲线图，就是了。
在哈佛大学，林语堂师从著名教授白壁德。
白壁德最先倡导新人文主义，主张用古典理性对抗喧嚣的现代社会。他学识渊博，口才很好，很多学生就是被他辩论的力量折服，而成了他的信徒。白壁德在中国也赫赫有名，梁实秋、梅光迪、吴宓都出自他的门下。林语堂曾经和后两个人在一个板凳上聆听过白教授的高论，他还笑话吴宓，学的是传统，长得像和尚，风流韵事却足以写一部传奇。
20世纪初，白壁德和主张直觉主义的斯平加恩大打口水战，波动了整个文艺界。初生牛犊的林语堂觉得文章应该如行云流水，而不能人为地设置条条框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他毅然决定为斯平加恩辩护。这是他背离胡适，加入语丝的一次预演。
翠凤担心得皱紧了眉头，不停地说：“阿唷，小心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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