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基于相同的理由，在反对陈亮所代表的"永康之学"的同时，又极力反对叶适所代表的"永嘉之学"，把"永嘉之学"诬之为"大不成学问"的学说。由此引发了叶适与朱熹的争论。
叶适所代表的"永嘉学派"在南宋时期是一个有重要地位和思想影响的学派，尤其是他继承李觏的义利并行、王霸并重的功利之学，与当时的"浮论"相对立，而为人们所推重。黄宗羲说：黄溍言"叶正则推郑景望（郑伯熊）、周恭叔（周行己）以达于程氏，若与吕氏（吕祖谦）所同自出。至其根抵《六经》，折衷诸子，凡所论述，无一合于吕氏，其传之久且不废者，直文而已，学固勿与焉。盖直目水心为文士。以余论之，水心异识超旷，不假梯级??。其意欲废后儒之浮论，所言不无过高，以言乎疵则有之，若云其概无所闻，则亦堕于浮沦矣。①由于理学、心学的"浮论"，在南宋颇为流行，故叶适以实事实功之学与之对应，并欲废浮论而代之。
叶适继承和发展了李觏以来的事功学说，积极提倡功利之学。全祖望说："永嘉之学统远矣，其以程门袁氏之传为别派者，自艮斋薛文宪公始。??又自成一家，??以求见之事功。"①就是说，永嘉之学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全祖望指出：其来自袁氏（按指袁溉，字道洁）。关于袁溉为学宗旨，黄宗羲说："道洁之学，自《六经》百氏，下至博弈小数、方术、兵书，无所不通。先生（按指薛季宣）得其所传，无不可惜之用也。"黄百家亦说："季宣既得道洁之传，加以考订千载，凡夫礼乐兵农，莫不该通委曲，真可施之实用。又得陈傅良继之，其徒益盛。此亦一时灿然学问之区也。然为考亭之徒所不喜，目之为功利之学。"关于"永嘉之学"的为学要旨，黄宗羲说："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著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②《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称郑伯熊、郑伯英兄弟是薛季宣的"讲友"，而叶适、陈亮为其"学侣"，叶适是郑伯熊的弟子。由此可见，叶适和陈亮的学术思想，可谓同出一源、旨趣相同，在宋代的一个思想源头，则是李觏的思想。陈亮对叶适是十分恭维的："陈同甫与吴益恭书曰："??正则俊明颖悟，视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过六七年，诚难为敌，独未知伯恭（按指吕祖谦）如何。"③至于全祖望所说："永嘉以经制言事功，皆推原以为得统于程氏。永康则专言事功而无所承，其学更粗莽抡魁，晚节尤有惭德。"①恐怕未必尽然，究其实陈亮、叶适的事功之学，与李觏不无思想渊源关系，这是前代学者所忽略的历史事实，亦可能是正统派儒学者的观念所致。
叶适是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在南宋有巨大影响。全祖望说："永嘉功利之说，至水心始一洗之。然水心天资高，放言砭古人多过情，其自曾子、子思而下皆不免，不仅如象山之诋伊川也。要亦有卓然不经人道者，未可以方隅之见弃之。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二派，而水心龂龂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
② 《宋元学案》卷五十二《艮斋学案》③ 《宋元学案》卷五十五《水心学案》下《附录》）。
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六《龙川学案》。
龂其间，遂称鼎足。"②说明叶、朱、陆之学，成为三足鼎立之势。应当说，叶学针对南宋积弊所论，对于当时社会的现实价值是更为有意义的。
综观叶适的全部思想，在许多方面都与李觏相近、相同，就理财富国、富国强兵、改革弊政而论，更是如此。下面仅就此作简要说明。
李觏立论，言必《周礼》，叶适为学，亦是如此。他们都从《周礼》中吸取思想材料，发挥自己的见解。叶适说：《周官》言道则兼艺，贵自国子弟，贱及民庶皆教之。其言"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最为要切，而未尝言其所以为道者。??今且当以"儒以道得民"，"至德以为道本"（按《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此二句概为《周礼》）二言为证，庶学者无畔援之忠，而不失古人之统也。以《周礼》为标的，而提出一系列的治国理财主张。于中可见叶适与李觏之相同处，当然亦应当看到他们的不同之处。仅就他们思想的相近、相同处而言，有以下诸端。
第一，抑兼并，均贫富。李觏曾提出"抑兼并"，"平土田"的主张。
叶适亦针对南宋大地主集团兼并大量土地，使农民及中小地丧失土地，形成"贫贱富贵""踰越""愈大"的情况，而提出"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强。田垦税增，役众兵强，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②的主张。他认为，应当抑制土地兼并的扩大，使民有地而耕种，做到官无遗地，民无遗力。他说：臣每见今之吏所谓劝农者，未尝不窃叹也。夫官有田而民不知种，有地而民不知辟，故使吏劝之。今其有者厚价以买之，无者半租以佣之，是容有情游者也。故有求农而不得地，无得地而不农也。官无遗地，民无遗力。??朝廷当为之立法以来农民，而使之从事焉耳。??为民田者，无所用劝；为官田者，徒劝而不从。③叶适认为，由于土地非农民所有，所以欲耕者无地，有田者不耕，政府虽发表文告，派出官吏劝民耕种，但却没什么效果，最好的办法是使民有田而知耕，不使土地过于集中在少数不耕而食之人手中。在叶适看来，许行所提出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食而治"的思想，"虽非中道"，们比"刻薄之政"①要好得多，因此他主张均平。他说："儒者好远谋，故小者欲抑夺兼并之家以宽细民，而大者则欲复古井田之制，使其民皆得其利。夫抑兼并之术，吏之强敏有必行之于州县者矣。"②叶适虽然认为，由于历史发展了恢复井田制已不可能，不可行（这与李觏思想不同），但不能使贫富差距太大，朝廷应因时施制，观世立法，使天下"无甚富甚贫之民，兼并不抑而自己，使天下速得生养之利。"③这样就可以得民、养民、治民。
第二，理财富国，言利为义。叶适指出，自古以来，明君贤臣，没有不重视理财，没有不讲求理财的，为什么当今却把理财富国之大计，而视为属②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七《周礼》。
② 《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中）。
① 《宋元学案》卷五十四《水心学案》上。
② 《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下》。
③ 《水心别集》卷二《民事下》。
于"小人"之事呢？就在于他们不理解理财之义，不能正确理财。他说：理财与聚敛异，今之言理财者，聚敛而已矣。非独今之言理财者也，自周衰而义失，以为取诸民而供上用，故谓之理财。??故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夫君子不知其义而徒有仁义之意， 以为理之者必取之也，是故避之而弗为。个人无仁义之意而有聚敛之资，虽非有益于己而务以多取为悦，是故当之而不辞，执之而弗置。而其上亦以君子为不能也，故举天下之大计属之小人。??是故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者，大禹、周公是也。古之人，未有不善理财而为圣君贤臣者也。若是者，其上之用度，固已沛然满足而不匮矣。后世之论，则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也。圣贤诚不为利也， 上下不给而圣贤不知所以通之，徒曰"我不为利也"，此其所以使小人为之而无疑欤！??然则奈何君子避理财之名，苟欲以不言利为义，坐视小人为之，亦以为当然而无怪也！徒从其后频蹙而议之，厉色而争之耳。然则仁者固如是耶？叶适认为，古代圣君贤臣也是重视理财的，讲求财利的。他们为了聚集天下之人，给万民以衣食住行之利，而以天下之财与天下共理。古代的圣君贤臣，没有不是善于理财者，理财为民，这就是仁义之举。可是周朝之后，由于人们不理解理财为民是善德之义，而把理财与聚敛混为一谈，认为理财就是聚敛民财而供上用，因而"君子避理财之名，而小人执理财之权"，小人聚之愈甚，就愈败坏了理财之名、之义，从而使"民之受病，国之受谤"。由此而产生一种理论，"以为小人善理财而圣贤不为利"，于是便以"我不为利也"，而不理财，并"以不言利为义"，从而"坐视小人为之"，又在后面"议之"，"争之"。
叶适针对这种迂腐之论，反复指斥其非、其谬。他指出，由于这种思想流行，而使国家财力匮乏，"财用不足"，造成国家内忧外患。为了解决这个当今之大事，叶适便考古论今，以古喻今，古为今用。他说："财用，今日大事也，必尽究其本末而后可以措于政事。欲尽究今日之本末，必先考古者财用之本末。盖考古虽若无益，而不能知古则不能知今故也。夫财之多少有无，非古人为国之所患，而今世乃以为其患最大而不可整救，此其说安从出哉？"①因此，叶适注意研究理财和功利问题。
叶适的功利之学，遭到朱熹的反对。朱熹认为："永嘉学问，专去利害上计较。"②朱熹还以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重义轻利思想批评叶适的功利之学。朱熹说："不正其义而谋其利，不明其道而计其功。不知圣人将死，??是岂徒然。"③对此，叶适反驳道："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古人以利与人而不自居其功，故道义光明。后世儒者行仲舒之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然举者不能胜，行者不能至， 而反以为诟于天下矣。④叶适认为，自古以来，仁人君子，谋利而不谋个人私利，计功而不自居其功，这就是道义光明之所在。如果只讲义不谋利，只明道不计功，既无功利，又无道义可言，这种道义只能是一种空言虚语，于国家、人民毫无意义。
第三，减轻赋役，兔除苛税。与理财富国，言利为义思想紧密相关的是① 《水心别集》卷二《财计上》。
① 《水心别集》卷十一《财总论一》。
② 《朱子语类》卷三十七。
③ 《朱子语类》卷八十三。
叶适针对当时国家的重徭役、苛赋税，给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之弊，而提出减轻赋役，免除苛税，实行宽民之政的主张。他在抨击宋廷不会理财，只会敛民，不顾人民死活的同时，告诫统治者不要"病民"，要量入为出，减轻人民的负担，要实行德政，不要实行恶政。他在开禧二年（公元1206 年）《上宁宗皇帝劄子三》中，作了具体的说明："臣窃观仁宗、英宗，号极盛之世，而不能得志于西北二虏，盖以增兵既多，经费困乏，宁自屈己，不敢病民也。王安石大挈利柄，封椿之钱，所在充满。绍圣、元符间，拓地进筑而敛不及民，熙、丰旧人矜伐其美。??于是蔡京变茶盐法，括地宝，走商贾，所得五千万，内穷奢侈，外炽兵革。宣和之后，方腊甫平，理伤残之地，则七色始立；燕、云乍复，急新边之用，而免夫又兴。自是以来，羽檄交警，增取之日，大者十数，而东南之赋，遂以八千万缗为额焉。多财本以富国，财既多而国愈贫，加赋本以就事，赋既加而事愈散。??近者国用置司，偶当警饬武备之际，外人但见立式太细，钩校甚详，不能无疑，谓将复取，臣独以为不然。何者？'名实不欺，用度有纪，式宽民力，永底阜康'，此诏书也。两浙盐丁既尽免矣，方以宽民，而何至于复取乎！参考内外财赋所入，经费所出，一切会计而总核之，其理固当。然臣谓国家之体，当先论其所入。所入或悖，足以殃民，则所出非经，其为蠹国审矣。今经总制、月输、青草、折估等钱，虽稍已减损，犹患太重，趁办甚难，而和买、折帛之类，民间至有用田租一半以上输纳者。贪官暴吏，展转科折，民既穷极，而州县亦不可为矣。以此自保，惧无善后之计；况欲规恢，宜有大赉之泽。伏乞陛下特诏大臣，使国用司详议审度，何名之赋害民最甚，何等横费裁节宜先；减所入之额，定所出之费，不须对补，便可蠲除；小民蒙自活之利，疲俗有宽息之实。陛下修实政于上，而又行实德于下，和气融浃，善颂流闻，此其所以能屡战而不屈，必胜而无败者也。"①叶适历数宋王朝聚敛财富，重赋苛税和贪官污吏横行无忌之弊，而造成民不聊生，小民无法活下去的现实，如此下去，不仅小民不得活，而南宋王朝自身亦难保，更不要说"中兴"复国，"规恢"大业了。只有量入以为出，取民而有制，轻役而薄赋，节省开支，宽省民力，实行德政，惠洽万民，方可转弱为强，不战而胜，立于不败之地。
叶适主张轻役薄赋，不仅要废除或减轻"和买、折帛之类"，而且要大大减轻田赋租税，古代实行"什一而税"，现在应当减至二十而一或二十而一。他说：儒者争言古税法必出于十一，又有贡、助、彻之异，而其实皆不过十一。夫以司徒教养其民，起居饮食待官而具，吉凶生死无不与偕，则取之虽或不止于十一，固非为过也。后世刍狗百姓，不教不养，贫富忧乐，茫然不知，因其自有而遂取之，则就能止于十一，而已不胜其过矣，亦岂得为中止哉！况合天下以奉一君，地大税广，上无前代封建之烦，下无近世养兵之众，则虽二十而一可也，三十而一可也。叶适依据《周礼·天官冢宰》的税制，针对宋朝税制之重，而提出轻赋薄税的主张，旨在救国利民，这与李觏的有关思想是一致的，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叶适在反对佛教、治军用兵等思想，亦与李觏有着极为相近、相同之处，在此不再详述。
① 《水心文集》卷一。
① 《习学记言序目》卷七《天官冢宰》。
综观陈亮、叶适以其功利之学，在南宋时期与朱熹就"王霸义利"问题，展开了论争。就王霸义利而论，自古已有之，就其当时的争论而言，则是有现实意义的。在争论中，陈亮。叶适接过李觏的救世医国，经世致用之学，倡导义利并行，王霸并用之说，同朱熹的重义轻利，存理去欲之说，进行了反复的辩论。义与利。理与欲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摆正，不仅在历史上引起思想家的注意、重视，在当今依然是人们所应当思考、对待的一个重要问题。只讲"道义"不讲"事功"，只存"天理"灭绝"人欲"，人类社会不会正常发展；只讲"功利"不讲"道义"，只求"人欲"不存"天理"的人欲横流社会，亦不是正常的人类社会生活，我想还是以"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和"尚义""不急功近利"为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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