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李觏评传 > 四、效实用人的选材标准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北宋王朝，由于科举取士之流弊和加强中央集权统治之弊政，造成了大批的冗官、冗吏、冗员、冗食者。这一批庞大的官僚群、食利青，不仅是自己高官厚禄，过着花天酒地、荒淫无耻的生活，而且是恩荫子孙，世袭相传。他们都是些"误国"之人。有许多人是老朽、无能、贪污、**者。但是，他们靠门第，论资格，耍手腕而爬上高位，不理国政，不管民事，只顾自己升官发财，盘剥、搜刮民财，不管人民的死活，更不能为国家、民众而负荷担道。这些人连"良犬"见之都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而羞耻。针对这种**的官僚制度，李觏提出了"效实"用人的选人、任官标准，就是要以实际才能、实事实功来选任人材，论功过赏罚，不论资排辈，按贤否升降，不按门第升迁。
李觏从各个方面揭露了当时在选用人材制度方面存在的严重问题。他说：当今天下人虽然不少，可是为国为公的人却很少，真正治国为民的人就更少。当权的统治者们却不知道或者不认识他们选人之非策，用人之失误。有见于此，有感于此，李觏只好在抱病卧床的情况下，上书陈述自己的政治主张和用人观点。他说：觏病卧草中，闻朝廷委节下一方之事，载惊载喜，已而泣下。嗟乎！自岭表有变，数千里间，火热汤沸，而未见有左右前后之臣，负大名于天下者一来镇抚，窃疑江湖之民，获罪上帝，不复得为周家草木在《行苇》之诗矣。嗟乎！今之天下何其少人哉？人材高下，未敢轻量。若夫至公至忠，图国忘身者，诚不易得。凡居位者，何异一曹司（曹觐一引者注）？但行文书，不责事实。但求免罪，不问成功。前后相推，上下相蔽，事到今日，犹不知非。昔西戎叛时，数年间，天下之民破骨出髓而不能取元吴一块土。今南蛮又叛，数月间，江湖之人拆衣卖絮而智高方拥美女，在珠玉堆中坐耳。何者？十羊九牧，朝令夕改，作无益以害有益故也。李觏十分慨叹凭一纸空文，不看实际的科举及第而做官的选材用人制度。由此而造成了国家的真正人材"诚个易得"的局面。他极力痛斥那些身居高官、亨食厚禄的人，他们只靠文书，不责事功，相互推委，上下欺蔽，敷衍塞责，得过且过，尽做百害无一益之事。国家到了内忧外患之时，他们不仅不能力国分忧，为民排患，而且不知非、不知耻，真是实在可悲！
李觏尤为痛恶的是"恩荫"制度及其所带来的危害。因为这个腐朽制度，荤生厂一个庞大的官僚队伍，食利阶层，使既得利益者子孙相沿，坐食其利，免服税役，而广大劳苦民众，却担负着沉重的赋役，产生了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他说：古之贵者，舍征止其身耳。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何其优也。承平滋久，仕宦实繁，况朝臣之先，又在赠典，一人通籍，则旁及兄弟，下至曾孙之子，安坐而已。比屋多是衣冠，素门方系繇役，日衰月少，朝替夕差，为今之民，盖亦难矣。②由于宋代实行了恩荫制度，大批冗官、权贵及其衣冠子孙，都享受各种特权和优厚的待遇，他们兼并土地，无限占田，既免征赋税，又不服徭役，一切沉重的赋役都加在劳动人民的头上，致使广大劳苦人民无法① 《寄上孙安抚书》，《李觏集》卷二十八，第307-308 页。
生活。李觏看到了"为今之民"的极端困难之处，所以他极力反对这种不合理的恩荫制度。
李觏进一步指出，由于恩荫制度的实施，不仅败坏了世风、廉政，而且造就了庸人、惰吏。尤其是那些豪族、权贵、高官们虽然享受着各种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但是却不为国为公为民而忘私忘家忘身做一件有益之事，相反却以权谋私，仗势欺人，侵暴百姓，聚敛财富。这些人连狗都不如，良犬部为之耻。李觏这样描述道：犬之无事时，叱则走，遗骨则争。及其噬人也， 临之以捶而弗抑，投之以食而弗顾。爱其家不敢爱其身也。受天子禄，守天子土，械奸民，劾情吏而致之法，上官一言，巨室一金，则解而出之不待旦。晞势而惧，怀赂而喜，妥首摇尾，良犬之耻。李觏以狗为例，揭露当时贪官污吏的丑恶嘴脸，可耻行径，他们只爱金钱，只顾其身，不为其国，不爱万民，只要上官一言，巨室一金，有利可图，有钱可得，他们就不顾一切地奔走效力，趋炎附势，奴颜卑膝。这些"晞势而惧，怀赂而喜，妥首摇尾"的无耻官吏，使良犬见到都感到耻辱。揭露得既形象而又深刻，真有其醒世警人的作用。
李觏分析了造成了这种贪官误国、污吏害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今之取才""不尽善"，"凡今任官，贵在科名"的科举取上制度造成的。为此，李靓严厉抨击以诗赋声病，背诵经书，凭一张答卷，取决于数百言取人，而不中经济实用，不看实事实功的科举取士制度。李觏指出，对于一个人的才能高下，品德贤否，要听其言而观其行，考其事而察其功，只有这样，才能看出其善与不善，才与不才。可是当今取人任官，却是不见其人之姓名，不知其身之善恶，断定其才与不才，贤与不贤的唯一标准，就在数百言的文章，这种做法是不可能无失的。对此，李觏表示反对。他说：厥后古道不逞，辞科浸长，不由经济，一出声病。源而海之，以至今日。??三尺重子据案弄笔则足以斩决强梗矣。不待伟人深智而职事已治。故虽浮华浅陋之辈，率为可用。声律取士，孰不日宜？学小则易工，利近则可欲。员位有数，而求之音多。国朝患其或私谒也，于是糊其名，易其书，混致于考官之手。固不知其立身之行，于蛊之才。虽有仁如伯夷，孝如曾参，直如史鱼，廉如于陵，一语不中，则生平委地。况执其柄者，时或非人。声律之中，又有遗焉。荐于乡，奏于礼部，第于殿庭，偶失偶得，如弈棋耳。名卿大臣，以其无举知之责也，闭其口不复言。天下士悦视同术，疏若秦、越。于戏！学道之无益也如此，夫宜其腐儒小生去本逐未。父诏其子曰："何必读书？姑诵赋而已矣。"兄教其弟曰："何必有名？姑程试而已矣。"故有缣缃凝尘，不记篇目，而致甲科。惟薄污辱，市并不齿，而谐美仕。劝善惩恶，将安在邪？①李觏深知，对一个人的认识是非常不容易的，不是一朝一夕、一时一事所能认识的，不经过长期考察了解，不与其久居共处是不可能认识其贤与不贤、才与不才、诚实与虚伪的。有的人言论与行动不一致，讲起话来滔滔不绝，做起事来件件不成。这种人到处都有，比屋而是，然而当今的选人任官，既不听其言，又不观其行，更不验其事，只看其"科名"。对那些平日什么都① 《潜书》，《李觏集》卷二十，第219 页。
① 《上范待制书》，《李觏集》卷二十七，第292-293 页。
不了解的人，只要在科举考试中，一语中的，就平步青云，升官发财。如果一语不中，就名落孙山，平生委地。这种办法，怎么能够为国家选拔出有用的贤才、于才呢不仅如此，还败坏了学风，伤害了学者。人们不必认真读书、思考，只要背诵经文，呻吟章句，应付考试，就可以升官成名了。
李觏还指斥这种"考能"办法千篇一律，众人一词，抄录古书，因袭旧论，以一种言论作标准，以一家之言作定论，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不是出于自己深思熟虑得来的真知灼见，而是剽窃他人的口耳之言。结果常常与事实相背离，于国家无用途。他说：言一也，而所由生者异。或生于心，或生于耳。生于心者，帅志而言，言则必形干事；生于耳者，剽人之言，施之于事则悖矣。??抄古书，略今文，变白为素，析一为二，以希世愿用，一易其褐，则言且忘矣，何有于事？而况偶匀谐韵，言非其言者，岂足问哉？呜呼！天下皆以言进，未能不以言取。既取矣， 胡不试之以事？事仇于言，然后命以其官可也。《王制》曰：论定然后官之，试此职也。任官然后爵之，以能而命也。如是则无旷官矣！李觏认为，以言取人任官是万万不行的，必须以事功取人任官，以效实取人。只有试之以事，验之以功，方可做到官名相应，名实相副。他说：官，名也。事，实也，有名而无实，天下之大患也。上弛而下偷，文书具，口舌给，而信其行事，是见驾称骥而不考之千里也。国不一官，官不一事，何从而得其实？盖责之主者乎？县焉何实，责之郡；郡焉何实，责之诸道。诸道，外也；群司，内也。内外之实，责之宰相，宰相之实，上观之天而下察之人乎！上观之天，阴阳调乎？下察之人，国富乎？兵强乎？百姓康乐乎？四夷协服乎？此不待下席而的见矣。责有所在，罪有所当，故曰：四郊多垒，卿大夫之辱。地广大荒而不治，亦士之辱。如是人人莫敢不自尽。取才、考能、任官的标准是效实。验事、责职。不能光看虚名，而要验之以实，察之以事，有实功政绩者取之、任之。其具体办法是各级官吏相责，逐级向上，直至宰相。宰相总揽内外，总责全权，要上观天文气象，阴阳变化，下察国官兵强，百姓康乐，四夷平服等等。责有所在，罪有所当，于是便人人都各守其职，各尽其责。
李觏指出，在人人都各守其职，各尽其责的原则下，就要严格执行论功行赏的法令，有功者授以爵禄，无功者退其爵禄，有过者罚其过错。他说：以德诏爵，以功诏禄，以能诏事，以久奠食。德，谓贤者。凡贤者，能旨，皆先试以事，久而有功，然后授之以爵，得禄食也。爵以贵乎人，天下之人共贵之；禄以富乎人，天下之人共富之。??天下共贵之而贵非其人，天下共富之而富非其人，则君命果义乎？众心果服乎？且人各有能有不能。??苟非试其事、考其功，不遽与之爵禄，则旷天官败公事何足道哉？《王制》曰："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所谓官之者，使试守也。尧，舜岂不圣？而试臣以职，慎之至也。若是，则贤者必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啬夫之印绶，不可以幸而得也，奚高位之辱战？作为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当然都是想用贤人而退不肖者，可是却往往用的① 《庆历民言·考能》，《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6-237 页。
① 《庆历民言·效实》，《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1-232 页。
① 《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二》，《李觏集》卷十一，第104 页。
是不肖者，而退了贤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未易知也"。认识一个人的本质、才能、贤否，是很难的事，即使像尧、舜这样的圣君，亦"犹以为难"。因此，要想真正认识、考察一个人的贤与否、肖与不肖、才与不才，就必须以事功验之，以实效观之，有功而能者。贤者、才者，授以爵禄，使之富贵，使人尊之；无功而否者、不肖者，不才者，退其爵禄，使其退藏，不得显贵。如果不以实事实功又经过长期考验其贤与否、能与不能，才与不才，而骤然授与爵禄，使其遽然富贵，这样一定会"旷天官，败公事"的。李觏主张，授官予爵，给俸加禄，要经过长期的事功考验，慎重行之，才能做到"贤者公用，不肖者必舍，能者必行，否者必藏"。李觏十分反对遵然授爵禄，使一些人侥幸骤然富贵的做法。于是他提出了"止幸"的主张，不使少数人侥幸得官受恩，招致多数人的怨恨，为国家带来不幸。他说：乱始于恩，怨始于幸。乱始于恩，进非其人也； 怨始于幸，有望而弗获也。选举所以吁贤能，而曰必多取，则不肖入之矣。贤者寡，用之可尽，而不肖满天下。用一不肖，舍一不肖，尚有怨，矧用一不肖，舍百不肖乎？
夫万物以类动，彼能是，我亦能是，用彼而舍我，宜其怨也。??有国者启人之幸，而欲人不怨，人之类尽官而后可也。《传》曰："民之多幸，国之不幸。"宠不肖以败其官，不幸大矣，而况怨且怒哉！李觏认为，天下之乱开始于恩惠，天下之怨开始于侥幸。用人才不当，就产生了混乱，有希望要求而达不到，就产生了怨恨。由于多取人任官，使不肖之辈混入其中。贤能的人才很少，不肖之人却满天下，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个下肖者，都有怨气，更何况用一个不肖者，舍弃一百个不肖者呢？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幸，那就是国家的不幸。如果使不肖之人得宠，那就是国家更大的不幸，更何况因此而引起的怨和怒呢？因此，必须采取措施制止不肖之人侥韦而得宠的现象发生。为了做到这些，除了对官吏进行长期的事功、政绩考验、考核之外，还要经常考察其治状。功状显著者赏功进爵，无功有过者退爵罚罪。
李觏提出，对于官府中的百官，要在旬终、月终考其治状，对于治政不力者，随时责之。在岁终又要考核其一年的冶状，这不仅仅责之，而且要看其"有功无功"，而决定其废置，有功而置者进其爵禄，无功而废者退其爵禄。到了三年，要进行一次总的考核，"及三岁，则家宰大计其治，大无功，不徒废，必罪之；大有功，不徒置，必赏之也。"②只有这样不断地考核其治状，促使百官及各级官吏勤政，廉政、求功、晋升，国家才能治理好。为了不使一些人因一时一事有功而"骤获其利"，就必须进行长期的观察考核再决定对其赏否。三年进行一次大的考核，以决定其赏罚、升降。那么是否到了三年就一定升一次官呢？不一定，主要看其三年中的政绩好坏来决定。不然，如果三年一次进一次官，光靠论年资、排辈数，则草木长人了亦可用，牛马久使亦可用，人只要不死都可以达到公卿的地位，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李觏说：有功者升，有过者黜，无功无过者，职其旧，如是可以劝功而惩过。世之考绩则异于此，无功无过者升，是升不必功也。有过者职其旧，是过不至黜也。功无益而过无损，① 《庆历民言·止幸》，《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7 页。
② 《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三》，《李觏集》卷十一，第105 页。
惩劝安在哉？??夫进人不问其功而问其久，彼草木久则长大可用，人之材不能日夜生息亦已明矣。三岁而进一官，是三岁而材一变乎？如此，则牛马走抑可以久而用之矣。①13800180_0224_0董仲舒曰："古所谓功者，以任官称职为差，非谓积日累久也。故小材虽累日，不离于小官；贤材虽未久，不害为辅佐。"必也，不求功实，而以日月为限，三年而迁一官，则人无死，孰不可公卿者乎？如果不视贤否，不看功绩，凭年资升官，论资排辈，仍然不能使贤才擢升，庸人退位，反而使贤才与庸人并进，这就造成"廉耻贤不肖，所以无辨也"，最终使官不知所归，而民却受其害。李觏坚决反对以年资升官，要求拔擢贤材，使贤者进，贪者退。他说："宫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下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①用人任官，要是累资进升，这与聚敛财富一样害国坑民，如同纵容盗贼一样可恶。李觏极为痛恨这种不合理的误国害民的用人任官制度。他主张用人任官，必须是有功者升，有过者罚，无功无过者不升不罚而维持原职。这样可以劝勉立功者，惩罚有过者，使各级官吏为民办事，为国效力，同时使年轻才隽脱颖而出。
然而，宋朝的考官、任官制度，却不是这样，而是实行无功无过者升，有过有罪者不废黜其职位。这样就分辨不出廉与耻、贤与否，只要做上了官，就混日度年，不求什么功与过，只想三年升一官。这种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人的才能不一定就是三年一变，为什么要三年升一官呢？再说，这样做了，会使那些平庸之人，无材之辈，一旦做了官，仅凭年资升官，不务政绩，如此贤庸并进，好坏不分，才是国之不幸。由此，李觏力倡"以礼义"使人，不"以赏罚"使人。在他看来，"以礼义"使人，才是"圣人之使人也"；"以赏罚"使人，则是"众人之使人也"。"赏罚"为外，可去、可就；"礼义"为内，而中其心，使"天地四方无所逃矣"。所以说："有赏罚而无礼义，安则可，非济危之具也。"因为李觏目睹当时世风大坏、官场污浊、吏不知耻，故主张"学以礼，行以义"，辅以赏，行以罚。他说："世俗诚大坏矣，学者为官不为道，仕者为身不为君。见得其虎，闻丧其鼠。父子昆弟之诏告，妻妾之耳语，非富非贵，如举其讳。上之人又从而启之，赏先于功而功不立，罚轻十过而过不改。无事而禄，有事而赏，位孺稚、舆货财而后行，则是禄为我有，而事以赏佣也。礼义既销矣，而赏罚且玩，阶之吝其准乎？"①李觏的思想主张，不仅是为国选贤才，而且是为了端仕风，所以告诫选官、做官者，都要做"君子学道则爱人"，不要仅仅为一身一家之富贵而当官求禄。
关于如何用人和取才，李觏指出：人莫不有才，才莫不可用。才取其长，用当其宜，则天下之士皆吾臂指也。人用其才，取其所长，得其所宜，因才使用，能者举之。要做到合理地使用人才，就必须了解人才，知道各种人才的特点，用其长，避其短。为此，李觏提出了"以贤举贤"的裁举取人的措施。因为在李觏看来，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善者能举善，贤者能举贤，同类相举；不善者举不善，不肖者举不肖，亦同② 《周礼致太平论·官人第三》，《李觏集》卷十一，第105 页。
① 《长江赋》，《李觏集》卷一，第2 页。
① 《庆历民言·懋节》，《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0 页。
② 《强兵策第九》，《李觏集》卷十七，第164 页。
类相举。所以要实行"以贤举贤"的办法裁举取人。贤人在下位，如果不使贤人举之，而让上级官吏举之，上级官吏未必贤，他们如同不肖之人友好，而不会荐举贤人的。特别是不肖之人嫉恶贤能之人，亦如同贤人嫉恶不肖之人一样，这样就会使贤人不得举、不被用。因此，不能让在上位之人去荐举人才，而要让贤能之人去荐举贤良之才。"贤知贤"，所举者贤；"不肖之相好"，所举者必不肖。李觏说：唯善能举其类，不善亦能举其类。??贤人在下位，不使贤人举之，而必日长吏，长吏皆贤邪？彼不肖之相好，亦若贤之于贤；不肖之恶贤，固如贤之恶不肖，好同而恶异也。不肖位乎上而望其进贤，难矣！贤知贤，不幸而非其属，又不得举，然则贤人不遇，岂天命哉？故责所举之贤，不若责举者之贤。举者贤，则所举贤；举者不肖，则所举不肖。一不肖达而举十不肖，十举百，百举千，如此则剥道成矣。李觏通过研究历史上的选举、察举、科举等选人任官制度，深知"人得择官久矣"。经过比较后，他主张"以贤举贤"的选才办法，肯定这是最好的办法。
李觏一方面以历史事实说明了以贤荐贤、贱能进贤的道理，以及这种办法的可取之处，另一方面又论述了按门第、不看贤否取人任官的害处，以正反对比来进一步辩明自己主张的好处。他说：晋侯以勃鞮用赵衰，赵王以绎贤得蔺相如，皆奄人也。谓奄之贱而能进贤何也？曰：贱故能进贤，贵则疾之而已矣。古之奄给房闼使令，盖甚贱。贱则虽贤人当国何害？故进之。后之奄为帝王耳目，盖甚贵。贵则有威福玉食之罪，婞然唯恐贤者之绳己，故疾之。李觏认为，选才任人，不要论贵贱、看门第，而要看贤否、察实能，即使出身微贱，只要是贤才。干才，亦要举之、进之。那些出身高贵而行为污浊的人，由于害怕贤者、廉者进官后，而将他们绳之以法，所以非常嫉恨贤者，进而千方百计地压抑、排挤贤者。李觏以赵衰。蔺相如等人为例，说明要不怕贵者之嫉，而用贤者之才，从而使他们为国效力的道理。告诫当权者千万不能由于贵者之嫉，而遗弃人才，贻误国事。
李觏关于选才任官的一系列主张和议论，确实是深刻而有针对性的，是切中时弊的卓识伟论，这些思想不仅在当时有其重要的意义，在当今亦颇有其可惜鉴之处。
① 《庆历民言·裁举》，《李觏集》卷二十一，第237-238 页。
① 《庆历民言·远私》，《李觏集》卷二十二，第24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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