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郦道元评传 > 第十章 《水经注》的错误和学者的批评
郦学确实是郦道元留给后世的一宗宝贵财富，《水经注》的卓越贡献人所共见。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水经注》就没有错误；一部一千四百多年前的著作，描述的地区如此之大，涉及的资料如此之多，错误显然是在所难免的。上面已经引述了许多古人对《水经注》的好评，同样也不等于对此书就没有批评。对于一部古书，尽管是一部不朽名著，由于成书甚早，作者在此书上所作大量河川地理的研究，只是根据他当时的条件和认识水平。以后条件不断改变，人们对地理环境的认识水平有了提高，后来的学者发现了前人的错误，因而提出批评，这是必然的事，也是正常的事。
历史上最早对《水经注》提出批评的，大概是唐代的杜佑，他是从黄河发源和黄河重源的问题上对郦道元提出批评的。当然，杜佑批评的首先是《水经》，但郦道元为《水经》作注，却没有改正《水经》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所以同时批评了《水经注》。他说：《水经》所云：河出昆仑者，宜出于《禹本纪》、《山海经》；所云南入葱岭及出于阗南山者，出于《汉书·西域传》。而郦道元都不详正。??自葱岭之北，其《本纪》灼然荒唐，撰经者取以为准的。班固云：言九州山川者，《尚书》近之矣。诚为恰当。其后《汉书·西域传》云：河水一源出葱岭，一源出于阗，合流东往蒲昌海，皆以潜流地下，南出积石为中国河云。比《禹纪》、《山海经》犹较附近，终是纰缪。①杜佑批评这个错误的文字很长，不能一一抄录，但其中对郦注的指责，使用了"殊为诡诞，全无凭据"的话。这恐怕是历来对此书最严厉的批评了。要说这个错误的造成，其来历实在相当悠久。昆仑山原来是一座古代传说中的山岳。"昆仑"一词，如我在《读水经注札记之二》②中所说是一个传入很早的外来语，把昆仑作为山名不知始于何时。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早期，昆仑山并无具体的地理位置，它的地理位置是在西汉时代确定的。据《史记·大宛列传》："汉使穷河源，河源出于阗，其山多玉石，采来，天子案古图书，名河所出山曰昆仑山。"这里的"汉使"是张骞，"天子"则是汉武帝。其实，张赛当年在这座被汉武帝定为昆仑山的山下所发现的河源，乃是塔里木河支流之一的和田（阗）河的上源。这件事不仅张冠李戴，而且还替黄河重源的谬论种下了根子。因为以后人们随即发现，黄河发源于积石山，与蒲昌海（即今罗布泊）相去很远。由于河出昆仑的先入之见，于是又臆造了黄河从蒲昌海潜入地下，又从积石山冒出来的说法，这就是长期来以讹传讹的黄河重源。
张骞当年的这个发现，与他同时的司马迁就并不相信。在《大宛列传》的末尾，司马迁写了几句称为"赞"的话，他说："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司马迁告诉我们，前面所谓"天子案古图书"，指的就是《禹本纪》和《山海经》，《禹本纪》早已亡佚，我们只能从《大宛列传赞》中看到司马迁所引的一句："《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高二千五百余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单看① 《通典》卷一七四，州郡四。
② 《明报月刊》，1990 年9 月号。
这一句，则杜佑说它"灼然荒唐"，就毫不过分。错误由来已久，《水经》承袭了这个错误，郦道元由于没有对这个错误加以"详正"，所以也受到严厉的批评。当然，在郦道元的时代，要认识到黄河重源的错误是困难的。直到清代，像胡渭、①董祐诚②这样著名的地理学家，尚且对这种说法坚信不疑，何况在一千多年以前呢。
对于我国古代西北部分的地理概况，《水经注》记载所出现的错误，当然还不仅黄河重源。卷一《河水注》中所描述的今新疆、帕米尔以及印度北部的一些河流，包括印度河和恒河的上源在内，也存在不少错误。明代的周婴曾在这方面提出过批评："皆蹑法显之行踪，想恒流之洄洑，其间水陆未辨，道里难明，所计差池，厥类亦众。"③这段评论的意思，是指《水经注》对这个地区的描述，都是抄的《法显传》，④并且造成了许多错误。当然，错误确实是不少的，章巽在其《水经注和法显传》①一文中，比较详细地列举了这些错误。不过，周婴所谓"皆蹑法显之行踪"的话，或许稍嫌片面。因为《水经注》记载这个地区，其所引文献，计有《释氏西域记》、《广志》、《外国事》等十种，《法显传》只是其中之一而已。而且在全部注文之中，引《释氏西域记》的达十五处，引《法显传》只有八处。②说明《法显传》在他的参考文献中，还不算最重要的。周婴与杜佑不同，他在指出《水经注》错误的同时，也充分肯定了此书的成就；"括地脉川，奇珍异，**之外，宛在目中，三竺之流，如潆足下，神州地志，斯为最瑰矣。"③对于我国的北部，郦道元足迹甚广，因此《水经注》对这个地区的记载，历来素为学者所称道。前面已经提到过清代郦学家刘献廷的评论："北方诸水，毫发不失，而江、淮、汉、沔之间，便多纰缪。"④刘献廷的评论当然有他的依据，郦注中北方诸水的记载远胜于南方诸水，这也是众所共见的事实。但北方的范围甚大，河川众多，郦注所载也未必完全无误。兹以卷十四《濡水》一篇为例，经"濡水从塞外来，东南过辽西令支县北"注中，注文对濡水发源的记载，即是一个明显的错误。注云：濡水出御夷镇东南，其水二源双引，夹山西北流，出山，合成一川。对此，殿本加案语云：案濡水即今滦河，源出巴廷屯图古尔山，名都尔本诺尔，西北至茂罕和硕，三道河始东会之。道元当时未经亲履其地，遂以夹山来会之三道河为滦河正源，殊属失实。
在同一经文之下，还有一段关于三藏水的描述，注云：濡水又东南流，武列水入焉，其水三川派合，西源右为溪水，亦曰西藏水，??西藏水又西南流，东藏水注之，水出东溪，一曰东藏水，西南流，出谷，与中藏水合，水导源中溪，南流出谷，南注东藏水，故目其川曰三藏① 《禹贡锥指》卷十三上。
② 《水经注图说残稿》卷一。
③ 《析郦》，载《巵林》卷一。
④ 《水经注》卷一、卷二引此书作《法显传》、《释法显》、《法显》。① 《中华文史论丛》，1984 年第3 辑。
② 参见拙作《水经注记载的南亚地理》，载《南亚研究》，1983 年第4 期，又收入于《水经注研究二集》。③ 《析郦》。
④ 《广阳杂记》卷四。
川，水曰三藏水。东藏水又南，右入西藏水。
对此，殿本加案语云：案西藏水，即今之固都尔呼河，先合中藏水，即今之茅沟河，次合东藏水，即今之赛音河。郦氏叙东藏水于中藏水之前，以为东溪、西溪合流，而与西源会，殊乖川流之次。??道元之附会耳食，显然无疑。
在《濡水》一篇中，除了上述两处河道记载的错误外，还可以再找出另一处性质不同的错误。在经"又东南过海洋县西，南入于海"注中，有一段关于管仲和齐桓公征孤竹的故事。注云：又按《管子》，齐桓公二十年，征孤竹，未至卑耳之溪十里，闟然止，瞠然视，援弓将射，引而未发。谓左右曰：见前乎？左右对曰：不见。公曰：寡人见长尺而人物具也，冠，右祛衣，走马前，岂有人若此乎？管仲对曰：臣闻岂山之神有偷儿，长尺人物具，霸王之君兴，则岂山之神见，且走马前。祛衣，示前有水；右祛衣，示从右方涉也。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从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至膝。已涉大济，桓公拜曰：仲父至圣至此，寡人之抵罪也久矣。今自孤竹南出，则巨海矣，而沧海之中，山望多矣，然卑耳之川若赞溪者，亦不知其所在也。昔在汉世，海水波襄，吞食地广，当同碣石，苞沦洪波也。
前面指出的两处错误，都是河川水道上的错误，属于地理学的错误。而后面的这个错误，则是郦道元对古代文字理解的错误，因而引出了这条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赞水或赞溪来。郦道元因为找不到这条河流，因而认为它已于汉代沦入海中。他的这一错误，造成了后世不少学者的以讹传讹。宋程大昌也把赞水作为一条河流，①清赵一清认为赞水是辟耳山的拘夏溪，②清胡渭则认为赞水在乐亭县西南。③这些学者各执一端，都希望能找到这条名为赞水或赞溪的河流，但结果都是徒劳。这个由郦道元开端的错误，一直延续到晚清，才由孙诒让加以纠正，原来是郦道元误解了赞水这个词汇的意义。孙诒让说：案上引《管子》，齐桓公至卑耳之溪，有赞水者，从左方涉，其深及冠；右方涉，其深到膝。文见《小问》篇。房注云：赞水，谓赞引渡水者，是彼水即指卑耳溪水，赞者，谓导赞知津之人，诏桓公从右方涉耳，非卑耳之旁，别有溪水名赞旨也。郦氏殆误会恉。①从上述《濡水》一篇的错误中，可以说明，《水经注》记载的北方诸水中，错误也是常见的。刘献廷所说的："北方诸水，毫发不失"，不免夸大。对于一部一千多年前撰述的古代地理书，用"毫发不失"的要求来衡量，也是不现实的。
至于南方的河流，由于郦道元足迹未到，完全依靠他人的文献资料进行撰述，错误必然更多。而且与北方河流的错误不同。像上面指出的《濡水注》中的错误，应该说是较小的错误。在北方主要河流或这些河流的主要支流中，错误是不多的。但南方河流则不然，在许多错误之中，也有主要河流和这些河流的主要支流中的错误。关于这方面，黄宗羲在《今水经序》中谈得非常仔细。他说："余越人也，以越水证之，以曹娥江为浦阳江，以姚江为大江① 《禹贡论》上，十四。
② 《水经注释》卷十四《濡水注》，赵一清释。
③ 《禹贡锥指》卷十一上。
① 《札迻十二卷》卷三。
之奇分，苕水出山阴县，具区在余姚县，沔水至余姚入海，皆错误之大者。"黄宗羲所举的是他的家乡越州的例子，同样，陈澧在《水经注西南诸水考》②一书的序言中指出："郦道元身处北朝，其注《水经》，北方诸水，大致精确，至西南诸水，则几乎无一不误。"的确，在南方诸水中，尽管郦道元在资料鉴别中也下过一番功夫，但是由于不少文献出于北方学者之手，这些学者对南方的山川地理，本来就并不清楚，鲁鱼亥豕，所在多有，郦道元无法一一核实，因而就把这类错误流传了下来。因为《禹贡·扬州》下有"三江既入"的话，又出现"北江"、"中江"两个地名，但并不一定与"三江"有关，"三江"一名，很可能是表示多数的意思。从《汉书·地理志》又臆加"南江"，连同"中江"和"北江"，以敷台《禹贡》"三江"之数。于是，大江南北，就这样存在了两条与大江平行的北江和南江，在中国历史上传讹甚久，《水经注》同样在卷二十九《沔水》经"分为二：其一东北流，其一又过毗陵县北，为北江"注中提出了"江即北江也"，"江水自石城东出迳吴国南为南江"等错误说法。其实，北江和南江都是并不存在的河流。另外还有一条并不存在的河流是卷三十九《庐江水》一篇中的庐江水。此篇只有一句经文："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这条经文的来源，显然是根据《山海经·海内东经》："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郦道元为这条经文作注，写了大约一千三百字的文章，主要是描述了庐山的各种风光，并写下"望九江而眺钟彭"一语（指石钟山和彭蠡泽）。按地理位置，显然是在今长江以南的鄱阳湖西边。但今天在这个地区根本找不到一条可与庐江水相当的河流，使得以后的学者为此煞费考证功夫。杨守敬认为这条《水经注》称为庐江水的河流，当是今安徽省境内的长江支流清弋江。①但清弋江距庐山三百多公里，江口根本没有像庐山一类的高山，即使有，也无法从这里远眺"钟彭"。十分明显，庐江水是一条由古代不谙南方地理的北方人所附会的并不存在的河流。但郦道元也无法否定这条河流的存在。
最后，历来学者对《水经注》批评较多的另一方面，是郦道元在资料选择和撰述中的嗜奇引博的倾向。前面已经提及的清凌扬藻所说的"但嗜奇博，读者眩焉"即是其例。明郦学家杨慎在其《水经序》①中也说："若郦氏注衍为四十卷，厌其枝蔓太繁，颇无关涉，首注'河水'二字，泛引佛经怪诞之说，几数千言，亦赘已。"全祖望为赵一清《水经注释》所撰序言中也说："乃以过于嗜奇，称繁引博。"杨守敬在其《水经注疏》卷四十《禹贡山水泽地所在》经"朱圉山在天水北，冀城南"注"鸣浅殃万物，鸣深则殃君王矣"下疏云："守敬按，《渭水》篇叙朱圉之石鼓，本《十三州志》及《汉书·五行志》详叙之，此别引《开山图》二条，盖故示博。"由此看来，在郦道元的撰述中，称奇引博的思想确实是存在的。
关于这方面的另外一个明显的例子在卷三十九《赣水》经"又北过南昌县西"注中。这里，注文对建成县的"燃石矿"作了记载。对于这种矿物，南朝宋雷次宗在《豫章记》中曾有清楚的描述："县有葛乡，有石炭二顷，可燃以炊"。对于我国境内的煤炭资源的记载，以及"石炭"这一科学名称② 道光二十七年陈氏自刊本。
① 《山海经、汉志、水经注庐江异同答问》，载《晦明轩稿》上册。
① 《水经注释附录》卷上。
的使用，《豫章记》是现存最早的资料。《豫章记》是地理大交流时代撰写的所谓六朝地志之一，郦道元在《赣水注》中两次提到雷次宗之名，同卷《庐江水注》中，也引用了《豫章记》，说明这是他作注时的常用文献之一。但是他在记载建成县的这种矿物时，却偏偏不用《豫章记》而用了《异物志》的说法："《异物志》曰：石色黄白而理疏，以水灌之，便热；以鼎著其上，炊足以熟。置之则冷，灌之则热，如此无穷。"用现在的尺度来衡量，《豫章记》对煤炭的科学描述，当然比《异物志》那种牵强附会的说法要好得多。但由于前者看来平淡无奇，而后者则是一种奇谈怪论，因而郦道元采用了后者。
如上所述，说明像郦道元这样的人物所撰写的《水经注》这样的名著，毕竟也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历来也曾有不少学者提出过许多批评。让今天的读者了解这方面的事实，实在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所有这些缺点和错误，对于这部历史名著所取得的成就来说，都是瑕不掩瑜的。
结 语以上是郦道元一生思想行历的评论。一切评论都没有离开《水经注》，假使没有《水经注》，要评论郦道元这样的人物，真是不可想像的。
前面曾引《魏书》和《北史》，郦道元的著述有："注《水经》四十卷，《本志》十二篇，又为《七聘》及诸文。"在他的这些著作中，《水经注》竟能众亡独存，这实在是我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十分难得的幸事。假使《水经注》也象《本志》和《七聘》那样地早已亡佚，不仅在人类的文化遗产中损失了这样一宗宝贵财富，后人看不到如此一部卓越绝伦的不朽名著，而对于郦道元本人，以后也无非是研究魏晋南北朝历史的学者偶然触及，从《北史》来看，他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一般人物；从《魏书》来看，他竟是个被人所不齿的酷吏。
《水经注》一书，从撰述到幸存，不仅是一件大事，而且也是一种奇迹。香港郦学家吴天任教授撰《郦学研究史》①一书，嘱序于我，我在序言中说：《水经注》一书，撰述于国家分裂，战祸连绵，人民流离，生灵涂炭之时代，赖郦道元之卓越天才与非凡勤奋，人间才得有此一部不朽名著。而这部名著从其诞生之日始，却又命途多舛。郦氏蒙难于阴盘，洛阳毁灭于兵灭。苍天悯人，竟令书稿幸存于灰烬之中。
这部幸存于水火蠹鱼之中的书稿，真是不同凡响。如我在《郦道元生平考》②一文中所说：这是一部彪炳千秋的伟大作品，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而且郦道元毕生的思想抱负，也都凝结在这部著作之中，因此，今天我们研究郦道元的生平事迹，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不朽名著，对于我们的重要性，显然绝非寥寥三○九字的《魏书》本传和六一二字的《北史》本传（包括全文抄录《魏书》本传的三○九字在内）可以相比。对此书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虽然时隔一千四百多年，但郦道元的音容气质，仕宦业绩，似乎还历历如在。所以我在本书的《郦道元及其家世》一章中指出："从思想感情的高度来说，这是他的一部自传，一部境界很高的自传。对这部自传进行细致深入的剖析，郦道元的生平业绩和思想感情，都可以和盘托出。"这样看来，我们确实不必埋怨历来学者没有为郦道元写详细的传记，以弥补《魏书》和《北史》的疏缺。因为许多郦学家，特别是明清以来的考据学派郦学家，他们尽毕生精力，呕心沥血，刻苦钻研，使《水经注》从宋代以来的残籍逐渐走向完璧。他们的工作，其实就是完整和充实郦道元的这部传记。所以我在上述吴撰《郦学研究史》的序言中说：《水经注》一书，从撰述到流传，固已是人间奇，而历代郦学家对此书辛苦耕耘，惨澹经营，终至集腋成裘，聚沙为塔，形成如此一门弘大渊博之郦学。《诗·周颂·敬之》云：'学有缉熙于光明'。其言铮铮，足以为古今学人式。如今郦学光华，环宇共照，益可证此言之不虚也。
《水经注》和郦道元已经融为一体。今天，我们开展卷帙，仿佛就看到这位身跨战马，手执图籍的巨人，他正在原野高处，满怀深情地环视着秀丽的祖国河山。我们也似乎看到了从他身上迸发出来的一股笼罩在我们的广大① 台湾台北县，艺文印书馆，1991 年版。
② 《地理学报》，1988 年第3 期。
版图之上和凝聚在我们的众多民族之间的巨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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