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梁启超传 > 第十六章 忘年知交：梁启超与丁文江
1918年底，梁启超发起欧游考察，请了蒋百里、张君劢、刘崇杰同行，还有徐新六做他的财政经济顾问，他仍觉得不满足，很想再有一位科学家同行，才能对现代的欧洲有更多的了解和更加深入的认识，于是，徐新六向他推荐了丁文江。梁启超与丁文江的交往，就从此时开始。
少年天才
丁文江，字在君，江苏泰兴县人，生于光绪十三年丁亥三月二十日（1887年4月13日），比梁启超小十四岁。他的父亲吉庵先生是一位绅士，母亲单夫人，生了四个儿子，丁文江是第二子。他的启蒙老师就是他的母亲。母亲很早就教他认字，所以他五岁入蒙馆就可以读书。他的大哥丁文涛在他病逝后有一篇追忆他的文章，讲到他读书的情形：五岁就傅，寓目成诵。阅四年，毕《五经》、《四子书》矣。尤喜读古今诗，琅琅上口。师奇其资性过人，试以联语属对曰：“愿闻子志”，弟即应声曰：“还读我书”，师大击节，叹为宿慧。（《丁文江先生学行录》，54页）
又说：
亡弟就傅后，于塾中课业外，常浏览古今小说，尤好读《三国演义》，独不喜关云长之为人，曰：“彼刚愎匹夫耳，世顾相与神圣之何耶？”六七岁后，即阅《纲鉴易知录》，续读《四史》、《资治通鉴》诸书，旁及宋明诸儒语录学案，每毕一篇，辄系以短评。于古人，最推崇陆宣公、史督师。又得顾亭林《日知录》、黄梨洲《明夷待访录》、王船山《读通鉴论》，爱好之，早夜讽诵不辍，重其有种族观念也。（同上）
他具有那个时代早慧少年的一切特征。十岁作《汉高祖明太祖优劣论》，“首尾数千言，汪洋纵恣，师为敛手，莫能易一字也”。（同上，55页）当时很多朋友都劝丁父让丁文江去应童子试，他母亲坚决反对，认为：“幼年得志，反是捐其志气，美玉须求良工雕琢始成大器。父然其说，遂终止。”（《丁文江年谱》，28页）可见他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见识的妇女。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1898年），他十一岁，这一年发生了戊戌政变，丁文江受到极大的触动，作出一个改变其人生的决定，他的四弟丁文渊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中讲到这件事，他说：戊戌变政的那一年，在君二哥刚好才到了十一岁的年龄，那时他还在黄桥家乡我们家里的私塾读书，然而已经受了这个变政运动的很大影响。他在私塾里，早是一个很出色的学生，在戊戌变政失败以后，他就和他的几位同学约定：从此发奋努力，以图救国；不再学八股制艺，要从事实学；不再临帖习字，以免虚耗光阴。那时他们的所谓“实学”，就是要研究古人的言行，实事求是，不尚虚伪，于是乃从攻读正史着手。（《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1页）
他十三岁那年，母亲去世了。第二年，他“想到上海就学于南洋公学，当时必需地方官保送，因经本县知县龙研仙（名龙璋）面试，题为‘通西南夷’，二哥下笔迅速，议论豪畅，大为龙知县所赏识，因劝二哥不去上海，而去日本”。（同上）龙璋有个表弟叫胡子靖，是湖南选派的游日公费留学生。光绪二十八年壬寅（1902年），他在赴日途中转道江苏泰兴拜访表兄，龙璋就请胡子靖带上丁文江同行。那时的丁文江，第一次离开家乡，在此之前，他从未“步行到三里以上”。（丁文江：《现在中国的中年与青年》，见《丁文江年谱》，37页）
丁文江到日本后，似乎没有进过正式学校，他和一个叫汤中的留学生住在东京的神田区，那里聚集了很多中国留学生。汤中写过一篇回忆丁文江的文章，其中写道：“他那时候就喜欢谈政治，写文章。我记得东京留学界，在一九零四年的前后，出了好几种杂志——浙江留学生之有《浙江潮》，江苏留学生之有《江苏》。——《江苏》杂志第一次的总编辑是钮惕生先生，第二次是汪衮甫（衮甫在江苏留学生中最负文名，笔名为公衣）先生，后来就轮到在君担任。在君的文章也很流畅，也很有革命的情调（当时的留学生大多数均倡言排满革命）——在君住在下宿屋，同我天天见面，他谈话的时候，喜欢把两手插在裤袋里，一口宽阔的泰州口音，滔滔不绝，他的神气和晚年差不多，只少‘他的奇怪的眼光，他的虬起的德国维廉皇帝式的胡子’而已。”（同上，40页）
在日本，他结识了许多朋友，除了后来与他一起留学英国的李毅士、庄文亚，还有史久光、蒋百里、蔡锷、朱先志和翁之麟、翁之谷兄弟。据刘仲平所撰《先师史久光先生年谱》记载，蔡锷、蒋百里、丁文江、史久光四人，由于经常在报刊上发表主张共和制的言论，被人们称之为留学生“四大怪”。史久光曾参与创办《江苏》杂志，得以结识丁文江；他还受到梁启超的赏识，梁在东京创办《新民丛报》，邀他担任助编兼校对。根据他的回忆，丁文江在日本时是见过梁启超的，但丁文渊则坚持说，直到1918年底欧游之前，丁文江“才认识了任公先生（梁启超）”。（《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
赴英留学的冒险之旅
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丁文江离开日本，赴英国留学。他的这个决定，源自吴稚晖的蛊惑。吴稚晖是因《苏报》案流亡英国的，“此时，在苏格兰的吴稚晖致函庄文亚，对留日学生谈政治而不读书的生活颇为不满，并劝庄氏到英国留学”。（《丁文江年谱》，46页）丁文江在《苏俄旅行记》中也提到当时所以要到英国去的理由，他说：“我是1904年到英国去的。当时听见吴稚晖先生说在英国留学有六百元一年就可以够用，所以学了几个月的英文就大胆的自费跑了出去。到了苏格兰，方始知道六百元一年仅仅够住房子、吃饭，衣服都没有着落，不用说念书了。”（《丁文江集》，408页）他还动员了李毅士、庄文亚同行。
这几个囊中羞涩的青年决定到英国去，他们从东京回到上海，又在上海买了去英国的船票。这是一艘德国船，在船上，他们已经感觉到旅资不支。李祖鸿具体讲到他们的经济状况：我们那时所谓经济的准备，说来也甚可笑。在君的家中答应给他一千元左右，交他带去。至于以后的接济，却毫无把握。庄文亚家的资助不过四五百元，以后却再无法想了。那时正值我家把我和我弟祖植半年的学费三百元寄到，我们就向家兄祖虞商量，先把此款归我带去。总算起来，统共不过一千七八百元。
依我们当时的计算，日本邮船价廉，……我们到英国时至少还可以有好几百元的余款。不料那时适因日俄战争，日本船不能乘，于是改乘德国船，三等舱位的船价每人三百元左右。……我们在上海又须得耽搁一阵，因为丁庄二君的家款都约定在上海交付。……到我们（在上海）上船赴英国的时候，我们三人手中只剩了十多个金镑！（李祖鸿：《留学时代的丁在君》，转引自《丁文江传》，10～11页）
胡适因此大为感慨，他说：“三个青年人身边只有十几个金镑，就大胆的上了船，开始他们万里求学的冒险旅程了！”船行至新加坡，他们上岸拜访著名华侨林文庆，林氏建议他们在经过槟榔屿时不妨去见一下正在那里的康有为。康有为对于他们的来访表现出很关切的样子，问了他们的情况，也很为他们的窘迫担忧，不仅送了他们十个金镑，还托他们带一封信到伦敦，给他的女婿罗昌先生。后来，罗昌收到他丈人的信，也寄了二十英镑给他们。李祖鸿表示：“康南海的赠金救济了我们途中的危险。……罗昌君的二十镑支持了我们不少的日子。——至于所赠的三十镑，我听见在君说，于南海先生逝世之前，他曾偿还一千元，以示不忘旧德。”（同上，11 ～ 12页）
丁文江的志向，原本是想到英国学海军的，因为他的朋友蒋百里、蔡锷等都在日本士官学校学陆军，他们都想为将来新中国建设国防作些准备。“可是他们到英国，才晓得非政府保送，不能学海军。”丁文渊说，“同时二哥的思想，已经起了变化。他认为要使新中国成为一个现代的国家，不是革命就能成功的。一个现代国家的建立，全赖于一般人能有现代知识，而现代知识，当然就是科学，所以他辗转的就学了地质学和动物学。”（《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
丁文渊在这里所说的有点删繁就简的嫌疑，实际情况是，丁、庄、李三人抵达爱丁堡时，身上只剩下五英镑了。罗昌先生的二十英镑固然可以救急，但解决不了长远的生活、读书的问题，而爱丁堡的生活水准又是很高的。所以，经过反复商量，吴稚晖带庄文亚到利物浦去，那里是个港口，常有中国水手往来，生活水准也比较低；丁文江、李毅士则决定留在爱丁堡，他们先跟随一个苏格兰女子孔马克（Cormack）夫人学习英文，不久，他们也离开爱丁堡，前往司堡尔丁（Spalding），进了当地一所中学（Spalding Crammar School）。丁文江后来回忆：“幸亏无意中遇见了一位约翰斯·密勒医生。他是在陕西传过教的，知道我是穷学生，劝我到乡下去进中学。于是我同我的朋友李祖鸿同到英国东部司堡尔丁去。这是一个几百户的乡镇，生活水平很低；我一星期的膳宿费不过十五个先令（合华币不过三十元一月），房东还给我补袜子。中学的学费一年不过一百余元，还连书籍在内。我在那里整整的过了两年；书从第一年级读起，一年跳三级，两年就考进了剑桥大学。斯密勒先生是本地的绅士，他不但给我介绍了学校，而且因为他的关系，所有他的亲戚朋友都待我如家人一样。每逢星期六和星期日，不是这家喝茶，就是那家吃饭，使我有机会彻底的了解英国中级社会的生活。”（《丁文江集》，408 ～ 409页）
丁文江致庄文亚的信，写于1905年1月19日，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十九岁的丁文江以优异成绩考入剑桥大学，开始所选仍为文科。但他在剑桥只读了半年就被迫离开了，主要原因是经济上不能支持。他那时还是靠家里寄钱，但他常常因为费用不赍、增加父亲的负担而忧虑。于是，他致信两江总督端方，请求资助。端方遂命令泰兴知县每年资助他公费几百元。尽管如此，剑桥大学的费用却不是一个穷学生所能负担的。就这样，到了1906年年底，他只好从剑桥辍学了。此后他曾在欧洲大陆游历过一段时间。光绪三十四年戊申（1908年），丁文江投考伦敦大学医科，因一门功课不及格未被录取，也就放弃了学医的打算，转而投考格拉斯哥大学，专修动物学，兼修地质学，直到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取得动物学、地质学双学科毕业证书，于4月初启程回国，最终结束了历时七年在英国的留学生活。
回国立业
丁文江回国，没有选择乘船直接到上海或香港登岸，而是选择了越南北部港口海防，从那里乘滇越铁路到劳开，然后转车经红河桥进入中国境内，于5月12日抵达昆明。接待他的是时任云南高等学堂监督的叶浩吾（瀚）。与丁文江第一次相见的叶浩吾，就向他推荐了《徐霞客游记》一书，他在《重印〈徐霞客游记〉及新著年谱序》中曾经讲道：余十六出国，二十六始归，凡十年未尝读国书，初不知有徐霞客其人。辛亥自欧归，由越南入滇，将由滇入黔。叶浩吾前辈告之曰：“君习地学，且好游，宜读《徐霞客游记》。徐又君乡人，表彰亦君辈之责。”因搜昆明书肆，欲得之为长途消夜计，而滇中僻陋，竟无售是书者。元年（民国元年，1912年）寓上海，始购得图书集成公司铅字本，然时方以舌耕为活，昼夜无暇晷，实未尝一读全书也。（转引自《丁文江年谱》，69 ～ 70页）
丁文江在昆明住了两个多星期，在叶浩吾的帮助下，他改换了行头，“装了假辫子，留了小胡子，穿上马褂袍子，带着黑纱的瓜皮小帽”上路了。（《丁文江传》，19页）云南提学使叶尔恺先生还派了两名穿号褂子的徒手护兵沿途保护他。他出发那天是5月29日，途径马龙、沾益、白水城、平彝，进入贵州境内，经亦资孔、毛口河、郎岱、安顺，到贵阳；又从贵阳经龙里、贵定、清平、施秉、黄平到达镇远。那天是6月29日，这一路整整走了一个月。他的一位同乡前辈从云南普洱府知府任上回籍，约他在镇远相会，坐民船下沅水、沅江，到湖南常德。在常德，他与这位前辈分手，自己雇了小火轮到长沙，为的就是要拜访他的恩师龙研仙先生。朱经农记得，丁文江在病逝前一个月到湖南视察粤汉铁路沿线煤矿，想到已故老师龙研仙很有知己之感，曾作《烈光亭怀先师龙研仙先生》两绝，其中一首云：海外归来初入湘，长沙拜谒再登堂。
回头廿五年前事，天柱峰前泪满腔。（朱经农：《最后一个月的丁在君先生》，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49 ～ 50页）
他说的“廿五年前”，就是1911年，到他去世时的1935年底，大约过了二十五年。离开长沙后，丁文江经汉口转乘江轮东下，经苏州、南京返乡。在苏州，他“专门探望了留日时期的同学史久光，并告以所以不能学海军而改习地质之苦衷。史久光六婶母左太夫人器重丁，以史久光堂妹史久元许配丁。离苏州时，丁文江邀史久光同回泰兴黄桥镇，一同准备京城游学生毕业进士秋闱之试”。（《丁文江年谱》，73页）
胡适曾怀疑这件事的真实性，他的根据是房兆楹先生与夫人杜联喆女士合编的《增校清朝进士题名碑录》，其中“宣统三年游学毕业的进士名录”，刊载“有周家彦等五十七人的名录”，丁文江也名列榜上。胡适认为：“丁文江在宣统三年旧历五月，还正在云南、贵州旅行，决不会在北京应游学毕业的考试。”（《丁文江传》，20页）实际情况是，丁文江在北京参加第七次游学毕业试，是在当年的9月。10月4日《内阁官报》公布成绩，其中最优等59名，优等123名，中等311名。丁文江名列最优等。与他同列最优等的还有章鸿钊、李四光等人。此事记载见于《清实录·宣统政纪》和《泰兴县志续·选举志》，章鸿钊在《我对于丁在君先生的回忆》和《六六自述》中都言之凿凿地记下了当时的情形：“学部考试毕，予列最优等，赐格致科进士出身。时同榜中尚有一学地质者，即丁文江氏也。丁氏亦于是年从英国毕业归国者，曾与之遇，相谈甚洽，此即予他日之同志矣。”（《丁文江年谱》，74 ～ 75页）可见，在这里，胡适和房、杜二先生都搞错了，房、杜二先生记成5月错在前，胡适据此推论则错在后。
离开北京，大约10月10日前后，丁文江到苏州与史久元女士结了婚。据丁文渊《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记载：“武昌革命的时候，他正在苏州结婚。”不久，在南京新军中任职的翁之谷、史久光先后电邀丁文江到南京，担任新军统领徐固卿的秘书长，但丁文江始终没有接受。“因为他认为救国莫如建设，而建设事业，又非切切实实做去不可，绝非革命动乱的时候，所能为力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页）最初他与四川一家矿业公司约定，要去做地质工程师的，但革命发生后，交通不畅，他就改了就近在上海南洋中学任教。民国元年（1912年），他便做了一年中学教员，讲授化学、西洋史、地质学入门等课程，教书所得，主要用于赡养父亲和支持兄弟读书。
地质学先驱
民国二年（1913年）初，应工商部矿务司司长张轶欧邀请，丁文江到北京，供职于该司地质科。他在《地质汇报·序》里谈到初来时的窘况：文江至，张君指其侧之一席曰：此君治公处也，君其安之。余默然就席坐。自晨至夕无所事，觅图书不可得，觅标本亦不可得，出所携李希霍芬氏书读之，书言京西地质，中有斋堂地名，询之同官者，皆谢不知。散值后余于张君又怨言。张君笑曰：“招君之来，正以是也。百物具备，焉用君为？且余固以有成议矣。”乃出示余吴兴章君鸿钊《中华调查地质私议》，议设研究所。为育才计，时北京大学校长何燏时、理科学长夏元瑮皆赞助之，许以大学之图书、仪器、宿舍相假，复荐德人梭尔格博士为讲师。于是招生徒、定课目，规模始稍稍具焉。（《丁文江年谱》，86页）
随后，他被任命为工商部佥事、叙五等，紧接着又任地质科科长，着手筹备地质调查研究所。1913年10月1日，地质研究所开学，此前，他还得到工商部的任命，担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兼地质研究所所长。11月12日，他即奉了部里命令出京，调查正太路沿线附近地质矿务。他在山西太行山里转了四十余日，年底回到北京，第二天就接到部里指令，到云南调查矿产。他在《漫游散记·云南个旧》中写道：我于民国二年十二月底从山西回北京。第二天就奉到命令，派我到云南去调查矿产。当月，蔡松坡刚从云南北来，交通部和中法实业银行新订了钦渝铁路的草约。松坡的意思要把这条铁路线经过云南的东部，再由贵州的西南部经广西到钦州。我的任务是调查假定在云南境内的钦渝路线附近的矿产。（《丁文江集》，292页）
这时，丁文江的父亲去世了。他先回到家乡办完了父亲的丧事，至民国三年（1914年）二月二日，才离开上海，取道香港、安南，沿滇越铁路，抵达昆明。在这之前，丁文江被袁大总统任命为农商部技正，继而又被任命为矿政局地质调查所所长。他在云南调查了将近一年，不仅调查了云南的矿产，测量了那里的地形，调查了当地的地质状况，还把西南人种学的研究开展起来。他回到北京，又是一年的岁末了。那时，地质研究所附设于北京大学内，已经招收了第一批学生，却苦于请不到老师。于是，回京的丁文江马上承担起在地质研究所任教的责任，教授古生物学、地文学等课程，他是中国人第一个教授古生物学的。这批学生毕业前夕，1916年的夏天，他提议停办地质研究所，希望由大学来承担培养地质人才的任务，他则专注于野外的地质调查。
在这段时间里，丁文江最终促成了地质调查所的成立，并被任命为所长兼地质股股长。这个所在他的领导下很快成为世界知名的科学中心，不仅建立了中国地质学和古生物学，而且领导了史前考古学的研究，成为新石器时代和旧石器时代研究中心。同时，他还兼顾到国家社会在矿业、石油、土壤等许多方面的实际需要。他把大量时间都用在实地调查上了，他要用自己的行为证明，中国学者已不像德国学者李希霍芬所说，“好安坐室内，不肯劳动身体，所以他种科学也许能在中国发展，但要中国人自做地质调查，则希望甚少”了。他说：“现在可以证明此说并不尽然，因为我们已有一班人登山涉水，不怕吃苦。”领风气之先者，当然就是他丁文江。（《丁文江传》，43页）
欧洲访学，接触北大
1918年底，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梁启超既要以民间的身份对外交有所贡献，又想藉此对欧洲作一番详细的考察，于是，他通过徐新六向丁文江发出了邀请。而丁文江则欣然加入了梁氏这个欧游的小群体。
不过，由于船位不足，梁启超与丁文江未能同行，他们一个经太平洋、印度洋、地中海西去，一个向东经太平洋、大西洋抵达欧洲。梁启超一行于2月11日抵达伦敦，丁文江、徐新六已先行到达，准备迎候他们了。梁启超说：“船将拢岸，丁、徐二君已偕英使馆各馆员乘小轮来迎。我们相视而笑，算是合抱绕世界一周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二十三，47页）由于旅馆难觅，只好请丁、徐二人先往巴黎布置，梁启超与其他几个人就在伦敦多住了几日，他们趁这空暇游览了号称“英国凌烟阁”的威士敏士达寺（即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留下极深刻的印象。2月18日，他们抵达巴黎，就住在巴黎郊外的白鲁威。丁文渊在《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前言》中讲到丁文江与梁启超惺惺相惜的关系及二人性情：到达法国以后，才和任公朝夕相处。据新六告诉过我，任公在法、英两国的演讲，多是二哥替他翻译，任公对他极为倾倒。二哥素性憨直，对人极具至性，有问必答，无所隐讳。与任公坐谈之际，尝谓任公个性仁厚，太重感情，很难做一个好的政治家。因为在政治上，必须时时具有一个冷静的头脑，才能不致误事。又谓任公的分析能力极强，如果用科学方法研究历史，必定能有不朽的著作。因此劝任公放弃政治活动，而从事学术研究，任公亦深以为然，此实任公的大过人处。像他那样，早岁就参加变政大计，而又誉满中外的一位大人物，当时还正在他的鼎盛的时候，居然能够听一个青年后辈的劝言，翻然改图，从事学问，终身奉守不逾，只有任公具有那种“譬如昨日死”的精神，才能确实做到。新六又言，二哥当时还曾设法协助任公如何学习英文，并且介绍了好几部研究史学的英文书籍，任公根据此类新读的材料，写成《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以后许多历史学术的著作，也就陆续出版，成为民国史学上的一位大师。任公以后掌教于清华研究院，据胡适之先生说，也是二哥在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所主张的。（《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2 ～ 363页）
丁文江对于梁启超的帮助，梁启超在写给梁启勋的信中也提到了，他说：“每日所有空隙，尽举以习英文，虽甚燥苦，然本师（丁在君）奖其进步甚速，故兴益不衰。”（《梁启超年谱长编》，883页）至于劝他放弃政治活动，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固然可以为他所接受，也是他一直所向往的，但能否做到，却仍然是个问题。即使他本人希望如此，他身边的这些人，如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等人至少暂时还不想放弃。他们的志趣也不尽相同，丁文江偏重科学，尤其关注各国地质、矿产等方面的情况，其他人的兴趣却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在欧洲，他们并不总是一起行动，梁启超与蒋百里等人要去瞻仰法国“一战”中的遗迹，丁文江、张君劢都没有参加。前者要去洛林州调查矿业，后者却要到伦敦列席各国私立国际联盟研究会。在巴黎，丁文江曾到法兰西科学院旁听，不久又到伦敦参加英国王家学会开会，都是独来独往。7月12日，梁启超一行从伦敦返回巴黎，准备参观法国国庆和凯旋典礼，这时，在白鲁威等待他们的也只有蒋百里一人，丁文江已经动身到美国去了。
梁启超在欧洲游历一年多，回国后发现形势已大不一样。思想界活跃着一大批后起之秀，他们以北京大学为中心，以《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为阵地，向公众传播新思想、新知识。这些人都有在欧美留学的背景，不仅知识储备丰厚，而且思想敏锐，没有或很少有传统的包袱，敢想、敢说、敢做，对以科学、民主为核心的新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在青年中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他们推动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生，也得益于这场运动，是随着这场运动的深入展开而崛起的一种新生力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陶孟和等都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回头再看自己这一代人，作为中国改革的思想先驱，都已步入中年，显出了衰老的症候，特别是思想上的落伍，跟不上急速变化的社会需求，面临着被时代列车甩掉的危险。这一年梁启超已四十七岁，不仅精力大不如前，健康亦急遽衰退，加上从政六年，三起三落，最后不得不承认失败，这一切都影响到他的心境和情绪，见解随之改变，态度也渐趋保守，与这个时代越来越趋向激进的思想潮流呈一种逆向运动。但梁启超毕竟是一个求知欲十分旺盛的人，他不甘心落在时代的后面，他还幻想着要在新文化运动中再领风骚呢。所以，他在欧洲的时候，就加紧学习英文，急于掌握直接阅读西文的手段，以便及时了解最新的思想文化潮流；他还虚心向身边这几位有欧洲留学背景的门生请教，他在欧洲一年多，除了直觉的观察、思考，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等人对他的影响非常大，他们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他们在欧洲商定了一个庞大计划，其中包括：发起中比公司，组织共学社、讲学社，整顿《改造》杂志，承办中国公学，派遣留学生出国等，其宗旨或如梁启超所说：“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同上，909页）这里所谓“新政治”，“总以打破军阀，改进社会为标目”。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希望能有更多新朋友、新同志、新人才，团结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种势力，“所念念不忘者，在延揽同志而已。”（同上，898页）这时，他把目光投向北京大学是很自然的。陶菊隐在《蒋百里传》中明确指出：“梁启超由欧洲回国后，有将研究系改组为党的愿望，丁文江、张君劢两人极为赞成，想以胡适之为桥梁，打通北大路线，表面不拥戴一个党魁，暗中则以梁与蔡元培为其领导人；并打算以文化运动为政治运动的前驱。由于张东荪反对党教合一，此议遂被搁置。”（《蒋百里传》，51页）
当时的情况是，蔡元培已经做了北京大学校长，他当即邀请陈独秀来担任文科学长。陈独秀又致函胡适，请他早日回国，加盟北大。梁启超与蔡元培的直接交往不多，据蔡元培回忆，他们是民国六年（1917年）认识的。那一年的3月3日，国民外交后援会在江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梁启超和蔡元培都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他们还曾列名中华民国国语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会、师范讲习社等社会组织。巴黎和会期间，社会上传言梁启超有卖国行为，蔡元培领衔发出通电，为他辟谣。他们之间也算是惺惺相惜，彼此心仪。如果追溯到北京大学的前身——由强学会变为官书局，再变为京师大学堂，梁启超与它的渊源显然就更深了。民国元年（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国，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四人还专程来津，请他出任校长呢。
但毕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这个时候，研究系的人在青年当中已不再有号召力，很少有人愿意跟着他们走了。曹聚仁的《蒋百里评传》记载了当时的一则寓言，很能说明问题：当时的众议院议长汤化龙，他手下有四位秘书：陈博生、李大钊、霍俪白和某君，都是研究系的知名人士，开明而进步的。有一回，李氏写了一篇以大家庭生活为素材的小说：说这一家有三位少爷，他们一同爱着一位婢女。那大少爷，吃喝嫖赌，无所不为。二少爷是个安分守己的人，想改造家庭而缺勇气。只有三少爷，想脱离家庭实行革命。那婢女，她对大少爷早已厌恶，对二少爷虽有意而嫌其不中用，最后她跟着三少爷跑了。她所说的大少爷是北洋派，二少爷自然是研究系的书生，而三少爷是影射国民党和共产党。婢女便是代表如李氏自己这样的青年人，他终于脱离研究系，成为共产党的信徒了。（百里先生依旧是二少爷。）（《蒋百里评传》，25页）
丁文江自然也是“二少爷”，他还可以算作“自由派”，又有英国留学的背景和科学家的身份，所以，与“三少爷”接近有天然的优势。何况“三少爷”并非全是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信徒，其中还有胡适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有很多共同语言。1919年10月，在美国游历两月之久的丁文江启程回国。这时，北京大学地质学门已正式改称地质学系。按照《丁文江年谱》的说法，早在1916年夏，他就与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有过约定，北大恢复地质学系，负责造就地质人才；地质调查所专做调查研究工作，可以随时吸收北大地质学系的毕业生，为他们提供深造的机会。但另据高平叔撰著《蔡元培年谱长编》：“1916年12月26日，总统黎元洪发布命令，‘任命蔡元培为北京大学校长’。”到校就职是在1917年1月4日。1月9日，他向全校师生作了著名的《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分别见《蔡元培年谱长编》上册，629页；中册，2页）
不管怎么说，他与北大地质学系的亲密关系，给他接近北大学人提供了最便捷的理由。胡适说：“我认识在君和新六好像是在他们从欧洲回来之后，我认识任公先生大概也在那个时期。”（《丁文江传》，49页）应该说，胡适与梁启超初次见面，在梁氏回国不久，大致是不错的，但他与丁文江和徐新六的相识，却应该更早一些。梁启超欧游之前，胡适曾托了徐新六的关系，想来拜访，可见，认识徐新六一定在此之前。至于丁文江，他在同一本书中这样写道：“北大恢复地质学系之后，初期毕业生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在君亲自考试他们。考试的结果使他大不满意。那时候，他已同我很熟了，他就带了考试的成绩单来看我。”（同上，25页）他还说：“那时候（民国九年三月）我的《尝试集》刚出版，他就从我的一首‘朋友篇’里摘出几句诗来请梁任公先生写在一把扇子上，他把扇子送给我，要我戒酒。”（同上，49页）这些混乱的记述至少说明，“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丁文江与胡适已经“很熟”了，熟到了“操心”胡适的饮酒问题，心思甚至细致到把胡适自己写的劝朋友戒酒的诗，请梁任公写在扇子上，送给他。这样看来，他们认识一定不在“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即从欧洲回来之后，一定在此之前。提前到什么时候呢？胡适在此曾提到北大地质学系“初期毕业生”，这些学生显然不是1919年地质学门正式改称地质学系之后首次招收的那批学生，他们毕业的时间应该是在1923年，著名地质学家赵亚曾即其中的佼佼者，他们即使“到地质调查所去找工作”，丁文江也未必能“亲自考试他们”，因为那时他已声明辞去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出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了。所以，胡适提到的“初期毕业生”，恐怕是指1917年北大地质学门恢复之后招收的那批学生，他们于1918年夏天到农商部地质调查所实习，作为所长的丁文江“亲自考试他们”倒是完全可能的。他们都是入学不久的学生，考试成绩使丁文江“大不满意”也不奇怪。如果那时他们就认识的话，那么，到“民国九年（1920年）三月”，他们当然是“很熟了”。
《尝试集》，作者胡适。这是新文学运动期间第一部以白话写成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诗集，显示出了从传统诗词中脱胎，蜕变，逐渐寻找，试验新诗形态的艰难过程。图为1920年出版的《尝试集》封面。
结交胡适
不过，无论如何，恰恰因为丁文江与胡适这种“很熟”的关系，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才做了梁启超与胡适之间来往沟通的桥梁和纽带，而且比梁启超直接出马方便了许多。按照美国学者周策纵的说法，“五四”之后，中国思想界分裂为四个主要集团：即“自由主义者、左派分子、国民党部分党员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五四运动史》，317页）张朋园在一篇书评中对这四大集团有一个具体解释，他说：第一是自由派，如胡适、蔡元培、吴稚晖、高一涵、陶孟和、蒋孟麟、陶行知等；第二为左倾的激进派，也就是后日的共产党；第三为国民党，又分为激进与温和两派；第四为进步党，又分为保守与自由两派。（张朋园：《傅著〈丁文江与中国科学和新文化〉》，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437 ～ 438页）
这些人，往往又因政治立场、思想观念、文化背景的差异，随时都可能产生新的分歧和新的认同，进而组成新的派别。我们暂且将“左派分子”和“国民党部分党员”放在一边，单说“自由主义者”和“进步党的部分党员”，一直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后者，无论是进步党，还是研究系，事实上早已经瓦解了，所谓“部分党员”，无非是指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这一些人，他们反对激烈的社会变革，但不反对思想和言论自由；他们接受外来的所谓“新文化”，也不反对传统的旧文化，甚至希望“新文化”能激活“旧文化”，造成另一种“新文化”；他们在政治上比较信任制度化的民主方法，以为比杀人放火式的破坏更有效，故而积极推动国民制宪运动和联省自治运动，同时，却又把文化运动、生计运动、社会改良运动，乃至于国民教育看得更重要。至于前者，其中一部分持激进态度的人，比如陈独秀、李大钊，不大可能接受梁启超；而态度相对温和的人，比如胡适，就可能在他们之间找到许多共同点。所以，当梁启超向北大自由派人士挥动他手里的橄榄枝时，胡适的回应是最积极的；而梁启超也表达了很强烈的“协同动作”的愿望。
看上去，结交胡适，的确是梁启超欧游回国之后积极行动的重要一环。他抵达北京是3月19日，前一天，也就是3月18日，丁文江请胡适吃饭。仅仅过了三天，21日，林长民又请胡适吃饭，这一次，梁启超在座。我们不能说这是有意安排，但也确实非常巧合，让人觉得这很有可能是“研究系”诸君给胡适设的一个“局”。林长民是梁启超民初以来的好朋友，又是儿女亲家，他在“五四运动”期间抬棺游行，激情演讲，给人们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使得北大自由派愿意接近他。事实上，陈独秀、李大钊都曾指责研究系“勾引”胡适，从丁文江主动接近胡适的情形来看，这么说也不是没有事实依据的。（《梁启超与民国政治》，199页）胡适《日记》记载，在二人的交往中，几乎都是丁文江主动：“丁文江请吃饭”“丁在君邀饭”“与在君谈，共餐”“在君约看Geo Museum（地质博物馆）”等，类似的记载比比皆是，说明了二人关系密切到何种程度。（转引自《丁文江年谱》，144页）胡适也很在意他与丁文江的关系，始终很精心地维护他们之间的友谊，他称丁文江是“人生很难得的‘益友’”。（《丁文江传》，50页）
知识分子论政
由于有陈独秀等人的牵制，胡适与梁启超的关系一直是半推半就，但通过丁文江，梁启超的影响也许会传染一些给胡适。丁文江的专业是地质学，他有许多专业会议要参加，还要到各地进行野外考察，不时发表学术论文和考察报告。不久，因为家里负担过重，政府官员的薪俸又常常拖欠和打折扣，他甚至辞去了地质调查所所长一职，去做北票煤矿的总经理。所以，我们在梁启超所办各项事业中，见到比较多的是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蓝志先、林宰平等人的名字，却很少见到丁文江的名字。1920年9月1日《申报》有报道称，丁文江、赵元任等四人被公推为罗素在华讲学期间的翻译员，已经算是很难得了。但他却忽然热衷于谈政治了。大约是在1921年的春夏之交，丁文江首先向胡适提议，要组织一个研究政治的小团体，对现实政治进行批评，并提议办一份周报。胡适在《丁文江传》中这样写道：周报的筹备远在半年之前。在君是最早提倡的人。他向来主张，我们有职业而不靠政治吃饭的朋友应该组织一个小团体，研究政治，讨论政治，作为公开的批评政治或提倡政治革新的准备。最早参加这个小团体的人不过四五个人，最多的时候从没有超过十二人。人数少，故可以在一桌上同吃饭谈论。后来在君提议要办一个批评政治的小周报，我们才感觉要有一个名字，“努力”的名字好像是我提议的。在君提议：社员每人每月捐出固定收入的百分之五，必须捐满三个月之后，才可以出版。出版之后，这个百分之五的捐款仍须继续，到周报收支可以相抵时为止。当时大学教授的最高薪俸是每月二百八十元，捐百分之五只有十四元。但周报只印一大张，纸费印费都不多，稿费当然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的三个月捐款已够用了，已够使这个小刊物独立了。（同上，53页）
“少数人的责任”
写到这里，胡适问道：“在君为什么要鼓动他的朋友出来讨论政治，批评政治，干预政治呢？”他是这样回答的：我们一班朋友都不满意于当时的政治，——民九以前的安福部政治，民九安福部崩溃以后所谓“直奉合作时期”的政治，以及民十一奉军败退出关以后曹锟、吴佩孚控制之下的政治，——这是不用细说的。在君常往来于沈阳、北票、天津之间，他深知张作霖一系的军队和将校的情形，他特别忧虑在民九“直皖战争”之后将来必有奉系军人控制北京政府的一日，他深怕在那个局势之下中国政治必然会变成更无法纪，更腐败，更黑暗。这是他时常警告一班朋友们的议论。他常责备我们不应该放弃干预政治的责任。他特别责备我在《新青年》杂志时期主张“二十年不干政治，二十年不谈政治”的话。他说：“你的主张是一种妄想：你们的文学革命，思想改革，文化建设，都禁不起腐败政治的摧残。良好的政治是一切和平的社会改善的必要条件。（同上，53 ～ 54页）
胡适所说也许是一个理由，现实政治的恶劣逼得不谈政治的人也要谈政治了。最初他或许还怀抱科学救国的幻想，但是，军阀横行，国家混乱，他的科学工作不断受到干扰和阻挠，最终他的幻想也就破灭了。他认识到，在中国，科学研究和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在稳定的政治秩序的基础之上，而要造成这种政治秩序，就需要“少数人”负起自己的责任。1923年8月26日，他在《努力》周报第67期发表了题为《少数人的责任》一文，这是他在燕京大学的演讲记录。他在其中讲道：要认定了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不要再上人家的当，改良政治要从教育实业着手。
我们中国政治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和没有负责任的能力。
只要有几个人有百折不挠的决心，有拔山蹈海的勇气，不但有知识而且有能力，不但有道德而且要做事业，此种风气一开，精神就要一变。（《丁文江年谱》，185页）
何谓“政治运动”
美国历史学家费侠莉（台湾译作傅乐诗）认为，1919年，“是丁文江思想发展过程中的分水岭”。（《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61页）那么，恰恰是在这一年，丁文江结识了梁启超。我们没有更多的证据说明他的思想发展完全来自梁启超的影响，事实上，他在许多地方的议论与梁启超是有明显分歧的，但分歧是在枝节方面，至于主流和基本见解，他们倒是很少有分歧。我们不妨看看梁启超那个时候的一些议论。1920年9月，《改造》第三卷第一期出版，这是《解放与改造》杂志经过整顿改名之后首次面世，梁启超发表了《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文，他在文中开宗明义讲到政治运动之定义：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2 ～ 13页）
如果这一点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同，那么，他认为，以下数端“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一、凡以个人权利之观念为动机，如现在官僚所谓运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与国家公共目的无关故。
二、运动土匪运动军队为无意识之骚动者，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并无何等理想故。
三、向当局要人上条陈或为参谋议者，无论其动机是否忠于国家，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非与多数人协同动作故。
四、党派间之纵横捭阖，此迎彼拒，无论其目的在私利在公益，皆不得冒称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不公开故。
五、一时感情的冲动旋起旋灭者，虽其动机关于政治，仍不得遂称为政治运动，何以故？以其无继续性故，不求贯彻故。（同上，13页）
非政治运动既已明了，那么，真正的政治运动有哪些特质可言呢？他说：第一，运动主体，必为一般市民。
第二，运动范围，必普及于全国。
第三，运动之标帜，必为全体的或部分的公共利害事项。
第四，运动之动机，为对于现在政治感不满足。
第五，运动所对待者，为外界袭来的或内部积久养成的各种不正当之压力。
第六，运动之方法，为散布印刷品，为公开演说，而聚众示威。
第七，运动之结果，为将所要求之事项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发生效力。（对外则条约上）（同上，13 ～ 14页）
显而易见，梁启超心目中的政治运动，正是欧洲十八、十九世纪以来所流行的社会民主运动，或者如陈独秀所说：“他们虽不迷信政治、法律和国家有神秘的权威，他们却知道政治、法律和国家是一种工具，不必抛弃不用。在这一点上我很以他们为然。但是他们不取革命的手段改造这工具，仍旧利用旧的工具来建设新的事业，这是我大不赞成的。这派人所依据的学说，就是所谓马格斯（马克思）修正派，也就是Bebel（今译倍倍尔，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第二国际的创始人与领导人之一）死后德国社会民主党，急进派所鄙薄、所攻击的社会党也就是这个。中国此时还够不上说真有这派人，不过颇有这种倾向，将来这种人必很有势力，要做我们唯一的敌人。”（《陈独秀文章选编》中册，7页）
陈独秀的眼光的确非常锐利，他一眼就看到了梁启超的根底。对此，梁启超并不否认，他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最近两世纪间，欧美之政治史，更以此为唯一之主潮。最著者若被征服民族之建国运动，若殖民地对母国之独立运动，若平民对贵族之革命立宪运动，若多数人对少数人之普通选举运动，若无产阶级对有产阶级之种种社会主义运动；其借局部问题以发端者，若英国之谷税运动，若美国之禁奴运动；其纯限于局部问题者，大之如各国之妇女参政运动，小之如美国之禁酒运动，虽其事业之大小轻重不同，其成就之难易不同，然其必由运动而成则一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4页）他特别强调，政治运动的目的，最终一定要落实在宪法上或法律上，并非为运动而运动，所谓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微不足道的，是一种不负责任的做法。中国清末民初以来历次政治运动鲜有结果，原因就在这里。所以他说：政治运动之所以可贵，以其经一次运动成功后，而当时国民所悬以为鹄之政治理想，遂变成制度。质言之，则空漠之舆论变为实际之法律也。法律既立，则违犯此法律之罪恶，自无从发生，一发即法律之制裁随乎其后，为肃清政弊起见，此实拔本塞源之计。至法律效力之强弱，实以国民拥护法律力之强弱为衡。经运动而得之法律，其拥护之力必强，否则必弱。故立法的运动，在各种运动中，收效最丰而植基最固。欧美之政治运动，什九皆属此类。我国不然，不致力于曲突徙薪，专责效于焦头烂额，以故过去之政治罪恶，什九无从矫正。呼号挽救，徒托空言，而未来之政治罪恶，递迭效尤，更无术以施防制。质言之，人民不先求得自卫之武器，长此徒手与盗持大权之人搏战，虽有勇夫，何能久持？前此运动，罕收良果，实运动之不得要领使然也。（同上，17页）
“好人政治”
丁文江的政治观点不可能不受到梁启超的影响，他批评胡适不讲政治，不参与政治，希望少数有知识的精英分子应该负起政治的责任，也就是后来他们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中所说：“好人须要有奋斗的精神。凡是社会上的优秀分子，应该为自卫计，为社会国家计，出来和恶势力奋斗。”他们深信：“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虽然有种种原因，但‘好人自命清高’确是一个重要的原因。”（《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民国卷二，70 ～ 71页）费侠莉曾经对丁文江突然在1921年离开官方职位而进入私人企业，并同时开始积极地投身政治活动感到奇怪，她似乎从丁文江发表在《努力》第42期的《一个外国朋友对于一个留学生的忠告》这篇对话中找到了答案。对话的两个人物都是丁文江模拟的，他通过一个“中国留学生”之口，说出了自己隐退的想法和对历史的看法，又通过一位未指名的“外国朋友”告诫他坚持下去，不要隐退。她在自己的书中大段引述了这篇对话，其中有些话是这么说的：我叹了一口气道——官是做不得的了！我到北京十年总主张好人努力去做官：做官的多是好人，政治就有了办法了。一来同志太少，好人多不肯做官；二来官也太难做，好人都学不会；三来许多好人做了官，就变坏了。眼看见好人做官的一天少一天，政治一天坏一天，况且一心要做好官，不肯弄钱，不肯兼差，做了十年官，仍旧毫无积蓄。到如今薪水常常发不出，衣食都不周全，方纵有一种觉悟：知道政治一天不清明，一天没有好人可做的官；做官的心思就淡了一半。又看见我们想做好官的人，辛辛苦苦费了多少年做成功的事业，一个无知无识的官僚或是政客，用一道部令，就可以完全推翻，觉得我做的事业，是沙滩上的建筑，绝对没有基底的，所以才改了行出来做买卖。（《丁文江：科学与中国新文化》，124页）
这固然是丁文江的自况，却也包含了梁启超自民初以来几次做官的辛酸。只不过，他没有让自己陷入这种好人与好政府的逻辑陷阱中去，他对政治运动的论述要比丁文江全面得多，深刻得多，尽管梁启超也有许多地方是过于天真和乐观了。丁文江通过那位外国朋友表达了对于政治应该采取的积极态度：——咳！政治是实行的，不是资谈助的；政治是要拿全力去干的，不是以余力来消遣的。——当这种危机存亡，间不容发的时候，你不来救国家，反先要保全自己的饭碗，做近世国民的不是应该如此的！况且你的饭碗也没有保全得住的道理呢？
——我只有一句忠告：在目前的世界上，凡没有信仰而消极麻木的民族，都是不能生存的！—一个国民的知识与责任，义务与权力，都成一种正比例。我总觉得留学生是中国知识最完全的人，也是享社会上最大权力的人，所以我一面庆祝你买卖成功，一面希望你不要忘了政治。（同上，125 ～ 127页）
看来，丁文江是把政治和好人做官等同起来了，他过于相信好人对政治，乃至对政府的影响力，很容易陷入没有好人即没有好政府，没有好政府亦难有好人的循环，不像梁启超，把希望寄托于制度，即宪法和一般性法律的建立。不过也要看到，丁文江的这种观点，最初是针对着胡适所谓二十年不谈政治发表的。胡适从梁启超那里得到教训，不肯对政治发表意见，即使写文章，也“多是文学的文章”。但北洋政府的封禁使他“实在忍不住了”，再加上丁文江的刺激，他开始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他说：“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1922年2月7日胡适日记，见北京燕山版《胡适文集》第二卷，143页）不久，在丁文江的一再催促下，《努力》周报于1922年5月7日创刊。仅仅隔了七天，5月14日，由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行知、王伯秋、梁漱溟、李大钊、陶孟和、朱经农、张慰慈、高一涵、徐宝璜、王徵、丁文江、胡适共十六人列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就在《努力》周报第2期发表。在这份宣言中，他们提出了当前政治改革的目标，即建立一个“好政府”，至于“好政府”是个怎样的政府，他们提出了“三个基本原则”：即“宪政的政府”、“公开的政府”“有计划的政府”。宣言还对当时的南北和谈、裁军、裁官、选举等具体的政治问题提出方案。（见《我们的政治主张》，《20世纪中国经世文编》民国卷二，69 ～ 74页）
应当承认，《我们的政治主张》所表达的政治诉求，与梁启超所主张的并没有根本分歧，他们都属于既非国民党，也非共产党的第三种势力，也就是非官方的自由主义者，而且，与梁启超关系密切的丁文江始终参与其间，他甚至是最初的创议者之一，但是，梁启超却未能列名其中，这是让人感到非常不解的。其实，“好人政治”这个概念，最早还是林长民向蔡元培提出来的，而林长民从哪里得到这个概念？是否与梁启超有关？我们不得而知。不过，从《蔡元培年谱长编》中，我们总可以得到一点信息。1922年4月21日，蔡元培收到胡适的来函，胡适写道：“林宗孟（林长民）数日前来访，说他要与亮畴（王宠惠）、君任（罗文干）及先生等组织一种研究政治社会状况的团体；并说君任曾以此意奉白先生。他要我也加入，我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只说俟与先生一谈再说。连日相见，皆不曾有机会提及此事。故乘便一问。先生意见如何？便中幸见告。”（《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册，495页）
这时，距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只有二十余天。蔡元培在接到胡适来函之后，立即写了一封长信给胡，信中写道：知林宗孟忽有组织团体之提议，请以弟所知奉告。弟与罗钧任在欧洲时，钧任曾先到英国，回法后见告，谓林宗孟深以亮畴及弟不干与政治问题为恨。有一日，在顾少川（顾维钧）所邀晚餐会上，林又以此语顾，劝顾发起云云。此去年事也。最近数日前，钧任来弟处，言彼责备亮畴，不宜太消极；宜发表对于现今各种大问题之意见；可先以一杂志发布之，亮畴已首肯云云。因询弟可否帮忙？弟答以可；但告以现在之大问题，莫过于裁兵理财，须有专家相助。彼提出蒋百里，弟以百里颇有研究色彩，不甚满意；然以军事家不易得，亦以为可。其后彼又提出先生及梦麟（蒋梦麟），又曾提及顾少川，弟当然赞成。彼忽提出宗孟；弟尔时即忆及去年之言，即告以宗孟为研究系头领，恐不好拉入。彼言以人材取之，不好太取狭义。弟告以有此等头领在内，外人即以为此举全是某系作用，而以亮畴等为傀儡，发言将不足取信。彼后言今日不过探公意思，如果能组织，自当从长计议云云。今宗孟又来拉公，可知主动者全是宗孟。亮畴是好好先生。钧任年少而颇热中，佩服顾少川几乎五体投地，故有此等运动。此后如钧任再来商量，弟当简单谢绝之矣。（同上，496页）
在这种情形之下，梁启超被拒之门外是必然的，而丁文江似乎也不能再表示什么。后来，《努力》要作关于“裁军”的文章，就没有用蒋百里这个现成的军事家，倒是由丁文江这个外行“努力”了一把，恐怕也是担心沾了“研究系”的腥。尽管如此，当时还是有人努力在做调和的工作。1922年5月21日，胡适在日记中记载：王宠惠“邀在法学会吃饭，遇着孑民（蔡元培）、君任（罗文干）、任公、宗孟（林长民）、秉三（熊希龄）、董授经（康）、颜骏人（惠庆）、周子廙（自齐）、张镕西（耀曾）。今天的会，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同上，509页）不久，“好人政府”就出场了，王宠惠、顾维钧、罗文干都名列其中。他们曾发起一个茶话会，邀请二十多位欧美同学在顾宅谈话，虽然没有请梁启超（非留学欧美），但是，丁文江、张君劢、蒋百里、林长民都在邀请之列，大约也是希望各党各派能打破成见，协同动作。
“救济精神饥荒”
然而，梁启超并非无事可做。《梁启超年谱长编》对他在1922年所作讲演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从四月一日起，先生曾应各学校和团体之请为学术讲演二十余次。四月一日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我对于女子高等教育希望特别注意的几种学科》。十日为直隶教育联合研究会讲演，题目是《趣味教育与教育趣味》。十五日为北京美术学校讲演，题目是《美术与科学》。十六日为哲学社作公开讲演，题目是《评非宗教同盟》。二十一日为诗学研究会讲演，题目是《情圣杜甫》。五月间为北京法政专门学校作五四讲演，四次，题目是《先秦政治思想》。六月三日为心理学会讲演，题目是《佛教心理学浅测》，一名《从学理上解释“五蕴皆空”义》。七月三日为济南中华教育改进社年会讲演，题目是《教育与政治》。八月五日、六日为东南大学暑期学校学员讲演，题目是《教育家的自家田地》和《学问之趣味》。八月十三日为上海美术专门学校讲演，题目是《敬业与乐业》。十八日为南京科学社生物研究所开幕讲演，题目是《生物学在学术界之位置》。二十日在南通为科学社年会讲演，题目是《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十月十日为天津青年会讲演，题目是《市民的群众运动之意义及价值》，一名《对于双十节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所感》。十一月三日为东南大学文哲学会讲演，题目是《屈原研究》。六日为南京女子师范学校讲演，题目是《人权与女权》。十日为东南大学史地学会讲演，题目是《历史统计学》。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题目是《护国之役回顾谈》。二十七日为苏州学生联合会公开讲演，题目是《为学与做人》。此外尚有在北京大学为哲学社所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篇，为南京金陵大学第一中学所讲《什么是文化》一篇，《研究文化史的几个重要问题》（对于旧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之修补及修正）一篇，至于《治国学的两条大路》、《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教育应用的道德公准》三篇，便是明年一月间在南京所讲的了。（《梁启超年谱长编》，951 ～ 952页）
但是，11月21日，梁启超因酒醉后伤风病倒了。张君劢一直跟随着他，这时便很着急，请了医生来为他诊断，说是有心脏病，要求把讲演著述一概停止，安心静养。梁启超自认为身子甚好，还想坚持，张君劢则坚决反对。梁启超在给女儿的信中抱怨：“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听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他已经立刻写信各校，将我所有讲演都停一星期再说。”（同上，969页）
1922年，被朋友们称为梁启超的讲演年，讲演集就编印了三册，共收入讲演二十六篇，还有些未经收录和整理而遗留在外。这年冬天，梁启超是在南京度过的，每天下午在东南大学讲一小时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由于生病，课程未能讲完，汉代以后就空缺了。后来，他把讲稿加以整理，用了《先秦政治思想史》的书名出版。在这部著作的结论一章，梁启超提出两个问题，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这两个问题都与如何使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发扬光大有关，即所谓“如何而能应用吾先哲最优美之人生观，使实现于今日”。第一个问题是，“精神生活与物质生活之调和问题”。这个问题所要讨论的就是，“在现代科学昌明的物质状态之下，如何而能应用儒家之均安主义（用《论语》文意），使人人能在当时此地之环境中，得不丰不觳的物质生活，实现而普及。换言之，则如何而能使吾中国人免蹈近百余年来欧美生计组织之覆辙，不至以物质生活问题之纠纷妨害精神生活之向上”。第二个问题是，“个性与社会性之调和问题”。他表示：“据吾侪所信，宇宙进化之轨则，全由各个人常出其活的心力，改造其所欲至之环境，然后生活于自己所造的环境之下。儒家所谓欲立立人，欲达达人，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全属此旨。此为合理的生活，毫无所疑。墨、法两家之主张，以机械的整齐个人，使同冶一炉，同铸一型，结果至个性尽被社会性吞灭，此吾侪所断不能赞同者也。”实际上，他所提出的这两个问题，说到底就是现代性在其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如何解决人的完善与全面发展的大问题。当今中国，经过了三十多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不讨论，不争论，任凭实用主义、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横行，放纵优胜劣汰、弱肉强食、自由竞争、欲望膨胀浸淫社会，发展成为硬道理，速度则是越快越好，虽然有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称号，但其所面临而亟待解决的仍然是这个问题。梁启超说：“吾确信此两问题者，非得合理的调和，未由拔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以致诸高明。吾又确信此合理之调和必有涂（途）径可寻，而我国先圣实早予吾侪以暗示。”（同上，974 ～ 976页）既然如此，考验我们的只能是：我们是否有勇气和智慧从先圣给予我们的“暗示”中找到脱离“现代人生之黑暗痛苦”的途径。
1923年1月13日，梁启超结束在南京东南大学的讲学，对该校学生发表告别演说，主题仍是“宇宙观”和“人生观”。他从教育现状入手，对只看重知识灌输而轻视精神启蒙的教育现状痛心疾首。他说：“现在中国的学校，简直可说是贩卖知识的杂货店，文哲工商，各有经理，一般来求学的，也完全以顾客自命。”他认为：“中国现今政治上的窳败，何尝不是前二十年教育不良的结果。”中国前二十年的教育，先是采取日本和德国的方式，近几年，又换成了美国式，他担心，如果有一天真的将中国“纯粹变成了一个东方的美国”，“那真是罗素所说的，把这有特质的民族，变成了丑化了”。他很不看好美国的教育：“今后的世界，决非美国式的教育所能域领。现在多数美国的青年，而且是好的青年，所作何事？不过是一生到死，急急忙忙的，不任一件事放过：忙进学校，忙上课，忙考试，忙升学，忙毕业，忙得文凭，忙谋事，忙花钱，忙快乐，忙恋爱，忙结婚，忙养儿女，还有最后一忙——忙死。他们的少数学者，如詹姆士之流，固然总想为他们别开生面，但是大部分已经是积重难返。像在这种人生观底下过活，那么，千千万万人，前脚接后脚的来这世界上走一趟，住几十年，干什么哩？唯一无二的目的，岂不是来做消耗面包的机器吗？或是怕那宇宙间的物质运动的大轮子，缺了发动力，特自来供给他燃料？果真这样，人生还有一毫意味吗？人类还有一毫价值吗？”所以他说，全世界的青年都苦闷，中国的青年尤其苦闷，因为中国的问题不仅是人生价值的失落，还有政治社会不安宁和家国之累。也就是说，除了启蒙的必要，还有救亡的迫切。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物质的刺激、知识的积累是不行的，首要的，是要救济“精神饥荒”。（《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9 ～ 10页）
救济精神饥荒的方法在哪里呢？梁启超说：
我认为东方的——中国与印度——比较最好。东方的学问，以精神为出发点，西方的学问，以物质为出发点。救知识饥荒，在西方找材料；救精神饥荒，在东方找材料。东方的人生观，无论中国印度，皆认物质生活为第二位，第一就是精神生活。物质生活，仅视为补助精神生活的一种工具，求能保持肉体生存为已足。最要，在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精神生活，贵能对物质界宣告独立，至少，要不受其牵掣，如吃珍味，全是献媚于舌，并非精神上的需要。劳苦许久，仅为一寸软肉的奴隶，此即精神不自由。以身体全部论，吃面包亦何尝不可以饱？甘为肉体的奴隶，即精神为所束缚，必能不承认舌—一寸软肉为我，方为精神独立。东方的学问道德，几全部是教人如何方能将精神生活对客观的物质或己身的肉体宣告独立。佛家所谓解脱，近日所谓解放，亦即此意。客观物质的解放尚易，最难的为自身——耳目口鼻——的解放。西方言解放，尚不及此，所以就东方先哲的眼光看去，可以说是浅薄的，不彻底的。（同上，12页）
最后，梁启超现身说法，把自己的人生观贡献给在座的同学们。他说他的人生观“是从佛经及儒书中领略得来”，从大的方面说有两条：“（一）宇宙是不圆满的，正在创造之中，待人类去努力，所以天天流动不息，常为缺陷，常为未济。若是先已造成——既济的，那就死了，固定了，正因其在创造中，乃如儿童时代，生理上时时变化，这种变化，即人类之努力。”明白了这个道理，做事即使不成功，也不会悲观、失望、苦恼、烦闷，“宇宙的缺陷正多，岂是一步可升天的？失望之因，即根据于奢望过甚。易经说：‘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此言甚精彩。人要能如此看，方知人生不能不活动，而有活动，却不必往结果处想，最要不可有奢望，我相信孔子即是此人生观，所以‘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二）人不能单独存在。”他说，“彻底认清我之界限，是不可能的事。世界上本无我之存在，能体会此意，则自己作事，成败得失，根本没有。佛说：‘有一众生不成佛，我不成佛。’ ‘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至理名言，洞若观火。孔子也说：‘诚者非但诚己而已也。……’将为我的私心扫除，即将许多无谓的计较扫除。如此，可以做到‘仁者不忧’的境域。有忧时，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为人类——如父母、妻子、朋友、国家、世界——而痛苦，免除私忧，即所以免烦恼”。（同上，13～14页）
梁启超自信地表示：“此即我的信仰，我常觉快乐，悲愁不足扰我，即此信仰之光明所照。我现已年老，而趣味淋漓，精神不衰，亦靠此人生观。“（同上，15页）不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既然请来”德先生“和“赛先生”作为自己的旗帜，而且，陈独秀、胡适等人不断在报刊上撰文，以不妥协的精神向中国传统文化挑战，号召“打倒孔家店”，在青年中很有影响。这个时候，梁启超却要宣布西洋文明破产，不能救济我们的精神饥荒，是要冒一些风险的。胡适后来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作序，明确指出梁启超是“自命为新人物的人”中公然诋毁科学的第一人，他说：“自从中国讲变法维新以来，没有一个自命为新人物的人敢公然毁谤‘科学’的。直到民国八九年间梁任公先生发表他的《欧游心影录》，‘科学’方才在中国文字里正式受了‘破产’的宣告。”他还说：“自从《欧游心影录》发表之后，科学在中国的尊严就远不如前了。一般不曾出国门的老先生很高兴地喊着：‘欧洲科学破产了！梁任公这样说的。’我们不能说梁先生的话和近年同善社、悟善社的风行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但我们不能不说梁先生的话在国内确曾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不少的威风。梁先生的声望，梁先生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都能使他的读者容易感受他的言论的影响。何况国中还有张君劢先生一流人，打着柏格森、倭伊铿、欧立克……的旗号，继续起来替梁先生推波助澜呢？”（《科学与人生观》，9 ～ 11页）
科学与玄学论战
虽然梁启超的这番举动让胡适这些人很恼火，但一时还没有人出来回应他的挑战，尽管他曾经提出要“与普天下人士共讨论焉”。可是，自从张君劢登场之后，局面就大不一样了。1923年2月14日，张君劢以《人生观》为题在清华学校发表讲演。由于听讲者都是即将赴美学习科学的留学生，所以，他开宗明义提醒诸位同学，不要以为天下事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皆有公例，皆为因果律所支配”，譬如人生观，就不受科学规律的支配。（同上，31页）其实，他的这番道理，是从他在德国的老师、著名哲学家倭伊铿那里“拿来”的。倭伊铿有一部书名为《大思想家的人生观》，其主旨就是要说明，科学并不是万能的。他的这篇讲演刊载于《清华周刊》第272期上，成为引发这场“思想界大笔战”的导火索。（同上，8页）而首先发起攻击、挑起战火的，竟是他的好友地质学家丁文江。2月24日，也就是张君劢讲演的第10天，梁启超在天津家中“又与张君劢、林宰平、丁在君等谈个通宵”。（《梁启超年谱长编》，989页）他们谈了些什么呢？会不会辩论“科学与人生观”的问题呢？应该说有这种可能。不过，在这种场合，丁文江是绝对少数，又有梁启超在场，他不一定能尽情发挥。
3月26日，他致函胡适，表示绝不能轻易放过张君劢的这种主张，准备写一篇批评文章。4月1日，胡适在《读书杂志》第八期发表《读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文，对梁漱溟的文化相对论和玄学式文化观提出批评，大约也使他受到鼓舞。4月15日、22日，他的《玄学与科学——评张君劢的〈人生观〉》一文在《努力周报》第48、49号连续发表，逐一驳斥了张君劢讲演中“毁谤”科学的观点，他说：“张君劢是作者的朋友，玄学确是科学的对头。玄学的鬼附在张君劢身上，我们学科学的人不能不去打他；但是打的是玄学鬼，不是张君劢。”（《科学与人生观》，39页）但是他又说：“我做这篇文章的目的不是要救我的朋友张君劢，是要提醒没有给玄学鬼附上身的青年学生。”（同上，39 ～ 40页）他在写给章鸿钊（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最早的合作者之一）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弟对张君劢《人生观》提倡玄学，与科学为敌，深恐有误青年学生，不得已而为此文。”（《丁文江集》，67页，《玄学与科学》一文题注）他是一个如其所言“为科学做冲锋的人”（《科学与人生观》，53页），他把捍卫科学的尊严视为自己的责任，他引胡适的话说：“我们观察我们这个时代的要求，不能不承认人类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同上，57页）
张君劢对于科学的疑虑，是要打破很久以来人们对于科学的迷信，并指出科学的有限性，所以他说，人生观就在科学的势力范围之外，科学对于人生观是无能为力的。他举出人生观与科学有五种不同：一曰，科学为客观的，人生观为主观的。
二曰，科学为论理的方法所支配，而人生观则起于直觉。
三曰，科学可以以分析方法下手，而人生观则为综合的。
四曰，科学为因果律所支配，而人生观则为自由意志的。
五曰，科学起于对象之相同现象，而人生观起于人格之单一性。（同上，59页）
但丁文江则针锋相对地指出，无论谁都“没有法子把人生观同科学真正分家”，“他们本来是同气连枝的”。而且，“不但是人生观同科学的界限分不开，就是他所说的物质科学同精神科学的分别也不是真能成立的。”（同上，42页）他从科学发展的角度举例说，以前许多被玄学宣布为非科学的领地，最后都被科学抢去了。比如宇宙问题，玄学家认为是非科学所能解决的，但伽里略不听，他坚信可以由科学来解决，“真理既然发明，玄学家也没有法子”，于是，宇宙最终还是归了科学。他又举达尔文做例子，此人一部《物种起源》，“证明活的东西也有公例，虽然当日玄学家的忿怒不减于十七世纪攻击嘉列刘（伽里略）的主教，真理究竟战胜，生物学又变做科学了。到了十九世纪的下半期，连玄学家当做看家狗的心理学，也宣告了独立。玄学于是从根本哲学，退避到本体论。”（同上，48页）所以他信誓旦旦地说：“人生观现在没有统一是一件事，永久不能统一又是一件事。除非你能提出事实理由来证明他是永远不能统一的，我们总有求他统一的义务。”（同上，40页）
他称张君劢是玄学鬼附身，这玄学鬼一个是外来的，如法国的柏格森；一个是国产的，即高谈心性的陆九渊、王阳明、陈献章。这些中外玄学鬼附在张君劢的身上，使得张君劢错把科学看作是机械的、物质的、向外的、形而下的，只能是“务外逐物”，所以要用东方的精神文明来补救西方的物质文明。在丁文江看来，张君劢对科学的认识连皮毛都算不上，他说：“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无论遇见什么事，都能平心静气去分析研究，从复杂中求简单，从紊乱中求秩序；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这种‘活泼泼地’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同上，51页）
丁文江与张君劢的这场论战从一开始就有点文不对题，有点感情用事，而不够科学，恰如胡适所言：“我总观这二十五万字的讨论，终觉得这一次为科学作战的人——除了吴稚晖先生——都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不曾具体地说明科学的人生观是什么，却去抽象地力争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的问题。”（同上，13页）也就是他说的：“这一篇论战的文章只做了一个‘破题’，还不曾做到‘起讲’。至于‘余兴’与‘尾声’，更谈不到了。”（同上，16页）但是，论战毕竟触及到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即事关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中西文化孰优孰劣的问题，陈独秀称之为知识阶级的进步，“进步虽说太缓，总算是有了进步”。（同上，1页）当时参加论战的人很多，从亚东图书馆编辑出版的《科学与人生观》一书搜集的文章来看，至少包括了任叔永、孙伏园、章鸿钊、朱经农、林宰平、唐钺、张东荪、王平陵、范寿康、吴稚晖这样一些人。有意思的是，这场论战发生时，梁启超和胡适都正在养病之中，胡适在杭州西湖，“有两日竟不能走路”，梁启超亦居于北京西郊翠微山之秘魔岩，养病避暑兼写作。他们不约而同都选择了以局外人自居，保持中立的态度。胡适发表了《孙行者与张君劢》一文，梁启超则发表两篇文章，即《关于玄学科学论战之战时国际公法》和《人生观与科学》。毕竟这次论战，“两军主将都是我们耳鬓厮磨的老友”，他不希望因为论战而伤害老朋友之间的感情。（同上，119页）为此他提出两条“战时国际公法”：查理斯·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 1809—1882），英国博物学家，生物学家，进化论的奠基人。1859年出版了震动当时学术界的《物种起源》。在该书中，他首次提出了进化论的观点，他试图证明物种的演化是通过自然选择和人工选择的方式实现的。其说法传入后，对近代中国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我希望问题集中一点，而且针锋相对，剪除枝叶。倘若因一问题引起别问题，宁可别为专篇，更端讨论。
第二，我希望措词庄重恳挚，万不可有嘲笑或谩骂语。倘若一方面偶然不检，也希望他方面别要效尤。（同上，119 ～ 120页）
这种提醒，其作用也许很有限，但可以看出，梁启超的深意是希望“这回论战能做往后学问上乃至其他主义上一切论战之模范”。（同上，120页）他在《人生观与科学》一文中，以一种公允的态度谈到了论战双方各自的不足。他首先指出，二人没有把要讨论的概念搞清楚：“究竟他们两位所谓‘人生观’所谓‘科学’，是否同属一件东西，不惟我们观战人摸不清楚，只怕两边主将也未必能心心相印哩。”（同上，135页）于是，他先厘清了这两个概念，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张君劢、丁文江的主张，“各有偏宕之处”。（同上，136页）
先说张君劢。
张君劢一再高谈“我对非我”，梁启超认为，既然还没有高谈到“无生”，那么，“无论尊重心界生活到若何程度，终不能说生活之为物能够脱离物界而单独存在”。他说：“总之，凡属于物界生活之诸条件都是有对待的。有对待的自然一部或全部应为‘物的法则’之所支配。我们对于这一类生活，总应该根据‘当时此地’之事实，用极严密的科学方法，求出一种‘比较合理’的生活。这是可能而且必要的。就这点论，在君说‘人生观不能和科学分家’，我认为含有一部分真理。”他承认自己也是“尊直觉尊自由意志”的，但他为张君劢可惜，因为，他在强调直觉和自由意志的时候，“应用的范围太广泛而且有错误”。他说：“我承认人类所以贵于万物者在有自由意志；又承认人类社会所以日进，全靠他们的自由意志。但自由意志之所以可贵，全在其能选择于善不善之间而自己作主以决从违。所以自由意志是要与理智相辅的。若像君劢全抹杀客观以谈自由意志，这种盲目的自由，恐怕没有什么价值了。”他强调：“人生观最少也要主观和客观结合才能成立。”（同上，136 ～ 138页）
至于丁文江，梁启超说，他的主张也很难让人全部赞成，“在君过信科学万能，正和君劢之轻蔑科学同一错误。在君那篇文章，很像专制宗教家口吻，殊非科学者态度，这是我替在君可惜的地方”。丁文江说要统一人生观，梁启超表示：“我说人生观的统一，非惟不可能，而且不必要。非惟不必要，而且有害。要把人生观统一，结果岂不是‘别黑白而定一尊’，不许异己者跳梁反侧？除非中世纪的基督教徒才有这种谬见，似乎不应该出于科学家之口。“他还表示，科学确有不能管辖的领域，比如情感，“‘科学帝国’的版图和威权无论扩大到什么程度，这位‘爱先生’和那位‘美先生’依然永远保持他们那种‘上不臣天子，下不友诸侯’的身分”。（同上，138页）
因此，陈独秀把梁启超称为骑墙派，但是他又说，批他的人，其实并没把他批倒，让他信服，“有的还是表面上在那里开战，暗中却已投降了”。他直言，丁文江的“思想之根底，仍和张君劢走的是一条道路”。（同上，1 ～ 7页）胡适也不无遗憾地表示，拥护科学的先生们并没有回答梁启超提出的问题，梁任公已经正式对科学的人生观宣战，这正是科学家表明态度的时候，但他们未能完成这个任务。实际上，郭湛波在其所著《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早就说过：“这次战争梁胡是主角，丁张不过打先锋罢了。”伍启元的《中国新文化运动概观》一书，更从近代西方两大思潮—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和杜威的实验主义——的论争入手，评价这场震动一时的人生观论战，他认为：“张君劢氏就是站在柏氏的立场了。而他的对方，就是拿出实验主义的论调来做军器的丁在君氏。”（《丁文江年谱》，183 ～ 184页）
这场论战一直持续到1923年年底，到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的讨论的余兴》，大体上告一段落。他的这篇“余兴”，是要对于参加诉讼的人有所答复，他说：“参加诉讼的人对于我有重要批评的是梁任公同林宰平，我对于他们两位好像不能完全缄默。但是我细看任公的那篇文章是兴会所至，信手拈来的批评，对于我的第一篇宣战书似乎没有详细研究。他看了我的第二篇答词，大概可以了解我的态度，所以我为经济起见，只预备对于林宰平先生做一个简单的答复。”（《科学与人生观》，250页）从他的谨慎措词中，我们可以猜测他对梁启超的态度，是包含着很大尊重的。他很清楚，科学方法是否有益于人生观，欧洲的破产是否是科学的责任，这两个他所认为讨论中最重要的问题，始作俑者都是梁启超，至少梁氏应负很大的责任，但他在论战中却始终回避与梁启超发生正面冲突，说明他很在意两人的这种“管鲍之交”。他以管仲自况，而把梁启超比作鲍叔牙。梁启超去世后，在北平广惠寺举行追悼大会，丁文江送的祭幛就写着：“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丁文江年谱》，332页）当时有人点评此联，“虽有点生硬，但尚能表达挽者对死者的友谊，远胜胡（适）、蒋（梦麟）之作”。（《追忆梁启超》，438页）
淞沪市政督办
实际上，晚年梁启超是很依赖丁文江、蒋百里、张君劢、张东荪、林宰平这些门生与晚辈的，他们也很关心他，扶助他，为他出谋划策，当然，他也常常因为他们的行为而受牵连。但在很多事情上，他们又常常采取协同行动。1925年5月30日，上海租界内发生了“五卅惨案”，梁启超非常愤慨，当即与朱启钤、李士伟、顾维钧、范源濂、张国淦、董显光、丁文江等发表共同宣言，希望通过和平、法律的方式解决问题。随后，他又陆续写了《为沪案敬告欧美朋友》、《对欧美友邦之宣言》、《谈判与宣战》、《我们该怎么样应付上海惨杀事件》、《沪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赶紧组织“会审凶手”的机关啊》、《答北京大学教职员》等文章，同时致电罗素，希望他和作家协会诸君，能了解事实真相，并向英国政府和人民说明；他又致电段祺瑞，希望政府负起责任，用严正迅厉手段明定责任，结束本案；并以稳健和谅解手段，博得同情，从而得以修改条约，收回主权，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
此时，丁文江刚刚提出辞去北票煤矿公司总经理一职，而且于5月27日与胡适一起被外交部列名英国庚子赔款委员会候选人。“五卅惨案”发生后，他除了与梁启超等发表共同宣言外，还与胡适、罗文干、颜任光联署发表长电。由他起草的这篇电文，“以很爽明锋利的英文，叙说该案的内容，暴露英方军警的罪行”，为在英国抗议的中国留学生提供了极好的材料。正在英国留学的罗家伦对这篇电文极为赞赏，称之为：“如老吏断狱，不但深刻，而且说得令人心服。每字每句不是深懂英国人心理的作者，是一定写不出来的。“多亏了他的散发和传播，这篇电文争取到”工党后台最有实力的英国职工联合总会秘书长席屈林”的同情，并“由他分发给他工联中的小单位。因此，工党议员加入为中国说话的更多，在英国国会里发生了更大的影响”。因此他说，丁文江“真是懂得英国人心理的人”。（见《现代学人丁在君先生的一角》，转引自《丁文江年谱》，209页）
这一年正是北方政局动荡最激烈的一年。奉系的张作霖打败了直系的吴佩孚，向长江一线发展，到处抢地盘、争权力，段祺瑞最新任命的皖督姜登选和苏督杨宇霆都是奉系的人。这让直系的孙传芳很不安，因为他的浙江地盘与杨宇霆的江苏地盘紧密相连。他既不肯坐以待毙，就打算出兵讨奉。他提出由吴佩孚主持全局，蒋百里做他的参谋长。他与蒋百里是日本士官的先后同学，还有些同学之谊。但蒋百里没有同意，吴佩孚也没有来。因为那时吴眼里的主要敌人是冯玉祥，而不是张作霖。待孙传芳打下了南京，他又请蒋百里就任上海市长或江苏省长，蒋百里不肯做官，就向孙传芳举荐了丁文江。丁文江又转介陈陶遗做江苏省长，自己担任淞沪市政督办一职。这时，聚集在孙传芳周围的，除了蒋百里、丁文江、陈陶遗，还有陈仪和刘厚生。梁启超在给女儿令娴的信中就曾写道：“时局变化极剧，百里所处地位极困难，又极重要。他最得力的几个学生都在南边，蒋介石三番四复拉拢他，而孙传芳又卑礼厚币要仗他做握鹅毛扇的人。孙、蒋间所以久不决裂，都是由他斡旋。但蒋军侵入江西，逼人太甚（俄国人逼他如此），孙为自卫，不得不决裂。我们的熟人如丁在君、张君劢、刘厚生等都在孙幕，参与密勿，他们都主战，百里亦不能独立异，现在他已经和孙同往前敌去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093页）
丁文江以一个科学家的身份，为什么肯于接受淞沪市政督办这样一个行政职务呢？原因之一是他对刘厚生所说：“我常常到关外，感觉张作霖本人及他的部下都不是好家伙。最近作霖因关内军人皖系直系之内战，而奉军亦已参加，将来这种混战的局面不知怎样了结。现在胡子的势力已到达山东，可能将来逐渐阑入长江地域。我们江苏人要受胡子的统治，我是不能坐视的。”（刘厚生：《丁文江传记初稿》，转引自《丁文江年谱》，206页）再一个原因，就是他曾发表《少数人的责任》一文，文中发挥了他与胡适等人倡导的“好人政府”的主张，现在有了实行的机会，他自然不肯放过，他就是要负起这种责任。
梁启超为了回答儿子的疑问，也曾谈到这个问题，他说：“思永问我的朋友何故多站在孙传芳那边？这话很难说。内中关系最重要者，是丁在君、蒋百里二人，他们与孙的关系都在一年以前，当时并没有孙、蒋对抗的局面。孙在北洋军阀中总算比较好的，江浙地方政象亦总算比较的清明，他们与孙合作并不算无理由，既已与人发生关系，到吃紧时候舍之而去，是不作兴的。直到最近两个月，孙倒行逆施，到天津勾结二张（张作霖、张宗昌），和丁、蒋等意见大相反，他们方能老老实实的和他脱离关系。中间这一段诚然是万分不值（既有今日何必当初），然在一年前他们的梦想原亦很难怪。（故丁在君刻意欲在上海办一较良的市政，以渐进手段收回租界。）至于我呢？原来不甚赞成他们这类活动（近数月来屡次劝他们自拔），但我们没有团体的严整组织，朋友们总是自由活动，各行其是，亦没有法子去部勒他们（也从未作此想），别人看见我们的朋友关系，便认为党派关系，把个人行为认为党派行为，既无从辩白，抑亦不欲辩白。”（《梁启超年谱长编》，1111页）
1926年5月4日，丁文江就任淞沪市政督办，至12月31日提出辞职，在位时间不足八个月。对他来说，这是极其忙碌的八个月，5月21日，蒋百里致信梁启超，特别提到丁文江在上海执政的情形，他说：“在君在沪忙极，东南片土，在短时期内总可安定。”（同上，1078页）这里包含着多么深切的对朋友的信任和期待啊！在这里，丁文江的确做了很多事，有两件事，是胡适认为最值得记载的：“第一是他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那个‘大上海’，从吴淞到龙华，从浦东到沪西，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第二是他从外国人手里为国家争回许多重大的权利。傅孟真（傅斯年）说，在君争回这些权利，‘不以势力，不以手段，只以公道，交出这些权利的外国人，反而能够真诚的佩服他。’ ‘他死后，《字林西报》作一社论，题曰《一个真实的爱国者》，我相信这是对在君最确切的名称。’”（《丁文江传》，93页）在他争回的这些权利中，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堂（又称会审公廨）。
丁文江就任淞沪市政督办大约两个月后，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任总司令。最初，孙传芳似乎并不想和革命军开战，但战争仍然不可避免。丁文江11月28日致函胡适，还为孙传芳辩解：“此次孙之用兵，实在出于不得已。当粤军攻湘的时候，他并没有出兵，并且用种种方法和缓广东，无奈蒋介石提出两个绝对不可以通过的条件：（一）是加入国民党，（二）承认广东的国民政府！没有几天，蒋介石的兵就到了江西了。——孙极愿讲和，但是广东方面似乎完全没有诚意，所以还是没有结果。孙的意思总是抱定保境安民的宗旨：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国民党方面则完全取一种急进的政策，在上海方面造谣式的宣传，无意识的暴动，不一而足。我预料他就是能将孙打倒，内部必有问题，而且恐怕要为土匪式的奉军来造机会。这是我最愁的一件事。”（《丁文江年谱》，297页）实际上，汀泗桥失守之后，形势对于孙传芳就越来越不利了。等到他跑到天津去向张作霖和张宗昌求援，败局就已经定了。12月20日，梁启超在家书中对女儿令娴说：“时局变迁非常剧烈，百里联络孙、唐、蒋的计画全归失败，北洋军阀确已到末日了。”（《梁启超年谱长编》，1101页）这时，梁启超最担心的就是丁文江的安全，他多次写信，打电报，询问沪宁一带的情况；蒋百里更是几乎每天向丁文江报告前线战况，要他早作准备；丁文江发生车祸受伤后，梁启超亦致函丁文江，表示“惊念无已，入院后经过状况如何，日盼消息”。（《丁文江年谱》，304页）希望他能借此与孙传芳脱离关系，也算是不幸之中的大幸。
胡适认为，丁文江对于张作霖的奉军一系是向来厌恶的，对于国民革命军倒是有相当的同情。他的根据是董显光1956年发表在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刊》的一篇文章，其中写道：当年蒋总司令所统率的国民军与吴佩孚军在丁泗桥的大战，实在是决定控制扬子江流域的重要战争。吴佩孚见两军相持不下时，便要求孙传芳派几师生力军参加助战。这时情势紧急，孙的态度足以影响大局。于是蒋总司令便叫蒋百里（方震）透过他和在君的私人友谊关系说动孙传芳，结果（孙）未曾派兵助战，终使国民军在丁泗桥一役获得大胜。（董显光：《我和在君》，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205页）
丁文江在上海执政时期建立了“大上海”的规模。“大上海”在他的总办任内才第一次有统一的市行政，统一的财政，现代化的公共卫生。他是后来的“上海特别市”的创立者。图为1927年3月23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召开第一次执行委员常务会议时合影。
董显光所说未必可靠。首先，蒋百里绝非蒋介石的部下，至少当时还不是。虽然曾有消息说，国民党方面很多人主张请蒋百里担任革命军总参谋长，但蒋百里并未打算接受，事实上也不可能接受。其次，董显光或许在天津曾与丁文江同寓很久，但他一直在天津办报，对战场上瞬息万变的军事秘密究竟了解多少，是大可怀疑的。陶菊隐对于孙传芳为什么不去援助吴佩孚，就另有解释，他说：广东出师北伐，一路由湖南打到湖北，吴佩孚天天向孙传芳告急。告急电用“十万火急”、“百万火急”、“限即刻到”的急电打出去，孙却按兵不动：“我从前盼望你到南京你不来，现在你请我到汉口我也不去。”他已自立为东南五省的联军总司令，不肯再受那个“空头大帅”的指挥了。在革、吴两军血染汀泗桥的时候，他还有另一个更恶毒的阴谋，想利用鹬蚌相持之局，自收渔人之利，他曾对他的心腹将领道出这番心事来。（《蒋百里传》，64 ～ 65页）
从丁文江在一些场合所表达的态度来看，我们也很难说他是同情国民革命军的。1927年底，他在给胡适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以为照目前光景看，国民党虽能令我们失望，但是我们万万不可悲观。”（《丁文江年谱》，318页）胡适在另外的场合说道丁文江，指出：“在君究竟是英国自由教育的产儿，他的科学训练使他不能相信一切破坏的革命的方式。”他转述丁文江的话说：“我们是救火的，不是趁火打劫的。”在他看来，“用暴力的革命总不免是‘放火’，更不免要容纳无数‘趁火打劫’的人。所以他只能期待‘少数里的少数，优秀里的优秀’起来担负改良政治的责任，而不能提倡那放火式的大革命”。他又说：然而民国十五六年之间，放火式的革命到底来了，并且风靡了全国。在那个革命大潮流里，改良主义者的丁在君当然成了罪人了。在那个时代，在君曾对我说：“许子将说曹孟德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我们这班人恐怕只可以做‘治世之能臣，乱世之饭桶’罢！”（《丁文江先生学行录》，8页）
这里隐约透露出丁文江对国民党的态度，刘厚生在其所著《丁文江传记》初稿中则从另外一方面证明，丁文江并不对国民党或革命军抱有相当的同情：蒋中正定都南京之后，开了一大批通缉名单，丁文江的姓名当然亦在其内。直到民国二十年普遍大赦政治犯时，文江方得免除通缉。
文江对于政治兴味还是一样的浓厚。但是他在民国廿五年（1936年）死前的几个月，我与他在上海见面，他对我透露，蒋介石要找他出来做什么部长，正在竭力躲避。他说蒋介石决不是可与共事的人，还不如孙传芳之能信任其部下，我已吃过苦头了，不能随便出来。（《丁文江先生学行录》，185页）
当时的情形是，国共北伐已经进入长江流域，“四一二”蒋介石在上海南京杀共产党人，国民党亦分裂为宁沪和武汉两派，新老军阀混战一团，国家又一次陷入动乱之中，生灵涂炭，百业凋零。于是，有不少人怂恿梁启超出山，要他负起责任，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之外，另外组织团体。他自己则有些犹豫不定，既不想再次踏入政途，又觉得良心不安。他在5月5日寄给孩子们的一封长信中表达了这种矛盾心情：“我一个月以来，天天在内心交战痛苦中。我实在讨厌政党生活，一提起来便头痛。因为既做政党，便有许多不愿见的人也要见，不愿做的事也要做，这种日子我实在过不了。若完全旁观畏难躲懒，自己对于国家实在良心上过不去。所以一个月来我为这件事几乎天天睡不着。”（《梁启超年谱长编》，1130页）他的朋友、门生中，张君劢、陈博生、胡石青等人是拥护梁启超出山的，他们认为当前的事比袁世凯称帝更重大万倍。丁文江、林宰平则持极端反对的意见，他们不反对前者的理由，但是认为：第一，梁启超的身体支持不了这种劳顿；第二，他的性格也证明了不宜于政党活动。
梁启超最终接受了丁文江等人的劝告，他对孩子们说：“现在我已决定自己的立场了。我一个月来，天天把我关于经济制度（多年来）的断片思想，整理一番。自己有却（确）信的主张，（我已经有两三个礼拜在储才馆、清华两处讲演我的主张。）同时对于政治上的具体办法，虽未能有很惬心贵当的，但确信代议制和政党政治断不适用，非打破不可。所以我打算在最近期间内把我全部分的主张堂堂正正著出一两部书来，却是团体组织我绝对不加入，因为我根本就不相信那种东西能救中国。最近几天，（蹇）季常从南方回来，很赞成我这个态度。（丁在君们是主张我全不谈政治，专做我几年来所做的工作，这样实在对不起我的良心。）”（同上）可见，梁启超对于丁文江的意见也还是有所保留。
梁启超逝世，丁文江处理身后事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在北平逝世。胡适记下了次日为梁启超遗体装殓时的情形：“次日，任公先生的遗体在广慧（一说惠）寺大殓，我和丁在君先生，任叔永先生，陈寅恪先生，周寄梅先生，去送他入殓。任公先生的许多老朋友，如贵州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热泪。在君和我也都掉泪了。”（《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57页）2月17日，梁启超追悼大会在北平广慧寺举行，丁文江出席并送了祭幛，上书：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同上）
次日，上海也举行梁启超追悼大会，丁文江送了一副挽联：思想随时代而变，一暝更何之，平生自任仔肩，政绩仅追刘正字。
文章得风气之先，百身嗟莫赎，少日酬知宣室，声名突过贾长沙。（民国十八年二月十八日西神《静安寺路公祭梁任公先生记》，上海《新闻报》，见《梁启超年谱长编》，1208页）
梁启超去世后，其子女和朋友们拟办两件事：一是编辑《饮冰室合集》，由林志钧负责；二是编一部年谱，由丁文江负责。丁文江自己也很想写一部新式的《梁启超传记》。“编辑年谱的计划确定之后，即由梁的子女梁思成、梁思顺（令娴）署名登报，并由丁文江和梁思成亲自发函向各处征集梁启超与师友的来往信札，以及诗、词、文、电等的抄件或复制件（原件仍由原收藏者保存）。仅半年左右时间，梁家就收到了大量的资料，其中仅梁的信札就有两千多封，其他各种资料仍陆续寄来。”（《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页）最终，按照胡适的说法，如果加上他的家信，总计大概有近一万封之多。他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有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任公先生早岁就享大名，他的信札多被朋友保存，是很自然的。第二，他的文笔可爱，他的字也很可爱，他的信札都是纸精，墨好，字迹秀逸，值得收藏的。第三，当时国中没有经过大乱，名人的墨迹容易保存。”（《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57页）
最初，丁文江专注于梁启超年谱材料的搜集和整理。1929年4月16日他致函胡适还说：“连日为任公年谱事，极忙，竟将地质研究所放过一边，甚为忧闷。”（《丁文江年谱》，332页）他毕竟是个很忙的人，这一年的冬天，他率领一支考察队前往云南、贵州，进行地质调查，第二年夏天才从西南回到北平。1931年，他做了北京大学地质系的教授，梁启超年谱的编纂工作亦随之开始。但那时他仍然忙得不可开交，实无余力，就邀请了一位青年学者赵丰田先生做他的助手。赵丰田说：“这时，我正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学习，曾撰作《康长素先生年谱稿》的大学毕业论文，对康有为和梁启超作过一些研究。燕大研究院院长陆志韦教授和我的老师顾颉刚教授乃将我介绍于丁，丁即到燕大研究院邀聘我助他编写年谱。”（《梁启超年谱长编》前言，2页）自1932年暑假开始，赵丰田就在丁文江的指导下开始工作，他也曾说过：“当时已经搜集到的梁启超来往信札有近万件之多，这是编年谱的主要材料。此外，还有梁几百万字的著作，以及他人撰写的有关梁的传记。要把这么浩繁和杂乱的资料梳理清楚，并编辑成书，任务是比较艰巨的。”（同上，2 ～ 3页）所以，这部年谱直到丁文江去世（1936年1月5日）仍没有最终完成，始终还是一部“草稿”，但胡适认为：“我们在二十多年后，不能不承认，正因为这是一部没有经过删削的《长编初稿》，所以是最可宝贵的史料，最值得保存，最值得印行。”（《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序》，见《丁文江先生学行录》，360页）
1929年8月8日，丁文江与蹇念益、黄濬致函张元济，提出为梁启超醵金造像的建议，这钱不知募集了多少，也许始终就没有发生，总之，一直未见下文。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