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梁启超传 > 第十七章 承前启后：梁启超与胡适
胡适祖籍是安徽的绩溪，光绪十七年（1891年）十一月初十生于上海。他的祖上是个小茶叶商，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成为官宦之家。他的母亲是父亲的第三房妻子，十七岁时嫁给了四十七岁在外做官的父亲。他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却是父亲的第七个孩子，他有三个哥哥，三个姐姐，其中二哥胡绍之对他帮助最大。
梁启超与胡适是两代人。胡的母亲和梁启超同岁。光绪十五年己丑（1889年），胡适出生的前两年，梁启超已经中了举人。光绪十七年辛卯（1891年）十月，十九岁的梁启超到北京与李端蕙完婚。这时的梁启超已经经历了“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两大人生美事，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大约两个月后，胡适才呱呱坠地，来到人世间。
少年胡适，“受梁先生无穷恩惠”
十三岁以前，胡适在家乡读书，除了传统的蒙学课本，还读了一些经书和史书，也读了一些当时的白话小说。十三岁那年，他带着一肚子线装的旧书，离开家乡，来到上海。那是光绪三十年甲辰（1904年），此时的梁启超，自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已有六年，他创办的《新民丛报》也已挂牌两年，他那充满激情和魔力且明白晓畅的文字，正风行于华夏，激荡着国人的一腔热血，他也被人们看作是舆论界的骄子和明星。
胡适（1891—1962），现代著名学者、诗人、历史学家、文学家、哲学家。因提倡文学革命而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
胡适初到上海，入的是家乡人办的梅溪学堂。在这里，他第一次读到了梁启超写的文章。当时的情形很有些机缘巧合。据说，入学之初，他被编入小学第五班，差不多算是该校最低的一级。但由于他此前有过九年的乡村教育，积累了一定的旧学知识，渐渐为老师所赏识，“一天之中升了四班，居然做第二班的学生了”。（《胡适自传》，43页）胡适为此很有些自得，但当天的作业却让他为了难。这一天恰是作文的日子，黑板上赫然写着两个题目：论题：原日本之所由强。
经义题：古之为关也将以御暴，今之为关也将以为暴。
当年的胡适并不知道“经义”该怎样做，所以连想也没敢想。而”论题”总是可以的吧？但他却连日本究竟在哪里都搞不清楚，又怎能论“日本之所由强”呢？也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二哥来了。于是，他赶紧求助于二哥，“二哥检了《明治维新三十年史》、壬寅《新民丛报汇编》一类的书，装了一大篮，叫我带回学堂去翻看。费了几天的工夫，才勉强凑了一篇论说交进去”。（《四十自传》，43 ～ 44页）在这里，梁启超显然给了胡适很大帮助，这个帮助主要的还不是作了一篇论说，而是实现了他人生重要的一次转折。有点像当年梁启超第一次到上海，得到很多上海制造局翻译的西书，使他对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胡适也是这样，梁启超的书在他肚子里一经发酵，便使他“转到了旧书堆以外的新世界”。（《胡适评传》，91页）他不仅学会了许多新名词，而且，索性就以“新人物”自居了。他后来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二哥给我的一大篮子的‘新书’，其中很多是梁启超先生一派人的著述，这时代是梁先生的文章最有势力的时代，他虽不曾明白提倡种族革命，却在一班少年人的脑海里种下了不少革命种子。”（《四十自传》，44页）
胡适就是这班少年中的一个佼佼者。他后来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从此断了科举的念头，也是由于梁启超的影响所在。为此，他离开梅溪学堂，进了澄衷学堂，而且，把“梁启超”也带来了。在澄衷一年半，他陆续读了梁启超许多文章，也读了严复译的《天演论》和《群己权界论》。在《四十自述》中他这样写道：严先生的文字太古雅，所以少年人受他的影响没有梁启超的影响大。梁先生的文章，明白晓畅之中，带着浓挚的热情，使读的人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有时候，我们跟他走到一点上，还想望前走，他倒打住了，或是换了方向走了。在这种时候，我们不免感觉一点失望。但这种失望也正是他的大恩惠。因为他尽了他的能力，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境界，原指望我们感觉不满足，原指望我们更朝前走。跟着他走，我们固然得感谢他；他引起了我们的好奇心，指着一个未知的世界叫我们自己去探寻，我们更得感谢他。（同上，47页）
他告诉我们：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梁先生自号“中国之新民”，又号“新民子”，他的杂志也叫做《新民丛报》，可见他的全副心思贯注在这一点。“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要把这老大的病夫民族改造成一个新鲜活泼的民族。（同上，47页）
他在引述了几段梁启超的议论之后越发感慨地表示：我们在那个时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人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他在那时代（我那时读的是他在壬寅〔1902〕癸卯〔1903〕做的文字）主张最激烈，态度最鲜明，感人的力量也最深刻。他很明白的提出一个革命的口号：“破坏亦破坏，不破坏亦破坏！“后来他虽然不坚持这个态度了，而许多少年人冲上前去，可不肯缩回来了。（同上，48页）
从梁启超的通俗文字中，他渐渐知道了霍布斯、笛卡儿、卢梭、边沁、康德、达尔文等西方思想家。而最让他感佩的，是梁在当时就有胆量说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的话，他很不客气地指出，“中国民族缺乏西洋民族的许多美德”（同上，49页），比如公德、国家思想、进取冒险、权利思想、自由、自治、进步、自尊、合群、生利的能力、毅力、义务思想、尚武、私德、政治能力等等。胡适以一种赞赏的口吻说：他在这十几篇文字（指《新民说》）里，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情感”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其中如《论毅力》等篇，我在二十五年后重读，还感觉到他的魔力。何况在我十几岁最容易受感动的时期呢？（同上，49页）
他承认：
就是这几篇文字猛力把我以我们古旧文明为自足，除战争的武器，商业转运的工具外，没有什么要向西方求学的这种安乐梦中，震醒出来。它们开了给我，也就好像开了给几千几百别的人一样，对于世界整个的新眼界。（同上，89页）
而梁启超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用历史的眼光整理中国旧学术思想，也给了胡适新的见解和启发，使他知道了在“《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然而不幸的是，这部规模宏大的著作，“梁先生做了几章之后，忽然停止了，使我大失望。甲辰（1904年）以后，我在《新民丛报》上见他续作此篇，我高兴极了。但我读了这篇长文，终感觉不少的失望。第一，他论‘全盛时代’，说了几万字的绪论，却把‘本论’（论诸家学说之根据及其长短得失）全搁下了，只注了一个‘缺’字。他后来只补作了‘子墨子学说’一篇，其余各家始终没有补。第二，‘佛学时代’一章的本论一节也全没有做。第三，他把第六个时代（宋、元、明）整个搁起不提。这一部学术思想史中间缺了三个最要紧的部分，使我眼巴巴的望了几年。我在那失望的时期，自己忽发野心，心想：‘我将来若能替梁任公先生补作这几章缺了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岂不是很光荣的事业’”？（同上，50页）他后来写作《中国哲学史大纲》，就是把“这一点野心”当作种子，埋藏在心里，慢慢长成了一株参天大树。
很显然，在梁启超与胡适的关系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承前启后的关系。青少年时代的胡适是把梁启超当作精神、学术方面的导师或引路人的。从以上的叙述便可以看出，“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是多么重大，这种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无怪乎在十多年后，胡适要写信给梁启超，要去天津拜访他，‘以慰平生渴思之怀’了。”（《胡适评传》，96页）
胡适与梁启超是何时第一次会面的
虽然胡适一直很仰慕梁启超，但至少在1918年11月以前，他们无缘相见。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官费生，入美国康奈尔大学留学，是在宣统二年（1910年7月）间，此时梁启超还在日本过着他的流亡生活。1912年10月，梁启超启程回国，而胡适却正在康奈尔准备做他的农学家。尔后，他先转入该校文理学院，主修西方哲学；1915年10月，又往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就学于杜威教授。这期间，他对活跃于国内的梁启超仍十分关注。1912年11月初，他读了国内报纸对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活、从日本回国的报道，在《日记》中写道：阅报时，知梁任公归国，京津人士都欢迎之，读之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胡适年谱》，25页）
在这里，他对梁氏的颂扬或许有些过分，但其所说，却也有很大部分是实话。他很关注梁启超的学术动向，1916年在美期间，还写了《驳梁任公〈管子〉》和《评梁任公〈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等文章，认为他的研究“有足取者”，亦有谬误。这时的胡适已经不是十几年前的少年，经过七年的留学美国，不仅眼界大开，而且，接受了欧美最新的文、史、哲的思想学术训练，掌握了新的研究方法。特别是1917年初，他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发表于《新青年》二卷五号上，吹响了文学革命的第一声号角，他也俨然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界的一颗新星。这一年的6月，他离开美国，取道温哥华途经日本回到上海，时为7月10日，陈独秀正打算专程到上海见他。9月，他即应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代哲学史”。于是，胡适与梁启超会面的机会也就来了。
到北京的第二年，1918年11月，胡适动了要见梁启超的念头。此时的他正在研究墨子哲学，这是个很好的理由，因为他知道，梁启超也在研究墨子，且很有心得。他先请好友徐振飞（新六）致信梁启超，徐在11月7日给梁启超的信中说：任公年丈总长：胡适之先生现任北京大学掌教，主撰《新青年》杂志，其文章学问久为钧座所知，兹有津门之行，颇拟造谭，敢晋一言，以当绍介。（《梁启超年谱长编》，872页）
为表示郑重其事，胡适在赴津前两日（11月20日），又专门写信致梁任公，表明拜访的意思：任公先生有道：秋初晤徐振飞先生，知拙著《墨家哲学》颇蒙先生嘉许，徐先生并言先生有墨学材料甚多，愿出以见示。适近作《墨辩新诂》，尚未脱稿，极思一见先生所集材料，惟彼时适先生有吐血之恙，故未敢通书左右，近闻贵恙已愈，又时于《国民公报》中奉读大著，知先生近来已复理文字旧业，适后日（十一月二十二日）将来天津南开学校演说，拟留津一日，甚思假此机会趋谒先生，一以慰生平渴思之怀，一以便面承先生关于墨学之教诲，倘蒙赐观所集墨学材料，尤所感谢。适亦知先生近为欧战和议问题操心，或未必有余暇接见生客，故乞振飞先生为之绍介，拟于二十三日（星期六）上午十一时趋访先生，作二十分钟之谈话，不知先生能许之否？适到津后，当再以电话达尊宅，取进止。（同上，872 ～ 873页）
胡适初次会晤梁启超的时间，被认为是1918年11月23日，地点就在天津梁启超的私宅，几乎所有人都言之凿凿，丁文江、赵丰田合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以及胡颂平编撰《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采用的也是这种说法，其根据就是徐振飞与胡适这两封《致任公先生书》。2004年9月，余英时作《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一文，其中提到了胡适的《日程与日记》，在1920年3月21日的日记中有如下记载：宗孟（即林长民）饭，初见梁任公，谈。
余英时先生说：“这是胡适当天亲笔所记，应该最可信。”（《重寻胡适历程》，15页）巧的是，梁启超这时恰在北京。梁启超于1918年12月启程赴欧洲考察，于1920年1月22日由马赛乘法国邮轮归国，3月5日抵达上海，19日到达北京，24日返回天津。他在25日写给女儿思顺的信中提到“入都”一事，说是“向当道循例一周旋”，即谒见大总统徐世昌，汇报旅欧的经历。（《梁启超年谱长编》，903页）朋友自然也是要见的，林长民更是非见不可。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多年的老朋友，后来的儿女亲家，这次梁启超赴欧，以私人资格参与巴黎和会，在世界舆论面前为中国申诉其权利，在国内与他遥相呼应的，就是林长民。当他得知北洋政府与日本政府关于山东问题的密约将影响中国在巴黎和会收回山东主权的消息后，第一个打电报给林长民，才有了5月2日《晨报》上林长民所作《山东亡矣》一文，并成为“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索。
时隔半年多，梁启超回到北京，林长民组织了一个饭局，为老朋友接风洗尘，应该是很自然的事。而胡适被邀请出席这个饭局，也自有一番道理。我们知道，梁启超赴欧之前，胡适曾致书请求一见，也许当时任公先生行程紧张，当天有事，未及与胡适见面，那么，现在旅欧归来，恰好可以弥补先前的遗憾。而胡适当时未能见到梁启超，也许还有他自己的原因。1918年11月23日，即他约好与梁启超见面那天，母亲突然病逝，消息传来，或使得他不得不放弃原来的计划。
学术之争与意气之争
旅欧归来的梁启超是很愿意主动与胡适来往的。据胡适《日程与日记》1920年8月27日记载：“梁伯强（梁善济，字伯强，立宪派元老）家饭，有梁任公、蓝志先、蒋百里等。任公谈主张宪法三大纲。……他很想我们加入发表，我婉辞谢之。”（《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14册，359页）这是见于记载的数月之后的又一次饭局，可见当时梁启超与胡适多有交往和交流，一起吃饭的机会很多。梁启超是个很少有成见的人，既然他很想在新的时代有所作为，就不能不联络新的同志。但新的同志对他这个老牌立宪党人、研究系的首领却不能不有所警觉。胡适曾说过“二十年不谈政治”，这也许是他拒绝梁启超的邀请，一起搞什么制宪运动的原因之一。但这些并不妨碍他们继续交往，政治谈不到一起，还可以谈学术。
《清代学术概论》
这一年的10月18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脱稿之后，给胡适写了一封信：公前责以宜为今文学运动之记述，归即嘱稿，通论清代学术，正宜钞一副本，专乞公评骘。得百里书，知公已见矣。关于此问题资料，公所知当比我尤多，见解亦必多独到处，极欲得公一长函为之批评（亦以此要求百里），既以裨益我，且使读者增一层兴味，若公病体未平复，则不敢请，倘可以从事笔墨，望弗吝教。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
梁启超信中所说“通论清代学术”一书，即《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缘起，本来是其学生兼朋友蒋百里请他为自己所著《欧洲文艺复兴时代史》作一篇序，但如其所述：“既而下笔不能自休，遂成数万言，篇幅几与原书埒。天下古今，固无此等序文。脱稿后，只得对于蒋书宣告独立矣。”（《清代学术概论》自序）也就是说，他把一篇序文写成了一部书，此等事也许只有梁启超才能做得出。但他在这里又说是受到胡适的嘱托，要他写出晚清“今文学运动”的亲历，而他也为此所打动，于是才有了这篇篇幅虽短却令人惊叹的天才著述。胡适是否有过类似的建议，并不重要，梁启超这样说，一是要在后学面前表示谦虚，再有便是和胡适套近乎。所以，他在将此稿交给蒋百里连载于《改造》杂志的同时，又寄交张元济主持的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并钞成副本，请几位朋友“评骘”，这其中就有胡适。其后再版，他在序文中特意说明，新增加的三个小节和改正的数十处，就吸收了胡适等人的意见。胡适在1921年5月2日的日记也记下了此事：车中读梁任公先生的《清代学术概论》。此书的原稿，我先见过，当时曾把我的意见写给任公，后来任公略有所补正。《改造》登出此稿之后半已与原稿不同，此次付印，另加惠栋一章，戴氏后学一章，章炳麟一章，皆原稿所无。此外，如毛西河一节，略有褒辞；袁枚一节全删；姚际恒与崔适的加入，皆是我的意见。任公此书甚好，今日亦只有他能作这样聪明的著述。（《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99 ～ 100页）
《墨子》论辩
不久，梁启超又有了一次与胡适在学术上交往的机会。1921年初，梁启超将他十余年来研究《墨子》的成果，写成了《墨经校释》一书，并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此书作一篇序文。胡适见了梁启超的书，“心里又惭愧，又欢喜”，惭愧的是，“我曾发愿，要做一部《墨辩新诂》，不料六七年来，这书还没有写定”；欢喜的是，现在有了“梁先生这部校释”，而且，梁先生“这里面很有许多新颖的校改，很可供治墨学的人的参考”。（《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的墨学研究在二十世纪独树一帜，在近现代墨学复兴过程中占据着特殊的地位。但他能后来居上，不能不认为梁启超有启蒙之功。胡适在《墨经校释序》中写道：《墨子》是战国时期墨家代表作，为墨子门徒所编集，原有71篇，现存53篇。图为节选的明刻本《墨子》。
梁先生在差不多二十年前就提倡墨家的学说了。他在《新民丛报》里曾有许多关于墨学的文章，在当时曾引起了许多人对于墨学的新兴趣，我自己便是那许多人中的一个人。（同上）
在这里，他把自己对于墨子学说的兴趣以及最初的研究动力，全部归结为梁启超的示范、引领和启发。其实，梁启超注意到墨子的学说，还可以追溯到更早的求学时期。那是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年），孙诒让写定《墨子闲诂》，第二年，印成三百部，分送给各位朋友“审读”。梁启超回忆当时的情景：“承仲容（孙诒让字）先生寄我一部，我才二十三岁耳。我生平治墨学及读周秦子书之兴味，皆自此书导之。”这是二十年后梁启超写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时附带提到的，他对孙诒让的墨学研究大为赞赏，认为：“仲容则诸法并用，识胆两皆绝伦，故能成此不朽之作……盖自此书出，然后墨子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莫能过此书。”（《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283 ～ 284页）梁启超这番话说得不错。与后来梁启超和胡适对墨子的研究相比，孙诒让“用力虽勤，而所阐仍寡”，这是因为“比年以来，欧学东注，学者凭借新知以商量旧学，益觉此六千言者，所函义浩无涯矣”。（《墨经校释》自序，《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2页）梁启超和胡适用西方思想方法研究、解释《墨经》，固然可以有进一步的创建，并为墨学研究开拓新的局面，但孙诒让里程碑式的基础工作，却是谁都不能否认的。直到1998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孙启治在《前言》仍然认为，就《墨子》学说的研究成果而言，“近代著作无一不是在孙书的基础上完成的”。
如果说，梁启超治墨学的兴趣最初源自孙诒让，而胡适治墨学的兴趣又来自梁启超的话，那么，可以想见，梁启超与胡适的交往和友谊，最初正是靠了他们二人对于《墨子》的共同兴趣。我们还记得，几年前，胡适通过徐振飞提出想要拜见梁启超的时候，就是因为他的《墨家哲学》受到了梁启超的称赞，而且，梁启超还表示，愿意与后学分享他所珍藏的墨学材料。如今，他的新著要出版了，他不仅致信胡适，希望能为该书作一篇序，并且希望他不客气地在序里“正其讹谬”。这里不排除梁启超的“客气”，但也能看出胡适在他心中的分量，他是很推重胡适的。胡适自然不敢怠慢，他既要投桃报李，惺惺相惜，又表示：“他这样的虚心与厚意，使我不敢作一篇仅仅应酬的序。”（《墨经校释后序》，载《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八，99页）
胡适很认真也很不客气地写了一篇序文，对梁启超所采用的校勘学方法提出了质疑和批评。这本来应该是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但此时梁启超的做法却显得过于小气。原本是他让人家“正其讹谬”的，人家一当真，直言了几句，是他没有想到的，不免就有点耿耿于怀。书印出来以后，他把自序放在卷首，却把胡适的序文放在了书后，这已经不够礼貌了，而更觉不妥的是，他将《复胡适之书》作为附录缀于《读墨经余记》之后，却不刊用胡适的答书。这些不近人情的举动让胡适很不高兴，他多次和朋友提起此事，认为梁启超心胸狭窄，这样做事“未免太可笑了”。
《中国哲学史大纲》
接下来的事则更让胡适恼火。1922年3月4日，梁启超应北京大学哲学社邀请，在三院大礼堂作了题为《评胡适之〈哲学史大纲〉》的演讲。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于1919年2月，就思想史上的意义而言，这部书划清了哲学史与经学史的界限；就他个人而言，却是奠定了他在思想文化界的地位。他在晚年仍对这部书感到很得意，自认“是一本开风气的作品”。他说：“我那本著作里至少有一项新特征，那便是我（不分‘经学’、‘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我把儒家以外的，甚至反儒非儒的思想家，如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一九一九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胡适口述自传》，227页）但梁启超对此书一直有批评的冲动。他在1920年10月18日因《清代学术概论》致信胡适时还说：“对于公之《哲学史纲》，欲批评者甚多，稍闲当鼓勇致公一长函，但恐又似此文下笔不能自休耳。”可惜，总也没有合适的机会写这封信。这次北大哲学社邀他讲座，他认为机会来了。
梁启超的这次演讲，一共讲了两天，每天两个小时。数十年后，一位当年的听众对梁氏的演讲作了如下的描述：……民国十一年秋天，梁任公应哲学社的邀请，到北大三院大礼堂讲“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讲演分为两天，每次约两小时左右。在第二天，胡先生也随同坐在台上。任公的讲演经过了长时间的准备，批评都能把握重点，措辞犀利，极不客气，却颇见风趣，引到听众使他们觉得任公所说很有道理。第二天留下一半的时间让胡先生当场答辩。胡先生对第一天的讲词似乎先已看到记录，在短短四十分钟内他便轻松地将任公主要的论点一一加以批驳，使听众又转而偏向于胡先生。如果用“如醉如狂”来形容当时听众的情绪似也不算过分。（《追忆梁启超》，306页，注①）
这位听众的现场描述非常生动、传神，稍嫌不足的是他对时间的记忆，略有偏差。根据《胡适日记》的记载，梁启超的演讲发生在民国十一年（1922年）的春天，具体说就是3月4日和5日两天。他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昨天哲学社请梁任公讲演，题为《评胡适的〈哲学史大纲〉》，借第三院大礼堂为会场。这是他不通人情世故的表示，本可以不去睬他。但同事张竞生教授今天劝我去到会——因为他连讲两天，——我仔细一想，就到会了，索性自己去介绍他。他讲了两点多钟；讲完了我又说了几句话闭会。这也是平常的事，但在大众的心里，竟是一出合串好戏了。（同上，304 ～ 305页）
胡适看上去颇有些无奈，有些哭笑不得，也有些恼怒。他在演讲现场也许还碍于情面不好发作，但当晚写日记的时候，这种情绪就不可阻挡地爆发了：他今天批评我讲孔子、庄子的不当。然而他说孔子与庄子的理想境界都是“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不过他们实现这境界的方法不同罢了！这种见解，未免太奇特了！他又说，庄子认宇宙为静的！这话更奇了。
他讲孔子，完全是卫道的话，使我大失望。
最后他还表示：
梁先生常说我的时代观念太分明了。这一点我不但不讳，还常常自夸。我这部书的特点，一是时代分明，二是宗派分明。我决不会把孔子、庄子说成有同样的主张，同（样）主张“万物与我并生而天地与我为一”！
但是这种不同的观点都是好的。我希望多得许多不同的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多加考虑的工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致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梁先生今天的教训就使我们知道哲学史上学派的解释是可以有种种不同的观点的。（以上均见《追忆梁启超》，305 ～ 306页）
胡适与梁启超在学术上的是是非非我们且不去管他，但发生在当时的一个小插曲却颇有一些意味，很值得记述一笔。梁任公的演讲，历来是人气旺盛的。这一次他要点名批评的胡适，又是新文化运动的一员健将，思想学术界最耀眼的明星，其受到关注的程度之高是可以想见的。那一天，“礼堂座无虚席，连窗台上都坐满了听众”。其中一位年轻学子，就是后来编纂《汉藏大辞典》的张怡荪教授，他在多年以后向自己的学生讲述了发生在当时的一段佳话。据说，“数千听众中，他是坐在窗台上的一个，他的笔记，是匆匆写在几张临时找来的烟盒纸上”。根据他的笔记，梁任公在演讲时曾提到《老子》一书有战国作品之嫌，并风趣地对听众说：“我今将《老子》提起诉讼，请各位审判。”（查梁启超《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一文，并没有这句话，但其中第五节专门对《老子》一书的成书年代提出了质疑，说过“我很疑心老子这部书的著作年代，是在战国之末”的话，现场笔记各有侧重，也是可能的。）这位张先生回去以后便写了一份“判决书”寄给梁先生。“这是一篇以文艺形式写成的学术论文。文中称任公先生为原告，称《老子》为被告，自称‘梁任公自身认定的审判官并自兼书记官’，以在座‘各位中之一位’的身份‘受理’任公先生提出的诉讼，进行判决。其判决主文如下：‘梁任公所提出各节，实不能丝毫证明《老子》一书，有战国产品嫌疑，原诉驳回，此判。’”
张先生的学生郑伯麒先生在1983年写文章追诉这件事，他说：“就是这样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居然敢于批评当时早已名满天下的大学者梁任公先生：‘或则不明旧制，或则不察故书，或则不知训诂，或则不通史例，皆由立言过勇，急切杂抄，以致纰缪横生，势同流产。’”然而，梁先生收到这份“判决书”却很兴奋，尽管他并不赞同作者的观点，但深自赞许作者的才华，亲自为他写下了题识：“张君寄示此稿，考证精核，极见学者态度。其标题及组织，采用文学的方式，尤有意趣。鄙人对于此案虽未撤回原诉，然深喜老子得此辩才无碍之律师也。”后来，张先生的这本书出版，梁任公的题识则外套方框印在正文首页的正中。（《追忆梁启超》，307 ～ 308页）
“国学书目”之争
晚年梁启超在胡适面前常常喜欢有一点争强好胜的表现，他几次与胡适过招，往往是他挑战叫板在先，胡适应战在后，有时甚至就不应战，低调处理。发生在1923年的“国学书目”之争就是这样。最初大约是清华学校的胡敦元等几个同学将赴美留学，请胡适拟一个“想在短时期中得着国故学的常识”的书目。（《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见《读书与治学》，195页）其后，这个书目发表在2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0卷第4号上，并被3月4日出版的《读书杂志》第7期所转载。《清华周刊》的记者从《读书杂志》上看到了这个书目，并于3月11日给胡适先生写了一封信，针对这个书目提出了两点意见：“第一，我们以为先生这次所说的国学范围太窄了。……第二，我们一方面嫌先生所拟的书目范围不广，一方面又以为先生所谈的方面——思想史和文学史——谈得太深了，不合于‘最低限度’四字。”（同上，207 ～ 208页）胡适有一封答书，回复《清华周刊》的记者，他在书中对书目的问题作了一些解释和说明，并在原书目上以加圈的方式，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
大约这个时候，《清华周刊》的记者也将这个题目给了梁启超。当时他正在翠微山中休养，手中并无一书，而记者催得又很急，“乃竭三日之力，专凭忆想所及草斯篇”，于4月26日完成后寄出。或许《清华周刊》的记者曾将胡适所拟书目推荐给了梁启超，他在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之后，又做了《治国学杂话》、《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两篇文章，先刊载于《清华周刊》，后来还出了单行本。梁启超将国学入门书分为五类，即：修养应用及思想史关系书类；政治史及其他文献学书类；韵文书类；小学书及文法书类；随时涉览书类。这五个类别大致涵盖了中国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比胡适的工具之部、思想史之部、文学史之部三分法要高明得多。而且，梁启超的“书目”在注释、提要方面较为翔实，对所荐图书的特点、内容也有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切实的评价，尤其是用自己读书的切身体会启发青年学子，使人感到很亲切，也很实用。
胡适是“整理国故”的倡导者，也是身体力行的领袖人物。梁启超更不肯落后，他做了《国学入门书要目及其读法》却意犹未尽，还要做《评胡适之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文，其中不是没有要和胡适一争高低的想法，却也是在帮助胡适回答清华记者的问题。所以他批评胡适的书目是“文不对题”，他列举出三条理由：第一，不从学生的需要出发，只从个人的兴趣出发；第二，“把应读书和应备书混为一谈”；第三，忘记了学生在”没有最普通的国学常识时，有许多书是不能读的”。（《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9 ～ 32页）有这样一些缺点的书目，自然是不能满足学生要求的，“我们希望先生替我们另外拟一个书目，一个实在最低的国学书目。那个书目中的书，无论学机械工程的，学应用化学的，学哲学文学的，学政治经济的，都应该念，都应该知道。我们希望读过那书目中所列的书籍以后，对于中国文化，能粗知大略。”（《读书与治学》，208 ～ 209页）对于清华学生的这种要求，胡适有些敷衍，于是，梁启超出来替胡适做他没有做完的事。这当然也和梁启超一贯的看法有关。他从来不认为读书只是为了求知识，如果只是为了求知识才读书，“你的人格，先已不可问了”。（《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3页）他曾经说过：问诸君“为什么进学校”？我想人人都会众口一词的答道，“为的是求学问。”再问，“你为什么要求学问？”“你想学些什么？”恐怕各人的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来了。诸君啊，我请替你们总答一句吧，“为的是学做人。”你在学校里头学的什么数学几何物理化学生理心理历史地理国文英文，乃至什么哲学文学科学政治法律经济教育农业工业商业等等，不过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种手段，不能说专靠这些便达到做人的目的。任凭你把这些件件学得精通，你能够成个人不能成个人还是个问题。（《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九，105页）
他在《治国学杂话》中依然发挥这种思想，即从做人的角度指导年轻人读书，他说：一个人总要养成读书趣味，打算做专门学者，固然要如此；打算做事业家，也要如此。因为我们在工厂里，在公司里，在议院里……做完一天的工作出来之后，随时立刻可以得着愉快的伴侣，莫过于书籍，莫便于书籍。（《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一，23页）
他希望读书能成为一个人修身养性，为人生确立安身立命之道的途径，他说：好文学是涵养情趣的工具，做一个民族的分子，总须对于本民族的好文学十分领略，能熟读成诵，才在我们的“下意识”里头，得着根柢，不知不觉会“发酵”有益身心的圣哲格言，一部分久已在我们全社会上形成共同意识，我既做这社会的分子，总要彻底了解他，才不至和共同意识生隔阂。（同上，26页）
梁启超的意思很明显，中国新文化的建设寄希望于青年，但青年人要想担当起再造中国文明，复兴中国文化的重任，就不能只读西洋书，鄙弃中国书，特别是中国的古书。针对当时社会上激烈反传统，反对读古书的风气，他说：“读书自然不限于读中国书，但中国人对于中国书，最少也该和外国书作平等待遇，你这样待遇他，他给回你的愉快报酬，最少也和读外国书所得的有同等分量。”（同上，23页）话说到这个份上，是很有些辛酸的，很难想象，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在本民族的心里，已经沦落到这样的地位。这是中华民族最大、最深刻，也是最沉痛的悲剧。梁启超也曾主张学习西方，也曾做过多年的“搬运工”，把西方的学术、思想介绍到中国来。但自从游历欧洲之后，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根本转变。在他看来，西方文明自有其进步的一面，但拯救人心，却离不开中国文化，他告诫那些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诸君回国之后，对于中国文化有无贡献，便是诸君功罪的标准。任你学成一位天字第一号形神毕肖的美国学者，只怕于中国文化没有多少影响。若这样便有影响，我们把美国蓝眼睛的大博士抬一百几十位来便够了，又何必诸君呢？诸君须要牢牢记着你不是美国学生，是中国留学生，如何才配叫做中国留学生，请你自己打主意罢。（同上，27页）
对于梁启超的批评，胡适并没有作出回应。实际上，在中国留学生必须读中国书这一点上，他和梁启超的意见是一致的。他在给《清华周刊》记者的复信中就曾指出：“正因为当代教育家不非难留学生的国学程度，所以留学生也太自菲薄，不肯多读点国学书，所以他们在国外既不能代表中国，回国后也没有多大影响。”（《读书与治学》，209 ～ 210页）很显然，除了在读什么书、为什么读书和怎样读书等具体问题上二人有一些分歧外，在这个根本问题上，他们并没有分歧，所坚持的都是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遭到了来自鲁迅、陈独秀、钱玄同、吴稚晖等激进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吴稚晖就把梁启超与胡适视为同党，他以轻蔑嘲讽的口气说：最近梁先生上了胡适之的恶当，公然把他长兴学舍以前夹在书包里的一篇书目答问摘出，从西山送到清华园，又灾梨祸枣，费了许多报纸杂志的纸张传录了，真可发一笑……他受了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影响，忽发整理国故的兴会，先做什么《清代学术概论》，什么《中国历史研究法》，都还要得。后来许多学术演讲，大半是妖言惑众，什么《先秦政治思想》等，正与《西学古微》等一鼻孔出气。所以他要造文化学院，隐隐说他若死了，国故便没有人整理。我一见便愿他早点死了。照他那样的整理起来，不知要葬送多少青年哩。（《科学与人生观》，301页）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革命前辈，年纪比梁启超还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蒋经国的老师，他去世时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图为1911年吴稚晖（右）父子与孙中山在伦敦合影。
提倡新文化，不一定排斥旧文化
吴稚晖是国民党元老，革命前辈，年纪比梁启超还大，又是著名的教育家，做过蒋经国的老师，他去世时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他还是有名的“疯子”，喜欢骂人，有时骂得很爽，据说有一次在东京学生大会上骂慈禧，骂到松了腰带，裤子掉了下来，他提上裤子继续骂。他年轻时也曾崇拜康、梁，自称维新派小卒，后来追随孙中山，成了革命党，他骂梁启超，固然有痛恨中国旧文化的理由，但其中也夹杂着很深的党见和宿怨，以及对梁的误解和误读。梁启超并不是个守旧的人，他只是觉得，以旧文化排斥新文化和以新文化排斥旧文化，都不是很好的办法，都有害于中国文化的建设。他主张采取调和的、兼容的、共存共生的办法，以为这样才能使中国文化在未来的世界上发生影响。由此可见，梁启超的眼光比新文化派和旧文化派都看得更长远些，也多亏了有他和胡适这样的提倡者、维护者，为中国文化保存了一些根柢，假如真像吴稚晖辈所言，把“线装书扔进毛厕三十年”，三十年后又将如何，恐怕还要从“毛厕”里捡回来，打扫干净，平白地费了很多工夫。
说到新旧之争，梁启超是过来者，他也是信过进化论的，以为新的一定能胜过旧的。而且，发生在二十世纪之初的“小说界革命”、“诗界革命”、“史学革命”，梁启超都是发动者和倡导者。但随着年纪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多，他对文化革命中的过激态度和行为则多了几分忧虑和不安，他担心，对待文化传统的偏激，也许会使中国人丧失安身立命的根基。所以，他总是试图调和新旧之间的矛盾。在白话诗的争论中，他也是这样做的。1920年初，梁启超旅欧归来，恰逢胡适首部白话诗集《尝试集》出版，在那段繁忙的日子里，他居然挤出时间读了散发着墨香的《尝试集》，并致信胡适表示祝贺：“《尝试集》读竟，欢喜赞叹得未曾有，吾为公成功祝矣。”（《胡适论学往来书信选》下册，1234页）我们尚不清楚梁启超是从什么渠道获得胡适这部新著的，也许是在某个饭局中胡适送给前辈“批评指正”的。不过，梁启超的态度应该让胡博士感到欣慰，尽管他已得到周围朋友普遍的赞扬，但毕竟这是从另一阵营传来的声音。他批评那些守旧的老先生，“忽然把他（指白话诗）当洪水猛兽看待起来，只好算少见多怪”。（《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这些守旧的老先生多是梁的旧友，他们正翘首以待梁任公归国，要他担当起纠正文化发展方向的重任呢。恰如李肖聃在《星庐笔记》中记载：“是时绩溪胡适教授北京大学，力主以语体代文言，号新文化，群士方望梁归，有以正之。”（《星庐笔记》，38页）但梁启超却让老先生们感到了深深的失望，他们或许忘了，梁启超是最善变的呀。他一回国，就敏感地发现了新的时代正呼唤着新的文化，白话诗正是新文化的代表。何况，他引为自豪的是，他不仅不是白话诗的反对派，十七年前，在《新民丛报》上，他就说过白话诗应该提倡。言外之意，你们现在搞白话诗，还要尊他为前辈呢。
但是，梁启超对于白话诗的支持和赞赏都是有条件的。他在1920年10月18日致胡适信中说得非常明白：“超对于白话诗问题，稍有意见，顷正作一文，二三日内可成，亦欲与公上下其议论。”（《梁启超年谱长编》，922页）他这里所说的“正作一文”，大约就是后来的《〈晚清两大家诗钞〉题辞》。从这篇文章中可以看到，与其说梁启超“稍有意见”的是白话诗，不如说是一些人对待白话诗的极端态度。他说：“至于有一派新进青年，主张白话为唯一的新文学，极端排斥文言，这种偏激之论，也和那些老先生不相上下。就实质方面论，若真有好意境好资料，用白话也做得出好诗，用文言也做得出好诗。如其不然，文言诚属可厌，白话还加倍可厌。”（《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3页）他还说：“讲别的学问，本国的旧根柢浅薄些，都还可以；讲到文学，却是一点儿偷懒不得。”（同上，70页）
胡适似乎没有领会梁启超的用心，他在给陈独秀的信中抱怨：你难道不知他们现在已收回从前主张白话诗文的主张？任公有一篇大驳白话诗的文章，尚未发表，曾把稿子给我看，我逐条驳了，送还他，告诉他，“这些问题我们这三年中都讨论过了，我很不愿他来‘旧事重提’，势必又引起我们许多无谓的笔墨官司！”他才不发表了。（《陈独秀书信集》，306页）
胡适所谓“旧事重提”，说的就是1915年以来他与梅光迪、任鸿隽等朋友之间关于白话文学的争论，当时，除了女同学陈衡哲支持他，几乎所有同学都是他的反对派。他深深感到了一点寂寞和失望，不禁感叹道：“一年多的讨论，还不能说服一两个好朋友，我还妄想要在国内提倡文学革命的大运动吗？”（《胡适自传》，126页）但是，当他在1916年10月写信给陈独秀先生，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八个条件，并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后，却得到了国内一些青年学者如钱玄同、常乃德等人的支持，陈独秀特别撰文指出：“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同上，131页）
革命家的武断并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他可以不让别人说话，却不能使问题自行消失。梁启超始终相信，革命，特别是文学革命，总是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他说：“白话诗将来总有大成功的希望，但须有两个条件。第一，要等到国语进化之后，许多文言，都成了‘白话化’。第二，要等到音乐大发达之后，做诗的人，都有相当音乐知识和趣味，这却是非需以时日不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三，75页）而且，也须有更多的人参与到新诗写作的实践中去。就像当年胡适放弃与朋友们的争论，投身于白话诗写作一样，晚年的梁启超也对白话诗写作发生了兴趣。他也许写不出《尝试集》一类的白话诗，但他写了不少半推半就的“白话词”，并总是抄寄胡适请他指教。《梁启超年谱长编》中保存了三通梁启超致胡适的信，分别为1925年6月22日、26日和7月3日，涉及新词六首。今日发现一批梁启超写给胡适的信，共十一通，其中论词四通，有两通我们在《梁启超年谱长编》中已经见过，另有两通则不见于梁启超已发表的任何文字，信中所抄词作，均未收入《饮冰室合集》，应是合集之外的“遗墨”。这也说明，梁启超与胡适的许多交往，至今还在公众视野之外，甚至不为学界所知。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记录了胡适谈到王国维和梁启超：胡颂平因问：“我从前听人家传说，先生住在北平的时候，梁任公先生来看先生，先生送至房门口为止；王静安先生来，先生送至大门口，不晓得这种传说是否可靠？”先生说：“没有这回事。我是住在钟鼓寺，静安先生住在我的后面不远的地方。他只来过几次。任公先生就没有来过。他住在天津，我倒常去看他，吃饭，有时候打牌。这种对我的神话，外国也有许多，将来把它写出来才对。”（《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79 ～ 80页）
这些都说明胡适与梁启超绝非泛泛之交。从胡适这边说，与梁启超交往，或许还有一些顾虑，不能不顾及同一阵营其他人的感受。陈独秀就曾致信胡适，提醒他：“南方颇传适之兄与孟和兄与研究系接近，且有恶评，此次高师事，南方对孟和颇冷淡，也就是这个原因，我盼望诸君宜注意此事。”（《陈独秀书信集》，293页）胡适在复信中有所辩驳，陈独秀马上表示：“我总是时时提心吊胆恐怕我的好朋友书呆子为政客所利用。”（同上，309页）傅斯稜也曾写信给胡适，责问他：“你是最拜倒这滑头文学家的，但是我不知道你所拜倒他的是什么东西，难道是研究系的势力么？”（《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178～179页）梁启超曾批评胡适不该逃避政治，他的好朋友丁文江也帮助梁启超做工作，终于促成了胡适的转变，准备创办《努力周报》。但他的另一些朋友，像高梦旦、王云五、张菊生、陈叔通，却劝他不要做“梁任公之续”。他在日记中写道：这一班朋友的意思，我都很感谢。但是我实在忍不住了。当《每周评论》初办时，我并不曾热心加入。我做的文章很少，并且多是文学的文章。后来独秀被捕了，我方才接办下去，就不能不多做文字了。自从《每周评论》被封禁（八年八月底）之后，我等了两年多，希望国内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办一个公开的、正谊的好报。但是我始终失望了。现在政府不准我办报，我更不能不办了。梁任公吃亏在于他放弃了他的言论事业却做总长。我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但我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胡适文集》书信日记卷，142 ～ 143页）
胡适与梁启超有太多的相同或相似之处，主要的倒不在于思想、观点，以及对于事物的看法，而是他们的性情、品格，以及行为方式。所以，尽管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争执，有误会，有怨恨，但他们又能不断地有合作、有认同，你来我往，惺惺相惜。二十年代初，梁启超邀请著名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欲请胡适等出面捧场，胡适却没有接受邀请，而是借故推辞了。其中固然有傅佩青与胡适的分歧意见，但此时的胡适对梁启超不能说就没有防范心理，他也担心自己和研究系走得太近。可是，1924年春天，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应北京讲学社之邀来华讲学，胡适却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泰戈尔的思想主张、人生理想未必与他相契，但他不仅出席了在北海静心斋召开的欢迎会，而且在由梁启超主持的泰戈尔64岁生日会上，用英文致辞，称赞泰戈尔是诗哲，而且是革命的诗哲。前一天，梁启超应泰戈尔的请求，刚给他取了个中国名字叫“竺震旦”，胡适便在生日致辞中向他表示祝贺，并将自己先前所作《回向》一诗，作为生日贺礼送给泰戈尔，一唱一和，配合默契。此前，陈独秀曾致信胡适，告诉他《中国青年》杂志将出版特刊反对泰戈尔，希望他能为此作一篇短文。可是胡适没有接受这个建议。在这里，或许是他和徐志摩的友谊发生了作用，使得他对这个留着雪白胡子的印度诗人竟也多了几分爱慕，但其自身所发生的微妙变化却也不容忽视。
转型期的开路先锋
无论如何，胡适身上有一种很可爱的东西，他晚年的学生胡颂平为他辩白，说“先生处世接物都是从‘忠恕’两字出发的，那么的爱护人家，宽恕人家，处处替人家设想”。（《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258页）有意思的是，胡适在梁启超去世的第二天，也写下这样一段话：任公为人最和蔼可爱，全无城府，一团孩子气。人家说他是阴谋家，真是恰得其反。他对我虽有时稍露一点点争胜之意，——如民八之作白话文，如在北大公开讲演批评我的《哲学史》，如请我作《墨经校释》序而移作后序，把他的答书登在卷首而不登我的答书，——但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以《墨经校释》序一事而论，我因他虚怀求序，不敢不以诚恳的讨论报他厚意，故序中直指他的方法之错误。但这态度非旧学者所能了解，故他当时不免有点介意。我当时也有点介意，但后来我很原谅他。近年他对我很好，可惜我近来没机会多同他谈谈。（《追忆梁启超》，433 ～ 434页）
胡适和梁启超都是文人，而且是当时名气最大、最有影响的文人，却丝毫没有文人相轻的旧习气。梁启超去世那天，晚上九点多钟，胡适从上海回到北京，第二天看报才得到任公去世的消息。他赶忙约了任鸿隽、陈寅恪、周寄梅等，到广慧寺参加梁启超的葬礼，并写下挽联：文字收功，神州革命。
生平自许，中国新民。
胡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始终不离他的思想，认他是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思想界的领袖，没有梁启超的这支笔，就没有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在中国的深入人心，就没有今日的思想解放，也就没有神州革命。梁启超不是革命家，但他却制造革命家，是革命家的导师。这一点胡适和他也很相似，他们都不是革命家，甚至反对革命，但他们都是最先站出来向旧势力发起猛攻，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人。有人将1894年甲午海战到1923年科玄论战这三十年称为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过渡时代”，又说从“戊戌”到“五四”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在思想文化领域，则表现为旧的儒家意识形态的瓦解和新的现代思想文化的日渐形成，其代表人物就是梁启超和胡适。梁启超站在这个时代的最前端，是开路的先锋，胡适则属于这个时代的末端，是新思想、新文化的集大成者和新时代的开创者。如果说，梁启超最初搭建了“现代中国”的舞台的话，那么，胡适则是拉开大幕的人。他们二人，一前一后，一头一尾，造就了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历史长达数十年的活泼局面。而颇有些巧合的是，26岁（1898年）的梁启超追随老师康有为投身于戊戌变法而崭露头角，并在《时务报》中小试牛刀，随后流亡日本，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成为叱咤风云的舆论领袖。而胡适恰好也是在26岁那年（1917年）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一文，遂一举成名，为世人所瞩目。随后加入《新青年》团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首倡者和“急先锋”。但他们并不主张激进主义，不主张流血革命，不主张阶级斗争，因此又被人视为保守派，甚至反动派。梁启超去世后，国民党中有一些胡汉民这样的人，甚至反对国民政府下令褒扬梁启超。直到1939年，国民政府到了重庆，为了褒扬刚刚死去的徐世昌、曹锟、吴佩孚，不好意思独遗梁氏，才顺便褒扬梁启超一下。胡适又何尝不是这样，1949年以后他到台湾，有人便开始责他落伍；五十年代大陆“批胡”，不仅说他是反对革命的改良派，更把他说成是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走狗。实际上，他们二人，左派反对他们，右派也反对他们；激进派反对他们，保守派也反对他们。但他们仍然可以自许为“中国新民”，他们并不守旧，他们致力于“整理国故”，但他们所瞩目的，却是中国文化的革新。胡适晚年曾对胡颂平说：“你试看看这三十五年的历史，还是梁任公、胡适之的自责主义发生了社会改革的影响的呢？还是那些高谈国粹的人们发生的影响大呢？”答案是越来越清楚了。（《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四册，1379 ～ 13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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