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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多事之秋
20世纪50年代末，“天灾”、“人祸” 一齐向中国大陆袭来。 不甘心偏安一隅的蒋介石预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一定会破裂”， 以为有机可乘，准备实施其“反共复国”的梦想。他列出时间 表，发誓要在6年内完成“反攻大业”。
尽管风起浪涌，一生喜欢斗争的毛泽东仍稳坐钓鱼台。谈到 蒋介石，他仍似“情有独钟”：“现在这个时候，台湾还是要胡 适、陈诚，还是要蒋介石？在这个中间选择，我看还是选蒋介 石。陈诚、胡适跟美国联系得比较多，还是要蒋介石好。……至于‘总统’，那还是他好。……可以10年、20年不去进行改革， 还是三民主义，搞特务，反共，尽他去反，只要你这个葫芦是挂 在我的腰上，不挂在美国的腰上。”
●1.蒋介石坐上美航空母舰，派遣“游击队”
金门炮战后，台湾海峡又恢复了平静。但美军为了炫耀自己 的武力，不断进行所谓“例行训练”，美台媒体也借此到处吹嘘。 1958年11月14日，台中央社连续发出了该社杨孔鑫发自美 国航空母舰上的消息。上午10时发出的消息标题是：“蒋总统今 天笑容洋溢地参观可以发射核子武器的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举行的海军联合演习”，内容是：
蒋介石由美驻台湾大使德鲁姆赖特陪同，从台北坐直升飞 机，于10时降落在巨型航空母舰“中途号”的甲板上。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霍普伍德上将及第七舰队其他官员，早在甲板上 等候。欢迎仪式还挺隆重，有乐队奏乐，礼炮放了21响，蒋介石检阅了仪仗队。
这是蒋介石第四次参观美国第七舰队。
第一次是在1954年1月9日，蒋介石坐在3.3万吨的航空母 舰“黄蛙号”的司令台上，由当时的第七舰队司令普赖德中将和 当时的第七十二机动舰队司令赫丁少将陪同，参观了美国军舰和 喷气飞机的联合演习。
第二次是在同年11月，蒋介石乘一艘斯诺克式的潜水艇潜 入水下10尺，这对于蒋介石来说是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潜航”。
第三次是在1957年11月1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台北坐 直升飞玑降落在另一艘3.3万吨的航空母舰甲板上，这艘航空母 舰的名字很怪，叫“倜傥之李却特号”。那次正遇上倾盆大雨， 海上演习不得不推迟了一小时。
这次演习，大约有39名记者来做报道。 杨孔鑫将“中途号”航空母舰描绘一番：軋5万吨的“中 途号”，舰上有5寸口径炮14门，3寸的40门，可载包括新式轰 炸机在内的各型飞机137架，舰上并可发射导弹，此舰时速33 海里，是1945年建造完成，造价达九千万美金。
下午2时，杨孔鑫从“中途号”航空母上，向外界发出了 详细报道：
蒋总统今天穿着五星统帅制服，戴白手套，胸前佩 青天白日勋章。
今天台湾海峡的天气特别晴朗，蔚蓝的天空像洗过 的一样没有一片云彩。温暖的太阳使每一位参观的人都 在这初冬的季节却有“初夏”的感觉，只有秋天的微 风，海平静而无波，而且光亮得像一面其大无比的镜子。
这次演习是在事先经过周密安排而且是严格保密 的，“中途号”巨舰于今晨6时45分才奉命驶到台湾岛 北部海域，距离中国大陆100海里的海上，参加演习 的。其他美国海军部队直到今晨6时也才接到直接命令。
演习是从上午10时50分开始的。美国的三艘航空 母舰“中途号”、“刘克星吞”、“提康德罗加”和150架 各型飞机。在“中途号”舰的两侧还停着美国第七舰队 司令的旗舰“海伦娜号”和两艘驱逐舰“勃里却特号” 与“克辛号”。
一批属于美国第十一海军陆战队的飞机第一次飞过 “中途号”巨舰时，这次显耀美国在远东海军的强大实 力的实弹演习就开始了，这次演习被称为“学院演习”。 从“刘克星吞号”和“提康德罗加号”舰上起飞的 飞机接着掠过“中途号”舰的上空。
当37架各种样式的飞机，从“中途号”舰上利用 各种方式飞出时，掀起了这次演习的高潮，当一架飞机 准备妥当后，只费42秒钟的时间就冲入高空，这些飞 机从飞行甲板上喧嚣地飞出时，那个声音实在是震耳欲 聋，即使肩并肩站着的两个人用高声喊叫也彼此不能听 见话语。
飞机群升空后即表演火力，包括空中扫射、轰炸、 发射火箭炮和空中加油，射击的海面目标只距“中途号”舰数海里。这批飞机的飞行轰炸和扫射的技术可说 是简直没法再好。
12时半，机群开始一架又一架地飞回军舰，它们 降落时每架只费时30秒钟，比起飞时还少12钞钟。
蒋总统和随行的高级官员坐在舰桥上参观这次第 七舰队的精彩空中火力表演，美国太平洋舰队总司令霍 普伍德上将与第七十七机动舰队司令克拉克和总统在一起。
当飞机从飞行甲板上飞出时，“中途号”舰开足马 力向演习地区航行，这时风力变得很强，使站在甲板上 的人感到呼吸都有点困难。
演习于12时50分结束。
蒋总统和其他参观的人们于下午1时在舰上午餐， 总统于2时半坐直升飞机离开军舰回台北。
美国第七舰队是在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尚未消除的 时候举行这次军事演习的，从今天上午10时直到演习 完毕，共军未肉金门发射一炮，美国第七舰队现有的实力如下：
125艘军舰、500架飞机和6万人员，组成六个机 动舰队和五个主要的混合机动部队。
这两年，外国记者特别是美国记者大量涌人台湾，他们之 中，有些是真记者，有些是打着记者招牌的情报人员，还有一些 是美国决策者特派人员。后者总是得到蒋介石的关照，经常出入“总统”官邸。
有一天，蒋介石就接待了这样一位记者，其身份一时难以说 清。未见面，蒋介石又将一通老话让“外交部长”叶公超转达： “你告诉他，目前形势，对付中共只有一个‘打’！你们不但不 打，而且一味姑息，老实说这对自由世界不利，特别是对自由中国不利。”
叶公超说：“总统先生，他既以私人身份来此，说有些事情 要请教您，是不是您也以私人身份接待他?”
蒋介石想了一下，答应了。
当美国“记者”被引到蒋介石身旁时，不多时间，就有侍卫 官走到蒋介石身旁，低声说了句什么。蒋要叶转告客人说，他要去接一个电话。
蒋介石离去后，客人小声问叶公超：“听说贵总统的椅子扶 手上有一个叫人铃，当他因为前列腺原因而小便频频时，他就按铃，外面的侍卫就进来请他接电话，其实是‘尿遁’，不知是否真实?”
叶公超笑而不答。转移话题说起中央情报局被报刊揭露内幕 的事，洋客也笑而不答。
蒋介石回来后，很轻松地和“记者”点了点头，坐下听他讲 美国的所谓“以柔克刚”政策，而后，蒋介石又讲起“反攻大 陆”的设想，并请美国为其打头阵，“记者”当然无权答应，但 愿将蒋所有的想法都“带回去”，以供白宫参考。
记者走后，蒋介石满腹怨气，把宋美龄叫来“出气”。
宋美龄问：“他们同意我们派出游击队深入大陆开展游击区， 这套方案究竟做好没有？如果顺利，岂不甚好？”
蒋介石答：“早在做了，只是兹事体大，万分机密，因此知 道的人很少。他们在荒僻的地方受训，由中美专家训练，相信比 登陆东山岛还麻烦，而且也没经验。”
宋美龄建议：“根据我们的敌后情报，大陆不稳之极，没吃 没穿，既没有一个像样的工厂，又没有人种田，总之是一塌糊 涂，如果国军反攻，他们会出来欢迎我们的。如果游击队去，他 们更会设法掩蔽，乃至供应食宿，反正对我们有利，既然有这么 好的条件，就该快点动手才是。”
蒋介石不是对外演说，在家中说话不便夸张，他忧虑道: “我当然相信这些情报，这是他们出生人死，用性命换来的。不 过我们不能全听情报的。你们可以想一想，既然大陆一塌糊涂， 为什么还能打败美国兵，将他们钉在三八线上？这要花费多少人 力物力，这是一。还有，既然大陆一塌糊涂，为什么还有东西出 口？我们骂他们是饥饿输出，可是老百姓总不能天天过荒年，那 是不打自乱的，这是二。此外，有些美国人和西方其他国家以及 日本等，他们地位很高，和我谈到大陆时，好像认为大陆的真相 不是如此。他们有些人还去过大陆，因此为自由中国担心，希望 出现一个全世界反共、联合国派兵打大陆的局面。”所以蒋介石 主张一面继续训练“游击队”，一面把大陆的真实情况搞清。
于是蒋介石传令“游击队长”进见。蒋介石劈头便问：“游 击队如果出发，时机是否成熟？"
“游击队长”胸有成竹：“我们花了这么大的工夫，又赶上大 陆天怒人怨，民不聊生，他们正在‘南望王师又一年’，此刻国 军反攻，正是最好良机……”
蒋介石听惯了这些陈词滥调，皱眉道：“东山岛突击之前， 你们的情报说对方不堪一击，结果你们自己明白！今天我找你 来，就是问你一声，如果我们的游击队出发大陆，究竟有无希 望?”
“游击队长”鼓足勇气说：“有希望!”
“根据什么？”
“根据大陆反共情况，毛泽东早给他们反掉，生死存亡都不 知道。目前只能用替身露面!”
蒋介石并不惊奇：“毛泽东用替身这个情报，是中美专家先 从东京播发出来，再传到外面去的。你司职情报，把这个消息当 真，我对你所提供的情报材料，多少有些怀疑。”蒋介石见“游 击队长”有些自惭形秽，便软下声音，问道：“如果乘第七舰队的军舰出海，到广东沿岸换乘橡皮艇，能否被发现?”
“游击队长”又有把握：“广东海岸线很长，他们不会发现。”
“登陆之时，会不会受到冷枪射击?”
“他们决不可能沿海通通驻兵。”
“确有把握?”
“报告总统，由于计划周详，准备充分，经过恃殊训练的游 击队分批登陆后，绝无可能被发现。而后深入山区，民众定会望 风来归，迅速建立起游击基地。而国军到达之时，无论什么地 方，都会受到隆重欢迎。他们盼了这么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天。”
蒋介石喜欢这个部下描绘的前景，但也不无顾虑：“大陆民 众盼的是国军开到，可是现在去的只是零星的游击队，不是正规 军；他们会失望吧?”
“不会。”受到鼓励的“游击队长”信口开河：“我们在金马 前线放出去的心战气球，下面挂了不少总统的照片，好多大陆居 民接到后就拿回家珍藏，还有的在夜里拿出来挂……”
蒋介石终于被这伶牙俐齿的“大特务”说活了，吩咐道：“我限你90天之内，给我拟一个游击登陆方案，登陆地点不少于 20处，都要有详细说明，风向潮汐，沿海情况都要一一考虑, 不得马虎潦草。其他如粮食供应，空投地点等，都要详尽说明。这个方案我要拿给美国人看的。”
●2.毛泽东考虑释放战犯
多事之秋的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泽东和蒋介石 的作为形成鲜明的对比：当蒋介石训练了一批又一批的特务准备 派往大陆时，而毛泽东却在考虑释放关押的国民党高级战犯。
解放之初，昆明、抚顺、北京等地，关押了大批国民党战 犯。1950年春天，周恩来召集公安部长罗瑞卿和司法部长史良前来中南海，说有要事相商。等他俩坐定，周恩来告诉他们，今 年2月间，他随毛泽东主席访苏期间，与苏联订立了《中苏友好 互助同盟条约》，那条文早已公布了。在会谈中间，中苏双方还 商定，被苏方俘获的日本战犯、伪满战犯，继续押在苏联巳经不 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成立，理应把这些家伙交给中国作 为主权国去按照自己的法律进行处理。毛主席考虑得很周密，决 定这件事不对外公开，以防移交期间发生种种不测。
罗瑞卿嘴角露出微笑。他是个直率、性格活跃的人，他希望 能将这些罪大恶极、血债累累的战争罪犯予以审判，量刑处置， 既能大快人心又能提高新生的人民中国的威望。
具有深刻洞察力的周恩来，仿佛透视了兴奋的罗瑞卿和沉默 的史良的内心语言，特为郑重其事地宣布了政策：
“我们把这一批战犯罪犯接收关押起来，进行改造，要做到 一个不跑，一个不死！将来也可以考虑一个不杀。”理由是：“民 族之恨、阶级之仇，是不该忘的。可是今天，形势不同了。别说 杀掉一个，一百个也容易得很嘛。我们还把他们改造好，让他们 变成新人，变成朋友。这对我们国家、民族会有长远的意义。我 完全有信心，我们能把他们改造好。”
周恩来又从《共产党宣言》最后那句话讲起，说，共产党人 以解放全人类为己任，自然包括这些战犯。我们的统战政策是在 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有利于民族和人民，具有深 远的历史意义。旧中国的西太后、袁世凯以及蒋介石都不能容 人，因为他们都是封建统治者，他们只代表少数人的利益，所以 不会“大公无私”、胸怀宽阔、高瞻远瞩。
两位部长注意到，周恩来对“一个不杀”没有明确，总理是 用了 “将来” 二字，因为时机尚未成熟。
转眼到了1956年年初。这年1月30日，周恩来在政协的工 作报告中提出：为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而奋斗。当天，周恩来在陆定一起草的《为配合周恩来同志在政协所 作的政治报告的意见》上批示：政协会后，可放十几个战犯看 看。这是中央准备特赦战犯的重要信息。
3月中旬，周恩来根据毛泽东主张的对国内战犯“一个不 杀”的原则，具体说明了这一决策的意义。周恩来说完对日本战 犯的处理后，把话题转到国内战犯：
“对于国内战犯的处理，也可以有两种设想，一种是判刑， 甚至判死刑，当然也要按其罪行来判，这是他们罪有应得，是合 理的。但这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若设想一下，大陆上的战争结束 巳经六年到七年了，国内人民过上了和平的生活，战犯的罪行已 经成为过去，又经过六年到七年监狱生活的改造，他们也已经起 了变化，这时就可以考虑到底是不是要杀他们。杀他们是容易 的，杀了他们，他们就不能再起积极作用，只能起消极作用，对 台湾产生消极影响，使他们觉得战犯的下场总是要杀的，增加了 恐慌，这不符合我们的政策。”
关于战犯，人们的心理承受是复杂的，又有些矛盾：想起国 民党军队涂炭人民，尤其是想到“白公馆” “渣滓洞”等处弥漫 的血腥，真是十恶不赦，杀了也不解气；可是，这些高级战犯， 高高在上，并没直接欠下血债。可是又有人会问：没有上面的命 令，具体执行的人敢如此暴戻恣睢。
于是出现了两种意见：有人主张立即全部释放，另有人主张 逐步释放。周恩来赞同后一种意见：“虽然前一种意见处理起来 简便，但工作不完满，收获也不大，一下子轰动一时，过去后就 没有下文可做了。我们要影响台湾，还是一步一步地来做好。所 以照罗瑞卿部长提出的办法，先放少数的试一试，看看效果。”
周恩来想到仍活在台湾穷途末路的蒋介石，不免有些讽刺意 味：“在押的国内战犯总数是926人，你如果都送去台湾，台湾 是不会接受的，很可能有一部分人还要被蒋介石杀掉。这批人中，将官有460位之多，现在在台湾，连孙连仲都开饭馆子，我 们送去那么多的高级将领，蒋介石哪里能养得起？蒋介石消受不 了！相反的，蒋介石越是穷途末路，他狐疑鬼猜的事就特别多， 他会想我们送一个人去都是有鬼的。他什么都怀疑，送去那么多 的人会送死的，我们让他们去送死，也不对。因此，我们对国内 战犯的处理要分步骤进行，要研究让他们怎样去影响台湾。”
问题的确有些复杂。连一向举重若轻、大气磅礴的毛泽东， 在此事上也很慎重。4月25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论 十大关系》的报告时，曾就宽大战犯的政策作了说明。毛泽东指 出，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 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 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 湾还会产生影响。毛泽东考虑再三，在5月2日的一次会议上又 说到：目前马上释放，时机尚不成熟，其理由是：“放早了，老 百姓不那么清楚，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说明，还要过几年，老百 姓的生活更加过得好了，我们再来放。……不讲清楚这个道理， 一下子把他们放掉了，人家就不了解，也没有这个必要。”
大政方针是定下来了，具体步骤还得小心翼翼。
中共中央甚至向各省市党委及中央一级国家机关、群众团体 党组发文，征求对溥仪等汉奸、满奸罪犯和康泽、杜聿明、王耀 武等内战罪犯的处理意见。《通知》中的语气极为诚恳：究竞是 从严处理，并且把其中罪恶重大的杀掉一批为好，还是从宽处 理，不处死刑，按其情节，分别判处适当的徒刑，不需要再判刑 的则陆续释放，并且陆续特赦一些已有悔改表现、愿意立功赎罪 的较大的战犯，把他们当作政治资本加以利用为好呢？这个问 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但《通知》又表现出明显的倾向性，从 大道理上讲：估计采用后一种处理办法，会有助于我们孤立、动 摇、瓦解国内外敌人，首先会有助于孤立蒋介石集团和解放台湾的斗争；会有助于安定社会上同统一战线内部对我们还抱有疑惧 的分子一一主要是右翼分子和有过政治劣迹的民主人士，使人民 民主统一战线获得进一步的巩固和扩大……《通知》又从“小道 理”上说：从这批国民党犯人本身的情况来说，他们过去虽然多 是一些“死反革命”，有过重大罪恶，但多半是高高在上、同群 众直接接触较少，不像直接压迫群众的恶覇土匪头子等那样，不 杀掉一批，群众就不敢起来。再说他们已经被关了六七年（蒋军战犯）或者十多年（日伪战犯）必在关押改造过程中，多数已经 有了不同程度的悔改表现，有些并且要求立功赎罪，重新做人。 因此，现在对这些罪犯并没有一定杀一批或者从重处刑的必要。
《通知》认为：从总的方面权衡利害，中央觉得似以这样处理为好。
也是在1956年，毛泽东宣布集中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党、政、军、特战犯，对他们进行加速改造。于是公安部门到全国各地监 狱、劳改单位挑选被俘战犯中武官军长一级、文官省长一级、特 务将官级共200多名，集中到北京战犯管理处，即通常所说的功德林。
功德林在北京城西德胜门外，原是一座庙宇，清朝末年被改 造成监狱，北京军阀时代，这里是著名的全国第二模范监狱。新中国成立后，公安部接管了这座监狱，改名为北京战犯管理处。
这400多名高级战犯中，不少人是黄埔生。而黄埔生是靠蒋 介石栽培的，这些人“效忠校长”的信念即使在战败之时，也没有泯灭过。
一期生杜聿明可以算得上是蒋介石的宠将。国共双方三大战 略决战，他参加了辽沈和淮海两大战役，实际指挥了一个半，可 见蒋介石对他的倚重。在淮海战役中，他指挥的几十万大军全军 覆没。他想化装逃跑，可跑不出解放军布下的天罗地网。绝望之 时，他拔出手枪，对准自己的脑袋企图自杀。幸亏跟随他的副官眼疾手快，把手枪夺了下来。他当了解放军的俘虏。解放军没有 认出他时，他谎报是第十三兵团的军需，叫高文明。可他连十三 兵团六大处处长的名字一个也写不出来。他深知罪大恶极，系中 共权威人士宣布的43名罪犯之一，被査出后，必死无疑。与其 被处死，不如先自杀，为蒋介石尽忠。他乘警卫人员离开之机， 拣起一块石头往脑袋上乱打，顿时血流满面，不省人事。幸好看 守人员及时发现，送到卫生处抢救，才免一死。为了防止他自 杀，一段时间里不得不给他带上沉重的脚镣手铐。
国民党第十四兵团中将司令宋希濂兵败大渡河畔，最后被解 放军四面包围，走投无路。他觉得被解放军俘虏可耻，拔出手枪 准备自杀。警卫排长一把夺下手枪，才没自杀成。好像是事先统 ―口径，宋希濂也说自己是一个军需官，叫周伯瑞。当他被指认 出是宋希濂后，他认为没有生还的希望了，时刻准备着死。及至 被带到乐山县城时，解放军的随军记者要给他照相，他极为反 感，决心捣乱。当记者对好镜头，准备按动快门时，他突然转身 扭过头去，不让对方照。如此反复四五次，气得记者没办法。宋 希濂当时想：反正你们把我抓来也难以活命，还照什么相？如果 报上一登，人家看到我们这些人的狼狈样子，昔日的声威岂不荡 然无存？要死也要死个骨气，决不能丢这个脸！
廖耀湘，这个指挥着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中两支的第九兵团 司令官，兵败后化装成商人，想逃出去。眼看跑不出去时，也想 到了自杀。可自杀连手枪也没有了，准备天黑后在一棵树下吊 死。幸亏第二十二师副师长周璞苦苦相劝，他才打消了这个念 头。
洛阳城里，邱行湘举起过手枪……
襄阳城中，康泽也曾将手枪对准了脑袋……
但他们一个也没有死成。不是因为自己犹豫，就是被忠实的 部下们阻拦。
把这样一批“死硬派”改造好，可能吗？共产党面临着一个 新的难题。毛泽东、周恩来似胸有成竹。
按周恩来的具体部署，管理人员向集中到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将领宣布，可以与家属自由通信，可以接 待来访亲友。管理所组织他们成立学习委员会，学习党的政策，开展讨论，一步步地清理思想；组织他们到东北各大工业城市以 及天津、武汉等地参观，让他们亲身感受一下社会主义建设的伟 大成就。一些身体好的还被安排到北京远郊五云山参加劳动。
与此同时，周恩来还委托原国民党将领及爱国民主人士张治 中、程潜、邵力子、章士钊、傅作义、蒋光鼐、张难先、郑洞 国、侯镜如等先后到功德林看望，施加影响，加快他们改造的步伐。
张治中、邵力子这两位周恩来黄埔时的同事，更是惦念他们 昔曰的学生。几位黄埔一期生杜聿明、宋希濂、范汉杰、刘嘉 树、韩浚、周振强等人，知道两位老师要来，早早地就盼开了。 虽然他们身为囚犯，思想也时时飞出高墙，惦念昔日师长。当周 恩来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准备出席万隆会议时，他们听说因台 湾特务机关事前的阴谋破坏，飞往万隆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 机爆炸，机上人员全部遇难，功德林里的黄埔生以为他们敬爱的 周老师也在机上，全都哭了，就连陈长捷、梁培璜这两位非黄埔 生，也流下了眼泪。后来，真相大白。周恩来没有乘坐这架专 机，台湾特务的阴谋没有得逞，这些年近半百（有的已过半百） 的人又像孩子一样破涕为笑；尤其是宋希濂，天真得不好意思起来。
来到功德林的张治中见了这些学生和部属，一时颇为动情： “诸位都是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同学，和我风雨同舟，相处多年。 公谊私情，都很深厚，我是很怀念诸位的。”
他这一说，几位久居囹圄的学生也流下泪。
张治中今天是要转达中共对国民党战犯的宽大改造政策： “毛主席和周总理都交待处理你们诸位的政策，对你们一律宽大， 进行教育改造，而且是认真耐心的教育改造。给你们明辨是非， 认识真理，重新做人的机会，能够继续为国家民族作出贡献。你 们所犯的过错和罪恶，绝大部分是受旧社会历史条件的影响造成 的，对历史影响造成的罪恶只要认识到了，而且彻底悔改，便既 往不咎，一律宽大处理。”
张治中环视一下周围，大家的目光都看着他，听得很认真， 他继续说道：“听说诸位在学习上，很多都能实事求是，认真检 查批判过去的罪恶，向党和人民认罪，决心和过去划清界限，这 种态度是很可贵的。可以断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华民 族，包括你们在内，有着光明的前途。”
张治中自然说到以往黄埔的历史：“我们过去是拥护和响应 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号召，而投身黄埔军校的，都曾在正确的 革命道路上作过奋斗，但不幸后来走上了歧途。今天新中国在共 产党领导下，首先取得了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国际地位空前提 高，中国人民真正站起来了。国内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人民安居乐业，生活显著提髙。全国上下出现政治清明，团结一 致，各业各界发达兴旺的气象。孙中山先生所未能达到的宏誓大 愿，在共产党领导下俱已实现，有的甚且过之。作为一个中国 人，从全局和长远观点着想，我们获得的是光荣伟大的新中国， 试问还有别的什么可以比这更宝贵呢？”
战犯们不由啧喷交谈起来。原先最顽固的杜聿明此时的感触 也最深。他发言说：“我对于抗美援朝中，中国人民志愿军，‘雄 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卫祖国’的豪情壮志，感 到无比兴奋和敬佩。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确实站立起来 了。我被俘后，原来潜伏在身上的多种疾病复发，危在旦夕，是 共产党费大力抢救，真不啻活死人而肉白骨。这种革命人道主义精神，我深铭肺腑。”说着，他掏出小手绢，擦拭着无法控制的泪水。
“这事我听说了。你得的结核病，需要特效链霉素，我国还 不能生产，美英对我国封锁、禁运，它们的药质量好，可运不进 来；只能用苏联生产的，可性能又不好，政府派人用黄金到香港 和澳门去购买的。”张治中说的这些情况，可能杜聿明还是头一次听说。
杜聿明感激万分：“共产党真正乃我再生父母！我一定好好 改造思想，争取新生，争取立功赎罪，报答党和人民恩惠！”
杜聿明带头一说，会场里气氛顿时活跃起来，战犯们争着说 自己最深的感受。张治中很高兴他的学生们能有这样大的进步。 他请一旁的邵力子先生讲话。邵力子虽然已经76岁髙龄，身板 却很硬朗，记忆力也特别好，在场的许多人他还能喊出姓名。说 起黄埔的旧事，他也是一清二楚。他向学生们简要介绍了国共最 后一次和谈的情况：“当年文白先生和我们几个人来北京参加两 党和谈，共产党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作了很多让步，国民党完 全可以接受。无奈当局无和平诚意，坚持顽固立场，致使战火又 燃，给人民带来了巨大损失，国家元气更伤。傅作义将军、程颂云（程潜〕毅然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或接受和平改编，或领导起 义，是十分明智和顺乎民心的行动。我们黄埔一期同学中，郑洞 国同学在长春和平投诚，陈明仁同学在长沙和平起义，是识时务 的俊杰，应该成为我们的黄埔同学的榜样。
几位同学唉声感叹，悔不该当初与人民为敌，落得如此下场。
邵力子说：“文白先生刚才向你们传达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 指示，只要你们真心诚意地悔改，一定会得到人民的谅解。”
张治中也补充说：“周总理要我转告大家：今后谁愿意留在 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一律妥善安排，愿意去台湾或海外者，政府也给予方便，保证来去自由。”
两位老师走了，却给功德林留下了希望。
这一系列的工作和措施，推动了战犯们的思想转变。从 1959年6月至10月，他们先后三次给中共中央写“感恩信”，除 表示服罪外，还表示愿在解放台湾的斗争中贡献自己的力量。
1959年国庆节前夕，毛泽东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 的时候，特赦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 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
……采取这个措施，将更有利于化消极因素为积极 因素，对于这些罪犯和其他在押罪犯的继续改造，都有 重大的教育作用，这将使他们感到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 义制度下，只要改恶从善，都有自己的前途。……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 毛泽东
1959年9月14日
这个由毛泽东提出的建议，很快传向党内外。9月15日， 毛泽东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负责人、著名无党派人士和 著名文化教育界人士举行座谈会，通报了建国10周年特赦问题 的有关情况并作了说明。
几天以后，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特赦的决定，国家主席刘 少奇据此发布了特赦令。
消息传来，在秦城农场劳动的战争罪犯们个个掩饰不住内心 的喜悦，争着看报纸，有的把毛泽东的建议和恃赦令工工整整地 抄在笔记本上。夜深入静时，他们有不少人失眠了，不知喜鹊能 否登上自己的枝头。大多数人都不相信自己会被第一批释放。这天正赶上中秋佳节，往年这一天，总不免因月圆人不圆而惆怅， 今年则大不相同了，许多特殊家庭有了 “月圆”的希望。
至此开始，一直到1975年3月19日结束，国民党在押战争 罪犯分七批全部处理完毕。
●3.蒋介石制定“国光计划”
20世纪60年代初，中国大陆连续几年的自然灾害，加之政策失误，经济上出现了连毛泽东都不能随便吃肉的困难局面。
到了1962年4月，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入香港，发生了史无前例的难民潮。据统计，仅4月份难民人数就从200增至1500 ；5月2日一天之内，难民即达千人；5月14日有4000难民；5月19日又增至5000人。
蒋介石得此报告，乐在心里，喜在眉梢，认为这是天赐良 机，此时不“反攻”更待何时？他不顾自己已是70多岁的老翁，亲自出马，连日在阳明山和风山基地召开高级军事会议，调集得力干将，布置制定了庞大、周密的反攻计划。
在一次会议上，他询问在座的将领，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
谁也不敢吭声，怕说不对蒋介石心思遭殃。
于是蒋介石瞪圆了眼睛，搜寻着发言者。他的目光划过谁的 脸上，谁的心里都在打顫。他第一个选中了自己的黄埔学生、现任“陆军总司令”的罗列。
罗列在大陆与共产党军队直接交过手，算得上“勇将”。此时不敢隐瞒，秉直说道：“我看没有把握。”
蒋介石正在兴头上，被浇了冷水，立刻声嘶力竭地撤了罗列的职务，改由刘安祺担任。刘为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
蒋介石顿时脸上堆笑，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准备从 高雄港登船出发。许多士兵都被逼写好了遗书，随时准备“殉死”。
刘安祺日后口述这段历史时说：
“我在陆总的头一两年，经常和老先生（蒋介石）在东埔的 山沟里进行登陆作业、研究登陆地点。那里原来是行政院的一个 疏散地，很少人知道，只有老先生、我和几个重要幕僚常去…… 那时一鼓作气可能就上去了，美国人就怕我们拖他下水。那时大 陆正在闹难民潮，是很好的机会……”
蒋介石要刘安祺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刘氏又说： “我们还根据沙盘作业在南部地区，包括嘉义、台南、高雄 举行‘昆阳演习’，包括海、陆、空三军，以陆军为主，是历年 来规模最大的演习。我在演习中担任反攻联军总司令……当时计 划主力在金门对岸的围头登陆，此外，潮汕、青岛都是登陆点。演习的时候在林边附近的海岸设了一个登陆发起站。”
刘安祺还说：“因为美国人盯得很紧，我们也怕消息泄露出 去，所以行动相当隐秘。”
事实却不然。虎年一到，蒋介石就不断向美国访客强调，反 攻大陆的日子来临了，只要“国军”部队登陆大陆沿海，大陆同 胞一定会闻风起义。当时美国国务院中负责情报及研究的希斯曼 说，国民党政府“通过官方和非官方、公开与私下的管道，一直 向华府施压，而且日甚一日。”
蒋介石拟定的反攻计划，先叫“国光计划”，后又改为“旭光作战计划”。
“国光计划”是蒋介石密令三军“副总参谋长”执行官唐守治中将担任召集人，精选优秀军官，配合参谋本部若干人员，成 立一个作业中心。后来，美国得悉蒋方瞒着他们搞“国光计划” 后，勃然大怒，台湾当局只好请美国人也来参与，该项作战计划也随之易名为“旭光作战计划”。该项作战计划设想是国民党军 先在闽南粤东地区登陆，迎后续部队到达，攻占福州、海丰等 地，建立攻势基地，形成先期有利声势再向内地发展。
希斯曼在回忆录《推动一个国家——肯尼迪政府外交政策中的政治策略》里透露，肯尼迪政府面对来自亲台北者的巨大压 力，内部引发了两种不同主张的激辩。一派主张支持国民党军反 攻，认为国民党军的先头部队在沿海建立滩头阵地后，可能造成 星火燎原之势，已经和中国分手的苏联，不可能出兵助战；持反 对立场的人则表示，国民党军打算先行在沿海登陆一、两个师的 目的，乃是企图引诱美国介人，并导致美国与中共发生大战。他 们担心国民党军登陆后，大陆同胞并未揭竿而起，中共亦未垮台，则岂非要重演一年前（1961）古巴猪湾事件的惨剧？且后果可能更糟。
这倒使主管情报研究机构的希斯曼大为苦恼。他虽然尽全力 搜集中国大陆方面的情报，但连自己也不相信手无寸铁的中国老 百姓会起来对抗大陆政府。在大陆的中国人是不是真的不满新中 国，这种“不满”会不会升华到“集体抗暴”，他心中无数。终 于有机会和一个人讨论国民党当局反攻大陆的问题，这个就是蒋经国。
1962年3月初，美国在马尼拉举行驻亚太使节会议，远东 事务助理国务卿哈里曼嘱希斯曼专程赴台了解国民党当局的反攻 意图。希斯曼于3月8日下午飞抵台北松山军用机场，即直奔蒋经国办公室。
蒋经国秉承父意，引用大量“敌后情报”，向希斯曼说明 “反攻大陆”的理由。小蒋多次重复老蒋近些时候的讲话，如 “面对当前反共斗争的新形势，真是报国救民千载一时的机会”； “今日反共形势，我们已由掌握复国之钥，进而要打开铁幕之门 的时候了”，等等。
归纳地讲，蒋氏父子对1962年“反攻大陆”充满信心，其依据是：
第一，蒋介石将大陆看得一片黑。蒋介石宣称： 中共“现在是处于公社失败，工业倒闭，俄援不继，灾荒饥 饿，空前未有的毁灭恐怖的当口；亦就是天灾人祸，交相煎迫的 当口”； “陷于全民的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之中”。“中共部队的效忠精神业巳愈来愈糟，理由之一，是中共政 权无法以较人民为多的食粮配合供应他们的部队”。
大陆民众“所遭受的迫害，已达到不可忍受的程度”，“大多 数中国人民，均热切盼望我反攻大陆，推翻中共政权”。
蒋介石完全是主观臆断。大陆发生饥荒不假，有的地方饿死 了人也是事实。但蒋介石忽视了大陆人民的精神。因为大陆上上 下下都在勒紧裤带，同心同德，不但要抵抗灾荒，而且咬紧牙关 还苏联的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叫嚣，反而激起了大陆人民战胜 困难的热情。连普通百姓听说蒋介石“反攻大陆”，都是嗤之以 鼻；只有福建沿海一带战备稍紧。
第二,蒋介石企图利用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蒋介石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宣称：
“这两个共党集团间的分裂，在赫鲁晓夫或是毛泽东任何一 人被清除之前，没有弥缝的机会”。中共与苏俄间“争执激烈。 如果中华民国军队反攻，苏俄将不会援助中共。……中共与苏俄 之间的分裂，已为中华民国光复大陆造成一适当机会。” “今日世 界反共形势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赫、毛斗争加剧以后，自由国 家如何把握利用这一局势的问题。”
第三，蒋介石还有他的老主意，就是在台海造势，拖住美 国。这一时期，美国人为了从台湾海峡脱身，重新考虑对华政 策，企图松动同中国大陆的关系。特别是肯尼迪入主白宫前后， 曾发表言论称，他坚信美国必须保卫台湾，但应划一条清楚的防线。他一直认为金门、马祖对防守台湾并非不可缺，美国防线应 仅仅划在台湾本岛周围。肯尼迪的主张，遭到了蒋介石与台“外交部”不点名的批评。肯尼迪上台后，虽然在改变对华政策方面 迈出的步子不大，但已令蒋介石忧心忡忡。他之所以在两度“海 峡危机”之后，再度点起海峡战火，其目的就是企图通过台海局 势出现一定程度的紧张，牢牢拖住美国，同时借机试探一下美国 对台“反攻大陆”的真实立场究竟如何，还可在政治上造成一定 的声势，配合自身的经济发展成就，引起国际上的瞩目。
希斯曼听着，无动于衷。他提出了三个问题：
“第一，大陆的中国人是否会欢迎国民党？即使他们反抗中 共，是不是会欢迎过去已失掉民心的国民党政权？何况国民党已 离开大陆13年了。第二，中国对中共不满，固然是事实，但仅 凭‘不满’是不够的；军人对政府不满，并不足以造成政府的垮 台，何况是老百姓。古巴军队只有百分之二十效忠卡斯特罗，这 百分之二十却足够使卡斯特罗政权久立不坠。民众的不满是否能 衍化成抗暴起义，乃是最难预测的。第三，尽管国府列举各种理 由，美方仍认为‘证据不足’；美方确信国府反攻大陆的热望只 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台湾所提出的理由乃是建立在一堆‘假设’ 上面。”
希斯曼的分析还算客观。蒋经国无法接受，双方各执己见。
但美国人毕竟是客人。蒋经国愿尽地主之谊，请希斯曼品尝中国 菜。虽有糖尿病在身的蒋经国不听劝说，与客人划起中国拳。刚 刚学会此道的希斯曼连吃败仗，被罚无数杯绍兴酒。蒋经国总算 在酒席上“反攻胜利”，尽兴而归。
●4.周恩来让王炳南探知美国的态度
中共领导人直接与美国人打交道的历史已经沉寂多年。所以，当195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在武汉东湖边上又会见了美国友人斯特朗时，异常兴奋。
斯特朗是与她的黑人朋友杜波依斯夫妇一道来武昌看望毛泽东的。毛泽东跟斯特朗说，这是自延安那次谈“纸老虎”以来，他第一次接见美国朋友。大家坐下后，毛泽东谈笑风生。他先问 起各人的岁数。那年杜波依斯91岁，斯特朗73岁，而他自己66岁。毛泽东开心地说：“有三代了！”
斯特朗纠正他：“只有两代半。”她的意思是她与毛泽东是同时代人，大八岁不能算一代。
毛泽东挥了一下手：“我们不讨论确切数字问题，可是，杜 波依斯的年龄完全可以当我父亲了。”他十分钦佩杜波依斯91岁 高龄尚能如此身轻体健，他说道：“连我也感到上年岁了，但我 还有精力，人也健壮。我每年还能畅游长江，也在中国其他河域 里畅游过，还希望多游一点。如果你们三位不反对的话，我想在 密西西比河里游。但我估计另外三位一杜勒斯先生、尼克松先 生、艾森豪威尔先生——可能要反对。”
杜波依斯有点严肃地回答：“正相反。这三位很可能想见到 你在密西西比河里游泳，尤其在河口附近游。”
毛泽东笑起来：“真的吗？如果这样的话，我便近日内动身 出发。就算是位旅游者好了。我不谈任何政治问题，只在密西西 比河里游泳。如果艾森豪威尔允许的话，我倒还想看看他打高尔 夫球呢。或许我再去医院探望一下杜勒斯先生。”
杜波依斯冷冰冰地说：“这可能会给杜勒斯一击。”
毛泽东说：“这远非我去的用意，我非常希望杜勒斯先生能 康复。作为美国国务卿，他对我们很有用。同时，他对美国人 民，对全世界劳动人民都有用。”他是指杜勒斯作为反面教员的作用。
毛泽东说社勒斯的话，完全适用于蒋介石。他希望蒋介石这 个反面教员一直当下去。1962年蒋介石急于反攻的消息，毛泽东也知道得一清二楚。
自1955年8月1日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70年结束， 长达15年，会谈了 136次。王炳南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谈 中的第一任代表，参加了从开始到1964年的九年会谈。这九年 中，美方首席代表先后换了三任：先是约翰逊，后是比姆，再又 是卡伯特。会谈中最尖锐、最突出、最不可调和的主题始终是台 湾问题。谈判桌上，各自非常严谨，互相守住一条防线不放。但 私下里，中美双方代表也进行了大胆接触。有些私人交往是有趣 的，甚至是友好的。有一次，约翰逊大使为解决一个问题，找了 一个僻静的山间别墅，请王炳南吃饭。王炳南也在同一地点回 请。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就请约翰逊和他的助手去 看戏；从华沙去日内瓦谈判途中，要换乘飞机，王炳南又常常与 约翰逊相遇，同坐一架飞机来去。有时途中遇气候影响，飞机不 能起飞，两人还被安排进同一旅馆，没有翻译，两人便用汉语夹 带英语随便聊天，但从不谈公事。“这种时候总是轻松愉快的。” 王炳南如是说。对比较呆板、不苟言笑的单身汉比姆，王炳南也 努力与他进行一些私下会晤，有时请他喝茶、喝咖啡。卡伯特随 便而不拘小节，有时在谈判桌上还开开玩笑。一次卡伯特笑呵呵 地对王炳南说：“你们中共应该感谢我们美国，你看你们胜利后 检阅军队，不是有很多美式装备吗？这些装备是蒋介石供给你们 的。所以你们称蒋介石为运输大队长，他送武器给你们，连张收 条也不要。”
王炳南在《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说：“1962年3月，我同卡伯特大使继续会谈……这个时期，台 湾蒋介石集团趁我连续遭受自然灾害之际，又开始掀起一股反攻 大陆的恶浪，福建前线重又战云密布，局势空前紧张。我们当时 得到的情报是，蒋介石正在大量购进新式武器，并改装了飞机， 增加装油量，使之能来往于台湾——大陆。蒋介石集团还宣布延 长服兵役时间，士兵一律不准离开营房，随时待命。他们的鞋上 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据说他们还从日本大量购 买血浆。看来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要与大陆决一死战。”
毛泽东、周恩来非常重视美国的态度。
1962年春天，王炳南回国休假，周恩来嘱他立刻返回华沙 任所，叫他想办法从美国大使卡伯特身上探听美国的态度。周恩 来对王炳南说：“经中央认真研究，认为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决心 很大，但他还是存在一些困难，今天的关键问题是要看美国的态 度如何，美国是支持还是不支持，要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 攻大陆的军事行动。”
王炳南回到华沙后，与卡伯特多次交谈，王炳南对他发出一 系列“警告”，即说明如果美国支持台湾反攻大陆，其后果不堪 设想。卡伯特听了王炳南的“警告”后，当场表示：
“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 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 中国大陆发动进攻……我向贵大使保证，我们绝不要一场世界大 战，我们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卡伯特甚至说，如果 蒋介石硬要行动，我们两家联合起来制止他。
王炳南听了卡伯特的明确态度，不禁松了一口气。一刻也不 敢耽误，立即将卡伯特的谈话内容报告了国内。王炳南很清楚， 这些情况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对福建前线战略部署的制定。周恩来 对王炳南能及时摸来了情报，了解美国的态度，十分满意。
卡伯特没有说假。就在1962年3月中旬，希斯曼和哈里曼 再次飞往台北，与蒋介石会谈时，他们明确告诉蒋介石：“反攻 不可行也！”
但是，蒋介石就是那么一块硬“石头”，他不肯罢休，继续 华盛顿施加压力。中央情报局驻台湾头子克莱思为蒋经国的酒 友，他建议国军采取“秘密”方式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其手法 等于是大型的古巴猪湾登陆。国务卿鲁斯克闻知后，对此大为发 火。他在白宫会议上咆哮：
“台湾军队大规模登陆大陆沿海后，即假装是大陆同胞自发地抗暴起义，这简直是胡闹！”
●5.“水鬼”和“飞贼”全部落网，毛泽东接见英雄
不知是抽签，还是算卦，蒋介石认定1962年至1963年是他 “反攻”的决胜年，不能错过机会。他在新竹召集国民党军队将 领会，具体商讨“反攻”部署。他的具体措施与步骤是：
第一，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筹措反共经费。1962年4 月27日，台湾“立法院”根据蒋介石的旨意，通过了《国防临 时特别捐征收条例》。该条例规定，为完成“反攻圣战”，征税金额：各类货物税30%，娱乐税50%，筵席税50%，地价税60%， 铁路、公路票价的30%，电报电话价的30%。4月30日，蒋介石明令公布此一条例。5月1日起该条例生效。
尽管台湾各界人士对征收此捐表示不满，并且根本不相信蒋 介石的“反攻”神话，但都怕被扣上一顶红帽子吃官司，故被迫 上交。据台报统计：14个月内共征收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
第二，设立“反攻”机构，全力进行“反攻”准备。1962年初，国民党当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又称反攻行动委员会），作为“反攻"大陆的决策机构。
1963年1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召开九大之际，大力鼓吹 “反攻大陆”，提议筹组“中华民国反共建国联盟"。他在大会上叫喊：
“本党中央前后筹组反共联盟及拟订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 之议，当以审虑未周，延未施行，现一切反攻准备，既已新近就 绪，而在复国建国整个过程中，尤复经纬万端，非举国意志更加 集中，才智更加发挥，行动更加一致，不足以迅赴事功，加速胜 利。九全大会，允应掌握时机，恢宏襟袍，以兴海内外仁人志士 才智俊贤，推诚合作。中正盱衡全局，深觉此时筹组并召开反共 联盟，实为符合全国愿望之举措。”
蒋介石提交的议案无人敢违，自然为大会通过，并决议“遵 照总裁指令积极贯彻”。
翌年4月30日，“行政院”成立“反共建国联盟”筹委会， 由一生反共的谷正纲挂头牌，其他成员均多为蒋介石的准嫡系与忠臣。
第三，纠集军队、特务准备窜犯大陆。在筹集“反攻”经费 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还下达了 “征兵动员令”， 提前开始下半年的“现役征集”。蒋还下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类 轮船、渔船和车辆，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 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对部下进行"同攻"政治 教育，开设战地政务班，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
美国对蒋介石的一意孤行，越来越不安。他们认为对大陆采 取大规模的战争过于冒险，可能会使中苏重归于好，甚至引发第 三次世界大战。美国从切身利益考虑当然要求台湾不要轻举妄 动，肯尼迪总统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军事行动，无 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协防条约’。”
蒋介石一看后台老板真急了，只好强按下心头之怒，在风山 一次军事会议上，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协防条约”作为借 口，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批准，特务头子、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二组主任兼 “国防部情报局”局长的叶翔之具体部署代号为“海威”、“班超” 等的派遣任务，将大批武装特务驱往大陆沿海，企图配合大陆所 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可悲的是，这些从 海上或空中派往大陆的特务，无一漏网地被大陆沿海军民捕获。 许多人惊魂未定，就被缴了械。
1963年11月5日，《人民日报》为此发了社论：《祝再次全 歼美蒋武装特务的重大胜利》。文中说到：“窃据台湾一隅的蒋介 石集团，在凶恶的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一再动员它的特务机 构，拼凑特务武装，和美国驻台湾的特务机构共同策划，从去年 10月到今年10月的一年时间内，除了派遣六股武装特务，在越 南沿海地区偷渡登陆以外，还先后派遣了24股武装特务，连续 在我广东、福建、浙江、江苏、山东沿海地区偷渡登陆和空中降 落。最后，他们竟变本加厉，进一步同南越和南朝鲜的美国傀儡 集团互相勾结，利用南越和南朝鲜的岛屿作为跳板，妄图扩大对 我沿海地区的小股武装骚扰活动。这是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对我 国人民的严重挑衅。但是，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的这一系列 罪恶活动，在我强大的英勇军民高度警惕和坚决打击下，都彻底 失败了，24股武装特务先后被全部歼灭了。他们再一次派遣来 的美制U一2间谍飞机，窜扰我华东地区上空，也被我人民解放 军空军部队击落。……”
说起U一2飞机，这曾是美国引以为豪的一件杰作。它是美 国洛克希德飞机公司总设计师凯莱.约翰逊设计的。它比前几次 入侵中国大陆的RB—57D更为先进，是专门用来侵人别国领土 进行高空间谍活动的一种飞机。它的机身没有任何标记，涂满了青黑色的特殊颜料，这种颜料对雷达电波有很强的吸收能力，使 它在荧光屏上的回波信号变得很弱，稍不注意就“溜”过去了。 它是一种机翼特别长的喷气飞机，在空中停止发动机以后还能滑 翔很长时间。引擎的力量又特别强大，飞行速度一般在每小时 800公里以上，可以长时间在2万米以上高空飞行。续航能力长 达八九个小时，可摄取大面积地幅的目标。正由于它有如此“魅 力”，所以得了个“黑小姐”的美称。
“黑小姐”坠地后，全世界为之震惊。西方和港台舆论纷纷 猜测，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合众社记者从台北报道：国民党军事 情报专家们在绞尽脑汁，希图弄清楚这架失踪的飞机究竟是由于 机件发生故障呢？还是驾驶员叛变，或高射炮的火力，抑或是从 苏联借来的火箭袭击——这仍然是个“谜”。
香港《新生晚报》干脆说中共击落U一2是吹牛。他们认 为，即使苏联也无法用战斗机至6万英尺以上的高空拦截这种间 谍飞机，更何况中共？
台湾的一些专家则认为：是俄国人操纵的地空导弹击落的。 情报消息表明，俄国在撤退大部分军事顾问以后，今天在中国大 陆仍然驻有许多战斗单位。除非这架高空侦察机的引擎发生故障 而下降到常规高射炮射程以内，否则，它一定是被俄国人操纵的 对空导弹击落的。
只有巴黎的《战斗报》说得有点根据。他们报道：中国空军 对“不速之客”的有效干涉，证明北京目前是拥有高度准确的最 新式髙空或地空火箭的。它的出现和使用虽不说全面改变了远东 力量的平衡，但是改变了那里的战略条件。
事实是：
从苏联引进的地空导弹只够装备三个营。要守住960万平方 公里的天空，实在是杯水车薪。但中国向来穷有穷的办法，这三 个营的地空导弹不守株待兔，而打起了游击，哪里出现敌情就到哪里布阵。这次击落U一2，就是他们在江西向塘设伏，向空中 发射三枚导弹完成的。U—2残骸落在南昌市东南18公里罗家 集的稻田里，机体被弹片炸得蜂窝一般。飞行员陈怀开始还有微 弱呼吸，急送医院，抢救无效而死。按刘亚楼司令员指示，遗体 用棺木埋葬于一座有小树林的山坡上。
在陈怀的衣袋里，发现了一本圣经。
原来陈怀原籍福建平潭，生长在北京，33岁，身高1.8米, 国民党空军航校28期最优学员。首批派往美国阿里桑那州战略 空军基地进行驾驶U一2训练。归国后皈依基督教，是一位虔诚 的信徒，喜欢研读圣经和文学名著。
击落U一2飞机的消息传到中南海，毛泽东也为之欢欣。他 要亲自听听人民空军英雄的汇报。
1962年9月21日，中南海怀仁堂小礼堂会客厅中间的一大圈沙发上，坐满了中央领导：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真、陈 毅、贺龙、聂荣臻、叶剑英……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带着他的地空导弹二营营长岳振华坐在后排。
周恩来在门厅来回踱着步子，不时朝走廊看一看。一会儿。 他对大家说：“主席来了！”
毛泽东身穿银灰色中山装走了进来，大家起立，鼓掌。 周恩来向刘亚楼、岳振华打个手势。刘、岳二人急步走到主 席面前，敬礼。
周恩来介绍：“这就是岳振华同志。”
毛泽东握住岳振华的手，面带微笑地说：“岳振华同志，打得好哇!”
毛洚东又将脸转向刘亚楼。
刘亚楼就打着手势，向毛 泽东简要地汇报了击落U—2型飞机的经过。
毛泽东仔细听着刘亚楼的汇报，还不时询问几句，满意地点头。
周恩来走过来：“主席，代表们（指空军党代会代表）准备 好了，去照相吧。”
“好!”毛泽东起身，兴致勃勃地和大家一起向外走去。 而这时的台北，正被阴云笼罩着。蒋介石亲自到教堂为陈怀 做礼拜，将陈怀的名字改为“陈怀生”，并指示要为陈怀修建 “怀生堂”。后来国民党空军为陈怀著书，称其为“高空骑士”。
到了1966年，大陆爆发了“文化大革命”。这时蒋介石的精 神又振作起来了。那些被称作“红卫兵"的激进青年根据毛泽东 的指示进行革命造反。在当时，国家主席刘少奇被打倒，后来又 打倒了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前公安部长罗瑞卿……
蒋介石在遥远的地方注视着这些动乱事态的发展，他更为关 心的是这一形势可能为国民党提供宣传机会，而不是政治人物的 沉浮。正如一些观察家猜测的那样，蒋介石并不认为军事进攻的 时机已经成熟：况且当时还缺乏空军和海军力量。与此相反，他在1967年1月1日的新年致词中宣称，军事进攻现在是次要的，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加强政治准备，一旦中共因其内部冲突而倒台 时，我们就能顺利取而代之。他历年的新年致词都不像1967年 的那样奇特，他在攻击大陆的报纸、电台和公共舆论时咒骂道：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不再是军事反攻大陆如何取 得胜利的问题了。因为自从大陆爆发‘文化大革命’以来，以及 随着‘红卫兵’的出现，不仅毛泽东的神经已经崩溃，而且，中 共内部也出现了分裂与不和。今天反攻大陆的问题是如何收拾毛 泽东留下来的混乱局面，何时反攻大陆以及如何埋葬毛泽东已成 为次要问题了。但是，这个所谓的次要问题并不意味着从现在起 我们军事反攻大陆的准备可以松弛一下了，并同时坐等毛泽东自取灭亡。还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今的反毛斗争中，政治手段显得 更为重要了。”
一个月以后，国民党中央新闻社宣布，为在中共动乱期间进 行动员，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这一新机构负责计划防 御策略，计划国家建设以及“战区”的政治管理。国民党由于依 靠了自己的宣传组织并利用了共和国政府的背叛者，所以没有为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实质所迷惑，像刘少奇这样一位忠 诚的老共产主义者被当作“走资派”或“反革命”，在蒋介石看 来，他们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减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
蒋介石出任这一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对此，任何人都 不会感到奇怪。不容忽视的一点是，这一新的强大机构赋予蒋介 石统率台湾政府各行政机关以及任何国内官员的权力。事实上， 他依旧是一个独裁者。作为“国家”元首、国民党总裁以及国民 党军队总司令，各个领域的所有权力都不可避免地掌握在他一人 手中。国民党对人民进行的“政治教导”时期随着1947年的选 举而结束了。但是，随着国内战争期间国民党在大陆地位的恶化，1949年发布了戒严令，这一戒严令直到1975年蒋介石去世才被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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