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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找回自己的生活
“如果你不喜欢，你一定会解雇我的，”当南希告诉我，她已安排我两个星期之内什么都不做的时候，她这样说道。
两个星期？难道她不明白我有歌要写、和我合作的人要从美国飞来吗？
显然，她和大卫已经谈过了：大卫认为我需要照顾，而做这件事惟一的人选就是他。南希同意了。
结果，我在曼彻斯特呆了近三个星期。开始的几天我感觉糟糕透了。除了所有这一切以外，有一家报纸甚至问我要病假条。但是，慢慢地我又有了一点力气，情况有了转机。首先，我的耳朵上不再经常夹着个电话。生平第一次我感觉无事可做真好；大卫训练回来时就能看到我，收拾屋子，忙着做午饭，真好；和“坦克发动机托马斯”（玩具名）、“邮差帕特”以及它们的小朋友布鲁克林一起玩真好；全家人一起开车去游泳真好；不紧不慢懒洋洋地洗把澡真好。我开始意识到多少年来人们一直对我说的话：我为自己做的事太少。我从来不和朋友出去吃饭，从来不去健身房。因为时间从来都不够用。
那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我感觉我要工作、工作、工作呢？自从我开始在贾森学校上学，我就一直有目标。
首先是一级，接着是二级，连续不断。每一个证书只是进入下一个目标的踏脚石，然后是再下一个目标，直至我的最后的目标——荣誉。
那几个星期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时光。它给了我思考的时间。我真的希望不再做我现在做的事情。我希望能快快乐乐地生活在曼彻斯特，不要工作。从我16岁起，我就一直靠着一只手提箱过日子。我只想卸下衣箱，有一个真正的家。但是如此简单、大部分人都拥有的东西对我却只是一个梦。我有时对大卫说，告诉我那种生活我们会有的，告诉我。
除了努力思考我的生活对我、大卫和布鲁克林的影响，我也开始掂量它对我父母的影响。不解内情的人肯定想，哦，漂亮的房子、漂亮的汽车、大把大把的钱、奢侈的度假；但是他们意识不到与之相伴的是什么：事实是我妈妈每次听收音机或拿起一份报纸都会听到、看到关于我的不好的东西。直到我有了布鲁克林我才理解这对他们该有多难。如果有人关于我的孩子说出那样的话，我不会有我的父母一半的理智。生布鲁克林之前，当他们感到沮丧的时候，我经常会发脾气，并且说，我不明白你们操的哪门子心。他们写的又不是你们。但是现在我明白了。
我住在家里的时候，和那些与我一起工作的人在一起时我整天都尽量地幽默一些、轻松一些，但是回到家里，我会把所有的压力都发泄在我爸爸或者妈妈身上。我本不该那么做的，应该换个方向才对。对你最亲近的人不应该成为你的受气包。
而且无论多少钱都不能弥补那一点。虽然我总是和他们分享所有的东西，正如他们和我分享一切，但是，不能一直都是你付账，这会让人觉得难堪。让父亲或者母亲接受这一点肯定很难，尤其是爸爸。因为我爸爸一直是家里挣面包的人，而现在我比他富裕得多了。
我家里从没有人妒忌我，他们从来不向我要任何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我喜欢给他们一些我知道他们肯定喜爱、欣赏的东西。但是我为他们买东西的惟一途径是把它们作为意外的礼物。克里斯琴甚至不肯接受20英镑买汽油的钱。
那就是说，虽然我给爸爸买了一辆“保时捷”，给妈妈买了钻石耳饰，给我的弟弟、妹妹买了房子，给他们所有的人买了手表——所有那些东西，但是，你为他们买这么多东西一定不能让他们感觉到他们是在接受施舍。
一家人出去吃饭时，如果我要付账，我爸爸就会说，不，他来付账，然后我就感到内疚。内疚是因为没有我的家人，我什么都不会有。为了实现我的梦想他们从一开始就支持我。从我们家到布罗克斯堡，我妈妈开车走过了无数个小时，有时通宵为我做服装；我爸爸在经营方面为我做出了实实在在的榜样，总是提醒我是他的女儿，他知道我不会放弃。露易丝和克里斯琴，总是站在我的一边，对我讲实话，而其他人是不会这么做的，而且露易丝还是我最好的朋友。
布鲁克林出生的时候，人们说，你知道要把他带大将会很艰难。但是我不明白。我认定他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被教会说请、谢谢。他确实这么做了。但是现在我开始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这不是我或大卫做与不做的事，我们的情况就是如此太忙。
当然我可以把布鲁克林培养成一个可爱的小男孩儿——他已经在变成一个非常可爱的小男孩儿了。他首先学会说的是“尿尿”和“谢谢”，他懂得“no.”是什么意思。
只需一件很小的事就能让我明白要想工作生活两不误是多么困难。我和“真步者”在欧洲到处奔忙的那年夏天，我妈妈的朋友迪带布鲁克林到恩菲尔德购物。没有人知道迪长得什么样，因此人们也不知道布鲁克林就是布鲁克林，他和其他任何一个小男孩儿一样。当时天开始下起雨来。迪说他只是站在雨地里，伸出他的小手想抓住雨滴，雨水感到很新奇。其他每个人都盯着看，奇怪他为什么不躲雨。她告诉我这件事——好像告诉我一件有趣的故事——但是我突然充满了负罪感。他这么做是因为这对他是一种新的体验。他从来没有在雨里呆过。他去任何地方都是乘车。
绑架的威胁让我感到很脆弱，以至于我的生活方式得受别人的主宰。现在只有当我需要的时候我才带保安。但这是很长时间以后的事了。只是现在我才感到我可以过上正常的生活了，因为我可以，布鲁克林才可以。
马克在的时候，我经常整个早晨呆在公寓里直到大卫训练回来。然后，去年春季的一天，我把布鲁克林放到车上，开到当地的一家麦当劳。夏天就快到了，我喜欢这个季节。
那是吃午饭的时间，我们坐在那儿，只有我们俩，其他的妈妈们带着她们的孩子们坐在那儿，布鲁克林玩得很开心。如此简单的一件事，只是去麦当劳，我在想，我简直无法相信以前我竟然没有带着我自己的孩子这么做过。
我没有把这些妇女看作那种会拿起电话打给某家报纸或是其他什么的人，说她们如何在麦当劳看到我看上去糟透了，我只把她们看作像我一样的母亲。她们微笑着看着布鲁克林；当另一个小男孩儿走过来的时候，我没有紧紧抓着布鲁克林，也没有吓得心怦怦直跳感到它好像要从身体里进出来一样。我只是看着，当那两个严肃的小男孩儿看着对方时，我和其他妈妈们一起大笑着。作为孩子原本就是这样，作为母亲原本就是这样，所谓开心本该如此。
布鲁克林现在是个小人儿了，他会走过来，抱我一下，但是，接着他就走开了。他非常具有独立性。当我看到朋友们带着小宝宝时，我真想再生一个。我梦想生四个孩子。而这不应该只是个梦想。大卫已经表现出他是一个出色的父亲，而我自己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我知道多生几个孩子有多么重要。虽然布鲁克林的个性很强，他可以一个人玩，但是，我知道他需要一个弟弟或者妹妹。
一旦我证明了我能做的事，那么我就计划抽出时间再生一个孩子或是两个，然后一家人真正安定下来。但是，一切还没有安排好之前，我自己是不可能定下心来的。
“辣妹”的第三张专辑，《永远》，在200旧年11月初发行了。为了那些单曲的发行，一个月前我们做了一个星期的宣传。我们大家为了各自的单飞项目或者生孩子都很忙，因此又回到一起时彼此显得非常陌生。
那年夏天我们花了一个星期为那些单曲做录像——制作了双面，因为这是一张双A面的专辑。《怨》——做了很长的两整天——的工作量要大得多，因为导演是杰克·内华，他也执导了《心神迷乱》，那就是他的工作方式。《让爱引路》容易一些——两天里工作时间很短——由格雷格·马苏克执导，和《你认为你是谁》的导演是同一个人。事实上，所有这些都非常可爱。我的温内贝戈工作室变成了托儿所，布鲁克林和菲尼克斯到处跑，玩得非常开心。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制作“辣妹”第三张专辑，但是时间不如前两张紧张，因为我们同时还要忙于我们的单飞事业。
“辣妹”和“辣妹世界”做得这么好，想超越总是一件很难的事。新专辑里开始的几首歌我们是和马特、毕夫合作写成的，在“修道院”路的录音棚录了音。接着我们的歌手选拔和签约人，阿什利·牛顿，他的基地现在是洛杉矶，安排我们和美国的一些制作人合作——罗德尼·杰金斯和他的全班人马，李·西恩和他的兄弟佛瑞德·杰金斯，还有吉米·杰姆、特里·刘易斯，事实上我们是在巡演的时候第一次遇到他们和“王子”在一起，那时他们说早就想和我们合作。通常，和这个层次的作者合作，你得主动找他们，但是我们处于一个非常幸运的地位：因为我们是“辣妹”，作者会来找我们。
我们没想到的是，和罗德尼·杰金斯、吉米·杰姆以及特里·刘易斯合作将我们引上了一个新的方向。仍然是流行音乐，但是带有节奏与蓝调的影响。维京对罗德尼·杰金斯的音带很满意，所以六个月后我们就去了美国，在迈阿密又录制了三首歌。
到那儿的时候，我们发现梅尔·C将缺席，但是她想稍后再录制她的演唱部分。起先，我们以为这只是因为和她的日程安排冲突了，但是过了不久我们意识到原因不止是这些。
自从结束美国巡演时间已过了两年，我们都在发展，但是梅尔·C也和我们疏远了——不仅就她的音乐风格而言。
她一直都比我们其他人更多一些摇滚的风格，但那正是她对这个集体的贡献。
我们在温伯利结束了世界巡演，这对我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容易。从一个在七千名观众面前现场表演的超级巨星到一个普通人，这种过渡非常困难。
从美国回来后，我们其他人都非常高兴逃离了“辣妹世界”，休息一阵——我和梅尔·B回到了自己的男人身边，怀了孕，爱玛和她妈妈过了一阵子——梅兰妮·C没有那样的东西可以依靠。她不想停下来。所有她想做的事就是表演。
所以她也那么做了。她径直着手做她的个唱专辑。
开始谈论第三张专辑的时候，我就感觉到她并不是很舒服。也许她认为她没有必要再让步了——毕竟她个人已经取得了成功。
但是，当你身处一个集体中时，你必须做出让步。而且，不要犯错误，当然这不容易。拿我来说，我有丈夫和孩子，我真的有必要问其他三个人我是否可以穿某一件衣服、做某一件事吗？但是假如你是一个集体的一部分，你就得那么做。
爱玛也许不想再留着她的小辫子了。我也并非特别想穿短裙子。说到梅尔·B，没有哪个正常人想年复一年穿着豹皮印花布。那么，你呢？显然，梅尔·C决定她不想扎一个马尾辫、穿阿迪达斯运动服，还是那副喜欢运动的模样，她宁愿唱摇滚歌曲。她也许想成为“摇滚辣妹”，但是那样不行。如果只是她一个人，她爱怎么摇滚就怎么摇滚，但是她不可能成为“摇滚辣妹”。
那天结束时，我想到做一个“辣妹”有点像一桩婚姻。让步是它的核心部分。我们得风雨同舟。即使你有分歧，你们得为长远打算。我个人的感觉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梅兰妮·C终将意识到本来她两者可以兼顾。正如婚姻遭遇劣境时，你就得设法闯过难关。
当我们把在美国创作的歌曲带回来的时候，情况变得很清楚——我们和美国人合作的音带已经让我们上了一个档次，我们和马特、毕夫合作的那些歌已经不再合适了。歌里没有那种自然的流动，所以他们最终没有制作那张专辑。
从感觉上说，“辣妹”已经真的成熟了。罗德尼·杰金斯干得真漂亮。吉米·杰姆和特里·刘易斯干得真漂亮——音带的质量、制作以及它们合成的方式，一切都是一流的，演唱部分比我们的第一张、第二张专辑都要好若干倍。我现在仍然听我们的第三张专辑，我认为它棒极了。
但是要不就是英国人不懂得如何理解音乐，要不就是我们出了差错。《永远》被称为是一个失败，因为它在专辑排行榜中“只‘’拿了第二。现在想想这件事，可能无论我们怎么做，我们都会遭到批评。如果我们坚持本来的风格——非常典型的流行乐——他们就会说我们裹足不前。而现在，他们说我们试图形成一种不适合我们的风格。但那不是事实。我们只是将我们的演唱和歌词创作能力带到了一个新水平上，就我而言，《永远》是”辣妹“曾经出过的最好的专辑。
事实是“辣妹”一直都如此强大，卖了这么多专辑，我们再也无法超越了。你有多强大并不重要，假如你要拿第一，你就得做大量的宣传，但是这一次我们就是不准备那么做。
我们中有两个人有了孩子，我们都要从事自己的单飞事业，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你还将生活在“辣妹”的泡影中。但是无论我们个人做什么，现在还是将来，我们始终是“辣妹”，我们将永远是；如果你不反对的话，“辣妹”已经成了我们DNA的一部分。
为了制作我们的头两张专辑，我们的生活和呼吸中只有“辣妹”。我们在美国，在英国，在欧洲，我们拍了一部电影，我们赢得了无数个奖项，我们拿到了无数个第一。我们坐在永不停息的过山车上。事实依旧是如果你要人们买你的唱片，总得让他们知道它的存在。
西蒙·福勒深谙此理。多少年来，我都说我有多恨他——他确实做了一些错事——但是现在我对他充满尊敬。经过很长时间我才得出这个结论——至少在某些方面——他只能那么做。要承认这一点很困难，因为我受过伤害，我们都受过伤害，而那让我气愤。但是就是那几乎把我们推到累垮了的边缘的连续不断的宣传帮助我们变得那样成功，而且，要让五个个性如此强的人团结在一起，惟一的方法就是用一根铁棒控制住她们。既然我能退后一步看待这个问题，我就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永远》拿了第二，没拿到第一。但惟一叫人伤心的是媒体说“辣妹”完了，他们忘了，就在一个月前，我们的单曲《怨》还拿了第一。他们看不到事情的两个方面。正如一份报纸所说：为什么英国的媒体如此热衷于扼杀他们最成功的输出品？
宣传周始于2000年10月初——“金曲排行榜”节目、SM：TV、CD：UK、“博彩”节目。过去我们做宣传的时候，我经常感觉有点丧气。和其他姑娘相比，我非常害羞、拘谨。我倒是想多说几句，但事实是我的个性总是受到其他人个性的挤压。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那就是“高贵”。这从来不是故意做出来的，我顺其自然，但是我总感到丧气。我想那就是为什么人们那么感兴趣，就像他们对我的单飞事业感兴趣一样，因为我从来不会把我的所做、所想扯着嗓子叫出来，所以没有人对我了解很多，他们好奇。作为这个集体中的葛丽泰·嘉宝（好莱坞著名影星），我让这种好奇积聚了好多年。
当你身处一个集体之中时，你得避开有争议的事情，哪怕是看起来非常小的事情，比如你不喜欢哪一个流行演唱组？作为“高贵辣妹”，我不能转过身就说我不喜欢“温加男孩”（荷兰一个比较有名的舞曲演唱组合）——因为作为一个“辣妹”，我在某个方面代表着所有的“辣妹”，然后人们就会认为“辣妹”演唱组不喜欢“温加男孩”。如果我们要说一些有争议的事，这必须是在我们自己的小圈子中。或者可以说我是那么认为的。
但是在我做《心神迷乱》的时候，情况完全不同了。和戴恩在一起，我第一次可以说我想说的话。我发觉我喜欢在采访中交谈、说些傻话。从那以后，你也许会认为和姑娘们在一起时如果再让我退居次席会很难，但是有趣的是，事实并不是这样。
我已经证明了我自己也能够出成绩，那给了我自信，我可以只是坐在那儿，听任别人对着我滔滔不绝地讲个不停。
事实上，我记得我们做过几次采访，当我确实决定要张开嘴时，那情形就好像，哦，我的上帝，维多利亚要说话了。
但是假如我突然一反常态、变得爱说话了，这就会彻底打破这个集体的平衡。那不是我要扮演的角色。作为一个“辣妹”，我是那个处在后面、嘴巴看上去有点翘、不苟言谈的人。“高贵辣妹”和维多利亚·贝克汉姆之间有很大差异。
“高贵辣妹”是我的一部分，永远都是这样，但只是一部分。
2000年11月，我被时尚杂志《Elle》命名为年度时装偶像。虽然我认为我对穿着很有鉴赏力，但是，如果你不反对我这么说，我的惟一诀窍就是我从来不追逐潮流——不是因为我傲慢，而是因为我不是衣服架，并不是每件衣服穿在我身上都好看。我一直知道如何以一种对我有利的方式进行着装——这在过去就是黑色、黑色、黑色，永远是黑色。但是，某一个具体的人穿什么好看完全取决于他们的体型——突出好的部分，努力掩饰不足的方面。就我而言，我的腿一直都是又细又长，即使在我胖得多的时候也这样，但是反过来说，我没有胸脯可言。
我最喜欢的是那些让女人看起来像女人的东西。所以我喜欢束身上衣，非常非常紧，把你的胸脯挤得高一些，把你的腰部束紧，突出你的臀部。我喜欢女人化妆、做头发，穿紧身、性感的衣服，我喜欢人们穿着有个性的衣服，做一些与潮流有区别的事情。
巴斯克衫之所以总是受到我的青睐，一个原因是虽然我的体型较小，但是我的腰从来不是最小的。如果我身上有什么需要锻炼，那就是我的腰、腹部肌肉。那不仅是因为生孩子的原因，还因为我的臀部一点也不丰满，我的身体上下是一条直线，所以，我需要借助什么让我看起来有一副女性的体形。就在几个月前，我穿着战斗服，帽子压得很低，有人走过来称我“先生”，以为我是个小伙子。
我想那就是我喜欢高跟鞋的原因：它们能改变你的重心，让你行走起来有女人味儿、性感。如果你穿上四英寸的高跟鞋，即使你一点胸脯都没有，你看起来也不会像个男孩儿。
我也喜爱魅力，我爱适合我的手包，我爱短裙子——就我而言，越短越好——我要么穿平跟鞋，要么穿特别高的高跟鞋。我的高跟鞋肯定比伊梅尔达·马科斯（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的妻子，生活奢华，有鞋若干）还要多。我最喜欢的皮鞋设计师是吉娜和莫罗·伯拉尼克。莫罗·伯拉尼克为我制作了结婚时穿的鞋，作为礼物送给了我。吉娜设计公司的首席设计师，埃伊丁·科达喜，穿着西服的样子就好像他在银行工作，但他是个非常好的家伙——如果我需要什么特别的东西，他就会为我定制。去年我过生日时，他们给了我一个惊喜，送给我一双高跟牛仔靴，鞋头和后跟是蛇皮的，在鞋帮上部用水钻拼出“维多利亚”字样。那双鞋式样很夸张，但是很漂亮。现在他们甚至生产一种靴，称为维多利亚·贝克汉姆靴。刚穿时显得很有朝气，而且新鲜，但是穿了几次以后，感觉就不一样了，我敢说，就过时了。
我的手提箱失窃后，吉娜为我提供了所有的鞋，而且不要我付钱。他太棒了，自从有了“辣妹”组合，我就一直请他为我做鞋。鞋跟总是很高，只能摇摇晃晃地走几步，所以穿着那样的鞋我从来没机会正正规规地跳舞。
我为演唱组带去的是魅力，我喜欢这么想。我的个性非常非常夸张——所以当我们在伦敦一家名叫G·A·Y.的同性恋俱乐部表演《心神迷乱》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他们喜欢我夸张的行为以及内在的魅力，在那种氛围下我感到十分放松。
梳妆打扮本身也有一点像表演——但是我喜欢认为我在白天的着装比较随意。几天前，我出去时穿了一条腰围32英寸的巨大的男裤，用一根漂亮的小肚链松松地挂在臀部，上身穿一件紧身短T恤，乳房被挤得快到脖子了。我并不想说我是最值得信赖的化妆师，但是现在我确实有了更加随意的一面，那得感谢大卫。
在化妆方面，我很幸运，能够听到一个职业化妆艺术家所有的新东西、新观念。我因此才能试试这、试试那，看看哪个效果好、哪个效果差。
还有头发，幸运地是我有一个顶级发型师为我选择最恰当的发型。并不是说有人告诉我做什么，我就一定会去做。我会听听人们说什么，充分考虑一番再做决定。但是我喜欢在错误中学习，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我一直那么做，我当然犯过错误，每个人都这样。但是至少那些头发得是我自己的。我把头发加长是因为一些很实际的原因，但是有一天我醒来想，我怎么会认为那个东西适合我的？我要立刻把它们去掉。我就会这么做。其他姑且不说，即便那是真头发，那加长的部分真讨厌，而且大卫也不能忍受让它在枕头上靠着他。
我和大卫在穿戴问题上观点非常相似，虽然我的裙子经常比他的理想长度更短、我的上衣领口也许比他真正喜欢的要低。
我们第一次穿相似的服装是在一次范思哲晚会上。我们刚从国外回来，因此没有专门买任何服装，但是我们知道其他每个人会为他们的服装计划几个星期。所以我对大卫说——我们都穿上黑色的皮裤子、黑色摩托皮茄克、黑色靴子、白色上衣——让我们来一次统一着装。
就算我们全裸着去也不会引起更大的轰动。那时没有哪一对夫妻出门穿同样衣服的。我记得我的婶婶和叔叔经常穿同样的衣服，我总是想，真是两个大傻瓜，他们以为自己看起来像什么？当我的妈妈和爸爸告诉我他们经常穿相配的T恤时，我能想到的只有那该多土气啊。但我从来没有自认为很酷。我几乎喜欢做些荒唐的事，再设法让它显得很时髦。
我和大卫总是讨论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而且可能要一起拍照，那么我们应该穿什么。比如，大卫从来不愿意穿粉红色和橘黄色，而我从来不穿棕色和红色——除非我们试图表达什么。
自从2000年春季，大卫一直忙于他自己的两件事，一件是他的书，另一件是独立电视台的记录片。它们在10月都问世了，而且证明在改变人们对他的看法方面是又一个里程碑。书本身倒没什么，这基本上是一本咖啡桌上作摆设的书，里面有很多照片，照片上的大卫看起来忒棒。关键是他上了“帕金森”访谈节目。
1999年我做过“帕金森”访谈节目，我认为那让我摆脱了“厌食辣妹”的标签。与那儿的众多访谈者不同，迈克尔·帕金森似乎认为他的工作就是让你显得很有趣。大卫访谈节目的第二天，那情形就好像，我的上帝，谁会想到大卫竟然是这么好的一个家伙？我想媒体本来已经相信了他们对大卫的那些可怜的偏见，他们本以为大卫的脑子长在踝关节附近的某个地方。
几周以后的记录片与此情形一样，人人赞许。这部记录片的播出距大卫被选为英格兰队长对阵意大利队的时间约一周。这个消息完全出乎意料。那天晚上他正呆在加利·内维尔的屋里，我不在的时候，他经常这样——我当时正在伦敦工作，住在我妈妈家里。他立刻给我打来了电话。彼得·泰勒刚刚打电话让他做队长。彼得·泰勒本是莱斯特城队的主帅，凯文·基冈退出后，他执掌了英格兰队的帅印。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见到过大卫如此激动。做英格兰队的队长一直是大卫的梦想。几个星期前，他已经担任了曼联队的队长，但是他说这只是因为其他人都不想做。因为大卫总是有一说一，我想他并不是谦虚。
但是英格兰队就不一样了。这一次大卫被选中领导他的国家队。对大卫来说，这是他最意想不到的荣誉，我只是感到心头涌起一阵阵的爱意和自豪。这个人在1998年7月曾经是英国最不受人欢迎的人，甚至就在六个月前，他还被看作是“国家的累赘”。
我不能到意大利观看那场比赛，因为“辣妹”将去斯德哥尔摩，在MTV音像颁奖典礼上演出。但是我们像往常一样整天都在电话里交谈，或者发送文本信息，我告诉大卫在瑞典发生的事，他告诉我在意大利发生的事。
后来我和大卫一起在家里观看了那场比赛的录像。也许那是不一样的兴奋，但是我的脸上始终傻呵呵地挂着笑。
我感到那么、那么自豪。经过了四年，我开始真正喜欢看足球了。我有点明白越位的规则了。
过去，每当谈到这个球员、那个球员的时候，我就会岔开话题，但是现在我发觉我在听。你们知道吗，尤塞比奥，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球员之一，只穿4号的鞋子，跟我的脚一般大。
我并没有说我对足球的热衷程度能和大卫的妈妈、爸爸相比——我感觉没人能和他们相比。我想，自从大卫开始踢球，他踢的每一场比赛泰德都从不错过，甚至桑德拉也只漏了一两场。足球是他们的生命。只要曼彻斯特有比赛，他们就会到场——有时一周来两次——所有的客场比赛他们也都去看，无论在哪儿。但是假如布鲁克林成了一个球员，我知道我也会和他们一样。
可是，如果让我完全说实话，我想我宁愿布鲁克林干点别的什么事，因为他将承受巨大的压力。人们会一直拿他和大卫——世界上最好的球员之一相比。那将永远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事。你不会希望这种事落在任何人身上。
但是甚至现在布鲁克林对足球的喜爱就已经让人难以置信了，显然，我恐怕非得让他继承他爸爸的事业了。他在厨房里刚走上几步，就站起身，把放在那儿的一只玩具熊踢到了厨房地板的另一端。他喜欢去看他爸爸踢球。我不知道布鲁克林是否认为他玩足球和大卫在球场上做的是一样的事，我只知道他就是喜欢足球。踢球是他的第二天性。
大卫的记录片的拍摄大约历时九个月。我们尽可能不让布鲁克林在记录片里露面，因为我们想尽量不让外界多了解布鲁克林——并不像报纸所说的那样。无论如何这会给他招来足够的麻烦。我也很少出现在里面——只有在公寓里的几个片段。事实上，非常有趣的是摄制组总是让我换上不同的衣服，结果好像我参与了更多的片段。
他们问及我们的事业，任何人都能看出来我们俩对对方的事业都非常支持。我知道对大卫来说，要想开心，他就得踢出高水平的球来。而我想让大卫开心。他所从事的职业可能给我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但这只是你必须接受的一个现实。大卫也一样。他只想让我开心，虽然我想他希望我每天守在家里，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但是他知道那会发生的，那是指日可待的事。
2001年1月，手提箱的故事结束了。那位“翻斗车”马克经查明是马克·奥利弗，他在两起指控他销赃的案件中被判有罪。我的一些衣服出现在他姐姐的衣橱里。我被传唤为该指控的证人，但是有一半时间我感觉审讯的是我，辩护方律师想就在翻斗车里，或是垃圾堆，或是后花园里找到相片框这件事发现我的破绽。
我的心怦怦直跳，我太紧张了。我在想，紧扣这一点，某个卑鄙的家伙偷了我那该死的手提箱，那是关键。你们搜查了那家伙的房子，在他的衣橱里发现了我的衣服，而现在你们却设法让我听起来像个罪犯，那家伙反倒是个好人，就因为他告诉了我他找到了我的手提箱和我的一些书。
被指控的另一个人是马克·尼波里特。所幸的是我无须见他——法庭让我们呆在不同的房间里。对马克·尼波里特的刑事指控因为证据不足已经被取消了——夏天他曾被拘捕，因怀疑其煽动他人进行谋杀恐吓。
民事案的结果要好得多。马克·尼波里特说我们找不到他的保密协议的原因是他从来没签过这样的文件，而他对1999年11月初那张空白协议上的签名一无所知，那个时间正是我们说他签字的时间。而律师所做的司法测试表明那确实是他的签名。
该测试和导致取消对吉尔福德四人案的有罪判决所采用的技术是一样的，用一个叫“爱思达”的东西，即静电检测仪。他们搞了一个叫“拓样”的东西，然后，这个签字的笔迹就可以用作法庭证据了。最后，这也许并不十分重要，忠实是保镖这个工作的一部分，但是，至少这个鉴定结论表明马克·尼波里特说谎了。
后来，法庭判决他交付损害赔偿金以及我们的诉讼费，还有那年夏天律师们阻止马克向媒体谈论有关我们的私生活的临时禁令得以变成永久性的——媒体称之为塞口令。
这个禁令来得太迟，没能阻止马克告诉安德鲁·莫顿，但是至少阻止了他将其变成一个专门职业。然而，也许他犯下的最大的罪却是我们无法对其起诉或将其拘捕的：正是马克导致我患了九个月的妄想症，他使得我认为谁都不能相信，他让我怀疑每件事、每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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