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学会飞翔：辣妹自传 > 第十六章 剪不断，理还乱
第十六章 剪不断，理还乱
他们刚乘机抵达圣艾蒂埃纳。世界杯在法国许多城市都有比赛场地，英格兰队的训练基地就设在布列塔尼的拉布勒。大卫说这只是一次短暂的飞行，现在他们正乘大巴由飞机场去体育场。
就在那儿大卫得知了我怀孕的消息。我对大卫究竟说了什么，以及他对我说了什么，其他人永远也不会知道。但他是那么那么的高兴。大卫一直就想有一个家，我们从一开始就谈论着这些。
不久之后，我们都去了一家英国酒吧，在那儿看英格兰对强队阿根廷的四分之一决赛。在世界杯比赛初期，主教练格伦·霍德尔因为没有让两位年轻的球星贝克汉姆和迈克尔·欧文上场而受到了媒体的攻击。这一次他们都出现在了首发阵容中，报纸上说这是人民的力量（尽管在“辣妹”面前他们不会这么说）。所有人都认为英格兰队调整到了最佳状态，这场比赛将非常精彩。尽管仍感觉不适，我还是决定去。
不管你怎么看待足球，世界杯总会引起你的关注——而且这场对阿根廷的比赛确实让人兴奋，特别是我，因为大卫踢得那么好。半场结束，比分是2比2平，下半场刚刚开始，阿根廷队的队长从背后冲撞大卫，大卫摔倒在球场上。躺在草地上的时候，大卫抬起了一只脚，那个叫迭戈·西蒙尼的人也摔倒在了草地上。
我亲眼目睹了这一切，我以及其他人都无法理解这有多么严重。因此当主裁判向大卫走过去，并且向他出示了一张红牌时，没有人能相信，我们从大卫的脸上可以看出他也无法相信。与比赛中发生的一半事情相比，这样小小的一个绊儿简直微不足道。毕竟，那个家伙是故意冲撞了大卫——在我看来是这样的。
几分钟之后我的手机响了，大卫在更衣室打来的电话。他很沮丧，问我从电视上看那个动作是不是很大，我说，我并不觉得有多严重。他说如果英格兰队输了这场比赛，几小时之后他就会和我在一起。尽管被红牌罚下意味着停赛两场，但他认为在全队离开之前，主教练不会允许他走。尽管我非常希望英格兰队能赢得世界杯，可是我怀孕了，我希望大卫和我在一起，并且大卫也需要和我在一起。一切都那么让人动情。
事实上，直到比赛结束之前，人们都相信英格兰队会赢，因为尽管大卫不在场上，英格兰队看上去也比阿根廷队踢得好得多。但是在接下来的点球决胜中，他们罚失两粒点球。英格兰队的世界杯之旅结束了。但是他们没有受到指责，格伦·霍德尔没有受到指责。没有。受到指责的是大卫·贝克汉姆。我不想再提指责大卫的文章中所写的内容，因为即便到现在我仍然觉得那太让人沮丧了。但滑稽的是，世界杯期间另外还有22名球员被罚下场，有人指责他们吗？其他国家尊敬他们的优秀球员，英国却喜欢对他们横加指责。
第二天下午，英国航空空司派了一架协和飞机去英格兰队的营地接全队回国。在希思罗机场大卫的父母被允许带着大卫的东西呆在海关境界的后面，在一间私人房间内接大卫。在乘下一班协和飞机去纽约之前，他差不多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刚从一架协和飞机下来又要乘另一架协和。
可是不知怎么的，媒体也设法到了海关境界的后面——两队摄像记者还有六个摄影记者，他说，在他去英国航空公司转机手续办理处时伏击了他，开始辱骂他。他们不仅拍照，你可以说这是他们的工作，可他们当面辱骂大卫，大卫惊呆了。在曼联踢球时，大卫已经习惯了口头上的谩骂，可这一次比他以前经历过的任何一次都要糟，因为太出乎意料了。他后来对我说：“是加利的话让我不至于失去理智。”
在去比赛的长途汽车上，大卫一直坐在加利·内维尔旁边。当我告诉他我怀孕了的时候，尽管当时他都高兴得快要爆炸了，可他什么也没说。可是比赛结束后，在所有那些事发生之后，他说他得把我怀孕的事告诉加利。
“加利真聪明。得知这一消息，他只是说‘太好了，大卫，这是最好的消息。’那句话让我的脑子清醒了一些。从那以后，我惟一着急的事就是赶过来陪你。”
我们正要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登台演出，一个男人恰好和我擦肩而过。就在那时，我屏住了呼吸，因为我看出了那个走路的样子。我不敢叫出声来——在我的紧身短裙和高跟鞋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快地向那个人走去，扑上前抱住了他。我们什么都不需要说——只是紧紧地搂着对方，颇有一点动情。接着我想起了手里握着的东西，把它交给了他。
这是我那天早些时候做的扫描偏振片。因为我的经期不正常，所以我不知道我大概怀孕几个月了。
“别让我哭，”当他紧紧抱住我的时候，我说。“那会冲掉我的睫毛膏，凯琳会生气的。”
我们哭了又笑，笑了又哭。我真是太高兴了。
我一发现怀孕了，就打电话要了客房服务点了太平洋油鲽、蔬菜、土豆和面包。
那感觉就像被电击了一样：孩子对我是最重要的。如果你怀孕了，而你又不吃东西，那对你的胎儿没有好处。我不在乎会发胖，不在乎我的长相。因为尽管在我遇到大卫之后，情况已有所好转，但是一旦你的饮食失调——我可能就有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我的体重从来没有轻到危险的地步——再恢复正常的饮食相当困难。旅途奔波以及大卫不在身边对我恢复正常的饮食都不利。一旦报纸上赫然写着“矮胖辣妹”或“胖辣妹”，我就会作出很坏的反应。我会看着报纸上登出的照片，说：“是的，你真令人讨厌。”公众说你得减肥。我完全迷住了心窍。这么说吧，我甚至测量过我的大腿有多粗。情况变得很古怪，以至于那些年我一直拼命地想瘦下去，可是却没有人知道我患厌食症是因为多囊卵巢。但我一旦发现自己怀孕，一切就都变了。
一开始，我感到非常不安，我知道我的饮食必须正常，因为我意识到自从美敦赫德和洁芮的事情发生以后，我还没有真正好好地吃过东西。现在，我一天吃三顿，碳水化合物、蛋白质，甚至脂肪：把黄油涂在面包、青豆和菠菜（增加维生素B）上。但我不吃巧克力或者蛋糕或其他这类食品，我知道我得吃一些健康食品。
大卫在“辣妹世界”度过了精彩的十一天——这是我们在一起时间最长的一次。可不幸的是我太忙了，没办法丢开工作去真正享受这一段时光。可是只要大卫在身边就很不错。大卫就是大卫，拉着我的手时他很高兴，把我的头摁在一只桶上或者一只碗上、逼我吃饭好像他也同样高兴。
尽管工作人员和舞台设备走公路，我们有一架五十座飞机供伴舞、发型师、化妆师加上所有陪着我们的家人乘坐。自从西蒙离开后，我们一致同意永远不再和我们的家人分开。离开家的三个月是很长的一段时间，有时你需要一位妈妈在身边。而且我又怀孕了，身边总有一位体贴的母亲真是太好了。所以不管那个人是谁，我们都把她当妈妈，和她坐在更衣室聊天。
这架飞机上的气味不对劲：一定是因为机上携带的食品。其他人都闻不到，只有我，一上飞机就开始恶心，而且这种感觉一直没停。
大卫到纽约之前，我告诉他我在耐克城里看见了一件特别酷的运动衫。
“什么样子的？”他说。
“鲜艳的黄色，上面印着‘巴西’字样。”
因为我们是在通电话，我无法看到他的脸，但从他接下来发的脾气中我能想像出来。
“不要以为你认识了一些巴西的足球名人，”他说得有点急促。
但第二天早晨他购物回来，我正在睡懒觉，他从门口扔给我一个耐克包，笑了。那是一件印着“巴西”的黄色运动衫。我第一次穿它是在飞往康涅狄格州的飞机上。我上了飞机，坐下来，闻到了一股怪味，然后就一直恶心，以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它。
在曼联的生活永无尽头，赛季前的训练在7月13日星期一开始了。我们在加拿大度过了最后一个周末，然后就只能说再见了。
接下来的六个星期我们都没有再见面，这简直太可怕了。他离开的时候，我藏起了他的一件旧衬衫，剩下的旅途中，我就穿着它睡觉。我睡觉前会想像他在做什么。如果是在同一个时区，这很容易。我们都在睡觉，我会知道他在想着我。但是处于不同的时区，他可能在做其他事，可能不是在想着我，至少那一刻没有。
为了不让我精神崩溃，我有了一个旅途中的家：那些姑娘们、凯琳、我们的形象设计师肯尼、伴舞卡明埃和路易斯、理查德·琼斯（现在是我们的巡演主管），当然还有从伊斯坦布尔就和我们在一起的乐队，他们不仅极有天分而且都是很容易相处的好人。大卫离我这么远，所以他们都帮我摆脱烦躁的情绪。
那么，按照摇滚乐的好传统，让我来为你们介绍一下他们。说到打击乐器，我向你引见费格斯·葛朗德，一位顶级音乐家，特别可爱，非常频繁地变换头发的颜色。
接着是鼓手安迪·冈噶迪恩。安迪有自己的招牌形象。他经常在长裤外面穿上肥大的裙子，配着大大的长筒靴和罩衫。他的特别之处就是他那顶奇怪的帽子和从帽子底下伸出来的鬈发。他有着古怪的双重个性：特别害羞却又非常固执。
下面让我们鼓掌欢迎我们的键盘手西蒙·埃利斯，同时也是我们的音乐监制，他确实特别有趣，一个绝对的喜剧演员，总是模仿别人，发出滑稽的声音。
让我们欢迎另一位键盘手迈克·马丁，一个黑人，身体非常好。他过去总是穿着战斗服和紧身上衣。我们称他为“情人·情人先生”，因为他经常扭动着他的臀部。他对音乐很有感觉。
我们的主吉他手保罗·金德勒，一位从事音乐行业多年的杰出音乐家。尽管他非常不喜欢与人交往，但他非常友好，脸上总带着快乐的笑容。
最后是我们的低音吉他手，史蒂夫·勒文森。他留着吓人的长发绺。个性非常善良、可爱。旅行途中，我经常和他谈个没完。
我一有机会就会给大卫打电话，但是这不太容易，特别是我们到了西海岸就很难找到一个我和大卫都醒着的时候。并且如果大卫随曼联队外出踢比赛，他们都不会为我接通电话。这让我无法忍受。
我感到很孤独。当我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我会在背景里听到“伦敦东区人”节目，还会听见妈妈说：“把电视关小一点，克里斯琴”，然后，我又听见她说：“把炉子上的蔬菜端下来。”挂了电话，我就忍不住哭了。所有那些平常的事情。我太想他们了。回家后我发现，离开时还是个姑娘的妹妹现在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家里的小宝贝弟弟长出了短胡子，还有了腋毛，又交了女朋友，有了自己的思想，并且开始工作了。
如果四年以前你问我，我的旅馆房间外面有风景可看有多重要，我会说我不在乎，而现在我整天都呆在旅馆的房间里，我无法忍受那种被禁闭的感觉。我得感受自由，即使是看日落或看月亮这么小的自由。那是大卫也能看到的同一个月亮。一有机会我就会站在窗口直愣愣地看着。我一直有幽闭恐怖症，我不喜欢火车和飞机上的洗手间。
大卫离开之后，我们在美国也遇到一些令人高兴的事。在明尼阿波利斯，更多的人到后台来看我们，其中包括“王子”乐队。“王子”就坐在舞台旁边的小包间里，这太让人惊喜了。和他在一起的是一个叫吉米·杰姆的家伙，——一位黑人制作人和作家，这简直是双重惊喜。从很久以前开始，他就一直和珍妮特·杰克逊合作，完成了所有歌曲。能和这样一位歌曲作者和制作人合作，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就像所有人遇到自己心目中的英雄时一样，我们一下子都笨得说不出话来。
“知道吗，”吉米打破了僵局，“我绝对是你们的歌迷。我妻子给我买了一件‘辣妹’T恤衫。言归正传，你们愿意和我合作吗？”
我无法相信他会这么说。事实上，我们想问：“你愿意和我们合作吗？”后来他和他的搭档特里·刘易斯为我们的第三张专辑写了三首歌。他们一起被称为杰姆和刘易斯。
这时候，“王子”就坐在那儿，穿着天鹅绒的长裤，在分开的两腿之间夹着一根银顶拐杖。我知道他身材矮小。但事实上，他不仅是小，应该说非常非常小。但是每一英寸都透着一个真正的超级巨星的光芒。他的鞋跟很高，尖尖的下巴使他显得很瘦削，脸上化着浓妆，头发拳曲，经过许多打理。我记得他看起来就像刚从台上下来，当然，他没有。在台上的是我们。他用低低的、沉静的嗓音说我们的演出太棒了。然后又是一阵沉默，直到爱玛说：“那么，我们怎么称呼你，我是说，既然你不再是‘王子’了？”
他回答说：“你可以叫我‘朋友’。”
六个星期，104场演出之后，我们回到了英国。这是最成功的一次巡演。我们没有意识到有多成功，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切顺利。但是除了“甲壳虫”，没有其他流行乐队能做得和我们一样。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没有遇到竞争对手。在美国没有与我们相似的乐队组合。西雅图的乐队像“涅磐”和“珍珠酱”，他们的歌曲都是关于死亡和毒品的。从“新街边仔”以来，在美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称之为流行乐。那时我们只为演唱会的票房而高兴。我们不理解我们所做的一切的重大意义。
但是“辣妹”的成功表明那儿有一群年青的观众想找到乐趣，但却没有被开发出来。只是在我们成功之后，流行乐才开始在美国起步，出现了一些人，如布里特尼·斯皮尔斯和恩辛克。我们为这样的行动打开了一扇门。
除了“甲壳虫”之外，其他一些在美国取得成功的乐队都是重金属乐队，比如莱德·齐柏林和“滚石”乐队。但他们却有行为不端的恶名。我们是在美国巡演的乐队中惟一完成所有表演场次的乐队，一场也未被取消。当我们从达拉斯直接飞抵希思罗机场时，我感觉就像完成了罗马教皇的使命，在回归天国前亲吻土地。但我决定还是等过了海关亲吻大卫吧。
巡演还没有全部结束，在英国还有几场预定好的演出，可是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我们每天的工作时间从来没有少于十六小时。现在恶心的症状已经停止了，可是三个月来这就没停过：早晨恶心、下午恶心、晚上恶心，最糟的是上台之前也恶心。
奥尔德里埃吉的公寓依然是毛坯，大卫还住在沃斯利。装修房子本来就已经够难的了。何况你还在四千英里以外，要装修房子完全是疯了。我绝对清楚我想要的样子，我也不打算让室内设计师替我做这一切。因此，每当妈妈来看我，都会带几大包的装修材料给我看，像瓷砖、布样、水龙头、门拉手。
在美国，我和大卫很少有人打扰。但一回到英国，特别是我现在怀孕了，事情又像往常一样了。一天晚上，在谢菲尔德的演出结束后，大卫开车来接我。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很快脱下演出服、套上一件浴袍、穿上软底运动鞋、钻进车里、穿过任何一场体育馆演唱会后都会有的拥挤的人群。那天晚上，我们也是这样做的。大卫在体育馆的后门通道准备好车，下台后仅过了两分钟我们就已经上路了。到曼彻斯特我们就得穿过潘尼斯的一条偏僻的路。开了二十分钟后我觉得有人跟踪，后面那辆车的车灯离我们太近了。可我们很难确定，因为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不管是谁在后面驾车，他开得太危险了，离我们这么近，想要超车，在这样一条弯弯曲曲的路上超车是很荒唐的。他的车头灯完全打开，这样的事在任何时候都够糟的了，但在你怀孕的时候，那情形就更吓人了。你不仅替自己担心，也为你的宝宝担心。
“那个白痴究竟想干什么？”大卫说。“为什么不超车或跟在后面？”
“也许他在跟踪我们，”我说。因为我有这种感觉。在比较直的路段上，大卫减慢了车速，如果他要超车的话，他可以超过去。
“如果他不当心的话，他自己会死，还会拖累我们。”
因此开到中途，我们在一家汽车修理厂门前停下车，希望这个家伙能够开过去，同时我特别想喝点饮料、吃点甜食：看到那些以前从来不吃的东西，我也有了食欲。
我们站在柜台前，我正穿着“辣妹”巡演浴袍，后面印着“高贵”字样，这是大卫让阿迪达斯（他与其有赞助协议）为我们所有人定做的。我感觉有人站在我后面。太近了。我转过身的时候，听到了再熟悉不过的声音——照像机走片的声音。尽管我刚才没有看清后面车上的司机，但我知道就是他。因为这不只是某个人为“高贵”拍张照拿给同事看，从他开车的方式就知道他是职业记者。当我们在修理场停下来的时候，那辆车已经开过去了。这个混蛋肯定又调头回来了。
“你知道你究竟在做什么吗？”我说，或者可能是大喊。不管怎样，我用的是所谓的反问句。他在做什么很明显。接着我变得非常气愤。
“你也看到了，我怀孕了。我不需要这个。你先是阴险地跟着我们，接着又拍照，你为什么不滚开，不要来打扰我们？”
大卫走过来挡在我面前，一把抢过这个白痴的相机，递给我。此前我一直很生气，却一点不害怕，可是现在我开始发抖。大卫让我回车上去，他则站在我和这个白痴中间，以免他跟着我。这个白痴冲我大声喊叫着，要我把相机还给他。
我感到很脆弱，我非常清楚自己的体内有个未出世的宝宝，我必须保护他。突然我感觉我流下了眼泪。我只想离开那儿回到车里。那个家伙开始推大卫，大卫把手举到空中，不想与这个白痴纠缠在一起，因为你知道他接着就会声称他受到了攻击——这个家伙设法推开了大卫，我不知道那道门是该向前推，还是向后拉，而且我手里还拿着相机，就是打不开那扇门，这时我觉得我的浴袍被那人拉住了，我转过身尖叫：“把你的手拿开！”这时大卫把他推了开去，替我打开门，当我向车跑去的时候，大卫用遥控钥匙打开了车门。为了不让那人追过来，大卫只是站在他前面，好像在盯防他。一看见我进了车，大卫也冲进车里，然后锁上车门。那个家伙就站在车外咒骂。我们报了警。
警察来了之后，我走出车外，把相机放在一堆报纸上，然后开车离开。我感觉糟透了，浑身发抖，大卫用了很大的耐心才使我安静下来。第二天，那个摄影记者给大卫的经纪人打了电话。那个混蛋指控我们砸了他的相机。事实上，我们根本没有。让我非常生气的是大卫的经纪人付了钱。为了生活平静一些，他说。
温伯利一站很奇怪。那应该是巡演的高潮——荣归故里。从某个方面说是这样。站在六万人面前，我想起自己曾经作为他们其中的一员观看迈克尔·杰克逊的演出。而现在演出的是我们。那气氛真叫人难以置信。洁芮可能会为没能在温伯利体育场演出而后悔离开乐队。
世界巡演一开始我们在温伯利舞台演出时，洁芮就站在我旁边，这时那么多人里面偏偏雷恩小姐出现了，不停地说着“精彩极了，亲爱的，我早就知道，亲爱的……”之类的废话。我听任她信口胡诌，一言未发。我没有必要说什么。我只是看着她。她明白。
这一次从雷恩学校来看我的人就好得多了：莫林和格云·休斯。我妈妈听说他们的女儿病了，坐在轮椅上，就把他们都安排进来。演出结束后，他们来到了后台。
巡演结束后没有举行派对。我们都太累了，我们的生活开始向四个不同的方向发展。梅尔·B怀孕了，梅尔·C开始制作个人专辑。而我只想回家，做个普通人。我已经厌倦了报纸上的照片。我厌倦了这一切。
大卫认为我们首先需要休息一段时间，去一个阳光灿烂的地方，在那儿我们可以慵懒一些，而我也不用化妆，不用为任何事烦心：这就是埃尔顿的家。因此，第二天我们就到了那个池塘的边上，埃尔顿的管家，洛朗，说有电话找我。
“是洁瑞。”
“哪个洁瑞？”
“洁芮·哈利维尔。”
我非常惊讶。她离开乐队已经快四个月了。虽然我们曾经想和她谈谈，但是我们没有听到一个字。所以这次通话显得有点不自然。我说，你好吗？她说，听说你快生孩子了，真是太棒了，然后又说，今天晚上在乔治·迈克尔家见面吃顿饭怎么样？在圣特洛佩，她就住在他的家里。
“太棒了。”我说。因为我就是这么觉得的。我没有时间仔细考虑。
去圣特洛佩乘直升机最方便。因此洛朗送我们去了尼斯机场。乔治·迈克尔家来的人在那一头接我们，洁芮穿着一身黑色的衣服，抱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站在前门接我们。
接着都是一些“你怀孕了，真是太棒了”、“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话。我在想我的老搭档真的想和我言归于好了。然后她又说，计划有了一点小变动，我们不在家里吃饭了。
“乔治安排好了让我们出去吃，”她说。
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假如我知道要出去吃饭，我根本就不会来，因为我会想：有可能被拍照——“姜汁”与“高贵”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所有那些报道。
最后我别无选择。摄影记者聚集在饭店的门口，拍照、闪光灯。这肯定不是安排好的，对吗？
可是几天后，照片登出来了，她居然没有打电话来道歉或者说点什么，这时我开始怀疑了。难道我不知道她出了一张唱片？不，我不知道，她什么也没说。令人悲哀的是那天晚上我真的很愉快。
9月末的一天早上，我正坐在戈夫橡树的厨房里吃早饭，我父亲进来了，像往常一样手里拿着一大堆报纸。我记得那是星期三。《每日星报》头版的小部分、对开页以及中心页跨页图登着一幅裸体女人脸朝下躺着的照片，大奶子露在外面，一副生气的表情，化着浓妆，总的来说有点不男不女。文章说大卫在遇到“高贵”之前和这个姑娘约会，等等，等等。她还说她经常想早点上床，而大卫宁可熬夜和她爸爸一起看足球赛，这让她非常厌烦。还有他在床上如何这样、那样——媒体就喜欢干这些下流的事情。
没关系，那是发生在我遇到大卫之前，而且她也说以后再也没有了大卫的音讯。但是当你怀孕了，你就会感到很脆弱。我给大卫打电话，他说对此他觉得很难过，但是，不错，那是真的。他曾经和她约会，但那是遇到我之前很久的事了。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当你怀孕了、身体软得像布丁时，你不想听到这样的话。
两天后，星期五，我和我妹妹还有玛丽亚露易丝去了健身房。我正在跑步机上跑步，手机就放在跑步机前端的控制钮旁。这时，电话响了。
大卫。
嗨，你好吗？我很好。你在哪儿？在健身房，跑步机上。
“有什么事吗？”我说。因为报纸上的报道我依然感到不快。
“我接到电话说明天报纸上会刊登另外一个故事。”
“噢，什么故事？”
“某个女孩说在你外出巡演期间，她和我通过几次电话。”
“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会尽力了解更多情况，然后再给你打电话。”
我还在跑步机上，这会儿我加快了速度。
电话又响了。
“怎么样？”
“坏消息，这个女孩想说明发生了更多的事情。”
立刻我觉得整个胃都翻了过来。我狠狠地挂断了电话，放声大哭。这时整个健身房的人都在看着我，我还在该死的跑步机上跑着，完全地歇斯底里了。这时健身房的主人，一个叫做丹尼的家伙，把我们三个人推进了一间储藏室，因为那时所有人都停了下来看着我们，就像发生了交通事故一样。
我们在储藏室的时候，大卫又打来了电话。
这一切都与他一个叫蒂姆的朋友有关，蒂姆在曼彻斯特一家商店工作，球队经常去那儿买服装。我见过他几次，他显得很友善。他非常喜欢和足球名人们交往。蒂姆和大卫一起出去，蒂姆一直和这个姑娘套近乎。这和大卫没有丝毫关系。
丹尼让我们离开了更衣室，我妹妹和玛丽亚露易丝带我回了家。我气疯了。回家之后，我又开始尖叫、大喊、诅咒、歇斯底里。我妈妈不停地说她不相信大卫会做那样的事，她从未见过有什么人对爱人如此忠诚。
事实好像是蒂姆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这个女人，可是当蒂姆的未婚妻发现的时候，他就决定把这件事推到大卫身上。
大卫一刻不停地给我打电话，说他以我们未出生的孩子的性命发誓他从未做过任何事。可是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我的荷尔蒙都集中在一个地方，我变得非常情绪化。我就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做什么。我真想自杀。
大卫乘大巴正在去南安普顿的路上，因为他有一场比赛。而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
十点他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自己的房间里。为了明天的比赛，整个球队都像听话的小男孩一样被要求回到营地美美地睡一觉。而我却仍然处于癫狂状态之中。
“你不知道你都做了些什么。”
他的心情也很差，发誓说什么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没有。
“我几乎已经记不起那个女孩了。维多利亚，请你一定要相信我。我的意思是，我还能说什么呢？我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
那时大约凌晨两点半，我只是躺在床上，我的眼睛都哭肿了，既不能闭上也不能张开，我只是躺在黑暗中，把头埋在枕头里抽泣，这时大卫走了进来。
他给科斯塔打了电话——就是当初开车送我们去看电影的那个司机——大卫让科斯塔在旅馆外面接他，给了守门的家伙五十英镑，溜了出来，没有让任何人知道，特别是阿莱克斯·弗格森。他事先打了电话，告诉我妈妈他要来，叫她不要告诉我，他看上去有点可怕。他只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平底人字拖鞋，就像要去海滩或是其他什么地方。
他想吻我，但我把头埋在枕头里，叫他走开，别烦我。
“我哪儿也不去，维多利亚，我们得谈谈。”
我们谈了，直到曙光从窗帘射进来。我确实相信了他。最后我肯定他绝对是清白无辜的。这不是因为他说的任何话。从他脸上我就能看出来，他已经完全不知所措了。
七点钟有人按响了门铃，是科斯塔。大卫得赶回南安普顿的旅馆，这样当球队吃早饭的时候，他就会到那儿了。
我已经几乎把整件事情都想清楚了。我知道报纸上会登出一些糟糕的事，但我一定不能看。这都是些谎言。都是谎言。我下去开门让科斯塔进来。我认识科斯塔有些年了，他住在沿路的巴内特，因此我们说了一会儿话。他对所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只说，早上好，维多利亚，夏天快结束了，你不这么认为吗？等等，等等。他接着又说：
“噢，我给你带来了报纸。”
我知道我该把它们扔进垃圾筒。但我没有那样做。首先，它出现在《太阳报》的头版——一张我和大卫的照片——我们微笑着，显得很高兴，还有那个女孩，染成条纹状的烫发，看上去很让人讨厌。接着，里面有两版的详细报道以及这个粗俗的女人和她双胞胎妹妹的照片。报道都是关于他如何捏她的屁股、吻她。而其时我在美国怀着大卫的孩子，呕吐得内脏都要出来了。他怎么能这么对我？
“那么，你要去看比赛吗，维多利亚？”
我父亲。
“不，爸爸，我才不要去看那该死的比赛。”
幸好我没去看那场比赛。现在那些球迷有了一首新曲子。“没有荡妇在身边，贝克汉姆不进球。”
但我确实出去了，到切斯亨特，布罗克菲尔德购物中心的马克斯&斯宾塞买了一些虾。我只想吃点虾，而且我不想接电话，也不想听到电话铃响，那声音就像球场上那些可怕的辱骂。因此我把帽子压得很低，走路快得能参加奥运会，但是他们就在那儿，媒体，对着我尖叫，满脸堆笑。“喂，‘高贵’，看过报纸了，是吗？”
真奇怪，英国居然废除了公开处决或者向带着枷锁的人扔烂白菜和萝卜的做法。很明显这种做法在英国很有市场。
大卫和我一直在谈啊、谈啊。比赛前、中场休息时、比赛结束后。他说今晚我们再继续谈。
这样，比赛后的那天晚上，大卫走了进来，我径直向他走过去，扑向他，猛击他的脸。砰、砰、砰。我本来没打算这样。以前我从未打过什么人。这只是一种本能。我打得太重了，他的嘴被打破了，血顺着下巴流下来，即使这样，我还是觉得愤怒、受到了伤害。
房子外面挤满了摄影记者。他们像秃鹰一样守在那里。我能从卧室的窗帘缝里看见他们。他们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呆着？
第二天，情况变得更糟了。现在每份报纸都在报道一个叫爱玛·赖安的《太阳报》三版女郎和她的裸胸照——那么，这就是她选择的职业。可现在又有一个从角落里爬了出来——大卫怎样秘密地与利萨·海姆斯约会，他在南波特市的一间酒吧里遇到了这个女人。她继续说他如何经常给她打电话，聊很长时间。现在我又变得狂躁不安了。奇怪的是我确实相信他，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但是我为他让我陷进来的困境而感到生气。
现在报纸上都在写我有多么生气。但我不会让流言和谎言破坏我们的关系。这和他们无关。这是私事，绝对的私事。我会让他们明白的。
我决定惟一的办法就是厚着脸皮去面对这一切。毕竟我们不能永远躲在屋子里。因此，我随便化了一下妆，心里想，干吧。就这么干。就当这是工作。就这样我们出去了，手牵着手，我笑得就像一只该死的长臂猿，就在我上车的时候，我在大卫的屁股上捏了一把。按那个女人的说法，大卫正是这么对她的。这些蠢材不大可能领会这个讥讽，但是这对我有好处。
我的情绪就像是跷跷板。这绝对是一种痛苦，像是在受刑。如果有人对我说：好吧，电闸在这里，可以让一切都终结，我会立即去拉那个电闸。我只想摆脱这一切。我再也受不了了。
星期一，这种情形还在继续。那是颁发“迪斯尼奖”的日子，大卫赢得了最佳体育个性奖或是其他什么奖：“辣妹”也获得了什么奖。我需要这个吗？房子外面是媒体；在颁发“迪斯尼奖”的地方，围着老“维珂”的是媒体；里面还是媒体。好像“高贵辣妹”在表演她的生活。不是有人说我不会表演吗。
到了星期三，那些报纸对它们自己的报道也厌倦了。妈妈说我们应该离开一阵子。可是离得开吗？大卫星期六在温伯利球场要参加英格兰对保加利亚的比赛。每个人都说我该去。如果我不去，他们声称将惩罚我。
格伦·霍德尔已经安排球员的家人和妻子回到英格兰队常驻的伯纳姆比奇斯准备庆祝。和往常一样，有一辆大巴来接我们，但是我无法忍受乘大巴，因此我问我能否坐我父亲的车。然后我和我父母同乘一辆轿车前往，这时电话响了。是阿伦，我们的公关事务经理。又有一个女孩出售了她和大卫的故事，明天见报。
因此我给坐在大巴里的大卫打了电话，大卫在电话里有点声嘶力竭。
“我向你发誓，宝贝儿，我发誓我对此一无所知。”
当我在伯纳姆比奇斯从车里出来时，大卫已经在等我们，他径直向我母亲走去，抱着她，哭了，并且说，我发誓，我发誓我与这些姑娘一点关系也没有。
我只是站在那儿，僵住了，就是动不了。那天夜里，我没睡，就那么等着第二天的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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