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学会飞翔：辣妹自传 > 第三章 某个年龄
第三章 某个年龄
和我一样，爸爸完全是个工作狂，他从来停不下来：如果他不在办公室，他就出去送货；如果他不是出去送货，他就在花园里穿着高统靴清除池塘里的草；或者把游泳池里的苍蝇弄出来，或者修锁，修吱吱呀呀的门。接着他的电话就会响了，你只能听到对话的一方。比如：“你要让我哭了，基思。”
“你在等我开始拉小提琴吗，特尔？”
还有更好懂一些的话，如：“告诉瑞假如他能把每件的价格降百分之十五，那就成交。”
站在我父母家外边等着抓拍我和大卫照片的摄影记者认为我们总是有东西往外送：货车停下来，箱子签字交接。
他们不知道大部分只是运到车库去的电气部件。在戈夫橡树房子的车库里，你看不到一辆车，只有电线和成箱的插头、插座。楼上是爸爸的办公室。人们总以为是一个有司机、销售员的大批发公司，但是，这里只有他一个人。
每当爸爸有紧急定单，他就会把需要的所有零件都搬到大厅来，然后我们就组成一个微型生产线。
“快点儿，孩子们，”妈妈就会叫道。接着我们就都跑进来，坐在分配给我们的一堆东西前。工作成了游戏：我们都有专门的事要干。克里斯琴，我弟弟，因为他最小，会从这些东西里挑出一个递给我。然后，我就从我那一堆螺丝或者无论是什么里面加上一个部件，再递给露易丝。露易丝再装上别的什么，递给妈妈，妈妈再加点别的什么。爸爸最后检查我们的产品，把它包装起来。我们是灯具组装、电气部件领域的冯·特拉普（美国经典音乐片《音乐之声》中的人物，家有七个孩子）一家。这个我们做了若干年。
从我很小的时候，我就记得爸爸一遍又一遍说着同样的话：“如果要想把事情做好，我一定要自己做。”
“但是你工作这么努力，工作这么长时间，”我们就会说，“你累了，你本来可以拥有丰富多彩的社交生活。为了你获得的东西，你工作得如此辛苦。你应该出去走走，多度假。”
但是，他回来时总说着同样的话：“要想做成什么事，我就得自己做。因为我不能依靠别人去做。”
爸爸是一个完美主义者。这让我妈妈很生气，因为如果他不能按自己的方式行事，他可能会相当蛮不讲理。那真让人懊恼。要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
80年代，爸爸的生意做得很好，他买了一辆二手的劳斯莱斯，“银影”MK2型，棕色，但是，媒体喜欢称之为金色。爸爸童年生活窘迫，他决心自己要做得更好，拥有一辆劳斯莱斯一直是他的梦想。滑稽的是，他对车并不那么感兴趣，这和大卫截然相反，大卫是个车狂。因此，大卫在那儿谈论引擎规格、制动马力和扭矩时，爸爸看上去一脸的茫然。大多数时候，他都不知道如何打开引擎盖检查引擎。
从一开始我就恨那辆劳斯莱斯。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相比，我们周围的人也许相当富有，但是那并不意味着他们有劳斯莱斯。我们受到了如此多的嘲笑。我、我的弟弟和妹妹经常恳求爸爸用那辆送货车带我们，但是这就像对着冰柜讲话。
他现在说那时我们并不经常乘劳斯莱斯，只有当他去见客户的时候才开。但是，那辆车影响了我的生活。为什么我们不能像阿曼达·戴维斯家那样买一辆梅斯特罗（英国车，全名奥斯汀·梅斯特罗）呢？她的眼镜、她的高跟鞋，我想要的每样东西她都有，而我和露易丝看起来就像是为三星鞋做广告，鞋子擦得锃亮，而且一模一样。
我妈妈一直想要一对双胞胎，因此我和露易丝就成了她从未得到的双胞胎。我们到哈洛的“哈维”购物中心买衣服，回来的时候每样东西都是不同颜色的两份。有一年圣诞节，我们甚至得穿同样的灯笼裤，只有颜色不同。我记得有一次妈妈甚至为我们用钩针编织同样的衣服。露易丝无所谓，她不仅漂亮、伶俐，而且比我小3岁，而我是这么个没长牙齿的丑小鸭。以她的雀斑、拳曲的红发以及完美的皮肤，露易丝属于那种能赢得漂亮宝宝比赛的小女孩儿。她小的时候，在大街上，完全陌生的人会走到她跟前。
“多可爱的头发。”
妈妈就会微笑着，露易丝也微笑着。
“多漂亮的宝宝。”
这时，露易丝就会咯咯地笑出声来。
我知道我不漂亮。每个人都喜欢露易丝。他们不喜欢我。谁会怪他们呢？谁让我脸上千瘪瘪的，头发向后梳着，看起来就像一个被人收养的孩子。
有时，甚至我妈妈也不好，比如告诉我不能穿高跟鞋。
“我不会允许你看上去像个妓女，维多利亚。”
她什么意思，一个“馅饼”（tard一词兼有“妓女”和“馅饼”的意思）？哪种馅饼？我外婆有时做黑莓馅饼和苹果馅饼。在布罗克斯堡有一家商店卖馅饼，上面有可爱的草莓和黑莓，做成各种花色。
那么眼镜怎么样？它们会让我看起来像“馅饼”吗？
“不要这么傻，维多利亚。”
“那么，我能买吗？”
“不，除非你眼睛有问题。”
在我学跳舞之前，我妈妈曾送我去上钢琴课。我外婆的钢琴弹得很不错。她不会读谱，但是她什么都会弹，从《把桶滚出来》到“甲壳虫”乐队的歌，甚至《荣誉》。什么东西她只要听一遍便能弹奏。
滑稽的是我的老师，她叫亚当斯夫人，她是一个寡妇，住在布罗克斯堡一条宽阔的大街上一座很大的半独立的宅院里。虽然有很大的窗子，但即使是在夏天，她也总是把里面的灯开着，因为房子周围的灌木和树长得太茂密。房子里面很可怕：每样东西都又旧又脏，散发着霉味、樟脑丸味以及猫身上的气味。不只是一两只猫，而是数百只。我想那些猫她肯定是捡回来的——她是那种从来不把东西扔掉的人。钢琴是深棕色的，琴盖每次打开或合上时都吱吱呀呀地响。惟一的灯是高高地挂在天花板上的枝形吊灯，一半的灯泡已经不见了。这是一幢破旧的房子，而亚当斯夫人可能和这幢房子一样老，灰白的头发拳曲着，头发稀得你能看到她的头皮。我记得有一次对妈妈说，如果我正在那儿上课的时候她死了我该怎么做？我给谁打电话？
就像对阅读一样，我厌倦透了。我们练习音阶和一些无聊的调子，如《老麦克唐纳有一个农场》。亚当斯夫人是一个特别让人感到不舒服的老女人，总是对我抱怨个不停。有一个东西叫节拍器，据说是用来帮助你保持节拍的。这是一只三角形的棕色盒子。你把前部拿掉，在侧面把发条绞几圈，接着这根大针就会摇过来、摇过去，像车上的刮雨器。滴嗒、滴嗒、滴嗒、滴嗒。你可以把它由快调慢。但是无论她调多慢，我总是跟不上。对亚当斯夫人来说，我的手指抬得从来都不够高。它们应该弯得像鹰爪。她常常在我手指下放一根尺以防止它们耷拉在键盘上。有时，她就用那把尺猛抽我的手指。
她的教学方法没有任何现代的东西，没有什么能让我这个年龄的人感兴趣。甚至外婆弹的我爸爸那个时代的“甲壳虫”的老歌也比我要练习的那些玩意儿好。一天，我在同一张乐谱上盯的时间太久了，乐谱开始变得模糊。因此，我对亚当斯夫人讲，我不能再练了，因为我看不清乐谱。她就告诉我妈妈我的眼睛出问题了。我当时并不知道如果你盯着一个东西太久都会发生这种事。
因此，我终于要戴眼镜了。为了防止他们以为我的视力还不够糟糕，我决定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他们举在你前面的那些字母你都看不见。哪怕是那些大个儿的字母。妈妈真的担心起来了。
“看到那辆客货两用车吗，维多利亚？”她的意思是我得把车牌号读出来。
我们要去学跳舞了。妈妈从学校把我接上，那段路开始了。从“新门大街”路下来，到十字路口，穿过村庄，进入切斯亨特，从A10公路下开过，到卫理公会礼堂或者叫童子军棚屋。大约15分钟。
“太远了，妈妈。”
“不，不远。试试看。”
但是这时候，那辆客货两用车左拐右拐，或者超了一辆公共汽车。所以，她就重新找了一个目标。
“那辆阿斯特拉看得清吗？”
我胡编一气。
或者我们因红灯停了下来，这样，小汽车或是卡车近得连鼹鼠都能读出它的号码。
但是，我就是看不见。妈妈想我要瞎了。她这么煞费苦心。最后，他们带我去了哈里大街一个眼科专家那儿，做这个测试、那个测试。身穿白大褂的那个人给我戴上这些很重的架子，然后插进去不同的镜片，先是右眼，再左眼，一个镜片摞在另一个上，直到重得我感到鼻子都快掉了。
“好了，维多利亚，那怎么样？”那个男人说，把另一个镜片放到了架子上。
“哦，是的。现在我看得好多了，谢谢你。”
我感到很得意。而且这一次不是谎话，我真的能看得很清楚了。现在只是挑选镜架的问题了，在哈洛的一家商店我曾看过一副，很喜欢。
我的兴奋很短命。因为后来才知道他最后插进去的镜片只是玻璃，我的眼睛一点问题也没有。因此，我一直也没能得到那副眼镜，至少好多年之内没有。但不管怎样，钢琴课就此结束了。
我一点也不介意往返布罗克斯堡的那段路，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和妈妈在一起。我不知道这是否因为我确实没有朋友而只有靠着妈妈才感到安全。我过去常常以为我的头顶系着一根绳，把我和妈妈连在了一起。假如我们在大街上走路，比如有一只垃圾箱，我就一定要以和妈妈一样的方式绕过垃圾箱，否则的话，我就会感觉这根绳乱了，继而我的脑子也会跟着乱。有时我走到街尾，意识到我绕过灯柱或者什么东西的方式不对，不是我妈妈的方式，我就得走回去，用妈妈的方式绕过灯柱，要不我会感到心里打了结一般。
这像是一种精神折磨。有点像你听说过的有强迫症的人，出了门后，上帝啊，我锁门了吗？然后走回去察看一番；接着还一样，上帝啊，我锁门了吗？再走回去。就像那样，只不过，我会想，我绕过垃圾箱的方式对吗？或者绕过汽车的方式对吗？我从来不像我的弟弟妹妹。他们离开家从不会感到困难，总是参加学校旅行一类的活动。而我不行。
一天晚上我们住到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家。我的妈妈、爸爸要开一个晚宴什么的。希拉姑妈是我爸爸的姐姐，她比他大好多。她和艾里克姑父有一个女儿卡伦。总之，妈妈、爸爸开车把我们送到位于托德汉姆的他们的家里。这是我第一次离开家，我真的不想去。因此，这一切对我，而言有点像一次冒险。我们卸下行李后，希拉姑妈和艾里克姑父带上我们所有人到了A10大道上的一家很大的老式餐馆——牛肉馆之类的地方。
这家餐馆是错层式的，我们在楼上。虽然爸爸妈妈刚走了大约半小时，我已真的想家了。在食物上来之前，我去找洗手间。我站在楼梯平台那儿，看着双车道上来往的车，就是看不到我爸爸的劳斯莱斯，想到没和他们在一起，我感到十分惊慌失措。
我回到座位上，每个人看起来都很开心，我却相当紧张。我一旦紧张就笨手笨脚。不知怎么回事，我把吃牛排的刀碰掉下了桌，一把木头柄子、刀刃呈锯齿形的那种。接下来，楼下传来一声尖叫，我们从边上往楼下看，我那把刀像匕首一样插在一张桌子的中间。
事情就是这样。那些女招待吓得要死，我也吓得要死。
姑妈和姑父不得不打电话给妈妈、爸爸，让他们来接我们。
那是我上大学前最后一次离开家。
和小学相比，中学是地狱。从第一天开始，我就无法和同学融洽相处。我以前班上的多数同学都到戈夫去上学了，那是聪明孩子的学校，在那儿，他们进行被叫做完全沉浸法的教学——比如用法语和德语教授历史和数学课。我的父母声称当时他们认为圣玛丽中学对我会更好一些，那儿对学生更关心。但事实是我不够聪明不能去戈夫上学。
假如我去了戈夫，事情也许就不一样了；至少，大部分孩子都有着和我一样的背景。但是圣玛丽正好位于切斯亨特两处巨大的由地方理事会建造并租赁给房客的廉价公寓之间。不住在那儿的人称其为“伦敦过剩人口”。这些孩子从没遇到过我这样的人，我也从没遇到过他们那样的人。
大约在我开始在圣玛丽上学前一周，小学的一个女孩儿，她的名字叫安杰利娜·福利，她认为我能见到别的要走的人真好。她长着一头金发，很成熟。我记得她假期到我家来，说：“你公共汽车吗？”她什么意思——你公共汽车吗？我不懂她的意思，所以我没回答。不过当然，每个人都这么说，她的意思是每天乘公共汽车。我一辈子从来没有乘过公共汽车。就是这样。不。我要乘劳斯莱斯去。
然后还有校服。他们给了我们这个明细表。第一天，我穿着丝毫不差的校服上学了：圣玛丽书包（妈妈甚至还缝上了一个徽章）、符合要求的鞋、符合要求的袜子、符合要求的领带。现在我意识到了，其他没有人能买得起。他们只有一些旧的灰裙子和套头衫以及一只特斯科店里买的拎包。你可以选择穿灰色、打褶的裙子，或是苏格兰方格呢短裙。大部分孩子只有其中的一条，而我两条都有。你要穿白衬衫；大部分人的衬衫都皱巴巴的，我的衬衫总是熨得很平。我的领带总是打得很规范，不会赶时髦把领带打得要么很短，要么很粗。我太没有叛逆精神了。在冬季，你可以选择：要么不穿外套，挨冻；要么穿胶布雨衣，一种灰色可怕的东西，一直拖到膝盖以下；要么你可以穿一件带有一顶大帽子的粗呢外套，装扮得像一个巴丁顿熊。信不信由你，我认为胶布雨衣会新潮得多。但是，不。我穿那件巴丁顿熊一样的衣服，因为妈妈、爸爸说“站在操场上”会暖和些。他们太对了。因为当其他每个人闲逛或者和他们的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操场一角的水坑里，穿着这件巴丁顿熊外套，扣上所有的扣子，看起来像个十足的小丑。
我完全呆错了地方。没有人愿意跟我讲话。上体育课时，我就是那个贴墙站着、没有哪个队愿意要的人。在班上，我是那个没有人要跟我一起坐的人。
我在乎什么？我不需要朋友，我有我的家人。我的意思是，瞧瞧他们那样子。再说，谁愿意跟他们那样，肮脏不堪，衬衫拖在外面，衣服掉了扣子，鞋子磨破了？他们以为是什么样子？他们没有母亲照顾他们吗？
我当时可能尽量看起来好像不在乎。但是，这伤害了我，即使我假装没有。对他们来说，到操场上去是一天中最好的时刻。对我，这就像被发配到了北极的冰川上。在班上，即使没有人要坐在我边上，至少我还能继续做我的事。但是，在操场上，其他每个人四处跑着，这就像是地狱。在小学，至少我能在休息时间训练我的舞蹈。在这儿，我不能——至少，不能让任何人看到我在跳舞。但是，我在脑子里跳舞，计划一些新的舞蹈动作，从常规动作开始直至舞蹈动作练到最佳。跳舞的时候我的身体好像属于我，但是一个人站在操场上，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好像不是一个整体，每个部分都感到笨拙、太大；好像有时在你睡觉之前，你感觉每个部分都比实际尺寸大了一倍，好像是铅做的。其他人好像对他们的样子都满意，好像他们的每一个部分都是他们的。我感到我的每一个部分是一个并不真正匹配的零件。我的每一个部分都丑陋。肯定是这样，要不然，为什么没有人愿意做我的朋友呢？总有一天，我要做给他们看。总有一天我会出名。那时，他们会感到遗憾的。
我和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好像都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事实上，我认为他们愚蠢。我并不只是在找一种应付孤独的方法。我确实那么想。我发现功课并不容易，因此，上课的时候我要集中注意力，不像其他大部分孩子那样混时间。我那时就很刻苦了。
学习努力、做家庭作业并不是一件舒服的事。即使这样，我也从来没有名列前茅，我从来没拿过不折不扣的A.但是，在最后一年，我被任命为管理员，在圣玛丽学校这就相当于班长。那只是因为我学习用功，并且向校长打其他孩子的小报告，我才不在乎呢。我也许不聪明，但是我总是很负责，老师们也知道这一点。我得好好组织那些充斥着我的校外生活里的好多事。
参加舞蹈或唱歌也同样相当不舒服。到我上中学的时候，我每天晚上都要参加某个舞蹈班或排练：踢踏舞、芭蕾舞、摩登舞、爵士舞，还有民族舞——爱尔兰舞、苏格兰舞、波兰舞——跳这些舞你得穿上某种靠不住的长裙子和木底鞋。
放学后，大部分孩子都会在卖土豆片或白酒的商店附近闲逛，男孩子们抽烟、接吻。而铃声一响，我就走了，走到汽车道的路口，祷告妈妈会在那儿，我不用等她。因为，有些日子，那些通常被老师说成是“野孩子”的男生威胁要打我。
老师为了不让我挨揍，不得不陪我走到那个路口。
除了校服、劳斯莱斯、跳舞、打别人的小报告，我没有朋友的另一个原因是粉刺。扎辫子的丑小鸭现在是有粉刺的丑小鸭。无论何时我描述一个人的时候，我总是会提到他们完美的皮肤。有人注意到这一点了吗？那是因为如果你没有一个东西，你就会注意到它。我有这些粉刺好多、好多、好多年了。你或许已经想到这些粉刺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恐怕已经消失了吧，既然我为人妻、为人母，还是那对光彩照人的名人夫妻“高贵和小贝”中的一半。但是，没有。它们显露出来只是提醒我，钱不能为你买来任何东西。我上床、刷牙、洗脸、照镜子——什么都没有。然后，到了早晨，它们又在那儿了，就像该死的蘑菇在草坪上说：这就是给你的教训。
从我大约13岁起，粉刺就开始控制我的生活，不化妆我决不出门。我有各种各样的洗面奶、润肤露、化斑霜、祛斑霜、遮斑霜，更不用说粉底霜了，厚得像油彩。布茨公司（世界化妆品、保健品及礼品的主要零售商之一）肯定从我这儿赚了不少钱。我至少比我妹妹早起床一个小时才能把这一切做好。但是，每天点名后，我都会被叫去做同一件事。到洗手间去，“把那层化妆品刮掉”。因此，作为一个好女孩儿——我确实是个好女孩儿——我就会到洗手间去，刮掉那层化妆品。接着，到了中午，我就又回到洗手间，再化一次妆。那时的洗手间满是香烟味儿，挤满了叼着香烟吞云吐雾的女孩儿，冒着染上肺癌的危险，更不用说操场后面的怀孕以及各种各样性传播疾病了。然而我总是被她们赶走。
另外一件我总注意到的东西是乳房。同样的原因。这是因为我没有，从来就没有过。我直到12岁都是完全的平胸，光杆子一根。
圣玛丽是一家英格兰教会学校，我们每周得去一次教堂，就在我们边上。第一学期是个小阳春天气，很热，我们走来走去都只穿衬衫而不是夹克或有纽扣的外套。男生有一个游戏，那就是用手在你后背上摸，看看你有没有戴胸罩。
当然我没有。我十分尴尬，问妈妈我能不能买一只。它被称为实习胸罩，装在标有双A的盒子里，包括两个棉制的三角。这纯粹是浪费时间和钱——我没有东西往这里面放。
但是我从来没有像担心我的粉刺那样担心我的乳房，因为练跳舞的人都没有乳房。事实上，重要的是不要有乳房。跳起舞来，我一点都不感到另类，我甚至有朋友，有我自己、露易丝·皮克林（她妈妈在霍兹顿开跳舞用具商店）、林赛·格里顿以及洛琳·威德豪格。虽然他们住在布罗克斯堡，我住在戈夫橡树，我们都十分熟悉，我们的父母也经常交往。威德豪格夫妇甚至现在还是我妈妈爸爸的朋友。
到这一阶段，我有时一个晚上参加三个班。我妈妈就像一个司机，因为那些班并不总是在同一幢楼里。她刚回家给爸爸做好饭，就又得掉转车头再回来。她开车走过的路多得让人难以理解：若干、若干英里。她知道我想做什么，她对我非常支持。无疑，我感觉每件事情都得归功于她。那时，她让我妹妹也跳舞了——虽然露易丝从没像我那样喜欢舞蹈，但是她更听话。妈妈在一家模特训练班为我们两个都报了名。他们喜欢有着可爱的雀斑、完美的皮肤以及拳曲红发的露易丝，但是不喜欢那个有粉刺的容易发脾气的老女人。
我和林赛可能是我们这批人里最好的，在比赛一类的事情中也通常是竞争对手。实际上，她跳得很好。她的声音很棒，舞跳得也确实很好，已经参加过几次伦敦西区的演出了。我们的舞蹈生活受考试驱动着。你从一级一直考到六级，然后是前初级、初级、中级和高级。我通过了所有的考试。如果你在毕业时还没有完成所有的考试，你可以在大学里继续。接着你可以参加芭蕾舞、踢踏舞、摩登舞教学考试。
我想现在还一样。教那三种舞我都能胜任。可能我的踢踏舞、摩登舞跳得更好。但就是芭蕾舞考试我也总能拿到“荣誉奖”（最高奖）或者“高度赞扬奖”。
贾森学校一年进行两次表演，叫做“让我们给你享受”，有些节目我们自己设计舞蹈动作，我总是喜欢那个；毕竟，我8岁时就在操场上这么做了。事实上，在最后一年，我赢得了“高级自编舞蹈奖”、“莎士比亚盾”以及“个性杯”。（但是，正如你看到的，没有那个小小的紫罗兰杯。）这些奖项由校长乔伊丝·斯普里格斯女士颁发给我。
贾森舞蹈戏剧学校的戏剧表演很有限——说实话，我也不想操那份心：那些即兴表演都是装腔作势。但是当地方业余戏剧社团在他们的音乐剧中需要一个合唱团或是跑龙套的角色时，比如《国王和我》或者《绿野仙踪》，那是特别出色的。“布罗克斯堡市民中心”听起来没什么，但其实它是一个正规剧院，崭新的，有后台、顶棚和蝴蝶幕。
在《绿野仙踪》里，我扮演小矮人，跳吉特巴舞。我的小矮人服装是一件粉红色有裙撑的衣服配一顶红色高帽，跳吉特巴时穿一条紫色紧身连衣裤，领圈和手套是鲜艳的绿色，还有一条短裙，用一种很亮的、难看的材料做成，看起来几乎像塑料。因为这些是大型演出，所以有无数次的排练，虽然大部分时间你只是闲着。但是我喜欢这一切。考试很辛苦，但是表演，登上真正的舞台，听到观众鼓掌而且知道有些掌声也许是给你的——这让一切都值了。
我13岁时，妈妈在每周出版一期的娱乐业报纸“舞台”上看到一则“YST”广告。YST是“明天的年轻明星”的缩写。
这是给年轻人看的舞蹈表演——在伦敦西区进行三场慈善演出。要进入YST，你首先得通过预演。这些是开放式的预演，意味着任何人都能参加。预演在金斯克罗斯附近的约克路伦敦音像中心举行。这是我参加过的首场大型预演。多数开放式预演都有同样的模式：首先由坐在桌旁的一个人记下你的名字、地址，然后给你一个号码。接着——至少YST是这样——有人会问你想跳什么舞，比如踢踏舞、爵士舞还是芭蕾舞。然后，你将进入一个教室，他们开始进行淘汰。
一旦从一个班出来，你就可以开始另一个班。从头到尾，妈妈和其他一些家长就在一个房间里等着。经验老到的孩子就自己来。
听到我入选的消息，我非常兴奋。其实，我连续两年都人选了：一次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一次在布来克弗里尔的“美人鱼”剧院。第一年我人选了爵士舞和踢踏舞。我没能人选芭蕾舞。跳芭蕾的尽是一些精英，都是一些好像一生从未碰过壁的女孩儿。有一年，我人选了民族舞，拿着一篮子假鱼跳了一段葡萄牙舞。
排练安排在每个星期天，持续了大约两个月。有些人得走很长一段路，我记得一个女孩儿来自诺丁汉，还有一个来自约克。虽然我们用不着走那么远，但是，每个星期天我妈妈都得早起，把我送到金斯克罗斯。我排练一整天，然后，她再来把我接回家。她绝对是个好人。有一次她让我乘火车，但是我吓坏了——记住，我连公共汽车都从没乘过。
结果是，爱玛，后来也进了“辣妹”演唱组——那一年也在爵士舞小组——和我同在一个叫“小里埃”的节目中，但是在那儿我从不认识她。因为她有她的一小圈朋友，我有我的一小圈朋友。你不会每个人都认识。
第二次我人选了所有的小组，包括我最不擅长的芭蕾。
因此，这场很长的芭蕾舞持续了20分钟，其中有我，只是在不起眼的位置上一个不重要的角色，最后一个出场。但是，谁在乎呢？我表演芭蕾舞了，而表演芭蕾是件了不起的事情。
演得像那个角色并不难。我不要知道所有的姿势，我不要知道手举到空中的法语名称，我只要跳舞。
我不知道我曾应征过多少角色，但是，不可否认当你处于那种年龄的时候，事实上，无论你处于哪个年龄，预演是很难的，总是遭到无情的拒绝，从来不会感觉好得很。“叫下一个。我们会打电话给你的。”总是那样。
无论你经历过多少次，当你被拒绝的时候，你总是会伤心。我不常哭，至少上汽车前不会，但那是因为我时刻为那个“不”准备着——这并不难，因为它出现得如此频繁。但是有些人经常容易落泪。回到换衣服的化妆室里，总会有红红的眼睛，至少有一个人在哭。
但是在某些方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训：任何人都有失败的时候。只有最好的才能顺利过关，无论你的地位有多高，这一条不会变。如果你不能忍受被击败，你就不应该到那儿去。
那时我的雄心是在伦敦西区的音乐剧中跳舞。在剧院的感觉太好了。克里丝廷·莎士比亚狂热地喜爱戏剧，所有·的戏剧她都带我去看：《星光快车》、《西贡小姐》、《猫》、《悲惨世界》。她总对我另眼相看，好像我值得她这样做一样。我们首先会去吃点东西，在某个地方比如大英博物馆旁边的比萨饼快餐店。总是她付钱。然后去看演出。无论我们去看什么，在看下一场之前，那一场总是我最喜欢的。我喜欢《星光快车》，因为它如此现代，节奏很快。里面所有的歌曲我都知道，我还买了活页乐谱，这样我在家的时候也能唱。至少，在亚当斯夫人家那些可怕的钢琴课意味着我能看懂音符。
露易丝和我还学会了同轴溜冰，但是，我们看《星光快车》最近的地方是在沃尔瑟姆克罗斯举行的沃尔瑟姆·福雷斯特滚轮溜冰节。（后来我参加演出了BBC一台制作的名叫《身体要素》的系列剧，剧中我扮演一个穿着冰鞋的抗体，身穿带着尖刺的盔甲，就像一个中世纪的骑士。）
另一个我最喜欢的戏剧是《猫》。我肯定已经看过五六遍了，先是和克里丝廷·莎士比亚一起看，再和我家里人一起看。当然，我真正想演的是那只白猫。但是这完全是幻想。
扮演白猫的总是来自皇家芭蕾舞团的演员，必须很出色。那时穿着白色紧身连衣裤的我肯定是最让人生厌的一个：我看起来肯定像一个被拖上岸的鲸鱼。因为那个瘦得皮包骨的8岁女孩儿不知怎么的已经变成了一个肥肥的15岁女生了。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暂时性肥胖，妈妈这么称呼它，虽然后来我们发现我有多囊卵巢——意思是卵巢周围有许多小包囊，起到了激素的作用，这就是我变得这么肥的原因。
并不是说那时我真的介意我的长相，但是那种状况一定要改变。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