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六经"是孔子整理古代文献的主要成果，我们在评述孔子整理文献的工作时，就必须集中介绍一下孔子整理"六经"中的情况和问题。
（一）两种偏向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特别是孔子有没有整理、编订过"六经"的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搞清楚这个问题，对于了解中国古代文化思想的源流，有着极重要的意义。关于这个问题，有两种偏向或者说两种极端的看法。其一，钱玄同的看法。他完全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钱氏为了说明"六经"与孔子无涉，总结了五条，其中有"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六经'底配成，当在战国之末"①等等。一句话，孔子根本没有整理过"六经"。钱氏还说："我们要考孔丘底学说和事迹，我以为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总之，钱氏从"疑古"的观点出发，全盘否定孔子与"六经"的关系，这是一种偏向。
其二，皮锡瑞、康有为的看法。他们认为"六经"皆孔子制作。皮锡瑞认为："一当知经为孔子所定，孔子以前不得有经；二当知汉初去古未远，以为孔子作经说必有据??"①，甚至连《易》的卦爻辞等都是孔子所作②。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也说："凡'六经'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删述者，误也。"皮、康之说对后来虽有很大影响，但论述武断，未免有些牵强。这是另一种偏向。
我以为以上两种说法，各持一端，都违背实事求是精神，是两种形式不同的偏向。用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这个问题，应该说，"六经"虽然不全由孔子所作，但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只不过整理的程度不同。其中或作，或述，或删，或定，情况各异，应加考核。今天所见到的《诗》、《书》、《礼》、《易》、《春秋》，尽管不是当时的原貌，但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孔子修订、编纂、增减的痕迹，其内容都应是研究孔子的重要史料。用虚无主义态度全盘否定，认为"六经"与孔子无关，显然不对；全盘肯定，认为"六经"都是孔子所作，当然也不对。还是周予同的话比较恰当，他说："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而，我以为，孔子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③①钱玄同《古史辨》第1册第69-70页。
①皮锡瑞《经学通论·序》。
②皮锡瑞《经学通论·易经》。
（二）整理"六经"的指导思想
孔子整理古代文献，到底有没有指导思想？结论是肯定的。孔子为了解决私学的教材问题，必须自己编订教本，而编订这样一套教本，是需要有一个贯彻始终的指导思想的。范文澜在《中国通史》中说："孔子整理六经有三个准绳：一个是'述而不作'，保持原来的文辞；一个是'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删去芜杂妄诞的篇章；一个是'攻（治）乎异端（杂学），斯害也已'（《为政策》），排斥一切反中庸之道的议论。"周予同的观点与范老一致，也提了和范老相同的三条①。孔子整理文献，是反映他的仁的人生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的目的即通过文献典籍来传道施教，把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体现在文献中。我以为孔子整理文献的指导思想，主要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以"仁"的思想为文献整理的总原则孔子整理文献是在以"仁"为内容、以"礼"为形式的原则下实现的。孔子企图用传播典籍的形式去传道，而在孔子之道中，仁是最主要的内容。这不仅反映在记录孔子平时言论的《论语》中，也反映在"六经"的字里行间，例如"宽以居之，仁以行之"①，"仁者见之谓之仁"②，"仁者安仁"③，"仁者，义之本也"④。足见"仁"的思想是贯串在整个整理"六经"的过程中的。
2。"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是一个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但他怀疑鬼神，平时"不语怪、力、乱、神"的思想是很可贵的。就拿《易》来说吧，本来是一部占卜之书，但孔子尽量摆脱宗教巫术的束缚，使之成为培养人、完善人、修己达人的义理之书。孔子曾引《易·恒卦》上的两句话"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后，接着就说："不占而已矣"，意思是《恒卦》上说的这两句话，不是占卜的话，而是鼓励人做什么事都应持之以恒⑤。再如《左传·哀公六年》："有云如众赤鸟，夹日以飞。"周大史说"这应在楚昭王身上"，如果"崇（祭）之"，就可以转移灾祸。昭王不信，不祭。昭王病，卜人说是河神在作祟，昭王仍不信，还是不祭。孔子得知后，大加赞赏楚昭王，说他"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孔子借此告诉人们，要想把国家治理好，不能靠天命鬼神，要按规律（"大道"）办事，只有这样才能利国利民。从上面可知，我们今天看到的"五经"等典籍中，很少有神怪荒诞的内容，恐怕与孔子有很大的关系，很可能是孔子删削的结果。
虽然有时"孔子言天言鬼，不过假古说以隆人治，此正孔子之变故，亦正孔子之特识"①。对于这点，鲁迅也嘉许"孔丘先生确①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第802-804页，范、周二人对"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这句话，理解似不相同。范将"攻"字释为"治"（研究），周则释为"排除"（批判）。周释和杨伯峻同。杨将此句译为："批判那些不正确的议论，祸害就可以消灭了。"（《论语泽注》第18页）范释近钱穆。钱将此句译为："专向反对的一端用力，那就有害了。"（《论语新解》第51页）此从周、杨二人释。①《易·乾文言》。
②《易·系辞上》③《礼记·表记》。
④《礼记·礼运》。
⑤见《论语·子路》。
①陈独秀《再答俞颂华》，《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97页。是伟大，生在巫鬼势力如此旺盛的时代，偏不肯随俗谈鬼神"②，比之后世的墨家论证鬼神的存在，孔子无疑又高明得多了。各种宗教在中国难以得逞，和孔子整理文献时排斥鬼神（当然还不彻底）这一点有很大关系。
3.关于"述而不作"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这表现孔子只是一个传道者。述先王之旧，而无自己的创作。孔子为了施教的需要，整理"六经"等典籍，由于他"信而好古"的基本态度，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原有文献的内容以及风格，因而说他"述而不作"是对的。但是从思想内容上来看，孔子大大发展了古代帝王们的观点，提出了"仁"为核心、"礼"为形式、"中庸"为方法论的人生哲学学说。为了借用古人语言而演出历史的新场面，孔子力求用古代典籍体现自己的思想，着意表彰"六经"中的"仁"、"礼"、"中庸"等观念。因此，表面看来是"述而不作"，其实是寓作于述，或以述为作。朱熹说："然当是时，作者略备，夫子盖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虽述，而功则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③这是有一定道理的。以《春秋》为例，虽然是史实的记录，但其中充满了"微言大义"，孔子就通过一字的褒贬体现自己的政治观点。如《春秋·庄公十年》："秋九月，荆败蔡师于莘，以蔡侯献舞归。"是说楚国在莘这个地方打败了蔡军，把蔡侯抓走了。为什么以州名（荆）称楚国？对楚可以用各种名义称谓，以州称，以国称，以氏称，以人称，以子称等等，其中以州称是最低规格的，目的是贬抑楚国。为什么抓走蔡侯不说"获"而说"归"？这是因为要表示不赞成夷狄（指楚国）抓走了华夏族人（蔡侯）。孔子在这里用"荆"、"归"二字表明了他明夷狄华夏之别的政治主张。又如《春秋》关于践土之盟的记载中说"天王狩于河阳"，好像周天子去狩猎，其实是晋国非常不礼貌地把周天于招去，如果照实写，就会损害周天子的尊严。孔子只好改笔，替他掩饰过去。当时天子早已成了空架子，而变为一尊偶像，但孔子仍然在《春秋》中以周纪年，大书什么"春王正月"。所有这些，都反映了孔子维护周天子权威的政治态度。像这样一些笔法，同是一个内容，但在一字褒贬之下，就生动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所以，孔子就以这种"春秋笔法"，使《春秋》这部历史书同时成为宣扬他的观点的政治教科书；而就整个"六经"而言，在编、订中也充分反映了孔子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他自己的著作，因此不能说他只"述"不"作"。
4.关于淫诗的问题孔子以何标准删诗？三百篇中有无淫诗？两千年来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孔子取可施于礼义的留下，删掉了很多，又有人认为孔子批评"郑声淫"，但《诗经》中有《郑风》，可见没有根据上述标准去删。支持第一种意见的人又说淫诗已删，现在《郑风》不过是留下来的反面教材。不管攻之者，还是辩之者，都把郑声当作郑诗，也都把孔子当作禁欲主义者，这是不对的。孔子从来没有讲过"郑诗淫"，只是讲"郑声淫"，并不认为《郑风》是淫奔之作。过去人们有一种偏见，认为孔子把一些反映男女爱情的诗都划②鲁迅《再论雷峰塔的倒掉》，《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296页。③朱熹《论语集注·述而》。
为淫诗，其实是不对的，不合乎孔子的一贯思想。孔子这个人在男女爱情方面是比较开放的。例如《诗经》卷首的《关雎》是歌颂一个贵族青年爱上一个美丽的姑娘，一直相思得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最后终于结合在一起，孔子称之为"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典范。还说"洋洋乎盈耳哉"！其实《郑风》中的大部分内容与《关雎》的内容是一致的，多反映男女之间的爱情。这些内容表现出来的感情是真挚热烈的、没有丝毫忸怩做作。像"维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维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等，与'寐寐求之"、"辗转反侧"是一脉相承的。《郑风》在十五《国风》中数量为二十一首，是最多的。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孔子支持、赞赏人民有享受爱情的权利，这不仅符合当时的社会实际，也符合孔子"仁者爱人"的一贯思想。
淫与不淫是从声上讲的，与诗无关。孔子讲"放郑声"。"恶郑声之乱雅乐"，都是把郑之乐曲与《韶》、《武》对应提出的。《乐记》中魏文侯问子夏："吾端冕而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回答说："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也。""今夫新乐，??奸声以滥，溺而不止??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据此可知，魏文侯与子夏区分淫与不淫。是从古乐与新乐的对比上讲的。雅乐，古乐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后人一般都把周之音乐称为雅乐，而郑卫之音则是一些通俗音乐，有广泛的群众性，这些音乐自然是不合雅乐的，一直受到雅乐的排斥而流行于民间。春秋后期，礼崩乐坏，郑卫之音蓬勃而起，并逐渐形成一股"新乐"的洪流，冲击荡涤着雅乐，因此，它决然不是《诗经》中的《郑风》（诗）。再说，如果把《郑风》（诗）等同郑声的话，那子夏在回答魏文侯"何谓溺音"时说"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作何解释呢？难道在今存的《诗经》中还有宋风吗？
在作了以上的简单分析之后，我们说，郑声不等于《郑风》（诗）。孔子在男女爱情方面是开放的，正因为如此，十五《国风》中绝大多数描写爱情的诗章才保留下来，并且以《郑风》数量为最多，并将《关雎》列于三百篇之首，都有力地证明《郑风》（诗）并非就是后人强加给孔子的所谓淫奔之作。
（三）整理"六经"简况
孔子整理"六经"情况，由于年代久远，传闻不、今古文不同，争议很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详加论列。现在只能把主要情况作一简要评述于下。1.关于《诗》原来诗是人们口头歌唱的，后来有了文字，被记录下来。有的还以音乐伴奏。舞蹈伴舞。至周代，统治者为了丰富自己的精神生活，组织了固定的乐队，须队的人称"大（太）师"。为了不断地充实、更新乐队演唱的内容，大师必须经常地征集、编写和整理一些歌词。时间长了，好的歌词被充实进去、保存下来，不好的被淘汰、删削，这样，久而成册，就是《诗》。《诗》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也反映了贵族的生活、思想和政治状况，以及各诸侯国人民的风俗人情、生活情况、生产劳动、政治情绪等许多方面，蕴含有丰富的自然、社会常识，是我国最早的一部伟大诗集，并被封建社会上层人士用为交往的表意工具。
《毛诗·关雎·序》说："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这"六义"也叫"六诗"，都是笼统含糊的说法。唐代孔颖达在上文的《疏》中解释说："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解为'义'。"这就是说，风、雅、颂是诗篇的类型，赋、比、兴是表现诗篇内容的方法。这个说法，比之把六者含混地并称为"六诗"，当然较为合理。简单他说、"比"就是比喻，"兴"就是联想，"赋"就是直言敷陈，都是指诗篇的写作方法而言；而"风"，则是反映出各地贵族和平民的风尚、习俗，内容多属绮丽清新的抒情诗篇；"雅"，是反映镐京王畿范围内的篇章，内容多为描绘周贵族的政治生活等情况，颇有史料价值；至于"颂"，则为庙堂之歌，内容多是歌颂祖先功业的深沉而肃穆的祭祀歌词。
《诗》在孔子之前就早已存在，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季札在鲁国观周乐，各章内容已与今天流行本的《诗》相似，那时孔子才八岁；《论语·为政》曾记孔子之语，说"《诗》三百"，《子路》篇中又说"诵《诗》三百"；可见"《诗》三百"之说，孔子以前就已经有了。至于司马迁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①，这是说孔子"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的情况。他只明白说"孔子去其重"，而没有明白说在"去其重"即将不同版本中用重复的诗篇去掉外，还将不重复的诗篇加以删削的事情②。可见孔子虽然确曾对《诗》做过搜集、整理、校订工作，但没有充分论据可以证明孔子曾做过删减工作。
孔子非常重视《诗》在个人品德修养和社会交际中的重大作用。但由于当时各国口音不同，在转相传授、抄录中，错①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①《论语·子罕》。
②钟肇鹏《孔子研究》中有一段话说："孔子一开口就说'《诗》三百'（《为政》），又说，'诵《诗》三百'（《子路》），墨子也说"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墨子·公孟》）。儒墨读的诗都是三百，可见三百是《诗》原有的篇数，并非孔子删减的。"（第93页）这个看法很对。讹在所难免，诗的曲调也在蜕变离谱，有些传本零落不全，正如清代经学家皮锡瑞所说："东迁以后，礼坏乐崩，诗或有句而不成章，有章而不成篇者，无与于弦歌之用。"③这不仅不利于教学，更影响到古代文献的正确继承。孔子有鉴于此，随时不断留意搜求，收集了很多《诗》的抄本（版本），这许多抄本合起来的诗篇总数，大概就是司马迁所悦的"三千余篇"。
孔子参照各个抄本，进行校勘核对，辛勤地作了一番整理工作。
孔子对《诗》的整理，具体说来，大约做了如下两项工作：第一，删汰了重复的篇章，这就是司马迁所说的"去其重"；王充也说："《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重复，正而存三百篇。"④第二，按乐曲的正确音调，进行篇章上的调整，《雅》归于《雅》，《颂》归于《颂》，使不紊乱而各得其所。由此可以认为，《诗》虽然不是孔子之作，但它确是经过孔子整理过的。
《诗》中很大一部分本是古代的大众文学作品，配以音乐。舞蹈，成为统治者的娱乐品。同时诗在当时又常用来作为政治、外交上酬答的辞令，或用来作为个人间交谊上表达希望、欲求、感激和责难等种种心情的婉语，所以，有时就不免牵强附会以致断章取义，至孔子时已经习以为常，甚至连孔子自己也不例外。例如："巧笑情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这本是描述美人的诗句，意思是说，有一个美丽的姑娘，"微微地笑着，眼角留神地看着，像白绸上画的花卉一样美啊"，孔子在和子夏对话中却把白绸（素）比作"仁"（原文未明说把白绸（素）比作"仁"，此据杨伯峻《论语译注》补），把花卉（绚）比作"礼"，结论是"礼"在"仁"后。又如"思无邪"，本是（鲁颂·）一诗中形容牧马人喝着叫马不要乱跑的意思（"思"系虚同，喝声，"邪"同斜，合起来即"唷！不要乱跑！"）却被用为比喻思想正派。就这样，把生动活泼的文艺性的《诗》解释得非常呆板。但孔子重视《诗》教，认为《诗》教可以使人陶冶性情，使人"温柔敦厚"，并把《诗》列为"六艺"之一的教学课本，这是很有见识的，值得赞赏的，因为经孔子提倡才使《诗》成为"六经"之一而留传下来，这就使我们今天还能从那些诗篇中去观察、探究两千余年前的社会面貌。风俗人情以至青年男女爱怨的内心感受，享受到文学的美感。
2.关于《乐》前面《"六艺"和"六经"》一节中已对《乐》的问题作了简明评述，现再补充说明如下。
中华民族是一个自古就有爱好音乐习惯的民族，诗歌和音乐是常常密切结合的，越是古代，越是如此，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说："（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孔子自己也说："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①可见孔子整理过的现存《诗经》三百五篇，孔子都配了乐谱，原来都是可以按乐谱演奏歌唱的，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周礼·春官·钟师》有"以钟鼓奏《九夏》"的记载，郑司农注："《九夏》皆诗篇名，《颂》③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
④王充《论衡·正说》。
①《论语·'子罕》。
之族类也。此歌之大者，载有《乐章》，《乐》崩亦从而亡。"说明古代诗乐结合，诗必有乐的情况。可惜经孔子整理过的《乐经》已亡怯，这是无可挽回的损失。好在现存《周礼·大司乐》和《礼记·乐记》等篇，即使出于西汉人之手，毕竟离孔子仅四百余年，传闻尚近，聊胜于无，我们尚能从中窥见孔于整理的《乐经》中的某些内容的信息，孔子常常是以仁为纲而礼、乐并提的，例如："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②意思是说，没有仁德的人，如何对待礼仪呢？没有仁德的人，如何对待音乐呢？《礼记·乐记》上也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前者从反面（即没有仁德，就没有礼乐）讲，后者从正面（即有仁义就有礼乐）讲；**略有不同，精神却是一致的。又如《论语·八佾》载有孔子和鲁国太师议论音乐的一段话说："乐理是不难知道的，一开始是激越醒耳，接下去是纯然和谐，再接下去是清晰明朗，最后是余音袅袅不绝，这样就完成了一曲的演奏。"③这是从声调方面说明一个曲子的演奏过程的。《礼记·乐记》也有一段子夏对魏文侯谈古乐演奏过程的话说："谈到古乐的情况，那就是：进退齐一，音和而宽广，所有弦啊、匏啊、笙啊、簧啊等乐器，都各就各位地守候着击鼓人，先击鼓，后鸣饶。然后调之以相（古乐器），促之以雅（古乐器）。君子就这样说明乐理，就这样说明古乐乐理。"①这是从乐器方面说明一曲古乐的演奏过程的。这不是在一定程度上对乐曲演奏过程可以互相参证和补充的两个说明吗？因此，决不能因它出自西汉人之手而加以排斥、忽视，仍应作为研究古音乐的重要材料，并借以聊补孔子《乐经》亡佚之缺，从中窥探《乐经》真相一斑。多少年来，曾有人否认我国古代有七音的事实，其实，上述战国秦汉间关于音乐的文献资料已可驳斥这类说法的荒谬，而1978年湖北省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距今两千四百年前的编钟等乐器，则更可以物证来驳斥这类说法的无知了。孔子是一位造诣很深的大音乐家，他是音乐的实践家，自己能唱歌，同别人一道唱歌，唱得好，就一定请那人再唱一遍，然后自己也和唱②；他对音乐有极高的欣赏水平，在齐国听了《韶》的乐章，很长时间连食肉也不知肉味，并说："想不到音乐感人之深到了这种程度。"③他又是一位音乐理论家，不但精通乐理，而且对音乐在教育上。在个人品德修养上的巨大作用和意义给予极高的评价。在孔子看来，乐是作为达到仁的最高境界的必由之径。他有一句名言说："诗有助于振奋精神，礼有助于立身处世，乐有助于完美情操。"①就在这个意义上，他把乐列为"六艺"之一；就在这个意义上，他理所当然地和整理其他五艺一样对原有的乐作了整理和加工，使之成为"六艺"之一的教材；也就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没有理由否认孔子的正乐之功，否认他曾把乐整理为教本。决不能因原本失传而贸然否认后来被定为"六经"之②《论语·八佾》。
③《论语·八佾》："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禽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①《礼记·乐记》：魏文侯问古乐，"子夏对曰：'今夫古乐，进旅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复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译意参阅郑玄、孔颖达《注》、《疏》。
②《论语；述而》："子与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后和之。"③《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①《论语·泰伯》："子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一的《乐经》存在的历史事实。
3.关于《礼》礼本是原始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一些风俗习惯，至殷商时代，才逐步被人们强调、完善，使之成为主要是祭祀仪式的礼。周人灭殷后，继承了一部分殷礼，结合本族原有的风俗习惯，加以糅合改造，成为周礼。这种周礼又从祭祀领域扩大到社会政治领域，这就是维护宗法等级制的所谓"礼治"（参考第四章第二节《仁为核心礼为形式的仁礼观》）。这一工作，相传是周公做的，所以人们常说"周公之礼"，即西周的"古周札"。这个古札，到孔子时已经散失不全②。
孔子对礼的兴趣特别浓厚。儿童时代他就经常演习简单的礼仪。成人后，他又到处参观、访问、搜集资料，对礼进行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从事教学之后，又把礼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列入教学科目。
仅就《论语》一书统计，"礼"字出现的频卒就有七十四次，可见孔子对札的重视。如果根据内容进行分析，孔子所说的"礼"，大体有三种含义：第一，作为历史发展标志的礼。如他说："殷困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第二，作为治国之礼。如他说："为国以礼"，"齐之以礼"。第三，作为行为规范的礼。
如他说："不学礼.无以立"，"立于礼"。这三种含义的礼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即把历史观。政治观和人生观结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样，孔子又把古礼推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现存的礼书，经过东汉郑玄融合"今""古"经学两派之后，定型为三种，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讲各种官制的；《仪札》是讲各种典礼节仪的；《礼记》是讨论礼的性质、意义和作用的。
从总体上看，孔子关于礼的思想与上述的"三礼"都有关系。作为历史发展标志之礼与《礼记》有关；作为治国之礼与《周礼》有关；作为行为规范之礼与《仪礼》有关。
但是，"三礼"是否都经过孔子的整理、删定，却找不到确切的证据。
有点蛛丝马迹可寻的只有一部《仪礼》。
《仪礼》，古单称《礼》，或称《礼经》，又称《士礼》，现存十七篇，将近三分之一是讲"士礼"的，如《土冠礼》、《土昏礼》、《士相见礼》、《土丧礼》、《土虞礼》等。其余各篇虽不是专讲土礼的，但作为"士"也是应该掌握的。《礼记·杂记》说：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士丧礼》是《仪礼》中的一篇。孺悲向孔子学《士丧札》是以应急需的。这里需要说明三点：第一，孔子只教孺悲一篇《士丧礼》，不等于孔子只知道《士丧礼》，他应该知道全部《仪礼》。第二，孔子既然能教孺悲《士丧礼》，当然也就可能教别人另外各篇的《礼》。第三，既然孺悲能够记录孔子传授的《士丧礼》，当然别人也可以记录他传授的其余各篇。
《汉书·艺文志》说：《礼古经》五十六卷，《经》十七篇。《礼古经》者。出于鲁淹中及孔氏，与十七篇文相似。
这个记载说明，十六篇《礼经》（即《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传授的，至少是在前人基础上再加整理传授的。
②《汉书·艺文志》"礼经三百，威仪三千，??自孔子时而不具。"《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这段话，各家的理解和标点不一，这里是按我的理解标点的。据我理解，所谓"序《书》《传》"，就是将原《书》整理编次。然后再对各篇分别加以说明。对《礼》也是如此。在传授《礼》的过程中，陆续作些阐述。所谓"传"、"记"都是阐述、说明的意思。所以司马迁说："故《书·传》、《礼·记》自孔氏。"这就是说，《书》之有"传"，《礼》之有"记"，是从孔子开始的。后来"传"便成了《书》的组成部分，而"记"便成了《礼》的组成部分。
这个"礼"是广义的"礼".既包括历史观的"礼"、政治观的"礼".也包括人生观（主要表现力行为规范）的"礼"。但是，重点应该是最后一种"礼"。这是因为：（1）从史籍记载看，明确提到孔子与"礼"发生关系的只有《仪礼》，提到其他的"礼"则比较含混。
（2）孔子教学培养的对象是来自各个阶层的"士"。"士"有"士"的规格。从内在品德说，要达到"成人"、"君子"、"仁人"的水平：从外在行为说，要恪守"亲亲"、"尊尊"的原则，要遵从各种等级条规，而最基本的、贯彻始终的却是后者。从培养对象看，从教学规律（循序渐进）看，孔子自然首先要重视《仪礼》。
（3）孔子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仕"，即从政。而从政的第一步就要懂得"迸退周旋"之礼，否则一出场就要闹笑话。再说，他培养出来的学生也不是人人都有政可从。在无政可从的情况下，不得已而求其次，还可以当个"司仪"，混口饭吃。而当个"司仪"就非懂《仪礼》不可。所以，从实用的角度看，孔子也该把《仪礼》教学放在首位。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现存"三礼"都曾经与孔子发生过关系；第二，《仪礼》是经过孔子整理。传授过的。
4.关于《书》《书》又称《尚书》或《书经》。现在所见到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拼合而成的。所谓《今文尚书》是由西汉初年伏生（原是秦朝博士）传授出来的，因为用西汉通行的隶书所写，故称"今文"，共二十九篇①。所谓《伪古文尚书》据说是晋王肃或梅赜（或作梅颐）所伪造的，共二十五篇②。我们这里所说的《书》是指《今文尚①篇目如下：1.《尧典》（合今本《舜典》而无《舜典》篇首二十八字）2.《皋陶谟》（合今本《益稷》3.《禹贡》4.《甘誓》5.《汤誓》6.《盘庚》7.《高宗肜日》8.《西伯勘黎》9.《微子》1O.《泰誓》（非今本伪《泰誓》）11《牧誓》12.《洪范》13.《金》14.《大诰）15.《康诰》16.《酒诰》17.《梓材》18.《召诰》19.《洛诰》20.《多士》21.《无逸》22.《君》23.《多方》24《立政》25.《顾命》（合今本《康王之诰》）26.《费誓》27.《吕刑》28《文侯之命》29.《秦誓》。其中《盘庚》分上中下三篇，《泰誓》分上中下三篇，《顾命》分出《康王之诰》一篇、所以也可说三十四篇。
②篇目如下：1.《大禹谟》2.《五子之歌》3.《胤征》4.《仲虺之诰》5.《汤诰》6.《伊训》7.《太甲（上）》8.《太甲（中）》9.（太甲（下）》1O.《咸有一德》11.《说命（上）》12.《说命（中）》13.《说命（下）》14.《泰誓（上）》15.（泰誓（中）》16.《泰誓（下）》17.《武成》18.《旅獒》19.《微子之命》20.《蔡仲之命》21.《周官》22.《君陈》23.《毕命》24.《君牙》25.《命》。如果《太甲》、《说命》、《泰誓）书》。《尚书纬》说：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几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③。这个说法自然不足凭信，但孔子编定《尚书》仍有踪迹可寻。上文所引《史记·孔子世家》的一段话提到孔子"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故《书·传》??自孔氏。"《汉书·艺文志》也说："《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我认为这两处记载并非凿空之谈。
第一，在孔子之前，已有《夏书》、《商书》、《周书》等散篇流行于世，并经常为人们所引用。如《左传·文公七年》晋缺对赵宣子说："《夏书》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左传·隐公六年》陈公子佗进谏陈侯说："《商书》曰：'恶之易也，加人之燎于原，不可乡迩，其犹可扑灭！'"《左传·宣公六年》中行桓子对晋侯说："《周书》曰：'殪戎殷。'此类之谓也。"这里提到《夏书》、《商书》、《周书》等，既早有这些古文献，就说明孔子有赖以整理编纂《尚书》的资料。第二，孔子十分热衷于政治，特别重视古代文献，他自己就说过"好古，敏以求之"的话，而《书》正是与政治直接有关的古代文献，他能不锐意搜求吗！况且他生长的鲁国又是保存古代典籍最丰富的国家，他能放过这个优越条件吗！
第三，孔子设教的目的是培养从政人才，而《书》正是最好的政治课本，他怎能不利用这个课本进行教学呢？既要利用，当然就要把零散的篇章资料编成一本较有系统的书；既要教授，就不能不加上一点自己的心得和说明。根据以上三点推论，我认为司马迁说的"序《书·传》"，"编次其事".和班固说的"《书》??至孔子纂焉"这些话，是有一定根据的。当然，我说孔子编定过《尚书》，甚至阐述过《尚书》，并不等于说，今存的《尚书》就是当年孔子编定和阐述过的《尚书》的原貌。事隔两千多年，特别是经过秦火之后，孔子编定的《尚书》究竟有多少篇？篇次是怎样安排的？今本《尚书》是否全都经过孔子之手？这些问题都很难考订了。至于现在的《书序》是否果为孔子所作？有没有保留了一点孔子的原意？也是无法说清的。不过，决不能因为这些问题的存在。就否认孔子编定过《尚书》的事实。5.关于《易》《易》是讲事物变化的书。客观事物千变万化，大至国家兴亡，小至个人体戚，令人捉摸不定。然而，人们总是力图掌握事物变化的规律，以便趋吉避凶，决定行止。可是，当时的科学发展还很不够，远远没有达到掌握事物变化规律的水平。于是，人们的主观愿望与客观条件发生了尖锐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在那时只能依靠神灵，根据神灵的启示判断吉凶。而传达神灵启示的手段便是占卜。因此，早在原始社会后期，占卜之风就很盛行。进入阶级社会之后，占卜逐渐成为一门专业，从事这门专业的叫做"卜人"和"筮者"。卜人和筮者在长期占卜的过程中积累了许多经验，他们把这些经验编辑成书，并从中总结出一些天象、地理、人事等事物变化的规律（哲理），以便翻检和传授。在孔子以前，关于卜筮的书就有三种；一是《连山》.二是《归藏》，三是《周易》。据说，《连山》是夏朝（一说是伏羲）的卜筮书，《归藏》是商朝（一说是黄帝）的卜筮书，《周易》是周朝的卜各算一篇，也可说是十九篇。
③见孔颖达《尚书正义》《尚书序》疏引。
筮书。到孔子时，《连山》，《归藏》均已亡佚，只剩下《周易》一本书了。如上所述，《周易》就是含有阐发事物变化规律（哲理）的书了。《周易》是以八卦为纲而构成体系的，基本符号是"--"和"--"两种，再由"--"和"--"三三组合而成人类（、、、、、、、），再将八类两两相重而成六十四门（、、??）。每类符号都有名称并象征某种事物，如"--""-"叫爻，前者象征阴，叫阴爻，后者象征阳，叫阳爻。八类符号统称经卦，象征八类事物，如""叫乾，象征天、君、君子、阳气、刚健等。六十四门符号统称别卦，象征各类事物之间的关系，如屯卦，下面是震卦，上面是坎卦。震象雷。坎象水（雨）。雷属阳，水（雨）属阴。阴阳相迫，雷雨并作，有艰难险阻之兆。现存《周易》是由六十四卦构成的，每卦有六爻，共有三百八十四爻。每卦有卦辞，每爻有爻辞。卦辞和爻辞是经文，统称《易经》。后来有人对卦辞和爻辞进行解释、说明、发挥。这些文字叫做传文，统称《易传》，《易传》共有七种十篇，即《象》（分上下两篇）、《象》（分上下两篇）、《系辞》（分上下两篇）、《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称"十翼"。现存《周易》包括两部分，即《易经》和《易传》。传统的说法是：伏羲作八卦，文王作卦辞，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十翼。对于这种说法，两千年来争论不休，迄无定论。现在一般认为八卦符号源于民间占筮，卦爻辞作于殷周之际。十翼成于战国末年。我们要究明的是：孔子与《周易》是否发生过关系？如果发生过关系，又是怎样的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又说：孔子传《易》于翟，瞿传楚人臂子弘，弘传江东人矫子庸疵，疵传燕人周子家竖，竖传淳于人光子乘羽，羽传齐人田子庄何，何传东式人王子中同，同传川人扬何，何元朔中以治《易》为汉中大夫。照这两处记载，孔子不但学过《易》，而且还作过《易传》，传授过弟子，弟子以后的师承关系也历历可数，应该说，孔子与《易》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了。但是，这个说法却颇遭后人的怀疑。第一个怀疑的是欧阳修。他认为《系辞》以下六种，辞意繁复而矛盾，不应是孔子所作。崔述进一步认为"十翼"全不是孔子所作。康有为更说《史记》中的"序、象、系、象、说卦、文言"八个字是汉代经古文学家故意加进去的，不是《史记》的原文。于是，孔子与《易》的关系又成了悬案。
我认为，对于《史记》的记载，既不能全信，也不能一笔抹煞，应该根据当时的文化背景和孔子本人的情况作具体的分析，实事求是地得出恰如其分的结论。
现存《周易》思想比较驳杂，既有儒家思想，也有道家思想和法家思想，不是出于一人之手。再者，现存《周易》所达到的思想高度及其表达形式（长篇大论），也不像是春秋末年的产物。因此，司马迁所说的"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这句话是不能全信的。但是，司马迁的话也不是凭空虚构的。这有以下四点佐证：第一，在孔子时代，《周易》已经流行，而且还有人作过注解。《左传》、《国语》记载以《周易》占筮的事多达一二十次，国别有秦、晋、鲁、陈、齐、卫等，可见《周易》在当时的上层社会已很流行。《左传·昭公二年》还记载了晋国的韩宣子在鲁国看到《易象》的事。所谓《易象》自然是解释《周易》卦象的。可见那时《周易》已有了最早的注本。这些情况说明，孔子研究《周易》是极有可能的。
第二，孔子见过《易》书，而且进行过钻研。《论语·述而》记载："子曰：'加我数年，五十（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①而且还有"韦编三绝"之说。可见孔子不但见过《易》，而且还下过一番苦功。从孔子的好学精神看，这是十分可能的。
第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其中有一部《周易》，在《周易》的卷后附有佚书《要》等两篇，记录着孔子与其弟子研讨《易》理的问答。这个发现为孔子授《易》增加了一条证据。
第四，在现存的《易传》中，固然不全是儒家思想，但儒家思想却占有相当的分量。而且这些思想与孔子思想是息息相通的，如"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的这些思想，应该说与孔子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根据以上四条佐证，我们可以作出这样的推论：孔子晚年确曾钻研过《周易》，并且进行过讲授，在讲授过程中可能作过整理。加入一些自己的体会和说明。因此，司马迁所说的"孔子晚而喜《易》"，"孔子传《易》于瞿"等语，还是比较可信的。6.关于《春秋》《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史，起自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由于《春秋》记事简略（全书只有一万六千五百多字）.言辞晦涩，所以后来有许多人对它进行阐释和补充。这些阐释和补充的书叫做《传》。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有三部《传》书，即《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传》，合称《三传》。
关于《春秋》的作者，从来都认为是孔子。这个说法最早见于《孟子·滕文公下》。
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试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史记·孔子世家》也说：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公羊传疏》引闵因《序》云：昔孔子受端门之命，制《春秋》之义，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
杜预《左传序》云：仲尼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上以遵周公之遗制，下以明将来之法。
从上引的几条材料可以看出，从孟子以后，几乎是众口一词，认为《春秋》的作者是孔子。然而，到了近代却遭到了"疑古派"的否认。否认最力的是钱玄同。在他看来，《春秋》在"六经"中最不像样，把它贬为"断烂①"五十"为"卒"字之误。《鲁论》"易"作"亦"，读为"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种读法，于文法、于事理都很格，故不从。
朝报"或"流水帐簿"之类。他说："以他老人家（按指孔子）那样的学问才具，似乎不至于做出这样一部不成东西的历史来。"①仅凭文辞简略这一点就否认孔子的著作权，这未免过于武断了。要知道，《春秋》是我国第一部史书。作为第一部史书，自有其不完备、不充实的地方。但这恰好反映了早期历史著作的特点（如《世本》、《竹书纪年》之类）。其次，还要知道，孔子是把《春秋》作为现代史教材进行教学的，这只是一部教学大纲：作为教学大纲，也只能是提纲挚领，不能过分铺张繁复。
还有人认为《春秋》就是《鲁史记》的原本，未经孔子整理过。这也是不堪设想的。所谓《鲁史记》是鲁国史官随事所记的竹简。这竹简积累了二百四十二年之久，恐怕不止"五车"了吧？把这不止五车的竹简拿来向学生"照本宣科"，试问，有谁愿意去听呢？凭孔子那样有丰富教学经验的教育家，怎会采用那样拙劣的教学方法呢？
至于有人根据《论语》没有提过孔子修《春秋》事，而怀疑孔子编过《春秋》，这也未免太拘泥了。一部短短的《论语》，哪能把孔子和弟子们几十年的谈话都记录下来呢？何况现行本《论语》又经过西汉未年的张禹和东汉末年的郑玄两次改编，谁能保证没有缺简残篇呢？所以我们决不能仅仅根据《论语》没有提到某事就说没有某事。如果那样，恐怕连孔子的生平也都无法了解了。
我们还是要相信孟轲和司马迁的话。因为修《春秋》对孔子来说，既有可能，也有必要。孔子六十八岁自卫返鲁，以"国老"身份闲居在家，他既有条件阅读鲁史档案，也有时间从事整理和编修。此其一。其二，孔子是在到处碰壁之后回到鲁国的，而且年近古稀，但他却并不因此而放弃他的理想和主张。在这种情况下，修《春秋》便成了他的唯一出路。修《春秋》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第一，通过《春秋》可以寓寄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主张，留给后世明君效法；第二，通过《春秋》教授弟，可以培养一批合乎自己理想的从政人才，继续完成自己的未竟事业。由于这两点，所以他才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所谓"知我者"，是指那些理解他的苦心孤诣的人（他的苦心孤诣就是要实现他的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所谓"罪我者"，是指那些指责他不该修《春秋》的人（在当时，按孔子的身份是不能修史的，而巨在《春秋》中既得罪了一些权贵，又袒护了一些权贵，这些都是可能引起指责的）。我以为，这两句话，除了孔子，别人是说不出来的。毫不夸张地说，《春秋》是孔于呕心沥血之作，也是他晚年的心血结晶。
那么，孔子是怎样修《春秋》的呢？
第一步当然是搜集资料。闵因说："使子夏求周史记，得百二十国宝书。"这是靠不住的。子夏没有那么大能耐走遍各国，别国即使有史记和宝书，也不会轻易给他带回鲁国阅读。司马迁说："乃因史记作《春秋》。"杜预说："因鲁史策书成文，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这倒近乎事实。孔子能够搜集到的史料主要是《鲁史记》，最多参考了一点《周史记》。第二步便是整理史料，即所谓"考其真伪，而志其典礼"。舍弃那些繁芜不合理的记载，摘取其事关大体的记录。如鲁《春秋》记晋丧曰"杀其君之子奚齐及其君卓"，孔子改为"晋里克杀其君之子奚齐"、"晋里克弑其君卓"等等。第三步就①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1册。
是确定编写体例和指导思想，即所谓"制《春秋》之义"，"拨乱世，反诸正"①"据鲁、亲周、故宋"②等。最后，在编写过程中还要把自己的思想和主张渗透到字里行间去，即所谓"微言大义"，如"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日'天王狩于河阳'"③等等。
总之，孔子编修《春秋》一事是毫无疑问的。我们应该肯定他的这一重要贡献。
①《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②《公羊传·隐公元年》《疏》引。
③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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