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大萧条时期，耶鲁大学的主管人决定在校园内兴建一系列建筑，该建筑计划与美国传统的学院建筑风格迥异。耶鲁大学的高层决定将校园变成一个哥特式的仙境，图书馆看起来像是尖顶大教堂，餐厅和宿舍则体现了伊丽莎白时期的建筑风貌。1932年，学院系列中的第一个开始动工兴建，每个学院约入住400名学生，构成一个雅致的宿舍区。第一个建成的宿舍——这个普通的名词实在不足以彰显学院的富丽堂皇——以天才神童的名字被命名为乔纳森·爱德华兹学院（简称JE）。乔纳森·爱德华兹学院是一个封闭的小天地，六英尺深的护城河围住了部分学院，精巧的大门装点着城墙。学院虽然主要是学生的宿舍区，但很大，各种设施也很完善：图书馆、演讲大厅，以及耶鲁颇有历史的大厅（the Great Hall），该大厅带有教堂式神圣的天花板、木梁和嵌板墙。
建筑家的目的是通过这种高耸的神圣建筑给学生们一种非凡的优越感，似乎他们都属于高级的富有人群和知识分子阶层。该学院是由一个舍监监制的，他利用捐款每周举办一次讲座、演讲或艺术展览。很奇怪的是，任何一个耶鲁毕业生毕业后都喜欢说自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学院毕业的。每天早晨，当一个JE的学生在套房宿舍中醒来时，房间里古雅的壁炉、窗外保养良好的草皮以及周围的一切都在提醒他尊贵的地位。你没有“室友”，与你分享套房的人是你志同道合的伙伴；你的房间外不是普通的走廊，而是“黄金海岸”。当你来到JE时，事实上，你已经进入了生活的轨道，你周围的伙伴将成为你终生的好友。
如果你觉得这还不算是经营世界，那么你可以来看看与JE毗邻的、耶鲁大学里最神秘的社团——骷髅会（Skull and Bone）。JE是个美丽的校园，吸引每个人信步进门，欣赏校园内每一个角落的美景；而骷髅会却是个闲人免进的地方，除了15个会员。骷髅会所在的二层小楼每一侧都有一个长方形的裂痕，让人想起阴森的监狱。这里似乎没有任何鲜活的气息，笼罩在小楼旁边那种神秘、阴森的气氛似乎在警告任何人“勿进”。
而约翰·克里在这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里生活得却很惬意。这是他一直以来梦想的事情：追随父亲的足迹进入耶鲁，走在知识的尖顶高楼之间，想像着父亲1937年在这里的身影。
对于一些学生来说，来耶鲁上大学可能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家门。不过克里12岁的时候就远赴大洋彼岸的欧洲去上寄宿学校了；在来到耶鲁之前，他又在圣保罗充分享受了自由、友情、体育、辩论以及音乐，还经常与朋友们去滑雪或去纽约旅游。他早已熟悉了大学生活。
1963年，克里进入大学二年级，搬进了JE学院一套位于三楼的宿舍。他有两个室友，第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圣保罗时的室友丹尼尔·巴比罗。
巴比罗很惊讶克里居然对这里如此痴狂，似乎克里一直以来都在盼望这一时刻。“在他看来，这似乎就是他要来的地方。”巴比罗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刚到那里的时候，都是初来纽黑文的新生。他为来到耶鲁激动不已，而且对耶鲁的历史颇感兴趣，似乎对这里的历史掌故都了如指掌。”
第二个室友是哈维·邦迪，是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著名的邦迪兄弟的侄子，邦迪兄弟——威廉和麦克乔治——是当时美国制定越战政策的关键人物。威廉最终成了促使克里去越南参战的重要因素，而麦克乔治将成为克里对战争一腔怒气的发泄对象。克里充沛的精力让室友很吃不消。他总是熬夜到凌晨5点才睡，于是他们让他独享一个卧室，巴比罗和邦迪则分享另一间。除了参加足球队和曲棍球队外，克里还经常去佛蒙特州的斯托和基灵顿滑雪。但是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政治上，七岁时在华盛顿家庭餐桌上就开始聆听父母对政治的讨论，在柏林的经历和圣保罗求学时的辩论社团使他对政治的兴趣更浓厚了。
从一入学起，克里就被许多人认为有政治雄心——确切地说，有想当总统的野心。一些人注意到克里与肯尼迪的名字首字母缩写都是JFK，于是就拿这个开克里的玩笑，当克里出现时就吹起“向领袖致敬”的口哨。有些同学认为克里自我膨胀得厉害，但更多的人认为克里有一种强烈的欲望，同时又有足够的能力去做一个参议员或总统。
“克里显然有一种领导全国的欲望，”他的同学卡里·考普林说，“他似乎早就为将来做好了计划：他要成为一个领导者。”
克里成了辩论队的领队和著名的耶鲁政治联合会（Yale Political Union）的会长，并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小威廉·F.巴克利和麦克乔治·邦迪之前都曾担任过该会会长。以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政治团体为参照，耶鲁大学的学生于1934年发起成立了耶鲁政治联合会，以“扭转30年代耶鲁大学自闭、淡漠的政治文化”。政治联合会不仅为克里提供了一个发表演讲的舞台，还让他有机会聆听众多知名政治家的演讲。克里以后的政治倾向和决策类型很大程度上受到政治联合会和辩论队的直接影响。作为一个学生以及后来的参议员，克里经常在最后决定某项重大决策之前进行长达数星期的反复辩论。参议员助理们说，克里经常走进国会山后还不告诉他们他将如何投票，这种习惯也许源于多年以来他一直习惯于为一个论述的正反两方面反复论辩。
据大家所说，无论辩题大小，克里几乎都是赢家。克里和他的搭档小威廉·B.斯坦伯里，曾一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就“贵族时代已经终结”这一辩题对阵麦吉尔大学。耶鲁的二重唱征服了主场的加拿大听众，投票结果竟然是不可思议的250∶1！随后，克里和斯坦伯里再战告捷，漂亮地赢了英国大学联队。
克里还有一项突出的能力，那就是可以就任何问题鼓动同学开始辩论。克里的朋友说他并不满足于朋友之间只谈论女孩或是体育运动，一场激烈的唇枪舌剑才是他想要的。
至于克里是否在耶鲁见过布什，我们搜集的资料有些矛盾。布什当时是德尔塔·卡帕·爱普希龙(DKE，Delta Kappa Epsilon)兄弟会的会长。克里和布什都说不记得在耶鲁见过面，可是克里的密友大卫·索恩，说他曾经和克里及布什在一起过，还详细地描述了细节。
据索恩说，布什比克里小两岁，他在耶鲁总是试图展现自己得州血统的独特，在耶鲁小有名气。尽管布什曾在马萨诸塞安多弗的菲利浦学院接受预科教育，还曾在东部的康涅狄格、马萨诸塞和缅因州度过一段幼年时光，可他对美国东部的政治文化传统却颇不以为然。克里作为温斯罗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外交官的儿子，以及圣保罗学校的毕业生，当然是东部贵族的典型代表。当时，布什的父亲在竞选参议员中失利，正准备为竞选联邦众议员准备，并最终获胜，不过小布什似乎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任何兴趣。
那天，据索恩说，布什和克里见面了，两人讨论起公共汽车上的种族隔离问题。当时(1965年)关于公车种族冲突的案件时常见诸报端。布什的爸爸正在竞选参议员，约翰对此很感兴趣。索恩回忆道：“我很清晰地记得，他们讨论了公车种族隔离问题。约翰参加过罢乘游行，而乔治却非常保守，认为这简直是疯了。
除了政治分歧，在克里加入骷髅会两年后，布什也追随父亲的足迹加入了。
克里对JE校区旁的骷髅会会址非常着迷，加入骷髅会意味着获得新生。“你的骷髅会会友将在事业上帮助你，如果需要的话还会提供财政支持。与其他社团不同的是，你不能申请加入该社。该会挑选会员相当严格：每年，骷髅会的15名成员——都是大四学生——将从三年级学生中选出15名替代他们。通常新成员之间最好彼此并不认识，但一旦加入后要立即成为朋友，而且是终生的朋友。墓穴中所讨论的事情成员们必须严守秘密。”
该会于1832年成立，也被称为死亡兄弟会。根据亚历山大·罗宾斯所记录的骷髅会历史《坟墓之谜》一书记载，骷髅会是由一个叫做威廉·H.罗素的学生创建，其家族由于经营鸦片贸易而聚敛了巨额财产。据罗宾斯的记载，罗素在德国的一个好朋友领导着一个崇拜死人骷髅的秘密组织。“罗素立即就迷上了这个神秘团体”，并在耶鲁建立了一个类似的秘密组织。罗宾斯写道：“他们崇拜欢乐女神(Eulogia)，为海盗行径欢呼，热中于通过秘而不宣的阴谋诡计达到统治世界的目的。”
自创立起，100多年来骷髅会已经有了很多变化，但据罗宾斯所说，它仍旧是一个只接纳精英的排他团体，大约二十几个在全美国名头很响的名门望族掌控着骷髅会，其中包括布什家族、邦迪家族、哈里曼家族、洛德家族、菲尔浦斯家族、洛克菲勒家族和塔夫脱家族。“叛徒是不会被骷髅会原谅的，”罗宾斯写道。罗宾斯采访了一些1966届的骷髅会会友，他们对有关骷髅会的一些可怕传闻了解颇多，说这些故事有的耸人听闻，有的纯属编造，包括有传闻说会员们都会被给予金钱。他们说这完全不对，因为后来会员们被要求向组织交纳许多钱。至于罗宾斯所说的骷髅会会友都有“许多美女任其支配”，他们则都报之大笑。
不过无论真实情况如何，大家的普遍感觉似乎就是真相，围绕着骷髅会的传说也增加了它的吸引力。对于1966届的骷髅会会友们来说，一个不可抗拒的吸引力就是组织让他们有机会畅谈个人和政治。在1966届这15个成员中，虽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数人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前程。
克里能够成为其中一员，这并不出人意料。即使在精英云集的耶鲁大学，克里也是很杰出的，辩论冠军、足球和曲棍球运动员、温斯罗普家族和福布斯家族的后裔——这似乎是最重要的因素。大多数骷髅会会员都有显赫的金钱背景，或是遗产或是基金或是毕业后可以赚到的钱。尽管许多人认为克里也许很富有，可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多少钱。克里入会是由几个即将离会的大四学生推荐的，其中包括约翰·沙特克——克里在圣保罗的校友，后来在克林顿政府的内阁成为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问题的副国务卿。选择克里入会不是因为他的社会背景，据沙特克说，而是因为大家普遍认为克里将是一个未来的政治领袖。“我记得我推举他入会，毫无疑问，他将来会进入政治领域大展宏图。”沙特克说。
在骷髅会的另外14个会友中，克里结交了在耶鲁最亲密的三个朋友：弗莱德·史密斯，他激起了克里对飞行的兴趣；大卫·索恩，他的妹妹成了克里的未婚妻；还有理查德·潘兴，他们14岁就相识了，后来又让克里下定决心奔赴越战。如果骷髅会是校园里最精英的团体，那么这几个人就是精英中的精英了。此外，他们还有另一个共同特点：他们没有试图利用关系逃避兵役或是延期服役，而是都去了越南参战。
史密斯和克里立刻走到了一起，复兴了耶鲁飞行俱乐部（the Yale Flying Club）。“我使他爱上了飞行，”史密斯回忆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耶鲁飞行俱乐部的成员成了海军航空的主力。他们自学飞行，通过考试加入了海军航空队。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飞行俱乐部逐渐衰落了。我们复兴了耶鲁飞行俱乐部。”他们重建的动力也许来源于一个围着金门大桥翻筋斗飞行的教授。
克里热爱飞行的刺激，敢于挑战大多数耶鲁飞行者不敢尝试的。他学会了特技飞行，经常练习翻筋斗以及其他危险动作。“在耶鲁的最后一年，我的专业似乎变成了飞行。”克里说，“我对此很认真，几乎很少去上课，而花大量时间学习飞行。”而此时，史密斯却从另一个角度来考虑飞行。他写了一篇期末论文，提到“社会自动化将如何支持一个完全不同的后勤运输系统”。这篇论文仅被勉强通过，但史密斯的目的不仅仅是得到成绩。按照他在论文里提到的一些原则，他后来建立了联邦快递公司——一个为客户空运文件和物品的公司，现在已经是世界上最成功的公司之一。
另一个密友大卫·索恩，在耶鲁的第一年就见过克里，他们的初次见面简直糟透了。他们谈到了女人。克里说他正在约会珍妮特·奥金克洛斯——第一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异母妹妹。然后，索恩说：“不，我正在和奥金克洛斯约会。”结果，珍妮特与两人的关系都告吹了。（她后来嫁给了克里在圣保罗时的同学路易斯·卢瑟福，后于1985年死于癌症，年仅39岁。）
自从40年前初次见面后，克里和索恩一直保持着亲密的关系。这两个年轻人都曾在欧洲生活过，克里可以说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索恩也可以说至少一种外语。索恩来自于他所说的“坚如磐石的共和党家庭”，而克里的家庭则倾向于民主党，不过两人对于欧洲的观点倒是一致的。他们一起在欧洲度过了一个悠闲的暑假，驾驶一辆旧出租车游历了整个欧洲大陆。除了他们的世界观外，两个人还都热爱足球，他们都是在国外学会的，这让他们发起了耶鲁大学足球队。最后，索恩介绍克里认识他迷人的妹妹朱莉娅，她后来成了克里的妻子。
这个小团体的最后一个成员，据说是最古怪的，也是最可爱的。他就是理查德·潘兴，第一次世界大战著名的总指挥“黑杰克”约翰·潘兴的孙子，一个锦衣玉食的公子，他的明星气质和与众不同的举止都使他很难令人忘怀。
潘兴会用这样的语气谈论一件严肃的事情：“如果战争来了，你去。”潘兴和骷髅会会友们说话的口吻像是黑帮老大。
但是潘兴的魅力远不止于此。如果这是一部电影，那么潘兴将是最活跃的英雄式人物，是个爱搞笑、爱制造麻烦的人。他会吸引很多女孩，似乎没有什么烦恼。在许多方面，他都与克里截然相反，可是这两人却非同寻常地亲密，他们14岁的时候就认识，一起在费森顿度过少年时光，都曾在欧洲住过，现在又一起来到了耶鲁。
不可避免地，潘兴会被人比做杰·盖茨比——F.斯克特·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的主人公，他有某种“对生活的未来高度灵敏的预感，好像他是那种能够测出千里以外地震的复杂仪器”。
“潘兴是盖茨比20世纪最有力的竞争对手。”骷髅会会友艾伦·克罗斯说，他说盖茨比和潘兴都曾住在“长岛同样的地方”。
潘兴在耶鲁的朋友都叫他“珀西(Persh)”，克里是他最先认识的。尽管离开费森顿后两人去了不同的学校，但两人还见过几面，现在又在耶鲁重逢，自然十分高兴。
美国人几乎都知道潘兴祖父在美国军事史上的赫赫战功。约翰·潘兴得以名扬美国不仅仅是因为他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在欧洲美国军队的总指挥，还因为他在1895年蒙大拿州领导名噪一时的第十骑兵团。该团里有一队黑人骑兵，即“水牛战士”。当时黑人不许在白人部队里服役，但是潘兴很敬重他们并乐意领导他们，这也为他赢得了“黑杰克”这个绰号。
约翰·潘兴的战绩相当杰出：1898年在圣胡安山（San Juan Hill）赢得银星奖章，随后在菲律宾一直战斗到1912年，然后带领“水牛战士”于1914年在墨西哥边界巡逻。在墨西哥巡逻的时候，他的妻子和三个孩子仍然住在旧金山的军事驻地，可是1915年驻地的大火夺去了他妻子和两个孩子的生命，仅有一子幸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潘兴领导美国远征军，声威大振，后来又被任命为陆军特级上将，声名达到顶峰。可是丧妻和丧子之痛让他在余生里一直郁郁寡欢，这也更切合他的绰号“黑杰克”。惟一幸存的儿子是沃伦，后来生下了理查德——也就是克里的好朋友。毫无疑问，理查德·潘兴也想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创造辉煌的事业。
“我们非常非常亲密，”克里说，“我们在一起度过了非常无忧无虑的时光，我怀念那段日子。”
其他骷髅会会友也注意到了克里与潘兴之间的亲密关系。“约翰很严肃，对政治非常感兴趣。潘兴则截然相反，他很爱搞笑，总爱捉弄我们。”骷髅会会友乔治·布朗博士说，他与克里和潘兴的关系都很好。“潘兴似乎对任何事都满不在乎。就在他出发去越南的前一天，他说：‘没有人会陪我喝酒了，我们今晚一醉方休吧。’潘兴是个风度翩翩的贵公子，他超凡的个人魅力使他成为我们的英雄。他曾经带我去纽约城的许多饭店吃饭，那里的女孩全都认识他。”
史密斯印象中的潘兴也是这个样子，他说将军的孙子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有魅力的人之一。他的个性时刻提醒你他是一个出身良好的美国人，就像是美国的迈克尔·凯恩”。史密斯用英国的著名演员来比喻他。毫无疑问，这么有吸引力的潘兴一定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友，她就是基蒂·霍克斯。她是著名导演霍华德·霍克斯的女儿，她执导的片子有《酣睡》和《绅士都爱金发女郎》。
2003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基蒂·霍克斯用一种电影般的语言描述了与潘兴、克里以及其他骷髅会会员在一起的时光：“与他们其中的一个人恋爱似乎就是与他们所有人恋爱。那是一段神奇的时光，与他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让我日后无限回忆。”
潘兴和基蒂、克里、史密斯以及其他骷髅会会友一起去纽黑文的酒吧、曲棍球赛场，或任何能让他们喝点酒、找点欢笑的地方。“我们在一起的每一分钟都充满了欢声笑语，他们彼此之间从不嘲讽，他们彼此之间都有足够的尊重。”霍克斯说，“约翰很严肃，而理查德却没有这种严肃感。我们所有人都觉得克里将成为一个重要的人物。我并不觉得命运如此，但我知道总有一天他会出人头地的。”
与骷髅会的联系至关重要，霍克斯说：“会友之间的感情是他们这个组织极其重要的一部分。我的感觉是，这不是那种‘我们出去喝酒，尽情享乐’的兄弟会。骷髅会会员远不止如此。在这里，你不再嬉笑、玩闹，生命开始有点严肃起来。他们开始把自己看做男人，而不是男孩，然后就要上战场，似乎一眨眼就全都长大了。”
从各方面来看，克里都是富有的、高贵的骷髅会会友中的一员，大约他的朋友也这样认为。布朗回忆道，一天，他和克里、潘兴还有其他一群人前去瑙什恩岛（Naushon Island）出海航行，该岛是他家从福布斯家族这边论的一个远亲所拥有的地产。
“他说：‘嘿，我家拥有这个小岛的一部分。’”布朗回忆道，“我们都不相信，他说：‘这儿不允许别人上岛游玩，但是我们可以，因为我家拥有这个岛。’潘兴嘲讽他，说克里带我们来到了他的贵族小岛。我们想说也许他小时候的保姆会过来给我们一个拥抱。”
事实上，尽管克里经常来这里玩儿，可他家从来没有拥有过这小岛，哪怕是一平方米的土地。据说这个小岛是由福布斯家族的一个旁系亲属拥有，他家的孩子就是克里的第五个表兄弟。这就是潘兴，他的爸爸在华尔街工作，是个不愿依靠遗产和利息逍遥度日的金融家。
1963年11月22日，耶鲁大学正在举办一场足球赛，突然人群中一阵骚动，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迅速传开了：肯尼迪总统遇刺。这仅仅是克里有幸与肯尼迪共同去航海的15个月后。
“我们都惊呆了。”克里回忆道，他的英雄，他的行动楷模，遇刺身亡了。克里坐在他的小黑白电视前，久久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这对他是个极大的打击。”大卫·索恩回忆道，当时在足球赛看台上他和克里坐在一起。“那是他的偶像，他很早就崇拜的英雄。这个噩耗让他无比伤心。”
肯尼迪的死一直让克里郁郁寡欢，此时肯尼迪“最好，最聪明”的朋友威廉·邦迪来访。邦迪当时是负责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他此番来到耶鲁宣传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胜利并动员大家支持政府的越战政策。在演讲结束后，他来到侄子的宿舍，并与其室友，包括克里，一直谈到次日凌晨。
“（我们）一直围坐在一起，喝着啤酒，滔滔不绝地谈论。你知道，谈论南亚的事情以及国家政策。”克里回忆道。邦迪对这些年轻人谈话的主题就是：“我们需要你们。我们需要你们去参军，去越南。”这次拜访把几个年轻人都推到了去越南的路上。“我不知道他是不是促使我们上战场的主要因素，”巴比罗补充道，“但他绝对影响了我们。他可是助理国务卿。”
随着毕业临近，克里面临着三个选择：服役，以上研究生为借口推迟服役，或是去军官学校，然后到越南当个军官。“我给征兵局打了电话，因为我想也许我可以出国上学，不过显然我要冒风险。征兵局说：‘听着，很有可能你必须要参军。’我说：‘如果我要去参军，我希望有些责任并能当个军官。’”
参军服役帮助约翰·肯尼迪走上政坛，当然克里也有在政治上一展宏图的雄心壮志。“约翰很清楚地说过：‘如果上帝能让我达成一个梦想，那就是竞选美国总统。’”威廉·斯坦伯里——克里三年来的辩论搭档回忆道。“这并不是戏言，而是认真的、执著的梦想。他一生的梦想就是进入政界，大展宏图。”
为什么？什么促使克里有这样的梦想？“我觉得并不是什么空洞的口号让他有这样的政治理想，如‘我一生都要为种族融合和世界和平努力奋斗’。”威廉说，“我觉得他也不是随便说说：‘政治家的生活就是我想过的，我想在公众面前侃侃而谈，这就是我想做的工作。’”
到大四时，克里开始考虑他的前途。他偶尔去飞行，然后回到耶鲁，大部分时间都待在骷髅会的总部。女孩、性和金钱常常是骷髅会会友们讨论的话题，但大部分会友都记得克里总是把讨论话题引向越南。
克里的朋友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转变。艾伦·克劳斯——骷髅会会友，回忆克里对越南战争表示出越来越多的疑问：“当（总统）约翰逊逐渐增兵越南时，克里总会无意中谴责这次战争，甚至怀疑我们以后去越南的意义何在。”
克劳斯清晰地记得克里的谈话，因为这种关心在以自我为中心的骷髅会中很少见。“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都是从耶鲁高年级中精挑细选的，他们早已习惯于只关心自己的事情，可能认为一切都是围着他们转的。”克劳斯说。但是克里促使这一群精英去关注越南。“我觉得我们的所作所为让他警醒了。他看到我们懵懂无知，怀着善良的意图走进越来越深的沼泽，他觉得应该提醒我们了。我记得他的话并不是反对我们的所作所为，而是响亮的号角：‘嘿，朋友们，这已经发生了，这是要定义我们这一代的时刻，是很关键的时刻。’”
1966年初，克里被选出代表年级在毕业典礼上致辞，这是极高的荣誉。可是克里最初的演讲稿充满了索然寡味的空虚言论，绝不是个让人难以忘怀的佳作。
“我们不需要崇高的召唤去做伟大的事情，我们只需要些微刺激去做对社会有益的事，也就是说让你生存的条件更好。”该原始演讲词被刊登在年级年报上，说：“我不会尝试去告诉大家什么永恒的真理，这些真理会让你们循规蹈矩，效忠职守。我的目的只是去挑战，而不是传道；去质疑，而不是作答。”
以克里的实际水平而言，这几乎不算是一篇合格的演讲稿。几个星期以来，克里一直在想演讲时他是否应该提到越南，是否应该质疑国家的决定。在骷髅会成员最后一次去旅游的途中，这些问题还一直困扰着克里。他们利用假期去圣劳伦斯海域的鹿岛。该岛占地40英亩，是骷髅会的一处固定地产，岛上设施很齐全，有房间，有垒球场和网球场，有圆形露天剧场，还有15英里长的跑道，标着骷髅会的密码——332。
克里和潘兴照例形影不离。但是一天，他们邀请会友迈克尔·多尔比和他们一道去圣劳伦斯划船。多尔比答应了，等他发现他是和两个热爱冒险的人出海航行时已经太晚了。“我们在圣劳伦斯河上，那是很大一片水域，有很多大船。”多尔比回忆道，“潘兴完全率性任意，带我们三人上了一艘带发电机的小艇，疯狂追赶那艘大船，拼命地向它冲去。我吓坏了，觉得我们快完蛋了，他是那么疯狂。约翰装作相当紧张害怕的样子，就在最后一秒，约翰紧急调转船头。这两个人彻底耍了我，我这辈子都没这样害怕过。约翰很善于在幽默和严肃之间来回转换。”
事实上，克里在这次小岛之旅中一直想着很严肃的事情。他觉得如何致辞是次要的，他应该仔细想想美国对越南使用武力的政策是否正确。
其实，这个问题克里已经想过很久了。他在冷战最紧张的时候随父母在柏林居住，后来他父亲也因为不赞成动用武力而离开了外交岗位。当时大多数人似乎对战争都持肯定态度，克里对越战的反感也许是因为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他在1966年1月31日公开质问总统约翰逊的战争政策……约翰逊重新开始对越南进行轰炸，肯尼迪说这是“导致美国走上不归路的第一步，而这条路会给全人类带来灾难”。
克里开始写一篇新的演讲稿，并将稿件给多尔比看，征求他的意见。
“出于某种原因，他让我帮忙一字一句地修改，我记得我们在语法上作了一些修改。”多尔比回忆道。“他说：‘你没有领会，我要这样说。’他确实这样做了，我相当震惊。”
1966年6月12日，克里交上了新的演讲稿。
“过度的孤立也会变成过度的干涉。越南战争恰恰说明我们的决策制定者正把美国人民推到一个奇怪的角落……如果我们不幸失败，这将不是领导者的错误，而是那些在背后怀疑领导者决策的质疑者们的错误。”然后，在提到他妈妈辗转逃出纳粹的侵略时，他说道：“我认为，美国必须明白，这种适用于西欧的干涉政策并不能在世界其他国家取得同样的效果。”
随后他又暗示自己会去应征入伍，克里补充道：“我们并非不想服役。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在为什么服役。”
克里对美国政策的批评很引人注目。当时，反对美国战争政策的人很少，民众普遍认为对越战争志在必得，一批英雄会从军队中产生。这篇演讲也显示了克里对越战看法的逐渐成熟。
他的爸爸理查德也是坚决反对越战政策的反战人士，1996年，即他去世的前四年在接受《环球报》采访时说，克里刚入大学时对美国的政策全心拥护；而到了大四，他“长大了许多”。
战争发展得太快了。如果克里在演讲那天看了《纽约时报》，他会看到许多笼罩着不祥气氛的消息。一则消息报道，国防部长罗伯特·S.麦克纳马拉说又有18 000名士兵被派到越南战争中。这样，在越南的美军总数已经达到了285 000人。
1966年，在麦克纳马拉所说的励志报告中——这实际上是人数统计对比——他说越共迄今已经丧生了21 000人，而在这六个月里，美军只牺牲了2100人。但是第二则消息报道了前驻印度大使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在罗得岛大学毕业典礼上的讲话，他说美国应该缩减对越战争规模，停止轰炸，尽快撤军。他还说如果美国政府认为其对越政策得到普遍支持，那么就“大错特错了”。那么，既然克里已经开始质疑越战政策，他为什么还要迫切地加入海军呢？克里和许多同学都认为1966年意味着耶鲁大学里一种天真气氛的终结。肯尼迪的号召“问问你们可以为国家做些什么”仍然回想在每一个热血青年的耳边，而一年以后大规模的反战和焚烧征兵卡就遍及全国了。
“我记不太清楚是在1965年还是1966年，”克里的同学多尔比说，“当时，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美国政府十恶不赦。不过我肯定当时的气氛很不明朗。”
正如校史一本正经记述的：“当时耶鲁的反战游行运动非常冷静有序，主要原因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学生们都表现出成熟、有责任感和合理自由表达的一面。耶鲁校园里很少见到那种偏激、狭隘、令公众讨厌的激进运动分子。”
而事实上，在克里大四的时候，耶鲁一位历史系的副教授斯托顿·林德（Staughton Lynd）去河内执行一次和平任务。1966年1月，他回到耶鲁后给3500名学生做了一次演讲，揭露了许多美国士兵的厌战情绪，而学校校长却以“给敌军提供援助，粉饰敌军”为名惩罚了他。对于此事，校史中记载说该惩罚决定是根据美国联邦宪法的叛国定义而制定的。
这就是克里大四时期耶鲁的氛围。他不是个激进分子。他响应肯尼迪的号召——他和总统一起出海划过船，而且肯尼迪最好、最耀眼的朋友威廉·邦迪也劝说他去服役，去当一名军官。
尽管克里对战争仍有疑虑，他还是签约要去罗得岛的预备军官学校，准备上战场了。他似乎在质疑自己正在做的、无法停止的事情。越南就像是圣劳伦斯河上的大船，逐渐在前方显现，而他，尽管知道冲撞上去必死无疑，还是无法停下冲向前去的脚步。无论怎样，有些东西驱使他走向战场，是一种危险、责任和友情的混合感觉让他无法停止。
“我想去那里，想成为美国军队中的一部分，想尽力贡献我的力量，也想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战争。就像所有喜欢冒险的人一样，我们用生命作赌注来体验战争。”克里说，他和他的朋友都有“无敌的感觉”。
潘兴、史密斯和索恩也要奔赴前线——克里并没有被孤单地留在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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