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路可走性首先是疾病的产物，疾病则是来自心灵危机或通过这些危机灾难性地得到了促进的。这场疾病成了独立发挥作用的、制造损失、甚至毁灭一切的祸害，弗兰茨最终为它的淫威所慑。—一弗兰茨以英雄气概、多半甚至以开朗的镇定情绪承受痛苦。只有一次，在以后的年头中，我听到他抱怨病痛。我去看他时他刚发过高烧。他躺在床上，一说话脸便扭歪了：“在身体完全蜷缩成一团之前，时间是这么久，通过这最后的、狭窄的洞往里面塞满了东西。”说话时他拔起拳头，仿佛在手里揉捏着一块手帕似的。
除了短暂的离开，弗兰茨在屈劳一直待到1918年夏天。然后他回到布拉格，又作为官员工作了一段时间，但他把下午时间贡献给了特洛亚（布拉格近郊一地）的果树学研究所内的园艺劳动。我常到那里去接他作长时间的散步。我们有两个主要讨论题目：战争、希伯莱语。学习，那时在文学事业中我也听取他的意见。卡夫卡的一些品质是不可超越的：他的正义感，他对真理的爱，他朴素的从不曾有过丝毫装腔作势的真诚。“必须把自己限制在绝对掌握的领域内”是我保存下来的他那时的言论中的一句。这种观点有时候当然会将他引导到一种境地，使他内向地痛苦地完全蜷缩起来。他想要脱离一切，最终也包括放弃与我的交往。
1918年7月1日我记下了他的观点：“农村对抗城市。但他还是感到在布拉格好过一些，因为在屈劳他荒度终日。在这里他将希伯莱语和园艺视为生活的积极面。若将这些净化保持，它们便显示为‘农村的’。而其他一切他想要脱离。”——“7月3日。因卡夫卡而彻夜难寐。感到我被遗弃了，但我尊重他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阴影。他在一切人身上（包括对手）看到积极面，看到在什么方面他们有道理，在什么方面他们不得不然（比如汉斯·布吕厄尔），这种观察方法经常给我安慰，给我根据。他相信一种纯的意图、一种事物工作决不会毫无意义，相信没有任何好的东西会失败——这种信赖成了我的支柱。”
这段“悼词”很快就得到了纠正：“不几天后他到我这儿来了。然后常因他去索菲亚岛，游泳场。也去特洛亚。”
关于他当时生活和评判一切的严厉性，在下面一段信文中有所涉及。我向他转达了一个女演员的请求，这位法兰克福的女演员想要朗诵他的书的一些部分。他回答我（从屈劳）：“我什么也不会寄到法兰克福去，我不觉得这是与我相关的事。倘若我寄去，便是出于虚荣，倘若不寄去，也是虚荣，但不仅仅是虚荣，要稍好一些。我可以寄去的篇章对我来说根本就是毫无价值的，我尊重的只是我写下它们的瞬间。而现在有一个女演员，她满可以找到影响力强得多的于她有利的素材，却想要在一个晚上的一个瞬间突然从她正式或快或慢地陷入的毫无价值之物中升腾起来？这是毫无意义的努力。”
但他并非对自己的所有文学作品，也并非老是评价得如此低下。他开始整理汇编小说集《乡村医生》。这一次他甚至积极争取出版。这是下面几行文字告诉我们的（同样摘自由屈劳写给我的信）：“谢谢在沃尔夫那儿的周旋。自从我决心将这本书题献给我父亲之后，我很希望它马上问世。并不寄希望于通过此举能与父亲调和，这种敌意的根在此处是拔不出去的，但我确实愿意干点什么，即使并不是迁居巴勒斯坦，至少也是以手指在地图上行驶一番。”
从这几行文字中可以看出，卡夫卡渴望着在家庭中获得正确的地位，渴望同父亲和解；这种渴望与融合是合乎自然规律的，（巴勒斯坦）人民道义上正确的生活方式之间强烈地显现着一种联系。这几个主题就是卡夫卡的基本问题（整个人类怎样才有可能过上一种真正充实的生活？）的具体化；事实上，这些主题在他最后几年中越来越强有力地贯穿着。
我所强调的和我认为我对卡夫卡的阐述有别于其他阐述（比如绍普斯、维塔、斯图姆普夫的阐述）的是这一事实：我认为积极的、热爱生活的、充满爱的、就真正充实的生活而含宗教性的因素是关键性的，而不是自我迷失、厌倦生活、绝望、“悲剧性地位”。
我放在传记前面的卡夫卡日记中的三段语录清楚地表明了问题。请你们在读下去之前把它们再读一遍。没有这几个引导句子，依我看是永远理解不了卡夫卡的宗教立场的。在这些句子和卡夫卡类似的话中存在着的充满希望的思想是不能偷换抹杀的。只有超越这些积极的论点，才能认识到，应该将卡夫卡归入“危机神学”的行列，这个神学的倾向性是：在上帝和人之间，在人与通过人的力量产生的善举之间，横亘着一条永远不可能弥合的鸿沟。值得注意的是，在弗兰茨给我的一封信中指出的恰恰是基克加德那些论点中的一条，即不是关于晕眩，而是阐述善的道义力量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的段落。卡夫卡摘录了基克加德的话（并冠以引言“下面这段话不是摘自犹太教典”，与我的信联系起来看意味着：它符合犹太教的观察方式，尽管它不是源于教典，而是基克加德的话），他摘录了后面这些伟大的句子：“一旦一个人到来，他带有一些原始的素质，所以他不会说：应该原原本本接受这个世界……而他说的是：不管世界的原样如何，我保持自己的一种固有的本性，而并不出于对世界的好感而想改变它：现在这句话被人听到的一刹那，在整个存在中发生了变化。就像在童话中——一句话出口；施了魔法达数百年之久的宫殿便开启了，一切生命又恢复了；存在同样关注着一切。天使们有事可干了，他们好奇地看着，那会变成什么，因为这将使他们忙碌。另一方面：阴森可怕的魔鬼已闲坐了很久，吮吸着自己的手指，他们会跳起来，伸展四肢，因为（他们说）这里有他们的名堂了等等。”我对卡夫卡著作中充满希望、乐于行动的一面特别重视，也就是说，特别强调这一基本观点：人有他自己理智、意志和道德认识的火花，并不完全是超自然力量手中的玩物。——这些力量追求的法则与他所追求的不同，他不懂这些力量，永远不会懂，在它们面前他是失败者，只能听任慈悲或不慈悲的发落（古老的约伯问题），——在我强调这个基本观点之时，在我强调卡夫卡那里的人类自由见解时，我当然不会忘记，卡夫卡的这种见解只是像火花般闪现，而且在绝大多数句子中人的力量被规定得十分渺小，这一点在读者眼里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关于自由和希望的论点也存在着！而且在一个宗教思想者那里只要找到这么一个论点，奇怪的是，他的整个形象便发生了决定性的改变。我想说的仅此而已！对这些乐观主义的世界观的迹象切不可忽视，否则就无法正确地去读卡夫卡。我认为，正是这些从可怕沉重的一生中无数的恶劣情绪和失败里面挣脱出来的柔弱的征象，这些进行一场“不顾一切的一切而为善所作的斗争”的征象构成了卡夫卡思想立场的核心、最佳之点和最本质的东西。正由于信仰的这些征象是从一种极端的怀疑中挣脱出来的，经最后的检验澄清，就其真实性而言非常有价值，非常强烈。“人不能没有一种对自身某种不可摧毁的东西的持久的信念而生活，”卡夫卡说。他还补充：“自然无论是不可摧毁的东西还是信念都可能会长时期地潜藏不露。”这句修改了通常的有神论的补充句子非常重要：“这种潜藏的一种表达可能性是对一个人格化的神的信仰。”——可以说，怀疑和信仰不可能比这个警句结合得更紧密了。
相似的还有；“假如在天堂中被毁坏了的东西是可毁坏的，那么这没有什么决定意义；但它如果是不可毁坏的，那么我们便是生活在一种错误的信仰之中。”——卡夫卡在此清楚地拒绝了原罪的教义。卡夫卡对上帝的探索如同约伯曾做过的探索一样。他探索原罪和被逐出天堂一事。他搜寻着，但没有找到可借以断定的话。他寻找一种信仰像找一个断头台，这么重，又这么轻。但有一点他无论如何是确信的：（完全不取决于我们怎么评价上帝对我们的位置）人的立足点和任务是清楚的，是为善服务的活动，这是指在我们目之所及的范围内。“死亡就在我们面前，就像挂在教室墙上的一幅亚历山大战役的画。这就要看，是否能通过我们一生中的行动遮暗这幅画而干脆取消掉。”
可以将1911年11月11日的日记引为对照——对我的感情而言这是最震撼心灵的日记之一：“一旦我发现本该由我来消灭的弊病（比如那特别安宁的、依我看来是无可慰藉的我那结了婚的妹妹的生活）安然保持原状，我便在此一瞬间失去了胳膊肌肉的感觉。”
相似的话还有（1914年5月），但已是更加强调一切人间事物的捉摸不透和复杂性，这些性质将为美好进行的斗争弄得极其模糊——（也许可以说：每个伟大的文学家总将生活中某种在他之前无人看得这么清楚的东西清楚地表现出来。通过卡夫卡搞清楚的是什么呢？是生活的不清楚性！）：“假如我没有十分搞错，我确是更接近真实了。就好像是一片林中空地某处的精神斗争。我钻进森林，什么也没有找到，出于软弱马上又跑出去；我离开这片森林时，经常听到或以为听到那个斗争中武器的碰撞声。也许战斗者们的目光在寻找着我，但我对他们知之甚少或只知道某些虚假表象。”
人的盲目性是很大的。但是，但是——人们只有在不是认真对待事物时，才让上帝和正确的生活之“本”从面前驶过而不登上去，才会失去它。“但你要坚定”（我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关键性的思索的语言），“……这样你就能够看见稳定不变的昏暗的远行，从那里除了有一次驶出一辆车外什么都未出现，这辆车向这里驰来，越来越大，在它到达你的身边时，它填满了世界空间——而你陷在它里面，像个孩子陷在一辆旅游车的软座里，车在暴风雨和黑夜中穿行。”
卡夫卡的基本观点大体上可以归纳为这么个公式：几乎一切都是不稳定的，但从某个特定的认识程度开始，人们便不会再迷失方向。——这是以最纯的形式表达的柏拉图的学说。因为柏拉图在《费德罗》中也断定，那些驰过上面的小径的人，是不会落到下面的小径上去的。
在对人类行为的不完善性和不透明性的一切感伤中，卡夫卡坚信存在着不可动摇的真理。他不是通过语言道出这个观点，而是通过他毕生的态度。这就说明了为什么尽管在他周围笼罩着抑郁的空气，人们在他身边却会感到极其舒服。这“不可摧毁之物”表明，卡夫卡的毫不咄咄逼人的、温柔然而坚定的举止就像是爱情、理智和善的永恒法则的凭据。当然，他几乎是无穷无尽地怀疑和嘲讽着的，但在他心中（比如）就没有对歌德的本质和核心的怀疑。那么究竟是不是“无穷无尽地怀疑着”呢？不，这儿有一条界线，一条非常遥远的界线——但终究是一条界线。
对一个绝对世界的信仰——但我们迷失方向，我们太弱了，我们不理解这个世界。与对绝对的信仰共存在卡夫卡心中的是对人类的无能的意识。这种衰弱感由雪普斯根据今日不遵循传统的宗教法则的犹太人独特的现状来解释，天主教方面也有这么个解释：不接受基督的犹太人。可是不能忘记作为衰弱感主题的时代形势、战争，卡夫卡个人的、偶然性的缺点和苦恼。这些个人因素是从青年时期的印象，从“失误的教育”中开始的，这一切使他作品中产生了那种急于说明远离上帝之现象的感觉。以此可以比通过神学幻想更好地理解真正的生活和真理。“接近上帝”和“正确生活”在卡夫卡那里是一回事。一个没有国土的民族的一员，是不能正确生活的。卡夫卡将复国主义视为一种具有重要的宗教意义的生活方式，关于这个仿佛是犹太的现实主义的阐释我后面还将展开来谈。
但首先应该阐明一般宗教性的问题。
绝对物存在着——但是不能与人类的生活相比较：这似乎便是卡夫卡的基本经历，从这经历的深处不断出现新的变音。在最苦涩的嘲讽中，在绝望中，在无与伦比的自我鄙薄中，也在一种透过一切怀疑的云雾歌唱着柔嫩的希望中，这种希望并不常见，但正因为如此而更加无可置疑地在这里或那里显现。主题依然是我们会迷失正确的道路的危险，是一种具有如此怪诞的大比重的危险，即：实际上只有某种偶然性（“gratiaPraeve－niens”）可能会引导我们进入“法”，亦即进入正确的完善的生活，进入“道”。但可能性大得多的是，我们会误入歧途。“一旦遵循了夜铃的误响，——切便无可挽回了。”人与上帝间永远的误解诱使卡夫卡不断在两个世界的图像中描述这种不相称的关系，这两个世界永远、永远不能互相理解，所以在他如此众多的动物故事中，不会说话的动物和人之间隔着无穷尽的距离。他的作品中有这么多动物故事也不是偶然的。隔开父亲和儿子的墙也同样如此。在表达这种不可比较性的一切场合，这位文学家的目光总是含着同情的理解注视着，并将它同一切误解中最大的、灾难最深重的误解——人在上帝面前的失灵——默默地联系了起来。
这一认识的核心无疑存在于这种感觉之中：有一个绝对概念的、无罪孽的、完美的世界存在着，——也就是教徒们称为的“上帝”。这种对“不可摧毁性”的感觉是卡夫卡的自我存在的直接的肯定性和中心，与此同时，他并未忽略（因为他的心灵具有最敏锐的眼睛）无数可厌的错误步子中的任何一个、任何罪孽、任何可笑性，懂得人们互相间以此败坏着生活的乐趣，使生活无法进行，并因此而离生活的源泉日益遥远。一种美好的生活是为我们规定着的，但我们在内心深处却没有能力去抓攫它。这么一来，上帝的世界对我们来说就成了一个超验的领域，就字面的本来意义而言是无处生根、幽深可怖的。上帝的意志在我们的耳朵里响着不合逻辑的声音，也就是说与我们人举的逻辑形成怪诞的对立面，它令我们觉得残酷，甚至不道德。自从圣经中有《约伯》以来，没有人像卡夫卡在他的《诉讼》或《城堡》中或他的《在流刑营》中如此强烈地抱怨上帝。《在流刑营》用一幅画面描绘了正义：一台狡猾而残忍地发明的、非人的、凡与魔鬼无异的机器，一个这台机器的古怪的崇拜者。在《约伯》一书中，上帝做的也是这样的事，在凡人的眼里显得荒唐和非正义。但只是在人的眼里如此而已，在《约伯》和卡夫卡那儿，最后的结果是确定这一认识：人们作为工作的衡量尺度与绝对概念的世界里的衡量尺度不是一回事。这是不可知论吗？不是，因为这里有个基本感觉不变：人毕竟通过神秘的方式与上帝超验的王国联系着。只不过这不是通常的、平淡的、可合理对待的联系。用废话、用虔诚的圆睁的眼睛、用对恶的半遮半掩、用文艺来涂圣油都无法治愈那可怕的怀疑；而卡夫卡则以他不断翻新的智力和永远创新的、离奇的幻想将这种怀疑拽入我们的道德体系。只有通过一种非凡地耸立的积极的感觉，一种敢于横眉以对一切不加遮掩的消极面的积极感觉才能做到这一点。不加掩饰地登记大自然的消极面和可怕的缺陷，同时又从内心深处始终看到“思想的世界”（柏拉图的观念），这是卡夫卡生活和创作中的特征，这也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尽管没说过任何一句有关的话）显示为一种启示、宁静、肯定性，在苦脑和模糊之暴风雨中。
也许有人比卡夫卡信得更深，也就是说更无疑义；也许有人怀着更辛辣的怀疑，这我不知道。我肯定知道的是这个奇特之处：在卡夫卡那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特性化成了最高的综合。其意义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在所有信徒中他是离幻觉最远的；而在一切不怀幻觉看世界的人中，他是最坚定不移的信仰者。
这是古老的约怕问题。但卡夫卡几乎毫无保留地站在人的一边。在小说《在法的门前》中便是如此。守门人骗了那个请求进去的人，或是那人头脑太简单了。结束时，倾听这个传说的K．说：“谎言被变成了世界秩序。”显然这还不是最后的话：那牧师通过语言和举止来反对、抗议。（长篇小说《诉讼》中的最高法庭）的正义、一种符合上帝的委托，即符合“法”的良好的生活的可能性于是未被否认——但这种可能性并非肯定性。一切在摇摆之中。夜和光互相保持着天平。——这部“无时代”的长篇小说内容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在创世前一分钟。它会不会成功呢？怀疑、无把握的巨大担忧充满了心胸。
为什么人不能达到根本，达到真实，为什么他无论如何都要迷失道路，就像那个“遵循着夜铃的误响”的乡村医生那样呢？卡夫卡从其本质出发不愿对上升天堂做出任何许诺和指导。他钦佩一切能做到这一点的人——而他自己处于摇摆之中。但是倘若他不曾感受到那绝对概念是自身中一种不可言状的东西（Arrheton），那么这种摇摆就会是空洞无物的。在他的无把握中人们感觉得到一种遥远的把握，通过这种把握使无把握得以出现和保持。我已经说过，这一积极特征由于他个人总是让人感到安详和开朗，他的本质的温柔、思虑、从不慌慌张张，它也许便在他的文字中表现得不那么突出（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感到这一特征是被压抑着的原因）。但只要仔细阅读卡夫卡的作品，就会透过昏暗的外壳看到其亮光闪闪的或说得确切些放射着柔光的核心。在作者叙述的表面上漂着内心矛盾和绝望；但是他那叙述时的从容不迫和条分缕析，他那沉湎于细节，也就是沉湎于现实生活和忠于自然的描述中的“填密主义”，他那在简洁的、经常通过短路构成的句子结构中和如此众多的风格转换中表现出来的幽默（那些债务人“变得善于挥霍了，他们在一家饭店花园中举行盛宴，而其他人则在逃往美国的途中在这宴会上稍事逗留。”）——所有这一切仅仅通过形式已经指出了卡夫卡心中的“不可摧毁之物”和他所认识到的人类的普遍本质，一旦卡夫卡自己朗诵，这种幽默便显得特别清楚。比如，当他给我们朗诵《诉讼》的第一章时，我们这几个朋友着实开怀笑了个够。而他自己笑得那么厉害，以致有时候一时读不下去了。如果联想到这一章可怕的严肃性，会感到十分惊讶。但事实便是如此。当然，这并不是一种完全愉快舒适的笑。但里面含有愉快的笑的成分——当然这一个成分是与一百个阴森可怕的成分混合在一起的，这一点我并不想予以缩小。我只不过想同时指出人们在观察卡夫卡时易于忽略的一点：对世界和生活的乐趣这一素质。
他引以自责的是，他对生活的信仰动摇着，他身心中的生活不够强大。而他赞赏一切坚实地、活动着立于生活之中的人。所以他爱乡间朴素的生活，这一点在青年时期致奥斯卡·波拉克的一封（不曾发表的）信中已可看到（“你发现大地朝着吃草的奶牛隆起，那么亲切地隆起吗？你发现沉重而肥油油的田里的土在非常柔细的手指中粉碎，那么庄严地粉碎吗？”），在他屈劳期间写的日记中这种观点更明确了，其中有这么一段：“对农民的一般印象，高贵的人，他们以从事农业拯救了自己，在这里，他们如此聪明而兢兢业业地安排工作，他们天衣无缝地与整体融合，不受摇晃与晕船之扰，直至陶然逝去。真正的大地公民。”当然，他的饮仰并未局限于农村人民，在日记中（1913．10．20）他以类似的口吻描写了一个明确自己的道路的纳城市作家：“读了雅各布森的事迹。这种生活的力量、下决心的力量，满怀乐趣地立足于正确的所在的力量。他端坐在自我之中，如同一个杰出的划船手坐在他的船中或任何船中那样。”从这些笔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卡夫卡划分的价值标度。他爱生活的能力，但只限于那些为善、为建设性服务的。（难以满足的双重要求！）他老是责备自己“没学到过一点有用的本领”。他抱怨说（日记1921．10．25）：“生活的洪流从未卷到我身上，以致我永远不得离开布拉格，永远与体育或某种手工活无缘。”他常责备自己的冷漠，对生活的无能，没有生活力，这在书信中，在《诉讼》最后一章都可读到。那两个穿黑衣的、神秘的刽子手已是执行一个已经执行了的判决。当他们将K．带走时，他们同他一起组成了“一个整体，一个几乎只有无生命之物才能组成的整体。”他已经死了，这就是说：对真正的生活而言已经死去。因此最终毕尔斯特纳小姐幽灵般地出现对他产生了一种有如麻木的作用。他想看到她，并不是想要寻求救助，而是“为了不忘她对他所意味着的告诫”。K．没有结过婚，始终是单身汉。他在生活的现实面前感到惊恐，在它面前没有经受住考验。——这是他秘密的罪孽，在判决之前便已经将他排除出了生活的圈子，“假如他抗拒，并不是什么英雄壮举，”结束处因此而有这样的话，“假如他现在给那两位先生（刽子手）制造困难，假如他现在抵抗时仍试着最后享受一下生活的光。——K．死于生活上的虚弱，这本书一开始他便已经死了（从被捕的一刹那开始，卡夫卡在写这个时刻的时候一定处于某种阴魂附体般的状态，一种敏锐预见的感受中。——因为，1914年时哪有那种紧身的有带扣、口袋、钮扣和皮带的黑色制服呢？）。当然虚弱只是相对的概念，假如以这部长篇小说从中生长发育出来的自传性质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就会想起，只有用卡夫卡自己给自己提出的英雄道德观的、伟岸如纪念碑般的要求来衡量，才会把他的生活看成是虚弱的。但若这么看问题，还有什么不是虚弱的呢？这么一种感觉在极其感人的《诉讼》最后一段中被唤醒了。在这段文字里，“对最后的错误负有责任”这一点遭到了否认，K．猛然直起身子，想要召唤远处一个不认识的、不清楚的、朝这伸出了胳膊的人。”“那是谁？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援救者？是一个人吗？还是全体？还有救吗？是什么责备的话忘了说吗？当然有的。逻辑虽然是不可动摇的，但它却不与一个有活下去愿望的人唱对台戏。那个他从未照过面的法官在哪里？那个他从来不曾到达并与之相对的高高的法庭在哪里？”
又是那古老的约伯问题。
卡夫卡的基本特征：同情那艰难地从事着正确事业的人类。同情，半微笑、半垂泪的同情。不是“危机神学”的“绝罚”，这种神学对人们错过了什么知道得很清楚。
卡夫卡对自己的要求那是再严格不过了。他几乎从来不认为自己符合这些要求。相反，他不是那种普遍意义上的“文化批评家”。因为许多发生在周围的事情，许多他见过的相当普通的人，在他心目中与他水乳交融，息息相关，其效率和力量值得赞赏，为上帝所宽恕。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因为没有任何人像他这样火烧火燎般强烈地意识到“与上帝间的距离”。但卡夫卡出于谦卑，在对这段距离的认识上看到的不是美德，而是无把握，亦即虚弱。由于清楚地、不经任何礼仪或神秘的纱幕来看与上帝间的距离（即与真正的生活变化之完美性间的距离）对他来说是一切生活的先决条件，他对寻常人用p基克加德所说的“低贱的人”）的赞美和欣赏经常含有一种非常柔和的、无意的、戏谑的、但却感人的讥讽在内。出于他极深厚的善意，他假设性地给日常生活的胜利者们加上一个优点：他们像我一样知道深渊的存在，但他们仍然愉快地平衡着身体朝它上面走去。——他们真的知道吗？前半句中那开玩笑般的假设赋予他自己生活的悲剧以一种轻松的气氛，这是他完全独特的幽默的根子之一。
所以，卡夫卡的立场与约伯的立场接近——但在某些问题上则完全不同。对这一区别，我不能像雪普斯和玛加雷特、苏斯曼那样将其归于犹太民族当时和今日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性区别。
约伯从一开始便以一个完美的正义者姿态出现，认为别人同自己一样；而卡夫卡（出于刚才提到过的限制）感到自己特别不完善。这便已构成了问题的不同出发点。
自然，这两个人在对上帝提出问题和抱怨方面是一致的。对不可测度性的经历是两者的共同点。上帝的正义世界与人的伦理世界间互相裂开的——基克加德的“恐惧与战栗”的空间产生了。或者如卡夫卡一次在日记中表达的：“作为肺结核病人而有孩子并不完全是亵渎神灵的。福楼拜的父亲患有结核病。选择：或者使孩子的肺吹笛子（这是非常美的音乐表达，因它之故医生把耳朵贴在病人胸脯上），或者产生福楼拜。当人们在空虚中议论时，父亲在战栗。”不妨衡量一下这句话中可怕的无希望：“……在空虚中议论。”它使人想起卡夫卡肯定不知道的那首古老的、着魔的圣歌：《SederuntPrinciPes》。约伯同样口无遮拦；在他怨天尤人时，不忌讳任何辱骂上帝强烈的言词；
事实上，他从我身边走过，但我没有看见他。
他若匆匆离去，谁来保护他？
谁可以对他说：你在干什么？
除非，我可以回答他，
即使我有道理，也得不到回答。
假如我叫他，而他应答我，
我也不相信，他会听我说。
他反而会暴风雨般地冲我咆哮，
无缘无故令我伤口增加。
永远不让我喘息，
而用难受的痛苦填满我心胸。
若说强者的力量，非他莫属，
若说正确的道路，那么：谁敢要求我
在前面领路
这正是《诉讼》中的K．不能接近的同一个法官；这便是城堡中的那些人，他们不允许自己说话，而总是把干坏事的不负责任的下属推到前面。
约伯的话；
假如鞭子猛地打死人，
他便笑那无辜者的绝望。
大地被交到了作恶者的手中，
他挡住他们的法官们的眼睛。
若我用白雪沐浴
用碱液洗
你便会将我浸入污水池中，
使我的衣服厌恶我的身子。
因为他不是像我这样的一个人，
一个能给他回答的人，
我们不会共同走向法庭。
我们中间没有仲裁人
将手分别搭着我们。
他若从我手中夺走他的手仗，
我就要毫无畏惧地发表言论。
约伯一书中的解体随着上帝在暴风雨中的呼喊而告终，“当我建立大地的时候，你在哪里！”这么一来，只不过是上帝和人之间的异律性得到了强调。上帝的权力这样便与人的权力彻底地区分了开来。约伯一书偏偏以颂歌般地描写两个怪物、巨兽——河马和鳄鱼而结束，赞颂了它们完全不同于人类的美。“在他后边闪现出一条小径。——人们将洪流看成银丝——那是一个高于一切自豪感的国王。”太出色了。但上帝的尺度不是人类的尺度，这个矛盾依然存在。用人间的尺度来衡量，上帝是以非正义的面目出现的——创伤依然故我，约伯自然对这“善与恶的彼岸”还是达成了某种宽容。
卡夫卡则不同。他的抱怨比约伯走得更远一步，尽管这在人们眼中是几乎不可能的事。这一步是：河马和鳄鱼虽然没有可用人的标准来衡量的伦理规，但在美学的意义上它们得到赞颂，从它们的力量上可以看到这些上帝的作品的辉煌之处。在卡夫卡笔下，“法庭”甚至是肮脏的、可笑的、值得蔑视的、可贿赂的，在偏僻城区的房子里开庭，散发着愚蠢的官僚主义气息，因此说在美学上也毫无价值。两个作家的意图当然是一样的。上帝的异律性应该描绘出来，那不可以人的尺度衡量之物。平时人们总是以向积极方面的无限夸张来试着描绘这种异律性：超越想象范围的光明，超越人的理解力的伟大、强壮。卡夫卡则通过展示反面的征兆来帮助人们理解完美的世界的不同性。在约伯那里，上帝的世界（以他的巨兽面目出现）便被置于与人的世界截然不同的地位，但它〔指人的世界——译者至少是宏伟壮观的。在卡夫卡笔下它却显得狭小、顽固、肮脏——这也只是不同性、相反性的一个象征。在人的心中，尽善尽美的世界是那么可厌，人的判断是错误的。这是以最勇敢的坚定性表达出来的。—一而完美的世界在卡夫卡这样故意侮辱的描写中照样不受触犯，实际上就像在约伯笔下一样是不受触犯的。
但约伯因上帝和人不能达到同一个层次这一点而安了心。卡夫卡却安不下心来。而这将他排除出了约伯——基克加德——危机神学这条线。这将他带回到犹太人的信仰上去，这信仰中这么说：“我们的上帝是个整体，”我从中看到的是最强烈的咒语，反对一切将适于上帝的伦理法则划分为与人类的全然不同的企图。上帝完美的世界、柏拉图那“最高的善”处于同我们一样的法规下，我们的道德朝那尖端跑去，当然永远是够不着的；但我们抓着了通向它的方向，我们不承认某种真正与它相违背的异教的自然伦理学。这也显然是《圣经》中关于不要有上帝的影像这一信条的最深刻的原因。危机神学，甚至早在约伯那里，甚至基克加德的亚伯拉罕观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危险之中：从上帝和人的不同中，从完善和有尽头二者的不同中引导出一种上帝的非道德成自然道德来，把上帝想象成一种龇牙咧嘴的黑人的物神。“你心中不能产生影像”。通过河马和鳄鱼同样没有对上帝的形象作出最后的定论。当然上帝“照他的模样”创造了人类——这是古老的人道的学说，生活在阿奎诺的伟大的托马斯便是在奥古斯汀悲观的迷失后重新回到这个学说上来的，——卡夫卡同样在上帝和人之间看到的不是异律性，而只是不清晰性，一种充满了阴谋诡计的、由官僚主义带来的、不断阻碍着善的中间层次那几乎无可救药的错综复杂。
尽管这一中间层次在他的作品中占据着如此广大的空间，有时甚至不留空隙，他还是写下了像下面这样充满了希望和爱情、充满了由无数苦难艰辛地换来的安慰的句子：
假如第二天囚徒们还是老样子，或甚至更尖锐了，或
即使明确宣布他们将永不停止，这些并不能构成对彻底解
放的预感的反驳。这一切倒是有可能成为最终解放的必要
前提。
他认为，即使人们已经得救，也必须转向善，不考虑
过去，甚至不考虑本来。
卡夫卡眼中的绝对世界不是无可救药的，不是与我们隔绝的。希望——同样有我们一份！他有时发出的相反的言论在“绝对概念的无数入口处面前并无决定意义。他不断重新认出这些入口处，在这部传记中，我也将正确的职业、正确的婚姻等等反复出现的可能性作为这样的入口处来描写。因为我感到，正是这一点在描述一个宗教观强烈的人时是至关重要的：指出这个人所承认的有尽头的世界和完美的彼岸世界之间存在的交汇融合，指出它们位于何处，他是完全拒绝了它们，避开它们，还是只是偶然地错过了，但在原则上是认识到的，并试着朝这个方向努力，去经历。
1922年3月15日，弗兰茨为我朗读了他的长篇小说《城堡》的开头部分。
《城堡》中出现了详尽的描述，这是一种特定的人对待世界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每个人都在自己身上感到这种类型的一个因素的存在（正如浮士德或唐·吉诃德或居丽亚·索莱尔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存在着一样，即使仅仅是自我的气质、渴望、部分成分，于是尽管描写出的品质中有着种种个性，卡夫卡的《城堡》是供每个人认识自己的书。卡夫卡的主人公仅被称为“K。”，因而具有自传性质，这个“K。”寂寞地在生活中穿行。这部长篇小说以超现实之巨大的、令人惊恐的清晰性挖掘出来的是我们心中的寂寞成分。可是这里是一种特定的有着细微差别的寂寞（这种细微差别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在安静的时刻会感到它向表面浮升）。K．全然是个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他不希望寂寞，对寂寞无自豪感；相反，寂寞是无可奈何地逼上来的，因为从内心出发，他很愿意成为人类社会中活跃的一员，愿意通过正当的方式方法同人们一起工作，与人们生活在一起；他寻找着一种有用的职业，想要结婚，建立家庭。但这一切皆告失败。人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围绕着K．的冰冷的与世隔绝不是偶然现象。同样并非偶然的是：在K．争取到一住处的那个村庄里，那些世代居住于此的居民与他之间隔绝着，他在寻找联系的努力中碰到的农民家庭恰恰是受到其他人蔑视的。但是K．为何不能与当地人融合之谜得不到解答。他是陌生人——他闯入的村庄是以不信赖眼光看待陌生人的。话说到此便为止了。人们很快就感觉到：这是人类普遍的陌生感，只不过在此具体化为某一个特殊的事例罢了。“在此谁也不能成为别人的同伴。”在这具体化上还可以再继续向前迈一步。这是犹太人独特的感觉，他们想要在陌生的环境中扎根，用尽心灵的全部力量，去接近陌生的人们，完全变成与他们一样的人——但这种融合终是没有成功。
“犹太人”这个词在《城堡》中没有出现。但显而易见，卡夫卡从他的犹太心灵出发，通过这么一个朴素的小说就今日犹太民族的整体处境所说的话超过了一百篇学术论文可以告诉我仔1的内容。专门的犹太民族的阐释与人举普遍的阐释是手挽着手的，不存在一个排斥另一个或干扰另一个时间领。关于普遍的宗教阐释．我在为《城堡》出书写的跋中作了尝试。铁国指出反映长篇小说与犹太人命运的关系的几点。
同农民的第一次相会就已具典型特征的了。K．在这个陌生的村子里迷失了方向。他累了。看见了一个老农民。“我可以到您那儿去待一会儿吗？”K．问。这个农民说了句含混不清的话。K．马上就将此看成是邀请，便走进了小屋。后来显示出，这个让他进去的人是低能的。犹太人在其各散居地赖以建立其“居住权”的奇怪的法律条款使人想起与K．所接受的那种半带偶然的‘宽容”是那样相似。几页前的描述也完全一样。K．询问那相当不友好的教师，他是否可以登门拜访。教师的回答：“我住在斯瓦能街肉店亭。”作者评注：“这句话的性质更多的是给个地址，而不是邀请。”K．却说：“好的，我会来的。”在这个小小的前奏中便可以发现“各民族”静静地拒绝、而犹太人不得不堆笑脸、巴结、甚至露骨奉迎的场面，这些是以一种令人震惊的客观的忧郁描写的（这是卡夫卡风格的独特处之一，从客观中涌出，而非出自主观强行的忧郁。）。
往下读，在小屋里马上便显示出来，在场者视K．为完全不受欢迎的，他打扰了他们非常具私人性质的家庭劳动（擦地板、洗衣服、喂奶）。他们无可奈何地同意他在那里稍睡一会儿。然后他被请了出去。一个“沉默寡言、缓缓思索的人，身体宽大，脸也宽大”，朝他走来，“您不能留在这里。”犹太人并非总是被不客气地或故意作难地赶出去的。事情往往是符合一种自然规律的，没有激情、呆板生硬地发生的。“我们不需要客人。”K．声明，他是接受邀请来的，他本该在此获得一个正确的职位，一个土地丈量员的职位。这一邀请是否真实，或是否是K．自己臆造的，这个问题是整个长篇小说围着转的中心——在此也很容易感觉到其与犹太人问题的并行性。在开头这一章中，这个民族的这个朴素的人给了暂时性的答复：“（人们是否需要您）……这我不知道。假如说人们叫您来，那么他们也许需要您，这显然是个例外。但是我们，我们小老百姓，总是照老规矩办。您别见怪。”K．还想迅速与房间里的一位姑娘交谈几句，但“K．的右边和左边已经各站了一个男人，被他们一言不发地用全力架了出去，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那老头儿不
知为什么乐了，拍着手。连那洗衣服的女入也为突然嘈声鼎沸的孩子们而笑了起来。”这个场面，永恒的犹太人命运，看上去就像是“别动，犹太人将被烧死”这句话的非常公正不阿的翻版。论据在这个世界为我们举行的犹太人问题讨论中是没有地位的，“一言不发地，仿佛没有其他办法可以使他明白似的”。
敌对的周围世界对K．来说分成了两个层次：村子——统治的城堡。为了能在村子里居住下来，他需要获得城堡的批准。但正如农民不理睬他一样，城堡也对他关闭着。城堡以小说中独特的象征性语言代表着上帝的领导，村子及其中的农民意味着“大地母亲”。女人们让他靠近自己——他希望通过她们打开与各家庭间的通道，在脚下找到坚实的土地。同样对他来说职业也是与大地的联系，是扎根的因素。当他看到与当地的一个姑娘有建立关系的希望、有获得职业的希望时，他以为他的事业胜利了，他在梦里掂了掂自己的分量，感到他“难以区分地”夹杂在村子居民中一起升起。整个这段话中呼吸着一切同化心理学的幻觉精神：“只有作为村子里的工作者，尽可能远离城堡里的先生们，他才有可能达到城堡中的什么东西。那些对他仍然十分不信任的人将开口说话，假如他虽然不能成为他们的朋友，但能成为与他们一样的公民的话，假如他有朝一日与盖司太克或拉瑟曼毫无区别的话——这很快就会实现，而一切取决于它——到那时，所有道路都会在一瞬间全部向他敞开。……
“K．的想法是沿着人们熟悉的道路展开的：通过与人的共处抵达上帝身边，从与一种自然生活形式的交融中发掘宗教的力量。K．显然有能力合理地分析这个秘密——却没有能力亲身到达其深处（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我在这里多待一会儿，便有点感到被遗弃了，”他向那个教师抱怨，“我既不归属于农民之中，也不归属于城堡之内。”“在农民和城堡之间是没有差别的，”教师纠正他的说法。——这话听上去又像是一句名言、一句赞美诗句的意译了：“我们怎么能在陌生的国主唱上帝之歌！”下面阐述的K．和当地人之间的差别具有人们十分熟悉的轮廓。犹太人处处触犯古老的风俗，——不自愿地变得令人讨厌——他有这么一种虚幻的感觉：对一切都比当地人更懂，他想以与他们不同的方式来简化、实际化整个事情，他们顽固不化。卡夫卡在许多场面中以带优越感的讥讽指出，村庄和城堡中那些似乎已经过时的、怪僻的机构针对这个不速之客在发展着怎么样的难以感觉到的抵抗力量。“您不是来自城堡，”旅馆女主人残酷地直率地对他说，“您也不是村里人，您什么都不是。可惜您毕竟是某种东西，一个外来人，一个老是到处在赶路的人，一个老是引起人们头疼的人，一个意图不明的人……对这一切我基本上不责备您。您就是您这个样子，我一生中见的已经太多了，所以见到您不见得就忍受不住。但您自己想想，您实际上要求的是什么……您到这里来不过几天，就想要显得比上生土长的人对一切都知道得更多了。我不否认，可能有朝一日会达到完全违背规定、违背传统习俗的某种东西，但那时肯定事情不是以您所做的方式发生的，不是像这样总是说不，而只相信您的脑袋。”
那个村长也是这样，他同样明确地表现出对K．的强烈反感，尽管这种反感的表达与前述有着细微的差别。“您是作为土地丈量员被接受的，可是我们没有工作给您……没有人留您在这里，但这不是驱逐……谁敢驱逐您呢，土地丈量员先生。前面那些问题的不清晰已经欠了情，应该客气地对待您。只是您看上去过于敏感。”
在犹太民族漫长的受难史中，人们曾经听到过所有这些声音。K．以可怜而又可笑的方式遭到了失败，尽管他曾以那么严肃而又认真的态度来对待一切。他始终是寂寞的。在这部长篇小说经过的所有不愉快的场面之上，在所有无事得来的不幸上隐隐约约地晃着这个口号：这样不行。要想扎下根来，必须寻找一条新的、完全不同的途径。
在1914年写的一个残篇中，卡夫卡将这同一个基本感觉表述得更加尖锐。“在一个夏日的傍晚我来到一个村庄，这里我从未来过，”这篇小说延伸至笔记本中十四页处，然后遗憾地中断了，这是小说开头的话，“在农民的庭院前面到处看得到高大、古老的树木。刚下过雨，空气清新，一切都是那么宜人。”大墙上的一扇门敞开了。佃农的孩子们探出头来张望，看是谁这么晚黄昏时还经过村庄。叙述者吓得够呛，但他从一个过路人那儿打听到了情况。“外来人容易对一切都感到奇怪，”他微笑着表示歉意。叙述者想在村子里过夜，去找一家旅馆，受到了观察。与他说话的第一个人对其妻子说：“我只是还想看看这个人将在这里干些什么。他是一个陌生人。他完全没有必要窜到了这里来。你瞧吧。”卡夫卡继续说：“他谈论着我，当我是聋子，或者当我不懂他的语言。”接着是与这对夫妇的一番可怕的对话。这个外来人在他们那里得到了一个过夜的床位。这里一半是或全部是不曾挑明的敌对空气，一切都发生在这种空气中。“哪怕收留我对你们来说有一丁点儿不便，就请你们坦率地告诉我，我根本不会坚持。那样我就到客栈去，反正我无所谓。’‘他话这么多’，那女人轻声说。这不是侮辱吗？竟用侮辱来回答我的彬彬有礼，但这是一个老妇人，我没法反击。于是这个女入这句收不回去的评语在我心里起的影响比它应该起到的要大，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也许正是我之不反击。我感到我理应受到某种责备，倒不是因为我说话过多，事实上我只是说了非说不可的话；而是出于其他非常接近我的存在的原因。”最后描写的是，这个外来人无意地由于笨拙和误解将孩子们从睡梦中惊醒，使整幢房子一片混乱。
短篇小说《歌女约瑟芬，或曰鼠族》是卡夫卡最后一篇完成了的、由他亲自交代付印的作品。在这篇小说里，犹太人问题的阴暗方面、犹太人处境的不稳定也表现得很清楚。至于对这群受追捕、无庇护的老鼠的描述直接影射是什么民族，恐怕根本无须明言。在这个民族最深的困境中却始终存在着明星、文人、领导“人物”的虚荣性：这里以特别强烈的讥讽描写中心人物，这个中心人物相信这个世界期待着的只是他，是他唯有的一句救世语言。这里涉及的可惜也是一种恰恰在犹太人政党和文学事业中特别常见的现象：某个人认为只有自己负有责任，而对别人建议、做和说的一切，以居高临下的嘲笑当做无关紧要的一笔抹杀，或者几乎不加注意。——可别误解我的意思！无所托庇的老鼠们的处境同时也是一幅具有普遍意义的图画，是与恶的魔鬼势力进行斗争的孱弱的人类之象征。虚荣的预言家在其他民族中也存在。正是由于那不负责任、不讲良心的“著名人物”昏昏沉沉的状况在犹太人中处于犹太大众苦难和心灵苦难的特别耀眼的光照下，它便仿佛是人类普遍苦难的特别尖锐的微型画像，一种以漫画手法显示的清晰的缩影。
在《约瑟芬》中同样有通往积极解决的道路（这恰恰发生在卡夫卡最后完成的作品中，我觉得不能等闲视之）。女歌手约瑟芬抗拒着她的人民，在人民面前躲藏起来，而这个民族是这般狂热地欣赏她的艺术，甚至将之视为不可或缺的。于是：“但这个民族是安静的，不流露失望情绪、自以为是的一个内向的群体。他们几乎是（虽然表面现象不是这样）只知给予，从不接受，对约瑟芬的东西同样如此。这个民族继续走着它的道路。而约瑟芬却注定要沦落。马上就会到来这样的时刻——她最后的口哨声响完，更无声息。这是我们的民族永恒的历史上一段小插曲，老百姓会克服这一损失的。”将个人汇人民族的命运之中，同时对良心做最严厉的检验，在个人自由的基础上悔过自新，这是要求个人主动配合的。这部传记的读者会找到足够的依据，来证明卡夫卡是如何在他独特的犹太人处境中寻求着与民族的联系的。——卡夫卡自然不相信单靠改变地理上的地点就足以达到这个目的；心灵的皈依在他看来同样是需要的。两者都必须进行，两者都是必要的。心灵中的皈依——和外部生活条件的正常化。
人们也许还会问，卡夫卡为什么只在日记和书信中、而未在其文学作品中阐明这个观点。为什么他作为作家始终只通过譬喻、只通过寓意或象征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首先应该承认卡夫卡式思维方法的独特性，这种思维是在图像中，而不是在推理中展开的。即使在对话中、在辩论中这种图像也笼罩着一切。日记中有这么一段美妙绝伦的充满诗意的话（这是许多这样的段落中的一段：“梦纷纷到来，溯河而上，攀着一架梯子向河堤上爬来。人们留步，与他们交谈，他们知道一些事情，只是不知道自己从何处来……你们为什么举起手臂，却不把我们拥入怀中？”
此外，不能将“寓言”和“象征”混为一谈。卡夫卡从不用寓言，但在象征性方面却达到了最高程度。一则寓言是“说彼道此”时出现的，这“彼”并不很重要。意味着希望的“锚”这个词，它作为锚的特性本身完全不令我们感兴趣，至于它是什么颜色、样子、大小则完全无所谓。所以它仅仅作为象形文字、含义明确、轮廓清晰地用来代表“希望”。而安徒生的“顽强的锡兵”表达的也许是一颗善良的、坚韧的、可爱的心灵，但还有其他许多东西，消融于永恒之中的东西。同时他也作为锡兵以他个人多方面的命运打动着我们。这个锡兵使我们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其抽象意义，而同时还有他那具体的形象。这是比喻和象征之间确切的区别。比喻使我们感兴趣的仅仅是它所代表的、它所指出的东西。象征使我们感兴趣的是它所代表的和意味着的东西，但同时也作为它自身、它具体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形象，它对我们叙述事件，并通过这种具体的叙述、这种特殊事实过程的呈示来表达某种遥远的、普遍的东西。锡兵不再是比喻，而是象征。象征同时站在两个平面上，一个是预感性地指出某物的，一个是客观真实的平面。它以特殊的方式把两个平面统一起来，像这个希腊词本身意所表达的，将二者捏合在一起。——效果是，人们越是深入锡兵的一切故事细节，就越是清楚地看到那普遍性的东西。《O．侯爵夫人》写的是父母和孩子间的信任问题，但在这后面更高的层次上立着的是信任问题本身，是对世界秩序的信任。那么这位作家为什么不把他想要表达的具普遍意义的东西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因为那是语言所道不尽的，因为它属于永恒的范畴。作者在他叙述的特定事情中只是写下了一个无穷无尽的过程的出发点。寓言的途径完全不同，它写下的是这么一种过程的结束点，写下的是界限分明的小玩意地——一种疲倦的精神特征。与此相反，象征是精神上的出发，是使个别的有限之光射入无限之中的一种活力。人们便根据这道光线照耀切面的距离，可以感到这里涉及的是个性的、民族的或人类的事情。而这是同时发生的，以同样一些话语，在同一个情况中。
在卡夫卡描写的一切场面后面都展示了这无穷无尽的一面。但这场面本身，在那放射出这种视线的平淡的叙述中也充满了对大自然的爱和对大自然的忠实，充满了细微的、永不令人厌倦的观察（不妨读一下——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城堡》中那宛若亲历其境的冬景）。只有对生活怀着最深厚的爱的人才能够以这种方式来叙述。没有一句话不给这段描述加入一种新的色彩，没有一句话是没有意义的。这种独特的掌握风格的艺术不仅仅是美学上的，而且也是一种道德上的现象，这是卡夫卡特别诚实的本质的一种反映。假如不过是用于进行一番朴素的现实主义的描述，这种能力同样是伟大的。不过卡夫卡报道的事件当然首先意味着事件自身，但同时却不仅仅是自身。从每一个细节中都放出一道光芒来，照耀着永恒，照耀着超越感官直觉的境界，照耀着理念的世界。这种通过人间的形式照耀永恒的现象在所有伟大的文艺作品中都存在着。可是在卡夫卡这儿，它成了他的文学创作的形式上的原则，简直无法将紧密结合着的内容和结构区分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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