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兰茨·卡夫卡曾将婚姻看得至高无上。他在《致父亲的信》中写到过这个问题：“结婚、建立家庭、接受所有降生的孩子，在这不安全的世界上保护他们，甚至给予些许引导，这些我确信是一个人所能达到的极致。那么多人好像轻而易举地就做到了这点，并不能构成反证，因为第一，确实没有很多人成功；第二，这些不很多的人多半不是‘做’这些事，而仅仅是这些事‘发生’在他们身上。尽管这不是那种‘极致’，但依然是十分伟大、十分光荣的（尤其因为‘做’和‘发生’间的界线无法划分得十分清楚。再说，说到底，这个极致也不是至关重要的。只要有一种哪怕距离很远的、然而扎扎实实的接近就行了。并无必要飞到太阳中间去，但却需要爬到地球上一小块洁净的场地上，太阳有时可以照到那里，人们能获取一些温暖。”
同样，在如《十一个儿子》这样的小说中，表现出弗兰茨对家庭、甚至对父权生活方式的尊重。弗兰茨把父权生活方式视为他父亲的自然举止，并十分钦佩。父亲有一次向屋里所有人宣布一个外孙女诞生的消息时那种欣喜若狂的状态，在日记中得到一种混杂的描写，其中夹杂着吃惊、内心深处的赞赏和轻微的、批评性的嘲笑。《判决》中子与父的关系也是这样表达的。小说《十一个儿子》已经引起了一些激烈的争论，据我观察，应该理解为自立为父、建立家庭的愿望形象化。通过自立为父与他父亲的榜样分庭抗礼，也就是说，以自己同样的父权的高大形象，同样的朴实无华却又近乎神秘的形象。弗兰茨一次对我说的一句话与上述观点没有矛盾，弗兰茨说：“十一个儿子就是正在写的十一个故事。”故事是他的孩子，在写作中，他耕耘于偏僻的地域，但每每有所成就，这与父亲的创造力颇为相似（在此我说的是弗兰茨的观点，而不是我的观点），并可与父亲的创造力比肩而无愧。当他有一次“强忍着啜泣”阅读关于一八七0／七一年战争的一本书时，心中浮现了他的理想：“当上父亲，静静地与他的儿子谈话。但是不可用玩具妖怪来取代真诚的交心。”
再了解了所有这些之后便会明白，为什么同第一次唤醒他结婚愿望的姑娘的相会会在他内心深处激起干层波浪。1912年8月他认识了F。在他的故纸堆中有一封1912年11月9目的信稿，我不知他是否已经发出此信。这封信已经十分尖锐地反映了他最初的恐惧和退缩这样的心情。“最亲爱的小姐！您不可再给我写信，我也将不再给您去信。通过我的书信，我必然使您很不愉快，但我是无药可救的。这是很清楚的，我没有必要为此数完今夜的钟鸣。这一点我在给您写下第一封信之前已经很清楚，如果说尽管如此，我为什么却依然缠着您，为此您当然可以诅咒我见鬼去，假如我不是已经见鬼了的话。——倘若您想要收回您的信，我自然可以寄还给您，尽管我很愿意保留着。假使您真的要，请寄一个空白明信片给我，作为暗号。与此相反，我愿尽我所能请求您保留我的信。——您尽快忘掉我这个幽灵吧，愿您生活得快乐安宁，一如既往。”
尽管有这封信或信稿，布拉格和柏林之间的通信依然十分活跃。天平摆动了很久。姑娘心中产生了不信任感，弗兰茨令她感到毛骨悚然（这也不能怪她），感到与事物的通常进程大相径庭。她想要中断关系。于是他对她的追求加倍地急切。一旦没有信来，他便感到痛苦。有信来，疑虑又重上心头，碾磨着他的心灵。他怎样才能过一种二人过的生活呢？
于是很快就产生了误解，产生了紧张空气。我被迫承担调解人的角色。这段时间内产生了我给卡夫卡的未婚妻的两封信（1912年11月——关于这里涉及的情况，可参见八十六页）。我对这两封信已经完全失去了记忆，它们是今年（1961）盛夏我那居住在美国的妹妹借访问以色列之机给我带来的，是我的手迹。她是为我从亲戚朋友那里弄来的。那时候，当我写这两封信时，卡夫卡毫无名气，他仅在弗兰茨·布莱的《徐培里翁》以及《波希米亚》上发表过寥寥几篇散文。他的第一本书《观察》虽已编成，却是在1913年1月才出版的。——这两封信结尾处提到的长篇小说是《失踪者》（《美国》）。读者肯定不会疏漏不见，尽管我当时处处透出青年人的幼稚，却以一定的外交手腕对这位深为我的朋友所爱的姑娘做工作，争取让她更好地理解他和他的独特之处，我采用的方法是表面上只不过（或主要地）宣扬他的父母对他缺乏认识。——从长远看，我争取理解的努力是无成效的。
（第一封信）
柏林O17
大法兰克福路137号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菲利斯·鲍威尔小姐收亲爱的仁慈的小姐：
非常感谢您友好的来信。我今天下午将同弗兰茨面谈，当然不会提到您的信。之后我将立刻写信给您。如果——这是我的希望—一在这期间情况得到澄清，这样做就变得多余了。我只想请求您．对弗兰茨和他那经常是病态的敏感的某些方面从好的方面去想。他完全听从一时的情绪驭使。总而言之他是一个只想要非要不可的东西，只追求一切中的神眼的人。他从来不退让妥协。比如：当他没有感到内心积聚着充分的写作力量时，他有本事数月内一行也不落笔，而不愿以半佳的、但是也不错的作品来搪塞自己。他对文学如此，对其他一切也都如此。这么一来，往往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是乖张的、不正常的，等等。但是从来不是这么回事，我从对他品质的准确了解中得知，在需要的时候，他甚至在选择实际方法时表现得非常聪明机智。只有在事关理想的事情上他不懂得玩笑，严厉得可怕，首失是严于律已。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他身体孱弱，由于他的外界生活环境（办公室！）不十分有益，于是冲突产生了。只有通过理解和善良才能帮助他脱离困境，应该意识到，对待这么一个这般独特、这般神奇的入，有必要采取与对待千百万普通、平庸的百姓不同。——我确信、您不会误解我的话。请您（在）像今天这样的情况下与我联系。——每天在办公室内必须待到两点使弗兰茨十分苦恼。下午他略事休息，这样只有夜里可供他“展开幻想的翅膀”。这真是憾事！而他正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见过的一切文学作品尽皆黯然失色。假如他能有自由，得到
细心的照料，那么他会做出什么事业来啊！
我真诚地请求您，不要告诉任何入，我到过柏林。我
没有拜访任何人，只与您交谈过。——我希望您一切顺遂，
诸事如意。
您真诚的
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11月15日
（第二封信）
柏林O17
卡尔·林德斯特略姆股份公司私人信件
菲利斯小姐收
寄信人：勃罗德博士
布拉格，邮政管理局
尊贵的仁慈的小姐：
弗兰茨通过您的信似乎已经多少有了些准备。因为当
我向他暗示时，他很快就猜了出来，我无法长时间否认他
的母亲看了您的信，等等。——除此之外，事情的结果不
错，他从现在起会较好地注意了。
关于信的事我显然没必要多讲：弗兰茨的母亲很爱他，
可她一丁点儿都不知道，她的儿子是怎么个人，他有什么
样的需求。文学是“消磨时间”！我的上帝！好像它并不想
啃啮我们的心似的；但是我们乐意为它献身。——我同卡
夫卡夫人已经经常发生对立。假如一点理解都谈不上，那
么爱再多也是白搭。这封信显然又证实了这一点。弗兰茨经过成年累月的尝试，终于找到了唯一合口的伙食——素菜。他曾多年遭受胃病之苦，而现在他是这样的健康，神清气爽，自我认识他以来前所未有。但是当然步，这时父母便怀着他们平庸的爱来了，想要强迫他回到肉食和疾病上去。——睡觉时间的分配上同样如此。他终于找到了适于自己的方案，能睡得好了，能在荒唐的办公室中完成他的义务并进行文学创作了。父母们却……我不得不感到痛苦。——谢天谢地，弗兰茨有着值得庆幸的倔强，坚持做对他有益的事。他的父母不愿看到，为一个例外的人（像弗兰茨便是一个）有必要创造例外条件，以使他柔弱的智慧不致于枯萎。最近我不得不给卡夫卡夫人写了一封长达八页的信。父母想要弗兰茨下午到店里去。为此，弗兰茨坚决地下了自杀的决心，已给我写了一封诀别信。在最后关头，我通过完全无所顾忌的干预，在“爱着”他的父母威胁下保护了他。
既然父母这么爱他，他们为什么不像对一个女儿那样，给他三万盾，使他得以脱离办公室，在利维拉的共处，在一个生活费低廉的小地方创作上帝要求通过他的大脑播于人世的作品呢？——只有弗兰茨不处在这种情况下，他便永远不能完全幸福愉快。因为他的全副身心呼唤着一种平静的、献给文学创作的、无忧无虑的生活。在今天的情况下，他的生活多少带有一种素食的意义，夹杂着一些稍愉快点的光明瞬间。——这回您对他的神经质也可以理解得好一些了。
现在出了卡夫卡一本美丽的书。也许这是吉兆，他或许可以开始纯文学的生活了。他还在写一部长篇小说，已
经进入第七章，我敢断言它将取得伟大的成就。
我不愿意谈论《诺尔纳皮格》，这本书是我的作品中唯
一与我完全异化了的一本。
谢谢您友好的关心。
衷心祝愿您！
您忠实的马克斯·勃罗德
1912年11月22日
于布拉格，邮政管理局
与此同时，卡夫卡经历着一个文学生产力的鼎盛时期。紧接着《判决》之后（还有那些后来发表的作品）还开始了一篇小说的写作，其主人公叫“古斯塔夫·布克特”，这是一个“过着有规律的生活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个人在三十五岁时死去。“强力克制住自己去写作的欲望”，日记中接连两次这么说。还有：“脑袋里血的冲击和白白的流逝。这是多么有损于健康。”这是对自己充满信心的强有力的语言，在弗兰茨身上是十分罕见的。1913年5月，他尝试着通过花园里的劳动来消除高度激动状态。7月1日，出现了“向往昏昏沉沉的寂寞的愿望。只面对我自己。也许在利瓦可以达到。7月3日却是：“通过一次结婚扩展和提高存在。说教。但我几乎预感到了。”7月21日他将“一切赞同和反对我的结婚的因素作了一番归纳。”这个震撼魂魄的文献是以大字体写下的呼喊结束的：“我这苦难的人！”和“什么样的苦难！”这篇文章述说了以下几点：
1．没有能力独自承受生活的重负，不是说没有能力生
活，完全相反，说我懂得同某人一起生活甚至是不现实的。
但我没有能力，去承受我自己生活的冲击，我自己人格的
要求、时间和年龄的进攻、写作欲不稳定的膨胀、失眠、接
近疯狂的边缘——独自承受这一切我是没有能力的。“也
许”这个词我当然要加上去。与F．结合将赋予我的存在以
更多的抵抗力。
2，一切都马上引起我的思考。幽默杂志上的每个笑
话、对福楼拜和格利尔帕策的回忆、目睹我父母为过夜铺
好的床上的睡衣、马克斯的婚姻。昨天我的妹妹说：“（我
们熟人中）所有结了婚的都很愉快，我不明白为什么，”
这句话也令我深思，我又害怕了起来。
3．我必须在很多时间内独自一个。我所作出的成绩都
是孤独的成果。
4．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交谈使我感到乏味
（即使是关于文学的也罢），拜访使我感到乏味，我的亲戚
们的痛苦和欢乐使我感到乏味到骨子里去了。交谈从我所
思索的一切那儿夺去了重要性、严肃性和真实性。
5．害怕结合，害怕融合。那样我就再也不能独自一人
了。
6，在我的妹妹们面前，尤其从前是这样，我与在其他
人面前是个截然不同的人。无所畏惧、无所掩藏、强壮有
力、出乎意外、激情外露，一如平日写作时那样。假如通
过我的妻子的媒介我能在所有人面前都这样该多好！但那
是否意味着脱离了写作呢？这就是不行，这就是不行！
7．单身情况下我或许有朝一日可以真地抛弃我的职
位。婚后这永远不可能了。
8月13日他写道：“也许一切已经结束，而我昨天的信（致F．的）是最后一封。这无疑是正确的做法。我将感到的痛苦，她将感到的痛苦——都不能与即将产生的共同的痛苦相比。我将慢慢地恢复，她将结婚，这是活的出路中唯一的一条。我们俩不能为了我们俩而在岩石中开辟一条道路，我们为此哭了一年，受尽了折磨，够了。她将从我最后的几封信中领会这一点。如果不是这样，那我一定会同她结婚，因为我太虚弱，无力抗拒她关于我们的共同幸福的见解，没本事说明，她认为有可能办到的事实际上无法实现，只要事情取决于我。”
但是事态的发展却走了另一条道路。8月14日：“相反的结果来了。到了三封信，最后一封我无法抗拒。我喜欢她，在我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但是爱情埋在恐惧和自我谴责之下凡欲窒息。”——8月18日，在一次长时间的散步中，他告诉我，他向F．求婚了。我到特洛亚的园圃那儿去接他，然后他一路上给了我一些非常聪明练达的、积极的建议，以打消我当时堆积起来的忧虑。后来他终于谈到他自己的事，但不再那么信心十足了。我在日记里记录了此事。“弗兰茨谈他的婚姻。他求婚了。他的不幸。不成功便成仁。他的依据是完全通过感觉提出的，不加剖析，也不存在剖析的可能性和需求。复杂的局面，使我煞费脑筋。他谈到拉德柯维奇，那里的婚后妇女性欲爆炸，在孩子们面前，也在怀着胎儿时，笼罩着一切。——他建议彻底与世隔绝。”——同样的绝望情绪在他自己的日记中也表达了出来。8月15日：“天亮前床上的痛苦。从跳窗中看到唯一的解决办法。母亲走到床前，问我那封信是否发出了，信的内容是否依旧。我说，内容依旧，只是更尖锐了。我说，反正地不理解我，而且不仅仅在这件事情上。后来她问我，是否给阿尔夫雷德舅舅写封信，他应该收到我的信。我问道，为什么他应该。他打来电报，他写信来，他对你这么好。‘这些只是表面现象，’我说，‘他对我来说是完全陌生的，他完全误解了我，他不知道我想要什么，需要什么，我同他不相干。’‘这么说来谁也不理解你，’母亲说，‘我可能对你也是陌生的，父亲也是。我们大家都只想害你。’‘当然罗，你们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只有血缘存在着，但它没有表示。你们当然不会想要害我。’
“通过这事和其他一些自我观察，我被引到这个看法上：我内心的肯定和确信与日俱增，于是可能性出现了，我在一场婚姻中可以挺过一切，甚至它会导致有利于我的内心肯定的发展。这当然是一种信念，我一定程度上说在窗柜上已经抓住了它。”
“我将疯狂地致力于与一切人隔绝。与一切人为仇，不同任何人说话……，
他读基克加德的言论集《法官的书》。他发现了基克加德的命运与他的命运的相似。
1913年9月他避往利瓦哈同根疗养院。“对一次蜜月旅行的想象令我惊恐万状，”他在给我的信中写道。他经历了与那个瑞典姑娘的奇特插曲。她的情况始终不明。“一切都抵制将它写下来的想法。想到一句不提她是她的要求（我严格地、几乎毫不费力地恪守着），我便心安理得了。”以后有这几句话：“太迟了。悲伤的甜美和爱情的甜美。舟中她对着我微笑。这是最美的瞬间。欲死欲仙，这就是爱情。”
11月在布拉格出现了“F．的一个使者”，她的一个女友，这入后来在他们的关系中扮演着暧昧不明的角色。——那时我正非常不合时宜地以我的向犹太复国主义“集体靠拢教育”折磨着他。这是我们的友谊关系中唯—一次短暂的阴暗时期，这在上面已经提到过。“前天晚上去马克斯处。他变得越来越陌生，他对我来说已经经常如此，而现在我对他来说也是这样了。”不久后又发出了这样的宣言（后来通过事实和作品取消了）；“我同犹太人有什么共同点呢？我同我自己几乎都没有什么共同点了，应该满足于能够呼吸，安静地蜷缩一个角落里。”他的日记中充满了小说开端、轮廓。一切似乎都处于神秘的发酵状态。这里有一段重要的笔记，它清楚地表明了他料理和创造精神财富的一个根源，离开充斥着自我分析的篇章（这种自我分析也啃啮着他的结婚计划），进入小说、虚构文学领域。
我恨诸如下述的积极的自我观察、灵魂阐释：昨天我
那样，所以那样，今天我这样，所以……这是不真实的，不
是所以也不是所以，因此也不是这样和那样。默默忍受着，
不匆忙下结论，这样生活是必要的，可不必像狗一样到处
乱窜。
下一年（1914）出现了与F．关系的一次危机。她不想再理他了。4月5日他写道：“假如有可能到柏林去，自立，一一天地度日，也包括饿肚子，但可以让他的力量充分涌流，而不必在此节省，或朝着一无所得走去，那该多好！假如F．愿意这样，愿意支持我该多好！”他想到柏林去当记者，当自由职业作家。——5月底或6月初，正式订婚议式在柏林举行。他在布拉格租了一套房间。
在不祥之兆下结成的婚约关系（“像一个犯人一样被捆住了手脚等等”），7月底便已破裂，同样是在柏林。“旅馆里的法院”，他记载着。据他告诉我，那是在安哈特火车站旁的“阿斯坝宫廷”旅馆。在决定性的宣布发表时除F．外还有她的女友在场。然后是父母那儿的情景。“母亲零星的泪花。我宣告这次教训到此结束。父亲从各方面正确地理解它。为了我的缘故从马尔默连夜赶来，穿着衬衫坐着。他们同意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或没有多少可谴责我的。无辜而形同魔鬼。”在这些震撼灵魂的场合，卡夫卡总是不断向自己提出良心问题（“不得不承受和制造这种磨难。”），我认为在这一事件中可以找到解除婚约后马上产生的两部伟大新作的根源，这错不了。9月他给我朗读了《诉讼》这部长篇小说的第一章，11月给我朗读了《在流刑营》。作家自我惩罚的文献，幻化出的赎罪行动。长篇小说《诉讼》的主人公K．做了些什么，没有交待。根据普通的尺度，他是无辜的。他“无可非难之处或无可厚非”。但他“无辜而形同魔鬼”。不知怎么的，他总是不能充分达到正确的生活的规则。一个神秘的法庭要求他说明问题，最终对他实行了处决。“在他三十一岁生日前夕，”最终那章中这么写着。卡夫卡开始写这部长篇还真的是三十一岁。这本书里有一位姑娘多次出现，她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在手稿中卡夫卡多半把这个形象缩写为B．小姐或F．B．，那互相间的联系这么一来就完全清楚了。结束时K，还抗拒捕役。“这时在他们面前出现了毕尔斯特纳小姐，她从一条比广场低的街道沿着狭窄的梯级朝广场走上来。不能完全肯定是她，但是非常像。不过K．对那是否肯定是毕尔斯特纳小姐并不在意，只是他很快意识到他的反抗是徒劳的。”——那出现的是毕尔斯特纳小姐亦或只是与她相像确实无关紧要。整个失败的结婚尝试都将显示出，它对卡夫卡的生活来说只是一种模式，没有具体的个人的意义，与未婚妻个人无关；这是一种模式，只有通过一种独特的女性人品才能打破，正如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显示出来的那样。
他同他非常钦佩的诗人恩斯特·魏斯（恩斯特·魏斯似乎通过提参考意见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柏林的事态发展）到丹麦的波罗的海海滨胜地玛丽亚利斯特作了一次旅游，他在那儿起草了一封给父母的很有启发性的诗，有启发性的原因之一是，它表明，在有些时期，弗兰茨认为存在着职业性进行他的文学工作的可能性。这封信中有这么几段话：
我同柏林之间还未了结，因为我相信，整个这件事是
为你们好也为我好（因为它们肯定是一回事）而阻止了我
继续像至今这样拖延下去。你们看吧，我也许并未给你们
带来真正沉重的痛苦，按理说这次解除婚约是应该会有这
样的效果的，但我从远处看去做不出这种判断。但是我更
谈不上给你们来持久的快乐了，请相信我，这里的原因
仅仅在于，我连自己都没法使自己持久地快乐。至于为什
么会这样，恰恰是你，父亲，最容易理解的，尽管你对我
的愿望不能予以认可。有时你述说着，你当初的日子是多
么艰苦。难道你不认为，这是一种培养自我蔑视和满足的
教育方法吗？你难道不认为——而且你也直截了当地说过
——我过得太顺利了吗？我至今完全是在不独立的、特别
惬意的条件下成长的。难道你不认为，尽管一切造成这种
条件的人对我是那么仁慈、亲切，但这对我的个性来说不是毫无益处的吗？世上当然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够确保自己的独立性，但我不属于他们的行列。当然还有那么些人，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抛不开非独立性，至于这是否不属于他们的行列，不防做一些尝试。认为我做这类尝试岁数已太大的异议是不能成立的。我比表面上更年轻。使人持年轻是非独立性的唯一好处。自然也只有当非独立性结束时，这个好处才产生效益。
在办公室里我却是永远得不到这种改善的。在布拉格就干脆不行。这里的一切都是为把我这个从根本上需要非独立性的人保留在非独立性中而造就的。一切都提供在我的附近。办公室对我来说是烦人的，经常是不可忍受的，但从根本上说又是容易对付的。通过这里，我赚的钱超过我的需求。为了什么？为了谁？我将沿着薪金的梯子往上爬。意义何在？这个工作对我不合适，它从来不能给我带来自立，只带来工资，我为什么不抛弃它呢？假如我离职，离开布拉格，我不必冒任何风险，而能赢得一切。不冒任何风险，是因为我在布拉格的生活不能引导我走向任何益处。你们有时开玩笑地把我同R．舅舅相比。但是如果我留在布拉格，我的道路与他的也就相去不远了。与他相比，我将会有更多的钱，更多兴趣，更少信仰，我将会不满足，其他区别几乎没有什么了。在布拉格以外我可以赢得一切，这就是说，我会成为一个自立的、心境平和的人，充分调动一切能力，作为优秀、真实的劳动的报酬，真正的生存意识和持续的满足感油然而生。这么一个人你们也将更好些（这将不是最次要的成就。你们将有这么一个儿子，他的具体举动你们也许不尽相同），但你们会对他整体上感到满意，因为你们会自谓：“他在做他力所能及的，”这种感觉你们今天没有，说实在的。
关于计划的实施我是这么设想的：我有五千克朗。这笔钱使我有可能在德国共处，在柏林或慕尼黑，在没有收入的情况下（假如不得不如此）生活两年。这两年使我能够从事文学工作，并能使我将布拉格期间由于内心的松弛和外界的干扰而在清晰度、充实度和谐和度上达不到要求的东西从心中带出来。这个文学工作将使我能够在这两年后靠自己的收入生活，即使那收入是菲薄的。即使是菲薄，那也是我现在在布拉格过的日子和在那之后将过的日子所无法相比的。你们会提出异议，说我错误地估计了我的能力和由这能力决定的挣钱可能性。当然，这不能绝对排除。只是应该考虑到，我已三十一岁，这类错误估计在这个年龄不可能发生，否则一切估计都不可能做出了；此外还应该考虑到，我已经写过一些东西，尽管不多，毕竟获得了一定的承认；最终可据以驳倒这个异议的是：我丝毫不懒，生活上要求不高，因此，如果一个希望破灭了，会找到另一种挣钱的可能性，反正不会麻烦你们，否则的话，不仅对我，而且对你们的影响都会比目前在布拉格的生活的影响更恶劣，将是全然难以忍受的。
我对我的状况知道得很清楚，我渴望知道你们的看法。因为我确信这是唯一正确的方法，我确信，假如我错过了这个计划的实施，便是错过了关键性的一步——因此我当然对于知悉你们的看法看得非常重要。
致最衷心的问候！
你们的弗兰茨
这个计划注定不能成熟。大战爆发了一个时期开始了，在这个时期面前，我们所遭受过的一切不幸和痛苦在与之相比中全都隐退到蒙着粉红色的童年般光泽的童话世界中去了。
克制着一切激情绪，弗兰茨在此时期内同时写三个作品（《诉讼》、《在流刑营》、《俄国铁路》）。十月间他休假一周，“以便将那个长篇小说推向前进。”他把休假又延长了一周。“十四天，部分是成功的写作，对我的处境的充分理解。”F．的女友寄来了一封信，她试图从中斡旋。与F．的联系只中断了两个月，在这期间还曾与F．的姐姐通过信。在给那位女友的回信中（他自己把信抄了下来），他说：“我不想提及与您的信一起到达的是什么。”他记载道：“自杀，给马克斯的信带着许多使命。”稍后又写道：“稍稍翻阅了日记。对这种生活的结构产生了一种预感。”
令人惊奇的是，在这场灾难中他的创造力也并未枯竭。而且这种创造力恰恰在那时达到高峰。12月13日他写完了《传说的诠释》，他自己描述了我收为《诉讼》第九章（最后第二章）予以发表的那章的特性，在日记中写道：“……满意感和幸福感，如同我在那个传说中那种……”12月19日又写道：“昨天几乎在昏迷状态中写下了《乡村教师》。”这里谈到的是短篇小说《巨鼹圣诞节休假期间，他同我的夫人和我到库腾贝格作一次短暂的旅行，去参观那里的历史性建筑物，避开大城市中已经强烈地感觉得到的战争恐慌和贫困，做一短暂的（也就四天）喘息。在科林一家旅馆中他给我们朗诵了《美国》（即《失踪者》）——长篇中未完成的本章，使我们如痴如醉。（在这一年的夏天，在这次旅行前还同奥托·皮克到海勒劳去了一次）1914年12月的最后一天，他不同以往地作了一番小结：“从八月开始工作，一般来说不少也不坏，但是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达到我的能力的界限，本来是应该达到的，尤其因为从各方面展望（失眠、头痛、心脏弱），我的能力都持续不了很久了。写了一些未完成作品：诉讼、对卡尔班铁路的回忆、乡村教师、副检察长和一些较短小的开端。写完的只有，《在流刑营》和《失踪者》的一章，二者都是在十四天的休假中写完的。我不知道为何做这番小结，这与我的脾气完全不符。”
与F．的关系还远远不曾枯竭，它在1914年最后几个月中经历了一次痛苦的新生，——我心底里不愿—一详述细节，只须在指出频繁的信件往来之外（约有几百封弗兰茨致F．的信保存了下来），提一下主要的几站就行了。在博登巴赫的一次会见（1915年1月）、在玛丽亚巴特的一次会见（1916年7月），再就是搞清这种伟大的经历与卡夫卡的创作和宗教观发展之间始终存在的、意义不断上升的联系。他的情绪是绝望的。他写入日记之中：“我在此抱怨，是为了求得解脱吗？解脱不会在这本子上产生，当我躺在床上时它才会到来，让我仰卧，使我躺得舒适、轻松，躺在淡青色中。其他解脱不会到来。”——再不就是：“我认为我们是绝不可能结合的，但我既不敢对她说，也不放在关键时刻对我自己这么说。”——再不就是：“共同生活的艰辛。为陌生感、同情、懦弱、虚荣所挤迫，只是在深处也许流着一条浅浅的小溪，它值得被称为爱情，但却无法接近，在片刻的瞬间有时向上闪光。”——再不就是这类归纳中的一例，这种归纳与其说有利于做出决断，不如说使之更为难产：
1916年8月30日，
保持纯洁结了婚
单身汉丈夫
我保持纯洁纯洁吗？
我聚集我的一切力量你处于内在关系之
外，成了傻瓜，飞向一切
方向，但却飞不远，我从
人的生命的血液循环中
汲取一切力量，一切我
能用得上的力量。
只对我自己负责于是更加为你
（对你）变傻。
（格利尔帕策、福楼拜）
无忧无虑。集中精力工作。由于我的力量增长，我
可以承受更多了。但这里有
一定的真理。
除此之外，却不乏他认为与F．结婚是完全可能的与值得欢迎的言论。他从玛丽亚巴德寄给我的信中就这么写着：“可是现在我看见了一个女人信赖的眼光，我便不能封锁自己了。有些我想要永久维持的东西被撕裂了（不是个别的东西，而是整体）。我知道，从裂口中会跑出超出人的一生的不幸来，但它不是招惹来的，而是托付的。我没有抗拒它的权力，更没有权力用自己自愿的手去做应该发生却未发生的事，以达到保持原来的目光的意图。”还有：“现在情况不同了，应该说挺好。我们的协定简而言之是：俟战争结束后就结婚，在柏林近郊租二三间住房，每人经济上自己承担。F．将像现在这样继续工作，而我，现在该我了，我还说不上来。假如要将这个问题阐述得更明了，那么就是，有两个房间，大约在卡尔霍斯特。在一个房间里，F．一早起床，匆匆忙忙地离开，晚上疲倦地躺倒在床上；另一个房间里放着一个长沙发，这是我躺的地方，我靠吃牛奶和蜂蜜度日。于是那里躺着那不道德的人（照众所周知的格言），四肢伸展。尽管如此，现在有着平静、确切，因而有着生活的可能性。”附言：“写完后看一遍，发现是强大的语言，几乎不能由柔弱的笔锋长时间压服。”
从某种角度看，在以后，在最终分手之后，弗兰茨始终将F．视为理想形象。1921年，当我告诉他我在柏林作了报告的消息后，他从一个疗养院里给我的来信中还这么说：“F．没有听你的讲座吗？——到了柏林，却未见到F，我私下认为是不对的，虽然若是我自己当然也会这样做的。我对F．的爱情尤如一个不幸的统帅与一座城市的关系，他占领不了它，但它却因此而成为某种伟大的东西——两个孩子的幸福的母亲。”（参见《乡村婚事》252页）“我爱一个姑娘，她也爱我，但我却不得不离开她……”等等）。
卡夫卡竭力将同F．的婚姻联盟从自身和抗拒的状态中挣脱出来，这成了他五年中生活的主旋律，他的创造性劳动和他宗教观上不平静的思索的鞭策力。在这段时间里他读了许多斯特林堡的著作。此外还读《圣经》、阳思妥耶夫斯基、帕斯卡尔、赫尔岑和克罗泡特金。他对赫尔岑的《伦敦之雾》评论道：“全然不知所述何事，但那整个不熟悉的人显现了出来，坚决的、自我折磨的、自我控制的而又是消逝着的。”韦尔弗给他读诗，以及一个叫《艾斯特，波斯皇后》的剧本片断。他活跃地参加朋友们积极的努力，比如参加菲利克斯·威尔奇教的课；他总是给予鼓励、赞扬、评论、推动，不让任何人（他自己除外）陷入绝望之中，他对我为加利齐恩流亡孩子们开办的学校中的工作感兴趣，经常来听我的课，同我的一个女学生的家庭交了朋友。他还和这家的大女儿之间以最温柔的方式产生了好感。他也参加东西方犹太人之间的辩论晚会（默默的，观察的）。那时我同一个信神秘教的朋友格奥格·朗格经常到一位神奇的拉比那儿去，这个拉比是从加利齐恩流亡来的，在布拉格外城区齐茨科住在一间昏暗的、不舒服的、挤了许多人的房间里。这种特殊的生活状况使我得以了解一种宗教的梦幻环境。值得注意的是，当我一次去安息日结束前的“第三餐”把弗兰茨带去时，听着他们的低声细语和沙西笛派圣歌，他应该说是相当平静的。一个古老民族的古老的声音显然使他感动，但他在归途中却说：“仔细看就像在一个非洲原始部族中。极端的迷信。”这段话中不存在伤害性的攻击，但是反映了他清醒的抗拒。我很理解他：弗兰茨有他自己个人的神秘学说，他因而不能接受他人沿袭习俗的宗教礼仪。他多半独自一人，也爱独自一人。柯台克公园地被他认为是“布拉格最美的地方”，他在独自散步时老是走到那里去。“鸟儿鸣啭，宫殿和里面的画廊，古老的树，披挂着上一年的树叶，半暗半明。”
他为了脱离家庭的魔力场，孑身自立，也进行了一些积极的尝试。有一段时间他不住在父母那儿，而在自己的一个房间里，他一开始在毕莱克街（1915年2月），后来又在德罗哈的朗根街上“金梭子鱼”楼房内租了一个房间。在“金梭子鱼”内，他于1915年4月给我朗读了《诉讼》第五和第六章，使我陷入难以言传的喜悦中，令我产生深深的钦佩。二月间他写下了“狗的故事”（也许叫《一条狗的研究》吧？据我估计，这无论如何不会是他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他在日记中对这个作品的评价非常严厉：“现在读了开头部分。它是丑陋的，引起头疼。尽管有其真实性，却又是邪恶的、死板的、机械的，是在一片沙滩上苟延残喘的一条鱼，我很早就写《布瓦尔和塔库歇》了。假如我不能将这两种因素（最鲜明地表现在《司炉》和《在流刑营》中）结合为一体，我就完了。但是这种结合的前景存在吗？”这里的两个因素显然是指他作品中充满希望的现实主义特征和严肃的想象特征。
弗兰茨与他的妹妹经维也纳、布达佩斯到纳一吉米哈利，此行目的地已近前线。他们是去看望入了伍的妹夫。然后弗兰茨接受了服役检查，但由于身为一个国家必需的机构的公务员而免服兵役。后来在他找不到摆脱心理困惑的出路时，他申请取消这次获免，打算入伍。他的得病使这个计划受挫。
冯塔纳奖金的颁发（1915年10月）是这些苦恼中短暂的安慰，被他怀着一定的满意心情所接受。假如我没有搞错，事情是这么发生的：本来是施台恩海姆得到了这笔奖金，但他把这个奖转让给了1913年出版的中篇小说《司炉》的“青年作家。”——微弱的安慰。那时他的日记中有狂野的钢笔画、不断出现关于失眠和头疼的诉苦。开始了对原罪的深思，出现了以下这类话：“上帝对人类家庭的愤怒”，“只有旧约在看世界——关于旧约已无话可说。”“带我走，带我走，愚蠢和痛苦的交织。”此外还有那些片断，我将这些片断重新组合，写了“在阴郁的思想中敲响了钟声”一诗。他谴责自己（在与F．对立的态度中）具有“官吏们柔弱、俭省、优柔寡断、斤斤计较、预防在先的弊病”。又有一次这么说：“官吏精神、幼稚性、为父亲所摧折了的意志。”“改善它，为之工作，这本是举手之劳。这就是说，别爱惜自己（再说这样做的代价是付出你确实喜爱的F．的人生），因为爱惜是不可能的，形似的爱惜今天几乎毁灭了你。这种爱惜不仅与F．、婚姻、孩子、责任等等有关，而且也关系到你蹲踞其中的机关。”从他的痛苦中产生了祈祷：“宽恕我，我的罪孽遍及我的本质的所有角落。但我也有并非完全可鄙的素质，有小小的脆弱的能力，我的盲目的本质却摧残着、侵蚀着它们，现在我快完了，而恰恰是在外表上一切都将转向对我有利的时刻。别把我推到失败者的行列中去。”．
不容置疑，在弗兰茨不幸的订婚波折上和不幸的职业问题上有两种原因并存：形而上的和经济上的考虑。关于后者，不可忽视的是：如果弗兰茨不接受父母的资助（出于他的自尊心），而又不愿强奸他的文学天才的话，他的经济情况确实将十分不利。也许应该有一种社会和国家制度，能给这样独特的小说人才、创作天才以完全自由的天地，任其驰骋，而不必让他陷身于修饰文件的泥淖，不必让他在盼望结婚的同时，为与之相关联的对妻子和孩子的责任的担忧而面临一片空白，面临绝望。“你属于我”，有一次他对F．这么写道（根据日记中对该馆的抄录），“我把你划归于我，我不能相信，在任何一篇童话中人们像我为你一样对任何一个女人做出过更为绝望的斗争。”当然，即使在一个理想的社会制度中，卡夫卡的日子也是不那么好过的；在那里，他的苦恼的先验的、性爱的根子，这无法消除的不幸，将会更加突出。可是在他的心灵中，相应的反抗力量也会生成。不管怎么说，由于我们的社会集团一时还只是很低程度地组合起来，他的反抗失败了。这类抵抗是可以消除的，因此先验意义上的伟大斗争根本没有在理所当然的所在得以进行。
1916至1917年间的冬天，弗兰茨住在炼丹士街。关于这次逗留今天只留下一些传说，对来布拉格旅游的外国人，导游们只是让看那很小的房子，再便是指点让看“一个作家”住过的房间（这两点几乎是一回事，这座房子仅仅是由一个房间构成的，此外还有一个小得可怜的厨房以及房顶平台。）。但是弗兰茨选择这么个住处完全不是出于对神秘或浪漫的追求，至少这么一种追求不是决定性的，也许只是在潜意识中作为对旧布拉格的爱而发生着辅助作用；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他对一个安静的工作场所有清醒的需求。他对噪声的特别敏感曾经通过强烈的影响传染给我什b如在我们一起旅行时），这种敏感性使他对住房的选择比较困难。在炼丹士街，弗兰茨感到相对的幸福愉快，对为他创造了这么一避难所的小妹妹（她后来在屈劳也给他弄了这么一个）非常感激。1917年2月11日，星期天，我写下：“在炼丹上街卡夫卡那儿。他进行了精彩的朗诵。一个真正的文学家的修道院小屋。”在这个住处产生了当时用煤危机中唯一美妙的产物——那忧郁快乐的、仿佛从天上某一点俯视着嘲笑人类一切弱点似的、歌一般的《铁桶骑士》，有一封给F．的信谈到了这个住处和弗兰茨在雷波恩宫中的下一个住处，这封信的复写副本在遗墨中保存了下来。同时，这封信中表示出弗兰茨决心这次要为婚事做准备的严肃精神。果然，在下一年夏天，为这年轻的一对租了一套住房，置了家具，弗兰茨已同F．一起进行对亲友的例行介绍性拜访，也同F．一起到匈牙利去拜访她的姐姐，到阿拉德。弗兰茨居然办起例行的事来！真有点儿惨不忍睹，但他竭尽全力去适应被公认正确的惯例习俗。当然，倘若换一个女伴，那女伴也许会哈哈大笑一阵而将他解脱出这种具有强迫性的事来。但弗兰茨对这种自由是否接受、是否需要却同样是要打问号的。这两个人叫人哭笑不得地对我也进行了一次礼节性访问（1917年7月9日）。看着这两个相当尴尬的人，尤其是看到弗兰茨脖子旁不同以往竖着高领，我心中产生了感动之情，同时也产生了惊惧。（7月23日有更多的一群人聚到我这里来，除卡夫卡外，还有音乐家阿道夫·史荣伯、韦尔弗、奥托·格罗斯和他的妻子参加这次聚会。格罗斯有个办杂志的计划，卡夫卡对此很感兴趣。——这是在那灾难降临前我日记中最后一次提到他。）
下面便是那封给F．的关于住处和婚姻问题的信（信的开端谈及的是在朗根街的住房，——慕尼黑之行是做一次朗诵，在那朗诵会上卡夫卡除了他自己的作品外，还念了我的《迦南》中的一些诗。出于他的认真精神，他坚持要把报酬中的一部分给我）：
最亲爱的，谈谈我的住房故事吧。一个巨大的题目。它
使我惊恐，我不能胜任。对我来说太大了。我只有描述其
千分之一的能力，只有其千分之一在我写作时存在于我周
围，也只有其千分之一我可以让你弄明白，等等。尽管如
此，我不得不这么做，我得听听你的意见。望能仔细地读，
提出好见解：你知道我两年来的苦难，与同时的世界之苦
难相比是小的，但于我却足够了。一问舒适亲切的位于角
上的房间，两扇窗，一扇通往阳台的门。视野可及许多屋
顶和教堂。可以令人容忍的人们因为我完全没有必要看到
他们一些行动。嘈杂的街道，清晨沉重地行驶着的车辆，
但我差不多已不惯于这些声音了。可是这个房间对我来说
却是不可居住的。尽管它位于一条很长的走廊的尽头，特
别与世隔绝，但这是一幢混凝土房子，我听得见或曾听见
邻居的叹息，楼下住户的聊天，这里或那里传来某个厨房
里的碰撞声，持续至十点以后。此外，屋顶上就是薄薄的
木板，说不上在哪个下午晚些时候，当我正想做点事的时候，会有某个捧着洗涤物的女佣人全然无意地仿佛就用她的靴跟踩着我的脑壳。某处会有人奏钢琴，夏天从其他邻近的房子的扇面中传来歌声，一把小提琴的演奏或一个留声机的声音。只有在半夜十一点以后才基本上静寂下来。所以不可能获得平静，彻头彻尾的无家可归、产生一切狂思的温床，越益强烈的虚弱和前景虚无。关于这个还有很多可说的，但是谈谈别的吧。夏天，有一次我同奥特拉去寻找住房，我已经不相信会有获得彻底的宁静的可能性了，但我总还在找。我们小市民住宅还看了一些，我总在想，假如在一个老宫殿里能有那么一个地板角落下的安静的洞穴，在那里终于可以充分享受宁静的话该多好。什么也没有，我们没有找到任何符合要求的。在那小弄堂里我们开玩笑地询问了一下。是的，11月有个小房子可出租。同样也喜欢清静、只是以她自己的方式喜欢清静的奥特拉迷上了租这个房子的念头。处于天生的孱弱状况的我不同意。我几乎不能设想会到那里去。这么小，这么脏，这么不宜居住，缺陷应有尽有。但她坚持己见，在住在那里的大家庭腾出来后，她请人粉刷了一番，买了几件钢管家具（我没见过比那把椅子更舒服的了），对家里其他人一直守口如瓶。那时，我好像刚从慕尼黑带着勇气回来，走入一家房管所，他们几乎跑上来就向我提到位于一个美丽的宫殿中的一套住房。二室一厅，厅的一半被改建成了浴室。年租六百克朗。简直像一个梦的实现。我去看了看。房间高大美丽、红色和金色，就像在凡尔赛宫。四扇窗对着一个深深沉落的寂静的庭院，一扇窗对着花园。这花园！走上宫殿的大门通道，简直不敢相信亲眼所见。通过女像柱环抱着的第二扇大门高高的圆穹，可以看见美丽地分布着的、断断续续分岔的石级沿着颇大的花园像个广阔的靠背似的缓缓地、恢宏地上升，直到坡顶观景廊。但这个住处有个小毛病。前房客、一个与妻子两地分居的年轻人带着一个佣人，在这个住房里只过了几个月，然后出乎意外地调走了（他是个官员），必须离开布拉格，但他在这段短暂的时间内已经为这个住处花了很大一笔开支，所以他不愿就此空手离去。他为此而保留了租赁权，想要找个人至少能付出这笔钱的一部分（电灯的安装、浴室的装修、壁橱的安装、一架电话的安装、一条铺开的大地毯）。我不是他的意中人。他开的价（当然是够少的了）是六百五十克朗。这对于我太多了，而且这过高的冷冰冰的房间也过于豪华，再说我也没有家具，此外还有些较小的顾虑。但在这同一个宫殿中还有另一套住房，可直接向管理部门科，在三楼，房间内低一点，窗外是街道，不远处便是霍拉津。更亲切些、人情味浓些，设施简单。一位到此作客的伯爵小姐（也许生活要求不高）在这里住过，由旧家具构成的姑娘味的陈设依然如故。至于这套房间是否出租是有疑问的。这使我当时陷入绝望。在这种情况下我到奥特拉的住房去。那里正好刚装修完毕。开始时有许多缺陷，我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讲发展过程。今天它完全地适合于我了。包括：门前那美丽的上坡路，那里的寂静，虽说只有一道很薄的墙把我和一个邻居隔开，但这个邻居是很安静的；我把晚饭端上去，在那里多半待到午夜；再便是回家的道路的优越性：我必须下决心停止工作，于是有那条路可使我清醒。那里的生活是：有自己的房子是件特别的事情，在世界的身后不是关上房间的门、不是关上套房的门，而是直接关上一幢房子的门；步出住处的门，便踏上了寂静的街道路面上的积雪。这一切的月租是二十克朗，妹妹提供一件必需品，小卖花姑娘（奥特拉的学生）进行些必要的打扫，一切正常美好。而恰恰在这时，人们决定宫殿里的住房可以让我用了。那个我给过一点好处的房管人员对我印象很好。我付六百获得那个朝着街道的住房，当然这不包括我当初以为可以沿用的家具。那套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厅。有电灯，却没有浴室，没有浴缸，但我也不需要。现在简单归纳一下当前往处与宫殿住处相比的优越性：1．一切照旧的优越性；2．我现在是满意的，为什么要造成可能发生的后悔呢？3．失去了自己的房子；4．失去了改善睡眠的夜间那段路；5．我必须向现在同我们住在一起的妹妹借家具，用来装点一个房间，这个房间是巨大的，而我实际上只有一张床。搬迁的费用；6．我现在的住处离办公室的路近十分钟。宫殿住房好像是朝西的，而我的房间早上有阳光照人。反过来再看宫殿住房的优越性：1．换环境本身和特殊意义上的换环境的优越性；2拥有一套自己的安静的住处的优越性；3．在当前的工作房内我其实并非完全独立的，实际上我是从奥特拉手里拿来的；尽管她对我那么好、那么肯为我牺牲，在心情不佳时她却有时也流露出一点违心情绪。当然她会为我不再到那小房子去感到遗憾，不过实际上她时而到那里去一次，中午或星期天六点以前在那儿也就够了；4．回家那段路我不会再走了，夜里走出去也将是难事，因为大门从外面开不开，但作为替代我可在夜间在那平时只有房主可以涉足的花园里散一会步，我很愿意去那儿散步，这也是很美的；5．战争结束后我想试着申请一年休假，假如
不至于根本不可能，那么这至少现在马上做不到。好吧，现
在我们俩为你弄了一套在布拉格可以想象到的最美的住
房，当然只是用于相对的一段短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你也
不得不放弃自己的厨房，甚至放弃洗澡间。尽管如此，它
符合我的思想，而你可以美美地休息两三个月。还有那难
以形容的花园在春天、夏天（房主离开了）或者秋天。假
如我现在不把这套住房定下来，不管是搬过去还是仅仅付
房租（荒谬的、超越一切官吏概念的浪费！）一个季度一百
五十克朗，——那我也许就得不到它了。虽说我已接收了
下来，但那管理人员满可以用一句话解除我，尤其因为这
件事对我的重要性比起对他来说理所当然的重要性连一个
角都及不上。我说的是多么少啊。现在做出决断吧，要快。
八月份第一次发生的咳血被弗兰茨称为由心理因素造成的。我在我的日记中找到一段毫无疑问是他说过的话：“1917年8月24日。为卡夫卡的病采取措施。他把它描述为心理上的，似乎是结婚前的解救。他称之为：他最终的失败！此后他却睡得很香。解脱了？——受折磨的心灵！”（参阅日记第529页）。有可能是美泉宫中的住房无法取暖加速了疾病的爆发。他父亲曾警告他不要过这样“无节制”的生活，始终不隐瞒对这种无节制的厌恶心情，现在看来在一定程度上又是父亲似乎有道理了。卡夫卡显然从来没有认真去考虑这一点，这可以从他的一篇小说中发现，但小说中表现出来的仅仅是他的生活和创作间不可分割的联系。从更深的角度看，这疾病是由长年为克服职业和结婚计划的障碍，为使文学才干得以充分发挥而做出的努力、伴随的激动，由对这一切不能胜任的虚弱的体格及只有强壮的身体才能承受的“健身”措施引起的。
持续到9月4日，我才终于说服弗兰茨请个医生来诊断。在这类事情上，他犟得令人难以置信，必须以极大的耐心和韧性来正确地对待他。我关于这决定性的倒霉日子的记载是这样的：“9月4日。下午同卡夫卡去弗利德尔·皮克教授处。花了很多时间才办到此事。确诊为肺尖炎。必须休假三个月。有形成肺结核的危险。我的上帝！不至于发生这么可怕的事吧。——然后是索菲亚岛。游泳场，同弗兰茨一起。他感到自己得到了解放，同时又是被战胜了。他心中反抗的一部分把婚姻看成绝对地扭转目光所朝着的一个方向。而另一部分则将婚姻视为自然而然的事并去追求它。这场斗争将他消耗殆尽。他把这场病看成是对他经常希望获得一种强有力的解决办法的惩罚。他引用了一句对上帝不敬的话（出自工匠诗人之作）：我曾以为他要更好些。”
然后是：“9月10日。下午与卡夫卡再次造访皮克教授。——他的开场白，说他学了希伯莱语，读了拉特的教科书中的四十五课，没对我露过口风。这么看来，他最近仿佛一无所知地问我怎么用希伯莱语数数，是在考我了。这寂寞的故弄玄虚。这里面有伟大的因素，但也有坏的。”
到一家肺病疗养院去遭到弗兰茨的全力反对。在后来的年头中他才不得不这么办。人们也许会发现一个矛盾的现象：现在他应该去疗养院他不愿去，但若干年前他却去一些疗养院休憩过，如苏黎世附近的艾伦巴赫、哈尔茨山中的容波伦、利瓦的哈同根。可那是些自然疗法场所，在那里，弗兰茨一连数天或数月沉湎于“符合自然的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既为他所爱又遭他讪笑，但在内心深处他对之抱有很大的希望。而以现代医疗学为指导的疗养机构则全然不同地构成了一种威胁；从弗兰茨的观点出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长期地拒不采纳这种难以采纳的建议。一个偶然情况这回冒出来帮助了他。弗兰茨的小妹妹在屈劳（在弗略奥后面，萨茨那儿）接管了她丈夫的一处小庄园。决定做出了，最终大家一致同意，弗兰茨到那里去休养度假。这个假期多次延长，弗兰茨时而还试着重新投入职业工作，但每次只干了一段短暂的时间。转入安静的生活状态终于成了不可避免的事。——在那里，弗兰茨第一次亲身接触了农村生活、农业和德国农民，从屈劳的环境中后来便孕育出长篇小说《城堡》来。
9月12日我记载道：“与卡夫卡告别。很难过。多年来我不曾这么长时间不同他在一起。他认为他现在由于疾病的缘故不能与F．结婚了。她寄来绝望的信，尽管她还一无所知。——店里两个人推着小车来取他的行李。他说：他们来搬棺材。”
从这时起我收到他的许多来信；它们太珍贵了，不应该只摘录其片断。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全部发表。关于卡夫卡强化了的基克加德研究、关于他宗教上、伦理上观念的发展，这些信是有启发的。其他从屈劳发出寄给鲍姆和威尔奇的信勾画出这个人越来越清晰的面貌，表明他在最简朴的农村环境中感觉舒适，再也不想回到城市中来了。日记中能够反映他的情绪及城堡长篇核心内容的特征的有这么一段：“在农民吕夫特纳家。宽敞的过道。整个具有戏剧性：他神经质地嘻嘻哈哈笑，敲打桌面、举手、耸肩、举起啤酒杯，像个华伦斯坦家族的人。一边是个女人，老太太，他曾是她的雇工，十年前与她结了婚。热衷于狩猎，怠于经营管理。马厩中两匹巨大的马（荷马史诗中的形象）在通过马厩窗户射入的一线阳光照射之下。”弗兰茨慢慢地恢复着。只有当F．来信时，他半天不进饮食，也不拆信。
我那时同样处于激烈的心灵斗争中，再加上工作繁忙，所以可惜从未到屈劳去看望弗兰茨。只有当我在那地方附近作报告时，他赶到米歇罗普火车站来与我见面。此外，他隔一段时间到布拉格来一次，来做些不可拖延的事。奥斯卡·鲍姆到他那里作了八天客。“那时村子里积雪很深，”他在《回忆录》中说，“在我们通宵达旦聊天的那些长夜中，我对他的了解要超过前十年和后五年。”9月，即重病确诊后不久，F．去看望了他。日记中报道着：“F．来过了，为了来看我，坐了三十个小时的车，我本该劝阻她的。与我想象中的一样，完全由于我的过错，她极度难过。我自己完全不知道该怎么表现，全无感觉，同样完全无可救助，想着我的一些舒适受到了打扰，作为唯一的自白演了那么点喜剧。在一些小事上没有道理，没道理维护她所谓的或也许是真正的权利。从整体上说，她是无事而被判了酷刑的；我为非作歹，她为此而受刑，此外我还操纵着刑具。随着她的离开（她和奥特拉的车绕着池塘行驶，我取笔直的捷径又一次来到她身边）和一阵头疼（喜剧演员的演出后残余影响），一天告终。”
11月初我记下了与弗兰茨的一次谈话。话题是我自己的内心冲突，但也可窥见他的心理：
他：总是这样的。罪过恰恰在于，人们考虑问题。
我：那么应该不动脑子吗？
他：这当然不成法规。但这意味着：你应该不能够考
虑。——这是无法逼迫的。思虑是蚌的建议。但即便如此
它也是善的、通人性的。没有它就完蛋了。
12月底弗兰茨来到布拉格，在这里与F．会晤。她身为柏林一家大企业的女经理（审慎、能于、宽怀大度是她杰出的特征中的一部分），她利用圣诞节假期来进行最后的商谈。这场悲剧进入了尾声。12月25日晚上，弗兰茨和F．作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客人来到我们家。“两人都不愉快，一言不发。”12月26日我记道：“卡夫卡一早七点半就来了，要我陪他一上午。巴黎咖啡馆。但他并不需要我当顾问，他的决心下得值得敬佩地坚定。只为了度过时光。他昨天对F．非常明白地谈了一切。我们谈天说地，就是不涉及这个题目。卡夫卡谈到托尔斯泰的《复活》：‘解脱是无法写的，只能经历。’下午与鲍姆、威尔奇一起出游。也就是一对夫妇与卡夫卡和F。西普卡关隘。卡夫卡不愉快。他对我说：‘我该做的事只能由我一个人来做。对末世该清楚。西方犹太人对此搞不清楚，所以没有结婚的权利。这里不存在婚姻。除非对末世不感兴趣的人，比如商人。”’
第二天上午弗兰茨到我的办公室来，进来休息一会儿，他说，他刚送F．去了火车站。他面色苍白，绷紧着脸，一副严厉相。但他突然哭了起来。我看到他哭这是唯一的一次。我永远忘不了这个场面，这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可怕的事情。——办公室里并非只有我一个人，紧挨着我的写字台是一个同事的写字台，我们在邮政总局的法律部工作——这个部位于一幢私人房子的最高层，不在总局的主要办公楼里。总局成功地将一套亲切的、有厨房和洗澡间的四居室住房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尘堆，面目可增毫无人情味的官方场所，这么一种改造的方式方法如同魔鬼作祟。而来找我的私人来访者，我多半（内心总是歉疚不安）在那变成了废旧文件堆藏室的、拆除了不少设施的厨房里接待。但卡夫卡是直接走到办公室里来找我的，直接插入到埋头工作的人中间，坐在我写字台旁的一个简易沙发上，这张椅子本来是为请求者、退休者、被追求责任者准备的。而他就在这里哭泣，就在这里抽抽噎噎地说：“发生这样的事情，难道不可怕吗？”眼泪顺着他的面颊往下流。除这次以外，我从来没有见过他这么不知所措，这么失去自制。
几天后他回屈劳去了。他还给我看了F．一封十分痛苦的信。但他在她面前立场非常坚定，他不仅放弃了她，而且放弃了获得婚姻幸福的任何可能性。他给自己造成的痛苦给了他力量，使他在其他人面前也能克服内心自然的软弱而不让步，因为他曾经在让步中尝到过不可避免的做出最终决定的苦果。
大约一年三个月后我听到了F．结婚的消息。我以委婉的方式转告了弗兰茨。他激动了，心里充满对这新的婚姻结合的最真诚的祝愿，这也化成了他自己极大的喜悦。“有些难以解开的疙瘩似乎被解开了，实在是好事，”我私下总结这件事。我自然明白，至少在弗兰茨那儿，这阴影笼罩的问题的消除还远远木等于说已经铺开了一条得救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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