誓雪“新耻”
抗日战争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新的不平等条款和外蒙独立被迫承认，以及波茨坦会议被拒之门外，都给抗战胜利后春风得意的蒋介石投下了不快的阴影。最关键的是“国耻”虽雪，但共产党也在抗战中日见壮大，尤其令蒋寝食难安，耿耿于怀，并引以为“新耻”。
关于“新耻”，蒋在1945年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但旧耻虽雪，而新耻重重，不知此耻何日可以复雪矣！今后之雪耻，乃雪新耻也。特志之。”继而又在9月9日日记中感慨道：“呜呼！抗战虽胜，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不能日成也。勉乎哉。”并说：“党国之危机，九·一八以来，未有甚于今日者也。”
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热望和平建国，恢复元气，振兴中华，而蒋为逞专制统一中国的一己之私，不惜于抗战废墟上，再燃内战之火，民心之向背由此不言而自明了。为了增强内战实力，蒋在胜利之初即大量收编伪军。
收编伪军
抗战时期，全部伪军有汪伪政府伪军和伪满、伪蒙、伪华北自治委员会等四大系统。
汪伪军大约有七个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由伪苏浙皖绥靖主任兼海军部长任援道兼任，有七个师和一个旅。为汪之最大集团军。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岚锋，约有五个师。为冯玉祥旧部；驻河南省商丘地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为孙良诚，兵力为五个师。亦为冯玉祥旧部，先驻豫东地区；后驻苏北地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吴化文，亦冯玉祥旧部，系韩复榘部下手枪旅长。1944年投降，兵力为五个师；驻蚌埠地区。
§§§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为庞炳勋，约有两个师和一些直属部队；驻开封、新乡地区。亦冯玉祥旧部。
§§§第六集团军，总司令为郝鹏举，实有三个师，驻陇海线东段徐海地区。原为冯玉祥旧部，后投胡宗南。
§§§第七集团军，总司令为孙殿英，兵力号称五个师，驻新乡地区。亦曾隶属冯玉祥西北军。
另有伪十二军（项致庄）、十一军（荣子恒、富双英）、广州绥靖部队（主任陈耀祖，原陈璧君之兄）五个师、武汉绥靖部队（主任叶蓬两个师）、警卫师（三个）。海、空军几乎近于零。共十五个军五十二个师，二十八万二千余人。
伪蒙军：原有九个师，1945年9月后，只余李守信一部，分驻陶林和大同，约三个师。
伪华北自治委员会军：有齐燮元统率之十三个集团。每个集团等于一个旅，分驻北平、保定、南口、石家庄等地。共五万五千余人。伪满军共有十一个军管区和五个特种部队。数字不详。
据冈村宁次报告，合计伪军三十五万余人，枪二十一万余支。但据何应钦陆军总部统计，伪军共二十四个军、六十四个师、又十三个旅，及其他大小单位一百三十四个，共计六十八万三千五百六十九人，枪为三十五万七千二百五十四支。比冈村所报多出三十余万人。但各地实际收编数则与冈村所报相近，所以冈村所报比较真实。
蒋介石对这些伪军，全部收编。1945年8月10日，蒋即对所有伪军下令：“日本政府于10日晚8时，已向中、美、英、苏四国声明投降，我沦陷区各地下军及各地伪军，应就现驻地点负责维持地方治安，保护人民，各伪军尤应乘机赎罪，努力自新，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并不得受非经本委员长许可之收编，仰各凛遵为要。……”（《文史资料选辑》，三十六。）
既然命其驻守原地，就是否收编问题，蒋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和陈诚进行了讨论。其中何、白均主张收编；陈诚则坚决反对收编。双方争论不休，至为激烈。陈认为“如把伪军编成正式部队，不仅妨害国军的整编，且混淆了国军的血液，千万不能办。”何、白则认为：“我们既要伪军坚守阵地，防拒共军，又要解散他们，这怎么行得通，势必激成变乱，万一出了乱子，谁负责？”平时，陈诚和何、白争论，蒋介石多是袒陈而薄白、何，蒋这次却完全同意何应钦、白崇禧之意见，赞成收编伪军，以为进攻中共，大打内战之用。
但公开收编伪军，舆论上总是不好，蒋便以半隐密、半公开方式进行。下达的收编正式文电，是蒋之径电和政务哿电，其中明言由陆军部“统筹办理”。又以有、谋两电规定处理伪军原则。规定“解散或缩小组织”。这两原则均是假话，而实际既不解散也不缩小，而是收编。
随后军委会致电陆军部，令其对伪军进行缩编：原文如下：“……军事委员会议规定，各地自新军及游杂部队，以缩编为原则，交由陆军总部及各绥署、战区负责，按照实际情形，与国军改编之同时缩编完竣。……”何应钦怕留下痕迹，决定陆军总部不直接向伪军发文，而由各绥署、战区转令伪军遵办。陈诚也令军政部不给收编伪军军师番号，一个军，就给纵队名义；一个师给总队名义；并于纵队、总队之前冠以暂编二字。同时陈诚又命人事机关把伪军收编的纵队、总队军官案卷不与国军军官人事案卷放在一起，另存一处，以示区别。但内战开始后，这些纵队、总队便很快收编成正式“国军”了。
具体负责收编工作的是北平行辕、东北行辕、第2战区、郑州绥靖公署、徐州绥靖公署，共五个单位。至1946年4月，除郝鹏举三个师投降解放军和孙良诚三个师在盐城被解放军歼灭，李守信三个师解除武装外，全部伪军收编完毕。
任道援第一集团军交给了戴笠。汪之三个警卫师被编并到蒋之嫡系军七十四军。
北平行营：暂编第一路，辖两个纵队。司令为门致中。暂编独立第二总队（李守信）、暂编独立第四团（宋万里）、暂编独立第三总队（侯如墉）、暂编独立第十四总队（王英）。
徐州绥署：暂编第七纵队，司令吴化文；暂编第五纵队，司令孙良诚；暂编独立第五纵队，司令秦汉清；暂编独立第六总队（王占林）、暂编独立第一团（张逸舟）、暂编独立第十三总队（王继祥）、暂编独立第三团（陶景奎）。
东北行辕：东北暂编保安第一总队（王景南、王铁鑫）、东北暂编保安第二总队（刘德溥）、东北暂编保安第三总队（王家善）。1946年10月以后，杜聿明又于东北收编许多伪保安团，不在此内。
第二战区：暂编独立第八总队（赵端）、暂编独立第九总队（杨诚）、暂编独立第十总队（荆宜）。
郑州绥署：暂编第四纵队，司令为张岚峰；暂编独立第一总队（关振亚）。
以上大约总计为六个纵队（军）、二十七个总队（师）、七十三个团。人数为二十三万八千九百九十六人；枪支十三万四千四百七十二支。（丰要参考《文史资料选辑》第三十六辑：《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收编伪军经过》（刘措宜）之承办回忆录文章）
国共谈判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为什么要由美国人来处理，国内外炎黄子孙均有疑问。《解放日报》在1946年11月8日，发表了一位南洋侨胞来信的述评，其中特别转述了这个疑问：“中国的内政问题，怕自己不能解决吗？为什么要请美国人来处理？”这说明蒋介石并未有独立国首脑的民族自信心与自尊心。
1944年8月帕特里克·赫尔利，以罗斯福总统特使身份来华。这位前胡佛总统之陆军部长，来华前先经莫斯科，得苏联不支持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允诺后，到达重庆。按罗斯福的意志，着手全力支持蒋介石。罗斯福促使斯大林不支持中共的办法，是答应苏联对旅顺、大连港口和长春铁路的特殊权益，因为罗斯福知道，斯大林有民族利己主义，并不愿意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大国，与苏联“争雄”，只要使斯大林有东北特权在手，就可以达成目的。（原见丹尼尔·耶金：《遭到破坏的和平》。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79页）并且斯大林一直支持王明左倾主义者，而毛泽东等执政后，就清算了王明路线，故中共中央和斯大林是有分歧的。因此，斯大林对延安并没有什么援助。相反在抗战初期主要是援助蒋介石。这是历史事实。
同年，最早到达延安的美国人是一批新闻记者。他们首先冲破蒋对延安的封锁，和中共接触。蒋怕得罪记者们于己不利，便于3月批准放行。7月中旬至10月间，代表美国若干个报刊的六、七名记者先后到了延安。报道最有力量的记者是哈里森·福尔曼、冈瑟·斯坦、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白修德等人。他们的共同结论是中共在延安为中心的辖区，是受民众拥护的，也是抗日的，并正进行游击战争，对此，国民党人大为慌乱，蒋立即关闭了这一度稍开的新闻窗口，再也不许外国记者访问延安了。
同年夏，罗斯福因蒋的对日战事一再败北，加之开罗会议上罗又对蒋介石有所不满，于是试图将国共双方结合于一个联合政府中，遂于6月由亨利·华莱士来重庆正式告诉蒋介石允许美国派一个代表团到延安会见中共领导人。华莱士说，一个代表团可以减少美国完全依靠国民党的程度。并且认为中共或者可以把中国变成美国的一个有生命力的盟友。为此，华莱士认为华盛顿应迅速援助中国任何一个真心抗日并愿与美国合作的集团。
由于罗斯福的压力，蒋只得同意派一个小型美国代表到延安。这个代表团经常在十几人到二十几人之间变动。此外还有使馆政治官员，战略情报局特工人员等。团长为鲍瑞德。这时中共已经完全独立行事，“苏派”已经不起作用了。这个代表团中有中共的好朋友谢伟斯。他在延安可以和任何人交谈，上至毛泽东，下至一个普通党员。据谢的了解，延安所有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表达同一的思想：“希望在击败日本和建设新中国的斗争中和美国合作”。（《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83页。）当然也愿和蒋介石合作，但必须是分享政权的合作。
同午8月23日，毛泽东亲自对谢伟思说：日本的战败，将使国民党重新走上内战的道路。并断然指出国民党是一个分裂成许多派系，勾心斗角，乱七八糟的组织，这些派系都是反共反民主的。能否制止内战，要看美国能否约束国民党。毛泽东同时表示国共和解的主要条件，是召开各党派参加的临时国民大会，从而改组政府，制定新宪法和法律。他希望美国不要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他说：
“蒋是顽固的。可是他基本上是个匪徒。必须懂得这个事实，才好跟他打交道。我们根据经验，不得不认识到这一点。……在他的威胁和恐吓面前，你们决不应当让步。不要让他认为你们害怕了，这样他就会得寸进尺，榨取更多的好处。”（谢伟斯的第十五篇报道，1944年8月27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第786～797页。）他要美国吩咐蒋介石做他应该做的事。同时毛泽东对谢伟斯表示，中共并不指望俄国人帮助，也不希望苏联反对美国在建设性和民主性的方针下的在华利益。他说：
“美国不必担心我们不肯合作。我们一定合作，我们必须得美国的帮助。所以我们共产党人认为十分重要的是，要了解你们美国人在想些什么，有什么打算。我们不能贸然反对你们——不能贸然和你们发生冲突。”（谢伟斯的第十五篇报道，1944年8月27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第786～797页。）谢伟斯认为毛夸大了中共和美国的长期目标的一致性，但他认为毛泽东愿与美国合作“是真诚的”。（《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185页。）因为毛和苏联归来的王明等无法合作，深愿和美国友好。
但罗斯福，只是要了解中共情况，促成国共两派联合，并没有打算单方面或直接援助中共。罗要依靠蒋抵制苏联的政策一直未变。而不打算依靠中共抵制苏联。这是问题的关键。
但谢伟斯则已看清中共和农民的关系深厚，以及中共未来的强大力量。他认为美国援助中共，可以“影响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政策和目标，而这对美国人来说，是有长期的重大关系的。”（谢伟斯的第十六篇报道，1944年8月29日。见《美亚文件》第一卷。）谢伟斯所以如此强调援助中共，是因为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失去信心，而中共则深得民心。
但此前，美国战略情报局已开始和中共军人讨论双方互相援助的问题。8月31日，蒋召见高斯大使，抱怨美国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中共党人。高斯则希望蒋应从中吸取教训。9月25日，朱德宣称，赞成以美国指挥官指挥全部中共军队。朱并提醒谢伟斯要注意戴笠和美国驻海军小组正在策划破坏美国驻延安代表团（迪克西使团）的工作。谢伟斯报道以上消息的同时，仍坚持呼吁美国在政治、军事上援助延安，并认为这种援助可以制止中国内战。同时也可以防止中共倒向俄国。他希望一个新中国的政府由中共掌握实权，并获得相应的援助。
毛泽东也对鲍瑞德上校谈了以上相同的观点，劝美国从其自身利益出发，不应尽力维持蒋介石一家，这样会助长内战。而国民党在内战中，多半要失败的，而这当然也是美国人的失败。同年（1944年）10月2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董必武于重庆会见了赫尔利，要求赫帮助中国建一个真正的政治联盟作为中国联合政府。同时成立由中共参加的“联合最高指挥部”，统一指挥全国军队。美援应当国共平均分配。但赫尔利对此根本不予考虑。他仍然要将中共置于蒋的控制之下。对此，蒋介石愿意推迟内战，但条件是中共交出独立的武装力量。这等于解除中共武装，中共当然不会答应。
同时，戴维斯也认为美国应当支持中共，他也是想将中共拉入美国势力范围，而不被苏联拉走。他说：“毛泽东曾向谢伟斯强调指出，他要美国帮助将来的共产主义中国实现工业化。”（戴伟斯：《靠尾巴支撑身体的龙》，第342～351页。）他认为中共愿与美国合作，十分真诚。他认为中共是个灵活而可靠的政治派别，准备在许多方面与美国合作。他认为，援助中共，是在东亚保持对美国友好的均势问题。而且中国内战也是不可避免的，而胜利者几乎必是中共。如果美国一心支持蒋介石，将迫使中共倾向苏联，而苏联就会控制中国。戴维斯强烈要求赫尔利访问延安。
1944年11月7日，赫终于乘飞机到延安访问。周恩来前来迎接，随后毛泽东也到了机场。赫尔利下飞机时，忽然心血来潮，突然发出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厮杀的呐喊声。因此，后来毛泽东说赫尔利是个“小丑”。11月8日，赫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赫声称蒋介石愿意派一个美国代表团到延安，调解双方和促进民主。但要统一中国的军事力量。而毛泽东则提出任何团结统一建议，必然包括由中共真正分享军事、政治权力和美援。为此赫尔利又心生一计，提出个五项建议，主要是建立一个联合的国民政府，并由此政府平均分配美援。联合政府将坚持类似美国宪法的原则。
对此种建议的慷慨性，毛泽东感到吃惊，便马上追问此建议来自何处？赫不得不答称来自他自己。但他说，他相信蒋介石是会接受的。于是由毛和赫尔利双方签字。赫以此要求毛派代表到重庆谈判。不久，周恩来到重庆和国民党谈判。戴维斯则断定谈判绝不会成功，他知道蒋不会同意。戴又一次要求美国支持中共，并宣称，支持中共即是“使我们自己同中国最团结、最进步、最强大的势力站在一起。”
延安谈判之后，中共对赫尔利也不放心，就又托美国财政部代表欧文·弗里德曼带一封信。欧文回国后转交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这封信由周恩来写成，内容主要是对国民党不改革政治感到失望，希望美国直接援助延安，并邀摩根索访问延安。
赫尔利自延安返回重庆后，知道蒋介石和宋子文对五点建议十分恼火。同时知道罗斯福已正式任命他为驻华大使。11月21日，蒋对五点建议的答复是三点建议，其中心内容，是中共交出军队，就给予政治代表权。仍是老调不变。而赫尔利和魏德迈又说这三点建议有积极因素，一完全支持蒋介石。周恩来不为所动，便终止了谈判。12月8日返延安。鲍瑞德奉命陪周同行。
毛泽东对此极为愤慨，他指责美国为什么又提五点建议，又同意蒋的三点建议，并说延安不是傻瓜，也不是篮子，要靠人施舍。如果不能联合，中共就建立另一个中国政府。又对鲍瑞德说，如果美国不援助，还可以转向英国和苏联嘛！！！但毛泽东仍建议和美国进行军事合作，甚至军队也可以接受美国节制，同时毛泽东表示要公布五点建议，让大家看一下被蒋拒绝的赫——毛五点建议内容。鲍瑞德于12月9日带着毛泽东的口信回重庆告知赫尔利后，赫尔利非常窘迫。他大叫：“妈呀！……他哄骗了我！”但毛并没有公布五点建议，只是威胁一下赫尔利。而赫尔利却从此转向不顾一切地、完全地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中共。美国决策人也只考虑他们与蒋合作，共同支持蒋介石，而削弱中共势力。美国人这种政策从1944年12月一直坚持到1947年。
中共也不再理论蒋的三点建议，转向一心和美国军人进行军事合作的方面。在这方面鲍瑞德和罗伯特·麦克鲁尔、罗伊克罗姆、威利斯·伯德等一心想在军事上支持中共。1944年12月15日，鲍瑞德和伯德飞到延安，两人各带一个与中共军事合作的方案。鲍的方案是美国派遣四、五千名美国突击队员到中共地区。伯德则和中共讨论了美国战略情报局的方案，向二万五千名中共官员提供军援；并建立联合情报网。对中共有了新的希望，他们告诉伯德：“华北人民把美国看作他们最好的，把魏德迈将军当作总司令看待，如果他们决定向他们下命令，他们是会服从的。”此次戴维斯也同行到延安。因此，中共再一次拒绝赫尔利提出的重庆谈判，但答应暂不公布五点建议。
当12月17日戴维斯返重庆后，赫尔利认为戴帮助拆他的台，命令戴立即赴莫斯科美国驻华使馆工作。戴给史迪威写了一封信，批评赫尔利根本忽视中共的巨犬力量。12月27日，鲍瑞德带着补充的应急计划再回延安时，中共更增加了战胜赫尔利的信心，便由周恩来向赫尔利发了一封强硬的信，指出除非撤消对延安的封锁，释放政治犯，停止镇压持不同政见者，接受五点建议，中共才能和国民党重新谈判，否则，决不与重庆谈判。
1945年1月9日，中共交给迪克西使团代理罗伊·克罗姆利少校一封信，请他通过军事渠道转给罗斯福，希望派出一个非官方小组到美国对美国平民、官员讲述中国的复杂内部问题。如果罗斯福同意，毛泽东、周恩来打算赴美访问。想冲出蒋介石和赫尔利的封锁，直接和罗斯福、美国人民建立关系。
以上这些个活动，没有告知赫尔利，消息传开后，就引起了一个巨大的风波。魏德迈知道了迪克西使团和美国战略情报局自行其事，12月29日宣称要控制战略情报局的一切秘密活动和情报活动。于是一切军事合作问题，未能实现。美国驻华海军小组，则添油加醋地告诉赫尔利，使团和战略情报局在秘密地搞对中共军援计划，使赫尔利在总统面前威信扫地。赫尔利认为这是“中共——美国阴谋”，矛头对着蒋介石和赫尔利。于是赫尔利赶快于1月14日向罗斯福发电报，提醒罗斯福，在中国有一个破坏总统政策的阴谋，有一些不忠诚的美国人已在促使毛泽东、周恩来相信可以拒绝与国民党合作，谋求直接得到华盛顿的承认和支援。赫建议罗斯福拒绝会见中共代表，并设法在雅尔塔会议上，赢得苏联对蒋介石的支持。从而把中共强迫到谈判桌上来。但赫要罗对他的这些话保密。罗斯福同意赫尔利意见，并对“中共——美国阴谋”十分恼火。接着罗斯福清洗了所有他认为“不忠诚”的美国人，将鲍瑞德、麦克鲁尔等调离职位。1月中旬，新的使团团长换成了莫里斯·帕德斯上校。他带着赫尔利的信件到延安上任。信中说，中共只有对蒋介石妥协并为蒋接受后，才能得到美援和支持。为此，中共必须再次回到重庆的谈判桌上。这一次斗争显然是中共失利了。
1945年1月22日，毛泽东传话给赫尔利，周恩来将前往重庆谈判。1月23日，朱德经由美军官艾芬士上尉，向魏德迈申请二千万美元贷款，用作对日作战经费。赫尔利得知后，立即予以阻止。赫尔利于2月17日，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电报说：“我坚定地认为，……批准朱德将军获得租借物资和财政援助的要求，都将破坏美国的既定政策。这个政策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为政府委员长和军队统帅。”（《美国对外关系外交文件》，1945年第七卷，远东中国，1969年版第220页）
此后魏德迈指示部属们，没有蒋介石的同意，军援不得拨发给任何部队和政党。赫尔利也对他的大使馆人员进行训话，不得与中共有任何“勾搭”。
其实谈判只是蒋、赫二人要中共自愿交出军队、地盘，只给个无实权的空头的政治职位。如果中共不愿自动交出，蒋就以武力消灭中共军队。手法不同，目的则一。谈判时，周恩来坚决以五点计划为基础组织联合政府。但蒋则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然后给几个无权的政治职位。谈判于是破裂。3月1日谈判结束。11日，蒋又声言召开“国民大会”。中共则要求召开由各党派参加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与此同时，赫尔利则进一步表示支持蒋介石。蒋也恭维赫尔利拯救了整个亚洲。赫尔利则说：“等到对日战争结束，你那些装备精良的师团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战胜共军了。”（赫尔利和蒋介石谈话备忘录，1945年2月16日。）
很显然，罗斯福是要中共俯首听命于蒋介石，无军队、无地盘，实质上等于瓦解；或者，支持蒋介石消灭中共。而他则从外部促使苏联不支持中共，以促成以上两种中的任何一种结局。赫尔利则从内部帮助蒋介石，压服或消灭中共。从而以蒋介石政权对抗苏联。（《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08～209页。）
当然，罗斯福和赫尔利的这一赌注，以后是完全输光了。
当时雅尔塔会议，既牺牲了蒋氏坚持的主权，更牺牲了中共。斯大林当时只是要东北特权，而置中共予不顾，并欣然同意蒋之中国政府留在美国阵营中。斯大林还表示，即使中国出现联合政府，也最好由蒋介石统治。（罗斯福一斯大林谈话记录，1945年2月8日。）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赫尔利和魏德迈回华盛顿述职。蒋介石请赫尔莉转告罗斯福两点：一，国民党决心召开国民大会。二，苏联现不会承认中共或接济中共，请罗斯福放心地支持他的政权。这意思是，要罗斯福不必顾忌苏联，而一心支持他消灭中共军队。
此时美国驻华使馆人员联名于2月28日，给国务卿发了一份电报，指责赫尔利损害了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任何机会。并特别申明，避免中国内战的唯一希望，在于美国和中共的合作，并迫使蒋和中共分享权力。其中爱德乐曾给财长摩根零和怀特的信中特别指出中国的前途“不应让赫尔利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去决定”。（爱德乐致怀特函，1945年2月25日，见《摩根索日记》第二卷，第1419～1420页）
美国战略情报局在华军官小组也对多诺万将军说，赫尔利破坏了中国争取和平的几乎任何机会；并把美国和国民党完全联在一起了。此时，中共也仍然想争取和美国当局对话，要求派代表参加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参加在美国旧金山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和美国政府中的同情者继续接触。并要求美总统罗斯福让周恩来参加代表团。但罗斯福却又接受赫尔利意见，拒绝了中共的这个要求，虽促使蒋介石允许中共派代表参加，但却不允许周参加代表团，而是挑选了不谙英语的董必武作为中共代表参加联合国大会。这是蒋和美国罗斯福耍的一个花招，中共只得忍受。同年3月，蒋介石重申中共必须交出军队，否则不予合法地位。
这时，毛泽东特别对谢伟斯指出，赫尔利在干涉中国内政。赫尔利回美国后，于3月4日到国务卿述职，看到美驻华使馆人员的控告信后，他大声吼叫，骂谢伟斯为婊子养的；并逢人便讲这些使馆人员对他和总统都不忠诚。决定将他们撤职。同年4月1日，因谢伟斯应召返国，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领导人为谢举行盛大欢送会。在会上，毛向谢表示：不管中共是否得到美国一枪一弹，都将抗击日本和帮助美国军队；抗战胜利后，美国人应避免与中共发生冲突；美国人必须了解，中共不会承认蒋介石的“国民大会”。如果蒋一意孤行，中共将在解放区成立自己一的民族统一阵线。4月4日谢离延安。5月5日，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会上，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的党徒们，联名提出“修改党章草案”，要求把党的总裁定为终身制，说领袖被选，殊非尊重之道。但是未被通过。邹鲁首先反对，他说：“总裁终身制，即等于君主专制”，孙科则说“现在是什么时代，是民主时代。因此党章也要反映民主的精神”。还有不少人都反对总裁终身制。这次蒋氏丢尽了面子，便在大会发言中发牢骚：“我的二三百万精锐的军队，力量足以消灭中共军队。我们的法币有十万万美金作准备，财政物价都不成问题。我所担心的倒是这个党！我和汪精卫不同！汪在武汉时只想当主席，而我则愿意当总裁。当总裁的任务，一为打日本，一为消灭中共！如此任务完成后我仍当总裁，则我不是人！”又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予消灭共产党！”。（《蒋家王朝》，第243页。）
在会上戴季陶又厚着脸皮提出：“总裁交议，大家应无保留地通过”。当场代表们就大哗起来，提出反问：“既交众议，何不能讨论？”。结果对议案还是修改通过。5月19日，蒋欢宴各代表，但到会代表不足三分之一。蒋气得竟然说出“要清查不到者的名单，予以相当处罚”。在这次大会上，蒋处境相当难堪，语无伦次，把肺腑之言都挤出来了！因而甚至他的黄埔弟子们也不得不难为情地说：“我们真想不到，领袖讲话如此缺少分寸。”
这次大会的中心议题，是反共问题。其公开决议为：团结御侮，实施宪政，还政于民；对内则有《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主要反对毛泽东的《论联合政府》，反对抗战两线论和中共具体纲领、解放区人民代表大会等，要肃军、肃政。蒋介石在政治报告中指出，对中共，“在某一定情况下，我们必须消灭之”。
民主和抗日问题，大会也展开了争论。国民党中进步人士提出《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内战。并要求在国民大会召开前，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同时散发《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向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建议书》，主张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加强抗日力量，严惩贪官污吏。王昆仑质问大会为什么不讨论抗日问题？方先觉投敌为什么又成了民族英雄？盛世才为何不惩办？当时甚至有人大呼要把盛世才拖出去枪决！蒋为此亲自大声斥责王昆仑，说王是中共代表。对盛、方均予称赞。他说盛世才把新疆归还中央，又带回五十万两黄金，功在党国。对蒋的一系列失态表现，李宗仁、白崇禧均极不满，表示他和三十位代表愿作王昆仑后盾。陈诚也觉得蒋的话太过火。冯玉祥、孙科等，当然也对蒋表示不满，有人写信给蒋介石，说“假如不改变作风，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恐是最后一次了”。蒋见此情景，只得承认自己说话失态，请大家不要在意！同时由张治中、黄少谷出面，将王昆仑请回大会，表示蒋的歉意。
六届大会规定，国民党党员要“誓以至诚，服从总裁命令”。这终于又进一步加强了蒋的独裁地位。
6月6日，美国联邦调查局以“间谍罪”逮捕了亚美杂志主编任杰菲等六人。谢伟斯亦在六人之中。从此开始局势急转直下，形成单方面支持蒋介石的美国政潮，准也不再敢反对赫尔利的意见了。所谓间谍罪，主要罪证是将国民党的中国陆军序列变更表和空军改组表于亚美杂志社中搜出。蒋介石对此极为高兴，他于6月8日日记中写道：“此六人逮捕以后，美国对华政策乃可渐次明朗，其阻碍亦可逐渐扫除乎？而其对俄政策之坚强，亦可于此窥见矣。”
这时，美国驻华海军小组负责人梅乐斯、魏德迈、赫尔利三人均认为：“只要向蒋介石的中央政府提供数量较小的援助，共产党在中国的叛乱就可以镇压下去。”（魏德迈致陆军部函，1945年3月9日。）美国国务院，则从此完全信赖赫尔利等在华三巨头。此后国会更完全站到支持蒋介石，反对中共的一边。谢伟斯等倾向于中共的低级军官，也已被调开，无法参与此事。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为代表的美国人，均大声疾呼地声称蒋介石已完全依靠美国，美国必须支持蒋介石，“不让任何一个外国利用中国四亿人民为其侵略计划服务。”（杜勒斯致亨利·卢斯函，1945年1月29日。）
罗斯福就更加坚定地，一心地支持蒋介石政权了。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的记者招待会上，撒了一个弥天大谎，声言中共从未要求美国给予军事援助，或者政治上的承认。然后又说蒋介石并无拒绝中共参加联合政府，一切都是中共不好，说中共是分裂主义者，像北洋军阀等派系一样。虽然《新华日报》对赫尔利谬论进行了批驳，但已无法影响美国国会和美国公众舆论。
4月中旬，罗斯福去世。4月24日，赫尔利返回中国，在重庆曾家岩，蒋氏接见了赫尔利并听取其关于莫斯科方面的报告。该报告说明斯大林要蒋在政治上对中共让步，以求得军令的统一，即使在军事上，吃掉中共军队，斯大林仍然不援助中共，而支持蒋介石的统治。斯大林甚怀疑中共是否有能力治理中国。斯大林还说国民政府某些官员虽然贪污腐化，但蒋仍是“大公无私的”，“是一个爱国者”。赫尔利并对杜鲁门报告说“斯大林无条件地同意美国对华政策。”（赫尔利和斯大林会谈备忘录（赫尔利写），1945年4月17日。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第七卷，第338～340页。）
中共对美国政府，此时更失去希望；而苏联也不予以支持。23日中共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6月11日，毛泽东在七大会议上发表《愚公移山》讲话，正式和美国政府决裂，表明决不允许美国政府扶蒋反共。他说：“昨天有两个美国人要回美国去，我对他们讲了，美国政府要破坏我们，这是不允许的。我们反对美国政府扶蒋反共的政策。”同时指出国民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的目的是“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这时，在日寇投降前夕，国共内战已经表现出不可避免的趋势。
与此同时，美国财长摩根索，也从原来反对支持国民党转向支持国民党，不再把国民党领导人看作无赖，反而认为国民党领导人是一些爱国者了。于是立即同意把中国的黄金储备，运回中国，并运来中国四千辆卡车、四千五百万码棉布。
总之，美国政府不相信苏联永远木支持中共，怕中共和苏联终于相结合而反美。这是全部问题的关键。
1945年7月，原“迪克西使团”正式改名为延安观察小组。其成员均被美国政府警告，连礼物也不许送给中共党人。而美国海军小组，在1942年以来，就在秘密训练一支反共游击队，帮助蒋氏准备内战。1943年4月15日，成立中美合作所，梅乐斯和戴笠正式合作，到1945的8月，已训练了十个游击队训练营。队员约万余人。共有二千五百名至三千名美国人在中美合作所工作。并训练了五百多名特务，以最新科技予以武装。
日本投降后，梅乐斯进一步指使在“游击队”中工作的美国人参加抢占接收区，港口。尽管魏德迈怕美国人卷入中国内战，下令禁止这种行动，梅乐斯却拒不执行，仍秘密地大干。这种行动使梅乐斯受到蒋介石的称赞，说他勤劳、正直，富于献身精神，作出了出色的成就。但魏德迈因梅乐斯不服从命令，最后将他调离中国。蒋介石对此很不高兴。1946年3月戴笠摔死，梅乐斯便再无缘重返中国了。
苏联此时仍然支持蒋介石国民政府。8月8日苏军出兵东北，苏方并未通知中共；以后的中苏条约之签订，也未通知中共。苏联显然并未打算支持中国共产党。中共此时，处境甚为艰难。当然希望合理、平等的联合，不愿内战，但也不怕内战，并做好了应变准备。8月13日，毛泽东作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报告，指出蒋介石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并指出蒋要下山摘桃子了。8月15日，杜鲁门发布了一号通令，其中有蒋介石为唯一享有在中国受降权力的人。根据此令，中共便无权受降。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容忍和遵守的。毛泽东等立即发表讲话，谴责美国政府，并宣布参加受降，决以武力反抗美国强权与干涉。而美国于8月中旬日寇投降时，也批准了美国以海、空军运输国民党军往华北、东北等战略地区以及由美国战斗师直接担任任务等计划。深怕中共军队接收这些地区和城市，这是明显的为内战做准备。
8月24日《中苏友好条约》在延安公布。中共已知斯大林决心支持蒋介石。8月25日，中共处死参与戴笠特务活动的美国人陆军上尉约翰·伯奇。
8月下旬，斯大林又致电延安，敦促中共继续和国民党、蒋介石谈判。8月27日，中共决定派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但中共决不会放弃自己的武装和根据地，否则中共就无异自寻死路，达到蒋介石用战争没有达到的目的。毛泽东去重庆谈判，也绝不是斯大林电报的结果。因为战后和平，是全国人民大众的愿望。中共明知和谈无望，也必须以诚相待，以顺民意。蒋介石为把内战责任推给中国共产党，便于8月14日电邀毛泽东到重庆谈判“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却驾。”20日又电日：“特电再邀，务请惠诺”。22日毛泽东复电云为团结大计，特派周恩来同志赴渝商谈。23日蒋再电毛泽东，务请亲临。
8月27日，中共最后决定派毛泽东前往重庆谈判。28日，毛泽东飞抵重庆。周恩来、王若飞同行。
同日正午，蒋与各院院长开会，讨论谈判问题。已经决定对军事不稍迁就，对政治可以宽容的对策。这一天他的日记如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29日，蒋氏决定三项方针：“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29日日记）
9月13日，双方谈判开始。国民政府方面有张群（川省主席）、王世杰（外交部长）、张治中（军委会政治部长）、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等四人。中共方面为周恩来、王若飞。10月10日谈判结束。其间蒋约毛泽东面谈数次。第一次为19月12日，谈约半小时，在此次面谈中，毛泽东提出缩编本军为二十八个师。17日蒋邀毛和赫尔利见面照相，并谈话。10月9日毛泽东访蒋；与蒋话别。两人约谈一小时。此次谈话，蒋再次重申要中共、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竞争。并说：“此为共党今后唯一之出路”（10月9日日记）。10月10日，蒋又访毛于桂园，表示送行，谈十分钟蒋即辞出。同日晚9时40分，蒋又见毛泽东，谈半小时。这天晚上，毛泽东提出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日晨，蒋约毛泽东早餐，谈话中特别指出对解放区问题，不能再事迁就。他说：“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10月11日日记）。这是于签订纪要后，蒋再次要毛放弃军队和地盘。同篇日记中，蒋日“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再次表示了消灭中共的决心。
会谈末期，蒋为争取内战部署时间，作了些让步，不再坚持中共交出军队，而是缩编中共军队为二十个师，中共则坚持二十至二十四个师。10月10日，签订会谈纪要，又叫“双十协定”，共十二条：
一、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一致认为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并在蒋主席领导之下，长期合作，避免内战，彻底实行三民主义。
二、关于政治民主化：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派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事。
三、关于国民大会问题。中共认为应重新选举。国民党认为只增加新代表就可以了。留待政协召开后解决。
四、关于人民自由问题，要保障人民自由（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
五、承认一切党派的合法地位。
六、关于特务机关问题。司法和警察以外机关（特务机关）禁止拘捕和处罚人民。
七、原则上释放政治犯，又国民党主张先要中共开人名单。
八、关于地方自治问题。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自下而上之普选。
九、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中共坚持缩编为24个师；国民党坚持缩编为20个师。中共人员参加军委会，并建立三人小组整编军队。
十、关于解放区地方政府问题。中共坚持维持现状，等政协会议召开后，监督各解放区实行民选省政府。国民党认为应由中央委任省政府。
十一、关于奸伪问题，中共提出严惩汉奸、解散伪军。政府认为应当按法办事，解散伪军宜慎重。
十二、关于受降问题。中共提出重划受降区；参加受降工作。政府认为中共接受中央军政统一命令后，再考虑参加受降。（《解放日报》社论：《两个声明》见《解放日报》1946年11月11日。）
蒋介石和毛泽东
蒋介石和毛泽东虽然都是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但两人的道路殊不相同。1924年春，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毛曾担任中国国民党候补中委，地位比蒋还高。但他们在广州见面不多，没有什么记载。蒋当时对毛的印象也不深，说他在会上发言不多，好谈农民问题。毛当时坚决支持北伐，和蒋的想法在这点上是一致的。但他是想借北伐发动农民运动，而蒋则是要消灭北方军阀，统一中国。而毛的农民运动，又直接刺激了地主家庭出身的北伐军官们，使他们更坚决地反对农民运动和反共。蒋就是依靠这些军官，同时在江浙财团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反共政变，开始了白色恐怖。而此种恐怖，又逼使毛组织农民暴动，走上了井冈山。
自1930年12月以后，蒋的“洋”军事学就和毛的“土”军事学——孙子兵法以及我国各朝的战略战术之精华开始了激烈的斗争。
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于西安被囚，毛泽东得悉此消息后，甚为兴奋，决心借此机会杀蒋抗日。但14日，斯大林致电中共中央指示释放蒋介石，当时“毛气得满脸通红，最后还是同意放蒋。可见蒋、毛之问仇恨之深，殊非一般。但不是一般的私人恩怨。
抗战刚刚胜利，蒋又“誓雪新耻”，决心于最短时期内消灭中共势力，打倒毛泽东。中共一日不灭，他一日不安。毛泽东则针锋相对，“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凭其在抗战中积累的百万大军实力，也早已准备好与蒋决战。
蒋与毛的再次相见，是在1945年8月28日。这一天，毛泽东应蒋氏之邀，来重庆谈判。当晚8时半，毛与周恩来、王若飞共赴蒋介石举办的欢迎晚宴。宴会上，蒋、毛二人相互致词并举杯互祝健康，气氛甚为愉快。这次会见，蒋身着笔挺军服，胸前挂满勋章，而毛则着一身极为朴素的制服，并无任何装饰品，只有脚下一双新皮鞋较为醒目。因此，有人说蒋为普鲁士式风度，而毛则为波西米亚式。两人均有信心要战胜对方，但蒋的信心似乎更大一些。宴毕，毛等留宿山洞林园。次日，蒋又会见毛泽东，进行了暂短晤谈。9月2日，蒋再次与毛进行单独会谈，（《新华日报》，1945年9月5日。）内容主要是蒋于8月29日制定的三项方针：
“一、不得于现政府法统之外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批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统一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见蒋介石1945年8月29日日记）此三项方针的核心，就是解决军令，政令，之“统一问题”，亦即中共必须绝对服从蒋氏的一切命令和领导。
4日下午，蒋在军委会又与毛泽东单独会谈，主要内容为军队缩编数目和国民大会召开等问题。5日晚8时，蒋介石夫妇举行茶会宴请苏联彼得罗夫大使，邀毛泽东作陪。17日，蒋又邀毛泽东与美国大使赫尔利共进午餐。美国《生活》杂志特为摄制三人合影。10月9日，毛泽东又应邀与蒋介石夫妇共进午餐，两人约谈一小时，蒋再次重申，中共应放弃军队和地盘观念，只在政治、经济上互相竞争。并说“此为共产党今后唯一出路”。（见蒋介石1945年10月9日日记）毛当即予以回绝。10日下午4时，蒋又亲赴曾家岩张治中寓所访见毛泽东，相谈10分钟后，相偕赴国府，出席招待外宾的鸡尾酒会。当晚，毛又应邀赴蒋之山洞官邸，与蒋畅谈，会谈中，毛泽东曾提出应当延缓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蒋则表示反对。之后，蒋与毛共同观赏中国古装戏。其间，毛的汽车曾受枪击，而毛仍聚精会神地看戏并在话别宴会上举杯“为蒋介石先生长寿，干杯。”宴后下榻该官邸。11日清晨，蒋邀毛共进早餐，同时再次对毛指出，中共必须放弃解放区。他说：“所谓解放区问题，政府决不再事迁就，否则不成其为国家。……（蒋介石1945年11月11日日记。）对此，毛泽东则针锋相对，加以拒绝。为此，蒋曾于日记中写道：“甚叹共党之不可与同群也。”（蒋介石1945年11月11日日记。）当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飞返延安，结束了历时一个半月的重庆之行。
此次重庆会谈，毛泽东留给蒋介石最深印象的是二人谈话时，毛从不抽烟，蒋曾对陈布雷说：“毛泽东此人不可轻视。手执一缕，绵绵不断，……，但他知道我不抽烟后，在同我谈话期间，竟绝不抽一支。对其决心和精神不可轻视啊”（王泰栋《陈布雷外史》1987年北京版，第15页。）
本来，蒋介石想以重庆谈判为借口，企图推内战责任于毛泽东，未曾想毛坚不认输，竟决然来到重庆，蒋不免有些尴尬。其实二人内心中都在算计如何制服对方，在蒋看来“天下不能有两个太阳”，而毛则认为两个太阳应由老百姓选留一个。因此，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积蓄了百余万军队，早已作好与蒋决战的准备，重庆谈判不过是一场智斗，目的在于揭露蒋介石内战阴谋。而蒋也于谈判之后，迅速调集力量，部署内战。
1946年，马歇尔将军来华调停，正是国共双方边打边谈的复杂时期。毛泽东对马氏调停超然处之，根本不抱任何幻想。因此，在一次向马歇尔祝酒时，曾挖苦说：“让我们为中美两国、国共两党持久的合作干杯！”而马歇尔不解其真意，在离开延安机场时，竟问毛何时再与蒋氏见面？毛则高声回答：“一旦蒋请我，我随时都会去。”同年秋季，蒋、毛正式开战。此后，毛泽东以土地改革，组建了庞大的人民解放军，并充分调动了解放区农民对战争的全力支援。而蒋因失去了广大农民，在进攻解放区时，时时处于盲目状态和被动挨打局面。在战略上，由于蒋采取了洋军事学的阵地战，并固执于一城一地的得失，结果把自己孤立在一个个大城市地区，使战线愈拉愈长，力量越来越分散，终于为毛泽东所采取的运动战各个击破，最后被赶出了整个大陆。
1949年1月蒋介石见形势日益严峻，遂决心再以和谈重整旗鼓。而毛泽东深知其用心，并不给蒋以任何喘息之机。当谈判不成时，马上于4月20日夜发动渡江作战，一鼓作气，攻下江南。蒋被迫转而据守西南。毛泽东则再挥戈西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放了大西南。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逃往台湾。
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
1946年，蒋介石一边和谈，一边打内战，同时于2月，召开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会上通过了党务、政治、经济、外交、军事、边疆等各方面决议案。
决议案中最重要者，为党务、政、经和外交方面。
关于党务方面：主要是加强蒋介石独裁性以及党部的支配作用。其中规定：“中央重要决策，应先经中央常会商讨决定后呈总裁核定。”而总裁对重大问题之指示，先交中常会研议、实施。但“各级党部之重要事项”，则不由各党部负责人核定，而是“应经各该执行委员会之决议”。上级党部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有重大决策时，应先征询下级党部意见。”这在文字上很有些民主气息。但“遇有紧急措施未及征询时，一经决定，即应通知各级党部，以达全体党员”。
党对于政府的作用，是由党决定政府的人选，最后由党的总裁蒋介石决定政府的人选：
“一，国民政府委员由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任之。
二，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副院长，由总裁提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后，呈总裁核定后，提请政府任命之。”
此外在党和民众运动部分，也居然标出了“国民党的政策与行动，应充分代表民众，尤其是工农的利益，反映民众的要求，解决民众的问题，以增强民众对党的信仰。”而实际上则完全相反。人民称国民党为“刮民党”。
关于政治方面，首先进行了检讨。全文如下：
“一，多年以来，官僚主义早已构成政治上最大弊害，而以敷衍塞责假公济私为尤甚。结果所至，官吏不知责任为何物，对于主义、政策不知尊重。此种弊害，在胜利以后，尤完全暴露。复员时期各种工作多无准备，而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民心，均为平素漠视主义，不知尊重国家制度之结果，此大会深表痛心，望政府力求改正。
“二，公教人员和军警待遇不合理，为多年来效率低下纪纲废弛之一大原因，六全大会对此已有郑重决定，而政府仍漫不注意，今后必须切实解决。
“三，机构之庞大繁复与法令之分歧抵触，以致权责不清，减低效能，亟应调整，分别存废。
“四，人事与政策之不相配合为政治上畸形现象，政务官与事务官几无区别，政务官不知其应该执行之政策，事务官之进退，未能悉按条例，以致责任观念薄弱，陷政府于无能。
“五，地方自治为训政中心工作，历次大会均郑重决议，而若干年来，政府未能切实执行以致今日宪政实施在即之时，地方自治仍无基础。”
其次是改进办法：
以国民政府为决定国务之最高机关，过去所有国防最高委员会之设计局、考核委员会及各专门委员会应予以裁并。
行政院各部会署，应依其职掌为合理调整与划分，务使名实相符，权责分明。并裁汰冗员。
现役军人不宜兼任民政职务，所有涉及军事供应问题，军事机关通为民政机关办理。
提高警察素质及待遇，树立健全警察制度。
树立健全的人事制度：
“政务官必对其政策负责，政策失败或执行不力，必须课以责任。根绝任用私人恶习，并实行定期调魂，以资历练。……”
关于人事革新共有七条：
“（一）凡因附逆及贪污而受制裁或逃脱法纲者，均永不得任用。
（二）凡任职无成绩者应予更换。
（三）统计接收人员贪污案件，将案件有最多之主官立即免职。
（四）用人不可偏重历史关系情感关系，一以才能为准。
（五）政务官须以对于政策有认识与执行能力者为标准。
（六）切实实行考试制度，并改革考试内容，或举行特别考试以为登用之标准。
（七）一人一职，非确有必要不得兼。”
关于外交方面：决议接受日方赔款，内容如下：
“我国抗战最久，损害最重，日本对盟国之赔偿，我国自应享有优越的比额，与优先受偿之权利。政府应按照此项原则，提出整个赔偿方案。对于盟国行将设立之赔偿机构，更应获得有力之参加，以求我赔偿要求之实现。”
关于经济方面：
粮食问题：这个问题，又分为治本与治标两个方面。治本：宽筹经费建设农业；在城乡军事驻地建立平常仓、积壳仓、军粮仓；军粮以采购和征实相结合，但要累进征收；整理地籍，调整科则，改善租佃关系。
治标：收复区采购军粮。军粮以实额发给，日俘日侨提前遣送回国，减低其粮仓配额等。军粮采购，以议价方式进行。军队副食由军队采购，不得责令地方供应。
“各地粮荒严重者，应由善后救济总署，从国内外运粮救济。”
“要求联合国增加救济粮食数量，并助我国在南洋各地购运米粮，及在美加各地购买小麦面粉……。”
“粮食增产与节约消费必同时并重。同时注重农时，并由中国银行贷款扶助农民，以增加农产。”
“战时粮食管制法，仍应继续实施。”
关于交通问题（略）
关于财政金融方面：决议中首先指出：“财政经济问题为当前最迫切而严重之问题。交通阻滞，物资不足，预算失平，法币贬值，游资作祟，物价飞腾，官贪民病，社会不安。此一问题若无合理之改革，可能招致经济破产，造成全国之纷乱。“最后归结为“政府之希望在和平安定”。
其安定物价方法，则主要是：
增加财政收入，减少纸币发行。增加收入办法为：以外汇、产业、国际剩余经济力平衡国库收支；征收土地累进税；土地涨价归公；强制富户买公债；增加奢侈品税收。
生产部门，量出为入，不急之务，完全停止。
在人口集中地区妥筹供应，计划分配，使投机者难以得逞。同时发展生产事业，使游资进入生产之中。
保护民族工业，发展国营事业，以增加生产。
统一货币，取消各种重叠关卡；整饬官僚资本，避免垄断。
解决交通问题和中共地区之煤矿供应问题。
建立金融体系，合理划分业务。
财政要中央、地方平衡发展。
预先计划一、二年后之健全财政方案。
改善军警公教人员待遇：调整生活指数；子女免费入学；各机关均平等待遇；合并机构，转人力于地方生产部门；军队整编，妥善安置退役人员。
严责各主官和职员完全按章办事。因为“唯是一切善良美意之在人，不得其人，终成画饼”，对于人事问题提请注意下列各点：
执行人员必“公忠体国”。
严禁执行不经商议之决议。
明确责任，赏罚严明。
这些决议或方案均由于政治腐败而成为一纸空文。
抗战胜利后之“绥靖”措施
抗战胜利后，蒋为配合他的即将开始的全面内战，进行了各种军事部署，绥靖措施即其重要的一项。
1946年5月31日，撤消军委会，成立国防部，结束军委会与行政院并立并凌驾其上的局面。国防部属隶于行政院。国家元首，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战时得为海、陆、空军大元帅。
国防部设部长一人，第一任为白崇禧，下设次长三人，第一任次长为林蔚、刘士毅、秦德纯。参谋总长为陈诚，第一任三次长为郭忏、刘斐、方天，分掌六厅、八局、三处。参谋总长受国防部长指导，又直隶行政院、国民政府主席。下辖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和联勤部。国防部还设有科学顾问委员会，从事国防科学研究指导工作。
同年6月后，蒋又整编军队，拟将全国陆军缩编为一〇八个整编师。将三师九团制缩编为三旅六团制。军缩编为师，师缩编为旅，旅缩编为团。
地方军事机构，1928年完成北伐后，设有国民政府主席或军委会委员长行营、行辕绥靖公署以及绥靖区，以代替北洋军阀时代之巡阅使署等制，这是蒋介有为集中兵权，避免军阀拥兵自重而建置的。抗战前，有『柯昌行营、武汉行营、云南行营、川康绥靖公署，冀察绥靖公署和川湘黔鄂边区绥靖公署。抗战期间，冀察划分战区。川湘黔鄂边区由湘鄂川黔总司令部取代。其余广大地区先后划分为十二个战区、一个苏鲁战区和四个方面军。重庆设卫戍总司令部。绥靖公署设主任一人和副主任若干人；战区设司令长官一人，副长官一人或二人，参谋长一人。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和副总司一人或二人。统管本区之军事和政治（卫戍总司令部除外）。1945年设汉中行营，下辖两个战区。
抗战胜利后，广设委员长行营，东北设立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又设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司令长官为杜聿明。北平行营，主任为李宗仁；南方设广州行营，行营主任为张发奎。行营之下，亦设绥靖公署或绥靖区。1946年9月行营改为行辕。形同虚设。同时由军委会撤消三、四、五、六、七、八、九、十战区（留一、二、十一、十二四个战区），设立徐州、郑州、衢州、川康、川湘黔鄂边区绥靖公署。并由军委会制定《绥靖方案》。第三方面军驻上海地区，并设上海指挥所主任。第二方面军驻广东。绥靖公署之下设若干绥靖区，绥靖区设司令官一人和副司令官一、二人。当时，战区、绥署、行营、方面军和保安公署并存。
1946年全国又设六个补给区，计有上海第一补给区、武汉第二补给区、广州第三补给区、重庆第四补给区、北平第五补给区、西安第七补给区。第六补给区暂缺。各补给区直隶后方联合勤务部，各设司令一人，副司令一、二人。以上各种地方军事机构均是为全国大打内战而设立的。
战区、行营和绥靖公署，下设绥靖区，1946年9月，制订《绥靖施政纲领》。其中有组织条例、各军事制度和“治安”措施。目的是控制本地人民活动，全力用于对付中共，以便大打内战。以军事“清剿”为主，政治“清剿”为辅，综合进行。
蒋介石的“绥靖”地区的措施，非常详细而繁杂，又专门成立“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1946年10月21日成立），专司绥靖区的诸工作，并订立了绥靖区《绥靖法规》，以贯彻其“绥靖”方针。
边谈边打
蒋介石利用和谈，向华北、东北、上海等地空、海运输其精兵数百万，抢收地区。同时印发“剿匪”材料，计有《剿匪文献》、《剿匪战术》、《剿匪手本》等。8月29日，何应钦印发给一、二、五、十一、十二战区《剿匪手本》。另外带有《剿匪歌诀》等。
8月15日，即日寇正式宣布投降第二天，国民党军第六十二师，进攻解放区东流、贵池。8月19日至9月7日，国民党第九十、十六、四十军向晋南解放区进攻。9月15日，国民党第十五、五十五军向豫西发动进攻。9月中旬，华南国民党第一五四师、一五三师进攻广东东江地区。9月17日，蒋介石向阎锡山发“剿匪手本”两册。此书于10月8日因送手本飞机失事于焦作地区，被中共获取。有蒋介石签发手迹：“吉县第二战区阎长官勋鉴：‘此附发剿匪手本两册，请查收。中正申’”。“剿匪手本，六十四开，共八十四页，两万字。封面为蒋委员长编，扉页内有蒋中正制。9月下旬，新四军浙东纵队为避免内战，向北撤退。撤途中渡过钱塘江时，受国民党军第七十军、七十九师围攻。9月28口，国民党第八十八军进攻周港地区；一二七师进攻南厂地区。李正先于9月30日命其第十六军官兵“阴雨与空闲期间，官长须研究‘剿匪手本’”；“士兵须熟读‘剿匪歌诀’歌。”（《解放日报》1945年11月4日。）10月11口，傅作义部攻占中共重要城市张家口，继占通辽等地。10月上旬，国民党三个军进攻豫东解放区。四十七军进攻太康；八十五军进攻原武县城。
10月13日，蒋介石密令：“遵照中正所订剿匪手本，督励所属，努力进剿，迅速完成任务。”（《蒋家王朝》，第256页。）并命三、六战区、第十战区向浙西、浙东、长江南岸、皖南、淮北新四军进攻。23日，何应钦命第四十八军进攻北撤新四军一部。据第十战区统计，1945年10月份“战绩”，进攻新四军共“八十余次，毙伤匪八千余。俘一七七人。……击毁匪船五，获食盐两万斤。”
10月17日新华社统计，自日寇投降后，国民党军夺走中共城市三十一座。10月23日，李品仙公开武装日本军两个旅团向苏北解放区进攻。这像张宗昌利用白俄军进攻北伐军一样。自协定至10月30日晚，蒋介石已命八十万军队向解放区进攻。
10月26日，叶剑英发抗议书，抗议美国驻华军队干涉中国内政。
毛泽东返延安后，周恩来仍留重庆，与张群继续会谈。10月31日，蒋提出中共军退出铁路线十公里以外，铁路由警察担任护卫，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11月3日，中共方面提出要国民党军退出解放区。对从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中共表示同意。共议决参加代表人选三十八人。国民政府代表八人；中共代表七人；青年党代表五人；民主同盟代表九人；无党派民主人士九人。旋即蒋派杜聿明率蒋军精锐五十二军、十三军等于11月中旬进犯山海关，出兵东北，大规模内战爆发，政协会议因此推延。
原来美国认为中共会依照斯大林指令，放弃军队，但实际上，中共坚持小让，这使赫尔利、魏德迈怀疑斯大林与中共一定有什么秘密协议，否则中共不会如此强硬。于是赫尔利和魏德迈认为在中国的内战，将是“帝国主义与民主主义之间”的会战。蒋介石当然乐于美国人有这种错觉。美国《纽约日报》便谴责中共同苏联勾结，煽动内战。中共《新华日报》也针锋相对，谴责美国支持中国反动派，指出他们应对中国的一切灾难负责。
美国政府此后开始进一步对蒋介石以租借法案名义进行大量军援。1945年8月15日以后，对蒋之军援达八亿三千九百九十五万零二百三十三美元，而一半以上是10月15日以前交付国民政府的。
9月，魏德迈批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华北烟台登陆，直接接收日军占领区，从而阻止中共军队进驻。9月底，中共代表通知美国，说明烟台地区已无日军，如果美军登陆，就认为是敌对行动，一定抵抗。9月30口，美陆战队改在天津登陆。这时此地日军正与中共军队作战。同时青岛也有美陆战队登陆。在天津，曾在冲绳与日军血战，征衣未脱的美军，这时却帮助日军把守津港。在秦皇岛，当中共军队与日、伪军作战方酣时，美军却帮助日伪军。此后，中共军便与美军发生了断断续续的武装冲突。10月，中共军队在青岛也受到美军的攻击。（《华北美国海军陆战队·1945—1949》，第23页。）
到同年11月初，整个华北到处可见如下现象：
高大的美军陆战队和铁路沿线的矮小的日本兵在孤零零的车站上一起站岗。……从外表看来这些日本人是满腔热情地承担他们的警戒任务的……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这样做，他们就会减少被遣返日本的机会。”（《中国战区史料》第二二卷，第十三章，第13～14页。）
一个美国士兵给美参议员汤姆·康纳利写信，诉说他们在替蒋介石对付中国共产党：
“在前来青岛的路上，上边告诉我们是来协助解除这个地区的日军武装的。但在我们到达之前，中国军队已经牢牢地控制了这里的局势，甚至已经开始重新武装一些日本军队，以加强防范中共的武装力量。……我们在这里，是要保护蒋军的利益，以防可能爆发的共产党起义。我们在这里的一切目的，在于直接间接地使共产党受到压抑。（小萨姆·麦凯中士致康纳利函，1945年11月5日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3页（中译本）。）延安《解放日报》主编博古，因此亲自告诫美国驻延小组耶顿上校。美国军队如此含有敌意，中共和美军的大规模冲突将不可避免。耶顿为此专门报告魏德迈（11月1日）。
如果苏联援助中共，总会有些迹象表露，而这种迹象却一点也没有，美国人就认定中共与苏联有“勾结”也是一个疑问。如果苏联真与中共以援助，与蒋介石相抗衡，蒋介石反而不敢贸然发动内战，美国也会背后援助而不敢直接出面，以免与苏联发生直接冲突。恰恰相反，美国和蒋介石均知道苏联不援助中共，所以才敢肆无忌惮地对中共发动进攻。但也不敢对中共进行大规模的作战，怕引起苏联的担心和直接出兵干预。因此，美国人所谓中共与苏联有“勾结”，只不过是想以快速手段消灭中共的籍口。以免中国将来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对美不利。因为以后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四分五裂，美国人当时是想不到的。所以赫尔利到9月底，已认为对中国的最大威胁来自美国颠覆分子、欧洲帝国主义分于和中共的联合。而不再认为苏联对中国有威胁。（詹姆斯·福雷斯特尔日记，1945年9月28日。转引《美国十字军在中国》，第275页。）从此，赫尔利和杜鲁门总统日益疏远，直到辞职。
此后，魏德迈于11月8日在上海对记者公开声言要派五万三千名美国陆战队帮助国民党在华北执行任务。12日，美国新任陆军部长罗伯特·帕特森又发表同样性质的声明，从此美国更加公然助蒋反共了。
中共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议，要美军于圣诞节前撤出中国。并谴责美国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但美国政府却硬合着眼不予承认。11月下旬，美国国务卿詹姆斯·贝尔纳斯和迪安·艾奇逊已认识到蒋介石面临的威胁不是苏联，因为斯大林并未支援中共，而是中共的军事实力。蒋如不可能击败中共武力，则主张逼蒋与中共成立亲美的联合政府。如蒋不同意，就用停止美援逼迫他。这比扩大内战后，由美国介入而引起苏联出兵要稳妥得多。
不久，杜鲁门、贝尔纳斯和马歇尔经过儿次讨论，终于确定了在中国成立联合政府的政策。在这个政府中，中共必须居于从属地位，防止苏联插手。苏联这时，也应蒋介石之请，延期撤军，等待国民党接收，实际上也在助蒋占领地区。
12月1日，云南昆明发生云南省省党部指使下的“一二·一”昆明惨案。此系国民党省当局对昆明云南大学、联大反对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游行示威的爱国师生进行屠杀。云大教员于再和联大学生鲁连、潘琰等被杀害，伤者达百余人。
12月15日，斯大林邀蒋经国访莫斯科。斯大林对小蒋说明，苏联愿意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供给中国工业品。并特别指出“只要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苏联对美国陆战队在中国登陆，正式提出了反对意见。这对美国总统杜鲁门当然有所影响，便更加坚定地确立不出兵中国而促使中国建立联合政府的对华政策。于是衔着中国成立联合政府使命的马歇尔，作为杜鲁门的特使，于12月23日到达重庆（赫尔利于同年9月返美，11月27日辞职）。25日杜鲁门对华政策声明发表，希望停止内战，呼吁实现民主、和平的统一。以后更授权马歇尔可对其他领导人直率表明，如果国民党继续进行军事冲突，就停止一切军事和经济援助（这是官样文章，给人看的）。12月23日，马歇尔飞抵重庆，当飞机降落时，国民党警察竟开始驱逐中共代表。由于美国人出面干涉才罢手。
起初，中共对马歇尔寄予一线希望，向他诚恳地表明，只要不让中共交出军队和根据地。重蹈1926一1937年的覆辙，共愿意实现和平解决，参加联合政府。并对美国的独立精神、民主政治进行了称赞。蒋介石则对马歇尔既殷勤而又谨慎。他既答应与马氏合作，又坚持要中共交出军队和地盘，只让中共在政府机关中充当可有可无的角色，决不让中共分享权力和据有军事、政治实力。这决定了马氏调停的失败。而美国政府，也并未真正停止对蒋军的援助。这更使马氏调停必然失败。
12月27日，国共双方在马歇尔主持下再度和谈。同日，成立“三人小组”，又叫“马歇尔三人委员会”。在谈判前，马氏首先提出四项方案：
“一，一切敌对行动之安排立即停止。
二，中国内部及东北境内所有军队立即停止调动，但为收复东北主权，政府军向东北调动不在此限。又为补给行政及维持治安之需要，而且纯属地方部队之调动，亦不在此限。
三，停止在各交通线的破坏、妨害活动，并完全拆除在陆路交通线上的障碍。
四，目前所有部队均留驻原地。”
这四项方案显然偏向于蒋介石，承认国民党继续进犯东北和察绥地区的合法性。中共难于同意。
三人小组，由马歇尔和周恩来、张群组成，又对四项方案举行六次会议，于1946年1月10日正式发布“一切战斗立即停止，军队调动一律停止”的命令。两军于13日午夜12时停战。13日，于北平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为执行停战机关，美军代表为罗伯森上校；国民党政府代表为郑介民中将；中共代表为叶剑英。所有有关训令、命令，由三人同意后，以中华民国政府主席名义，经军调处发布之。蒋和毛也分别下达停战令。
1月10日，召开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蒋介石为了更多地抢占地盘，便下令他的军队于14日午夜零时以前，更快出动，在全国各地抢占地区（有时超过零时，也说成是零时以前干的）。据新华社统计，蒋之五十二军于10日抢占凌源；13日抢占平泉、进攻承德和赤峰；九十四军12日侵夺丰润县城；九十二军于13、14日进犯古北门。此外，在归绥地区12日侵占陶林和林格尔，13日进犯卓资、凉城；在晋北，12日、14日侵占浑源县和进攻丰镇；在晋南，13日抢占了浮山县，14日攻击蒙城；苏北，11日至14日进犯高邮、泰县、如皋、耒安等县；在鲁南和苏北、兖州、枣庄、徐州之敌向解放区发动攻击；在豫南11日至14日，有六个军进犯光山、随县地区；在豫北，14日进犯豫北解放区。
之所以如此，是蒋介石于1月7日就下达命令：“我军应于停战令未下前，占领有利地区。已下令前进某地而尚未到达者，应催促星夜前进。……行动希秘密迅速，勿资共方借口。”（《蒋家王朝》第262页。）
中共方面，对此当然要针锋相对，进行反击。
东三省，是1946年3月27日才接受《东北停战协议》。但4月1日，蒋介石又借对东北行使主权，继续发兵东北，进犯东北民主联军。5月间，杜聿明指挥所部侵占了四平街、长春、水吉等众多大中城市。至6月底派进东北精锐之师约八个军和十几个机械团。军调处下属三十六个执行小组，除广州小组完成了把粤境中共军队调往烟台外，其他小组都未能正常活动。如徐州、济南、新乡、晏城小组中共代表竟被拘抨；青岛小组中共代表被殴打；承德小组中共代表被炸死四人。
但蒋却在日记中说中共军队首先阳他的地区进攻。1月31日，政协会议通过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五项提案。这五项提案内容如下：
“一，国民政府委员名额增加为四十人。经国民政府选任，其中半数由国民党人充任；其余半数由其他党派及社会贤达充任。其分配另行商定。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民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
二，民国三十五年五月五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国民代表大会定额由现任的一千二百名增加到二千零五十名。宪法之通过，须出席代表四分之三的同意。
三，和平建国纲领之要点为：遵奉三民主义为建国之最高指导原则，在蒋主席领导之下，建统一、自由、民主之新中国。
四，军队属于国家，任何党派及个人，不得利用军队为政争之工具。
五，组织宪法草案审议委员会，起草立法、司法、监察、考试、行政分立的‘五权宪法’。”
但各党派的国府委员数日的分配，未能达成协议，蒋欲将各党派委员压在十四名以下，从而使各党派绝对控制于国民党之下。对此中共不能同意，要求中共与民盟之名额共为十四名，仅次于国民党，据有三分之一以上名额，从而具有否决权，以制约国民党一党专政。对此，蒋介石绝对不予让步。
五案通过后，蒋发表讲话，表示完全拥护，并说此“乃是有全国性”，要全国各党各派“共同遵行”。他在闭幕词中说：“关于和平建国和促进宪政的各种方案，我敢代表政府先行声明，当分别遵照实行。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的坚决遵守本会一切决议。”但是蒋氏表面上拥护民主、自由、和平联合、三民主义，而背地里却指使特务爪牙对民主进步人士进行恐吓、绑架、暗杀等血腥勾当。2月10日，特务们在重庆校场口殴打参加庆祝政协大会成功的大会各界人士，打伤郭沫若、李公朴、施复亮等六十余人；并逮捕许多到会工人。12日，蒋到长春视察。同时在全国各大城市均发生特务破坏开会事件。同月20日，北平竟有特务们组织的反共示威，沿途高喊打倒共产党，取消解放区等口号。并叫嚷“民主联军不容存在”等等，并捣毁《新华日报》、《民主报》社，打伤工作人员。其他各大城市，以后也连续发生类似反民主反和平的事件。
2月25日，三人小组又通过整军方案，共两项：
“一，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国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最高统帅有任免所属军官之权，但在整编军队过程中，撤免中共军队之高级军官，应由派在政府中之中共代表所提名之军官替补。
二，陆军之编制，在一年之后，令同军队编为一百零八个师，其中共军占十八个师；一年半之后，缩编为六十个师，其中共军占十个师。”
军队配置（一年后）东北六个军，中央军五，中共军一，每军辖三师；华北方面十一个军，中央军七，中共军四；华东方面十个军，中央军九，中共军一；其他地区，西北五个军，华南四个军，均为中央军。
对此种整军方案，蒋介石意在应付马歇尔和中共，实则口是心非，毫无诚意。他对马歇尔就深有疑虑，认为他在帮中共的忙，受中共蒙骗。蒋在2月28日反省录中写道：“马歇尔对余之认识虽渐增加，然其受共党之麻醉亲共。美国民族之易受人欺诳，甚老练如马氏者尚且如此，其他更可知矣。不禁为世界前途忧也。”同篇中他又认为给中共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是他最人的损失。他说：“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属部队为十八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可见蒋是多么不情愿，只是因为马氏的影响才被迫签字的。
三人小组，自2月28日起，赴北平、张家口、延安、汉口地区视察共六天。3月11日，马氏应召返美述职。4月24日，改由徐永昌任三人小组国府代表。
3月，蒋在三中全会上开始对五项方案进行修改，并提出“不应以种种问题束缚领袖”。对原来整编方案也不再承认，要扩大其整编的军队数目为三百四十七万。4月1日，对政治协商会议也不予承认。他说：“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的政府是决不承认的。”时隔两个月，他就推翻了自己“忠实的坚决遵守”的诺言。至5月20。口，国民党军队从停战以来，共向关内各解放区进犯达三千六百三十余次之多。所使用兵力为二百五十八万余人。强占县城二十六座。自然，中共军队在各地对中央军进行了反击。
马歇尔回国期间，中共军队已迅速接收了东北中、北部主要城市，苏联表现出对中共的一定援助。形势对蒋不利。
自苏联（于8月8日）出兵东北，至8月14日日寇投降，时间很短。国民政府遂任熊式辉为东北行营主任，蒋经国为外交特派员。10月熊和蒋经国到长春就任。杜聿明于10月下旬以东北保安司令身份，到达长春。11月中旬督师进犯山海关。此时中共军队已进驻东北，建立东北民主联军。蒋经国于12月15日应斯大林之邀赴苏访问，以蒋介石私人代表身份和斯大林会谈。斯大林对蒋经国说：
“你们中国人要明白——美国人想要利用中国作为满足他的利益的工具，他必要的时候，是会牺牲你们的！苏联愿意把本国的生产机器、汽车以及中国所没有的东西供给中囝；同时也希望中同能把自己生产的矿物、农产品供给苏联；苏联又可以帮助中国在东北建立重工业，并发展新疆的经济。但是，我再三声明，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要求：你们决不能让美国有一个兵到中国来；只要美固有一个兵到中国来，东北问题就很难解决了。”
同一个时候，莫斯科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向贝尔纳斯提出共同宣布美国自华北，苏联自东北的撤军日期。美国人拒绝这个提议，认为当时规定日期太早。苏联当然也不撤军。苏联本来约定在日寇投降后三星期后开始撤军，至迟不得超过三个月。但因美国陆战队于9月下旬在青岛、天津登陆，而延缓其撤军日期，至12月仍未撤军。后经中苏双方协议，延至1946年2月1日撤军。元月22日，宋美龄赴东北宣慰。蒋和美国对苏联迟迟不撤军是很忧虑的，蒋于元月19日日记中表现了这种忧虑心情：“本周心神悒郁。既受政协会中共党及其外围之压迫，复受俄军之威胁，而其在东北延不撤兵，最足使人焦虑也。”（蒋先怕苏军不撤，后又曾因军队开不到，而要求苏联迟至3月中旬撤走）。同时苏联声称，“美国如自中国撤退，苏联也撤退。”此时美国向世界公布了雅尔塔密约。此约一刊，中国哗然，愤怒的中国民众掀起了抗议的热潮，纷纷要求苏联自东北撤兵。
苏联在东北把日本十四年间建没的超过百亿美元工、矿设施，完全掠为已有，说这是他们的战利品。这当然是蒋介石主动放弃东北，以后又无能力反攻东北所导致的。而苏联即利用这个机会，夺走了日本人掠夺中国人民的财物。总之治国者无力，必招外侮。1945年11月24日，马林诺夫斯基元帅向东北行营经济委员会主任委员张嘉瑚嚷明日本所建立东北工、矿设备作为战利品归苏联所有，其余一百五十四种企业，应由中苏共管。12月7日，更严厉地表示“除非此一经济合作问题获得解决；否则苏联自东北撤军日期将不能预测。”1946年2月1日，马林诺夫斯基再度表示坚持中苏经济合作，并不许第三国参加。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则对苏联把日本在东北的企业作为战利品表示反对，他说：“苏联以东北企业为其战利品，实为逾越国际公法范围以外。”2月9日，美国又照会中国：“（一）东北工业由中苏共管，乃违反门户开放的原则。（二）日本在国外的财产，应由盟国组织日本赔偿委员会作最后分配之决定。”英国也有同样表示，与美国同一步调。2月16日，贝尔纳斯又发表声明：“并无承认苏联运走东北工业设备的协定”。这些不能不令人想到清末列强瓜分中国和各占势力范围的历史情景
3月27日，苏联向中国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合作建议草案》，坚持共同经营东北工业。蒋之外交部长王世杰终于拒绝。但东北工、矿企业，终于被苏联掠走70％到80％。3月间，到沈阳、长春访问的美国记者被苏军赶走。这件事，引起美同和英国的强烈反应。蒋介石说：“丘吉尔在美演说，主张美、英同盟，强调英语民族间合作之力量，准备对俄作战，几使人有第三次大战其将来临之感矣”（3月9日反省录）。
在美国陆战队进驻中国大陆后，苏联知美国也欲独占中国，便一方面延缓撤军，一方面把缴获的武器送给中共，并允许中共军队进驻东北，组成东北民主联军，对中共给予了一定的援助。四平街的苏军无疑是在蒋之军队未到之前即已撤走，使中共军队收复四平街，苏联既给予中共一定方便，又不明显。意在东北建立中共政权！亦即与美国对抗。又如长春，当国民党军队业已派驻一师兵力，苏军突然于4月14日撤走，旋被中共军队三万余人攻人长春，收复长春市。蒋之军队退出。对此，蒋介石认为斯大林欲于东北建立中共政权，分割东北。他说：“共军攻陷长春，阻碍国军接收东北主权，破坏停战协定，此已明目张胆，发动叛乱。且俄国亦公然派飞机接济共军，并以哈尔滨至长春之铁路供共军运输南下。——是俄国已决心在北满制造共产党伪政权，割裂我东北矣。”（4月20日反省录）。同年（1946年）4月17日，蒋介石密令徐永昌，对“剿匪战术应特别注重主动与机动。其战斗之对象，不重在攻占城市与据点，要以杀伤其人马，收缴其武器为目的。各进剿部队应严整纪律，不准驻扎城区。以上各点，希……特予注意研拟编人为要。中正三十五年四月十七日”（《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四辑，第十二册，9668—5～9668—6页。《蒋介石手令机密（甲），九四〇〇号》。）
4月17日，马歇尔返华，直接飞抵北平，听了军调处报告后，于19日至重庆。蒋要求美国进一步支持他，改变已往“消极政策”。29日马歇尔支持蒋要回长春。此时蒋对马氏积极游说，劝美国积极支持他尽快占领东北，不要重蹈“九·一八”对日妥协旧辙，他说：“当时美英对日能稍用压力，表示积极行动，则日本当不至如此猖獗，战祸自可消除矣。今日俄、共在东北之形势，亦复如是。此时共产党既非空言所能制止，惟有准备实力，积极行动——协助我政府并示其决心，则俄、共皆将慑服。否则美国在东亚领导之声望决难维持，而第三次大战亦必以此为起因矣”。（4月29目日记）。蒋占东北是决心很大的，以后蒋把东三省的战事归咎于马歇尔，实是推诿与人。
1946年5月5日，国民政府还都南京，蒋、宋美龄同日于孙中山陵前举行还都典礼。5月6日，斯大林命苏驻华武官罗申请蒋经国转达欢迎蒋介石访莫斯科邀请。蒋怕美国疑忌，婉拒访苏。此后并不问苏、美态度，一心进犯东北，消灭中共军队。5月19日，蒋军占领四平街。23口蒋夫妇至沈阳，当天蒋军又占领长春。继占吉林、农安。旋接苏联照会：6月3口，苏军已完全退出东北。
美国仍未改变实现中国和平和联合政府的政策，马歇尔仍然力主双方停战，蒋迫于美国的压力，不停战即终止美援，也被迫同意。自6月7日正午开始，为期十五天之全面停战，是为第二次停战令。6月20日，周恩来发表声明，反对马歇尔之“最后决定权”。
6月14日，美国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军事援华方案》，同月，美政府批准《美蒋秘密军事协定》。
在这个期间，蒋介石并未遵守停战令。而是要中共军队撤出陇海路以南、胶济全线、东北大部、承德以南诸地区，以及山东、山西两省中6月7日后从伪军处接收的地区。并警告说如不服从，就诉诸武力。中共当然小会受蒋的胁迫。
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蒋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内战。7月12日，蒋派徐州绥署第一，三绥区兵力“十万人向苏皖解放区进攻。内战于是全面爆发。
8月10日，杜鲁门致蒋电，表示蒋如不停止内战，美国将重新考虑对华政策。8月14日蒋再公开表示要军队“国家化”。并要中共退出五大地区。18日，美国停止对蒋支援军火，迫蒋坚持和谈。蒋对此极为不满。蒋在7月17日日记中写道：“美国始终坚持其小川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8月19日，蒋介石将修改后的“剿匪手令本”正式签发。
蒋在8月30日日记中又写道：“美国务院对我以现款购买军火事，竞拒绝发给出口证，此乃马歇尔对我更进一步之压力；可知美国对华政策已因马歇尔之调解不成，更趋恶化。果尔，则马歇尔纵容共党，其将不仅有害于我国，而适足以自害美国矣。”实际上美国这些禁运把戏不过给人看的。美援已把蒋介石军队部署好，并接连占领中共地区。禁不禁运！又有何妨！蒋写日记无非对美国不能帮忙帮到底，发几句牢骚而已。
8月29日，将攻占承德；9月14日、15日，周恩来致马歇尔备忘录提出：“不能不认为仅仅美国政府对国民党政府军火与物资的援助，即已大有助于政府当局之进行内战。”同时周对美国对国民党的援助，算了一个总账，共为五十二亿余美元。9月30日，周恩来致蒋介石、马歇尔备忘录中谴责蒋之国民政府：“自6月休战谈判中断以来，政府即进一步小顺一切约束，撕毁停战协定，在关内大举进攻。在此三月中，政府军队已进占解放区许多城市，摧毁许多地方的民选政权，狂轰解放区，伤害无数居民的生命财产，更提出无理的五项要求，强要中共军队及民选的地方政权退出若干地区。……政府不惜以进攻中共解放军的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来迫使国共关系至最后破裂的境地。”
10月9日，周恩来又致马歇尔备忘录：（一）要求中共与民盟总数为十四票，以制约国民党一党专政。不能以民主人士充第十四票。（二）中共国大代表名单只给改组后的政府，不给国民党一党政府。（三）应共同规定国共双方军队驻地，不应只规定中共一方军队驻地。而蒋介石则要中共签13票和交上中共之国大名单才停止进攻张家口。中共亦坚决拒绝。10月11日攻占中共河北首府张家口；10月底攻占通化、安东。
蒋决定于10月11日，单独召开“国民大会”。10月16日，蒋发表八项建议，主张按两军现地协商军地的分配。17日，毛泽东发表《时局声明》，历述中共诚意，并呼吁再次会谈，主张恢复1946年1月13日以前国共双方军事位置，实现政治协商会议决议。18日，蒋召开南京秘密军事会议；宣布“五个月内打垮共军”。白崇禧提出仍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陈诚在北平军事会议上宣布“三个月，至多五个月可以完成以军事解决问题。”同日蒋又假意宣布：自11月11日中午起全面停止战斗。至此。蒋因对解放区屡次进攻，已损失三十五个旅，为其统治中国以来最大军事损失。
11月12日蒋单独召开“同民大会”。
中共与民盟拒不参加国大，反对国民党一党包办的、不代表民意的伪国民大会。12月26日，陈诚在“国大”代表招待会上对外宣布“一年内消灭中共”。同月，蒋介石要外交部声明中国政府要求美军留驻中国大陆。30日，蒋发出第七十号密令，部署了1947年上半年度的进兵计划，为“打通陇海津浦、同蒲、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
1946年12月底，蒋调动了218个旅进攻解放区。（占其全部兵力的90%），侵占解放区土地十七万四千多平方公里，侵占城市165座。全面内战已经开始。
马歇尔眼看内战全面爆发，宣告“调停”失败，于1947年1月8日返美。29日美国宣布退出“军调处”。马歇尔临走，发表了袒护蒋介石的所谓公正声明。
“国民大会”
“国民大会”代表是1936年5月5日的《五五宪草》制定后，随即“选出”的旧人代表。原决定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代表大会。后经五届三中会议议决，又改在1937年11月12日召开。不久因抗战爆发，暂停制宪，后六中全会又议决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后又推至战后召开。
《五五宪草》是继1912年《临时约法》，1913年《天坛宪草》，1914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24年《中华民国宪法》、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之后的第六部宪法。1944年，蒋曾数次谈到召开“国大”日期。1945年元旦，蒋又一次宣布抗战胜利后，即行召开“国民大会”。3月1日，蒋又宣布于1945年11月12日召开。中共和全国人民均一致反对蒋氏单独召开“国民大会”。国共“双十”协定中，中共提出应延期召开国民大会和修改国民人会选举法和《五五宪草》等三项主张。但蒋介石不同意，坚持不予修改。
1946年1月，召开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国民大会案和宪法案。决定本年5月5日重开国民大会，修正《五五宪草》。但鉴于条件不成熟和蒋拒绝修改宪草，中共不同意过早召开“国民大会”。经过蒋之一系列军事进攻的暂时胜利，蒋介石便于11月8口宣布于11月12日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民大会”，并制定宪法。
12月25日“国大”闭幕。原规定本次大会代表为2050名，而实到1485人。本宪法规定每县、市和同等地区各选代表一名；人口至五十万者，每增五十万人，增选代表一名。县、市同等区域则以法律定之。
在这个大会上，蒋介石于11月28日发表了宪草演说。他的中心意思是，五权宪法是要蒋来行使，他说：“我相信，假如我自己来行使五权宪法，我一定能以国父之心为心，……但是……我个人本来没有统治的欲望和兴趣，……所以必须将国家的责任交托于全国同胞。”但“目前大多数同胞还没有这种能力和习惯”，故仍须“以治权保护政权，培育政权，养成人民行使政权的能力和习惯”。说来说去，宪法虽然产生，但因民智低下，仍不能实行宪政。当然仍要实行“训政”和“治政”。
对此，中共《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斥蒋介石演说，指出其目的仍是继续训政。新华社记者说“国大的召集完全由国民党一党所包办。”《评蒋介石“宪草”演说》一文则指出“民主不能由独裁者制造”。
周恩来于11月16日发表书面谈话，指出这个伪国大是“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与人民利益“合法”化。”最后说：“我们中国共产党愿同中国人民及一切真心为和平民主而努力的党派，为真和平真民书奋斗到底！”蒋介石以下停战令为烟雾，一方面召开伪国大，一方面向解放区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进攻：
对平汉路段发动攻势，为刘伯承部痛击，被歼者万余人；对苏北、涟水、沐阳发动进攻，为粟裕部痛击受挫；自1946年11月26日至12月9日，粟裕获十一次胜利，共歼蒋之军队约九万人；进攻临沂，亦被击回台枣线，损失重大；进攻龙口、烟台，受到重大损失，二十五师进攻东北通化，被歼；进攻平汉路北段易县地区，亦被击退；对平绥线蔚县和对濮阳进攻，得逞；12月上旬李默庵部进攻盐城。
在这一阶段战斗中，蒋氏作战“不尽如人意”，到12月6日止，被歼蒋苇三十九个整编旅。蒋之战局开始由主动转向被动。（《解放日报》社论《战局已开始转变》1946年12月6日。）锐气被挫。而中共军队，则得出了一个“有用的经验之一，就是大踏步转移的运动战……另一个经验就是以攻为守。”
1946年12月25日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并定于1947年12月25日实施。
该宪法仍然是以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为蓝本，但不是二权分立。国民大会可以罢免总统、副总统；修改宪法；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国民大会和总统任期六年。总统可以连任一次。
总统权限：总统由国民大会全体代表选举产生，为国家元首，对外代表中华民国，统率全国海陆空军。总统公布法律、命令，需经行政院长副署。总统根据法院议决行使缔结条约、宣战和媾和之权，宣布戒严，并行使大赦、特赦、减刑和复决权。总统依法任免文、武官司员，授与荣典。特殊情况时，总统可以经行政院会议议决，发布紧急命令，法令，作必要之处置。但一个月后，需经立法院追认。如立法院不同意时，该法令、命令，立即失效。
总统就职时，婴向全国人民宣誓，表示：“余必遵守宪法，尽忠职务，增进人民福利，保卫国家，无负国民付托。如违誓言，愿受国家严厉之制裁。”
总统之特权是：（一）提名行政院长人选，经立法院同意后，由总统任命。（二）行政院向立法院负责，但当立法院对重要决策不同意时，得以议决请行政院改变之，但行政院对立法院之决议，“得经总统之核可”，才可以由立法院复议，否则，立法院便无可奈何。（三）“司法院院长、副院长各一人，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司法院解释宪法，并有统一解释法律并命令之权。”“司法院设大法官若干人”掌握宪法和法律、命令之解释，亦“由总统提名，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四）考试院设院长、经监察院同意任命之”（《中华民国宪法史料》1947年第一版，第159页。）（五）监察院院长、副院长由监委互选。但监院之审计长，得由总统提名，经立法院同意，由总统任命之。审计长，负责审计行政院之决算。
从以上规定不难看出总统掌握了宪法、法律、命令的解释权，三院提名权，否决立法院复议权。几乎完全不受宪法约束。这实质上是总统独裁制的宪法。因为总统既可以解释法律，宪法，则立法院、国民大会、监察院，均无实质性作用了。
内战公开化
1946年12月30口蒋下了一份密令。这时谈判和“调停”已经破裂，马歇尔于次年1月17日回国。该密令是在修改后的《剿匪手令本》发出（1946年8月19日）后四个多月发布的。此密令共五条，对前一阶段作战进行了总结：
首先，“各部队与部队间，各指挥官与指挥官，联络仍不确实，合作亦未密切，今后对于联络及协同作战更应特别注意。“他特别指出，对于友军危急，“应令力救援，切不可观望不前，贻误战机。”
其次，对于解放军经常派部队袭击蒋军各级司令部和专门射击指挥官之战术，蒋再次予以申诫。严令各师、旅长指挥位置与各级指挥部所在地，一定要保守机密与机动。于此条中，他对其嫡系部队在各地之惨败，极为伤心。他说：“而以一人一时之疏失，以致整个战局受莫大之影响，言念及此，不仅悲痛难忘，而且后悔不及，能不深为之警惕耶！”
第三，“各部队应对剿匪训练（1933年）中之六项基本战术即一搜索、二联络、三侦探、四警戒、五掩护、六射击，作剿匪战术之基本课目，尤须各连排、班等下级干部人员”对此均有深切认识，注意灵活运用，以防不意之袭击，而免受无谓损失。
第四，凡我军收复据点，“于占领后三小时内构筑防守工事”，务必不再被解放军攻克击毁。此虽经蒋三令五申，无奈其军官并不照此实行，以至于鲁西诸战役中蒋军据点多被攻克，其师旅长、因之被当场击毙。
最后，蒋认为：“各部队对于通讯、交通、运输、车辆等重要工具，尤其联合勤务机构及其部队未能妥加保管，……致使军队行动迟缓。贻误时机，莫此为甚。”因之，令其高级将领亲自督察，经常检点。
“以上各项均系一年以来历次战役中所获得的主要教训，各将领务须切实反省，遵照改进，勿蹈覆辙。”
蒋在总结以上所谓教训后，就对其部下指示了1947年上半年的作战计划：
“应打通陇海、津浦、平汉与中东铁路诸线，肃清冀、鲁、晋、陕等地境内股匪，以恢复全国往来交通线”。同时命令各战区、绥靖区，对解放军的情报工作应予加强研究；必须军事与政治相结合。在“恢复区”（解放区被其进占者）蒋介石特别强调说：“对于处理土地纠纷，尤应注重实行……减租法规，务使耕者有其地。此为我军与共匪政治斗争之基本问题，务希我将领切实厉行，切毋勿忽视。”
解放军于1947年2月2日收复亳县时，缴获了蒋的这份密令，并在《解放日报》上全文照发。于是蒋对解放军的进攻完全公开化。
1946年战况
自1946年1月13日停战令生效后，蒋介石违反停战协定，继续派大军进攻解放区。至6月下旬，则全面大举进攻解放区。自1月13日至10月止，蒋军进攻共计四千六百二十五次。其主要战役有如下：
广东地区：广州行营主任张发奎部之五十四军、六十三军、六十四军共十万人，于1月13日至2月25日进攻东江纵队和大鹏半岛等解放区。第四十六和三个保安团、共三万余人，于1月10日开始，进攻儋县、白沙。
中原地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孙震部之六十六军、七十二军、十五军、四十一军，共四万余人，自1月14日至6月10日，占领河南息县、光山县、草店、扬家河地区。6月，绥靖公署主任由刘峙担任。6月26日至7月下旬，刘峙部十五军、四十一军、四十七军、六十六军、七十二军、七十五军、第十军，共十三万余人，包围李先念部，李部突围后，又予追击。
苏皖地区：汤恩伯部第七军、八十八军、四十八军共四万人，自4月19日至6月中旬，进攻皖北、皖中及来远地区重镇二十余个。薛岳部于7月13日至9月，以第五军、二十一军、四十九军、六十五军、二十五军、四十七军、七军、五十八军、九十九军、一百军、九十八军，共三十万人，大举进攻苏皖解放区，先后攻占如皋、萧县、旷昭、淮阴等十六座县城，并至10月仍继续进攻东台、沐阳地区。
晋冀鲁豫地区：赵承绶和日本军人元泉馨部，十个师和第十四旅团、伪军共二万五千名，于2月4日至3月底，进攻山西东观、沁县及上党地区。5月中旬军8月初旬，刘峙部等五十五军、六十八军、伪军张岚峰部共二万人，进攻豫东解放区，攻占尹庄集等三十余集镇。胡宗南部第一军、二十七军、三十军、六十一军十几万人，从5月17日至9月，攻占汾河以南一百八十余个村镇，约二千七百平方公里和茅津识、闻喜、水头、侯马、绛县、冀城浮山、赵城、洪洞、灵石诸城。8月初，解放军包围大同，防备阎锡山大同之军南援。
刘峙、顾祝同部第十八、六十八、八十八、五十五、五、十、四十一、四十七、四十、八十五各军和伪军吴化文部，共三十万人，自安阳至徐州一线，大举进攻冀、鲁、豫、苏地区，进占丰、沛等十四座县城及河南焦作地区。至10月份仍在菏泽、钜野、定陶地进行激战。
鲁东地区：王耀武部第八、十二、五十四、七十三、几十六军、共十二万人，自六月二十三日至8月10日，攻占益都、章邱、淄川、博山等十余县城及重镇四十余个。冯治安部第五十九、七十七、九十七军，共五万余人，自7月29日至9月中旬，攻占涧头、韩庄、台儿庄、枣庄、峄县等城镇。
晋绥地区：傅作义部第三十五、三军、骑一军、伪蒙军、伪晋军，于1月11日至1月14日攻占陶林、和林、丰镇、高阳、集宁、浑源、左云。旋为中共军收复浑、集、左三城。5月15日至6月28日，赵世玲、孙楚部第七十、七十一师、暂三十六、四十、四十九师、日军一部八百人，共三万余人，进攻晋中地区及汾阳以西、以北地区。攻占北格、开栅、孝义、冀村、罗城等三十余重镇。傅作义部第三十五军、三军，于9月5日至10月上旬，攻占卓资山、集宁、凉城、兴和、尚义、张北张家口（10月11日）、宣化。
晋察冀地区：杜聿明、牟庭芳部、第十三、五十二、九十四军各一部，于1月11日至2月16日，攻占丰润、玉田、建平、建昌、天义等城镇。李文部第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军各一部，于5月15日至31日，攻占安次、钱各庄等地和六百万公里地区。1月5日又攻胜芳镇，被击退。侯镜如第九十二军和美军三百余人，自7月29日至8月5日，攻占安平、燕郊等镇。郑洞国、孙连仲部，第十三、五十三、九十三、十六、九十二、九十四、六十二军共二十万余人，自8月22日至10月中旬，连续攻占宁城、承德、滦平、隆化、赵县、容城、冀东各县、延安、怀采等十七座城市。
东北地区：杜聿明第十三、五十二、新一、新六、七十一等军，共三十万人，自1月13日至10月上旬，连续攻占营口法库等二十九座县城和康平、柳河、金川、新宝等城。（《群众》周刊，第十三卷第二期：《国民党军违反停战协定进攻解放区主要事实》。）
总之，停战令中，蒋并未停战，而是连续攻占各地区，各县城。自本年6月底，开始将主战场放在山东、苏北地区，进行大规模进攻。
自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蒋介石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他以全部正规军二百四十八个整编旅（师），二百万人的80%投入战斗，约为一百九十三个整编旅（师），一百六十万人，向各解放区全面进攻。
四个月来，共作战八十余次，解放军歼蒋之军队约为二十九万八千余人。蒋军初战锋锐被挫。蒋所获胜之处，仅仅是占领解放区的城市约一百零五座。而第一线兵力则由七十二个整编旅增加到一百一十七个整编旅（此后，便一直处于下降势态中）。此时蒋之进攻战在关内达到最高峰。
10月以后，蒋命所部军队，继续进攻苏北、山东、晋冀鲁豫、晋察冀、东北解放区。而重点在苏北和山东。并调集二十九个整编旅企图于徐州东南与华东解放军进行会战。12月13日至19日，蒋之整编九十六师、二十六师、五十七师各一部被华东解放军于苏北宿迁以北地区歼灭。九十六师师长戴子奇被击毙。是解放军第一次歼蒋军一个整编师的战例，此次蒋军被歼约为二万四千余人。打破了蒋于徐州东南进行会战的计划。
此后华东解放军便突破蒋之苏北包围圈，向鲁南撤退和作战略转移。
1946年8月，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郎在延安谈话，针对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局势，第一次发表“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
同年10月9日，陈诚（自同年6月1日任总长后，实际负责指挥对中共作战）以参谋总长身份，到北平召开军事会议，参加者有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十一战区长官和保定绥靖主任孙连仲、张家口绥靖主任傅作义和集团军总司令李文及行营高级将领等。会议中陈诚首先写读蒋介石手令，召开伪国大，鼓舞士气，于三个星期内打通平汉路。李宗仁认为无法于三周内打通，陈诚不敢上陈此见，请李宗仁出面，李即上陈己见。不久蒋复电同意，暂缓执行。蒋之部下李文等，更如释重负，对李宗仁深表感谢，并说对蒋之命令，“我们谁敢说半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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