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东征
1925年春天的第一次东征，使广州政府得以巩固。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
国民政府成立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陈炯明叛军的威胁。为巩固国民政府和北伐，必须再进行第二次东征。为此，自然必须进行经济、军事上的准备。
在此准备时期，蒋介石正是三十九岁，踌躇满志，但其地位并不太高，尚不是中央委员，只是军委委员、军校校长、长州要塞司令而已。因此，他还必须继续奋斗，表现出自己的非凡才智和能力，作出突出成绩，以求上升；同时也寻机会，挤进中央委员会，并成为军队的最高统帅。
1925年7月初，他写完了《军政意见书》。这是一篇很重要的军事著作。他在此著作中全面深入地论述了军事编制、经费、军火制造以及军校的增设和扩充问题。
他首先谈到军费问题。主张将广东每年收入四千万元的二分之一，作为军费。这是非常时期，军费比例自然大得惊人。
其次是军事编制。他认为广东省应组建六万五千人的军队，共分四个军区。第一军区为粤军，编组为三个军，约三万人；第二军区为湘军，编组为三个师，约一万二千人；第三军区为滇军，约一万人；第四军区主要为其党军，约三千人。共五万五千人。
他预计从1926年末到1929年初，可扩充军队为八万人至十万人。
军队的各单位编制，他也作了详细规定，有甲种师、乙种师和丙种师三种。甲种师是三团为一师，无旅级编制，以后北伐军多采用甲种师编制。
关于军备设施：包括船舰，兵工厂、军服厂、飞机场、航空学校等方面的筹划。
军事教育方面：他提出建立军官预备学校；改黄埔军校为高等军事学校；另设海军学校、军需军医学校；改良测量学校。
军训方面：则建议建立训练总监、各军军事教育委员会、检点委员会和各军师、旅团的政治部。
后勤供应方面：建议设置军需委员会、军需监督委员会、军费审计处。
以上这些军事机关，均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关于改良士兵生活问题：他规定兵饷每月至少为十元，不能过低。
最后，他建议在广东训练农团学生军十万人的工作要于1926年底完成。
关于军费的分配额，他也作出了具体规划。六万五千人的军队，每月一百二十至一百三十万元的军费。
对于北伐目标，也下此意见书中正式提出来。他认为应以湖南、江西或以两湖为第一阶段北伐目的地。并建议北伐军至少要动员七万人。
以上是国民革命军建军的基本蓝图，随着蒋以后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而逐步实现、完善和发展，建立起正规的军事力量。
因此这篇意见书，是蒋氏极重要的军事思想，这在他上升的历程中，起到了奠基作用。这也是他为成功立业而奋斗的行动之
与此同时，蒋氏设法尽量在军校学生和军队中树立自己的革命形象。他经常对黄埔军校学员讲话，讲的很多。其中他主要灌输忠孝仁爱思想。同时也表达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在7月1日国民政府成立的同一天给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讲沙基惨案的意义，他说此惨案在惨烈中，有一种光明在，烈士们死得其所，鼓励学生们为爱国而奋斗，而献身，蒋通过这些讲演树立自己的爱国主义形象。
他工作很卖力气，也很忙，很快就病倒了，并住进医院。7月7日，他又于病院中向军委会上军事意见书六项。其主要内容是以中国的大西南和大西北为第二革命根据地。这是他通过沙基惨案的刺激而产生的想法，主要是对英帝国主义进行防备。他怕北伐开始后，英国从香港进攻广州，故而没想依靠第二根据地，与英方对峙。
但建立第二根据地之先，要于本年（1925年）将两广连为一体，消灭陈炯明叛军，建立两广根据地（第一根据地）。然后，将云贵川湘四省置于国民政府统治下，经过三年准备，再与英帝国主义者决战。这在当时看来，或现存回想，都是荒唐的念头。这个想法改变了他早年要以打倒北洋军阀为第一目标的思想。而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革命或作战的第一目标，是他在1924年9月25日对黄埔军校学生讲话时提出的。这与他反对孙中山在同年9月12口开始的北伐有关。他既要反对北伐就要用英帝国主义对广东的威胁做借口。
这固然还因陈炯明叛军未灭，而更重要的是他尚未抓到全部军权。等军权一到手，他仍是要北伐吴、孙及张作霖的。其第二根据地设想的秘密就在这里。
在意见书中他又详谈了军事改革，财政统一、军队改编、筑路、统一广西等具体问题。
军事改革是要由军委会集军权于一身。财政方面是要各军财政交国民政府统理。总之，军政、军财均集权于中央，为他上台作详细筹划和积极准备。
由于他工作极为勤勉，以致积劳成疾，于写完意见书两天后，就鼻孔流血不止，晕倒在地。再次住进医院。住院后，又向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于佳林建立入伍生教练所以备北伐之用的建议。11日又上书陆军部长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坚持将原先收编的陈炯明部逆军完全裁撤。21日出院后又于军委会讲统一军队名称和打倒帝国主义问题。他建议各省军队的旧名称如粤军、湘军、滇军等尽皆废除，提出三个统一的军队名称：国民军、革命军、国民革命军。他以为国民革命军之名为最好。
根据蒋的建议，国民政府于8月下旬正式建立国民革命军。首先建立几个军，第一罕军长蒋自兼；第二军军长潭延闾；第三军军长朱培德；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继建第六军，军长为程潜；1926年春夏之交，建立第七军、第八军；军长为李宗仁、唐生智。各军、师团营设党代表和政治部主任，这是仿苏联军制建立的政治机构。初建时，连一级也有党代表。
此国民革命军是蒋介石亲自筹划和建立起来的。
这时蒋既为黄埔军校校长，又为建军详加筹划，自然被政府倚为长城，并视为党军的创始人。其才干功劳均已开始放出“异彩”。但顶头上司许崇智尚军权在握，小排除许，他就无法掌握全军，仪是一个军委会委员员而已。为此，他也在寻求机会。
机会终于来了。同年（1925年）8月20日，上午9时50分，孙中山得力助手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门口被反动派人物朱卓文（主持其事）、陈顺（杀人凶手）等刺杀。蒋以广州卫戌司令兼任特别委员会成员，专司廖案。他立即在寓所召开特委会，决定捕人名单。继而逮捕林直勉、梁士铎等嫌疑人物，处决张国桢。又因魏邦平、梁鸿楷也涉嫌廖案和私通陈炯明，通缉魏，扣押梁，继而将梁的军队解散。
9月20日，蒋又以廖案涉嫌为由，将其顶头上司广东实力派陆军部长许崇智逼走。胡汉民也囚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共，敌视廖仲恺，与廖案有牵连被迫出国赴苏访问。
至此，开国元勋只余汪精卫一人位在其上。蒋就要登上政权的金字塔塔尖了。这是蒋的第一次军事“政变”。9月27日，蒋任东征军总指挥，率第一军、第四军为主力军。另外还有建国豫军、建国赣军和程潜的攻鄂军等。
蒋在廖案前，曾遭两次谋杀暗算。第一次，是他自黄埔军校回城内办事处时，正巧自己的汽车坏了，就改坐侍从的汽车，先行开车进城。当他自己的车子修好后，侍从们便坐他的车随后紧追，他的车有青天白日旗，刚驰到东坡楼附近时，当地驻军就向该车开枪射击，车被打翻，两名卫士也被打死，而蒋介石却因自己的车坏而脱险。这样看来，大概是蒋有神佑天助，或“吉人天相”了。此次谋杀，系梁鸿楷旧部旅长杨金龙所为。蒋回城后，立即将梁鸿楷找来，责成梁将杨扣押审判，并将杨旅调出城外。
后来为保险起见，蒋就改驻在长州要塞司令部。不久蒋的如夫人陈洁如又来到广州，他又和廖仲恺一家住广州东门外东山小谇房内，和廖家同走一个大门。一个多月后，蒋乘车到东城门口时，又遇到两个刺客。不过侍卫人员早两天已对此二人加以注意，见刺客抬手时，先行开枪，击中其一，遂当场将二刺客捕获。
据刺客供称，系蒋的老对头陈廉伯所派。陈洁如为蒋脱险，特别奖给卫士连连长宓熙银元二百元，以示嘉勉。此后，蒋携其如夫人陈洁如又回要塞居住了。
蒋任东征总指挥两天以后，就颁布了《行军令》，详细规定了军中的一切事宜。10月11日上午和各军首长研讨军事计划。下午4时参加第一师誓师大会。晚上到要塞司令部和夫人团聚。但此时他正为东征壮举感到重担千钧，顾不樽和陈洁如亲热，登上房顶，仰看碧空皓月，思绪万千，不禁喟然叹曰：“如此良夜，而佳兴索然；党国危难，惟吾一身当之，小子可不自勉。”这是蒋第一次独立指挥整个战役，尽管他当时心情很不轻松，但仍很自负；他虽口言自无佳兴，而其踌躇满志之态，却跃然而动。认为天下安危他已皆在其一身了。
为了使东征军军纪严明，出师告捷，他于10月4日又特别对东征军痛揭第一次东征时的种种弊端，以告诫广大东征官兵。主要弊端是：拉夫、贪污夫役工钱；打骂老役夫；擅人民房随意吃喝；下级军官有的怠惰，有的嫖赌成性；官长虐待士兵；吃空额等等。
10月6日，蒋下达总动员令。7日晨6时起床，见朝霞满天，顿觉神志振奋。同时，忽又想到“国人萎靡不振，皆为可杀”，旋又自谓不免太过于忧虑了，应当自我戒慎方好！
蒋于当日电令陈炯明部叛军杨坤如自动退出惠州。杨不理。蒋于第二天即令何应钦督攻惠州，自己也奔赴前线。10日到达博罗行营。途中蒋抓紧看孙、吴兵书，当看到《虚实篇》时，不禁叹为观止，并认为孙子兵法，高于吴氏兵书。
到达博罗的第二天，蒋即偕何应钦到飞鹅岭视察阵地。午后到香祖园，当夜露宿于一古庙门外，大有“中天悬明月，将士惭不骄”之悲壮！
此次东征之战，分三路纵队，一齐出动。此时周恩来任总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副党代表第一师党代表，蒋兼第一军长。
蒋的作战计划，采取中央突破策略，即先攻主力，再旁及两枝。首先指向陈军主力惠州杨坤如部。惠州乃陈炯明老巢，三面环水，东侧枕山，易守难攻，城防险要，号称东江锁钥；自宋代以来，尚无人攻破此城。蒋用大炮配合敢死队六百五十人进行强攻，每个队员赏银三十元，最先登城者，得头等奖一百元。攻城战于10月13日晨9时开始，蒋于飞鹅岭亲自指挥。首先炮击城墙，然后自各门攻城。但各门均冲锋多次，未能奏效。团长刘尧宸阵亡于北门。
蒋见久攻无效，便于下午2时，将炮火全力集中，轰炸北门，炮火之后，即缘梯爬城。杨坤如欲登北城门督战，终因炮火密集，不能登城。至14日下午4时30分，第一军自北、西门攻入惠州。杨率部自东门逃走，此战俘敌四千余名。惠州：遂定。克惠州后，士兵每人赏银一元，猪肉四两。
刘尧宸团长被追认中将，并抚恤其家属银五千元。
这次攻城战甚为激烈，画家梁鼎铭数年后画成《惠州之战》，其复制本现存台湾。
蒋即日向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社会各界告捷。次日入惠州，绅商等出城迎接，蒋十分得意。
攻克惠州后，蒋于17日递交第一军长辞职呈。他说攻克惠州后，东征之事基本告成，为避免成为军阀，实握兵权，特去此军长实职，只任总指挥一职，以统一广东。这时他是在养晦，以表示他赤心为国，不存野心，从而赢得中央和国民政府以至苏联顾问们的信任，顺利升人中央领导班子，可谓“吃小亏占以大便宜”。
国民政府于10月19日下令表扬蒋介石，谓其“忠勇激发，成此伟功”。同时奖何应钦、谭曙卿、陆瑞荣等。
在蒋介石率军东征的时候，其长子经国因受当时赴苏留学热潮的激荡，也决心赴苏留学。蒋不好明白阻挡，但也不表示支持，倒是陈洁如一心成全经国的志向，于10月19日作主送经国启程赴苏，人中山大学学习。从此一别，至1937年蒋氏父子始得重逢。
攻克惠州后，蒋继续挥军阵前，扫荡残敌。24日于埔心圩见八卜老叟，神骨超逸，蒋油然而生敬意。此处山景奇绝，民风淳美，蒋也深为赞赏不已。28日，蒋到羊高圩时，不意谭师被敌军包围于华阳附近之塘湖地区，谭第三师纷纷溃退。
蒋立命第四团连长陈赓前去第三师传达命令，不许撤退。谭见令后，曾组织反击。蒋也赶到前线里圩指挥。但敌人林虎部一次侧击，谭师复又大溃，兵败如山倒，蒋也无法阻止。蒋见此状，急的要自杀，并大声地说：“我必须在这里杀身成仁，我没有脸回去见江东父老！”陈赓此时急忙向前劝阻，并对他解释说：“你是总指挥，你的行为要对这次整个战事发生影响。这里毕竟一个师，而且还不是黄埔训练出来的部队。赶快离开这里吧！我们还可以把部队整一下，再打过来！”（穆欣：《记陈赓将军》，1984年版，第20页。）经陈恳劝，蒋才松了嘴。正在这时，敌人已快冲到近前。陈赓背起蒋介石就跑，跑了几里路到了一条河边，赶快上船，遂脱险过河，回到羊高圩。
蒋到羊高圩后，重新组织第一、二、十一师进行反攻，击溃林虎部万余人。敌向梅林、安流溃逃。复又于河婆歼灭洪兆麟部五千人。东征军继而长驱直入，于11月7日平定东江。
此次战役称华阳战役，使蒋转危为安，又取得最后胜利。对此蒋介石非常重视，动情地自言“幸仗总理在天之灵，出奇制胜，转危为安”。同师后即令拆去惠州城墙，以除后患。
此役之后，蒋对陈赓特表感谢，还对陈甚表亲切之意，又送礼物，又调陈任待从参谋，可以随便出入他的办公室，对陈“恩宠备至”。
这次战役的第三师溃败，给蒋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从中得出两个教训：一是作战兵力至少要达万人以上并集中使用；二是当敌人溃退时，切切注意其防线在什么地方，不可误中败敌中的突然反击之计。从此以后，蒋之用兵均以重兵集中作战，后更用军团，集团军为一地区之大作战单位，以免被敌突袭时向无法互相策应。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发展为大兵团作战。
蒋的总指挥部不久又移驻畸庐。蒋住一楼，周恩来住二楼，陈赓也住二楼。有一天陈在蒋办公桌上发现了一本名册，看见每个共产党员的名字上都有一个红圈。在陈赓名字下则注曰：“此人是共产党员，不可让他带兵”。（穆欣：《记陈摩将军》，1984年版，第22页。）陈第二天就托词看望母病请假回家。蒋遂问“不是吧？你看了我的什么东西了吧？”随即委任陈为黄埔军校中校队长。陈于是被削去了小小的兵权。
可见，蒋之对中共的防范，从1925年10月、11月间就已经秘密开始了。
战争刚刚结束，蒋就在潮州的关岳庙读起泰戈尔这位印度大诗人的传记来，大有“乱中求静，武中习文”之概。同时，蒋也阅读列宁丛书第五种，关于赤卫军组织、牺牲价值、帝国主义破产等论述，他认为分析的很深刻、严谨。
蒋介石二次东征胜利后，威名大震，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等于11月10日，打电报给蒋祝捷，其对蒋之称赞，非同寻常，誉之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缔造者。电文云：“我兄建此伟功，成总理未竟之志，立广东统一之局，树国民革命之声威，凡属同志，莫一不钦感。东征成功，省中大计，待诸商榷。……汪兆铭、谭延闿……”。（《国民政府公报》第4号，第51页。）
这一下，蒋介石在国民政府就变成了关键人物，声望大增。
不过蒋介石这时，仍然不敢大意和轻举妄动，仍是谨慎的表现出谦虚和严于自责的“品性”。他曾对出征军此次出征中存在的问题，专上条陈与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陈清实情，他说东征军仍存在不齐整、擅人民房、任取食品、官兵脱节、官长打兵、官兵怠惰等问题。
他既谦和谨慎，又言论左倾，亲苏、亲共、称颂第三国际，并学用马列主义词句和思路分析问题。这样，他既军功显赫，又得苏顾问鲍罗延的好感，于是，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大门便为他敞开了。
跃升中央常委
在蒋氏东征告捷后，仍留东江一段时间，在这一个多月中，他为黄埔第三期同学录写序言，大谈《大学》之道和忠孝仁爱的封建礼教，意欲青年军人成为封建礼教的奉行者，同时提出黄埔军校的中共党人活动应该公开化。
12月12日，将又呈上《军事意见书》，提出废除军长一职，平时以师为最高单位；军需独立；军人不干预财政、民政、司法等。这与他在东征前主张军需交由政府统一管理的思想完全背道而驰。原因很简单，前此未握全部军权，有顶头上司在，故愿其他军人交出财权而受制于政府；今则大权在握，又愿军需独立，不受政府控制。
战后蒋极疲乏，往游韩山和湘子桥休息。下午读《泰戈尔传》。他认为，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基点，以爱与快乐为宇宙运动之意义，是值得欣赏的；与列宁的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手段相比，他更重视前者的精神哲学。
正巧也在这一天，中国青年党党员常燕生发表的反苏文章，刊载于《晨报》副刊上。题目是《我反对苏俄的一个最大理由》。他主要是说列宁学说不同于马克思学说，因为马克思所主张的社会主义是在高度发展了的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上产生的，而不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如俄国的社会中产生。因此，他说列宁主义不是马克思学说的嫡系。
常燕生认为苏联是专制主义政治，与孙中山的民治主义有同。苏联是由少数领袖专权，“假共产之名，行专制之实”。（《晨报》1925年11月12日副刊。）因此，非反对不可。
常燕生是一种民主主义自由思潮的代表。这种思想，在渴望民主、自由的知识界很有代表性。连蔡元培当时也是反对共产主义的，他在1927年4月曾支持蒋介石组建南京政府。
这时蒋介石，仍在汕头大声歌颂第三国际。并自称是革命左派，宣称能容纳共产党的，才是真正的国民党。并以此批判西山会议派。同时他在军校内大讲《大学》之道，灌输忠孝节义、礼义廉耻的封建道德。
蒋于11月31日回到广州，被授予一枚金质勋章，成为凯旋将军，众皆瞩目。
1926年1月1日，中国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人会召开。此次大会，以国民党左派和中共党人占统治地化。大会主要是处分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分子和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蒋介石第一次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委员共三十六名，其中有中共党人九名；候补中委中有中共党人六名。22日，蒋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全会常委之一，步人中央领导核心组织。下一步是挤掉常委潭平山、林祖涵，以及其他中共党人。
这一时期，蒋成了广州的政治新星和新闻人物。他作了不少报告，喊了不少口号，尤其高喊联俄、容共，拥护第三国际的口号，“左”得热辣辣的，令人信以为真。广州政界和苏联顾问们也真诚地为有蒋这样的左派而庆幸。殊不知，广州的国民政府正在接受一个大独裁的控制。对此，斯大林当时也完全没有料想到。
蒋介石已经成了实权的铁腕人物，可以为自己打天下了，便对北伐有了新的解释。这就不再坚持“革命的第一目标为打倒帝国主义”了，又变为北洋军阀了。
1月4日，蒋专门谈到打倒军阀，统一中国的问题。他认为，打倒军阀是先打倒帝国主义代理人，实质上仍是打倒帝国主义。因而中国革命的任务是打倒帝国主义，不承认有反封建的任务。从此，蒋开始向封建主义的立场作公开地转变。也可以说蒋心中潜藏的封建意识开始公开化。对此中共有不同意见，曾与蒋发生争论。192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济南制造惨案时，他又害怕、妥协、退缩了，连反帝也不敢坚持了。
这期间，他常讲军校是党的中心和党的基础，也是“全国的革命中心所在地”，而他蒋介石也就成了“中心的中心”。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全国革命的中心。他这是在军校学生中树立他个人的威信，让学生们为跟随他而自豪，因而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从1926年1月到3月之间，蒋介石积极在暗中准备“三·二〇”事件。他一会说自己心神不定“如不猛策，失败即在目前”，一会又对张静江说，莽莽前途，不知此生成败如何？一会又说“处境厄厄，”要“积极进行，冲破难关”，（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四，第60页。）看来都是话中有话，令人莫明其妙。他现任官运亨通，连升数级，位在中枢，军权独揽，苏顾问要搞掉他，何必给他中央常委之高位呢？他有什么可以如此忧虑和心情紧张的呢？这太不合常情了。所以，他所言所想是在暗中准备“三〇二〇”，心里有些紧张，感到成败难卜，不禁说出以上令人不解的隐语来。最后终于决定“贯彻初衷”。这已有成竹在胸了。
3月5日，蒋读《革命心理》一书，认为“恐怖与憎恶二者，乃是暴动之动力”。这是在为他寻找制造事件的理论依据。
“廖案一中他赶走了许崇智和胡汉民，甜味无穷。下次要赶走汪精卫和限制俄顾问，以便大权独揽，就不好再等卡几会到来，只能自己制造机会了。于是发动“三·二〇”政变，发动第二次不流血政变。
蒋于3月19日，命人口头命令中共党人李之龙将中山舰开往黄埔，而李开去后，蒋又否认曾向他下命令之事，说李要绑架他。于是他说中共有野心必须限制中共党人的权限，又谓汪精卫也参与此事。以此为借口，逮捕李之龙等，包围俄顾问寓所，解除俄顾问十人聘约。4月16日蒋由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于4月20日离开国民政府，由谭延闿代理主席。5月汪赴法国居住。4月24日，鲍罗廷返回广州，只好答应蒋的城下之盟。蒋便大权独揽，成为中枢第一人物。
5月16日，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蒋任会议主席（6月1日兼任中央组织部长，4日又任国民政府委员），通过《整理党务案》八条。主要是不许中共党人批评三民主义和孙中山；中共党人在国民党中名单交中央委员会主席保管；中央党部各部长不许中共党人担任；中共和第三国际对国民党内中共党人的训令，要先交国共联席会议通过；党员违反者，要加以惩罚。
中共在斯大林指示下，接受了这八条意见。期大林完全被蒋介石于“三·二〇”后仍高唱拥护第三国际的表演给骗过了。蒋说：“二年来本党联苏俄，容纳共产党，对革命势力之增厚，革命方法之进步，唤起民众及反对帝国主义之影响，实非浅鲜。由此观之，应认共产党为革命势力之这一种，苏俄有助于中国革命。”（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下辑，第636～637页。）这是蒋介石和斯人林的第一次交手，蒋胜利了。这时蒋还离不开中共和第三国际支援，所以不敢大闹，仍未和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决裂。
7月6日中央全会，蒋又提议本届中央执委会会议主席（蒋本人）不再由下次中央全会临时推举，要到下一届全国代表大会时，再行推举。蒋此次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使中央从集体领导转向个人独裁。后来蒋看到元老们对此不服气，自己也觉没趣，就叫张静江代理主席一职。自己仍不卸任。
对蒋的这些斥咤风云的表演，李宗仁在广西看得一清二楚，心里不免暗暗叫绝。他说：“汪氏既除，蒋氏表示左倾，……如此亦左亦右的手法，并非由于政治观点的改变，事实上，只是其个人的杈术，以虚虚实实的姿态，排除异己，以达其个人独裁目的。”（《李宗仁回忆录》，上，第426页。）
这就是蒋氏既高唱左倾，又限制中共和苏顾问权限的“三·二〇”政变的真意所在。李宗仁对蒋的分析如此精辟、透彻，也
准备北伐
蒋要独裁，另一步就是要制造尽想和舆论上的根据。这时，他对《法国革命史》有了特别的兴趣。他在读后笔记中写道：“俄国革命的方法，非其新发明，十有八九皆取于法国。其经验实可宝贵”。同样，他也对《俄国革命史》大感兴趣，并仿效法、俄的集权制或权威领袖的独断。他认为：“俄国革命便因党的组织统一，指挥集中，有唯一的领袖指导，遂收大效。”（毛思诚：《民国十五年》，香港版，下辑，第672页。）现在他上台了，就开始实行唯一的领袖和集中指挥了。不久前，孙中山在广州指挥一切时，蒋在1924年6月24日对军校学生大讲反对个人崇拜，批判中国皇帝。现在他又主张需要个人权威了，这时他已出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军委会主席、中央执委会主席。
孙中山逝世一年之后，蒋介石终于夺得了党、军大权，于是开始考虑北伐大汁。1926年4月3日，蒋正式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北伐建议，主张于同年6、7月间开始北伐。
他认为，乘张作霖和吴佩孚联合对冯玉祥国民军作战时，发兵北伐，是最好机会。否则，国民军失败，吴佩孚和孙传芳必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盘倨华中和华东；而英、日、法也必援助唐继尧，牵制两广。到这时，如再北伐，就困难了。这理由无疑是正确的。但若与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时相比较，孙传芳实力显然比1924年强大多了。然当时蒋念于个人私利坚决拉北伐后腿。
蒋这次北伐的主要策略是：联合北方国民军；联络苏联；联络川、黔，以牵制滇、鄂；联合湘、赣，争取孙传芳中丑；北伐第一目标为武汉。
在讨论北伐的会议上，蒋又规定信仰无政府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要退出军队；中共党员必须忠于三民主义；中央执委会中，共产党人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对苏联顾问，则规定要辞去行政官职，只以顾问资格辅助中国革命。蒋对中共和苏顾问又作进一步限制，但口头上仍在拥护第三国际，感谢苏联援助。
李宗仁于5月10日赴广州游说北伐，蒋介石却不表示明确态度。他还对李宗仁说：“你初到广州，不知道广州的情形太复杂。……现在如何谈到北伐呢”。蒋的回答完全出于李宗仁意料之外。后来经过深入了解，才知广州并无北伐准备，而此时李宗仁的军队已在湖南和叶开鑫部打得热火朝天了。因此，李仍到处鼓动立即出兵北伐。
当时苏联顾问对北伐既不赞成，也不公开反对，态度谨慎。陈独秀则表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其主要原因，是斯大林不愿蒋成功太快，也对北伐前途不放心。
当时，只有李济深对北伐最为积极。当召开中央全会时，李宗仁以三人理由力陈兴师北伐大计：第一条理由也是乘直奉大战孙传芳未附吴佩孚之时，北伐最为有利；其次是两广统一余威可用，应助唐生智击败依附北军的叶开鑫，以保两广。否则唐生智败北，两广危殆。最后，李呼吁克日兴师北伐！
李济深也慷慨陈词，强调今日北伐为千载一时，且已势成骑虎，小能坐视第七军单独作战。提议由第四军先期北上。李济深最后大声疾呼：“第七军已浴血奋战，第四军也准备牺牲！希望其他各军袍泽，一致响应，共襄盛举！”
李济深陈词之后，与会诸首要，无不为之动容，北伐大计一致通过。并于6月2日任唐生智为第八军军长和前敌总指挥。
军委会遂于5月21日发表时局宣言，决议北伐。
但蒋仍不主张立即北伐。经李宗仁一再催促，他甚至不耐烦起来。这时，蒋仍在观望。李宗仁和李济深自然多方揣测蒋的心理活动，他们最后认为蒋是在要北伐军总司令的头衔。于是向他表示，如北伐兴师，当推他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和北伐军总司令。
6月4日二届二中全会上，正式推蒋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授权蒋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次日由国民政府正式下委。此正中蒋氏下怀，北伐大计遂成定局。
蒋经过各种准备，于7月1日，下达北伐动员令：先定三湘，再克武汉，与国民军会师中原，统一中国。5日蒋又任中共党部军人部部长。次日又被推为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主席。党军之职，至此均达极峰。7月7日，制订《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共十八条。其最重要的是北伐开始后，国民政府所属军事、财政各机关，均受总司令指挥，是集军权、财权于一身。
蒋部署就绪后，即于7月9日就任北伐军总司令之职。李济深任蒋的总参谋长；白崇禧任副总参谋长；钮永建为总参议。同日举行誓师典礼。中央监委吴稚晖授军旗。国府代主席谭延闿授总司令印。
誓师大会誓词是：
“嗟我将士，尔肃尔听，国民痛苦，火热水深。上匪军阀，为虎作伥；帝国主义，以枭以张。本军兴师，救国救民。总理遗命，炳若日星。……复我平等，还我自由。
嗟我将士，为民前锋，有进无退，为国效忠……。”
同时蒋又发通电、书告、宣言，表示自己是孙中山的接班人和信徒，为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国和三民主义而奋斗。
北伐阵容，共八个军，以四、七、八、一军战斗力最强。
出师北伐
北伐誓师之前，蒋介石于5月29日命李宗仁第七军先期北伐，并支付二十万元款项为军费。同时，李济深第四军叶挺独立团也于5月下旬自广州出发，于6月2日到达湖南。
李宗仁广州游说成功后，于6月18日离穗返桂。19日又乘专轮抵梧州，亲率五个旅北上三湘。
同天，北洋军阀吴佩孚部署四路大军云集湖南，誓与蒋介石北伐军决一雌雄。此四路军为：宋大沛第一路军，为正面战场；王都庆第二路军任右翼；唐福山第三路军任左翼；董政国第四路军为总预备队。
7月初，国民革命第四军陈铭枢、张发奎两师抵湖南攸县；李宗仁第七军胡宗铎部发动攻势。唐生智第八军正在湘省作战。
到7月14日，蒋才将全部军事部署开来，比吴佩孚晚了将近一个月。
他的初步部署是全力进攻湖南。李济深留广东、白崇禧随蒋参谋军事。其部署大略如下：第七、八军固守泪罗江南岸一线，掩护后续部队集中，并歼灭沅江残敌；第四军主力集中醴陵，监视江西孙传芳军，并占领浏阳；朱培德第三军，由衡阳向醴陵前进，策应第七、八、四军；谭延闿第二军（鲁涤平代）于茶陵监视江西，策应醴陵。而蒋之嫡系第一军一、二两师，却殿后于株州，“策应”各军，程潜第六军于攸县待命。
第一军何应钦部，则仍在潮梅驻防，监视福建周荫人。
到7月27日，蒋才自广州东山启程北上。次子蒋纬国，还到东站送行，并且洒泪而别。途中蒋读了苏共建党的历史资料，对苏共党史的兴趣更大了，这时他已开始参考苏共的经验，来治理他的国民党了。8月8日，蒋于耒河舟中过夜。悠悠萧寺钟声，不时打破他的征尘之梦。第二天，蒋在船中草拟对吴佩孚作战宣言。次日早晨，经湘江抵达衡阳，沿途多有迎者，得知北伐甚得民心。
这时，北伐各军已连克湘省各城，继克长沙，全国各地军阀均为之震动，对蒋领导的北伐军，开始刮目相看。首先有贵州军阀彭汉章、王天培来归，任第九、十军军长。
至8月上旬，第四、七、八军沿汨罗江与吴佩孚北军相峙，战事处于停顿。第一期作战宣告结束。第一、二、六军也开在湘赣边，准备投入战斗。
于此战事停顿时期，盛传中央准备对湖北采取守势，转攻江西。唐生智得知后，焦虑异常，即与李宗仁共同拟成意见书，送往衡阳呈蒋面阅。李、唐并于9日南下迎蒋。次日于衡阳匆匆见蒋一面，唐即回防。
李宗仁在广州说蒋北伐时，对蒋的印象颇为不佳，那时他对蒋的直感是：
“严肃、劲气内敛和狠”。
这次又从白处得知蒋特别偏向其第一军，因而怨言四起。又知蒋治军凭私情而不凭铁面无私的法纪，全不如他所说的那样大公无私。例如黄埔出身的中下级军官，因赌钱发小下兵饷时，就向上级打报告，上级不解决时，就直接找蒋，按实况报告，蒋大骂一顿后，就写手谕，叫去军需处领饷不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蒋于8月10日夜，乘船偕李宗仁北上株州。途中渎《俄国革命史》，自言深感获益。11日夜半抵长沙。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俄顾问加伦、战地政委会主任陈公博、前敌总指挥唐生智、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均已等候。
第二天晚上，蒋召开长沙军事会议，讨论第二期作战计划。
此时方本仁已加入国民革命军，暗受第十一军军长之职。孙传芳也已多次来电表示中立，但蒋必须反共，铲除“过激党”才成。冯玉祥则新败于南口，一时无力反攻中原。面临这种局势，北伐军必须采取远交近攻战略，方可统一中国。
蒋在会议上首先发言，他说，他在来湘省之前，有人主张弃鄂（湖北省）攻赣（江西省）以巩固广东革命根据地。并问有何意见？
李宗仁发表意见，他指出，应乘吴佩孚于南北两战场（北伐军和冯玉祥国民军之两战场）难于相顾之际，迅速北上击鄂，直取武汉。然后以人别山、桐柏山为屏障，扼守武胜关。北上可以进中原，直取幽燕；沿江东下，可三面包围孙传芳五省联军，底定东南，亦非难事。而孙传芳，因欲取吴佩孚、北伐军两败俱伤的渔人之利，现在必取中立，正可以各个击破。如先攻江西，则孙联吴，对北伐军极为不利。再者，如攻赣失利，新附各军亦必动摇，则大事去矣。
最后李宗仁下结论说，首先攻赣之策，实为兵家大忌。
经大家共同议论反复研讨后，蒋介石最后同意李宗仁的意见，许采纳他的攻鄂良策。
遂部署第二、三、六军监视江西，于武汉攻克后，乘胜入赣。丰战场则以第七军攻击平江；以第八军之一部助攻；第八军主力和一、三军一部，会同进攻汨岁江北岸一线。
同日蒋至电孙传芳，清其归顺，并力言无论如何必须讨吴，而对于此外：一切军人，均可联合，并许以五省总司令之职，以事羁靡。
进军武昌、南昌
长沙军事会议后，苏顾问加伦问李宗仁，打到武汉要多少天？李答以二十天为期。加伦不信，认为要四十天。两人打赌，赌注为白兰地。
到14日，第二期军事计划又有改动。以四、七、八军为中央军，由唐生智兼领；以二、三军及独立第一师为右翼，由朱培德兼领，集结醴、攸主线，监视江西；以九、十两军为左翼，由袁祖铭兼，速出荆、沙一线，肃清鄂西；以一、六两军为预备队，给中央军殿后。蒋处处保扩其第一军，使其不受损伤。
同一天，蒋介石决定检阅第七、八军，以示关怀，并显威仪。检阅地点在长沙东门外大校场。第七军有七千人参加；第八军有一万五千人参加（两个师）。
这天天气晴朗，阳光普照，大校场上，旌旗鲜艳，更显得军容雄壮。蒋乘一匹高大枣红马，缓缓进入主帅位置，听取各单位报告受检阅人数，英姿勃勃，威仪万千。
七、八两军排成横列，蒋介石由十余名将领分乘战马陪同，自右向左，按辔徐行；李宗仁居第二位随行；唐生智又紧随李宗仁马后，居第三位。先检阅第七军，顺利通过；到检阅第八军时，第八军别出心裁，忽然乐声大作，号兵又突然尖鸣，声音刺耳，蒋的枣红坐骑，受此一惊，长嘶一声，前蹄腾空，向大校场中心狂奔而去。蒋因不善骑马，瞬间跌下马来，但右脚仍然套在蹬上，整个身体拖在地下，极其危险。幸好即刻挣脱马蹬脱离危险。众将官纷纷下马将蒋扶起。蒋惊魂未定，气喘嘘嘘，一身全新军服沾满了泥污，帽丢靴落，狼狈不堪！但蒋仍坚持率众将官，徒步阅兵，一拐一跛地阅兵完毕。
最后蒋发表讲话，对两军训勉有嘉。并指出军队要服从革命领袖指挥，服从三民主义。服从上官就“是服从党和主义；上官是党和主义的代表”。同时提出四句号：“不怕死，不要钱，爱国家，爱百姓”。
阅兵已毕，蒋介石主动和李宗仁结为金兰之好。李宗仁不敢接受兰谱，蒋硬将自己写的金兰谱塞进李的口袋里。兰谱誓词是：“谊属同志，情切同胞；同心一德，生死系之。”誓词后面写蒋中正和“妻陈洁如”字样。几天后，李宗仁照葫芦画瓢，也给蒋写了一个兰谱。李宗仁所存蒋的兰谱，于1929年春，丢于上海。从此，“兄弟”二人就常常兵戎相见，直至抗战开始，才又暂时合作。
在进军开始前一日，蒋派蒋作宾到东北游说张作霖，张答应不助吴佩孚，保守中立。18日，中央、右翼军一齐北上；唯左路军仍在观望。
中央军又分两路纵队，唐生智任总指挥。左纵队为唐的第八军；右纵队为四、七军，由李宗仁指挥，首先强渡汨罗江。
吴佩孚见长沙失守，感到北伐军确实厉害，于是决定倾巢南下，认真对付北伐军。但因南口大战尚未结束，其精锐之师一时难于到达湘鄂，便就近组织军队固守汨罗江。由陈嘉谟代理湘鄂督办统一指挥防守战。
19日，北伐军发动攻击。李宗仁第七军首先涉江强渡，当口渡过汨罗江。
正当战斗激烈进行之时，蒋于19日上午游岳麓山，祭扫黄兴、蔡锷墓茔。又访万寿宫、万寿寺、岳麓书院。至晚7时，方归行营。于此战阵撕杀之际，蒋离开指挥所，雅游山林古寺，也足见蒋氏“大将风度”。
李宗仁第七军和第四军，渡过汨罗江后，直趋汀泗桥，一路追击溃兵。
蒋于8月20日，发表对外宣言，警告各国政府，切勿假不平等条约妨害国民革命军作战和危害我国国民，否则决不容许。
吴佩孚见势不妙，率刘玉春、陈德邻、靳云鹗等数万精锐之师，自保定南下增援。25日到汉口，决定先死守汀泗桥。
此前，蒋于23日，召开了羊楼司军事会议，决定分四路攻取汀泗桥。25日夜，第四军迫近汀泗桥。守敌为宋大沛、董政国残部。陈嘉谟率万余人增援。
该桥水深港阔，甚是险要。第四军激战数日，未能奏效。26日，江水暴涨，只有望桥兴叹了。敌人也因此麻痹大意，高枕无忧起来。于是陈铭枢第十二师三十六团团长黄琪翔，献计夜渡。因敌不备，夜渡成功，遂于拂晓自敌后发动突然攻击，敌兵不知所措，正在慌乱之际，叶挺独立团也乘势发动正面攻击，前后夹击中，守敌夺路而逃。27日上午10时，攻克汀泗桥。此战双方死伤严重，惨不忍睹。
吴佩孚无可奈何，只好退守贺胜桥。吴并亲自到贺胜桥督战。守该桥者为吴精锐之师。
攻桥前，蒋介石又在咸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李宗仁指挥攻取贺胜桥，直捣武汉。攻坚战全由李的七、四军担任，他的第一军处处殿后，予以保护。何应钦部仍在潮、梅未动。唐生智第八军为总预备队，以何键师自嘉鱼渡江，绕攻汉口，以拊敌背。
会后李宗仁即指挥第四军攻正面，为中路；第七军分为左、右两翼，在四军两侧，与第四军并肩前进。30日李下攻击令，并亲临前线督战。
此役至为惨烈，吴佩孚为阻止官兵后退，以人刀队和机关枪督阵，见后退者，立即处死。吴佩孚手刃后退旅、团长数十人，悬头于电线杆上示众，惨绝人寰。因此，吴军抵抗极为顽强。四、七军拼死冲锋，分割包围敌人，各个击破。敌军不支，忍无可忍，反身向自己督战部队开枪射击，杀出一条血路，一哄而逃。李宗仁遂于当日攻克贺胜桥，继续追击残敌，于31日黄昏，兵临武昌城下。
这时，苏顾问加伦有得不在李宗仁面前认输，并相对放声大笑，庆贺胜利。自8月19日到31日，才十二天就打到了武昌城下，比李的原估计二十日，早到八日。
四、七军到达武昌城下后立即爬梯攻城，旋因伤亡太大而停止。
北伐湘鄂，李宗仁第七军和第四军确实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蒋的嫡系部队，尚未出一兵一卒。蒋继而又于9月1日委李宗仁为武昌攻城总指挥。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为副总指挥。二次攻城未破。
同时蒋决定于5日以前对江西发动攻击，以免孙传芳存武昌攻城战时，自江西和长江侧击北伐军。9月3日，蒋又于武昌城南召开攻城会议。蒋严命于四十八小时内攻克武昌。并且说：“一定要攻下！”
各将领闻言，不禁面面相觑，未发一言，于是又开始第三次攻城。李宗仁这时对蒋丌始不满，抱怨蒋遇事往往知其不可而为之，不顾现实，总喜欢蛮干。此时蒋调刘峙第二师接攻忠孝门，并立赏格，凡登上城垣者，长官赏大洋二百元，士兵赏一百元，最先登上者，赏三百元。
同时命何应饮于潮、梅向福建攻扰。何应钦所部为第一军第三师和张贞新编独十四师。
5日，李宗仁开始第三次攻城。正攻城问，蒋忽然邀李宗仁一道赴城廓视察。李见蒋于枪林弹雨中，态度从容镇定，颇有主帅风度，不禁又暗暗对蒋佩服起来。这时，蒋才感到攻城无望，立即下令停攻；吴佩孚也正在汉阳指挥作战。
同一天，武昌守军刘左龙附义国民革命军，被委为第十五军军长。刘反转炮口，轰击汉阳查家墩吴佩孚驻地。吴氏仓惶逃走。自河南增援之吴军，也被刘左龙军阻扼不能前进。9月6日，北伐军占领汉阳。7日，进占汉口，只余武昌孤城。攻克武昌，只是时间问题了。
进军江西，攻打孙传芳军，是第二阶段北伐的开始。
孙传芳军中有一位中国第一流军事战略家，叫蒋百里，正在为孙策划谋略。在北伐军强渡汨罗江时，蒋百里曾向孙传芳献计三策：上策是乘北伐军北上和吴佩孚交战之际，以重兵自江西向湖南进击，占领长沙，切断北伐军归路，与吴佩孚合击北伐军；中策是待北伐军围攻武汉时，孙传芳可指挥海、陆大军溯江而上，解武汉之同，使吴军与北军相峙于武汉以南，然后待机而动；下策是固守江西，以逸待劳。
但孙传芳对此均不感兴趣，他想的是，待北伐军攻克武汉后，再从北伐军手中夺过武汉，使五省联军成为七省联军。故眼看吴佩孚溃败，也不支援一兵一卒，正中蒋远交近攻之计。故8月31日北伐军兵临武昌时，孙传芳即令浙江省总司令卢香亭进驻江西，准备从北伐军手中接过武汉，控制两湖。
世界上的事情，总不能尽如人意，孙传芳的算盘珠拨错了，未等他西上武汉之时，蒋介石于9月6日部署二路攻赣计划：第一军第二师和二、三军为右翼，自赣南循赣江北上，由蒋亲自指挥，进攻南昌；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六军，为中央军，由程潜指挥，自修水、武宁、直取德安，截断南浔铁路；第七军任左翼，沿长江南岸入赣，经阳新、武穴、瑞昌，直捣九江孙传芳总部。同时北向戒备长江。9月10日发动总攻击。
同一天，唐生智第八军沿京汉线北上，追击吴佩孚。吴自孝感逃到信阳，转依其旅长田维勤。
9月19日程潜第六军第十九师因邓如琢部主动放弃南昌，仓促进驻南昌，但立足未稳，又被郑俊彦师同马一枪，赶出城外。
浙军卢香亭新娶小妾，神思不安，恨不能马上回浙才好，无心在赣作战。
蒋得老乡从内部报告卢军实情后，又组织反攻，以第三军反攻南昌；第六军等待合攻南昌；第七军攻九江孙总部。
1926年10月11日，第二、三军和第一军第二师再攻南昌。12日蒋亲临南昌城南门指挥作战。但背水攻城，为兵家大忌。为此，白崇禧当时不同意围攻南昌，但蒋仍坚持攻城，不接受白的意见。白亦只得服从。结果冷不防，城内敌人敢死队突然冲出，黑夜中将攻城军第六团几乎全歼，攻城各军仓惶撤退。这时蒋急的紧紧抓住白手，不断问白：“怎么办，怎么办？”白即命全军沿赣江南撤，然后以浮桥退回赣江西岸。
此次惨败后，蒋暂停作战，对第二阶段第一期作战进行检讨。
与蒋南昌攻城失败的同时，李宗仁第七军却于王家铺大获全胜。
蒋将这次失败，归之于没有无线电话机。他说如果有十架无线电话机，江西战役早就解决了，因而于14日电请方鼎英教育长（黄埔军校）和陈果夫，设法购买无线电话机十八架。
又调铁军——第四军之陈铭枢第十二师和张发奎第十师来江西作战。他说，只有第十二、十师来江西，才能击破孙传芳逆军，否则，北伐就完全失败了。
同一天，在高安制定了新的作战计划，叫做《肃清江西计划》，李宗仁、白崇禧制定，由蒋采纳。计划内容是三项：
首先是购置无线电话机，修筑临时飞机场；其次是补充兵员弹械；最后是指挥系列的安排。总指挥蒋中正，左翼指挥官是李宗仁，有翼为朱培德。蒋之第一军第一、二师又是预备队。另有飞机三架备用。
李宗仁负责肃清赣北，截断南浔铁路；中央军自奉新向南浔路进攻，占领乐化东站，然后和左翼军夹攻涂家埠车站；右翼军，自万寿宫经过南浔路之蛟桥，牛行西车站，再南下包围南昌。总方向是截断和占领南浔铁路，然后围攻南昌。
11月1日开始总攻。11月6日，贺耀祖独二师占领九江。8日，朱培德第三军占领南昌。9日白崇禧率军追击残敌，俘敌三万余人，江西全境肃清。下午2时蒋人驻南昌，建立大本营。
此役共歼敌六万人，国民革命军牺牲约两万官兵。
蒋于战后将所俘孙传芳的军队，编组成预备军团，准备很快使用。
准备反共
蒋建大本营于南昌后，重点是解决经济问题和为反苏反共做第一军和反共同路各军为实力依靠，便决心不再伪装，不再受“屈辱”了。他说他已忍受了三年了。但他现在还不能马上就变，
同一天，张作霖也在天津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合对抗北伐军的问题。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均参加。（吴佩孚未参加）。
蒋在宴别中央专使古应芬时，又谈北伐胜利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唤起了民众和得到苏联的支持。但未提容共问题和中共党人对北伐的贡献。这是蒋改变政治策略的一个讯号。
在南昌期间，蒋除了讲话、接见、开会外，还制订了军事整顿和经济调查计划。
军事方面的整顿内容是建设更完备适用的军事机关、编制，加强考核、监督、德智体育以及科学技术的教育；提高供给、卫生水平等。
经济方面，提出在总部或政治部设立经济科，设上地、农产、工业、矿务、交通、浚河、市政、金融、公产、盐务、粮食诸股，负责以上各种经济工作。
从这时起，他已开始在试探日本方面的态度，准备和苏联脱离。遂于1926年11月19日，派戴季陶赴日出行。其访日内容，绝对保密，无文字记载。实际上是和日本裕仁天皇的党羽进行联系。12月下旬，裕仁的叔父东久弥宫因大正天皇病死，自欧洲归国，旋奉裕仁之命，来华执行裕仁的秘密外交任务，用化名长住北京。
其主要使命，是使蒋介石的北伐能对日本有利。后经过多次密谈，蒋和天皇之间达成一个秘密协议，就是蒋首先从内部清除中共党人，然后天皇支持蒋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地区。而长城以北的中同领土、满州和蒙古则由日本控制。并且等蒋的统治一旦确立后，要将西方企业家赶出上海，而由日本提供一切经济、技术援助。
这个密议，对蒋来说只是权宜之计，他并没有打算实施，其目的，是不使日本干涉他的北伐。
与此同时，蒋又和江浙财阀联系。上海大企业家代表虞洽卿，专到江西见蒋，如果蒋反共，他们答应给予蒋介石以经济援助。蒋暗中答应。
为了对世界各国，对全国资本家和地主、乡绅们表明他的政治立场，他在接见《自由西报》记者时，就公开表明他革命的目的，只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废除治外法权和租界；收回海关权。对平均地权只字不提，更无民主二字。
蒋在外交、经济上为公开反共做积极准备；在政治组织上，蒋也加快了步伐，他在南昌对来江西的黄埔第四期学员讲“同学会”性质时，就曾特别指出，同学会所以采用会长制而不用委员制，乃是要以会长为中心，无论什么事情，均要由会长即他蒋介石来做决定，并以他的精神为同学会的意志和团结中心。因此，他强调：“惟有拿会长的精神来做一个团结的中心……我们同学没有一个中心精神，怎么会团结起来呢？”就连蒋任命的同学会秘书，谁若反对，即被认为是反对章程、反对同学会、反对蒋本人。
此时的蒋介石已开始着手组织法西斯性质的团体，“同学会”即是其最早的法西斯组织的雏形，也是他为建立个人独裁制的正式启步，其个人独裁的思想体系至此已完全形成。
对政治权利的独裁，蒋也开始尝试。例如他在同年11月12日，就未经中央执委会和常委会讨论，擅自任命唐生智为湖北临时政治会议主席，朱培德为江西临委主席，然后电告中央备案。
在迁都问题上，蒋公开声言同意迁都武昌，并发表通电，提出以迁都武汉为宜。但他又说他不能住在武汉，必须住存南昌。（毛思诚：《国民十赢年》，一九、八，第54～60页；《时报》，1926年11月24日。）而在实际与中央委员磋商时，又力主迁都南昌。他很想把首都握在自己手中，使中央完全听他的摆布。但南昌太偏僻，根本没有当作首都的条件，大家都不赞成。各委员们均先后纷纷到武昌，将蒋孤立于南昌。11月26日，中央议决辽都武汉。12月5日广州停止办公，各员先后来到。蒋没有达到目的，就是死赖着呆在南昌，不到武昌来。李宗仁说蒋又存“私心自用”了。
在党务方面，他也在为他的个人独裁和公开反共作准备。这主要是他公开宣言他就是党，党就是他，亦即“朕即国家”。他在12月3日的江西省党部讲话时，竟说出“现在我指挥下之固民革命军，只要我自己服从党，其余的均决无二心”。（毛思诚：《民国十五年》，十九，九，第8～9页。）这就是说：军人服从他，就是服从党，因为他是服从党的。言外之意是军队都听他的，政府也应听他的，也就是听党的，因为“他是服从党的”。同时特别强调党的“统一”问题，乍一听颇费解，不知所指为何。但一看他的有关言词，也就明白大半了。他特别要求中央诸公指导他“赶紧负起责任”，“切实进行党务，党没有不统一、革命没有不成功的”。原来张静江尚在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主席之职，现在应由蒋亲自主持中执委会议了。如此做来党也就统一了，革命也就成功了。
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2月7日在庐山召开会议，议决下一步计划。
开会前，12月初，蒋迎接各代表到南吕，甚是热情。在12月2日对各委员讲北伐胜利原因时，对苏联和民众的支援完全未提，只说有三民主义和稳固的后方，以及中央党部对他的绝对信任。这最后一条，才是他的本意。不言而喻这暗指中央对北伐根本不管，一切由蒋氏本人决定和运筹的结果。这是蒋为脱离苏联和反对中共而进一步透露的讯息，也是在作舆论和思想方面的进一步准备。
在对待工人问题上，蒋也转向明显的冷淡和漠不关心。在委员们和苏顾问到庐山开会时，路过德安，就有很多衣衫褴褛的工人，拿着小旗子请愿，他们为阻挠孙传芳军队推进和破坏孙传芳军的军火运送，已三个月未领到工资了。现在胜利了，又一个月未领到工资了。他们派代表见蒋介石，蒋却拒绝补发，只答应给一个月的工资。蒋竟声言不能替孙传芳还债。但即使一个月的工资，蒋至今也未发给一文钱。蒋还解散原有的铁路工会组织，不予承认。
这时，蒋介石就在车厢里，听来好不自在，但一声也不吭，只得强忍着，而且还表现出一副尊严的神态和威仪。
反过来，蒋对富户、商人却答应偿还孙传芳的公债，并已开始一一照还，以德报怨。他们支持孙传芳捌匕伐军，蒋倒替他们还公债；而工人支持北伐军打孙传芳，蒋却连饭钱也不发，可觅蒋的思想立场是代表剥削阶级利益的。后来，他对日本军国主义，对天皇，也以德报怨，其间似有较深的内在联系。
这次庐山会议形成两项决议：
第一项是消灭孙传芳，联络张作霖；第二项是工运从缓，农运加快。蒋仍主张以收买大地主土地方式解决土地问题。
这时张作霖终于12月初组织了安国军。孙传芳残部和张宗昌、褚乇璞军也均隶于安国军系列，张在准备对付北伐军了。
在这次庐山会议期间，蒋对苏联访华代表达林说他想到苏联中山大学任教授。达林在回忆此事时，挖苦他会耍手腕，令人发笑。散会后，委员们纷纷下山，他为笼络人心，对委员会的轿子安排都要过问。迎来送往总是满面笑容，彬彬有礼。
“此地以为别，孤蓬万里征”，大多数委员们就此和蒋介石分道扬镳了。
庐山会议后，在北京政府任职的黄郛来到南昌。黄一到南昌，武昌和九江的党报均纷纷抨击黄郛，说他是北京政府的走狗，不得混迹于革命阵营。蒋则说黄是他的朋友不许抨击。
12月13日，武汉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召开联席会议，在政府未完全迁移武昌时，联席会议执行党最高职权。联席会主席为徐谦，委员有徐谦、宋庆龄、蒋作宾、柏文蔚、吴玉章、孙科、陈友仁、王法勤等；鲍罗廷为列席。叶楚仓为秘书长。
该会议开始批评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指出其权力已在中央委员会和党之上。会议决议夺回蒋的军权。凡军委会决议要由中央执委会议决：总司令动员令要由军委会七人主席团讨论，通过后再交中央执委会批准。而且七人主席团中必有三人为非军职人员。该主席团又由中执会推选。总司令不得擅自决定一切和任意下令。
蒋介石坚决拒绝，说战时总司令必须独断，这是自己的责任。并说他愿意辞掉总司令职务，“如果我愿意做总司令，那末我就不是蒋中正。”
1927年1月日，蒋亲自到武昌参加联席会议。在会议期间，他和鲍罗廷开始了公开的斗争。他指责鲍罗廷破坏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鲍罗廷则警告蒋介石，谁镇压农、工运动，反对共产党，我们无论如何，也要打倒他的。蒋则反驳鲍氏，说他的话没有任何根据，又说苏联已不是三年前的苏联，已被世界上认为是赤色帝国主义者了。并且现在不是我们放弃孙总理的联俄政策，而是你来阻挠我们执行总理的联俄政策。（蒋介白：《庆祝国民政府奠都南京欢宴席上致词》，1927年4月18日。）
其实蒋反苏反共之心早已有之，决不是由于鲍氏的“破坏”。从此以后，蒋和鲍罗延就公开决裂了。1月27日，蒋就公开提出驱逐鲍罗廷，强调以独立自主为原则，主张不受外界任何影响。当然，武汉政府决不会理会蒋介石的唠叨。于是南昌和武汉间的斗争，进一步激烈和公开化。
宁汉对立
蒋介石一面和武汉中央进行不妥协的暗中斗争，一面继续制定北伐计划。新的北伐计划于1927年1月6日制定完成，主要任务是底定苏浙，占领上海。
主要分三路进军：
东路军：由何应钦任总指挥，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自福建指向杭州、上海。
中路军：由蒋本人任总指挥，辖程潜江右军（南岸）和李宗仁江左军（北岸）。江右军向皖南挺进，策应何应钦东路军作战。江左军则牵制安庆之敌，指挥新起义的皖省军队，相机向攻取寿州、合肥，使敌不敢向江南增援。
西路军：唐生智任总指挥，俟机由武胜关进取河南，主力控制京汉线南段。东向策应皖省作战，挺进豫东；西上监视鄂西残敌（于学忠等直系残部）于襄樊。
总预备队，由朱培德任总司令。
1月26日，东路军开始进军，2月18日，收复杭州。然后白北指上海；何西向镇江。
此时，张学良到徐州支援孙传芳；张宗昌也到了南京，并于2月27日接防上海。
2月下旬，蒋介石中路军相应东进。李宗仁江左军由于陈调元等纷纷起义，兵不血刃，进驻合肥，底定皖省，使上海北军归路西侧受到威胁。张宗昌上海守军毕庶澄，遂弃守北逃。周恩来于3月21日领导上海起义，组织上海市特别委员会，占领上海警察局。白崇禧于同日进驻上海。3月22日，何应钦占领镇江。
程潜第六军于3月23日占领南京，孙传芳残部逃走。
江、浙、皖、赣、闽、湘、鄂、两广、贵州，被国民革命军攻占。
武汉中央于1至2月间正在考虑罢免蒋介石总司令之职，拟由李宗仁出任总司令，由鲍罗廷出面和李谈。鲍对李说，不能再让蒋任总司令了，否则他要成为大独裁者，革命势必前功尽弃。我看李将军最堪接替蒋职。
李宗仁敦厚有余，一听此言，非常惶恐，便正色辞谢不敢，并一连说本人为国为民，不敢争位。同时他也由于暗中对苏联、中共不满，认为他一出任，国民党必然分裂，无人能领导中央党、政。如此以来，则国民党便不是中共对手，会土崩瓦解。因此，他决心不干总司令，以求国民党之团结一致。
程潜第六军和第二军（鲁涤平代）于3月24日在南京举行入城式后，有些士兵出手民族义愤，攻击美、英、日等国领事馆。下午3时，美、英两国炮舰就突然向南京军民开炮，炸死平民十五人，重伤九人；军人官兵被炸死二十四人，炸伤七人，造成有名的南京惨案。而美国死一人；英国死三人；法国、意大利各死一传教士，和中国死伤人数相差悬殊。
蒋介石于3月31日在南京总部招待日、美、英、法等国报社记者，发表专门谈话，说明总部负责调查，如果确系革命军所为，“当有相应办法”，“但英美军舰开炮前，并无提出任何警告，当向南京外人当局提出抗议，要求赔偿损失”。但措词很不强硬。他第一次和帝国主义者交锋，就显得软弱无力。
这次日本人特别表示了沉静和克制，未随英、美开炮，其根本原因是为了使蒋介石的北伐进入有利于日本利益的轨道，怕蒋不执行密约，以至于无决心和苏联脱离关系。同时也怕未及收容好的日侨，因开炮而被害。因为日侨比英、美在南京的侨民要多得多。
蒋介石既已和武汉中央公开表示对立，又和鲍罗廷吵了一架，加之他早已在南昌为和苏联、中共分道扬镳而积极准备，便决心迅速脱下伪装，另立国民党中央和另建国民政府。
蒋于3月26日到上海，决心“清党”。但他对报界发表谈话时仍否认他与武汉中央的强烈冲突，并说各领袖间仍和衷共济，无大不合处，国民党也不会分裂。3月28日李宗仁到上海，先见到白崇禧。这时白的总部已被工人群众包围，白很沮丧，表示要抑制上海工人运动。随后李又见蒋介石。蒋也面色沮丧，并且声音已经嘶哑。还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李问其原因，他说何应钦要辞职，而且他已无法掌握第一军了。这是因为黄埔学生对他反对武汉中央，反对鲍罗廷，又要“清党”的突然的反向转变，不知所措，纷纷质问他。他也不得不百般辩解，以至声音嘶哑。而且第一军第一师长薛岳和第二十一师师长严重，均有左倾迹象；刘峙第二师内，也军心不稳。总之是军心混乱。这是因为蒋以前的左倾讲话对学生们，对军队的印象太深了。
这时，蒋又问李宗仁怎么办？李宗仁则回答“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清党，把越轨的左倾幼稚分子镇压下去。”蒋又沮丧地说：我的第一军靠不住了怎么“清党”？李宗仁则慨然答应以自已的第七军调驻南京附近，监视沪宁线上不稳部队。同时自告奋勇，为蒋整顿第一军。这时蒋对李、白二人，真是言听计从。毫无疑问，李宗仁对蒋的清党支持和援助，起了重大作用，如没有第七军，蒋的“清党”运动很难顺利进行。
那么，李宗仁为什么要站在蒋的一边，进行“清查”运动呢？据李事后自己说，是因为武汉中央太过激了，使得原来反蒋氏独裁的民主思潮，一转而为反对武汉中央政府过激和反对中共的思潮了。对此李宗仁说：
“平心而论，党中央此种抑制军事独裁的议案，实未可厚非，当时蒋氏身兼中央各要职，培植私人势力，军事独裁趋势已极明显。……亟须抑制。不幸，……三中全会时，共产党人利用中央委员的反蒋情况大肆活动，竟使已越轨过火的群众运动，变本加厉。……中共更企图利用国民党的分裂，……进而取而代之。……招致国民党全党的反感。……于是蒋氏由反军事独裁运动下的逋逃者，一变而为领导反共的英雄人物了。”
李宗仁这个记述，写的很深刻，如没有广大军人支持蒋反苏反共，他是无法单枪匹马发动反共政变的。而李宗仁的第七军既未听过蒋的极左宣传，又是李宗仁的子第兵，对反苏反共完全不要转弯子，可以调来就用，这可以说是蒋发动反共政变的“及时雨”。
蒋之反共，不但有军人基础、还有上海财界的大力支持，没有钱，蒋同样什么事也下不成的。而张静江与上海财界的关系，又是蒋的天然经济靠山，使他可以得到上海财界的信赖与大力援助。
下海财界支持蒋进行反共，首先借给他二百万元。而宋子文以武汉中央政府财长身份在上海化缘多日，却毫无所得。最后答应借给他三百万元，但仍交蒋介石使用，宋分文未见。宋只好从苏联远东银行借五十万元接济武汉。这说明上海财界支持蒋介石，而不支持武汉政府。
汉口中央银行被武汉政府封存后，各地银行又拒绝和武汉政府来往，武汉政府无奈，只好由汉口中央银行大印钞票，结果通货膨胀，武汉经济终于无法支持，而一败涂地。
而以常燕生为代表的一般知识界，也自然害怕传说的苏联无产阶级专政或独裁政治，害怕共产党（见前1925年）。
这螳都是蒋介石反苏反共的社会基础。
蒋介石有了支持，遂于3月29日和国民党中央监委吴稚晖、蔡元培、张人杰、张继、古应芬、李宗仁等在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住宅召开中央监委预备会议。该会“检举”中共党人假借容共政策，在国民党内发展组织，有“篡夺”国民党之阴谋。当时立即议决咨请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电全国，推行“清党”运动，其正式文件为“护党救国运动”。
这是蒋介石在武汉中央3月10日三中全会后，作出的第一个反应，也是双方对阵的第一个回合。
29日，蒋下令解散上海工人纠察队和取缔红色工会。
武汉中央也小示弱，便于4月1日，由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三十三人参加，缺席者三人）一致通过“蒋介石的行动是反革命，请予严惩”的议案。并议决免除蒋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之职。这些议案和决议，因系三十六名中委中之三十三名所表决，当然是完全合法的。因此，从4月1日以后，蒋不再是原来国民政府和中央执委会所委任的总司令了，已系不合法的“总司令”了。但蒋拒不交印，并说“革命责任，不容推诿”。总之不辞职，再也不说他本来不想当总司令的话了。至此，武汉和蒋介石之间，已势必一战了。
正是这一天，汪精卫自欧洲回国，抵达上海。吴稚辉、宋子文前去迎接。汪到上海后，对吴说，他本人也不赞成阶级革命和劳农专政，国民党和共产党也很难继续相安无事。但他又说必须尽力维持国共合作局面。他对蒋介石则说：“介石，这一回东南与武汉开战，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国民党必就此消灭，共产党必就此起来；如果你胜利了，国民党就要恢复到民国十三年以前的状况，……无论右派的军队，左派的党员，一定不会同你蒋介石合作，你在党里的生命怕要从此消灭。”
4月2日上海中央监委蔡元培、吴稚晖、张静江、陈果夫兄弟、李煜瀛、李宗仁、黄绍竑等八人，也于当日在上海开会，由吴稚辉提出指控中共“亡党卖国”的报告，力主断然“清党”。他说：“将来中国果为共产党所盗窃，岂能逃苏俄直接之支配。”并上呈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蒋介石。
当时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均先后发言，支持吴稚辉的报告，主张“清党”。李济深说：如果现在不清党，彭湃的农民运动会使“广东的局面……无法维持……”。
当日，蒋即答复吴稚辉请求“清党”的报告，并决定照办，但仍需电呈中央执委会全体公议共同处分。武汉中执委会当然不会通过，但蒋就不管这一切而一意“清党”了，并立即将不稳各师调离上海。
蒋于4月3日在欢迎汪归国的欢迎词中表示拥护汪领导军政一切，军政、民政、财政、外交均听汪精卫的指导。蒋还特别劝汪不要到武汉去。他对汪说：“你如果直正为本党，那就要到南京去，然后再请武汉一般中央执行委员过来。如果你到武汉去，你还是要作本党的罪人。”蒋是想利用汪精卫将武汉中央委员拉过来，使他的未来改府合法化。
但汪因为忌恨蒋的“三·二〇”政变，无论如何不肯与蒋合作，决心到武汉主持工作，然后慢慢排除中共势力，独握中枢再伺机与蒋决战。这是汪的心计，并未形诸笔口。以至于吴稚晖急得跪在汪面前，求汪留在南京。汪见吴跪，吓得赶紧避开，嘴里还不住地说：“吴老，你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会场非常紧张，而又令人啼笑皆非。汪始终不肯留在南京。
4月5日，正当汪与各中央监委开会时，报纸忽然登出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该宣言表示国共两党合作到底，绝不受人离间、中伤。此宣言一出，与会人士大哗，吴稚辉尤其气愤，当面挖苦汪以党魁自居，无人认可，也无此资格，说得汪极为难堪！汪氏至此，惟有赴武汉一条路了。汪遂赴武汉，出任国民政府主席。
4月7日，武汉召开紧急会议，鲍罗廷主张先进驻南京，以南京为首都。但蒋介石已于4月9日抢先入驻南京。蒋又先了一步。同日，白崇禧任上海戒严司令，一切由白具体执行。李济深：黄绍竑也电粤、桂两省实行“清党”，屠杀共产党员。
与此同时，南京中共党组织则于4月10日召开南京市民肃清反动分子大会，决议将反动分子交人民审判。会后，到蒋的总部请愿。
这几天，蒋在读曾国藩著作，当他读到“谤怨沸腾，万口嘲讥”时，十分动情，大有古今同叹之概。
蒋于11日，断然下令全国开始“清党”。12日上午，上海在白崇禧指挥下，开始解散工人纠察队，搜查工人俱乐部等，并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至13日数万工人为此进行抗议游行。当大队到达宝山路时，周风岐第二十六军第二师，突然用机枪向游行队伍扫射，当场打死三、四百人，伤者无数。两广、浙、闽、苏、皖、湘、鄂等省也开始大量屠杀中共党员，不计其数。
蒋介石对杨虎、陈群说：“凡可以杀的，一律杀，宁可错杀，不可错放”。
这就是“四·一二”大屠杀。至此，蒋已完令和武汉中央决裂，背叛了革命走公开反共的道路。
武汉中央于14日向全世界发出通电，指出：“蒋介石的叛国行为已暴露无遗，吾人要求全党同志组织联合阵线，进行对抗叛国者。”
蒋既已和武汉中央决裂，就径直组建他的南京政府。4月17日，蒋召开中央政治会议，议决改国都为南京。18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办公，声明“取消武汉中央党部和武汉国民政府”。选举胡汉民为南京国府主席。军委会和总政治部也相继成立。蒋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吴稚辉任总政治部主任，陈铭枢任副主任。
同日，武汉中央开除蒋的党籍，罢免其一切职务，并对蒋明令通缉。南京政府则通缉鲍罗廷和一百九十七名中共党人。
这时的南京政府，仍是不合法的，因为中央执行委员远不到三分之一的数目。这实质上是个军人政变政府。
在南京政府成立人典上，蒋说中共是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悟空，如不将其消灭，就必将自取灭亡，受制于异族。蒋指责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者；英美为白色帝国主义者。
蒋还专门为他的反共行为在《告民众书》里做了详细说明。从八个方面分析、表白，其主要理由是：中共没有遵行容共政策中的接受三民主义的规定；要篡夺中国围民党党权；离间国民革命军；武汉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对不附和他们的学生就关紧闭；宣传阶级斗争；把持饷源，不供给前线等等，等等，还有，就是中共反对他蒋介石，就是反对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他用这些理由，说服了那些迷惑不解的年轻军人。
4月12日反共政变者蒋介石成为全国乃至世界赫赫有名的新闻人物。他立即赶赴上海西摩路拜见宋美龄，表示爱慕之意。此时的宋美龄也已对蒋倾动芳心，此后，蒋经常赴宋宅与这位宋三小姐谈情说爱，惹得好事记者们也跟踪而至。
第一次下野
南京政府成立后，上海财团又给蒋七百万元贷款。5月1日，蒋下达继续北伐令。分兵三路：
第一路为何应钦，待第二路军在皖省北渡成功后，从镇江渡江，沿大运河直趋鲁南。
第二路为蒋亲领，由白崇禧代行。5月中旬自皖省渡过长江，于江北分三路进军。一路向东协助何应钦；一路向西，另一路向北，策应第三路军，扫荡皖北。
第三路军为李宗仁，率部直指徐州。
当时，蒋介石曾派张群赴扬州见孙传芳，邀孙到南京会谈，提议如孙改挂青天白日旗，即请孙任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兼华北联军总司令；蒋兼华南联军总司令。但孙不识时务，拒绝了蒋的提议，其实孙无非想东山再起，准料想，后竞于天津当寓公，死于仇人之手。
李宗仁手6月2日攻克徐州，继入鲁西南。第二路军5月23日占领扬州，孙传芳总部撤离。6月中旬，三路军会师陇海
阎锡山于此时附义国民革命军，称北方革命军总司令。冯玉祥5月已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东进河南，进占洛阳。奉军6月1日渡河北撤。武汉政府军进驻郑州、开封，准备东征南京。19日，蒋召开徐州会议，冯玉祥和蒋联合，结为金兰。（7月，滇川归附南京）。
蒋介石立即调李宗仁回南京，共商对策。李主张放弃徐州，全力回师；蒋则不肯，硬是叫王天培固守徐州，再调第七军回师防守南京。结果张宗昌迅速反攻，徐州失守。白崇禧、何应钦各路军也退回苏北。
徐州一失，蒋立即决定组织反攻。并放言如攻不下徐州，永远不回南京。结果蒋中了张宗昌和孙传芳的口袋伏兵计，大败而回。8月6日，蒋介石狼狈回到南京。
在蒋介石三路北伐和占领徐州，深入鲁南与鲁西南时，武汉中央也发生了导致国共决裂的马日叛变和“七·一五”事件。
武汉中央于本年4月，改容共为联共，由“国共联席会议”决定大政方针，开始实行土改，揪斗地主，并成立特别法庭，镇压敌对者。这激起了国民革命军中下级军官的强烈怨恨，因为他们家中多有被斗争者。于是长沙驻军团长许克祥于5月21日发动政变，逮捕和枪杀共产党员，摧毁中共机关七十余处。史称马日事变。汪精卫和唐生智当然袒护何键，认为农民运动太过分了，应当抑制。
印度人鲁易，作为第三国际代表于6月1日给汪精卫看了第三国际的密电内容，希望汪站在中共一边。
汪看罢密电中译本后便立刻决定与中共决裂。这个密电的主要内容是没收地主土地；改造国民党中央机构增加工农领袖；武装五万工农军；裁判反共军官等。汪认为这违反了当初三大政策的规定和《孙越宣言》的精神。并嘀嘀咕咕地说：“斯大林的指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孙中山当初确实是反对实行苏维埃制于中国的：平均地权也是采取收买地主余地分给农民，并由农民逐年交付地价的办法。
因此，汪精卫便于7月15日召开中央常务扩大会议，议决反共。16日宣布，也开始屠杀共产党人。并声言：“宁可枉杀一干，不可使一人漏网”。7月27日，鲍罗廷自汉口北上返国。
听到“七·一五”反共政变消息时，蒋正在亲率大军北上反攻徐州的途中。他在28日的日记中写道：
“武汉崩溃，鲍罗廷驱逐，党国基础转危为安”。可知斯大林这次帮了蒋的大忙。否则汪精卫怎么会以后又和蒋合作呢！
汪精卫武汉分共后，又于16日发出讨蒋通电，坚持蒋辞职后方可宁（南京）汉（武汉）合流。同日，唐生智也发出讨蒋通电，并出动军队欲攻占南京。
蒋于徐州惨败归来后，立即招李宗仁自芜湖来南京相见。蒋一见李宗仁就说这一仗没听你的话，吃了大亏。我要辞职了。当李挽留他时，他说武汉方面一定要我下野，“那我下野就是了。”
这是汪精卫逼蒋第一次下野，而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也乐于顺水推舟，希望蒋下野，让他们也“爱一爱国家”。这也是蒋汪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于是，蒋恨透了汪精卫。他说：“余以为对同志应退让，对敌人需坚持，而汪乃异其是，诚非人类也”。
8月11日，蒋又写日记表示要待机而动，以获最后胜利。南京中央执监委员于8月12日召开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何应钦说：“蒋是自己要走的。他走了很好，从此我们也可以爱一爱这个国家。”可见何对他的专断独行也是非常不满的。白则说：“革命是大家的事，蒋走了很好，我们大家联合起来，做革命工作，少了他，我们一样可以做”。
这些话，蒋自然都一一详知，记在了心头。12日，蒋被迫辞职。13日报上发表辞职宣言。
蒋8月12日下野后，又想起他心目中的恋人宋美龄。于是提笔向宋家三小姐写了一封情书，试探她是否仍然爱他，是否还答应婚事。信文摘引如下：
“……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恢绝。……所谓功业宛如幻梦。惟独对女士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如何耳？”
得宋恩准后，蒋决定向她正式求婚。
蒋下台后，并不真想成为山野之人，而是仍紧紧抓住黄埔军官不放；同时，又通过陈氏兄弟（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各地党政干部，为他复职作军事和政治上的准备。
与宋美龄结婚
蒋下台后，孙传芳即部署军事，反攻南京。白崇禧、李宗仁、何应钦则收军江南，防守长江，准备和孙传芳军再次作战。
同时南京派李宗仁为代表，到武汉政府洽谈和好统一之事。但武汉无人，李复追至庐山见武汉政府诸首脑。此时武汉政府首脑正在开会。李宗仁到会后，见唐生智极为嚣张和狂妄，声言李宗仁无权过问武汉进军芜湖之事。李宗仁想起他在困难中的卑躬屈膝，对他现在的狂态十分憎恶，只好要求武汉再派人到南京会谈。
这次会议上，李宗仁看到唐生智并不听汪精卫的劝说，目中无汪。这是因为汪的亲信张发奎第四军已尾追“八·一”起义军南下，唐生智独拥重兵成了武汉的老大，汪自然就无力控制武汉政府了。唐生智也要建立自己的一统江山。
李回南京后，主要考虑如何对付唐生智的问题。也未把汪放在心上了。
从8月25日到31口，李、白、何击溃反攻江南的孙传芳军。唐生智原想待李、白失败后，再攻击孙传芳军，不料孙军完全败北。唐生智也不敢贸然东下了。
于是李宗仁再奔走宁汉合流。这次李宗仁击溃孙传芳反攻军后，自己也深感天下非己莫属。他认为汪是伪君子；蒋太专断，偏私；而胡汉民又太尖刻，均不足以领袖群伦。
最后，宁汉之间达成协议，组织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不设丰席，由五常委轮流任主席。汪仅为特委会委员，并不比别人高，而且还不如李、白一身兼审查委员。汪到宁后，南京贴出了骂汪的标语。如果说李宗仁与此事无关，是谁也不会信的。这是桂系得势后要控制南京特委会，汪精卫当然在南京呆不下去，也不再支持特委会。结果，汪精卫、唐生智、胡汉民均反对南京特委会；蒋介石自然也不赞成，并通过陈氏兄弟的中央俱乐部，动员各地党政干部反对特委会。如此看来，李、白的南京特委会完全孤立，前途自是多荆了。
南京特委会于10月19日，决定讨伐唐生智，以去心头之患。11月11日唐失败下野，逃往日本。特委会暂时维持局面，主持南京政府。这是桂系第一次掌权时期，但好景不长。
在这场你争我夺的权力战中，蒋在老家溪口观阵。9月22日，对于他复起的局势已经形成，不必担忧了。蒋决定东游日本。
他到日本的目的有二：一是了解日本意图；二是追宋美龄。29日抵日本长崎。10月3日即与宋子文乘车到神户有马大旅社，拜访子文之母宋太夫人，向宋美龄求婚。蒋认识宋美龄，是在1922年孙中山大总统府。从那时起就决心向宋美龄求婚，但一直没有机会。这些年来，因戎马倥偬，只能向宋美龄通信交流。陈洁如从此以后，不再是意中人了。
蒋比孙中山幸运，由于他表示信奉基督教，很顺利地通过了太夫人的严关。蒋刚从太夫人房中出来就高兴得连声大喊老板娘，“成功了！成功了！婚约成功了！哦，对了！给你写字吧！来！来！马上替我磨墨。”当天，蒋就把定婚戒指送上宋太夫人。
与美龄定婚后，就与她合影留念，到日本各名胜去旅游。然后去拜访孙中山生前的老朋友和他自己的师友。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拜访了在高田当兵时的长冈师团长和飞松联队长，给长冈写了“不负师教”的条幅，表示尊重师道。
下面的主要任务，就是和天皇的“老大哥”们见面，肯定了1927年春天默契，传闻有密约。蒋还特别提出当他和中共作战时，日本如果中立，东北和长城以北的国土问题则好商量。此后，裕仁天皇又组织星二俱乐部，专门从事同蒋介石的“合作”。
蒋又和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会谈，但会谈结果是失败的，他事后说，田中义一毫无诚意一定要阻止中国革命。因为田中明确表态，要蒋介石不可打过长江。蒋因与天皇有默契，坚持打过长江，但对统一前途，实是忧心忡忡。
蒋最后的结论是：中日无合作之可能；日方妨碍北伐成功，阻止中国统一。因此，他认为此次日本之行是失败了。
11月10日下午1时，蒋回到上海。宋太夫人和宋美龄已于前一月回国，正于上海筹办婚事。11月26报纸上刊载启事，声明与姚怡诚、陈洁如均无婚约；与毛氏离婚，今后断绝一切关系。
12月1日下午3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先于宋宅举行基督教婚仪，由牧师余日章主持。观礼者者只有上海少数近亲。然后又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中国式结婚典礼。证婚人为蔡元培；介绍人为谭延闿、王正廷。这时，蒋四十一岁，宋美龄已三十一岁（她出生于1897年3月5日，光绪二十三年，4月12日）。
蒋以能和宋美龄结婚，视为平生最得意之事，这从他结婚前的感言中，一望可知。他说：
“余今日得与最敬爱之宋美龄女士结婚，实为余有一生以来最快慰之一日”。又云“余确信，今日与宋女士结婚以后，余之革命工作必有进步。余能安心尽革命之责任，即自今日始也。”
接着他又大讲人生哲学：“余平生研究人生哲学和社会问题，深信人生无美满之婚姻，则做人一切皆无意义。社会无安定之家庭，则民族根本无进步。……家庭为社会之基础，欲改造中国之社会，应先改造中国之家庭。”
的确，蒋介石在前半生的个人生活中比一般名人的艳事稍多，他当时也很得意。但那些女性都非名门望族，更无宋美龄之素养、文化和美貌与风仪。蒋介石以一介武夫而得娶宋氏小姐为妻，的确是一门攀高的亲事。宋美龄即使不嫁蒋介石，也是全国第一；而嫁蒋氏之后，并未增色添光，实是一种下嫁。故而蒋介石得娶宋美龄后，真是受宠若惊，高兴之极，难免说出一些过头话或失态之语。
蒋在浙江莫干山的湖光山色中渡过了新婚蜜月。
复职北伐
蒋婚后第三天，就从莫干山赶回上海，在蒋的新居拉都路311号参加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议，把宋美龄放在一边。但宋知其夫在为国操劳，并无怨言。
这次会议10日结束。最后，一致赞同蒋介石复职。汪精卫也投了赞成票。
上海财界，认准了蒋介石。不支持李宗仁，不贷款给南京特委会，因而南京特委会难以维持下去。
冯玉祥因为并不被特委会所重视，也不支持李、白等人，也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1日，冯玉祥以第二集团军总司令身份要求蒋介石复职。12月9日何应钦也通电要求蒋介石复职。13日，蔡元培也发表谈话，欢迎蒋介石复职。17日汪精卫出国，辞去武汉国府主席之职。26日，上海各界举行“促请蒋中正复职大会”；新任第四军军长缪培南也通电拥蒋复职。
28日，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宣告结束。它只存在了百余日。
蒋于1928年1月7日正式复职。2月2日，中国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召开，组织新的政府。谭延闿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任军委主席，兼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又担任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蒋又大权独揽了。同时设广州、武汉、开封、太原四个政治分会，由李济深、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分任主席。
这一次蒋、李斗争中，李宗仁仅执政三个多月就一败涂地了。看来李决不是蒋的对手。这主要是李氏胸怀比蒋还小，不能广揽人才和广纳各派势力。
蒋上台后，第一个任务就是继续北伐。2月13日，重编各军为四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蒋自领；第二集团军仍由冯玉祥任总司令；第三集团军由阎锡山任总司令；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为李宗仁，近一百万人。
4月7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宣言，下达总动员令，开始作战。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上；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第三集团军于山西出发自正太路向东北进军，直指北京；第四集团军之第十二路军（李品仙），由白崇禧率领，也沿京汉线北上，参加北伐和津东滦河之战，歼灭张宗昌、褚玉璞残部。
5月1日，第一集团军贺耀祖第三军团进驻济南。在日首相田中义一导演下，5月3日发生济南惨案，用割鼻、挖眼、削耳等残无人道之兽行，残杀我国外交人员蔡公时等十六人，骇人听闻。被屠杀军民四千七百零四人，死伤平民共一万一千零六十二人。奸污妇女也不可胜数。
张作霖、张学良为济南惨案愤慨万分，愿与蒋和谈，以共同对日，但蒋介石拒绝了。
蒋之勇于内战而怯于外争的方针，自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就已形成了。从此，蒋便以建立自己王朝为压倒一切的核心任务。对内对外，均以此为转移。国土、民命、主权，均在其次。
6月6日至8日，北伐军占领京津。阎锡山任京津卫戌总司令。6月21日，中央政治会议第一五四次会议改北京为北平，与天津同为特别市。蒋偕冯玉祥、李宗仁于7月3日同到北平。
1928年北伐时，蒋已和宋美龄一同行军，两人形影不离。每到一处下榻，宋美龄首先注意的工作是把窗户、桌椅、墙壁等擦得一干二净，房舍之内要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宋才能安心住下。从此以后，宋经常和蒋一同出没于战阵，也成为蒋的最好助手。蒋得宋美龄为内助，的确是最幸运之事。蒋在婚姻生活上，无疑是个幸运者。
7月6日，蒋和李、冯、阎在西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蒋见孙中山灵柩，不觉大恸，遂抚棺痛哭起来，并连这几年“所受的委屈”也尽情哭出。祭后，蒋住含青舍，不忍离去。并告诉宋美龄说，及闻哀乐，见总理遗容，悲怀难抑，泪满、襟怀，想起三年来所“受冤屈怨谤”无人可告，更不知于灵前从何诉起，又泪下如雨。蒋介石哭灵，也是人之常情。蒋对孙中山委以其重任确实满怀感激之情。
哭灵已罢，就开始处理东北张学良改挂青天白口旗和军队编遣问题。为此，蒋、李、冯、阎于北平西山碧云寺召开了善后会议，将决议拟成草稿，交二届五中全会讨论。
7月25日，蒋离开北平返回南京。
南京训政
1928年8月8日，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在南京召开。该会常委会议上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为行政院长。根据孙中山五权宪法，议决实行五院制。在中央常务一七二次会议上，又通过了《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国国民党训政纲领》。
《组织法》规定国府主席为国务会议主席，该会议议决法律、法令、命令之公布与否，立法院只提出法案，无最后决定权。国府主席又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国府主席权力极大，甚至有立法之权。这一规定显然违背了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本意。
《训政纲领》主要规定：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国民大会职权，平常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并训练国民，为实行宪政作准备。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五权由国民政府执行之。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监督国民政府。
蒋于10月10日就国府主席之职，在南京中央党部大礼堂举行就职典礼。同日发表文告，提出保持固有道德，吸收最新文化的政纲。鼍蒋完成北伐后，首先签订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新约。11月3日，美国最早承认国民政府。此后是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等国承认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12月，英、法也相继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12月7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华民国海关新税则》，各国一致接受。惟独日本，既不接受新税则，也不承认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蒋于7月19日令政府出面通告日本，废止1896年之《中国通商行船条约》和1903年之《中日通商行船续约》。而日本田中政府则要蒋承认旧约有效，才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否则，不予承认。11月后，又要蒋承认段祺瑞的“西原借款”，才肯承认中国关税自主权。蒋对此断然拒绝，不承认用来镇压革命和挥霍浪费的“西原借款”；但最后蒋还是拿出五百万元偿还给日本。
直到田中义一下台后，日本才于1929年6月3日和1930年5月分别承认了国民政府和中国关税自主权。
1928年12月29口，张学良经过和日本的激烈斗争，毅然改挂青天白日旗，归附国民政府。名义上中国归于统一。张学良出任国府委员和东北边防司令长官。
国民政府于1928年7月9日颁布裁兵令。7月中旬，蒋于北平草拟成《裁兵意见书》。据蒋估计，当时全国军队约为一百五十万人以上。实际上，当时全国所有军队总数约为二百六十余万人。（《革命文献》，第二十四辑，第24～25页。）
蒋的意见来自上海财团。当时上海财团认为可以负担陆军五十万人军费，每年军费为一亿八千万元。加上空军、海军、要塞、兵工厂和军事学校，月费为六百万元，一年为七千二百万元，共二亿五千万元左右。
军队改为以师为最高单位。每师三旅，每旅三团，每团三营，每营四连。全国分十二个军区，每一军区四、五万人。
1929年1月1日，国军编遣委员会成立。又设立编遣区，负责各地区编遣事宜。规定全国陆军不得超过六十五个师，总兵额又扩人为八十万人。此外有各省保安部队，以每省三千至六千人为限。
全国编遣分三期进行。1928年7月1日开始第一期编遣。至1929年7月完成全部编遣任务，共分三期。
上海财团为减少开支而裁军；蒋为削藩集权而裁军，以加强个人军权，实行绝对的中央集权制。因此，编遣中颇欠公平，蒋的嫡系不遵守编遣原则，编制庞大。因此，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便不服气。北伐完成后，李宗仁出任军事参议院院长；冯玉祥任军政部长，阎锡山任蒙藏委员长，将其兵权夺走。他并且公开讲话，说他要效法日本削藩政策，使大权集中于中央。对此种集权制做法，冯、阎、李等颇为反感，联合起来反对蒋的独裁和裁军。于是发生裁兵之战。从1929年打到1930年，双方损失巨大。
1929年3月19日，桂系李宗仁部夏威等首先通电讨蒋，蒋桂战争爆发。蒋惯于远交近攻和收买手法。战争开始，蒋便以许愿方式，骗得冯玉祥宣言讨桂；又收买桂军李明瑞等师长，迅速击溃桂军。后来蒋以冯未参战为名，不践前约（让给武汉、山东地盘），冯闻息大怒，立即宣布不就行政院之职，并大军西撤，准备和蒋对抗，以据西北。但正在这时，韩复榘、石友三、马鸿逵受蒋介石重金收买，通电叛冯拥蒋。冯闻讯大哭不止。23日蒋对冯玉祥下讨伐令，并通缉冯氏。蒋怕阎、冯联合对他，又赶快委任阎为西北边防司令长官，取代冯玉祥。阎见官眼开，急欲收编冯军，遂将访晋的冯玉祥扣押五台县。
9月19日，张发奎于广东再树反蒋旗帜，通电讨蒋。电文之妙，尤如骆宾王讨武墨檄文，传诵一时。张反蒋后，冯玉祥部下宋哲元等也于10月10日通电讨蒋。蒋、冯之战爆发，冯军节节胜利。28日蒋派何应钦将委阎为陆海空军副司令委任状亲自送到太原。阎于11月初接受任职，更加支持蒋介行，并准备攻击冯军。
蒋亲自赴郾城、白沙等地督师作战。冯军对阎晋不放心，有后顾之忧，作战连连失利。11月17日，冯军退走洛阳。20日退。
此时，广西李宗仁又在冯军失败时，发兵向梧州进击；张发奎向广东东江进击。蒋又于11月29日自汉口回南京，主持两广战事。
但出蒋之意外者，唐生智突然于12月3日在河南通电反蒋。8日，石友三也于浦口反蒋。韩见唐、石反蒋后亦有脱蒋之意。于是蒋又通电讨伐唐、石、韩三人。一时战乱如麻，不可开交。
此时神州大地，反蒋介石者此起彼伏，使蒋难以招架。但蒋收买了阎锡山，于1930年2月初将唐军打败；石友三也转投阎。韩复榘见事不妙，再转向拥蒋。在广东，蒋则以何应钦为行营主任，指挥粤军于1930年1月下旬将张发奎、李宗仁之张桂联军逐出广东。蒋利用远交近攻和收买之术，将各路对手各个击破。
蒋获胜后，趾高气扬，立即召开中常会，开除汪精卫党籍，并下令通缉。17日通电告捷，说是凡是反对他的人，都被他打败了，或者扑灭在际。这与其对日本制造济南惨案时之妥协、软弱态度，恰成鲜明对照。
如果阎锡山、冯玉祥、唐生智、李宗仁开始就联合反蒋、则蒋必败无疑。蒋抓住他们的弱点，尤其对冯、阎，则略施小计，就将二人利用了。而且蒋有上海财团支持，可以用金钱、地位收买对手的部下所以冯、阎、李和汪派张发奎，均不是蒋的对手。
此后，蒋更是威风不可一世，大权独揽，惟我独尊。并开始组织暗杀团，暗杀政敌。1930年暗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王乐平和党员潘行健、康瑞斋。处决中山大学反蒋学生四十二人。其恐怖政治正式开场。
蒋之对外则无条件地给德、英、法、日、瑞典、挪威等国以最惠国待遇。签署对日不追究五一三惨案责任的和约，承认段祺瑞的“西原借款”等等。
由此可见，蒋介石从1928年“五·三”惨案开始，到1930年止，已由原来单纯反苏反共的民族主义者，变成为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封建主义的大独裁者，完全变成为一个新军阀。
接着，蒋发表《告全国军人书》。其中特别指出：“历观叛逆军之末路，即可知反抗党国，以破坏和平统一之政策者，未有不趋于覆灭。”。
阎锡山读以上电文后，才悟到蒋定要一一平伏“不服从者”，下面轮到的，就是他了。因为张学良远在关外，是蒋远交的对象。对此，阎又于2月10日，致电蒋介石，特别向蒋指出，“为今之计，礼让为国，舍此莫由”。并劝蒋和他一同辞职。蒋见阎不示弱，加之两广“未平”，冯军仍在，更怕阎与张学良联合对抗他的中央政府，便电复阎氏，只要阎不和汪精卫（两广）交好，愿让位与阎。并赠阎银洋一千二百万元。
同时又派顾维钧到东北劝张学良助他攻阎，许以平、津之地。阎收蒋之大洋后，又声明拥护中央，但未提拥蒋之事。蒋见此电，非常忿怒，又电东北顾维钧，提高价码，如果张学良肯和他蒋氏合作攻阎，“则北方归张；南方归蒋。所有阎之公私权利，均由张接受”。
蒋认为舍武力之外无法可以达到和平统一的目的。（《国闻周报》，第七卷，第七期：《国内外大事述评》，第1～2页。）阎则致电反驳：“治国之道，重在止戈，不再戡乱。”并说一切取决于中央之外的国民多数。又说止乱之法，是蒋介石辞职。蒋接电大怒，于17日电告全国军人，表示决心“戡乱讨贼”。19日又电复阎锡山，警告阎悬崖勒马。同日，阎电胡汉民、谭延闿，王宠惠三院长，表示反对君主独载，要求实行“民主集中制”。至于党争，当以全国党员投票解决；四个集团军的军权交给党，而不是交给个人。但实力在握，连连取胜的蒋介石，雄心勃勃，大有一口气吞下全中国之心，哪里肯听阎氏的良言相劝；2月21日，指使人暗杀二届中委王乐平，史称“第二个宋教仁案”。同日，汪精卫和上海二届中委发表斥蒋宣言，指责蒋介石和北洋军阀一个样。李宗仁和张发奎再次宣言必须打倒蒋介石，才能统一党国。
2月22日，蒋不愿再和阎论战了，认为是浪费笔墨。要阎、冯一同出洋，不得留于国内。阎于2月23日，又发表对时局主张，要求以全党投票息争。并特别批驳蒋之“不妥协”三字。电云：“不妥协三字，乃对外适用之精神；若在同党宜先整个团结。”阎主张对外应为不妥协；对内要团结一致，以免内战连绵。
至此，阎锡山认清了蒋的意图，于2月26日把囚禁于五台县建安村的冯玉祥释放出来，共商反蒋大计。28日，阎、冯等三十四人在太原召开军事会议，决议对蒋应战，全力出击平汉线。3月8日，冯回陕西。3月14日，第二、三、四集团军共同发表通电，请蒋介石下野。通电列举蒋介石十大罪状，主要是独裁、好战，兼并和对各军极尽挑拨离间之能事。次日，二、三集团军五十七将领推阎为中华民国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20日，阎冯正式迎汪讨蒋。4月1日，阎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之职，冯、李就任副职。组织了五个方面军。另有刘镇华、樊钟秀两个方面军。李宗仁为第一方面军；冯玉祥为第二方面军；阎锡山为第三方面军，石友三为第四方面军；孙殿英为第五方面军。
蒋介石于4月5日正式下达讨伐令，中原大战开始。以平汉、陇海线_为主战场，由冯军任主攻；阎军则于津浦线任主攻，《大公报》（天津），1930年2月26日。直指徐州，再与冯军一起合攻南京。
5月11日，蒋下总攻击令，置重点于陇海线上。但蒋初战失败，于归德集车站险些被俘。6月15日，冯玉祥于陇海线展开全面反攻，追击蒋军。蒋军全线动摇。止在此时，蒋急调平汉线何成浚第三军团发动进攻，又于许昌用飞机炸死樊钟秀。冯玉祥突然受阻，又怕中蒋埋伏，立即放弃追击，向西退却。蒋得以重新部署战事于鲁西南各县。
李宗仁桂军，6月5日占长沙，8日克岳州，直向武汉进军。蒋急命何成浚南返。又调粤军攻李宗仁桂军背后。而冯却不令张维玺部追击何成浚第三军团。结果平汉、陇海线呈相峙状态。7日，桂军退返广西。冯军孤立。
在津浦线上，6月25日晋军克济南。27日继围曲阜。
这时蒋将重点转向津浦线，组织反攻，以贺耀祖为总指挥。贺于8月6日攻占泰安。
阎听说十九路军自津浦北上后，非常惊慌，即请冯玉祥率二、三方面军全力自陇海线东下，攻击徐州，以“同魏救赵”。但冯玉祥却一直不肯发兵，待汪精卫说情后，冯才答应发动总攻击，但已是8月初，晋军已败北于津浦线了。
对柳河、民权等重要地区，冯、阎却用反复无常的石友三防守；而冯玉祥也未能把宋哲元的援军用于民权、柳河地区。使如此，8月6日冯下总攻击令后，蒋也心慌意乱，急忙在徐召开军事会议，准备撤退到安徽蒙城地区。陇海正面也向后退。
这时杨杰和蒋的陆军署署长曹浩森，则劝蒋不要撤退。杨为战争中撤退，容易影响军心；曹曾为冯玉祥当过参谋长，深冯用兵求稳，从不冒险深入，因而力主不撤退；陈调元则自告勇，向石友三部反攻。蒋遂令陈反攻。陈军击败行友三部，蒋战局又转危为安。陇海线战事又呈对峙状态。
津浦线十九路军协助韩复榘等部，于8月15日攻克济南，晋军退回河北，大势已去！
蒋介石这时又大力拉张学良站到他的方面。8月21口，委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仅次于蒋。但张仍未敢贸然行动。9月4日，张氏才准许胡若愚就任蒋所委的青岛市市长，决心助蒋。13日，蒋赠张学良赈款二十万元。18日，张学良发表拥蒋通电，调兵入关，直指阎军背后。
9月24日，阎发电声明退兵。并揭露蒋曾在陇海线战场和后方非军事区投放毒瓦斯。
蒋经过一度紧张作战，于10月25日偕宋美龄回到奉化老家。次日回到溪口，游雪窦寺。并与宋在小桥上合影，浴神林泉，暂息征尘。27日又参加奉化县府为他举行的欢迎盛会。在盛会上，他发表了提倡节俭和决心走自己路的讲话。他说，选定了自己的路以后，就不要理会别人瞧得起或瞧不起，要坚定地走下去。
10月27日，冯、阎军均退回河北和山西境内。阎、冯于太原声明，自11月5日起，取消陆、海、空军司令部。11月14日通电下野。11月30日，阎离晋抵天津；冯玉祥则息影山西汾水之滨。
这次战役，双方死亡约在八万人以上，共伤约三十万人。
蒋方军费开支月为三千万元；冯、阎方月为一千万元。共计二亿一千万元。加上其他各项费用七千万元，共计二亿八千余万元。加上私产损失七千三百万元，总计为三亿五千八百余万元。
围攻红军
蒋于1930年10月打败冯、阎和李宗仁桂军后，便把视线转入各主要红军地区。
同年12月，蒋开始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一次“围剿”。蒋一开始很轻视红军，他在柳河东站对自赣援豫的谭道源（第五十师师长）说：“你马上开回江西去。江西之匪羽翼未成，算是地方事件，请你帮助泳安（鲁涤平字）负责肃清”。（李家自：《反共第一次“围剿”的源头之役》见《文史资料选辑》四十五，第76页）“蒋当时只把江西红军当成地方事件，并未放在心上。1930年12月19日蒋发动了对江西红军的第一次围攻。
从1930年12月到1934年10月，蒋对中央苏区发动了五次“围剿”。前后共用兵力约一百七十余万人。前四次蒋均遭惨败，这是蒋介石所未曾料到的。其原因是红军采用避短扬长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巧妙地打击了敌人。
第五次“围剿”，从1933年10月到1934年10月。这一次“围剿”蒋介石胜利了。但这胜利，不是蒋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取得的；也不是庐山军训团开办的结果。而是第三国际，是斯大林心血来潮，令中央红军打阵地战，御敌于国门之外，不使敌人进入红区。结果，红军被蒋以碉堡合围战术围在垓心。如不突围，就会全军覆没。
斯大林为什么令中国的中央红军打阵地战？这是个历史之迷！因为斯大林在军事上并不外行，何以出此下策？！
这次“围剿”中，因福建发生陈铭枢等反蒋革命，故蒋十分惧怕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便决定迅速予以镇压。1934年1月，十九路军失败。
镇压十九路军时蒋偕宋美龄，亲自赶赴稿建督战，驻在建瓯。1934年元旦，蒋赠美龄一只用腊梅装饰的花篮，颇得美龄欣赏，并称蒋同样具有诗人气质。
“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北伐成功，并未将东北拱手交给日本天皇。且张学良少壮爱国，也不肯受日本人摆布，终于在1928年12月29日，归服国民政府。东北易帜后，日本要求实施密约。蒋遂请日本方面携密约前来谈判。1929年10月，日使带密件来华谈判，蒋命人在列车上将其灌醉，并偷出密约毁掉，日方代表回国后便自杀，而日本天皇亦有口难言。土肥原贤二少将和松井石根中将，曾在“九一八”事变后，对李宗仁谈到蒋“太无信义”，当李问及详情时，二人又守口如瓶。此传闻之事，查无实据，姑妄存之。
日本天皇和军方操纵实权者，当然不会善罢甘休。决定以武力先将中国东三省抢到手中。
天皇裕仁于1931年5月，开始秘密部署军事行动。5日在延吉市租地一块，建造兵营。这时中国国内正值广州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抗衡时期。广州要蒋辞职，蒋则不承认广州政府。日军又于7月25日在沈阳秘密架起两门大炮。8月3日，裕仁召开关东军师团长会议，说明满洲作战问题。此后，裕仁又接见各司令官，暗示此事政府已经批准。但天皇和政府均不直接出面，而由少壮军人出面。9月7日，日军守备队第三大队向沈阳附近集中。8日，日军在沈西建炮台三座。同时，日军纷纷进入兵营，准备作战，并派大批密探，四处刺探军情。
此时蒋介石因有默契在先，并不作军事准备。9月14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到长春检阅第三旅团和第四联队时，大放厥词，声称要为保卫日侨而战。15日，本庄繁又赴四平街、公主岭、范家屯等地兵营进行阅兵视察。
在同一天，日本参谋本部作战部长建川少将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拍了第一封电报，电文称他将于9月18日晚7时5分到达沈阳，与本庄会面，这实际上是让本庄于建川到达前已经胜利完成对沈阳的突袭，然后迎接建川的暗号。接着，日本的外务省的中国科科长又拟好另一封电报，发给板垣征四郎，告诉他，建川系阻止。“沈阳事变而到沈阳的”。俄国科科长乔本，则干脆发第三个给石原的私人电报，明告关东军要于建川到达沈阳前行动：“事机已露，请在建川到达前行动”。但是在旅顺关东军总部的板垣、石原两人对电报的真意一时还猜不透，而本庄又正在奉天视察，两人急得团团转，不知如何是好。板垣的理解是立即占领奉天（沈阳）；石原则认为时间太仓促，不可轻动，应等待东京的进一步指示。最后决定于建川到达沈阳前几小时行动。9月16日，正当板垣、石原在伤脑筋时，本庄自奉天返旅顺，到达辽阳站，在那里和闲院宫元帅的密友铃木老将军见面。当晚，板垣自旅顺匆匆赶到辽阳。铃木和本庄决定9月18晚行动。并由铃木指明，由板垣替本庄，本庄替建川。建川替闲院宫层层分担责任，共同掩盖天皇这个总后台。而具体指挥者，则是板垣征四郎这个关东军总部的参谋。
但板垣仍不放心。他又于9月18日下午5时18分，在本溪站上了建川来沈阳的列车，在车上同建川面谈。在面谈中建川告诉他，要等他“好好地睡一宵再谈这些吧！板垣这才放下心来，决定立即发动对沈阳的突然攻击。攻击前夕，板垣又向本庄司令官打了长途电话，最后定准，可见板垣并无胆量自作主张。
攻击前需要制造借口，于是板垣命日军假扮中国士兵，于9月18日晚10时30分，将沈阳至文官屯铁路炸毁，当作进攻借口。但是10时10分，日军第二师团已分三路由南满路向沈阳发起进攻。10时半，日军炮轰沈阳的中国飞机场和北大营。11时，日军攻进沈阳市中心。
19日清晨6时许，日军侵占沈阳全城。然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贴出布告，说明侵占沈阳的原因是“中国军人炸毁南满铁路”和“袭击日军守备队”。这完全是无中生有，颠倒黑白。当时的日人《盛京时报》则于19日将进开始进攻时间改为晚11时，以掩人耳目。
至11月中旬，日军侵占全部东三省。
蒋介石则对此一贯采取既不戒备，也不抵抗的政策。此前7月12日电张学良谓“此非抵抗之时”。次日，于右任也电张学良，谓“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7月23日，蒋向全国发表《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8月22日，则更说出：“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种意思的公开讲话，在1932年围攻红军时，经常谈到。他说亡于外国尚可有复兴之一日，亡于共产党，就死无葬身之地，因为中共在“摧毁中华民族的文化”，中华民族文化消灭了，便永远无复兴的一天。（《蒋中正言论集》，第四辑第32页。）到9月12日，已临近9月18日，蒋又邀张学良到石家庄火车上相见，进行无第三人在场的密谈，再次叮咛张学良一定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联”。16日，又致电张学良，要他“切勿吾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这种坚决不抵抗的内幕，或是先前的默契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先安内而后攘外”，宁可亡于外国，不可亡于中共的政策。他对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的武力，也是先安内，并未先对帝国丰义者争回国权。他的这种政策，实是曾。国藩的老洋务派的治国政策的继续，引起全国人民反对。本年12月平津等地学生代表到南京请愿，蒋亲自接见学生代表，表示一定抗日。
蒋在1932年6月22日对豫鄂皖湘赣军政干部的一次讲话中，就叫大家学习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精神，从而消灭中共和红军。
从这时起，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政治立场上，已经完全背道而驰了。孙中山为民主主义者，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统治和地主土地制度。而蒋介石，则公开自认为曾国藩的门徒，成为半殖民地的封建统治者和地主集团的代表。蒋就是据此来处理“九·一八”和以后的“华北事变”的。
“九·一八”后，中国政府在9月21日向“国联”提出控诉，并提出派中立国部队进驻东北。日本则坚决反对，要求“国联”派调查团到东北调查，以拖延时间。12月10日“国联”派李顿组织调查团到东北调查。12月11日，若槻内阁辞职，犬养毅组阁。1932年8月30日，李顿提出了四百余页的《报告书》，谴责日本为侵略者。9月15日，日本竟宣布承认伪满洲国。1933年2月17日，“国联”接受李顿报告书，谴责日本侵华。并将此谴责向全世界广播了十个小时。24日，“国联”以42票比零，通过决议，不承认伪满洲国。
“九·一八”后，日本天皇为转移“国联”视线和胁迫各国承认伪满，又于1932年1月发动对上海的侵略。于是爆发“一·二八”上海抗战。
第二次下野
蒋于1930年10月打败冯玉祥、阎锡山后，就飘飘然起来。着手准备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要当大总统了。当时的政界要人吴稚晖、陈立夫、刘健群等，均表示支持。
惟胡汉民带头表示异议，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和制定“新约法”，主张仍然实行训政。并于《中央日报》发表文章，得到大多数政界人物响应。于是胡的提议在中央执行委会上被通过。蒋介石迫于大势，只得附和。但蒋已决意召开国民会议，制定“新约法”，当总统，便想用武力囚禁胡汉民。这在从前，他是不敢这样对待孙中山的同事和民国元老的。
蒋之所以决定囚禁胡汉民，还有其他原因，主要就是胡经常批评蒋介石专断独裁，包揽一切。有一次就当着陈立夫的面批评蒋。类似之事不少。蒋到1931年2月，就对胡已“忍无可忍！了，决心逮捕和囚禁胡汉民。
要囚禁胡汉民，不能派兵闯入胡家，这太有碍观瞻了。于是蒋便写一请柬，请胡于2月28日下午8时到他的住处赴家宴。胡如约前来，一进蒋的家门便被蒋扣起来。其间胡逼着蒋介石来见，蒋无奈，拖延了两三个小时后，终于出来见胡，被胡汉民严词斥责一番。蒋辩论不过，仍强词夺理，说是决不冤枉胡氏，并拍着胸脯说，“如果冤枉了胡先生，就不姓蒋”。然后，躬身告退，并对胡道安。
蒋走后，胡一夜未眠，写好了因病辞职的声明。第二天，蒋按胡择定的地方，将胡送往汤山囚禁。
胡被囚后，两广便掀起轩然大波。4月30日，广东省籍中央监委通电弹劾蒋介石。5月3日，陈济棠等拥护弹劾。23日，有二十人联名通电，要蒋于48小时内辞职。27日，广州组织国民政府，发表讨蒋宣言，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并组建一、四集团军，准备讨蒋。蒋也准备应战。一时战云密布，气氛紧张。
蒋仍召开国民会议。但只是通过了训政临时约法，未敢制定“新约法”。这是因为两广有军事实力，蒋尚不敢太狂！
正当宁穗双方战云密布之际，日寇于9月18日发动了侵华战争，突然攻占了沈阳城。
于是国人均纷纷要求宁穗双方和解，息争对外。陈铭枢、张继、蔡元培仆仆风尘，奔走于宁、穗双方，促进议和。10月13日，蒋被迫释放胡汉民。胡于当日下午午于中山陵向蒋辞行。14日晨，蒋到车站为胡送行。蒋对胡汉民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原谅。”
胡最后给蒋指出，蒋的最大错误，是为个人权力而不是为国为民。
同日，胡又发表一篇宣言，对蒋介石的专制独裁进行了严厉的谴责和抨击。
“顾今日中国政治之现象，一绝对军阀统治之现象也。枪之所在，即权之所寄。政令所由，不在政府，而在于军事委员长。……国计之决，不在于党部，而在于庐山、南昌之会议。……掌兵者威权愈大，言莫予违，由专制而任意杀人。……统一何为之？将统一于军阀，以成其帝皇万世之业耶？……盖惟军阀统治倒，斯内政可以求改造。”（见《三民主义月刊》第二卷，第六期。）
蒋介石在广东省的中央执监委员们的强大压力下，于12月15日辞去国民政府主席。三军总司令、兼行政院长之职（蒋于1930年9月谭延闿死后兼此职）。
林森于1931年12月28日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任副院长。蒋仍保留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职。1932年1月28日，孙科、陈铭枢辞职，汪精卫接任行政院长。此后蒋、汪义开始短暂的合作。这是蒋拉汪反对孙科的粤系势力，包括李宗仁在内。
1932年3月6日，军事委员会恢复，蒋任委员长，拟以陈布雷任军委会秘书长。但因多种原因未能如愿，由李仲公代行。蒋接受杨永泰建议，成立了最初的军委侍从室，规模很小，主要是几个秘书、副官、参谋人员。
1934年5月，陈布雷第三次到南昌，从此以后就一直侍从蒋的身边，成为蒋的文胆和左右手。1936年1月，蒋介石委派陈布雷、钱大钧改组侍从室。钱任第一处主任；陈任第二处主任。第一处设三个组，负责军事、安全、后勤；第二处也是三个组，负责党务、情报、人事、文书之事。以侍二组（一处）、侍四组（二处）为侍从室核心。1940年，增设侍从室第三处，设七、八、几三个组，专门管理全国军事机关干部人事档案和全国荐任干部人员名册。中统情报送侍二处第四组，军统情报送侍一处第二组处理。其他情报由戴送侍二处陈布雷然后会同侍二组研究处理。1938年侍从室于武汉将一切特工情报统归侍六组综理。由唐纵任组长。
1940年，侍从室义成立机要组，专理蒋介石的来往电报。1945年侍从室结束。
特务政治
蒋为镇压人民抗日运动和人民的反抗、不满，于1932年4月1日设立“复兴社”特务机构，蒋自任社长。下设常务干事书记、常务监察，负责日常工作。其下又设组织处、宣传处、训练处、特务处。特务处处长为戴笠。主要吸收对象为黄埔学生。
该社社章和誓言规定，社长蒋介石决定一切，社员对社长绝对服从，凡违反誓言者，要受极刑。这是典型的法西斯特务组织。
在成立复兴社之前，蒋曾于1929年1月成立过“励志社”。社长为蒋介石。社址在南京黄埔路，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内（即原黄埔军校）。蒋原想把励志社办成特务机关，但因人马不备，便放弃了这个想法，使励志社成为内廷供奉的机构，不伦不类。丰要是供宋美龄使用，也为蒋接待外国重要军政人员。
复兴社直接秉承蒋的旨意，进行暗杀、绑架和盯梢等等，以对付那些反对蒋介石的人。有了如此打手队，那里还有人身、言论自由可言。戴笠任特务处长，很快成为蒋的特务总管，在蒋一人之下，而实属万人之上，谁都怕他三分。此“复兴社”具体执行“先安内后攘外”及“安内必先剿匪”的政策。康泽说：这个“复兴社”，“是十分的法西斯鬼魂到中国蒋介石腹中脱胎的产儿”。沈醉说，“戴笠是蒋介石佩在身边的一把犀利的匕首；也是最善于窥伺主子意图，最博得蒋介石欢心一条忠实、凶恶的走狗。”
特务组织和特务，是对付反抗者和民主党派、中共党人的。这是巩固蒋氏独裁制的一种恐怖手段。另外还有一种精神手段，就是“新生活运动”。
“新生活运动”是宣传和推行礼义廉耻的运动。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提出，得到了宋美龄大力协助。其目的是从精神上“教化”全国人民“去人欲，存天理”，规规矩矩地生活、工作，服从他蒋氏王朝的统治，“非礼勿动；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行。”
关于以礼义廉耻挽救人心的观点是蒋在1932年4月19日对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讲话时，正式提出来的，他说：
“现在除了亲爱精诚之外，还应该加上礼义廉耻四个字。大家不要以为这是陈腐的思想，……到今天……我们非拿礼义廉耻加上，不能够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不能够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
1934年5月至6月，蒋又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把八德做为三民主义的政治基础。
9月，又提出诚字，作为个人工作生活的根本原则，从而贯彻礼义廉耻和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1935年5月19日，蒋对昆明学生讲话时，又提出三民主义就是礼义廉耻：“三民主义的基本精神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也就是我近来极力提倡的礼义廉耻四维。”
关于“新生活”运动，蒋是采用“大学”里的“明德新民”的“亲民”二字而成。亲民，又可解为新民。实质上，这个运动是复辟封建礼教的运动，也是提倡忠臣孝子的帝制教育运动。
他在1934年9月11日，在庐山军训团讲话时，就露骨地说，总统和皇帝，名义虽不同，而实质则一：“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乃至于社会主义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在帝制国家里，称为皇帝与天子，民主国家，便称为大总统与主席，名义虽不同，而其为代表国家的首领则一。所以《大学》里的天子，我们可以广义解作国家元首。”
关于“新生活运动”中的卫生项目，无疑是可取和应当肯定的；关于节约、朴素思想的提倡也是必要的。
推行“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是蒋的主观唯心论思想。他认为“天下万事万物，都由诚心所生。”而且“心物一体”；“良知是我们大家所固有的，故不必再另外去探求知”；“一切事物不能离开心意。”这就是说，事物离不开心意，有心意方有事物，事物由心所生。从而便可以推导出意志决定论。国家大政决定于人的意志，“改造”人心的方法，就是恢复礼义廉耻，并造成一个恢复礼义廉耻的运动。即新生活运动。
“华北事变”
蒋虽辞职，但军事实权和政治实权仍然在握。1931年12月15日，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后，即飞赴杭州会晤蒋介石，请示机宜。16日，汪精卫又晤蒋，表示愿与其合作。汪遂于1932年1月28日出任行政院长，孙科辞职。“一·二八”上海抗战歼始时，他通过张静江，抵制十九路军抗战。上海市政府一再妥协，表示答应日方一切要求。而日寇舰队司令官盐泽在28日发了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在上午11时25分退出闸北，让日军“进驻”。但11时10分，日军即向闸北天通庵车站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和上海宪兵第六团开枪射击。上海“一·二八”抗战，终于爆发。次日，军委会恢复，蒋与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任军事委员。2月1日，蒋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对日作战计划。3日，蒋至临时首都洛阳。
战争开始后，十九路军孤军苦战。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国民政府抗战。蒋介石也曾通电表示抗战决心。随后，张治中因党内有人批评中央军要看着十九路军打光，所以按兵不动，便于2月初蒋自洛阳到浦口时，去见蒋介石，提议中央军应参加上海抗战。如无人去，自愿前往。蒋答道：“很好。”随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参加上海保卫战。2月15日，第五军归十九路军蒋光鼐指挥，2月16日接防由，江湾至吴淞一线阵地。同一天，国民政府与军委会通电，准备长期抗战。
“一·二八”抗战至3月2日结束，战斗极为激烈，我方将士拼死抗击，致使日寇三易主帅。但因蒋介石以后不再派军增援十九路军，十九路无可奈何，只得将浏河防军（第五军一部）调出增援，致使浏河防线薄弱，日军于3月1日攻陷浏河，从后面抄袭十九路军。十九路军被迫退出第一道防线，待援。
蒋介石于3月8日出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又兼参谋本部参谋总长，再次总揽军政大权，主持抗战之事，表示“进退去留，惟党国之命是从”。5月5日，蒋接受上海停战协定，上海成为不设防城市。上海抗战后，日本军人奉天皇授意将日内阁犬养毅刺死。原因是犬养毅反对拨发巨款军费和在上海战事中，一直与蒋和谈。
1931年11月日本政府将溥仪自天津挟持到长春。1932年3月9口成立伪满州国。9月15，日本天皇批准承认满州国。
这时，天皇的少壮军人们主张立即侵占我国热河省。并派铃木中佐到北平和蒋介石的前外长黄郛见面。铃木对黄说，裕仁天皇对蒋已忍无可忍，表示要进攻热河省。黄则表示，蒋考虑到政治和舆论，只有应战之外，别无他途。铃木威胁说，日军很快可以占领热河。黄强调，如果日本侵占热河，蒋为面子问题，必须采取不愿采取的全面抗战。铃木又说，日军不怕全面抗战，但希望蒋继续进攻红军，并撤掉张学良。蒋如办到，日本则不进攻长城以南。
黄将此意转达蒋介石后，蒋默然不语，表示默认。
但荒木陆相，却不顾这些许诺。1933年3月3日，热河失陷，张学良于3月12口引咎辞职。日方继续命令日军向长城进攻。3月中旬蒋调其嫡系第十七军开赴长城，参加长城抗战。但战争延续到5月15日，蒋之十七军失败。密云、通州等平津以北、以东地区失陷。敌军飞机于平津上空盘旋。
国际社会也均无强硬表示，只希望双方停战言和。
至此，蒋又屈服，于5月24日致电何应钦，“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但希望协议不要形诸文字。同时仍要守城，徐图转机。又特别指示东北、热河和华北，均不能割让。
日本的和谈条件是国军退出平北、平东各县；日本飞机随时侦察中国军队撤退情况。而谈判地点，却在密云县日军司令部。对此，何均硬着头皮一一答应了。25日何派徐祖诒赴密云。但徐回来后，日军又改第三条为双方派全权代表到唐山开“停战会议”。后改在塘沽。蒋介石直接命熊斌前往。经多次谈判，于5月31日达成协议，由熊斌和日宁冈村宁次签字。主要内容是长城以南，延庆、芦台一线以北，以东地区，为治安区，中国军队必须退出，治安区由中国警察留守。
26日，冯玉祥组织抗日同盟军，通电全国，誓师抗日。继而反对《塘沽协定》；并要求停止“剿共”，共同抗日。蒋介石对此坚决拒绝，并调兵围攻冯玉祥抗日同盟军。8月14日，冯玉祥被迫解散同盟军后，赴泰山闲游。
1933年10月20日，日本政府接受天皇意旨，决定全力南侵，采用边打边谈的策略，“征服中国”。
故塘沽协定后，日本政府仍不满足。日本天皇也不再信守刚刚许给蒋介石不进攻长城的诺言，继续策划华北独立。1934年12月7日，裕仁批准内阁夺取华北的计划，要把南京对华北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于是制造种种事端，迫河北省府迁于保定。并进一步提出中央军退出平津地区；河北省党部、宪兵三团、军分会政训处等也要撤走。
1935年1月，蒋迫于日本侵逼无已，便命陈布雷以徐树铮之子徐道邻的名字写一篇劝诫裕仁天皇的文章《敌手？友乎？》。此笔名一语双关，既嫁祸于徐，又可作为慢慢道说邻国之事的意思，以掩其于幕后。此文发表《外交评论》第三卷第五号上。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要日本明白惟中日两国友善相处才是东亚之福，以便共同反共。至于伪满等事，可暂置不论。此文一发，举国愤慨，但对日本的裕仁天皇和日本政府，却毫无作用。蒋白白地丢了一个求和的面子和自尊心，有损于国格。
1935年6月4日，日本又要求罢免河北省长于学忠，于之五十一军他调。同时对蒋介石进行警告，华北问题不过枝节问题，关键是蒋“是否真正与日亲善，抑阳作亲善，暗仍准备抗日”。这是要蒋介石放弃抗战，投降日本，日本竟想以威胁手段迫蒋投降，也过于异想天开了。此时蒋只是“先安内，”而后对日抗战，故尔一再妥协；并无投降日本之意。
1935年6月6日，日本天皇最后批准了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随时准备作战的战斗命令。6月9日，日方派代表威胁，要中国取消河北省一切党部；五十一军和中央第二十五师他调；禁止排日行为。限午前答复。日方代表酒井临走时，还对北平何应钦说“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本军部决议，万难更改。”这是在向何转达日本军部命令。
蒋对此种盛气凌人和以宗主国态度临下的凶相，完全屈服，于6月10日答应了所有条件。日方代表高桥对此似表满意。但第二天，高桥再到北平居仁堂见何应钦时，又增加了三条：主要是任命省、市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方意见，要以日本人无意见的人物任职。还要立一份《觉书》，由高桥武官和何应钦并列署名。这下把何气坏了，他说日本人实在欺中国太甚！乃勃然大怒，命朱式勤将《觉书》退还高桥。并说，以前各点，均“自动实行”，无须以觉书表示。同时上报蒋介石。蒋来电同意何的处
7月6日，何应钦致信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表示承诺日方所提各种要求。这就是“何梅协议”。
在“何梅协议”之前，察省主席秦德纯和日本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此协定也经蒋介石核视同意。
这个协定共六条。主要是宋哲元二十九军全部撤往河北省；承认日本建立“蒙古国”的工作；察省聘日本人为军事、政治顾问；对日本在该省的军事设施予以协助办理。
在《秦土协定》签订后，《何梅协议》也已答应履行手续时，天皇裕仁非常高兴，禁不住在蒋作宾大使呈递国书时对蒋、汪二人转达“对不住，对蒋、汪二公苦心表示敬佩。”此话本无深意，但蒋听到转达后，却受宠若惊，认为此乃道谦，并深为不能制止非法军人而感愧，遂特写日记以志之。殊不知，此时的裕仁已经决定对华开战。
“何梅协议”后，日本天皇即决定于1937年7月对华开战。事实上，不管蒋如何妥协，只要不投降，就达不到裕仁的要求，因此战端必开。但蒋此时仍对日本天皇大抱幻想，并不断回味裕仁的“对不住”与“敬佩”之类的甜言蜜语。
此后，在裕仁导演下，日本政府又继续向华北自治目标迫进。而蒋介石则出于对裕仁的幻想主动提出了三原则，令驻日大使蒋作宾向日本政府面交。
这个三原则是：要日本废除在华一切不平等条约，包括领事裁判权，租借地、租界在内；双方为维护真正友谊，不得妨害对方统一和治安，不得对对方施之以诽谤和诬蔑，中日邦交应当正常化，一切问题应以和平手段解决，凡外交机关以外分子的行动、压迫手段，应立即停止。
日本方面于10月7日回答中国，也提出三原则（外相广田弘毅转达）：中国必须放弃以夷制夷政策；中日“满”三国保持圆满关系，并把和“满州国”接近之华北纳入满州国的势力范围；中日共同防赤，于中国北部边境共同对苏协防。
这个三原则，是日外相与陆相、海相商定的，对国内保密。
蒋知道此三原则时，仍在四川峨嵋山主持军训团。正为军训团讲心理建设问题和发表《经济建设运动之要义及实施》文章。得知三原则后，即电告汪精卫（行政院长）表示只要华北停止军事行动，事事均可商量。10月21日，蒋作宾向日政府转达中国的回答。其主要意思是：中国无以夷制夷政策或意思，尤无排日意思；中国虽不与满洲国交往，但承认现状，保证关内外一切畅通无阻；只要日本遵行中国所提三原则，对中国北边境防赤问题，可以协商有效办法。
这一切，当然都是秘密进行的，外界毫无所知。
1935年11月4日，蒋进行币制改革，政府宣布白银国有化和不许使用银币，而代之以法币。
币制改革的起因，是美国1934年实行“购银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这个改革由英国提供一千万英镑为准备金，法币与英镑的比率为一元等于一先令二便士半。中国法币比伦敦汇率贬值百分之四十。这样便遏止住了中国白银外流。
日本一开始就坚决反对中国币制改革，他们认为货币统一加强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更加集中与统一，可以加强中国国势，故而坚决反对，并诬蔑币制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要求日军部采取断然措施。
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大会上，蒋订党员守则十二项：
“忠勇为爱固之本。孝顺为齐家之本。仁爱为接物之本。信义为立业之本。和平为处世之本。礼节为治事之本。服从为负责之本。勤俭为服务之本。整洁为强身之本。助人为快乐之本。学问为济世之本。有恒为成功之本。”
这十二项，是建没性的重要原则。对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起积极作用。
11月24日“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次日，日本又在天津制造种种事端。同时对宋哲元施加压力，要求实行“华北自治”。11月30日，宋哲元致电蒋介石，表示华北可以考虑自治问题。12月7日，因上月南京中央会议间突然发生汪精卫被刺事件。（此案实系反蒋派要刺杀蒋而未成，才转而杀汪。当时不知为什么原因，蒋在照像时未出外合照，躲过这场刺杀。案发时，张学良当场将凶手捉住。）蒋兼任行政院长，蒋又被推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副主席（主席为胡汉民）、中央政治委员会副主席。从此，蒋在党内地位义开始上升。
针对宋哲元电告，蒋于12日召开中央政治会议，就华北问题提出建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建议，但要该委员会绝对避免自治与独立状态。
18日，冀察政务委员会于北平成立。委员十七人，委员长为宋哲元。其中有七个亲日派委员。
政委会不是伪满，也不是自治，因而日本不满意。1936年2月26日，日本军人发生政变，杀死藏相、内大臣和陆军教育总监。29日，叛乱平定，冈田内阁辞职，外相广田于3月9日组阁。于是日政府又增派六千余入侵驻天津；派三千人登陆秦皇岛。同时策划华北脱离南京。文武并进，侵华步伐又加快了。
1936年9月23日，日本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七项要求，主要是要蒋承认华北五省自治（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中央只保持名义上的宗主权；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对日本货物采取优惠待遇；修改反目教科书；“中日经济提携”；共同防共等等。
蒋对此坚决予以拒绝，并要求废止上海和塘沾协定，取消伪冀东政府。日本大使川越茂则断然予以拒绝，谓中国不得提出以上条件。蒋也开始气愤起来，他于9月24日在日记中说：“是可忍孰不可忍”！并同时也已认识到，日寇必然对我开战。他说：“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蒋已经开始感觉到对日终不免一战。但蒋仍是顾虑重重，决心难下。
蒋于10月8日，又应川越茂之请求，和川越茂谈判。
西安事变
蒋介石一边对日本天皇求和，步步于华北退让；一边又对同是炎黄子孙的中央红军，进行全力围攻，百折不挠。这是典型的对外妥协、对内镇压的曾国藩老洋务派的国策。
中央红军于1934年10月16日突围西上，开始了万里长征。蒋于1934年10月至1936年12月，对中央红军和二、四方面军，以及到达陕北后的红军进行了追击、堵截和围攻。共用军队三十五万人左右。中央红军则从十万人减少到七千人左右。加上各方面军和徐海东红二十五军、陕北刘志丹部红十五军团，1936年陕北红军总共三万五千人左右。
1935年，红军北上途中，第三国际草拟发表了中共“八一宣言”，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主张。自遵义会议（1935年1月）后，中共就开始向蒋介石转达信息，希望团结抗日，表示红军可以接受改编。第一次由覃振转达蒋介石；第二次由胡宗南转达；第三次，中央红军已到陕北，由邵力子转达。毛泽东甚至表示如能团结抗日，自己可以出国考察。但蒋介石均不答应，一定要消灭红军。
1935年9月1日，周恩来通过陈立夫，再次对蒋提出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要求。蒋仍未答应。可见蒋是铁了心要消灭中共。而当时中共也未想到联蒋抗日的可能。
自1935年10月至1936年12月，蒋介石又对陕甘宁红军进行了三次围攻。在第三次围攻中，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1936年广东发生“六·一”事变，广西李宗仁联合陈济棠，共同反蒋。但由于蒋以重金收买陈的部下黄光锐，黄叛陈投蒋，率飞机四十九架归附南京。两广失败。蒋于是全力“剿共”。
张学良在1935年9月问，仍然相信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政策，对他的部下和士兵大讲完成“剿共”任务后，再北上抗日。但同年11月下旬，张学良的牛元锋一〇九师于直罗店被红军全部歼灭，牛被击毙。此事对正在南京开会的张氏刺激很大。而蒋又不允他重建番号，使其消灭一个师，就少一个师，更促使张学良开始怀疑蒋的“先安内”政策。他认为蒋的“安内”中也包含着要借“剿共”而消灭或削弱他东北军的意思。于是他开始想到拥蒋联共抗日问题。
自从驻扎到陕西后，张学良的机要秘书苗剑秋，主张联共抗日，对他不断施加影响。还有应德田，作为张学良的亲信人物，也积极主张联共抗日。这些影响，对张学良开始发生了作用。
张自南京开完会后，又到上海一行，见到老友杜重远，杜义对张宣传抗日救国为第一要务的道理，张也受到影响。
张学良自上海回陕西后，在甘泉战役被俘的东北军团长高福源也于10月被放回东北军。因高是张的爱将，张学良于洛川接见了高福源，看了高交上的中共信件。张看信后，决定和中共代表见面，并立即写了回信，与中共相约在洛川会见。
1936年2月25日，中共代表李克农到达洛川。张学良于3月3日到洛川见李克农。此次会谈中，主要解决了双方立即秘密停战，和东北军对红军的弹药被服的援助，以及西安至肤施的公路安全问题。但在统一战线中，张学良坚持包括蒋介石；李克农则认为不可。张坚持己见，并表示要亲自见周恩来。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肤施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堂，举行了会谈。张学良首先说明他拥护蒋介石实行法西斯主义是错误的。但他拥护三民主义的抗日统一战线，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他认为统一战线应当包括蒋介石。周恩来则用1935年以来，中共屡次争取蒋介石停战言和，共同抗日，均被拒绝的事实，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说，争取到蒋介石当然很好，但是蒋介石是难以争取的：“蒋介石目下正像满清的西太后一样：‘宁给外人，不给家奴’……共产党在过去也不是不愿意争取这个集团的力量参加抗日，是考虑到可能性不大。只有用群众的力量粉碎这个反动集团，对抗口救国才有利。”（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北京版，第56页。）
张学良则坚持认为，蒋对日本也很仇恨，因为日本总给他难堪。蒋所以要先消灭共产党，然后再抗战，是因为共产党的口号总是要打倒他，他不放心。
张的后半段话也不准确，因为中共自1935年1月后就一再表示和他和好，而是蒋氏坚决不干。“宁赠友邦，不与家奴”。周恩来的这个分析是完全正确的。
周恩来听张蜕完后，对中共的反蒋口号问题，表示可以考虑改变，进行让步。但又说，让步也不要忘记斗争。两人遂达成协议。
此后，东北军和红军关系进一步密切起来，还经常互相交流情况。
周、张会谈后，中基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5月5日（1936年），中共又向南京呼吁国共合作抗日。蒋自然又是坚决拒绝。
6月，张学良创办王曲军官训练团。9月，又成立抗日同志会，张学良为会长，开始在私下批驳蒋介石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同时成立学兵队，其中有许多中共党员。
张学良劝蒋抗日的决心，此时已坚不可摧；等待时机一到，张就努力实践自己的主张。
同年10月22日，蒋到西安后，先游华山，两天后才向张宣布计划。张乘此机会恳切劝蒋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说这是东北军绝大多数将士的一致要求。杨虎城也从旁帮腔，说就目前实际情况，难于再继续“剿共”。
蒋听后，怒气冲冲，当场斥责张、杨动摇军心；并声言自己前去解决士气问题。蒋于10月26日到王曲军训团讲话，欲说服军官服从他的意态。他所讲的，又是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一套，这些话，对流亡关内的军官们简直是无法接受，至于他对中共的指责、攻击，大家当然也是声声难于入耳，毫无作用。事后苗剑秋就对蒋的讲话进行了批驳。但这事被特务知道了，报告了西北“剿总”参谋长晏道刚。晏要张学良交出苗。张则口言毙苗，却暗中将苗放走。苗到日本躲避了三个月。
西安蒋、张争论后，蒋即于29日返洛阳过生日。南京10月“31日举行蒋的五十寿辰典礼，全国军民则献礼祝寿。蒋于当天发表《报国与思亲》讲话，以孤臣孽子自任，大力宣传“励精知耻，刻苦自强”；并再次强调以“八德”为立国精神，号召国人“以孤寡再造衰宗之志，戮力报国”。生日过后，蒋再飞太原见阎锡山，令阎协助“剿共”。11月19日，蒋又飞抵济南见韩复榘。22日，蒋命上海警察局逮捕七君子，镇压抗日运动。
这时，蒋介石对张学良的认识还很肤浅，只是认为张对“剿共”不坚决，作事不知分段落，并说“可叹”！但万未想到张学良会逮捕他。
这时期，西北军也受东北军影响，对红军转入休战状态。
针对这种情况，蒋决心亲自驻在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11月28日（1936年），蒋又到绥远见傅作义，安抚之后叫他也协助“剿共”。
自10月下旬蒋、张西安见面后，张学良便开始在人事上进行更动，准备兵谏。他调孙铭九任特务团长；调进步军官任师长。
12月2日，张再到洛阳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对此当然无法听进去。蒋也听到特务们对西安情况的报告，知道东北军和红军间的停战、互助、友好情况。但蒋一直过于自信，他认为东北军出于痛心国难，有些过激越轨行为，有情可原，他深信如果由他“剀切诰谕，亦必能统一军心，使知国家利害之所在。”怀着这种自信心，蒋于12月4日由洛阳飞抵西安，驻西安东郊临潼县骊山下华清池。
与此同时，蒋将其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也降落西安机场；蒋之军政大员陈诚、蒋鼎文、万耀煌等，也均齐集西安。蒋以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胡宗南第一军，则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又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向陕西推进。蒋的本意是威逼张、杨进攻红军，如张、杨不从，则迫令离陕，予以监视。
张、杨对此阵势则认为蒋氏意在围歼东北、西北军。这时蒋对张、杨明言相告，如不“剿共”，就调杨虎城十七路军到安徽；调东北军到福建，将陕西让给中央军。
这对张、杨是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调走，也将被分割、缴械；“剿共”则军心不稳，也是凶多吉少；如能争取抗战，则既有收复故土之望，亦可保持本军存在。想到此处张学良便调东北军各军军长到西安，会商对策，双方均调兵遣将，气氛异常紧张。
到12月7日，张学良对蒋又进行了最后一次谏诤，词语沉痛恳切，态度激昂慷慨。他向蒋指出，惟有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唯一正道、并表明，自己有为蒋领导抗日而牺牲一切的决心。
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去，便冷笑道：“不要再讲了！我听不下去！”。至此唯一道路，就是逼蒋抗日了。这就是“兵谏”。这一天，张学良开始考虑兵谏的问题。
到12月9日，西安学生举行了“一二·九”运动周年纪念，要求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并向华清池行进，要向蒋直接请愿。蒋得知此事后，立即命令在华清池的张学良：“学生如不听话，可以用武力制止”。这个命令，是蒋又一次血腥镇压爱国学生的杀机，为张学良所亲自听到和受命，对张的震动极大。他不得不迎头赶向前来的学生们沉痛陈词，阻止学生到华清池。但学生们万没想到这位蒋委员长，竟下了杀戮的死命令，不听张的劝阻：最后急得张学良，不得不对学生们慨陈决心：
“请你们相信我张学良，我和你们是一样的心情，你们的要求，就是我的要求，也许我的要求比你们更迫切。你们的意见，我一定给你们转达到。你们请回去，我保证一星期之内，达到你们的要求。”学生们这才返回。
第二天（12月10日），张学良对其心腹幕僚表示了兵谏的想法。他说：“我尽了最大的努力，他坚持错误到底，非强制不能扭转”。并明确说要把蒋“抓起来！逼他抗日”。当时有人提醒他，即使蒋答应抗日，以后也不利啊！张则说只要抗日，就有办法，不必想那么多。其实，现在已经箭在弦上，不能不发，至于个人后果，张尚未料到是终身监禁，杨也未料到定遭杀身之祸。
杨虎城这时也已同意张学良的兵谏决定。
为实行兵谏，张学良把亲信旅长唐君尧于11日自平凉调入西安，令其率孙铭九特务团具体执行华清池捉蒋任务。当晚，唐到家里对妻子撒了一个大谎，说师长今晚打牌输急了，不许任何人回家，要打一夜的牌，叫家里放心。
杨虎城则负责城内任务和扣押各大员。张的卫队在灞桥接应。11日晚11时，张学良于金家巷一号楼会客室宣布捉蒋计划。并以杨虎城的新城大楼为兵谏总指挥部。12日凌晨2时，开始兵谏行动。5时蒋正穿睡衣作床上运动，闻枪声后，便想由后门逃走。因后门锁着，只好翻墙而过，正好坠入墙外深坑中，摔坏腰椎，疼痛难行，便由蒋孝镇背着，迅速向东，爬山而上，经半小时登上顶峰。当确知为东北军的行动时，蒋便下山回华清池。行至山腰处，不料又陷入一个洞穴，穴可容身，蒋就趁势躺下，暂定惊魂。
当队伍找到蒋镇孝时，始知蒋在此山腰处。孙铭九便派人搜寻。当找到这个洞时，有个士兵要向洞中开枪，班长陈思孝马上制止。此时蒋怕开枪，乃高声说：“我就是蒋委员长”。还说，“如你们把我当俘虏，可把我枪杀，但不得稍加侮辱。”陈即大声报告孙铭九“蒋委员长在这儿啊！”
这时蒋穿一件古铜色绸袍和白色睡裤，脸色苍白冻得索索发抖，从山洞里钻出来。这时，孙对蒋执礼甚恭，请其下山。一会儿唐君尧来到，特向蒋敬礼，说明兵谏目的，劝蒋不必难过，到西安商谈抗日大计。蒋就问唐：“你是谁？”唐立即回答。蒋一面听，一面沉思。随后由唐挽扶着，怕蒋看见卫兵尸体，自华清池墙外下山，到华清池大门口，唐即陪蒋上车返回西安，送蒋到新城大楼。一路上唐向蒋不断解释兵谏目的。蒋则静默不语。
蒋的随员：蒋鼎文、朱绍良、陈诚、陈调元、蒋作宾、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也被扣于西安招待所。钱大钧也自华清池押送西京招待所。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被处决；邵元冲因于城内住处跳墙逃跑被当场打死；刚到西安的蒋百里，也被一起扣起来。
捉蒋以后，张、杨立即以“八大”主张通电全国和向中共中央电告兵谏之事。
八大主张的丰要内容是：停止内战，改组南京政府，一致抗日；释放政治犯和七君子；保障集会、结社、言论自由；实行孙中山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蒋住入新城大楼后，拒绝与张学良谈话，态度倔犟，甚至于捂着耳朵，不听张说话。张则说此举为抗日救国不应拒绝交谈，就是敌人，也有谈判余地啊。蒋则生气地说，“敌人尚有何话可说，我决不向叛逆屈服。”
张学良听见蒋骂他为叛逆，非常恼火，就说他的主张代表人民的意见，“今发动此举，当交人民公断。”如果国民赞同我的主张，就证明我代表了人民公意，那么就“请委员长退休，由我来干；如舆论不赞同，则我应认错，请委员长再来收拾。”总之，张要蒋认真考虑，不必生气和性急。
蒋听张要交“人民公断”，更为恼怒，立即质问张学良，你要民众赞同你，那是妄想！你叛逆也能“称革命乎”？接着又进一步威胁张学良，要他反省，并说“今日以后，茫茫大地，何处是尔容身之所？尔真生无立足之处，死无葬之地矣！”
张学良更年轻气盛，一听此言，顿然改色：“你还如此倔犟！”蒋马上反问张学良：什么叫倔犟？你小子知道什么！我代表四万万人民的品格和中华民族的正气；正气怎么叫倔犟呢。你如有勇气，就立时将我枪毙好了！
张听此言后，略加思考即对蒋说，你真地没有考虑余地？那我就走了。蒋则紧接着说：走你的罢！
这场争吵暂时结束。
12月12日这一天，杨虎城的部下孙蔚如曾向杨建议逮捕张学良，释放蒋介石。但杨虎城极重信义，坚决不背叛张学良，对孙的建议予以婉拒。这天晚上，杨虎城的参谋长李兴中又接到一封匿名信，说是有人要营救蒋介石。张知道后，便决定将蒋移驻高桂滋公馆，脱离开西北军。但蒋介石却以为真地要枪毙他了，抵死不搬，并用被蒙上头，对刘多荃、孙铭九等说，“我是兼行政院长，……这是公家的地方，让我死在这里吧！我绝不到别的地方去！”。
14日端纳见蒋，说明详情，又呈上宋美龄的信后，蒋才心中有底，才同意搬家。
宋的信，主要是暗示蒋同意团结抗日，以早离险境为要。蒋从中知道张学良、杨虎城确无相害之意！便放下心来，但并未悟美龄真意。
西安事变后，苏联站在反对张学良、杨虎城的立场，骂张学良为叛逆，《真理报》说张投机，假借反日为名，促成中国分裂。《消息报》说张学良破坏反日力量的团结。奇怪的是苏联和日本裕仁完全站在了同一立场。日本政府说什么国民政府如果在抗日容共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坚决反对！
蒋当时并未抗战，而是正在积极“剿共”，苏联对此，不是不知，何言扣蒋则破坏抗日团结呢？如从而逼蒋抗日，不是更有利吗？如果不是此后团结抗日，红军在陕北的力量将处于危险之中。
何应钦闻蒋被扣后，于16日发兵进攻陕西，同时派飞机轰炸西安。这时端纳已由西安返京，宋美龄又请端纳返回西安，劝蒋下手令给何应钦，停止轰炸西安三天。蒋写了手令，由蒋鼎文送往南京。18日晨停止轰炸。
中共中央得知蒋被捉后，从情感上实有杀蒋之心，但考虑到斯大林14日告联蒋抗日意见和国内现实情况，于次日派周恩来到西安帮助张学良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张学良一直是拥蒋抗日，当然不同意杀蒋；西北军和东北军之激烈分子则多主张杀蒋。杨虎城虽也同意了放蒋原则，但心中始终疑虑重重！放蒋原则于12月18日正式确定下来。
宋子文和端纳于20日到达西安后，张学良即向宋子文正式表明：只要蒋答应八大主张，东北军、西北军和中共三方一致同意放蒋回南京。
宋子文见蒋，交上宋美龄的第二封信，信中言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将看罢信文，不觉潸然泪下，甚是伤感。接着蒋就装模作样地写遗书给宋美龄和蒋经国，托宋子文代交。
当谈到八大主张时，蒋仍坚决拒绝，并要南京进兵陕西，救他出险。宋子文无奈又于21日返回南京搬兵。蒋在宋告别时，告诉宋，如五日内进攻西安，他的生命尚有希望，并叫宋美龄切不要来西安（反语，真意是要宋美龄来）。
次日，宋美龄兄妹、端纳和戴笠等一同来到西安。蒋看见宋美龄，就哭将起来！又说今天看圣经时有“将令女子护卫男子”的语句，你今天真地就来了！
宋美龄当面告诉蒋，以先脱身回南京为第一要务，回南京后，再言其他。蒋这才领悟了宋美龄第一封信的天机，于是答应以口头允诺方式，实行张、杨八大主张的精神。最后又将八条归结为六条，内容和八大主张大致相同，惟增加了肃清亲日派，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等条款，作为谈判基础。
宋子文兄妹代表蒋介石进行了谈判。对谈判条件大体都予以通过，其中有改编红军以及东北军、西北军、红军的军饷数目规定。红军军饷每月为五十万元。
最后归纳为六项和五项两文件。由蒋口头应允。五条件中有对参与西安事变人员“一概不究”字样；还有红军改编，由张学良负责的规定。张因此更大胆放心地送蒋回南京了。
24日达成协议。同日周恩来见蒋介石。周第一句话是：“蒋先生，十年不见了。”蒋则十分尴尬，寒暄而已。
25日下午4时，张学良送蒋启程回南京。26日中午12时回到达南京。
蒋一到南京，除了停止“剿共”，联合抗日等条件未推翻外，对“概不追究”一条完全推翻。马上扣押张学良，继而将张审判，先判十年徒刑，蒋再请求赦免，交军委会监禁终生。对杨虎城，也先予以免职、后则监禁，最后于1949年9月刺杀，连妻儿也未放过，观此，亦知蒋氏无信义，胸襟偏狭之至。
1937年1月，蒋介石停止“剿共”。并开始谈判国共合作和红军改编问题。1月31日，蒋指示红军每月军费为二、三十万元。番号仍旧。到2月8日，蒋又指出，如要统一军队，中共不能再宣传共产主义，而要共同实现三民主义。对西安绥靖公署主任顾祝同又特别指示，仍以《孙越宣言》为根据，强调中国不适合实现共产主义，而应实现三民主义。中共表示如政府坚持原谈判条件，则中共停止武装暴动；改苏维埃为中华民国政府特区；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受中央领导；停止没收地主土地。
但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通过《根绝赤祸案》，其内容重点为：根绝赤化宣传；根绝阶级斗争。同时认为红军要向中央投诚，而不是统一改编。
蒋对中共的态度，根本上仍未改变，只是策略问题。他在2月5日的日记中就说：“对内避免内战。然一遇内乱，则不放弃戡乱安内之责任。”3月6日，蒋又对日使川越茂说：“我国对共产党政策并未有何变更。此点可于前次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案证明之”。
基于此种思想，蒋是坚持禁止中共宣传共产主义的，并制定多种“限制异党活动”的文件，更对中共发动多次武装进攻。故抗战胜利之后，蒋介石再次发动内战，便是必然的了。
因此，西安事变后，蒋介石只是将“先安内而后攘外”改为斩停“安内”之策了。
但蒋的抗战决心，则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才最后坚定下来。
以后，蒋介石对这个策略的转变，深感遗憾。他认为西安事变是一大挫折。他说：“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多一个月）可竟全功者，几全毁于一旦。”
战前的建设
蒋于战前，以所发行公债十九种作为建设资金，完成了交通、通讯等方面若干建设。
铁路：一为修建新路；二为旧路整修。自1935年开工修路，先后修通粤汉路南段；浙赣路接通粤汉和沪杭路；陇海路延长至宝鸡；陇海台赵支线与津浦台枣支线接通；山西修筑同蒲路和榆次至太谷铁路段；江苏修筑苏州至嘉兴铁路段，接通了京沪和沪杭两线；安徽省建淮南铁路；浦口轮渡1933年9月完成。
公路：1931年11月开始督修全国各处公路，连通了苏浙赣皖鄂湘豫七省。
水运：战前全国轮船为一千二百九十四艘。1935年底增至三千九百五十九艘。
航空：上海、南京、汉口最早设机场。1928年7月开京沪航段。1929年5月1日成立中国航空公司。中美共营滇沪、京平、汉广三航线。美方提供飞行技术人员，中方给报酬，提供设备。1931年成立欧亚航空公司，与德国合办。中国经营沪川、沪平、沪粤线；欧亚经营沪兰、平粤、兰包线。中航又代营渝昆、广河（广州至河内）二线。欧亚航空公司又代营滇陕线。中航十七架飞机；欧亚七架，其中四架又系租用飞机。
通讯；开始统一邮资；增设邮局；开辟邮路；举办小包邮件；试办存证信函；代购书刊；设邮政储金汇业局；办储金所，储户有二十四万人，扩充汇总业务；创办邮政代办所汇票；开办航空汇票，电报汇票；创办简易人寿保险。1935年下半年，反有一万户参加保险。
增设有线电报、无线电报、市区电话、长途电话等。到1935年设有电报所、局一千三百四十六所。1936年全国无线电台有五十八处，电机一百二十九座。国际上，则有中美电台、中法电台、中英电台、国际支台。
无线电广播电台方面，1928年在南京设立中央台。
电力：1927年以前全国发电七十七万二千度。1935年增至一百五十六万八千七百三十七千度。全国电业四百五十六家。中外合资者，只占十家。民营四百四十六家、公营二十三家。但中外合资二家发电量却占全电量之47%。
水利：当时由全国经济委员会兼领水利。设有导淮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分管全国各处水利事业。
农业：1929开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以县为基层推广单位，并成立农校、建立农业银行、农业仓库，实行垦荒、灌溉。实际效果如何呢？就中央农业实验所发表的数字看，也有一定增长：1931年，稻产量为861585千担，到1935年，则为960793千担。略有增长。小麦，1931年为295779千担，到1935年，则为4226052千担，增长较多。但此表很不精确。
工业：现代工厂数目，各种统计均不一致。大体上，抗战前我国工业很微弱，总厂数约在三千家至四千家之间。工人约六七十万人。
其制造业产值自1931年至1936年间，也略有增加。1931年总产值为7857244千元。至1936年又上升为10091166千元。而其中现代工厂产值却远比手工业产值为小。1931年工厂产值为2117849千元；手工业则为5793395千元。到1936年工厂值为2719982千元；手工业产值为7371184千元。工厂产值也有增加。
教育：1927年10月，成立中华民国大学院。国民政府公布《大学区组织条例》，划分若干大学区，各大学区设大学一所，但只实行一年（仿法国）就停止了。1928年11月，又恢复原来体制。1929年又公布《大学组织法》。1931年又公布《专科学校规程》。改专门学校为专科学校。人学分国立、省立、市立、私立四种。大学分文、理、法、教、农、工、商、医各学院。三学院以上者称大学，否则称学院。一般入学为四年制。大学中附设研究院和专修科。大学有校长、院长、系主任。教师分为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四级。
高校1928年有四十九所。1937年又增为六十七所。专科学校由二十四所增为七十七所。师范学院有十五所。
到1947年，全国高校共一百三十所。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