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05章 共和国拒绝阴谋
饶漱石曾是刘少奇的老部下，高岗与周恩来的交情也不错。
为什么高、饶将攻击矛头对准刘少奇与周恩来？在拨弄是非的阴谋家面前，毛泽东采取了怎样的态度？
●1.饶漱石搅得毛泽东紧张起来
高岗、饶漱石，两个本不十分相及的名字，却因他们的一次阴谋活动，被历史锁在了一起。
高岗，1927年参与创建陕北革命根据地。1936年至1945年历任中共陕北省委书记、陕甘宁边区党委书记兼陕甘宁保安司令部司令员、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
党的七届一中全会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在东北工作，继林彪之后担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并任东北人民政府主席、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等职务，可以说是东北的头一号人物。熟悉他的人因其脸上有浅白麻点，身材高大，常呼他“高大麻子”，但一般人见其浓眉高鼻，梳着大背头，戴副近视眼镜，一口抑扬顿挫的陕北腔，很有些威风，都尊称他“高主席”。
全国解放后，他又担任了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仍在东北，主管东北的工作。
饶漱石是1925年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曾去英、法、苏留学，回国后任北满共青团省委书记，代理中共东北地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抗日战争时期，曾先后担任东南局副书记、华中局书记、新四军政委等职。全国解放后，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央委员。可以说是“华东一只鼎”，是江南一带的显赫人物。
从他们的履历来看，并无长期共事的基础，解放后担任领导的位置，也是一个东北，一个华东，碰面的机会也不多。是什么事情使两个人的命运连在了一起？
最令人不解的是，饶漱石本该对刘少奇很熟悉，皖南事变后，是刘少奇受党的委托，帮助重建新四军军部，这期间，饶与刘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而在抗美援朝期间，周恩来与高岗打交道也不少，彼此间并无远恨近仇，可为何高、饶二人要结成联盟打倒刘少奇与周恩来呢？
事情只能从高、饶二人调进北京后说起。
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在1952年7月以后，中央决定将各中央局和大区的一些主要负责人调进北京。于是，邓小平、高岗、饶漱石、邓子恢和习仲勋，陆续从西南局、东北局、华东局、中南局和西北局来京担任了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
高岗兼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担任中央组织部长。应当说，当时中央对高、饶是器重的，特别是高岗，他担任的国家计委亦有“经济内阁”之称。对于这五位进京的领导人，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一马”自然是指高岗。
可是权欲极强的高、饶二人对这种安排并不满足。特别是高岗，对其职位处在刘少奇、周恩来之下，一直耿耿于怀。
高、饶从并不熟悉，到一拍即合，沆瀣一气，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俩不管在何处任职都有独霸一方、闹独立性的毛病。
高岗调入东北工作期间，经常以忽“左”忽右的机会主义，不顾中央制定的方针路线，搞自己的一套。对毛泽东身边的几大书记并不放在眼里。只要听到刘少奇、周恩来或是任弼时等人出了一点什么差错，几天里他都会挂在嘴上，置党的纪律于不顾，逢人便说，以此为快。一边贬别人，一边吹自己。他甚至背着中央向个别外国领导人谈论党内问题，把党内机密扩散到国外。拉山头，搞宗派，以我划线，是他的拿手好戏。他明令禁止任何人向中央“揭东北的短”，要把整个东北搞成“高岗王国”。
饶漱石从1943年1953在华东工作的10年间，他在党内曾多次施展阴谋手段，进行个人夺权。特别是1943年，他为了夺取新四军的领导权，以突然袭击的方式，策动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进行批判斗争，制造了惊动党中央的“黄花塘事件”。弄得一个生性活跃的陈毅独居斗室，鬼都不上门。陈毅忍无可忍，对着饶漱石的污蔑，替告说：“你这次向我发难，是你权力欲、名利欲、迫害欲的大爆发。常言道，小庶大痴，小隙沉舟，你若一意孤行，必有翻船落水之日！”后来毛泽东为陈毅撑了腰，中央决定“饶为书记及政委，陈为军长及副书记”了结此事。但当时陈毅对饶漱石说的那几句话，倒是不幸言中。1949年，饶漱石独揽华东大权，华东也成了他的独立王国。
饶漱石是1952年2月由毛泽东批准来北京养病的。一进北京，他就称病在家。那段时间，毛泽东在万寿路的新六所暂住。
一天，他起床后，正好保健医生王鹤滨在身旁，忙着给他做些常规检查。正要离开时，毛泽东喊住王医生“王医生，你代表我去看看饶漱石同志，他刚从华东来北京，身体不太好，看看他需要什么治疗，帮助他安排一下。”
王鹤滨答应后，叫了车，从毛泽东住处开出去。
烧漱石进京后，被临时安排在颐和园内靠北侧的一所院子住下来。这个院落建筑在人造山上，独门独户，面积不大，有北房和东厢房。但院内浦是花草树木，一派田园景色。幽静别致。门径直通昆明湖，确是调养生息的好地方。
王鹤滨刚踏进门坎，听见动静的饶夫人闻声出来，将王迎进客厅。王医生说明来意，饶夫人立即将他引至北房。饶漱石已经站在房内门口，并伸出手。饶漱石个子不高，人较胖，脸盘也大，看上去略带愁容。王医生将毛主席要他来的用意向饶漱石面陈。饶漱石请他坐在一张靠背椅子上，自己在小桌的另一边坐下。年轻的夫人端上一杯热茶，放在王医生面前。
“王秘书，请你转告毛主席，我身体没有什么不好，不需要药物治疗，也不需要住院。”饶漱石说完，端起茶杯喝水。脸上仍然淡摸，淡漠中透出一丝焦虑；说着话，轻轻咳了几下。
夫人在一旁敲起边鼓：“他老说没病。其实他患肾虚、肾衰，你看我们一直没有孩子。”
饶漱石不爱听夫人这话，更显得心情不佳。王医生一下就明白了夫人的意思，并尽医生的职责，询间道：“要不要请专家会诊，看看？”
“不用了，多少年了，治了几次也不管用，算啦。”饶漱石两手握着茶杯，像是体会着杯壁的温度，又像是想着别的事情。
王鹤滨坐了一会儿就告辞了。
第二天下午，毛泽东还在睡觉时，王医生就在新六所大门口附近溜达，看林业技师正在嫁接树木，想等主席起床后进屋再检查一次身体，顺便把昨天去饶漱石那里的情况说一声。“王秘书！”听见有人喊，他回头去看，却是饶漱石夫妇正从毛泽东的办公楼里走出来，老远地打着招呼。王鹤滨便走过去。奇怪的是，饶漱石与昨天已是判若两人，不仅一扫病容，脸上还挂着笑，说话声音也高出一倍“王秘书，这可好了，我算是向毛主席把话讲清楚了。”
他这一清楚，反而把王医生搞糊涂了。这是怎么回子事？他向毛主席说清楚了什么？王医生理解不了他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只是站在他面前拐愣地听着。
“快走吧，向主席说透就行了，走吧！”夫人在一旁拉着饶漱石的胳膊，催他快走。饶漱石似乎兴奋未消，还回过头向王医生点头，然后一道向停放在门口的汽车走去。
汽车开走了。王鹤滨还站在原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这时，江青从毛泽东的房间里急匆匆地奔出来，神情颇为紧张。一见王鹤截，便冲到他面前，间道“王秘书，烧漱石是怎么回事？他把主席搞得好紧张哟，我在旁边听着也紧张死了！”
“我，我还搞不清楚。”他本来就不清楚饶漱石夫妇话的意思，现在再加江育的追间，更是糊涂加糊涂，只好说“昨天，主席叫我去看看饶漱石。主席说他身体不好，如需要治疗的话，就帮助他，组织专家会诊，给他看看病，或住院治疗。主席是关心他，是什么事情弄成这个样子，我不清楚。”
“哦。”江青听完王鹤滨的话，好像全明白了，神态马上平静下来，又急匆匆返回主席办公楼。
王鹤滨一直闷在鼓里。
直到高、饶反党事件揭露之后，王鹤滨才明白一点。建国之初，各大军区的司令员都成了该地区的军政委员会主席，但惟一例外的是华东区。其原因主要是饶漱石故伎重演，他向毛泽东报告说干部群众不支持陈毅而支持他当第一把手。当毛泽东把他调到北京时，他大概是认为撤了他的职。他来北京后，未敢向毛泽东说明。当毛泽东派王鹤滨去看他之后，他才放下了疑虑的重负。他限毛泽东谈话之后，发现毛泽东并无怀疑，好像对他很信任。所以他又壮起了胆。开始与商岗结盟，欲夺更高的权力。
●2.高、饶将目光瞄准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位置
由于高岗和饶漱石在东北和华东还是做出一定成就，毛泽东对他们的印象也不坏，认为他们进京可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
奉调入京的高、饶失去了旧日的小天地，很不自在。他们对人说：“这是调虎离山。”周恩来加强对财政的控制，听取陈云、薄一波的意见，实行了新税制，并把地方政府的税收权收回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计划委员会也由周恩来的政务院直接领导。这些变动对高岗影响很大。高今后必须征得中央的批准，才能进行任何一项重要工程。周恩来还主张把东北和上海企业的利润用于开发内地不发达地区。高岗虽为计委主席，也要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副总理兼财政委员会副主任邓小平的制约。周恩来告诉高岗，一切指令须得到中央的批准才能发出。高听了，激动得像刚喝过酒，脸上的麻坑都挣红了；“哪个中央？哪个中央？我不是中央政府的副主席吗？”高又说，党从来就是由两个党合并而成的。
有过毛泽东的游击队党和刘少奇的以北方城市为基础的地下党。
现在需要有新人和新思想了，你们的那一套已经过时，应该“休息”了。
进京不久，高岗就把刘少奇在工作中的一些缺点错误搜集起来，加以传播，并夸大其词说刘少奇自七大以来犯了一系列的错误。
三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期结束后，为寻找一条适应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之路，党中央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在战略思想转轨间题上，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集中反映在对几个重大间题的不同看法上。
第一个分歧是由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向中央作的《把老区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引起的。报告认为，由于农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互助组发生了涣散，它不是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而是向着富农的方向发展。为此他们主张要把互助组提高一步组成合作社。刘少奇、薄一波、刘澜涛等对此持不同意见，刘少奇在多次讲话中认为目前农村的条件不能搞社会主义，农业社会主义化要依靠工业，以为目前组织合作社可以改造中国的农业，使个体的小农经济走上社会主义农业，那是空想。
7月3日刘少奇将山西省委的报告印发给党内负责同志和马列学院的学员，并加了批语，语言激烈地指出了党内有一部分人害怕资本主义发展，企图用平均主义去战胜资本主义的错误。事后，毛泽东明确表示支持山西省委的意见，并专门找了刘少奇、薄一波等谈话，指出他们的观点是右倾。同时指示陈伯达召集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起草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再一个大的分歧是国民经济恢复以后，是否应继续执行新民主主义政策。刘少奇等认为目前国民经济虽然恢复，但旧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根本状况并无大的变化，当前伤害私人工业家和个体小生产者的积极性，就是妨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左”倾。
为此，刘少奇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主张坚决反对，并作了极严厉的批评，认为这是“右倾”。
还有一个就是对“新税制”的看法。
所谓“新税制”，是1952年底周恩来批准颁发执行的（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和《商品流通税制试行办法》。
这些通告和办法根据三反五反以后公私关系紧张、市场萧条现象和中共中央关于第二次调整工商业的指示，取消了对国营企业与合作社在加工、调拨、代购、代销或包销的课税方面的优惠条件，实行公私一律的平等竞争。
这些措施一度引起物价波动，也引起毛泽东的关注。
高岗首先发难，把薄一波的政策比作布哈林的和平改造。
1953年1月15日，毛泽东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写了一封信，表示了对新税制的不满。信中说：“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达通知，匆卒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周恩来收到信件后，连夜给毛泽东写回信，谈了处理办法。
可见周恩来把毛泽东这封信的分量是看得很重的。
毛泽东看了地方上报来的一些材料，进一步认为新税制在组织上是政府工作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分散主义错误，在政治上是脱离党的总路线的“资本主义倾向”。
毛泽东的批评是严厉的，他直接点了薄一波的名，而且提得很高：“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资本主义发展。”但他不愿把这件事推到高岗含蓄地提到的极端，所以在会议结束时下了结论：“新税制的错误跟张子善的问题不同，是思想问题，是离开了党的总路线的问题。要在党内开展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毛泽东讲话之后，与批评上述经济政策和思想观点有关的刘少奇、周恩来都在会上做了不同程度的检讨。
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提议并由中央决定，加强对中央人民政府财经部门的领导，撤销了政务院党组干事会（即总党组），规定政府各部门的党组直接受党中央领导，政府工作中一切重要的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事项均须事先请示中央，经中央讨论决定、批准后才能执行。随后中央在组织上又作了调整，明确分工：国家计划工作，由高岗负责。财经工作，仍由陈云、薄一波、邓子恢等负责；外交工作还是周恩来；下属的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姗料工业部、建筑工业部、地质部、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都划归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高岗领导；所属的劳动部，也划归计委委员饶漱石领导。
这下高岗神气起来了，他拍拍饶漱石的肩膀：“怎么样，看见没有？现在可不是三大战役的时期了，刘、周二位也该坐坐冷板凳了，他们已经失去了毛主席的信任。”
饶漱石不是做事莽撞之人，本来也没把高岗放在眼里。他只有看准了才肯下赌。如今高岗可了得？再也不是东北一隅的那个喜欢汽车喜欢女人的高麻子了！眼看着他要取代刘少奇，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而自己，脚下已经铺起了通向总理宝座的红地毯。于是，他那肥硕的身躯开始向高岗低头哈腰，工作之外的来往也频萦起来。而高岗看到饶漱石手里掌握着人事大权，也想倚重他，去扩大自己的势力。于是他便提醒饶漱石：“你别以为你跟刘少奇的关系好，你的副手安子文比你与刘的关系更亲密！”
这一点正好击中饶漱石的要害。像当年挤走陈毅一样，饶漱石最不希望身边有“钉子”。他显然感到自己没有完全控制自己的新职务。于是两人开始在一条阴谋之河上同舟共济。
1953年5月，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捷沃西安来北京，与高岗谈判有关鞍炯工程建设。当时担任翻译的李越然还记得，在一次交谈时，高岗小声地问：“你说中国要不要消灭资本主义？”
捷沃西安不知话里有话，毫不迟疑地回答：“当然要消灭！”
“我就是这个意见……高岗说完，脸色阴沉下来，似有一肚子委屈：”我的意见在我们党内却得不到支持。”
捷沃西安的蓝眼珠一瞪：“是吧？是怎么一回事？”
于是高岗吐出“苦水”：“请你回去报告苏共中央。就说在我们的中央有人反对我。”
薄一波在（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谈到，高岗在当时东北铁路系统的苏联总顺伺科瓦启夫面前造谣中伤说，中国觉内有一个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亲美派”。科瓦赓夫随即写信告诉了斯大林。于是高岗到处散布说，斯大林不喜欢刘少奇，也不重视周恩来，最赏识的是他高岗。
所以，1960年7月，周恩来曾讲过：“斯大林总是用那种传统的做法，特别赏识高岗，不是把我们党的领导看成一个整体来做工作，而是把高岗特殊化。”
据叶子龙回忆，毛泽东在1953年3月去苏联驻华大使馆吊唁斯大林，在返回的路上，车子行至长安街府右街口时，毛泽东突然说他不想再任国家主席了，想尽早从这个位子上退下来。这个话后来也传到高岗耳朵里，加上中央可能还有人事变动，这更助长了他的野心。
●3.高岗闹腾得周恩来无法做会议总结
1953年6月至8月，中央召开全国财政经济工作会议。会议重点是批判修正新税制工作中的间题。新税制出台是比较草率了些，为了赶在元旦前公布，没有来得及征求地方财政、税务部门的意见，也没有同地方党政领导打招呼，甚至到新税制公布，都没有向主席汇报，听取指导，所以才使毛泽东“看报始知”，并很生气地批评了薄一波和财政部副部长戎子和。高岗抓住这个机会，借题发挥，制造紧张空气，把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和周恩来。他硬说财政工作中的错误是路线错误，财政部是独立王国“有财无政”，财政部长薄一波是“财霸”，断章取义地引用刘少奇曾经讲过的一些话，进行攻击和煽动，指桑骂槐，影射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和周恩来。
在会外，高岗更是活跃异常，到处散布流言蜚语，指名道姓攻击刘少奇、周恩来。他把刘少奇1945年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讲话，1947年同安子文等人的讲话，1951年对山西省委《把老区互助组组织提高一步》的批语，都抄成档案，作为炮弹，攻击刘少奇犯有对资产阶级、富农投降的原则性错误。他制造谣言，说中央有宗派，诬蔑刘少奇有“圈圈”，周恩来有“摊摊”。并把薄一波、安子文划人刘少奇的所谓“圈圈”内。当时中共中央正酝酿召开党的八大，并具体考虑是否增设党中央副主席和总书记，政府体制是否采用苏联部长会议体制。毛泽东还曾提出中央分成一线、二线的主张。为此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安子文私拟过一个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本来这个名单是高岗和安子文议论过的，但高岗说他不知道，只知道名单里有薄一波，没有重要军事领导人林彪，并说这个名单出自刘少奇。
周恩来的确宽宏大量。他并不理会高岗散布的种种流言，在会议内外继续做他认为必须做的工作。
晚上11点，他将在北京的刘海粟约到中南海，谈起美术界的团结间题。当时社会上有些传闻，说刘海粟与徐悲鸿如何如何“水火不容”。周恩来规劝刘海粟不要听信那些不负责任的传言“刘老，你和悲鸿都是从反封建斗争中过来的，为美术事业冒过风险，过去也有较深的友谊。”
“是啊，”刘海粟饮着茶，仰脸回想着。“他怎么现在脾气变得这样大……”
周恩来隔着茶几，坐在另一边，诚恳地说：“悲鸿近年来患病，住院很久，感情容易冲动，你要谅解他。”
刘海粟是个开通的人，一经点拨，他十分动情：“总理，你放心，悲鸿的性格与性情，我是了解的。今后，只要我们彼此多体谅，谣传就会不攻自破。”
周恩来很高兴：“你们两位团结一致，我们美术教育工作就好办多了，人才也会不断培养出来。”
凌晨1点多，周恩来送走了刘海粟，回屋后又接着批阅文件。
他多么希望高岗与他，也能像刘、徐一样化解“误会”呵。
他依然诚心诚意，尊敬地对待高岗。6月23日，他看到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几个问题的意见》的修改稿，马上给毛泽东写信，并转高岗。他在信中既肯定了报告稿的长处，又诚恳地指出不足，特别是对过渡时期的基本任务的阐述，周恩来认为，孤立地提“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不如原稿中“在今后一个长时期内，党的基本任务就是：稳步地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有步骤地促进农业的集体化，使我们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同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不断地扩大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以实现我国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个提法更完整准确。
他在信中写道：“我这样的看法和改法，不知是否妥当，请主席和高岗同志予以酌定。如果可用的话，由报告稿十八页末段第一句也须修改，并且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从革命胜利后开始的，不是今年开始的。还有，第八页第一行，在水力电站和造船工业等建设句，应改为水力资源、电气化和造船工业等建设，以免误会为‘水力电站’。”
然而，高、饶并不领情，高无“高风”，饶不“饶人”，继续在阴谋的斜坡上滑行。
本来主持财经会议的是周恩来，让高岗和饶漱石在下面一搅和，气氛变得不正常起来。当他讲话时，下面有人不是交头接耳，就是发出哄声。到会议总结的那天，他拿着讲稿，刚要走上台发言，从座席里就发出嗡嗡营营的声音。他开始没有理会，径直往台上走，起哄的声音反而大了起来。周恩来说：“你们这样，我没有办法做结论。”
“没有办法做就不要勉强嘛。”高岗不软不硬。“财政经济都搞成这个样子，难道还总结经验不成。”
并不怎么好笑的话，被捧场的饶漱石和另一些不明真相的干部挑得乱笑一阵。
应该说到场的大部分干部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只是他们不知道幕后的一切。他们有的睁大眼睛仔细捕捉每一句话，有的在全神贯注地记笔记。讲到最后，周恩来脸色严肃，取下眼镜，放慢音调，一字一顿地说：“有些发展不尽妥当。”高岗没有抬脸，用红蓝铅笔在本子上使劲笃着，又用力将本子合上，发出些许不和谐音。
在此期间，正遇上朝鲜战争停战谈判。虽然周恩来将军事工作交给了彭德怀，但是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事，还得他出马。当时坐在谈判桌前的是南日和柴成文，幕后是李克农和乔冠华。在什么问题上据理力争，在什么间题上可以妥协让步，都是按周恩来的指示进行的。他仍时常与第一线通电话，了解最新情况，作出最新决策。那时的线路不好，又没增音设备，听起来比蚊子声还小。周恩来扯破嗓子喊，每次打完电话都累得一身汗。正是三伏天，服务员在门外听到没有总理的声音了，急忙进来送茶水，递条热毛巾。周恩来擦把脸就觉得舒服许多。财经会议的事还在他脑子里转。间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经济间题》刚翻译出来，他让秘书们和他一起学，并给自己唯一封了个“官”，就是西花厅的学习小组长。当时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没翻译出来，他得知其中有章节专门论及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的问题，嘱咐齐燕铭尽快组织人翻译出来，他要和办公室的人一道学习。
●4.毛泽东让周恩来“搬兵”
财经会议上，作为中财委副主任兼财政部长的薄一波是受批评的主要对象，也是高岗阴谋推翻刘少奇而搞的“批薄射刘”的靶子。近40年后，薄一波将其内情如实地写了出来，使得后人有机会了解它。研究它，找寻它所蕴含的历史经验。
当他接到毛泽东1月15日的信时，当时的心情已半是沉重，半是茫然。信是批评刚出台半个月的新税制，而且词锋甚严，显然事出有因。他很注意信中两句话：“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已预感到事情有些严重了。
6月13日财经会议正式开始，薄一波宣读了财政方面的文件，并做了简要的解释。讨论和批评新税制，实际上成了会议的中心问题。头一个月大家在发言中多是就税制的业务问题发表意见，讨论比较正常。在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鼓动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责难。当时会议每天进行的情况，都由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就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出公开检讨，好让大家把话摆到桌面上来说。周恩来从毛泽东住处回到西花厅，第二天（7月12日）夜写给薄一波一封信，将毛泽东的意图传达得十分清楚。信上说：
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从思想、政策、组织和作风上说明问题，并把问题提出来，以便公开讨论。此点望你在发言中加以注意。
薄一波仔细地看了信，对周恩来所提到的每一点，特别是传达毛泽东的意见，都在脑海认真过了一遍，开始准备检讨提纲。
7月13日下午，在扩大的第15次领导小组会议上，薄一波按照信的要求作了第一次检讨。按照常规，一般的讨论研究，会议都是平静如水，而听说有人要检讨，会议顿时紧张起来。知道原委的没什么，不知原委的自然吃惊，无端的猜测，别有用心的攻击都会接理而来。一时间，薄一波也就成为“桌面上斗争”的集中目标。从7月14日起到7月25日之间，连续开了八次会，对他进行批评，颇有些急风骤雨。7月25日，具体负责新税制的吴波给周恩来递条子要求发言，说修正税制从开始到出台，都是他一手办的，主要错误在他，薄一波同志只负点头的责任和领导的责任。他作了检讨，但仍坚持说：“我们犯了错误，不管受什么处分，我说，还是多收了税，我们认为确实是为国家多收了税。”
薄一波很敬佩吴波在那样大的压力下仍按事实说话，更不愿让他分担贵任，所以心中更加不安。周恩来看看会议快结束，当众宣布：“27日，也就是后天，薄一波同志要作第二次检讨。”
薄一波一愣，因为他仍沉浸在吴波所说的话中，对第二次检讨还没想好。他只好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几个字：“第二次检讨发言，我正在准备中，星期一恐怕准备不好，特别关于财经政策方针检讨的部分，有些材料还须搜集对照一下。”
周恩来看了一下条子，当即宣布：“好吧，那就改在8月1日吧。”
8月1日，薄一波又作了第二次检讨。
在两次检讨中，薄一波可谓搜肠刮肚，努力从思想深处去挖掘自己的错误，在会上也是认真、诚恳、虚心。可是令他不解的是，还是过不了关。本来，这次长达两个月之久的会议，是要讨论毛主席提出的总路线和五年计划、财政问题、民族资产阶级问题，可是现在，这些预定的目标一个也没有讨论，成了个检讨会。他大惑大解：会议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几个月后。真相大白了。原来是高岗、饶漱石在会上申联造成的。据陶铸后来揭发，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就请他到家里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他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抓住薄一波不放，也是事出有因。有几件事高岗记恨在心。一件事是“东北一党员信”。这封信是原鞍山市委书记和原东北局党校教育处长在马列学院学习期间写的，通过薄一波于1952年1月27日转给了毛主席。信中揭绍了高岗及东北个别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的间题。在转信时，薄一波特地给毛泽东写了几句话：“这封检举信是叙述东北三个阶段的贪污浪费情况，写信的人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衷心爱护党的；而对贪污腐化则表示愤慨。”毛泽东把这封信批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传阅。这件事让高岗大为不满，认为是故意给他抹黑。再一件事是“鞍钢检查组”向题。鞍钢无缝钢管厂发生了八号高炉铜管瓦斯部分爆炸事故，死11人，伤15人。1952年8月，由中监委和中财委联合组织了一个检查组去调查此事。调查组认为这是鞍俐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不仅造成了事故，还推迟了建设进度。高岗对此事更是咬牙切齿，从此认定薄一波就是专挑东北的毛病，与他高岗过不去。所以这次好不容易抓住机会，必令置之死地而后快。
当然“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要批薄拱刘，拱倒刘少奇，再推倒周恩来……
由于高、饶的干扰，财经会议后期已走偏了方向，与毛泽东的原意也大相径庭。一个会开两个月还不解决间题，毛泽东已经有些不耐烦了。他要周恩来快做结论，早点结束会议。但是会上批评薄一波的调子一直居高不下。薄一波也已渐渐明白，醉翁之意不在酒，他检讨得再好也过不了关。为了不使事态扩大到中央领导核心，他决定来个“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当时会上要他作第三次检讨，他一口拒绝。周恩来将薄一波的态度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想了想，说：薄一波同志可以不检讨了。
正如前一节所说，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确实很难作结论。
他是会议的主持者，话说轻了，会上已是那种气氛，不大好通过，且有开脱、庇护之嫌；话说重了，就会为高、饶利用。周恩来请示毛泽东。
毛泽东好像局外人一样，指头轻轻一点：“结论做不下来，可以搬兵嘛！”
周恩来是个一点就通的人，领会了毛泽东的意图：“你是说把陈云、小平同志请回来，让他们参加会议？”
“对嘛，有些话通过他们来说，比你效果要好。”
陈云、邓小平都因身体不好，在外地休养。陈云在北戴河，一些同志去看望他，已经谈到财经会议的一些情况。他就明确表示：不能把薄一波同志几年来在中财委工作中的成绩抹煞了，我反对两条路线斗争的提法。8月6日，他在第29次扩大的领导小组会议上，批评了薄一波的错误，同时又强调一点：“同志们在会议上提出中财委内部是否有两条路线的间题。我以为在工作中间个别不同的意见是不会没有的，在一起做了四年工作，如果说没有一点不同的意见，当然不行；这些意见，也不能说他的都是错误的，我的都是对的，也不能说他的都是对的，我的都是错的。总的说起来，我在今天这样的会议上不能说中财委有两条路线。”
会场里很静。
在高、饶问题尚未揭喀，会议批评的调子降不下来的形势下，陈云的话声音不重，却如同沉闷多时的阴雨天一声霹雳，下起了雨，温度降了下来。
邓小平回京后，也在一次会议上发了言。他的话与陈云的话起着同等的作用。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他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这些话一下扭转了会议的气氛。
8月9日，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周恩来的结论讲话稿，毛泽东专门通知薄一波一定要参加。毛泽东的出席，使得会议有了主心骨。会上毛泽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也问到薄一波：“你有什么话要说？”
薄一波喃喃：“我有错误，但有些具体事情还说不清楚。”
还没等毛泽东说话，高岗猛地站起来，指着薄一波大声说“你说不清楚，是你根本不想说清楚！你这是什么态度？”
毛泽东起先扬了扬手：“高岗同志，你为什么不准上书的人写信给中央（指东北一党员信）？东北各省出了错误，你东北局还不是要进行批评、检查！”
高岗并不怎么理会毛泽东的话，目光仍盯着薄一波，那气势是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主席，薄一波的错误性质和我们东北不一样……”
毛泽东顷刻间变了脸，目光十分严厉：“你不要为自己辩解！”
高岗这才住了口，回头看看自己的位子，不情愿地坐下来。
后来薄一波回想起毛泽东当时说的话，觉得他对高、饶在财经会议上的表演，可能已有某些察觉了。
当天晚上，周恩来的总结报告稿送到了毛泽东的案上。人夜，毛泽东燃起一支烟，喝下一杯茶，开始在总结稿上修改。他把凡是说薄一波犯了“带路线性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地方都删掉了“带路线性”四个字，并注明：所有这些错误，还未构成一个系统，所以还不应该说成是路线错误。
在报告中讲到薄一波犯错误的地方，毛泽东又加了许多话应该指出，薄一波同志过去对敌斗争是勇敢的，在各个时期中（当他正确地执行党的路线的时候，他的工作是有相当）成绩的。（现在的问题是）薄一波同志能不能虚心（接受各同志的正确批评而坚决）。改正自己的错误。（我们希望他虚心接受同志们的正确批评，坚决改正错误，以便在党的领导下继续）做有益于党和人民的工作。（括号内为毛泽东所加）当后来薄一波看到这些修改时，心潮涌动。
8月11日晚，在怀仁堂，由陈云主持，周恩来拿着毛泽东修改过的总结报告，向与会人员讲了话。
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即5月12日，毛泽东来到了怀仁堂，他向出席、列席会议的全体人员作了一次重要讲话。当他谈到资产阶级用“精神的糖衣炮弹打中了一个靶子——薄一波，还有吴波等人”时，毛泽东话锋一转，在大庭广众中做起了自我批评：
“在批判薄一波的错误中间，周、陈都说要负责任，我说我也要负责任，各有各的账。我的错误在于：
（1）抓得少，抓得迟，这是第一条，也是主要的一条。过去忙于土改、抗美援朝，三反后应抓财经，抓了一些，但没有钻。我对财经工作生疏，是吃老资格的饭，过去一凭老资格，二凭过去的革命工作较丰富的经验，现在是建设时期，缺乏知识，未钻进去，要亡羊补牢。
（2）统的死，我也有份。我说过要统收统支，对统收我抓了，统支我没有抓紧，不注意。这一次会议提醒了我，要统一集中，但分级管理也是很必要的。
（3）预算问题。去年11月搞起，经过1月财经会议，中央也讨论了。预算中16万亿是虚假数字，我现在才知道。利润打的太多，支出的太多了。我虽然说了三道防线——增产、节约、发行，但错误是报纸上公布的早了，应该慢慢来（苏联今年预算现在才公布），我也有急躁冒进。
（4）查田定产，我支持过。到武汉、南京后，听到对此问题有反映，我说做个五年计划吧。回到北京，邓子恢同志看我口气松了，说查田定产否定了土改成果，根本行不通。我说，听你的吧。
（5）扫盲，我开始是支持过，后来不行了，接受了大家的意见，修改了原来的意见。
（6）失业人员登记，是我的意见，失业的160万人，加上半失业的人数很多。原因是我接到800封信都是这个问题，劳动部当时又说这样做没有问题，有些失业救济经费还花不出去。我让恩来同志召集了会议，宜布了劳动就业办法，给地方上增加了麻烦。但也给失业者些希望。……我是中央主席，都有我的份。这些错误，中央政治局正在逐步的纠正中。”
本来，薄一波对领袖的“误会”，心中多少还有些怨气，此时身为中央主席的毛泽东都做了自我批评，自己还能说什么？
周恩来对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自我解剖，也觉宽慰了许多。也许后来一段时间，他敢于反冒进，与此时的感受不无关系……
又过了两天。
薄一波找陈云谈话，表示了自己的三点意见：一是承认工作中确实有错误；二是请示撤销中财委副主任和财政部长的职务三是请中央考虑他的工作间题，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都服从中央的决定，请把这个意思报告周总理，转报毛主席和党中央。
三天以后，中央政治局就做出决定，由邓小平兼任中财委第一副主任，由薄一波协助邓小平领导铁道部、交通部、邮电部的工作。当时薄一波仍兼任编制委员会主任、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公安部劳改委员会主任职务。他觉得，工作性质已有了变化，不适合再担任这些职务，遂请求全部予以免除。
敏感的毛泽东感觉到薄一波心里有气，于8月22日找他谈话。在此之前，他想离开中央到下面去工作。他曾把这个想法报告过陈云、邓小平，也报告过周恩来、刘少奇。他们都异口同声说：你直接去同毛主席谈。看来，除了毛泽东，谁也难以给薄一波安排工作。现在，他就坐在毛泽东的客厅里，几句话一说，薄一波顿时心情开朗。听得出，毛泽东对薄一波的误会尚无谅解之意，但语气已经平和：
“这次会议，原意是要引导大家讨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但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意图进行。”毛泽东喝着茶，也劝薄一波喝一点，“一波同志，你这个人是努力做工作的，但近半年来工作上出了问题，你是有责任的。这次大家对你批评这么多，你一定不满，心想为什么把问题都推到我身上？不要不满意！好好想想，就可以想通的。听说你要求下去，想到哪里去？”
薄一波早就想好了：“包钢是156项工程之一，正在建设，想到那里从头摸一个大企业。”
毛泽东否定得很干脆：“不行，中央还需要你工作。”
薄一波道出心中的苦衷：“我现在有点抬不起头来。在中央不好干工作了。”
毛泽东也是发自内心：“不要再这样讲了，你还要在中央做工作。”
薄一波是个直性子人，既然主席这样讲，他很痛快地说“好，我不再要求下去了。”
“这样就好嘛。我劝你找找邓子恢、谭震林等同志谈一谈，你今后还要在中央工作，还要和大家共事。”
“以后我找他们，但现在木找他们。”
“那你去找朱德、彭德怀同志谈谈，如何？你们过去在山西不是很谈得来吗？”
“两位老总那里，我，定去谈谈。”
送薄一波走时，一毛泽东鼓励他：“你不要以为天场下来了，你现在应该出去走一走，粉一着，换换空气，着看光明前景。”
薄一波很快找了朱德、彭德怀两位老总。他们都给薄一波打了气。特别是彭德怀，他原以为按彭总的脾气，这次见面要被敲打几句。可出乎意料，形德怀显得比往常更加平和：“一波，我了解你这个同志总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借啊，一个人要是有点思想，有点能力，好讲个不同愈见，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准备多受点批评吧。党内生活的矛盾也是复杂的，并不那么简单。我这个人也是经常换批评的，毛病、错误也不少，八年前华北工作座谈会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评吗？用我们湖南一句俗话来说，叫做高山上侧马桶－奥名远扬。受了批评怎么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照样吃饭，照样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评都变成包袱背着，那我早就走不动了。对于批评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时不可能争清楚的，那就翻待历史去评判好了。”
薄一波听到如此肝胆相照的肺腑之育。坐在那里许久没有言声，这几句话让他记了一辈子。
毛泽东一直记挂粉薄一波。5月2日，他把一个部门负责人对工作的检讨送给薄一波看，并致便函：“薄一波同志：此件可以一阅。其中，有许多和你在中财委和财政部的情形是相似的。”毛泽东的意图很明显，是希望薄一波能正确对待批评。薄一波于9月5日复信给毛泽东，表示送来的材料“可以帮助我进一步认识我的错误”，并报告毛主席，他已获得陈云、邓小平同志的允许，将于9月7日到外地去看看，时间一个月左右。
●5.高岗与林彪密谋在西湖别墅
西子湖畔的刘庄和汪庄，都是风光旖旎、幽静宜人的别璧区。解放后，国家领导人包括毛泽东，都喜欢在秋冬季节来这里居住，一面办公，一面休养。1453年的秋季，林彪带着叶群也来了林彪不喜见人，常常诵粉窗户向西湖眺望。只见湖中游船如织，湖畔游人如云，苏提宛如一条彩练橄挂湖中，自北向南延伸？
正谈得尽兴，警卫来报，说高岗到了。林彪换了衣服，叫上叶群，走到门口迎接。林彪能出门相迎的人物自然关系不一般。
三人边往楼上走，边聊了起来。
林彪对高岗说：“听说财经会议给你搞得很热闹？”
高岗笑得很难看：“哪里，用一句东北话讲，是老鼠拖木锨，大头还在后哩。”
三人在办公室坐下后，秘书倒上茶，问林彪还有什么事，林彪摇摇头。秘书就走出门，随手将门带上。
林彪请高岗抽烟：“听说最近主席谈到了调整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问题？”
高岗吐着长长的烟道，再次笑皱了脸：“林总，你是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我此次就是为这事儿来的。想当面向林总请教。毛主席已经透璐他退居二线的意思，是千真万确，这也很自然。他毕竟是快60的人了，锻炼一下年轻人也很有必要嘛。”
高岗说这话的时候，神态很放松，好像不是毛泽东做出的决定，而是他高岗的先见之明。林彪却不语。他是个从不轻易发表意见的人，对这种“大事”，即使在最熟悉的人面前也常常缄口不言，这使得他显出几分威严，更显出几分神秘。
高岗却是个话多的人，不要说十人八人，就是两个人的场合，总能听到他的高门大嗓。可现在他放低了声音。“林总，现在急需有个更年轻的人接任党的总书记或副主席。”
林彪依然不语，像怕冷似地紧捧着茶杯，从杯壁上取暖。沉歇良久，他才说话：“我认为你是完全可以胜任的！目前在中央，我认为只有你最为合适。你的威望和才能，你在东北的成绩，都是别人望尘莫及的。”
高岗心花怒放，可话到嘴边却变了味，反而谦虚起来：“我不行我不行，这样重要的职务只有你林总才合适。我呢，粗人一个，顶多干干政务院……”
叶群见他俩谈得投机，自己也跟着神采飞扬起来，一边给两人倒水，一边插话说：“高主席能行，一个大东北都掌管得这样好，一个政务院也不在话下。”
高岗打开皮包，从中取出一份名单，递给林彪：“这是饶漱石搞的一份政治局委员名单，请林总看二看。”
林彪接过名单。叶群找来了个放大镜，放在名单上。林彪仔细看了一遍，正要发表意见，电话响了。
叶群接过来一听，脸上绽出笑容，但很快又捂着话筒，对高岗和林彪说：“是小李，李力群，接不接？她已经从上海到了杭州。”
高岗一听是自己妻子李力群的电话，气不打一出来：“讨厌我刚坐下她就打电话来，就想限制我的自由，我不接，就说我不在！”
叶群刚要回话，林彪制止她：“她既然来了，就叫她过来，自己的同志嘛。”
叶群就照林彪的意思回话。林彪对仍气咻咻的高岗说：“这个东西我留下，等我看了再和你交换意见。小李来了，你还是陪她好好逛逛西湖。夫妻之间嘛，不要搞得那样火药味十足。”
第二天，高岗按林彪的吩咐，拉上李力群就去游西湖。途中两人又磕磕绊绊，刚过了苏堤，李力群就赌气拔腿独自回了住处，一头倒在床上，半睡半醒地躺着，一躺躺到过了晚饭时刻。
高岗也不来叫她，她更气得不肯起床。可隐约见高岗的办公室里亮着灯，又好像听见女人的声音，立即警惕地推开门，走过去。
因为李力群对高岗生活不检点早已风闻，所以最不放心的是他单独行动，此次追到杭州来，醉翁之意也不在游湖，最敏感的是不要有女人靠近高岗。
高岗屋里的确有个女人，但不是别人，而是叶群。解放之后，林彪逐渐养成了一种夫人外交的习惯，许多他不愿出面不便出面的事常让叶群代劳，而叶群热衷政治，求之不得，所以只要林彪交办的事，她都有十二万分的热情。叶群一到，高岗就急切地问：“林总对政治局名单，有什么意见没有？”
叶群忙说：“林彪同志说，毛主席退居二线，是英明之举。他主张由你来兼职，既当党的副主席又当总书记。总理干脆摆个名义职务，最好由你来掌握实权。”
“这怎么行？还是由林总来掌握实权的好。”
“林彪同志的意见，他的身体不好，不一定要摆上。至于军队八大代表团的组成，问题不大，等中央组织工作会议以后，就可以将人调动一下。”
高岗仔细听着。
叶群接着说：“林彪同志还说，他不同意刘少奇等白区工作者掌权。要记住毛主席的话，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天下是千千万万武装人员用鲜血和生命打下来的，不能让别人坐享其成。”
“对，太对了！枪杆子出党，党就是我们军队创造的。”高岗直拍大腿，“只有毛主席才代表红区，他刘少奇是白区的党，只能代表白区。现在他们白区干部要篡夺党权了，我们不能袖手旁观！”
正说着，李力群推门进来。高岗不高兴地一扭脸。叶群马上一副笑脸相迎：“小李啊，这么早就睡了？白天玩西湖玩累了吧。我告辞啦！”
叶群一走，高岗就对着李力群发脾气：“都是你！我正跟她谈到紧要处被你打搅，倒霉！”
高岗、饶漱石自认为在财经会议过程中的活动已得逞，又紧锣密鼓地开始第二步行动。财经会议一结束，高岗即以休假为名，周游华东和中南，四处放风说：毛泽东已不重视刘少奇，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人大常委会），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由他高岗搞政治局。在另一个场合，他又表示不同意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主张一由林彪担任。他还在一些军队高级干部中散布他发明的“两党论”和“军党论”，挑拨煽动军队干部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借以争取更多的人支持他们的反对党中央的阴谋活动。高岗的所谓“军党论”，就是他说的“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中国共产党的骨干是军队锻炼出来的，所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是中国共产党的主体。他又散布说，现在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机关是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中，因此，必须彻底改组，由“根据地和军队的党”来掌管党和国家。
他通过饶漱石已经取得了华东，还有他自己的东北。所以他预计在六大行政区中，除了彭真和薄一波控制的华北外，能把其余全部争取过来。在进行时，高岗显然打着毛泽东同意的旗号，这个做法，再加上安子文的名单引起的不满，收到了一些效果。但是，在高岗与另外两个关键人物邓小平和陈云打交道时就没那么成功。
1980年3月，邓小平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的同志专门谈到：这个事情，我知道得很清楚。毛泽东同志在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
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同志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在党内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从总的方面讲，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陈云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主席，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陈云同志和我才觉得间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阴谋诡计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
高岗在南方周游期间。毛泽东生病了。高岗立即吩咐秘书说，你要注意，一接到毛主席病重的消息，我们就要立即返回北京，因为现在党内没有一个人能够撑得起来。他有些自鸣得意，梳着大背头说：“我离开北京，毛泽东休假也不放心。他要靠我做经济工作，他才不喜欢那个恶霸……”
●6.高岗找毛泽东为饶漱石说情
就在高岗南下“休假”的同时，饶漱石在北京则以中央组织部和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中心进行新的阴谋活动，将当年整陈毅的故伎重演，他事先并未请示中央，未取得中央同意，便在组织部内向副部长安子文发动了无情“斗争”，抓住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的错误，进行无限上纲，借此影射攻击刘少奇，配合支持高岗的分裂阴谋活动。
后来，党中央发现其错误予以制止时，他毫无悔悟，竟然公开拒绝中央的干预，继续搞他的“斗争”。紧接着，他又在当年9，10月间召开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以批评安子文为名，将斗争的锋芒直指刘少奇，导演了一场“讨安倒刘”的闹剧。在高岗、饶漱石的指使下，原东北局和山东分局的组织部长在会上发言，对中央组织部1953年以前的工作进行了恶意的攻击。在他们蛊惑性的发言中，夸大了过去中央组织部的缺点，污蔑中央组织部的工作是“敌我不分，对坏人没有足够的警惕”，领导上有“有右倾思想”，没有很好地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的执行。后来查明，这些发言是高岗等人事先准备好的。饶漱石开始坐在主席的位置上静静地听，越听越觉有味。身子不由轻轻晃起来，压得椅子脚吱吱响。当发言人说“完了”，他带头鼓起掌，点头含笑目送发言者下台。会下一伙人又暗中商量，改变会议议程，干脆直接点出刘少奇的名，实行公开“摊牌”。饶漱石此时又显出冷静，用手往下压了压：“先慢一步，等高主席回来再全面行动！”
正像毛泽东后来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饶漱石是“新官上任，刚来即斗”；邓小平也指出，饶漱石同高岗是“这边一炮，那边一斗”，互相呼应，上窜下跳。
但是饶漱石高兴得太早了。有人将会议的情况汇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当面批评了饶漱石的做法。本来就多疑的饶漱石顿时坐立不安。高岗一回北京，他立即登门，将高岗一把拉住，话里带着哭腔：“高主席，你可回来了。你要再不回来……”饶漱石竟掉下了眼泪。
“出了什么事？”高岗被弄糊涂了。
“你不在北京期间，不是开了个组织工作会议吗，有人告状，主席点名批了我！”
“就这事儿？”高岗一颗心落地，怪起饶漱石的无能，“你要沉住气，主席批过的人多了，并不见得是坏事。”
“这次批的可不一般，说我是组织部长没有组织纪律，组织部长搞小组织。你知道，在主席嘴里，提出搞非组织活动是最厉害的，很少有不被罢官的！”“这样吧，我找主席谈一谈，你也找机会自己表个态，平息了事。”
入夜，中南海丰泽园灯火通明。
毛泽东正伏案批阅文件。高岗被允许进来后，悄没声地坐在一边的沙发上，等毛泽东搁下笔，才殷勤地喊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抬起头，半开玩笑地说：“高主席啊，你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有什么事说吧。”“主席，”高岗正襟危坐，“的确是有点事。是为了饶漱石的事。听说他在中组会上闹出点乱子。主席，他这个人你是了解的。就这么个脾气，好与人斗。他的革命性还是很强的。这么多年，出生人死，他是不想栽跟头的，请主席为他解围……”
本来，毛泽东已经听说高岗在中南和华东“忙得不亦乐乎”，很想听听他自己是怎么解释的，没想到他是来替饶漱石说情的，心里顿时不高兴。他盯着高岗问：“你为什么代表饶漱石讲话我在北京，饶漱石也在北京，他为什么要你代表，不直接来找我呢？在西藏还可以打电报嘛，就在北京嘛，他有脚嘛。”
高岗一听毛泽东口气不对，不敢再为饶漱石辩护了。
这时，仍在西湖休养的林彪心里也很着急。虽然党中央的文件都能及时送到手边，但是政局的变化人事的变迁不都写在文件上。听说李力群随教育部工作组从上海到了杭州，他马上让叶群将人请来。林彪还亲自陪李力群吃饭。三天后，李力群返京前，叶群十分机密地将林彪的一封亲笔信，郑重地交给李力群说“这是林彪同志给高岗同志的信，你回京后一定要亲手交给他。”
●7.毛泽东60大寿前后做出的决定
1953年12月下旬，马上就要进入60周岁的毛泽东，要离开北京到杭州去休假。说是休假，其实他还要在那里主持起草共和国第一部宪法。他本该马上动身，但还是被高岗的事情耽搁了。
临行前，他依照过去的惯例，提议在他外出期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刘少奇鉴于当时情况，心情很不好。他抽着烟，只看着眼前的一块空地，说道：“主席号召全党要谦虚，我看还是由书记处同志轮流负责好。”
毛泽东也是只抽烟，不说话。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是重新强调了全党要谦虚：“七届二中全会有几条规定没有写在决议里面。一日不做寿。做寿不会使人长寿。主要是把工作做好。二曰不送礼。至少党内不要送。三曰少敬酒。一定场合可以。四曰少拍掌。不要禁止，出于群众的热情，也不泼冷水。五日不以人名作地名。六曰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恩、列、斯平列。这是学生与先生的关系，应当如此。遵守这些规定，就是谦虚态度。”毛泽东当时并不了解高、饶的全部意图，他只是针对会上的不和谐，讲了这一番话。言外之意，希望批评和被批评的人都能谦虚一点，维护全党的团结。但对刘少奇此时的谦让，毛泽东并不觉好。
书记处的其他人也不赞成轮流负责。
周恩来表态：“还是按以前的老规矩办吧，仍由少奇同志负责，我们积极配合他。”
“不妥不妥。”高岗有些沉不住气，把椅子往前拖了拖，力排众议；“主席的威望不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能代替的，我看还是轮流好，轮流吧，搞轮流可以发挥每一个人的作用。”
“再过几天我就满60了。孔子说过，六十而耳顺。可我觉得我还不够耳顺。今天达不成协议，下次再说吧，散会。”
这期间高岗活动更猖撅，发生了他想拉拢邓小平、陈云的事，也发生了他俩分别向毛泽东汇报的事。
毛泽东已初步掌握了高岗活动的情况，也进行了一些调查。
一天，罗瑞卿来看望主席，间起主席的身体。毛泽东开起玩笑“我这是政治感冒，鼻子不灵。”
“没睡好觉吧？”
“是啊。睡觉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睡在床上，一种是睡在鼓里，若不是其他同志向我反映高岗的问题，我还蒙在鼓里哩！”
于是12月24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决定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刘少奇代理主持中共中央工作。那天到会的有20来人，薄一波也接到了开会的通知。毛泽东目光炯炯地扫视会场，发出不指名的警告：
“北京城里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
会场里静极了，与会者都全神注视着毛泽东，等待着他下一句话要说出的这个“别人司令”是谁，但毛泽东戛然而止，不再往下说了。其实与会者谁都知道说的是谁，何况毛泽东已经指明了“东交民巷八号”。
在高岗的问题上，毛泽东一直采取忍让团结的态度。
早在陕北时期，高岗任陕甘宁边区中央局书记，掌握了边区的党政大权，只差军权没有到手。他虽兼保安部队司令，但这只是地方部队，当时边区的部队主要是八路军留守兵团，萧劲光任司令，莫文弊任政治部主任，政委空缺。高岗在打这个政委位置的谱，但中央研究后，认为他不合适。萧劲光对高岗也不感兴趣，觉得“这个人政治水平低，眼界却很高，计较个人得失，品质也不好”。莫文骅向毛泽东和王稼祥建议，让萧劲光兼任政委，军委同意了。高岗当政委的希望落空后，对留守兵团很是不满。
1938年夏，毛泽东《论持久战》公开发表。有一天，毛泽东叫莫文骅到他的家里去。一进门，毛泽东便问：“莫文骅，你对《论持久战》有什么意见啊？”莫文骅听了吓了一跳，摸不着头脑，忙回答：“没有啊，主席把初稿给我，写信让我提意见，我读了两遍，认为很好，提不出什么意见，本想再看，但叶子龙同志来电话收回去了。”毛泽东又问：“你没有意见，为什么不向部队传达呀？”
这问题可大了，莫文骅赶忙汇报：“我们早已向部队传达和学习了，还专门组织了学习班，至于学习效果如何，待后还有检查。”
毛泽东又说：“你们做的工作为什么自己不汇报？”莫文弊一听这话便知原委。他间毛主席是谁报告的，毛泽东说是高岗。莫文骅即骂了一句：“高岗，这个坏蛋！”随后讲起他和别人对高岗的看法及军政方面发生的一些间题。毛泽东“哦”了一声，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过了一阵，突然间道：“你在什么地方工作啊？”
毛泽东说得很缓慢，声音拖得很长。莫文弊奇怪，难道主席真的不知我在哪工作？只好莫名其妙地回答：“我在留守兵团呀！”
“留守兵团在什么地方呀？”毛泽东的话音还是很慢很长。莫文骅更奇怪了：“在陕甘宁边区呀！”“在陕甘宁边区。”毛泽东点点头，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态度严肃起来：“对呀，部队驻在边区，你们就要和高岗搞好关系，你要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岗不点头，在边区也行不通。”
莫文骅不服气：“这是要挟中央！”
他走时，毛泽东送出门口，拍着他的肩膀问：“你多大年龄了？”
“30岁。”
“你还年轻啊，过些年就好了。”
那一次，毛泽东对高岗的做法没加指责。
但这一次，高岗、饶漱石坐不住了，情知不妙。
两天之后，毛泽东避开了他的政治局委员们，只是请来他身边所有的卫士，在乒乓球室，权作餐厅，一起吃了一顿汤面，共同度过了他的60大寿。
戎子和到中南海开会，见到毛泽东吃完饭后独自一人靠坐在房前廊道的沙发上休息。戎子和建国后就当财政部副部长，他到中南海开会，会后，都在怀仁堂后面的食堂吃饭。当时许多人都觉得毛泽东很威严，不太敢坐近。戎子和是初生牛犊，什么也不考虑，就坐到毛泽东身边。毛泽东见他坐过来，开起玩笑：“子和，我们今天吃的饭可全是靠你征收来的。”戎子和年轻，脑子转得也快，随即回答说：“我们还不是执行主席财经方针和征收政策吗？所以，说到底还是吃主席的饭嘛！”毛泽东也笑了，对戎子和也熟悉起来。他见戎子和走过来，便招呼说“戎子和，这次财政部对你的批评你感到怎么样？”
戎子和摇摇头：“够呛。”其实制定新税制时，戎子和没有直接参与。只是在最后定稿时才看到送来的草案。但他当时是财政部代部长，党组书记，负有领导责任。财经会议后，他受了处分，但仍保留副部长职务。他确实有些想不通。也不免有些思想包袱。邓小平担任财政部长后，鼓励他放下包袱，不要消极。
毛泽东情绪挺好，半开玩笑地说：“够呛？我看还不够呢！”
戎子和走到毛泽东身边，握了握手。毛泽东又说道：“你不要怕批评，只有好好地接受批评，以后才能做好工作。”毛泽东平静的一句话，在委屈的戎子和心里泛起涟漪。他鼻子一酸，眼泪夺眶而出。他怕主席看见，急忙扭过脸去……
●8.林彪激流猛转舵
北京的冬天，朔风凛冽。困在东交民巷八号里的高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之后，已经从一只老虎变成了萎猫，整日在家酗酒叹气。他最后的一点希望是能得到林彪的同情。
而这时，毛泽东已派陈云去杭州与林彪谈话。行前，毛泽东严肃地说：“陈云同志，你去告诉林彪同志，要他对高岗再也不要祖护了！否则，我们就要与他分裂了！”
林彪与叶群早已获悉了12月发生在北京中南海政治局会议上的斗争。所以，当陈云刚刚迈进客厅，林彪还未及寒暄，走廊里就响起一个女人的哭味声。陈云一看，是叶群一把鼻涕一把泪地进来，边哭边诉：“这个高麻子哟，可害死人啦……”
林彪制止她：“陈云同志刚到，你鬼哭狼嚎地干什么？”
陈云不十分了解这段内幕，也不知叶群大哭为哪般，就劝她不要这样。叶群还在鼓噪：“高岗不是个东西。还是在东北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不正经，不是搞阴谋，就是搞女人。他到杭州来，在林彪同志耳边吹这个风，吹那个风。林彪同志已经批评他了，但他根本不听……”
林彪见叶群说了些对他有利的话，又打起哈哈：“陈云同志刚到，你不要这样嘛，陈云同志是来找我谈工作的。”
叶群这才退了出去。
陈云开始说正题：“林彪同志，因为你没有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一些间题还没有公开，主席要我专程前来，向你传达有关会议精神。你可能已经听说，主席在这次会议上揭露了高饶联盟的间题，对他们的搞阴谋提出了严正的警告。”接着陈云将毛泽东在会上讲的一些要点，原原本本向林彪作了传达。
林彪听得很认真，中间不插一句话，直到陈云全部说完，才喃喃道：“没想到没想到，他到我这里来竟然怀着这样大的阴谋，这是动摇军心啊。”
陈云告辞时，林彪一再声明：“请转告主席，我完全拥护中央的决定，对高饶分裂我们党的活动，我过去和将来都会高度警惕。我林彪要不是身体不好，我还要回京当面批评这个野心家……”
北方的寒冬已经来临。北京东交民巷八号院前，枯黄的杨树叶在地上翻卷着，漫天的黄沙在古城上空飞扬。女人用头巾包着头，男人推着自行车艰难行进，不时吐着嘴里的沙，诅咒这天气。门开处，一个人影闪了进去。
“高主席，现在是众叛亲离啊。”
进来的是饶漱石。他一坐下就问：“你看到了简报吗？”
高岗抽着烟，好像没听见。
饶漱石继续说：“xxx的那个发言你看过了吗？”
高岗仍不回答，但眼神告诉饶漱石，他急切想知道这一切。
饶漱石：“你可以看看，他……揭发了你在杭州的活动。”
高岗一听反而不感兴趣，背又靠到了沙发上，嘴里嘟囔：“他能说出个什么？”
饶漱石：“他把你在杭州对他说的话全都抖落出来了。他还说，林彪和叶群在杭州就批评过他，让他千万小心，不要参与你的那些非组织活动……”
高岗火起来，一捶椅背，眼冒金星：“如果林彪和叶群真这样说了，那就太毒了！”
饶漱石：“林彪还托人让我给你捎话，说他几年来一直在养病，你到杭州去他没有给讲什么……”
高岗不语。
饶漱石：“还有几句话，也是他让人转告你的：说这次可能要刮一场12级的台风，很可能把你从12层楼上吹到地下室去。也可能这次跌倒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总之，让你有个思想准备，要敢于自己承担，不要牵扯他人……我的理解，林彪这些话的意思，主要是害怕你咬住他。”
高岗：“你的意见呢？”
饶漱石稍有些犹豫：“我想就别捅他出去。他是掌握军队的，前途也莫可限量，扯进去也没有什么好处。现在军队上已经有人在骂你诬陷林彪了。”
“你能给他捎话的话，叫他放心，我高岗不是那种脓包，也不会连累他。”高岗竟发出一种很奇怪的笑声，只有那种完全绝望的人或动物才会发出这种声音：“我高岗一辈子英雄，枪林弹雨闯荡过，大不了一个死！”。
●9.毛泽东再次选择了刘少奇和周恩来
毛泽东过完生日的第二天，就乘专列到达杭州，住进刘庄。
刘庄原为晚清一刘姓的私人别墅，名为“水竹居”，刘庄是它的俗称。小小山庄坐落在西湖丁家山前隐秀桥西，背山濒水，环境清幽雅致，园内馆阁梭台、小桥水榭错落有致，是一座典型的东方园林。毛泽东来住之前，已由浙江省委精心改建过。毛泽东住定后，心情很好，他难得想娱乐一下，于是对罗瑞卿挥挥手：“长子，把江华喊来，咱们打几圈麻将吧。”
罗瑞卿立即拨通了电话，对着话筒说：“江华你是怎么搞的，主席来了好几天你怎么连个影子也不露？”
江华很吃惊：“啊，主席来了？我怎不知道？”
“你是省委书记，主席来了不告诉你告诉谁？”
“我不知道，就是没有人告诉我！”
“行了，一先不管这些。你赶快来刘庄，主席等你打麻将呢！”
江华放下电话，发了一会儿愣。他也好生奇怪。别说他现在是省委书记，就是论个人关系来说，他不仅是毛泽东的老乡，也是跟着毛泽东上井冈山的少数干部之一。在战争年代，毛泽东时常想起这个老乡，有时把他叫来，天冷时两个人可以各围一条被子，坐在床上聊个通宵，海阔天空，连家庭婚姻私事在内，常常聊得开怀大笑。
就连江华与吴仲廉的结婚报告，还是毛泽东亲手批的呢。他知道得清清楚楚：“他们俩是老同学，老战友了，可以结婚。”1938年，江华要离开陕北去山东军区，毛泽东很舍不得他走，但江华去意坚决，毛泽东只好顺从他。可要出发了，江华坐在毛泽东窑洞里，又磨磨蹭蹭不肯走。毛泽东也觉奇怪，问：“还盆要我帮你什么忙？”江华憨慈一笑：“主席，我，我想借你的望远镜带到山东去。”毛泽东哈哈大笑：“我说你为啥在这磨蹭，原来想要我的望远镜！这个现在可不能给你，我还准备在陕北打游击时派用场哪。我给你两盒烟吧。”想必敢向主席要东西的人不多，要不是熟到家的话。可是现在主席到了杭州，竟然没有人通知他这个省委书记？！
江华来到刘庄。客厅中，罗瑞卿等人已围在一张方桌前，桌上摊着一副骨牌。三缺一，就等江华入座了。
毛泽东笑着：“江华，当了省委书记架子大起来了啦，还要八抬大轿抬你不成？”
江华赔笑着：“主席，我哪是那种人？我刚跟罗部长说了，确实没人通知我。”
“你回去查查，是谁搞的鬼。”毛泽东向罗瑞卿布置完，又叫着，“快，发牌。”
没等罗瑞卿回京，他已查明，原来是高岗搞的鬼。1949年在东北工作期间反对过林彪。于是，他们申通一气对江华实行了封锁。高岗吩咐有关人员：凡是毛、刘、周、朱等中央领导人到杭州，一律不要通知江华！
毛泽东知道这个情况、对高岗一伙更加恼火。
不久，毛泽东接到高岗写来的信，信中说，他愿惫在将要召开的七届四中全会上做自我批评，请求让他到杭州来，他要与毛主席面谈。毛泽东拒绝了高岗的要求，回信让他有事找刘少奇商量，同时又给刘少奇发了信，要他与高岗谈他“要商量的事情，可与周恩来一道谈，也可加上邓小平”。
遵照毛泽东的意见，刘少奇约上周恩来和邓小平，分别找高岗谈了两次。找饶漱石谈了一次，均无所获。
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与杭州的毛泽东通了电话，报告了高、饶的态度。
毛泽东回电，在七届四中全会上予以公开揭露。在这之前，高、饶事件仍是党内机密。有时，周恩来正在办公室听秘书们汇报工作，桌上的红电话机响了，这是保密电话。周恩来一听电话内容，知道是有关高、饶的处理间题，他就挥挥手，让秘书们回避。为了防止万一，周恩来布里他信赖的两位中央委员、长期共事的老搭档陈赓与宋任穷，身上带上“家伙”。陈赓和宋任穷在陈赓灵境胡同的家中商议着。手枪可是好长时间没有用过了，不知能不能打响。城里又没有靶场，到哪验枪？还是陈赓点子多，他想到壁炉冲天的烟囱，就将手枪伸到里面，对着烟道开了一枪，“还行！”他高兴地笑了。虽然“保密”，枪声还是惊动了院子里的儿子：“爸爸要干什么？是不是要去打猎……”实际上并没发生什么意外。
1954年2月6日，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刘少奇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做报告，针对高、饶分裂党的阴谋活动，着重强调了增强党的团结。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等位同志作了重要发言，进一步揭露和批判了高、饶的反党分裂活动。高岗和饶漱石分别做了一般性的检讨。
2月10日，周恩来做了《增强党的团结，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长篇发言。在理论分析之后，他结合高、饶的问题，再次诚愚地说：
“我现在先对犯了不利于党的团结的严重错误的同志提一些意见。他们的初步检讨是值得欢迎的。但应该指出：还不完全，还不深刻。我们希望他们能诚恳坦率地继续反省，来满足大家对他们迅速彻底改正错误的要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以为犯这种错误的同志应该端正自己检讨错误的态度。根据我自己的经验，首先，应该依靠党。要相信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不仅能发觉我们的错误，而且更能指导我们如何认识和改正错误。”讲到后来，他仍是苦口婆心地开导：“自己做错的事，自己总是知道的。有些话，有些事，一时想不起来，多回忆几次，重要的总会记起来的，同志们也可以帮助对出来的。”他的话近乎自责：“拿我来说，我过去对于犯这种不利于党的团结的错误的同志也是很尊重的，而且把他们估计高了，一旦发现这样的人犯了这样严重的错误，我站在中央工作岗位上也觉得自己有失察之咎，因此，就要更加努力批判和帮助犯这种严重错误的同志，要求他们改正错误，来补救这个损失……”
可是好心的人们再讲，当事者也听不进去。
四中全会以后，受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于2月中旬分别举行了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37人，重要工作人员40人参加的关于高、饶问题的两个座谈会。周恩来主持了高岗问题的座谈会，并在会上做了总结发言。他深刻揭露了高岗分裂党和妄图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种种罪恶事实及阴谋手法，分析了高岗堕落的思想根源、社会根源和历史根源，教育全党从中吸取政治教训。邓小平和陈毅、谭展替主持了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并根据座谈会所揭发的材料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报告，对饶漱石勾结高岗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事实，伪君子的特点和历史上的问题作了揭露，提出应吸取的教训。
在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下，4月至8月又先后召开了东北地区高干会议，华东局扩大会议，山东分局扩大会议和上海市委扩大会议，进一步揭发高、饶的问题。在事实面前，高岗不但没有低头认罪，反而对党更加仇恨，先是在寓所触电自杀，被抢救过来，后又在东交民巷八号他的住所吞吃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饶漱石在座谈会上作了初步检查，但对自己所进行的阴谋活动，仍是避重就轻，实行抵赖。
毛泽东一直记着财经会议的事。
1954年6月3日，毛泽东通知薄一波、刘澜涛、安子文到他的住处参加书记处会议。薄一波一进门，还没坐下，毛泽东就当着众人的面说：“财经会议及其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们对一波同志是有些误会的，现在这些误会解除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一波同志是个好同志。”停了片刻，他又说：“如果高、饶问题没有揭露，这些误会可能还难以解除。”
薄一波当即表示：“我确有错误，今后还会犯错误。”
毛泽东说：“错误都会犯，改正了就好；以后再犯，当然还是要批评的。”
至此，薄一波的问题算是完全解决了。
这年夏天，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要薄一波再主持一次全国的增产节约运动。薄一波心有余悸：“我犯错误不久，恐怕担负不起这个责任。”
周恩来说：“1952年你领导增产节约运动很有成绩嘛！至于财经会议对你的批评，毛主席已经同你谈过了，文件（指《结论》）就不必收回了。”
这年9月，中央在西楼会议室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正式通知薄一波主持国务院第三办公室（即重工业口）的工作。第二年，毛泽东托周恩来转告薄一波，指定他组织一个有各主要工业部部长参加的大型代表团，去莫斯科参加苏联工业方面的一个大会，回国后，薄一波被任命为国家建委主任，后又调任经委主任。在八届一中全会上，薄一波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不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1955年3月21日到31日，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由邓小平做了《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通过了开除高，饶党籍，撤消党内外各项职务的决定。不久，饶漱石又因犯有“包庇反革命等政治间题”，由公安部逮捕审查。毛泽东在会议的开幕词和结论中，总结了高、饶事件的教训。
周恩来在发言中指出：“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雇，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
毛泽东总结道：虽然高岗、饶漱石之间没有订立文字协定，但是他们的思想、目标和行动是一致，说明他们不是两个互不相干的独立王国和单干户。后来，薄一波概述了几个事实：一、饶漱石一向被认为是尊重刘少奇的，可是在高岗发动“批薄射刘”斗争时，他却另辟一个“讨安伐刘”的战场予以配合。他后来承认：“我不否认我们两个在行动上、目标上都是反对少奇同志”二、关于“名单问题”，毛泽东说，问题不在提名单的人身上，而要追查散布名单的人。散布者恰恰就是高岗、饶漱石两人。他们会上会下广为传播这份名单，造谣惑众，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三、高岗推荐的干部，饶漱石一概同意；高岗反对的干部，饶漱石一律排斥。饶漱石还说，今后中组部要以原东北局的组织部长为核心。四、饶的间题被揭肠后，高两次找毛主席，要求保护饶。高岗问题被揭礴后，饶也为高申“冤”。
毛泽东曾设想，在高岗检讨完之后，对他的工作还要给予适当安排。但后来事态的发展已经不可能了。毛泽东也指出受高、饶影响犯错误的同志与高、饶是不同的。高岗、饶漱石是坏人，是“全部黑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应坚决打倒，清除出党。
总之，高、饶问题的处理比较宽，当时没有伤害什么人，还有意识地保护了一批干部。
●10.事后证明“潘、杨事件”是一个冤案
做为一个例外，上海有个受饶漱石牵连的案子是“潘、杨事件”。潘即潘汉年，上海市副市长；杨即杨帆，上海市公安局长。
潘汉年，生于江苏宜兴。1925年他离开家乡到上海谋生，在中华书局当了一名助理编辑，并由此投身革命。1926年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在南昌创办《革命军日报》，邀请潘汉年来当主编，南昌起义后他回上海向党中央报到。在上海，播汉年以自己出色的才能，把左翼作家组织起来，并担任了“左异文化总同盟”中共党组书记。以后周恩来领导的“特科”成立，他在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
1933年夏，潘汉年调任苏区中宣部副部长，由于他在上海积累了丰富的地下工作经验，又被派往十九路军秘密谈判，谋求抗日反蒋；1934年由于“福建事变”失败，他被迫退往香港，不久取道上海重回瑞金。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潘随队出发，次年1月，党中央又秘密派他去莫斯科，和陈云一道同共产国际联系。
1936年，潘汉年奉命回国，与陈立夫、陈果夫洽谈国共合作事宜。西安事变后，国共关系出现新的转机，潘汉年成为不可缺少的牵线人。
在复杂的革命斗争中，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建立了很深的交情。周恩来与他曾多年朝夕相处，亲密自不待言；毛泽东自长征开始，行军宿营时常常与他交谈，也像特科时同志们那样亲切地叫他“小开”。
1945年潘汉年和妻子、战友董葱来到延安，在杨家岭他们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非常高兴，还专门宴请了他俩。
毛泽东一见到董慧就说：“我记起来了，当年我表扬你说：你是我党情报战线上最优秀的女战士，还记得吧？”当年也有过一件事情，烧漱石抓住潘汉年“违反纪律”不放，还是毛泽东亲自指示刘少奇和康生给饶漱石发了电报，平息了那场纠纷。
全国解放之初，毛泽东、周恩来电召潘汉年进京。毛泽东派他去熟悉的上海工作，临行前，周恩来特别交待：“上海即将解放，中央决定派陈毅去当市长，你要当好陈毅的助手，做好各方面的工作。”
人们知道，潘与高、饶的关系并不好，包括上海市公安局长杨帆，他是潘汉年的老战友，他与饶漱石在新四军军部工作时也产生过矛盾和斗争。按照这样的逻辑，他们应该为高、饶的败露而高兴。可出乎他们意料的是，1955年的元旦刚过，杨帆去北京开会时，被逮捕关押；这年4月，潘汉年也在北京参加全国人代会时，由公安部长罗瑞卿亲至北京饭店秘密逮捕了潘汉年。这就是毛泽东亲自定的“共和国第一大案”，即骇人听闻的“播杨案”。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如此地步呢？
在“高、饶事件”开始被揭露的时候，因上海在留用原特务人员方面有过失误，此事又是经饶之手批准的，杨帆被停职检讨；在党代会上，毛泽东说过，凡是受高、饶影响以及有某些牵连的人，都应当主动把间题向中央说清楚。会上还没有来得及讲的，或是不想在会上讲的，会后还可以再想一想，写成材料。现在把间题讲清楚，我们一律采取欢迎态度。潘汉年在参加会议期间，心情一直不大好。一方面，会议印发的有关饶漱石、杨帆在上海公安工作中的间题，已经被当作了他们罪状的一部分。他既是上海公安工作的重要参与者和领导者之一，就已在事实上和饶漱石、杨帆的间题有所牵连了。另一方面，他自己1943年被国民党特务李士群、胡均鹤强拉去会见汪精卫一事，由于种种原因，至今还一直没有司中央说清楚。多年来这是积压在他胸中的一块心病。现在胡均鹤已因上海公安工作中出了问题被逮捕审查，会见汪精卫一事再也不能拖延不向中央作出交代了。会议结束的第二天，他向担任上海代表团团长的陈毅详细谈了自己年前在李、胡挟持下会见汪精卫的经过，并说明这么长时间没向组织上说清楚的原因。同时将自己所写的一份事情经过和检讨材料交给陈毅。陈毅也觉此事重要，答应马上向中央汇报，劝他思想不要紧张。4月2日，陈毅亲赴中南海，直接向毛泽东报告了播汉年昨天向他所谈的一切，并将潘汉年的那份材料交给毛泽东。正是在当天，毛泽东作出了立即逮捕潘汉年的决定。
后来虽经李克农明确提出五条反证材料，对案件加以质疑，可惜未能引起决策者的应有注意。其实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播汉年，但是错误地认为他“罪行极为严重，论罪当杀”，只是做了宽大处理。他在七千人大会上专门讲到：“有个播汉年，此人当过上海市副市长，过去秘密投降了国民党，是一个CC派人物，现在关在班房里头，但是我们没有杀他。像潘汉年这样的人，只要杀一个，杀戒一开，类似的人都得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最高人民法院于1962年1月9日开庭宣判：“判处被告人潘汉年有期徒刑巧年，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服刑期满后，交由公安机关管制。”
27年后，还是从李克农所提供的反证材料人手，才最终纠正了这一错案。这时，播汉年及其夫人董慧早已分别于1977年和1979年相继离世，播汉年的骨灰装在一只瓦罐里埋葬在长沙火葬场……
“潘、杨事件”发生后，与高、饶有过较多工作接触的同志不免有些紧张。周恩来还是尽童多做工作。全国党代会后，他去哈尔滨，发现当地干部都有一些恐慌。他就耐心地说服：“你们不要心有余悸，你们跟高岗是工作关系嘛！放下包袱，轻装上阵……”有空的时候，他就找干部谈话，稳定他们的思想情绪。
而这一年，周恩来开始更多地走向国际，走向世界谈判桌，担负起毛泽东托付的要外交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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