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04章 中南海“打老虎”
“毒”、“三害”、“打老虎”这些名词儿，对于今天的青年己经陌生。如果将其译成今天的流行语：“偷税漏税”、“贪污受贿”、“腐败分子”，相信你一定不会陌生。建国后的“三反五反”运动，是一场不流血的内部战争。毛泽东甚至问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你有贪污吗？”周恩来的老厨师也受到嫌疑，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它的警示作用一直延续到今天……
●1.在“夏天送瓜、秋天送蟹”的背后
1951年开春，毛泽东与周恩来，以及中央的许多领导，都同时感觉到一种寒气自四面袭来。这使他们产生了一种优虑。这种忧虑既有来自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它像白蚁一样迅速繁衍，啃咙着共和国的房梁。在党内，人们把它叫做“老虎”。
1950年下半年。特别是进入1951年，共和国的财政经济好转，不仅社会主义国营经济有了巨大发展，领导地位大大加强，而且私营资本主义工商业经历了一次改组，初步纳人了国家计划的轨道，渡过了困难时期，使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企业获得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那些曾被国民党统治压弯了腰，又被解放大军隆隆炮声展得不知所措的民族资产阶级，一觉醒来，突然发现共产党“并不吃人”，“也不抢粮食”，还和蔺可亲地将他们搀扶起来，重新送到柜台前。他们的眼睛重新放光，喘过了气，直起了腰，又抓起了算盘、秤杆和账本……
1951年同1950年相比，全国私营工业的户数增加了11%，生产总值增加了39%，私营商业的户数增加了11.9%，批发额增加了39.9%，零售总额增加了36.6%。到了年尾，当资本家依然有些惶惶，夜深人静，轻轻地拨拉算盘，小心地点钱的时候，他们惊喜地发现，手中的高额利润竟是国民党统治22年间任何一年从未有过的。
这一年是资本家大发横财的一年。
仅上海市资本家的账面纯利润就高达6亿元以上。这个数字还不包括通过偷税漏税盗窃等不法手段所牟取的暴利。
面对这一切，资本家中的一些人开始晃膀子了，开始感觉到不满足，那永无止境的发财欲望变得更加贪婪，那唯利是图的本性开始暴露，并加倍地增长……
偷税漏税是资本家中最为普遍的违法行为。部分调查表明，天律市在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82%；老牌商业城市上海，更严重，在351家纳税户中，有偷税漏税行为的占99%。偷税的税额也相当巨大，一般占负税款的50%，有的甚至高达50%。不法资本家偷漏税款的手法有：设置假账、后账，伪造单据，少记营业收人，多记开支，进销货不记账，以物易物等等，总之是千方百计隐嘴经营实情，躲避或少纳国家税收。
盗窃国家资产是资本家直接进攻的手法，他们有的骗取、盗卖国家资产。有的买空卖空、“白手起家”，有的虚报成本，提高价格，有的隐匿应由国家没收的敌伪财产。
偷工减料也是资本家常用的一种赚黑钱的办法。仅以承办抗美援朝军用物资为例，他们有的把用废胶次胶制造的一穿就断底的胶鞋，用方铁握铁制造的一刨就断裂的铁镐，用油桶皮制造的一铲就卷刃的铁掀卖给志愿军。有的丧尽天良地用臭牛肉、坏牛肉、死猪肉制成罐头，用坏鸡蛋、胡萝卜粉制成蛋粉，用发霉的面粉制成饼干，在咸菜中揍进砂子，供应朝鲜前线，使志愿军不仅不能吃饱吃好，甚至中毒致死；还有的制造劣质青霉素，有的用从尸体上和垃圾堆里拾取的腐烂棉花制成急救包，以高价卖给志愿军。这些劣质药品和带有病菌的急救包，在抢救伤员时，非但无效，而且造成不该致残的致残，不该牺牲的牺牲了。所以当时彭德怀对后方的供应大发脾气，有些就是因此而生。这些不法资本家利欲熏心，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以说，他们是用志愿军的鲜血和生命喂肥了自己，在几乎使人难以置信的强盗式的肮脏交易中装满了钱袋。
盗窃国家经济情报和行贿也是资本家惯用的手段。为了获取经济情报，资本家先是通过交朋友，称兄道弟，捧场拍马，拉拉扯扯，请吃请喝，请看戏打牌跳舞，建立“感情”，施“美人计”，然后送东西。开始“夏天送瓜，秋天送蟹”，逐步发展到送珍贵药品、衣料服饰、成套家具、钞票、佣金、回扣、股票，一步步地将一些国家工作干部腐化成为资产阶级在政府机关里的代理人。以上海大康药店反动资本家王康年为例，他专门在自己的商店里建立一个腐蚀、勾引干部的“外勤部”，指使他的“外勤部长”对国家干部和采购员“投其所好，送其所要”，先后将个机关的65名干部拉下水。王康年摇晃着安乐椅，得意地宣称“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于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人们把这些违法行为简称为“五毒”。
许多清醒的国家干部也已意识到这一点。在1951年秋天，上海市工商界开全市代表会议时，工商局长许涤新在大会上做了一个批判资产阶级不法行为的报告。经陈毅市长肯定，这篇讲话在上海（解放日报》头版全文刊登。这年11月，许涤新去中央开统战会议，周恩来的秘书面告：“总理要找你谈话。”
许涤新赶到西花厅已是下午4时，周恩来立即在办公室接见他，询间上海工商界的情况。周恩来抱肘仔细听着，听完基本情况，他语调沉重地说：“上海资本家的这种情况，是不能忽视的。我同意你对他们的批判，但觉得不够，必须从脱离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和破坏市场的正常活动，去加以批评。现在，上海市人民代表大会正在进行，你今天就应坐夜车回去，向陈总汇报后，把我的意见明明白白地在大会上说一说。”
许涤新遵嘱急急忙忙赶回上海，立即向市长陈毅和副市长潘汉年做了汇报。陈毅是个直性子人，一听许涤新传达的周恩来的话，淡淡的眉毛一竖，拍了一下桌子：“总理的指示来得正及时。明天你就在大会上放他一炮，统战统战，不应只统不战。”
第二天下午，开会时起先还唯嗡营营，交头接耳，当许涤新一说话，全场顿时静了下来。后来他自己都为之一惊，因为自从进了上海，他还是头一次用这样大的声音讲话，用这样尖刻的言辞批判了工商界的种种错误。一位熟悉许涤新的资本家严愕声侧身对旁边的人耳语道：“许涤新是一个并不随随便便放炮的人，他突然放出这么一炮，这很可能是不祥之兆。”
原先松松散散的会议，被许涤新一炮轰紧了弦，敏感的资本家们已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到会议结束的那一天，陈毅市长自己揭开了健底：
“许涤新放的这一炮，是相当厉害的。现在我把真相告诉你们。他的那一番话，是周总理要他来说的。周总理希望上海工商界服从社会主义经济的领导。中国不是有一句老话吗？君子爱人以德。许像新传达周总理的指示，你们要仔细思盘，这对你们是有好处的。”
所以，后来的“五反运动”开始之后，严谔声等人暗中说：“我说的吧，去年许涤新在市人大的那一炮，就是‘五反’的照明弹。”
●2.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两条关键性指示
反对“五毒”的斗争已经摆在中南海的议事日程上。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政协一届常委三十四次会议上，严肃指出，对资产阶级的“五毒”，“如果不加以打击和铲除而任其发展下去，由我们革命党派、人民政府、人民军队、人民团体日益受资产阶级的侵蚀，其前途将不堪设想。……不能容许行贿、欺诈、偷税漏税、盗窃、引诱等犯法行为的继续发生，听其侵蚀人民政权。损害国家财产，腐蚀国家人员。凡有犯者必须惩办，坦白自首从宽处理”。
1951年的冬天，当北京落下第一场雪，天亮时，批阅了一夜有关资本家“五毒”报告的毛泽东放下笔，伸伸懒腰，搓几下脸，朝门口走去。
刚跨出门坎，他猛地收住脚，仰天凝视，久久一动不动。
外面好大雪。院里的7棵古槐和房檐上，都挂着白茸茸的积雪。卫士正要扫雪，被毛泽东制止。他走出廊檐，在雪地上小心翼翼地走着，走出两步，又回头望着自己的脚印，他开心地笑了，他喜欢这白净的世界。在他的潜意识里，他希望整个党，整个国家都是这般纯净无瑕。也是想到这一点，他又急急回屋去，将刚才批改过的文件，又加上了一段话。
毛泽东的雪中之作。很快变成了红头文件。
1952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限期开展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由此正式拉开了“五反”运动的序幕。
毛泽东在谈到中央为何作出这一决策时曾解释说“进城时，大家对资产阶级都很替惕，为什么现在有这样的变化？这可以从进城三年的历史来看。1950年上半年，党内曾有一个自发、半自发的反对资阶级的斗争。这个斗争是不妥当的，也是错误的。因为当时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镇反工作皿待去做，应该团结资产阶级去向封建势力进攻，而不是全面出击，全面出击是很不策略的。所以，七届三中全会纠正了这一错误，提出调整工商业。到1951年抗美援朝运动形成，更偏要国内的团结一致，一直到今天。在这一年多时间内，大家对资产阶级不够赞惕了。资产阶级过去虽然挨过一板子，但并不痛，在调整工商业中又嚣张起来了。特别是在抗美援朝加工订货中赚了一大笔钱，政治上也有了一定地位，因而盛气凌人，向我们猖狂进攻起来。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如果不把它整得灰溜溜、臭烘烘的，社会上的人都要到资产阶级方面去。”
毛泽东清醒地看到：现在出现了一种很严重的情况。一部分，人家打进来；一部分。叫人家拉出去。1950年自发地搞社会主义，想搞垮资产阶级，是不对的；后来，又自发地搞资本主义，资本家向我大举进攻。也不允许。……要整党内那些买房置地、人股二当萤事经理的人同时也要搞不法的资本家。这是一场恶战。
2月上旬，“五反”运动首先在全国各大城市展开，随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各中小城市。
上海是民族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城市。从揭露的材料看，上海的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也是相当严重的。毛泽东、周恩来对此十分关注，特派财政部长薄一波到上海去，考察和推进上海的“五反”工作。
他是2月25日到达上海的。他去之前，上海的“五反”已经开始，而且火力极为猛烈，邃捕了200多人，报刊宣传仍在升挤，空气很紧张，发生资本家自杀事件48起，死了34人。梅林峨头厂在斗争不法资本家时，出现了戴高帽子和体罚现象，有的资本家受不了折腾，跳楼自杀了。薄一波到达上海的当天，即传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关于上海推迟发动“五反”的指示，将抓起来的人分别处理，或取保释放，以缓和紧张局面。27日，薄一波将上海的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写了报告，说现在的情况是指挥官未进人阵地，散兵式的各自为战，领导上自顾不暇，运动是在没有领导或半有领导的情况下进行着，工人、店员的每一斗争，报纸上的每一宣传鼓动，都使领导的被动性愈陷愈深。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很危险的。29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上海将“五反”推迟到3月20日以后。
其他地区也先后遇到类似问题。
3月1日，毛泽东将西南局有关“攀利的提法不妥”的电报批转各地。他附文写道：“西南局2月29日的电报是正确的，发给你们参考。当天津、济南、南京、上海等处提出反暴利的口号时。大资本家即迅速接受，因为这个口号可以被他们利用去威胁中小资本家，说他们的利润中也有暴利。就目前时期来说，真正违反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基利，已包含在‘五反’的各项对象中，故只应提‘五反’，不应再提反暴利。隐匿侵吞敌产、逃走外汇两事，国家已有法令，又可包括在盗窃国家财产一项内。倒卖金银、偷卖鸦片白面两事，国家亦有法令，可依法办理，不必于‘五反’外另立项目，变成‘六反’、‘七反’。”
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来自旧社会，他们在夹缝中求生存的特定环境中养成了许多恶习及其资本主义的经营作风，使得“五毒”行为在资本家中相当普遍。因此党和政府派出检查组，对私营工厂、商店进行检查。这一来，不仅违法者害了怕，连那些守法户也胆战心惊。如上海的“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他的全部企业都受到检查，心中甚为不快。他告诉他的儿子：“如今国家有了前途，共产党在经济间题上也很有办法，不要我们资产阶级朋友了。你们各自想办法吧！”他自己也是唉声叹气，担心早晚也被清除掉。
群众运动不搞则已，一搞起来，轰轰烈烈，难免铡杂草而伤了禾苗。
中南海里，毛泽东和周恩来时常收到一些知名民主人士对“五反”担忧的信件。因为有些地方已经闹出了人命，一些没沾“五毒”或刚沾了点边的资本家也被列人了“五毒”分子。
周恩来来到毛泽东办公室，谈了有关“五反”中出现的问题后，向主席建议：“现在广大群众十分拥护五反运动，大胆地、彻底地揭发控诉不法资本家的罪行。”
毛泽东赞同：什么事情群众发动起来了就好办。很有些当年打土康分田地的味道。
周恩来分析说：“我看对私人工商户要分类排排队，区别对待，发现问题，确定重点。”
“具体地说呢？”显然毛泽东对此十分关注。他闭起一只眼，躲开香烟的熏烤。
“对基本守法户，以思想教育和思想改造为主，指出他们的错误所在，要求他们以后不再重犯，一般不予追究，并采取团结和保护的政策，打消他们的顾虑，减轻他们的思想负担，鼓励和支持他们照常营业。对间题不大的违法半违法户，除令其补税一年，退回怪吞盗窃的财产外，宜布免于罚款，并尽快做出结论。
这样，可以安定绝大多数的资本家，使罪大恶极的少数资本家陷于孤立。”
“我大致算了一下，有五种类型。这样吧，关于处理违法工商户的五条基本原则，由我来起草，你们再做补充。”
周恩来告辞时，毛泽东没有起身相送。一般党内同志来往，毛泽东都是足不出户，只有党外人士或国外来宾，他才会起身到门外迎送。而今天，他的思路还在“五条原则”里，周恩来一走，他就一手夹烟，一手攀笔，写下了在“五反”运动中对工商户处理的基本原则：过去从宽，今后从严（例如补税一般只补1951年的）；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毛泽求还将过去所定的划分私人工商户的四种类型改为五类，即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这个指示由党中央在3月5日发出。
经过准备，上海的“五反”斗争，于3月25日正式开始。
这一天，举行了全市动员大会，由陈毅市长作报告。他是个演说的天才，外加川味，把党的政策讲得又生动又全面。这次会一开，上海的资本家稳住了，跳楼事件的影响也很快消除了。
从划分的结果看，就大城市而言，前三类约占95%，后二类约占5%左右。如北京市5万私人工商户中，守法户约户，占10%；基本守法的3万户，占60%；半守法的12500户，占25%；严重违法户2000户，占4%；完全违法户约500户，占1%。上海市163400私人工商户中，守法户约占15%左右，基本守法户约占50%。半违法户占30%左右，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户约占5%。
在对上海72家较大的工商户定案处理的时候，遇上一个难题：如果都定为违法户，就谈不到继续与他们合作，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也有在很大程度上落空的危险。薄一波和陈毅商量后认为，可视他们的政治表现，适当从宽处理。
对待荣毅仁先生就是一例。
荣家当时是上海最大的民族工商户，在“五反”中也发现了一些间题，应该划哪一类？薄一波和陈毅可谓费尽脑汁，不知研究了多少次。最后陈毅一拍桌子：“我看还是定为基本守法户好。”薄一波同意他的意见，并报告周恩来。
周恩来也同意，又将意见转报毛泽东。
毛泽东气魄更大：“何必那么小气，再大方一点，划成完全守法户，怎么样？”
这个“标兵”一树，在上海以至全国各大城市产生了很大影响。许多人翘起了大拇指，说共产党伟大。
“火柴大王”刘鸿生的全部企业都被定为守法户，顿时举家欢庆。他又把儿子召过来，一边品酒，一边感叹：“我原以为上海这个大码头很难改变，除非连根挖掉。没有想到共产党本事如此之大，一夜之间社会风气大变，我佩服，佩服啊。”
儿子挖苦他：“我看是你自己的脑袋转得快。”
“不能这样讲。”父亲严肃起来。“共产党里的确能人多，拿上海来讲，陈老总，小开（播汉年），北京更不要讲了，毛泽东是头一号，再加上周恩来，像是刘备得到诸葛亮……”
6月13日，周恩来批发了政务院（关于结束“五反”运动中的几个问题的指示》，提出要注意防止和反对两种倾向：一种是虎头蛇尾。草率结束，特别是对处理从宽的原则产生误解，以致对违法工商户缺乏应有的严肃性，引起工人和店员的不满，导致一些不法工商户再施“五毒”；一种是不愿意根据实际情况，对原来计算较高的工商户违法所得的数目认真加以核买，以便正确定案。
政务院要求各地在“五反”结束阶段，必须本着宽大与严肃相结合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好定案处理工作，做到合情合理，使之既有利于清除“五毒”，又有利于团结工商业者发展生产和营业。
●3.“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的悲喜剧
“五反”运动以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原料，可以及时供应给工厂，物价稳定，国家基本建设同时展开，工商企业有了很大发展。刘鸿生的水泥厂就突破了历史上的最高记录。因此，年被工商界人士称为“难忘的一九五三年”。他们对这个时期甚至十分留恋，情不自禁地说：“让我们多喊几声新民主主义万岁吧！”
然而，毛泽东的脚步是从来不肯停止的。
也就在这一年的9月，北京，金色的秋天，民主党派和工商界一些代表围坐在毛泽东身边，气氛十分融洽。有些听到风声的资本家问道：“毛主席，听说要搞公私合营了，现在我们刚刚洗过澡一身轻松，正要大发展，不会再搞运动了吧？”
毛泽东肯定地点点头：“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完成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改造，是较健全的方针和办法。公私合营是势在必行啊。”
不少人有些紧张：“‘五反’我们洗了脸，一公私合营。又要我们‘脱胎换骨’了吧？！”
毛泽东浅浅一笑：“诸位老兄不必紧张，这一过程不但要根据需要和可能，而且要出于资本家自愿，因为这是合作的事业，既是合作就不能强迫。将全国私营工商业基本引上国家资本主义轨道，至少需要3年至5年的时间。具体办法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的方式，采取和平赎买的政策，逐渐完成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改造，周恩来一直持谨慎态度。建国后，周恩来曾多次将一些着名企业家和民主人士引见给毛泽东，也曾与毛泽东一道，多次登门拜访。老舍是周恩来四十年代结识的朋友，一建国，周恩来即以总理的身份邀请他回国。老舍回到北京，喘息未定，便埋头创作。在老舍创作《春华秋实》这部话剧时，周恩来向老舍详尽地解释党对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提醒老舍，切不可把这出戏简单变为政治宣传。当这出戏写出后，周恩来看完演出，立即打电话给老舍，婉转地告诉他哪些地方还存在值得推敲的地方。相比之下，周恩来更喜欢老舍写的《龙须沟》，并向毛泽东推荐，此剧上演时，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南海怀仁堂一道观看。
在运动后期，周恩来还在统战部长会议上讲到，“在‘五反’中，有些同志曾经在资产阶级两面性的问题上发生过动摇，这是不对的。刚才我从历史根源上讲了它的两面性，现在它仍然有两面性。……关于‘五毒’，毛泽东同志在提出五反的时候就确定了这样五项，这是具体化而又集中化了的。说得过多就不利。比如对于资产阶级的限制间题就是这样。”他举了一个例子，“我看了一个同志的发言，他好像认为跟资产阶级做统一战线工作就是讲外交、应付、说空话。这是不对的。难道毛泽东同志是在那里闲着没事做，把黄炎培找去聊天讲闲话吗？大家晓得，毛泽东同志没有这样的闲工夫。他找一个人去总是有目的的。毛泽东同志向黄炎培讲清道理后，黄炎培就给资产阶级写信，首先是给上海资产阶级写信，用他自己的口气向资产阶级传达毛泽东同志的指示，这有什么不好呢？”毛泽东同黄炎培讲的话，就是“四马分肥”的政策，即把利润分成四份，其中国家一份，即税收；工人一份，就是福利费；还有一份是公积金，作为再生产之用；第四份就是私人应该得到的纯利。实际上，资本家得到的是一份多一些，因为公积金在将来发展生产中的所得又可分成四份，在四份中他又得到了一份。资本家得的利润如果是在这样一个范围内，就是合法的利润。我们要鼓励他们这样去取得利润。
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毛泽东说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讲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讲轻工业，不能忘记张容；讲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交通运输，不能忘记卢作孚。
前三位都已作古。而卢作孚正好与毛泽东同龄，是四川人，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全靠自修取得较高的文化知识。以一条吨小汽艇“民生”号起家，航行于嘉陵江上，逐渐发达起来。到了1935年，川扛共有中外船舶80只，民生公司一家就占了只，而外商轮船只剩下十几只，这在旧中国是少有的事情。抗战时，民生公司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官徐资本乘机加人股金，公司资产大为增长，拥有船只116艘。抗战胜利后，卢作孚向国外大贷欲买船、造船，又加内部矛盾重重，使公司负债累累。解放大军渡江后，中共上海地下党通知民生公司负责人保护财产，不得破坏、转移，宣传了党对民族工商业的政策。卢作孚在香港撑持局面，绕室仿徨，焦心苦虑如何摆脱危机，选择自己的前途。他想到一个人：周恩来。在香港，有许多人向他说起周恩来处事的机敏与果断。于是他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将民生公司交归国有。
周恩来托人转达，作为民族资本企业，只能公私合营。
1950年春，周恩来派人邀请卢作孚来京商谈解决民生公司间题的具体方案，希望民生公司在新民主主义建设中继续发挥作用。卢作孚深受感染，毅然率领在港的全部船舶，以及在加拿大订造的7艘“门”字轮，于当年6月奔向北京。8月，双方签订了《民生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
看来，公私合营的路是走得通的。
毛泽东有关“改造”的一番话不胫而走。
听到风声的资本家，不少人大呼小叫：“1949年为什么不讲？要是那时讲，我早他妈跑了！……哎，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啊！”北京市地方工业局找了个大店同仁堂，首先进行公私合营。
一家伙，同仁堂上上下下炸了窝。
说起同仁堂，真是一月老字号。它始建于清康熙七年年。同仁堂药铺是乐姓创办的，并且世代相传，故又称乐家老铺。在清末民初的时候，乐姓的后代子孙都想发展自己的事业，开设分号。这样，乐家老铺的分号就遍布全国各大城市了。后来它虽然经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统治时代，但一直到解放以前，它还是保存了古老的封建性企业的特色，主要是家店不分而乐家老铺的分号如达仁堂，则走上了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道路。北平解放前夕，北平同仁堂有职工190多人，资金约80万元，年产值约16万元，年零售额约30万元，设备陈旧，管理落后。北平解放时，同仁堂由乐氏十三世乐松生经营，他同时又是天津达仁堂管理处总负责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一直关心同仁堂的发展。解放前四大房（即乐氏十世乐平泉的四个儿子）共管时，每年在铺面上提取银子4万两，解放后四大房每年提取5.6万元。按四马分肥原则，四大房共分红利171561元，超过原来所得两倍多。当然，同仁堂也比较爱惜自己的牌号，抗美援朝时，向国家捐献卯仪犯元；“五反”时，同仁堂被评为完全守法户。
公私合营的消息传来，乐氏家族的确坐立不安。他们对经营了几百年的老铺，将要失去所有权，经营统治权和企业利润分配权，确实十分痛惜。而且各房兄弟昆季之间又在彼此勾心斗角，为“申不申请”和“谁先申请”争论不休。乐松生是比较开明的，他决定带头一同前去申请公私合营，乐氏各房也明白这是大势所趋，不可违背，也都表赞同。
公私合营后，同仁堂改善了经营管理，建立了各种规章制度，增加设备，改进技术，销售额不断上升。门市部抓药从每天几十服，增加到每天200多服。仍任经理的乐松生乐不可支“别家的流水逐日下降，咱们的流水逐日上升，原来担心合营工作会影响生产，没想到合营后业务发展这样快，这下可放心了。”
当然，乐松生的这份快乐，也是有“经济基础”的：同仁堂最后定股为1526702.38元，按定息五厘，每年可提取定息76335.12元，每房可得19000元，超过合营前领取的14000元。
1955年，乐松生和其他章名资本家被邀请到中南海。毛泽东和周恩来你一句我一句，和他聊了许久，询间他生活、工作情况，鼓励他为医药事业多做贡献。
虽然许多资本家参加了公私合营。但他们的心情是比较复杂的，有人说，当时的资本家是白天敲锣打鼓，晚上回家抱头痛哭。
1955年1月16日，周恩来在中央工作会上曾谈到荣毅仁先生，说：他是全国第一号的资本家，他在这个地方讲，他那个阶级应该消灭，可是，另外碰到的一个人又跟他说：你祖宗三代辛辛苦苦地搞了这点工厂，在你手里送出去实在可惜呀！他也眼泪直流，这是很自然的，自己甚至几代人苦心经营的企业一朝易主，在感情上是会产生痛苦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
乐松生一帆风顺。同年，他当选了北京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出任北京市副市长。1956年1月13日，北京国药业全行业公私合营，乐松生手捧大红喜报，代表北京市工商界人士向毛泽东报喜。
●4.毛泽东与周恩来为“三反”推波助澜
“五反”和公私合营进行得比较顺利。“五反”历时半年，到1952年6月基本结束。
然而令一党主席和一国总理真正担心的，并不是资本家，也不是商人，而是来自内部的威胁。即所谓堡垒是最容易从内部攻破的。共产党的力量在于团结、纯洁，就像热核聚变放出极大的能量；分裂、腐朽，则无疑于原子核的裂变；按物理学的解释裂变一般须由中子轰击，例如铀的原子核受中子轰击分裂成澳和翎……有的元素也可自行裂变……
人们不禁联想：轰击共产党人的是什么？受轰击裂变出来的莫不是“臭”和“烂”。
正像毛泽东曾经预料的，有些人没有被钢铁炮弹打倒，却被“糖衣炮弹”击中。
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这种新的情况下，部分党员沽染上了官僚主义的流毒，他们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饱食终日，言不及义。有的虽然辛辛苦苦，但在进城以后丢掉了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逐渐失去对新鲜事物的敏感性，同样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更有少数党员在人民群众的一片赞扬声中，在资产阶级施放“五毒”的袭击下，丧失了政治替惕性，甚而有的竟蜕化变质，堕落成为资产阶级的俘虏，人民的罪人。
中南海是警惕的。
那段时间，毛泽东也是满脑子这方面的问题。就连散步的时候，他会突然冒出一句，问李银桥：“你有贪污没有？”
李银桥一愣，主席怎么会间这个问题，急忙回答：“没有。”
毛泽东还不满足：“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
为了让毛泽东放心，李银桥提高了嗓门：“不贪污。”
毛泽东还是不满意：“我在的时候你不贪污，我不在了你贪污不贪污？”
李银桥大声说：“我永远不贪污！”
这下毛泽东高兴了：“这就好。我们是共产党人，永远不能搞贪污，要经得起考验！”似乎毛泽东一定要问出个究竟，话头一转，又问开了：“你不贪污，你有浪费没有？”
李银桥真想笑，不知主席为何一定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但还是极认真地摇了摇头。
“不贪污，也不能浪费。勤俭节约是共产党人的美德。做不到就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
“我一定努力做到。”
“要节约。比如洗衣服，袖口领口多擦些肥皂，这些地方容易脏。其他地方操揉拼撼，一拼就行。这样可以节省肥皂。”李银桥仔细听着，回想着自己有无过错。他忽然觉得毛主席又高又大，可心却极细，什么事都难逃开他的眼睛。
北京的11月，常起风沙，气温珠降，室内也是干冷干冷的。
周恩来来到陈云的办公室，一瞧，没人。哪儿去了？周恩来朝陈云的卧室走去。推开房门，只见陈云背上围着一床被子，腿上盖着一床被子，膝盖上搁着块木板，正坐在床上专心致志地看文件。周恩来很感动。他知道陈示身体一直不好，特别怕冷。可是离升火取暖还差几天，天气不饶人，房里没火真够呛。他对陈云说：“陈云同志啊，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批准了，你生火吧！”
陈云见总理进来，急忙掀了被子，下床来，笑笑，说道“不行。”
周恩来又劝：“你身体不好，不要冻坏了，冻坏了更不合算。”
陈云还是不依：“我不能破了自己立的规矩。”当时，陈云负责经济计划的制定，为了节约用煤，规定每年11月15日前不能生火。陈云一直守着这个规矩。
“陈云同志，你可真是好当家，铁算盘。我们党的同志要都像你这样遵纪守法，什么乱子也不会出了。上梁不正下梁歪嘛。”
周恩来很是感慨。“主席在会上多次提出要反对贪污浪费，很有道理。这是我们建设祖国的羞础。”
北京开始升火取暖的第五天，毛泽东根据东北地区的经验，首次提出：“在此次全国规模的增产节约运动中进行坚决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徐主义的斗争。”十天之后，毛泽东再次提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实是全党一件大事”，“我们认为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游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1951年12月1日，党中央作出《关于实行精兵减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徐主义的决定》，要求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办法，检查贪污浪费现象，号召党内外广大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检查和惩治贪污人员。
7日政务院举行第11次政务会议，周恩来作了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精简节约、增加生产、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重要发言，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8日党中央再次发出《关于反贪污斗争必须大张旗鼓地去进行的指示》。
可以说党于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和1952年1月发动的“五反”运动，是前后交错，同时在两个战场上展开并使两者互相配合、互相推动，给予当时的资产阶级的进攻以一次沉重打击，同时也是改造国家机关、移风易俗的社会改革运动。
1951年12月13日凌晨，毛泽东在一夜的批阅和思考后，在给各大区中央局主要负责人的电报中写下：“发现贪污问题的严重性和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分子，从东北开始，是由高岗同志亲自动手的。中央方面委托薄一波同志负总责，北京市由彭真同志负贵，现已全体动起来了。”
在“三反”运动紧张的日子里，毛泽东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听取薄一波的汇报，甚至坐镇中央人民政府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办公会议，亲自指导工作。毛泽东要求每三至五天，薄一波要与各大区负贵人通话一次，检查各区三反进度。
毛泽东确立的“三反”方针是：首长负责，亲自动手，号召坦白和检举，轻者批评教育，重者撤职、惩办，判处徒刑（劳动改造），直至枪毙一大批最严重的贪污犯……
●5.中南海“打虎”，周恩来向毛泽东提出问题的另一面
进入1952年1月，毛泽东对“三反”的内容更加具体，进程更加急迫。要求各级党委立即抓紧三反斗争，缩短学习文件的时间（有四五天就够了），召开干部会，限期（例如十天）展开斗争，送来报告，违者不是官僚主义分子，就是贪污分子，不管什么人，一律撤职查办！
中直总党委召开干部会议，宣布运动进人集中打“老虎”阶段。所谓“老虎”，即指贪污犯。贪污旧币1亿元以上的大贪污犯叫“大老虎”，1亿元以下，1千万元以上的叫“狼”（当时是这样说的），当时的1万元即后来的1元。
1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议上作了报告，9日又在中央、华北和京津两市的大会上讲话，对“三反”运动的方针、政策、步骤等间题作了明确指示，号召全国人民和国家工作人员，从自己的社会生活和工作岗位上，迅速地、彻底地、无保留地开展一个“三反”运动，反对资产阶级的侵蚀，来洗净旧社会遗留下的污毒。
2月1日，北京市召开公审大会，对七名大贪污犯进行了公开审判。原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因非法所得旧币23亿元被判死刑，原中央公安部行政处科长宋德贵因贪污亿元也被判处死刑，另有三人被判有期徒刑，其余二人免于刑事处分。
中央带头处理了一批人，其中一些人如宋德贵，毛泽东、周恩来都熟悉，也算是老革命，有过战功，杀了他们，对领袖们来说真有点“挥泪斩马诬”的味道。但又不得不如此。
中南海内的人们也不能不有所展动。
江青从延安时期就不喜欢参加整风运动。在“三查”“三整”运动中，她还跟毛泽东发生一次大争吵，从那以后，凡是运动，她能躲就躲，很少参加。这次“三反”“五反”运动起来，她又躲出去一段时间，不参加组织活动。机要秘书徐业夫很纳闷，就问李银桥：“为什么运动一来，江青就走？”李银桥顺口说了一句：“躲风狈。”不知这话怎么传进了江青的耳朵。她就趁打牌的机会，把恼火发泄到李银桥身上。群众运动一起来，总会有过火的行为。尤其毛泽东发出有关限期和指标的指示后，就有些“草木皆兵”了，连周恩来身边一些工作人员也惹起嫌疑。
有人怀疑到总理的厨师桂怀云头上，说他家高级瓷器不少，又精致又漂亮，一个厨师哪来的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便把目标集中到桂师傅身上。众人议论纷纷，被周恩来听到了，他对大家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得了什么？你们太不了解情况了。”这样，对桂师傅的猜忌才被制止。
还有一个“受到保护”的是何谦。
何谦是走过草地的红小鬼。从延安跟随周恩来到重庆办事处，当周恩来的誉卫。解放后，任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周恩来访问苏联时，何谦随代表团到了莫斯科。何谦长得英俊，在苏联，毛泽东戏称他是“拿破仑”。中央给驻苏大使馆捎去一笔巨款。
钱装在一个大箱子里，一天，周恩来把他叫去，嘱咐他：“何谦，你把这笔款子送到苏联大使馆。”按照周恩来的叮嘱，何谦把箱子文给了大使馆专门负贵接收的同志。款子送到，何谦心里也就放松，没把它放在心上。没想到，过了挺长时间，外交部向总理反映，说何谦送的那笔款子，他们没有收到。这下“拿破仑到了滑铁卢”，急得何谦嘴上起泡：这么大一笔款子，说没收到，不是等于说我私吞了？那几天，何谦吃不香睡不安，一闭上眼，就是装钱的那个大箱子在眼前晃，明明交给了大使馆……
周恩来知道了这件事。他让何谦在他面前坐下，静静心，说道：“何谦，你不要着急，好好回忆回忆，你交给谁，在什么地方，怎么交的……”
正在搔耳挠腮的何谦，被周恩来的一句话提醒，眼前似亮起一盏灯，当时送钱的情景重又浮现。他回到屋里，静下心来，一步一步地回忆，把来龙去脉写个清清楚楚。根据何谦的回忆，外交部查清了款子的下落，何谦得以解脱。这事要放在“三反”中，何谦岂不成了“大大老虎”？所以，直到今天，何谦说起这件事，心里有一种异样的感叹：“总理真是很会做工作，既不打保票，何谦决不会干这样的事，也不暗忖，何谦说不定干了这事。总理对此心中没有疙瘩，而是设身处地地替我们着想……”
不过，有些事情周愚来心里也有些着急。有些地方的三反运动已经影响到正常经济生活。
1952年2月14日，天律市委就三反期间维持正常经济生活间题，曾给毛泽东写了报告，提出：在不影响三反运动的条件下，公营部门要抽出一定的时间和干部照顾业务；请中央各经济部门继续拨给加工订货任务；给资本家中问题轻微的都作结论，使他们好做买卖；市政建设中该办的事要照常进行。
2月15日，毛泽东复电天津市委并转各中央局，指示各地在开展三反和五反的同时，注意维持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鼓励守法的工商户照常营业、对半违法半守法的工商户应分批作出结论，安定他们，以孤立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的资本家。
据周恩来与陈云、薄一波交谈，发现许多地方的业务停顿现象仍很严重，毛泽东有关指示还有值得补充的地方，周恩来于当天又给毛泽东写了信，说明自己的意见：
主席：
今日政务会议散后，我与陈云、一波两同志谈到“三反”斗争中业务停顿问题，现在已到应该予以解决的时候了。我们认为照中央级“三反”斗争的目前情况看来，每个机关抽出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留下三分之二或四分之二或四分之三的人继续“打虎”是完全可能的，而且不至于影响“打虎”工作。这里所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是每个机关的各级领导同志，并非指一般科员和勒杂人员而言，但各部门业务如果没有各级领导同志来管是无法进行的。
回后，读了主席复黄敬（天津市委书记、市长）的电报，觉得经济生活的正常进行，主席所指示的办法是主要的一面；同时，机关业务的恢复，也是必须解决的另一面。没有这一面，黄敬所提有关经济工作的四点意见，便有三点因与此相关而得不到解决。这正足以证明国家经济的领导作用。顷又与彭真同志通电话，他认为目前各机关抽出四分之一的人来专搞业务是可能的，到二十五日以后便可抽出二分之一的人来。我想，在中央及京津两地的各机关，从现在起就可这样做，在全国至退三月一号也可以这样做了。我们这种想法，如主席同意，请予批示，以便先在中央及京津开始执行。
周恩来
二月十五日
而毛泽东则希望中国的革命化进程快些，再快些。在“三反”，“五反”接近尾声的时候，他又提出许多有益的设想。比如，他在1952年6月的一封信中说：
周总理：
（一）如有可能，应全部接管私立中小学；（二）干部子弟学校，第一步应划一待遇，不得再分等级；第二步，废除这种贵族学校，与人民子弟合一。请酌办。
毛泽东
六月十四日
毛泽东严格要求后代，以艰苦奋斗为本的思想可谓根深蒂固。在与其女儿李纳的多次交谈中，我发现她讲起父亲，最深刻的印象也是这一点：“父亲没给我们留下什么钱，也没有留下什么官；他只给我们留了四个字：艰苦奋斗。小的时候我们也不理解，但是大了，到了现在，才渐渐懂了他的意思：钱再多，会有花光的时候，官做得再大，也有到头的时候，只有艰苦奋斗这四个字一辈子也用不完。这也才理解了父亲为什么对我们那样严格，其实他是爱我们的……”
●6.惊动中南海的两只“虎”
尽管“三反”、“五反”风起云涌，各地每天都有案情报到薄一波那里，薄一波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卷宗也不少。但真正动人心魄的是还是杀了天津的两只“大虎”。
据初步统计，北京市属各机关和企业部门工作人员中，已发现贪污分子650人，贪污总额15亿元。贪污分子中公安部门占112名，共产党员占105名，老干部占79名。
天津市12个公安分局中，仅一个分局就因受贿赂而将个反革命分子释放或取消管制，其干部、替士受过3514户商家的贿赂；
陕西省纪委一年半时间处理了犯贪污蜕化错误的党员1400余人；
华东区人民监察委员会从1950年6月到1951年11月统计，因个人贪污而造成国家财产的损失即达124亿元。华东区直接处理的179件贪污案涉及615名罪犯中，有老干部126人，共产党员116人；
南昌市税务局60人集体贪污。一个粮食局长贪污20万斤大米，从其老婆鞋底即查出12两黄金。江西有一个区的区长、区委书记、派出所长集体嫖娼。一建筑公司开业时请客70桌，唱戏7天。不少干部贪污腐化，铺张浪费，竞相攀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艰苦奋斗者反被讥笑为“牛列主义”……
上述种种，不禁使人联想到今日，当改革大潮扑面而来，许多共产党人湿了“鞋”，其情景与当年何等相似乃尔！
毛泽东痛心，愤慨，焦虑。
刘、张的罪行早就激起了当地群众和干部的不满。1951年10月，天津专署的一位副专员向河北省委组织部揭发了刘、张的严重犯罪事实。河北省委立即开展了调查。根据他们的罪行事实，河北省委建议省人民政府依法逮捕刘、张二人。并请示华北局，华北局讨论后报请周恩来批准，周恩来签字同意。11月上午，河北省公安厅依法逮捕了张子善；12月2日，刘青山从国外访间回国后立即逮捕归案。12月4日，河北省委报请华北局批准，作出了开除刘青山、张子善党籍的决定。
为慎重起见，在逮捕令发出的同时，即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将“河北省天律地委贪污浪费严重，拟将张、刘逮捕法办”的绝密电报呈送毛泽东并中央。
30日凌晨，寒风康冽、大雪纷飞。当华北局标有的特急绝密电文送到毛泽东案头时，这位历史巨人迅速读完全文，心头一惊。革命刚刚胜利，西柏坡自己的警告言犹在耳，竟真的出现了以身试法者。
毛泽东迅速提笔，代中央草拟了转发全党的电文，注明“传阅，周、朱阅后尚昆办”。电文如下：
各中央局并转分局、省市区党委：
华北天津地委前书记刘青山及现书记张子善均是大贪污犯，已经华北局发现，并着手处理。我们认为华北局的方针是正确的。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各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誉告，必须严重地注意千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薄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兹将华北局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给中央的报告发给你们研究，望你们注意发现所共的同类事件并及时加以惩处。
中央 十一月三十日
电文立刻通过电波传遍祖国各地。
河北省委会同天津市委，对刘、张贪污一案进行调查、侦讯，于12月14日提出处理意见：“刘青山、张子善凭借其权，盗窃国家资财，贪污自肥，为数甚巨，实为国法党纪所不容，以如此高级干部知法犯法。欺骗党，剥削民工血汗，侵吞灾民粮款，勾结私商，非法营利，腐化堕落达于极点。若不严加惩处，我党将无词以对人民群众，国法将不能绳他人，对党损害异常严重。因此，我们一致意见，处以死刑。”华北局研究后，向中央提出处理意见：“为了维护国家法纪，教育党和人民，我们原则上同意，将刘青山、张子善二贪污犯处以死刑（或缓期二年执行），由省人民政府请示政务院批准后执行。”
当毛泽东的目光再一次盯在了刘青山、张子善的罪行材料上，他几乎是震怒了。
刘、张二人在进城后就成了毛泽东所预言的那种人。进城后，他们公开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他们利用职权盗用飞机场建筑款，克扣救济灾民款、干部家属救济款、地方粮款、民工供应粮等共计171亿元（旧币），用于经营他们秘密掌握的所谓“机关生产”。他们勾结奸商，从事倒买倒卖的非法经营活动，曾以49亿元巨款倒卖钢材，使国家蒙受21亿元损失。为了从东北盗购木材，他们不顾灾民疾苦，占用4亿元救灾款，并派人冒充军官进行倒买倒卖。另外，他们以高薪诱聘国营企业的31名工程技术人员，成立非法的建筑公司，从事投机活动。在兴建潮白河、海河等工程中，盘剥民工，将国家发给民工的好粮换成坏粮，抬高卖给民工的食品价格，从中渔利22亿元。他们生活腐化堕落，挥霍大量金钱。刘青山吸毒成瘾，借口有病，长期不工作，但对吃的大有“学问”。
山珍海味也有吃腻的时候，刘青山异想天开地要吃“没有韭菜但有韭菜味的饺子”。炊事员为难，恐怕“狗不理”、“鸭子楼”的名厨也做不出来这种水饺。炊事员也算急中生智，将猪肉、虾仁、炒鸡蛋并白菜心剁烂搅馅，包时每个饺子里放几根洗净挑好的茎粗叶宽的韭菜，茎根包在饺子皮摺外，捏好后下锅，煮熟后捞出，趁热捏住露在外面的韭菜根茎，将包在饺子里的韭菜叶一起抽出来。这种饺子才合了刘青山的心意。张子善为了逃避罪贵，曾一次焚毁单据300多张。他们还把自己负责的地区视为个人的天下，说天津地区党内只能有“一个领袖”、“一个头”。在工作中实行家长式的统治，欺上压下，独断专行被捕前，刘青山任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为天津专区专员、天律地委现任书记。
在毛泽东总体把握这类事情上，一向是教育为主，不主张打击面过宽；能不杀尽量不杀。在他与周恩来及刘少奇、朱德、薄一波、彭真等人议论时，大家一致的看法是，对那些所谓“手上不干净”的，还应区别轻重大小，经过深人调查核实，实事求是地分别对待，以免整错、杀错。但是，像刘青山、张子善这样的大贪污犯，则不论他们有多大功劳，都是不可饶恕的。周恩来赞成枪毙刘、张二犯。
毛泽东不但赞成，而且决心不可动摇：“对于这样的叛徒和蛀虫，有多少就必须清除多少。清除了他们，不是党的损失，而是党的胜利，不是降低了党的威信，而是提高了党的威信。”但是在执行前，他仍不放心，又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
1952年12月下旬，党中央征求了天津地委及所属部门对刘、张二犯刑的意见。当时地委在家的八位委员一致同意处以死形0552名党员干部的愈见是：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有335人，荆处死级的有人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六人；对张子普，同意判处死刑的有536人，判处死缓的有七人，判处无期徒刑的有三人，判处有期徒刑的有六人。绝大多数人同惫判处死刑。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后，根据这些材料，又请民主人士发表意见，做出决定，同意河北省委的建议，由河北省人民法院宜判，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对大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处以死刑，立即执行，并没收本人全部财产。
在天津，有人找过市委书记黄敬。黄敬想找毛泽东说情，因为，刘、张解放前曾在他手下工作过，他是看着他们成长起来的，他知道刘、张错误严重，罪有应得，应当判重刑。但他们都曾被国民党政府抓进监牢，都宁死不屈，在战争年代也曾出生人死，在干部中也有很大影响，是否能给他们一个改造自新的机会，不要枪毙。当年，刘青山36岁，张子善38岁，都还年轻。
黄敬是浙江人，领导过北平的“一二·九”运动，担任过地下党北平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的党委副书记，是党内有名望的人物，周恩来自然十分熟悉。他听到黄敬要来北京说情的风声，便将此事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于部。”
有了这番话，黄敬不便再找毛泽东。
但经周恩来之手，中央的一纸电文到达河北省委，要求他们妥善安排二犯后事。省委决定了几条措施，交代与行刑人员及善后单位执行：（1）子弹不打脑袋，打后心；（2）敛尸安葬，棺木由公费购置；（3）二犯之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4）二犯之子女由国家抚养成人。
宣判大会是在保定体育场进行的，而后押赴东关大校场执行枪决。两声枪响，惊起旷野一群群寒鸦。也可以说，这两声枪响，穿越了40年的空间，至今仍在人们的记忆中回荡。人们说：杀了两个人，管了几十年，值！
枪响之后，人民在深思，毛泽东和周恩来也在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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