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共和国风云中的毛泽东与周恩来 > 第02章 密议在克里姆林宫
一向以精明练达著称的斯大林好生奇怪：为何轮到谈判签约时，毛泽东非坚持要周恩来赶到？
而一经苏方同意，毛泽东顿时心情释然，这又是为什么？
在与周恩来打过几次交道之后，斯大林明白了……
●1.毛泽东担心共和国得不到承认
这一天，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被正式任命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这个任命反映了全党的愿望。在一年前，华北局第二书记薄一波向刘少奇、朱德汇报工作时，谈到经济工作，三个人一时都不知如何搞法。朱德却胸有成竹：“快啦！咱们的周恩来同志快来了。他是个管家的，管这一个家。他会把这个事情办好。……他这个人，历来是管家的，是个好管家。”这一点，毛泽东也是心里有数的。
但是，对于新中国的成立，毛泽东还不知道世界将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尽管他从不俱怕挑战，但毕竟心中没底，他担心一个新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会招致袖手旁观和冷眼嘲笑的尴尬。这一天，他代表人民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当天下午，周恩来又以外交部长的名义，用公函向各国政府，发去了这一公告内容。
这一天的世界似乎出奇地静。意料之中而又不愿看到的是这一天没有一个国家有回音。
直到第二天，眼见日头偏西，月上枝头，世界还是静悄悄。
月亮越升越高，仿佛要给这一天打个句点时，21时45分，从苏联传来一声惊喜！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照会电告周恩来：“苏联政府决定建立苏联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苏联带头承认了新中国！
周恩来看着电报，迅速来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中南海总的面积约有1500亩，仅是水面就占去700亩。如果绕着红墙走一周，得走上十几华里。从周恩来居住的西花厅，到毛泽东居住的菊香书屋，中间要经过怀仁堂、居仁堂（中央军委办公处所在、1959年被拆除），步行需要10多分钟。
毛泽东仔细看着电报，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是一位不容易忘却昨天的人：在关健时刻给过他帮助的人他记得一清二楚；对于需要帮助而没有提供帮助的人物，他也不会轻易忘记。他是记恩也记“怨”的人。斯大林是个伟大的人物，但他在中国革命的几个关健时刻却有损于中国共产党；不说他的代表性人物王明对中国革命的破坏，也不说斯大林是否有“划江而治”的主张；但说一年前，当国民党政府仓惶逃出南京，西迁到成都又折到广州，败局已定时，只有苏联驻华大使跟随国民党政府到成都又折到广州的，当时连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拒绝跟随国民党政府逃跑而留在了南京！
历史竟同折返跑一样，一个最后割断与蒋介石政府联系的国家，当它回过头来却成了第一个承认毛泽东政府的国家。
不管斯大林以往的功过是非，现在，苏联毕竟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国家，它的举动，将带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响应。高睹远瞩的毛泽东最为看重的也毕竟是现在与未来。
他轻轻地吸着烟，又让烟雾自然而然地从嘴角溢出，那意思像是要让每一支烟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他已经不像年轻时猛吸猛吐的样子了，尽管他常常戏称“吸烟也是一种体育锻炼嘛，这是在做深呼吸运动”。他评论道：“人逢70古来稀，斯大林同志在他将近70大寿时，在这个近黄昏的年龄，还是给我们带来了曙光。恩来，你应该回电表示欢迎。”
周恩来已经起草了回电，他将回电递给毛泽东：“主席，我准备明天一早即照会电告葛罗米柯，并互派大使。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由王稼祥同志担任，你看是否合适？”
●2.毛泽东访苏的进程加快了
照会葛罗米柯的电报中写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深信苏联政府具有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今天又成为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友邦，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我现在通知阁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热忱欢迎立即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苏联之间的外交关系，并互派大使。
11月的一天，毛泽东打电话把周恩来等领导人请到了自己的住处，正式商谈出访苏联、会晤斯大林事宜。
“恩来同志，我看现在我到苏联去一越比较合适了。”毛泽东征求着周恩来的意见。
“今年是斯大林同志70寿辰。他60寿辰时主席不是在延安为他写过祝贺生日的文章吗？”
“一晃十年光阴，弹指一挥间哪。”
12月21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党和政府领导人都要到莫斯科去为斯大林祝寿，主席选择这个时候去苏联很合适。“那好，但我去主要就是祝寿，有关双方商谈、协定、签约之类，还得请你这个政务院总理出面。”“主席可以先在苏联好好休息一段时间，恢复恢复，有关中苏双方商谈的具体工作，我到苏联后按主席的意见和政治局的决定去办。”毛泽东把一份审阅的电报交还周恩来：“有关我访问苏联的具体准备工作，请你委派有关同志办理，主要是文字材料和礼品。”“礼品正由杨尚昆同志办理。他准备再征求一些了解苏联同志的意见，保卫工作由汪东兴和罗瑞卿同志负责，力争做到万无一失。”“我要亲自找汪东兴谈一谈。国际形势比较复杂，我看此事暂不宜告诸新闻部门。你是否与我一道同行，我看还是征求一下斯大林的意见。”“同意，委派王稼祥同志去苏联做大使，也请主席签发任命。”通常人们说毛泽东只抓大略方针，是不准确的。只是他不像周恩来那样事必躬亲，样样都管；一般都是定出大略方针后，只抓住其中一两件事，带动其他，即他后来常常说的“抓典型”。
现在，在出国前，他亲自过问两件事：安全和礼品。
他把中央，卫处处长、并兼任毛泽东卫士长的汪东兴找来，说明此次出访的安全间题。警卫处住在勤政殿往东的政事堂，这里有许多房子空着，做为接待兄弟党外宾之用，胡志明主席就在这里住过。汪东兴一进屋，毛泽东就开始布里：“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社会情况很复杂，这次出访苏联一定要保密，不要作宣传。沿途的，卫工作你去找夏荣臻（中央军委代总参谋长）、膝代远（铁道部部长）、李克农（外交部副部长）和罗瑞卿（公安部部长）等同志商量着办。”
关于礼品问题，委托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办理。杨尚昆在苏联呆过，知道苏联人需要什么。为了保险起见，他又征求其他人的意见，选定了几样最能代表中国民族特色的礼品，计有湖南湘绣被面30条；枕套60个；江西景德镇青花瓷器一套；南丰蜜桔1000斤；冬笋500斤；还有浙江的龙井茶、贵州的茅台酒和上海的名烟等。毛泽东也向江青做了一些调查。因为前一段江青在苏联养病，出席过斯大林为刘少奇举行的酒会。那一次，来岁的江青正渴望着出人头地，所以在斯大林面前毫不怯场，非常得体地说了一句祝酒辞：“我为斯大林同志的健康长寿举杯，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幸福。”这句话正中一个近70岁老人的下怀，它给了斯大林很深的印象。他在还礼的时候，嘴里还在念叨那句话：“我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我的健康竟然就是你们的幸福！”他回味着这句话，使得刚才推让了半个小时刘少奇都没有喝酒而有些冷场的宴会厅重新热烈起来。
所以毛泽东也愿意听听江青的意见。
江青挺直腰杆，提的建议与众不同：“应该带一些山东特产，比如大白菜、大葱，潍坊的大白萝卜……”
参加讨论的人都笑起来，以为江青是开玩笑。她见大家不理会，便将目光逼着毛主席：“礼品嘛，就是要带些能表明我们国情的东西，最好只带农产品和手工艺品。”
大家一见江青较起真来，都敛起笑容，也把目光转向毛泽东，等候裁定。
毛泽东拔下烟嘴。点点头：“礼当送其需，苏联现在是冰天雪地，我看也缺少新鲜水果和蔬菜。”
于是，在中共中央的电报档案中，留下了毛泽东一段很有意思的电文：
山东分局：
斯大林同志今年12月21日七十大寿，中央决定送山东出产的大黄芽白菜大萝卜大葱大梨子作寿礼。请你们接电后于三日内（即12月4日以前）购买每样5千斤共2万斤，由中央派飞机到济南接运。飞机于12月到济南，请注意时间。你们采购上列各项物品（大黄芽白菜大葱大梨大萝卜）时请注意选择最好的。
中央。12月1日下午5时。
临动身的前一天，毛泽东再次召集警卫人员宜布出访纪律“一、此次出访为秘密行动，对外不宣传、不带记者；二、沿途各地可允许当地党政军领导人来车上看望，其他人不要来；三、在中国境内沿途不下车，也不准向地方要东西。”
周恩来着重准备赴苏谈判的有关条文。
与此同时，中央还向已到莫斯科赴任的王稼祥发了电报：
稼样同志：
我们已请柯瓦廖夫（在中国帮助工作的苏联专家总负贵人）通知斯大林同志，请他决定毛主席去莫斯科的时间。我们认为毛主席可于12月初动身去莫斯科。至于恩来同志是否应随毛主席一道去莫斯科，或于毛主席到莫后再定恩来是否去及何时去，此点亦请斯大林酌定。
中央
11月9日
当时中共中央对两位领袖的安排是：给斯大林祝寿后，毛泽东就在苏联休养，如果签订条约的话，则由周恩来随后去办。
●3.周恩来关注毛泽东安全的每一个环节
一贯谨慎的周恩来，对毛泽东出访的安全问题丝毫不敢大意，他把在红军时期就负责中央安全的现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叫来，让他和铁道部长膝代远具体部署路上的安全间题。临行时，周恩来专门交代：
“奇清，我们的国家刚刚解放，对隐蔽的国内外反革命分子，还没有来得及彻底清扫，这次你随毛主席先行，我随后就到。在路上你们要百倍警惕，防患于未然，绝对保证毛主席的安全。”
精明强干的杨奇清肃穆地点点头：“请总理放心，我一定尽我最大的努力保证主席的安全。”
铁道部滕部长到来后，周恩来和他交谈起来：“我已与罗瑞卿和杨奇清谈过，沿途的保卫工作由他们会同总参谋部做安排，铁路上的保卫工作可要由你唱主角。”
膝代远从衣兜里掏出笔记本，摊在面前的茶几上，汇报说“我们研究制定了一些具体部署，请总理审查。”
“你说说看。”周恩来使劲按了按太阳穴，听滕代远往下说。
“首先，要纯洁内部，对沿线铁路职工进行严格审查、调整和清理，参加专列工作的所有人员，必须是政治上绝对可靠的党、团员，不允许留一个可疑分子；沿线各站的值班人员，必须经过党委的逐个审查，确保政治上可靠；同时要求各级党委的负责干部深人基层，坚守岗位，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周恩来嗯了一声，补充道：“可以概括为这样几句话：党委挂帅，全党动员，绝对保密，精心部署，分段负责，及时检查，严密保卫，内外结合。”
膝代远记下总理的话，接着说：“还有一点就是整顿设备。我们已对全路一切设备。尤其是直接与列车运愉有密切关联的车、机、工、电等。进行了大检查、大检修、大保养，并指定专人负责，严格交接班制度，使设备始终处于良好状态，消灭一切可能发生的技术事故，从物质上、技术上为主席出访做好充分准备。”
“专列的安全检查工作做得怎样了？”
“已由铁路局逐辆车厢做了检查，并请部队派工兵用雷达扫瞄推侧有无易姗易姆等危险物品，然后实行封闭。派部队24小时誉卫，凡上车人员，必须持有特许证，验证后方可上车，最后由铁道部派人验收合格后方准使用。”
周恩来稍一思考，说：“这一两天，你抽个时间陪我到机车厂看一看专列。主席要在车上呆几天几夜，一定要安全舒适才好。”
“请总理放心，”滕代远进一步说明：“这是我们接收的国民党高级列车，又加以全面改造，专为主席外出准备的。”
“床是软的还是硬的？”周恩来想到一个细节。
“软床。”
“不行。你们不了解主席的生活习惯。他是从不睡软床的。可以把软床换成一张藤床，这样既有弹性又平直，以减少旅途疲劳。这件事你要亲自落实一下。还有什么？”
铁道部长继续汇报：“我们在列车编组方面采取了一些特殊措施，为了迷惑敌人，防止敌特发现后中途破坏，拟以同时派出三组列车通过。三组列车的顺序可随时调换，使敌人无法确准专列的实际位。”
“这一点好。”周恩来满意地领首，“兵不厌诈嘛。”
周恩来最后指示膝代远：“为做到高度保密，各地党政负责干部、一般不要进站迎送。除非主席特别召见的，首都出发时，中央领导同志也不进站送行。”
在与罗瑞卿、杨奇清、膝代远谈话的空隙，周恩来又布置另一位反特高手在上海特科工作时就令敌生畏、人送雅号“兜巷居士”的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全力侦破潜伏敌台。据侦察获悉，台掩保密局拟派专人潜伏大陆，配合华北土匪，在毛泽东访苏前后，组织暗杀活动。现在可疑目标“万能潜伏台”已被严格监视，只等一网打尽。
●4.毛泽东看见一块汉字碑，似话中有话
12月6日，毛泽东、陈伯达、汪东兴、师哲、叶子龙、陈秉承、沈剑心、李加吉、田树彬等一行，由中南海丰泽园出发，到北京西直门火车站，准备登车去苏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聂荣臻和李克农等领导人，也同到车站送行。
为了抵御西伯利亚的寒冷，卫士们提议为毛泽东做件呢子大衣，但他坚决不同意做，只同意做了一件呢子斗篷，戴了一顶皮帽子。他和送行的人一一握手，而后转身登上号专列。他站在车门口，又回身向送行的人挥手。周恩来似乎意识到什么，向前走了一步，同毛泽东一起上了车。
在车厢里，周恩来介绍说：“代远、瑞卿和奇清同志随你到满洲里，这几位是老熟人，用不着介绍了。还有两位同志，一位是铁道公安局的副局长冯纪，一位是保卫处长任远，也是一路护送主席到满洲里，要不要叫过来认识一下？”
毛泽东含笑作答：“是不是刚才在车门见过的那两位？已经认识了嘛。”
周恩来环视一下车厢的陈设，试了试床的软硬程度，站起身来：“主席还有什么指示？”
毛泽东脱去大衣，摘下皮帽，拢了拢头发，坐下开始吸烟，缓缓吐出烟雾：“恩来，家里的事情有劳你们了。”
周恩来伸出手，和毛泽东握了握：“主席，请一路保重。家里的事情，我们会随时用电报向你请示的。”
“好，我们在莫斯科见！”毛泽东用夹着烟的手向下车的周恩来示意。
周恩来又回身打了一次招呼。
列车缓缓启动。
专列挂了20个车皮，分为前卫车、后卫车和主列车。前五节前卫车坐了50名士兵和一些铁道工作人员；后五节后卫车也有50个士兵担任普卫，还有一车皮白菜萝卜大葱及山东大梨。
中间10节主列车，除餐车、行李车外，便是毛泽东和官员们的公事车。毛泽东的公事车里有四个房间，前面一间为会客室，第二间是毛泽东的卧室，后面两间由汪东兴、叶子龙等人使用。陈伯达和师哲共用一节公事车，滕代远和罗瑞卿共用另一节公事车。
在这列专车里，还坐着一位仪表堂堂，风华正茂的苏联人，他叫费德林，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他是苏联驻华大使馆的官员，此次奉莫斯科之命，作为翻译，陪同毛泽东访苏。看来，毛泽东也喜欢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火车进人苏联境内，毛泽东邀请费德林到他的车厢里来。
“谢谢毛主席关心我这个普通的工作人员，真不敢当。请原谅我的唐突，我想间间这是什么茶？”费德林指指放在身边茶几上的热茶，稍有些拘谨。
“这嘛，当然是我们湖南的绿茶。要我介绍介绍吗？”毛泽东自己也抿了口茶，兴味盈然地说道：“有点涩嘴吧？有的人不大习惯。不过，凡是好茶都有一种叫丹宁酸的东西，对血管微血管都有好处的，可以防治血管硬化和高血压。你知道，中国人高血压的发病率不算高，大概同经常喝绿茶有关吧……”
“谢谢您，毛主席。一些有经验的行家也是这样说的。我以前就听说过湖南茶不错，只是不懂行，过去只品尝过龙井茶的滋味……”
毛泽东开起玩笑；“那你的口味很高四。哪个中国人不想尝尝杭州的龙井？这是上层人士喝的东西，至于过去我们这些乡巴佬、大老粗和丘八大兵，能喝上当地产的湖南茶就不错了。有人还当它是普通的禽子杆哩。”
“哦，你们湖南茶可不比茶场里种出来的茶叶差呀。”费德林只是顺口说说，可又招来毛泽东很多玩笑话：
“你别抬举我们啦！湖南茶怎么能同龙井比呢？不过，我倒想问你，你怎么搞到龙井的？那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呀！”
“抗战时期在重庆。人们有的是钱。朋友请我喝的龙井茶是从沦陷区哨来的。”
“难怪，国统区那个地方办法多得很，延安就不行了，我们做梦也不敢去想龙井茶，连湖南茶也喝不上，只能有什么喝什么。有时候弄点艾草煮煮当茶喝。”
“野草汁喝多了，不怕闹肚子吗？”
“那有什么办法！”毛泽东情绪高涨，又开始他习惯的“由此及彼”的哲学引申：“我这个人呀，就是一个矛盾体。明知道吃要吃得少，多吃有害，多余的食物需要很多的能量来消化。这是不好的。可是我一见粘米饭就管不住自己，特别是见到肥肉。生活本来就很清苦，大家省吃俭用……”他点上一支烟，看着烟头，继续说。“抽烟也一样，明知有害，尼古丁害人，但是戒不掉。一支接一支地抽，抽了一辈子了，也不打算戒了，怕失去刺激。再比如说，我知道吃辣椒伤肝脏，特别是吃过量。但是一见那红艳艳的尖辣椒就不要命了！我们湖南的辣椒像一团干火，吃在肚子里火辣辣的，但是不吃还不行，一天都少不了。否则，就觉得嘴里没味儿，辣子会提神，刺激血管，活跃头脑。”
说自己是“一个矛盾体”，的确是毛泽东发自内心的自我剖析，以后他又在不同场合说过自己“既自信又不自信”，“有虎气，又有猴气”，看来，不仅毛泽东如此，可以说人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要不，为何说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有呢？
毛泽东用抽剩的烟头点上另一支烟：“这都是过去养成的习惯了。过去不是吃得多，而是吃不饱。老觉得肚子俄。对于一个饿汉来讲，还有什么这不吃，那不吃的，饱汉不知饿汉饥么。有病不怕，就怕庸医害死人，你说，是不是这样？”
费德林赞同：“他们只看症状，不问病根……牧羊人还错将山羊当绵羊呢。”
火车速度减慢，快到秋明站了。毛泽东把脸转向窗外，突然发现了什么，要费德林朝外看“看，那边石头上有几个中国字！”
随着毛泽东手指的方向，费德林也看见了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两个大大的中国字：洞门。费德林猜测这是表明这里有山洞，或者峡谷的通道。
毛泽东认为；“它不像一般的石碑，也不是建筑师的手笔，你看是什么，博士？”
费德林仍在猜测：“说不好，我没看清楚……也许是前来寻找野人参的中国人留下的暗号。西伯利亚的人参是有名的。”。
“那怎么会一直保留到现在？难道现在还有中国人到这块禁地来采人参吗？”
费德林无法解释，似觉毛泽东话里有话。
“有意思。”毛泽东仍在寻思，“石头会说话呢。当年的勘察者早被人们忘掉，倒是石头还在纪念他们。那很可能是第一批勘察家哩……你读过中国的《红楼梦》吗？曹雪芹写的，《红楼梦》又叫《石头记》……”
火车吮当一下，又开始加速，打断了毛泽东的思路。
●5.一枚锈手榴弹惊起中南海一池春水
中南海的夜色一向深沉而宁静。
西花厅的灯光就像最后抹去的星辰。周恩来桌上的电话机时而响起，秘书进进出出。送毛泽东离京的那天上午，周恩来又没睡觉。他在凌晨4时还在给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写信，王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信没有任何客套，开头就写道，“炳南：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对此，周恩来很不满意，特惫在这句后面加了间号，既是询间，也是批评。“你家也无人接，致无法从电话中与你通话。”周恩来继续写道：“现特函告：今早（上午）6时零刻苏联商务代表团车抵北京，望你按时到东车站去接（以办公厅主任名义），不得延误。接到后，望即约他们到今晚宴会。罗申（苏联驻华大使）、齐赫文（参赞）已离京，今晚去掉他（们）的座位。”
周恩来的细致严格可见一斑。
今日凌晨，周恩来的办公桌上又堆了一厚叠文件，他一坐下又是三个小时。秘书轻声进来，报告说：“公安部来电话，说主席已安全通过天律，只遇到一点小问题，在主席专列要通过的路轨间发现一枚手榴弹……”
批阅文件间隙的周恩来，听汇报时是一种调剂，本没留意，但秘书的最后一句话顿时引起他的注意，他侧过身来，追问秘书：“什么样的手榴弹？”
秘书稍显轻松地浅笑一下：“是一颗生锈的手榴弹，整个锈成一个铁疙瘩，炸不响了。估计是战争年代或是什么人废弃在铁路旁。不过，罗部长还是很重视，已经下车调查和处理此事了。”
周恩来手里的红蓝铅笔轻轻地敲着桌面，想了一下，向秘书布哭着：“通知沿途各站，加强替戒，再对铁轨、路基做一次清理；通知膝代远和杨奇清、汪东兴他们，警卫工作仍要仔细认真，丝毫马虎不得。”
秘书应着声，按老规矩将桌上周恩来已批阅过的文件拿走，习惯地间一声：“总理还有什么指示？”
“罗瑞卿同志如果回到北京，请他马上到这里来。”周恩来将手头正批阅的那份北京市军管会布告也一并交给秘书，“天亮以后，把这份布告也发给主席，请他最后再过一下目。”
秘书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又恢复了一个人的世界。
他认真批改过一份外交部文件，又拿过来一份人事安排的名单，逐一审视那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二十多年来，他和这些人的联系从未中断过，他熟悉他们的经历、个性和才能，知道哪一个位最能发挥他们的优势；他们也同样熟悉他，信赖他，以置身于他的领导之下而为幸事。周恩来在每一个名字后面，都注上几个字，以表达自己对于他们任职分工的意见。这份名单还要经毛泽东最后审定。他在写注时颇为用心，尽量以最简捷的语言说出每个人的特点，以及在这个职位上可能产生的影响，以便毛泽东最后定夺。
东方发白，周恩来起身活动一下，顺手关了电灯。工作人员送来了早餐：一碗稀饭，两个小馒头，一盘花生米和一碟咸菜。
周恩来示意将早怪放在茶几上，看看腕上的手表，拿起红色电话机的听筒，先给刘少奇打电话：“喂，少奇同志吗？我是周恩来。主席已安全通过天津。……出了一点小问题，罗瑞卿同志已在天律下车去处理了，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你通报。”
然后他又要通了朱德的电话。接电话的是朱德的卫士长，周恩来轻声问：“老总起床了吗？”
周恩来之所以选择这样一个时间向两位领导人通报情况，是他熟悉他们的起居作息时间。从延安时期起，因为经常与毛泽东研究事情，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等都养成夜间工作的习惯，朱老总年岁大了，改不过来常年养成的早睡早起的习惯，所以此时，正是两位领导人都没睡觉的时间。朱老总的卫士长证实了周恩来的估计：“老总正在洗徽，一会儿就要出去散步。”
周恩来放下电话，匆匆吃过早饭，穿上大衣走出西花厅；他想和朱老总一起散散步，一来驱赶一下一夜的疲惫，二来趁这个机会向老总通报一下主席沿途的情况……
●6.斯大林纳闷：毛泽东为何坚持要周恩来赶来呢？
毛泽东初到莫斯科的情景已为人所熟知。简略地说，欢迎仪式很隆重，当天（12月16日）毛泽东就下榻在斯大林的别墅。
这座别墅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期间的住所，坐落在莫斯科西南郊27公里处。别墅不大，地上有三层，一、二层住人，三层有弹子房，地下室有厨房、警卫、工作人员住房和作战指挥设施。叶子龙、师哲和毛泽东住在一层。毛泽东住的是一个套间，里面做卧室，外间做会客室，东头还有一间做办公室。
下午6点，斯大林就在克里姆林宫他的办公室会见毛泽东。
一般情况下，斯大林迎接客人的方式是静坐在那里等候；但这次他站在办公室门口，苏共全体政治局委员和维辛斯基外长也都在门口站成一排，欢迎来访的中国领导人。两位领导人初次见面，有几句话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斯大林开头说的“你比我想象中更年轻。更健康。你对中国人民的贡献很大，你是中国人民的好儿子，我祝愿你健康。”毛泽东的回话显然经过掂量又发自内心：“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
“胜利者是不受造责的。”斯大林说了句极有哲理的话，毛泽东也感激这句话，以后在不同场合他还向别人转述过。双方海阔天空地说了一阵以后，毛泽东很快发现，尽管苏方官员很多，但两个多小时中，只有斯大林一人说话，别人谁都不插言。这与当初延安形成的那个领导集体的群策群言，显然大相径庭。在斯大林再三询问此行的愿望和要求时，毛泽东表示，这次来，一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二是看一看苏联，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想走一走，看一看。斯大林有自己的想法，但他希望能从毛泽东嘴里先说出，以免使人感到强加于人。他问道：“你这次远道而来。不能空手回去，咱们要不要搞个什么东西？”
毛泽东希望这样：“恐怕是要经过双方协商搞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必须是既好看，又好吃的。”
在座的人们无法理解毛泽东所说的“好吃又好看的东西”是什么。毛泽东解释说：“所谓好看，就是形式上好看，在做给世界上的人看；好吃，是要有实际内容。”但毛泽东不愿全部说出他的想法，他认为苏联建国多年，有经验，又是主人，应该由他们主动提出帮助中国，不提是不诚恳的。毛泽东同时提出，要周恩来到莫斯科来一趟。
斯大林有些冷淡，惊讶地攀着烟斗：“如果我们不能确定要完成个什么事情，请周恩来来干什么？”
不知斯大林是真的没有明白毛泽东的意思，还是有所保留。
后来他亲自给毛泽东打电话，但都是询问毛泽东在苏生活是否习惯，表示要前来看望，但他的保卫人员和保健医生不让他出门，毛泽东对此表示感谢，劝他不要来了。斯大林得不到毛泽东的具体打算，还给翻译师哲打过电话，想了解毛泽东的想法。后来又派英格托夫来摸底。莫洛托夫是只带着耳朵来的，只是听，既不表态，也不提任何问题。当苏方派来的同毛泽东联系的联络员科瓦廖夫和费德林来到毛泽东住处，询问生活得怎样时，毛泽东终于忍不住，大发脾气：“你们把我叫到莫斯科来，什么事也不办，我是干什么来的？难道我来就是天天在这里吃饭、拉屎、睡觉吗？！”
两个联络员馗尬告退。后来斯大林终于从王稼祥大使那里弄清毛泽东的愈图，是要搞个政治性文件，他很赞成，但仍不肯主动提出。斯大林的想法，签约当然应由两个国家元首——他与毛泽东来签。而毛泽东却认为既是两国之约，当然应由两国外长来签更为合适。他向斯大林提出反建议：“你是部长会议主席，我不是总理马我们两个对不上口径，如果签订条约，我要把我的总理找来。”斯大林对此一直不理解，也不表态。直到毛泽东就此几次向斯大林提出，斯大林才同意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来苏的建议。
●7.一经苏方同意周恩来来苏，毛泽东顿时心情豁然
毛泽东高兴起来。起床后就到院里散步。到处是雪，毛泽东饶有兴趣地专找积雪厚的地方走，负责保卫的苏联上校怕冻坏毛泽东的脚，在一旁直劝毛泽东不要弄湿鞋。毛泽东让孙维世（她随肖华访问波兰、保加利亚后路过苏联留在代表团工作）告诉上校：“雪是干净的，下过雪后，空气新鲜，对人体有益，踩完了雪回到房内换一下鞋袜，不至于冻坏脚，请上校放心。”上校听后耸了耸肩，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毛泽东拎了拎裤腿，冲他笑得开心。
心情一舒畅，毛泽东的食欲大增。他不太喜欢苏式饭菜，早餐有牛奶、煮鸡蛋、两块面包（一块黑面包、一块白面包）、一小盘鱼子替、一小块黄油。大部分食品他还能接受，就是不喜欢喝牛奶，按他的老习惯，喝一杯热茶。晚餐是冷盘，红菜汤，三道热菜。热菜有罐闷鸡，土豆烧牛肉，烤鱼，毛泽东吃得津津有味，还有兴致和客人共饮葡萄酒，饭后还吃一点甜点心，遗憾的是没有猪肉吃。
下午2时许，王稼祥大使来到毛泽东处，说：“现在各国驻苏大使、新闻界人士正在打听毛主席的行踪，纷纷议论说毛主席不知去向了。”此时的英国通讯社甚至造谣说，斯大林把毛主席软禁起来了。消息传出后，苏方有些紧张，斯大林的意思是请毛泽东去外地走一走，以便通过对他的活动的报道来辟谣。
毛泽东听了王稼祥的话后大笑：“毛泽东现正在莫斯科某地休息，怎么不知去向了？”
王大使说：“有一个星期报纸上役有报道你的活动了。”
“近来确实外事不多。”
“主席是否以答塔斯社记者间的形式，在报上公布主席访间苏联的情况？”
“可以。”
1950年1月2日，苏共《真理报》头版头条刊登了《毛泽东在莫斯科答记者问》。此文一出，有关谣言不攻自破。
下午8时，苏联部长会议两位副主席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到毛泽东驻地，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问题。毛泽东说：“我看有三种办法：第一种，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这样做有极大利益。中苏关系在新的条约上固定下来，中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及民族资产阶级左翼都将感觉兴奋，可以孤立民族资产阶级右具；在国际上我们可以有大的政治资本去对付帝国主义国家，去审查过去中国和各帝国主义国家所订的条约。第二种，由两国通讯社发一简单公报，仅说到两国当局对于旧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及其他间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在重要问题上的一致意见，而不涉及详细内容，实际上把这个问题拖几年再说。这样做，中国外长周恩来当然不要来。第三种，签订一个声明，内容说到两国关系的要点，但不是条约。这样做，周恩来也可以不来。”
英洛托夫当即说：“还是第一种办法好，周恩来可以来。”
毛泽东问：“是否以新条约代替旧条约？”
其洛托夫答道：“是的。这样的话，您是否可以计算一下周恩来到达及签约的时间？”
毛泽东掐指一算：“我的电报1月3日到北京，恩来准备天，1月9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11天，1月19日到莫斯科，20日至月底约10天时间谈判及签订各项条约，2月初我和周一道回国，你们看怎样？”
莫、米没有意见，提议在此期间，毛泽东可以出外游览一下，晋退列宁墓，去列宁格勒、高尔基城等地去看一看，还可以看看兵工厂、地下电车、集体农场等处，毛泽东愉快地接受了。
临睡前，毛泽东问随行的汪东兴：“二层除陈伯达和你住的房子外是否还有空房？”
汪东兴回答；“有，还有一间主房。”
“这间房留给恩来总理用，等总理一行来莫斯科后，你从二层搬下来，把你的房间让给总理的随行人员住。”
“照主席的意思办。”
这天夜里11时，毛泽东就周恩来赴苏参加谈判给中央起草电报：
中央：
（一）最近两日这里的工作有一个重要发展。斯大林同志已同意周恩来同志来英斯科，并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皿条约及贷毅、通商、民航等项协定。昨1月1日决定发表我和塔斯社记者谈话，已见今日（2日）各报，你们谅已收到。（以下叙述与莫洛托夫、米高扬二人谈话经过，略）。
（二）你们收到此电后，请于5天内准备完毕。希望恩来偕同贾易部长及其他必要助手并带必要文件材料，于1月9一日从北京动身，坐火车（不是坐飞机）来莫斯科，由釜必武同志代理政务院总理。对外不要发表，待周到一其后才发表。
（三）以上是否可行，5天准备时间是否足够，是否还钳多一二天准备时间，有无叫李富春（时任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或其他同志两来协助之必要，均请考虑电交。
毛泽东
1月2日下午11时
第二天早晨4点，天还蒙蒙亮，毛泽东觉得昨日电报还有遗漏，就起身又写了一份电报：
中央：
昨日下午11时电谅达。恩来同志出国来苏须在政务院会议正式通过，并报告此行系为谈判及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里条约（和旧条约比较在旅大问题上可能有部分的变更，但具体内容尚待谈判。为防御日本及其同盟者的可能的俊略这一目标及承认外蒙独立则仍为新约的墓本精神），贾毅协定（我们提出的要求是3万万美元，分几年付文，我们所以不提较多的要求是因为在目前数年内多借不如少借为有利），民航协定（有利于建立自已的航空工业）及资易协定（和苏联确定易货范围对于我们确定发展生产的方向是有利的，同时亦有利于和其他外国订立通商协定）。此外还应约集政府委员之在京者开一座谈会作同样报告。在两次会议上，应指出这一行动将使人民共和国处于更有利的地位，使资本主义各国不能不就我范围，有利于迫使各国无条件承认中国，度除旧约，重灯新约，使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敢妄动。
毛泽东
1月3日上午4时
写完电报，毛泽东仍和随从们一起到院子里散步，精神特别好，和大家有说有笑。他背着手，用脚摩攀着积雪，开心地说“今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我的《答塔斯社记者间》，现在那些不知去向的人应该明白了。”
晚上，工作人员在整理床铺，毛泽东坐在椅子上抽烟，感叹道：“我们来苏联快一个月了，时间过得真快。恩来总理正在组织？人左右的代表团来英斯科，我电告他们还是坐火车来较为安全。”
●8.周恩来搬到毛泽东楼上住
建国后的周恩来是最忙的人。究竟忙到什么程度？与他最熟悉的人如赓承志、陈赓等，经常是追到厕所里让他批文件；而周恩来自己常常是正在主持着一个会议，却在讲话间隙批转另一个会议的要点；按聂荣臻的说法是：这是他们一生中最繁忙的时期。“毛泽东、周恩来同志那里经常叫我去汇报、谈话或开会。
这些会议大多是在晚上进行，而总参谋部的工作在白天，这样我休息的时间就很少了。每周总有几个夜晚不能睡觉，更没有什么星期天和节假日，这也是当时我特别劳累的一个原因。”代理总参谋长聂荣臻尚且如此，共和国的“大管家”就可想而知了。
周恩来接到毛泽东关于让他赴苏谈判的电报后，立即调集人员组织代表团。代表团成员计有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李富春、中央贸易部部长叶季壮、东北工业部副部长吕东、东北贸易部副部长张化东、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赖亚力、大连市委书记欧阳钦、工业部计划处长柴树落等人。外交部苏联东欧司司长伍修权正在湖北老家探亲，周恩来打电报把他召回。他到北京后，出国制装也来不及了，就在旧货摊上买了两套旧西服，一件大衣，一顶高加索帽子，就随周恩来一行登上火车。在火车上，周恩来就与毛泽东取得了联系。
周恩来与毛泽东配合到这般融洽，也是经过近20年的亲身体验的。
在世界上共同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们中间，恐怕很少有像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在性情上那样截然不同。他们的年龄只相差五岁，属于同一代人，但是不同的出身和生活环境使他们养成了不同的气质。毛泽东为人果断、有魄力，周恩来处事慎重谦让。毛泽东质朴而直率，周恩来文雅而机敏。毛泽东幽默风趣，常用讲笑话的方式说明间题，周恩来则更喜欢摆事实讲道理，以阐明自己的见解。毛泽东会一时兴起断然采取行动，而稳健的周恩来却在采取行动之前总是深思熟虑地权衡轻重，审度利弊。
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是南方人，但是他们的出身很不同。毛泽东出生于堪称鱼米之乡的湖南韶山一个中等水平的农民家庭。他很熟悉农村，深知土地的价值。大多数湖南人都爱吃辣椒，毛泽东也不例外，他把吃辣当成一种“挑战”，笑称“不辣不革命”。
他从童年时起就得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在家里点着油灯断断续续读了一些书，后来才进人省会长沙的一所正规学校。以后他到了北京，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有机会读了更多的书，他酷爱读书，基本上是自学成才的。他在青年时代从未离开过中国。
这与周恩来大不相同。周恩来祖籍是浙江绍兴，他的父亲是旧官吏，自己是家中的长子。他出生时，家道已中落。周恩来在天津南开中学读过书，后来先后到过日本、法国和德国学习，在欧洲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因此，周恩来早年就受到外国的影响。
人们把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不同性格比喻成“湖南辣椒”和“绍兴黄酒”，也不无道理。
尽管周恩来发自内心地信服毛泽东，自已心悦诚服地做毛泽东的助手。也尽管周恩来在建国之初，号召青年学习毛泽东，“在毛泽东的旗帜下前进”，但是他还是客观地说明毛泽东历史发展的过程，他希望热情单纯的青年人知道毛泽东不是“天生的圣”，“不是神”，“毛泽东也是封建社会农民家庭出身的一个孩子，也曾经迷信过，也曾经读过古书，也曾经研究问题开始只注重一个方面……”只是因为后来他把马列主义在中国这块土壤上用活了，才得到中国革命如此伟大的胜利。如今回想起来，在建国之初，大部分人尤其是青年人开始祟拜毛泽东，欢呼“毛主席万岁”之声四起的时候，冷静地评价毛泽东，坚持“发展”的说法，的确不易；从另一方面也说明毛泽东与周恩来相处得自然真诚，相互间并无戒心。
从历史上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高于毛泽东，在社会上也是一位更有名气的共产党人。但是，在同蒋介石长期斗争的过程中，特别是在保卫根据地、反“围剿”战役中，周恩来开始认识到，只有毛泽东能使红军重整旗鼓，扭转局势。从此，周恩来对毛泽东的杰出才干深信不疑，服从他的领导，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他们相继走完人生里程。
在这期间，毛泽东参观访问了列宁格勒等地，返回莫斯科的第二天，即接到周恩来从新西比尔斯克打来的电话。他们谈了一会儿，因传音不好，毛泽东听不清楚，改为到了乌拉尔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再通话。这次他们在电话上讲了一个多小时。毛泽东把自己的活动、愿望以及将要签订的条约内容都讲了，并征求了周恩来的意见。
1月18日下午，王稼样大使来见毛泽东，询间道：“今晚点，我去接周总理，看主席还有什么事要我办的？”
毛泽东缓缓说道：“代表团的接待工作已同苏方谈好，全部由他们安排，我们这里的人员就不要动了。”
王大使建议：“苏方安排代表团住在莫斯科大旅馆，他们给周总理安排了一个别蟹，可能要去住一下为好。”
毛泽东没有多说什么：“那等总理来后，与他商量再定。”
王大使谈完，即告辞去安排接站事宜。
周恩来一行于1月20日到达莫斯科，车站也有仪仗队迎接，只是规模比迎接毛泽东时小了些。开始周恩来就住苏方安排的那间单独别蟹里，只是离毛泽东住处较远。周恩来一到莫斯科，就来见毛泽东，交换情况，商量如何开展工作。过了一天，周恩来提出搬到毛主席这边来住，方便一些。这正合毛泽东之意，当即指示汪东兴：“你去把房子调整一下，给总理一行准备房间。”
周恩来就搬到姐妹河斯大林别璧，住到毛泽东为他留的二楼的空房间。汪东兴则由二楼搬到一楼，把房间让给周总理的随员住。周愚来很快投人谈判的准备工作，不时让随员将有关方面的材料送来，并询间一些具体细节。
晚上，当周恩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议定谈判中的几个问题时，毛泽东想到另一个间题，就是代表团成员的纪律。在毛泽东附到英斯科时。就发生过陈伯达不请假外出的事，毛泽东当面批评了陈伯达。毛泽东不希望再发生此类间题，所以特愈向周恩来提出：“要向代表团的所有成员宜布纪律，我看主要有这样三点（一）所拟文件不能遗失，当然也不能泄露出去；（二）个人不能私自出去会客，有事要请假；（三）日常生活中要是有困难的话，可以找李富春同志解决，不能向苏方接待部门伸手，索要东西。”
周恩来记下了要点，回屋后即召集代表团所有成员，宜布毛泽东所说的三条纪律。
●9.毛泽东再次把斯大林的话头交给周恩来
1月22日，克里姆林宫里再度灯火辉煌。中方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及陈伯达，缓缓走进叶卡捷琳娜大厅。厅里古色古香的陈设使初次到来的人们感到惊讶。这里有十八世纪康华的家具。圈椅、躺椅上都刻有叶卡捷琳娜二世名字的花纹。墙上贴粉绿色波纹壁纸。镶在厚厚的镀金框子里的古画、瓷器、银制。具。当斯大林从那扇高大镀金、雕着木刻画的大门走出来的时候，他那身元帅服显得光辉夺目，他中等偏矮的个子，头发花白，消岌而略显土色的面孔带着倦容。中国领导人站起来，徽笑，向走到服前的斯大林握手。斯大林走到行列的尽头，然后又走回来。他那柔软的高加索皮靴走在厚厚的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他坐下来，看着毛泽东和周恩来，说话声音小，说得很慢，带着格鲁吉亚人所独有的口音：“今天我们两国领导人开始举行正式会谈。”
毛泽东点点头：“斯大林同志曾谈到过中苏关系问题是否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我们也认为中苏两国的关系以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为好。条约的内容应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合作。”
斯大林说：“我同意谈条约问题，还有中长铁路问题、旅大问题、资易问题、借款问题、民航合作问题等，都需要谈。”
毛泽东略表不同意见：“中长铁路问题、旅顺大连问题可以写在另一个协定中。”
斯大林从一个特备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点燃了它，然后慢慢吹灭火柴，眯缝着眼看着前方：“中苏条约应是一个新的条约，对《雅尔塔协定》可以不管它。旅顺问题的解决办法，一个是限定归还，在对日和约缔结后撤兵；一个是现在撤兵，但过去的条约形式暂不变更。”
毛泽东掐灭那根没抽完的烟，思忖着说道：“我们同意前一个办法。”
斯大林继续说：“大连问题由你们中国自己解决。”
斯大林又一次掏烟时，把烟盒向毛泽东扬了扬。毛泽东举了举桌上的烟盒，笑了笑，又正色说道：“中苏条约中涉及的许多具体间题，我提议双方委托几位同志具体去谈。中方由周恩来、李富春、王稼祥去谈，苏方由你指定。”
在毛泽东和斯大林交谈时，周恩来没有插话，只是此刻身子朝前娜了娜，领首等待斯大林的答复。
“愿意接受你的建议。”斯大林朝毛泽东轻轻点了一下头。
后面的会谈便由中苏两国外长周恩来与维辛斯基牵头，在双方小班子中进行。
斯大林似乎有些急。在此期间直接三次打电话给毛泽东。前两次是师哲接的，第三次由孙维世接，因意思表达不够明确，斯大林又把正在克里姆林宫帮周恩来工作的师哲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要师哲把他的话再译一遍给毛泽东听，问问毛泽东到底还有什么打算和意图。毛泽东一听也急了，不知斯大林三番五次询问是何因，他不客气地让师哲将他的话译给斯大林：“我没有什么意见！有意见都在周总理那里。他不是正在克里姆林宫谈着吗？”
斯大林快快不快地放下电话，抓起烟斗……
苏方首先拿出一份条约草案。周恩来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做了汇报，毛泽东立即做出反应：“把我们起草的条约马上译成俄文交给苏方，他们的那个草案对我们无效。”
第二天，周恩来和王稼祥、陈伯达、李富春来到毛泽东的房间，讨论充实条约文本内容。毛泽东提议边讨论边译成俄文。于是，几位住俄文的官员伍修权、师哲、戈宝权、徐介落都被召集来，就在毛泽东住的一层的一个房间里，用最快的速度将他们讨论的文本译成俄文，并打印出来。原先的文本叫。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周恩来建议加上“互助”二字，毛泽东很赞成，笑着喷了一口烟：“友好嘛，是相互的，不能一厢情愿，或者有来无往嘛。”
中方的草案于20日当天就交给了苏方。
旅顺大连、中长铁路的协议草案，由周恩来单独领着人制定。基本告一段落时，周恩来来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没什么意见，但从脸上看另有心事。泉然，毛泽东推开桌上一大堆文件，对周恩来说：“我们还要搞一个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我们已经宜布过旧中国与外国签订的一切国际协定、条约一概不予承认，但象古独立是一个例外。外蒙古独立是国民党政府办理的，但是我们薄重萦古人民1945年的公民投票，他们一致拥护独立。现在双方政府经过谈判确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苏联也表示支持中国这一立场，同时也希望蒙古发表声明表个态。”
周恩来点头称是：“这样做比较好。”这件事的起因是：美国方面对中国两大领袖亲临莫斯科，与斯大林秘密会谈十分不安，一面猜度，一面由国务卿文奇逊散布谎言惑众，说苏联要将中国北部合并，中国要收回外蒙古等等。
莫洛托夫也认为中国的建议很好，决定由中、蒙、苏三方各发表一项官方声明，以驳斥艾奇逊的造谣。苏、蒙的声明分别是以本国外长的名义发表的，这大约是苏联所说的“官方声明”。
但毛泽东仍以战争年代向记者发表讲话的形式，亲自起草了文章，并以“胡乔木”的名义发回国内发表。
可是这件事大大惊动了斯大林，并引起双方小小的不快。
●10.周恩来力图打破僵局，又要不失毛泽东的“立场”
1月下旬的一天，斯大林邀请毛泽东、周恩来单独到克里姆林宫会晤。斯大林特别强调，苏方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参加，中方只邀毛与周，除了翻译师哲外，别人请勿到场。
到达斯大林的客厅后，在座的确实只有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两个人。斯大林照例坐在大桌子的顶头，毛泽东的位置紧挨着主人，只有翻译在他们中间。擦得铮亮的浅黄色桌面上摆着茶具餐具。每个位子前都有一套餐具，大酒杯和几瓶格鲁吉亚干葡萄酒，但从不放伏特加。桌上还摆着几盘温室栽培的新鲜蔬莱。斯大林依然握着他的大烟斗，轻轻地吐着烟，脸色平静而无表情。
他首先说话，声音很小，带着地方口音，师哲要集中精力才能听清。他说：“今天请你们来，是想在这个小范围内交换点意见。”他用烟斗指了指莫洛托夫：“莫洛托夫有些话要说，我们先听听他的吧。”
莫洛托夫从斯大林脸上收回目光，开始说道：“上次我们谈定，关于艾奇逊的谈话，我们应该分别发表一项正式声明，驳斥他的胡说八道。而且我们约定，都用官方名义发表驳斥声明。请问中国政府是否已经发表了这项声明？”
毛泽东虽然领会了苏方谈话的要义，但不知毛病出在哪里。他如实说道：“发表了，是用胡乔木的名义发表的。”
斯大林追问：“胡乔木是什么人？”
毛泽东回答：“是新闻署长，也是以这个身份发表声明的。”他弄不位这有什么错，以前经常照此办理。
斯大林指出“错误”所在：“按照国际惯例，任何新闻记者都可以对任何间题发表自己的观点、谈话或评论，但他们的一切言论并不代表官方的立场和观点。所以，以个人身份发表声明，怎么说都可以，但那是一文不值的。”
莫洛托夫随即补充说，原来商谈的是希望中国发表一项官方的正式声明，也就是说具有代表性的权威性的声明。可是新闻总署并不是权威机构，它代表不了整个政府。也就是说，中国方面没有按照商定的那样去做，这就是违背了协议。莫洛托夫说得很严重：“这个做法没有获得我们所预期的效果，中国方面怎么考虑的，我们不清楚。但既然是我们双方一致达成的协议，就应该遵守。信守诺言是我们之间合作的重要一条。这是我们的一些想法，今天愿意听听中国同志的意见和解释。”
斯大林叼着烟斗，看似硬不经心，其实莫洛托夫的每句话他都仔细地听着。莫洛托夫的话音刚落，他便接着说道：“这么一来，我们的步调就乱了。各行其是，减弱了我们的力量。我认为，我们都应该信守诺言，紧密配合，步调一致，这样才会更有力。来日方长，今后我们相互配合、相互合作的机会与场合是很多的，把这次作为前车之鉴，吸取经验教训，加强今后的合作，正是我们应该做到的事情。”
毛泽东一言不发，脸上泛起红润。烟头已姗起长长一截，他没有去吸。看得出，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激怒了。斯大林虽说话音不高，在毛泽东听来却像是在教训。他一生追求自由平等解放（尽管有时他自己也会陷人自相矛盾，即前面所说的“矛盾体”），最反对别人在他面前颐指气使，对他的父亲是这样，对兄弟党的领袖也是如此。1958年，他还在“游泳池”对外交部长陈毅及其部下重提过这件事：“我两次去莫斯科，头一次去，就不是以平等待遇我，那是什么兄弟党，是父子党……”
毛泽东始终一言不发，以此表示他的不满。
周恩来做了一些解释，但鉴于已经形成的气氛，他也表现得十分矜持。
斯大林为了缓和气氛，从谈判桌边站起来，到小桌上拿一点他喜欢吃的东西，并习惯地向客人介绍几种菜肴。他请大家喝一点酒，大部分人都是抿一小口，表示已经喝过。大家心里明白，真理不在于葡萄美酒。
谈话时间很短，谈完话，宾主离开克里姆林宫，前往斯大林别璧。斯大林是个敏感的人，不会不觉察出中国人的不悦。似乎是为了再缓和一下气氛，他特地把毛泽东、周恩来请到自己的车上，让他们坐在后排主位上，他和师哲坐在加座上。但大家各有各的心思，谁也不交谈。师哲形容：“气氛像铅块一样沉闷。”
为了打破僵局，师哲试着先同斯大林闲聊几句，问他：“你不是答应过要到我们代表团驻地去做客吗？”
斯大林轻轻说：“是说过，现在我也没有放弃这个愿望。”
还没等翻译，毛泽东竟猜出他们的谈话，对师哲说：“你和他谈的什么？不要请他到我们那里去做客。”
师哲承认谈的正是此话题。
毛泽东要他：“把话收回来，不请他了。”
斯大林似有警觉，马上追问师哲：“他说什么？”
师哲只好说：“我们之间的话。”
大家都不再说话，一直闷声不响地坐了30分钟。
到了别墅客厅，苏方领导人也陆续到来，但气氛依然冷清。
斯大林试图打破住局，他离开座位去放留声机，然后邀请大家跳舞。主人们纷纷离座走进舞他，翩翩起舞，客人们都坐在一旁观看。有几个苏联姑娘来拉周恩来跳舞，周恩来向毛泽东示意“主席，跳个舞吧？”
毛泽东扬扬手：“你们跳吧。”
周恩来和师哲被拉进了舞场，而后她们又试图去拉毛泽东上场，他仍“坚定不移”，始共没有离座。于是宴会和舞会增添了不快之感和格格不人的气氛，最终还是不欢而散。
在这种时刻，毛泽东与词恩来的关系如何？
当事人师哲有一段回述：在宴会上，恩来虽然也说也笑，也吃也喝，甚至也歌也舞，但是他的每个举动，每一步骤总是紧跟着毛泽东的步法和情调。然而却不令人感到他是“人云亦云”、“亦步亦趋”。他表现出自己的意志、立场，他的举动符合他的身份及礼节，他没有丧失薄严和原则，也没有损伤自己的形象，更没有表现出迟滞、呆板或失措。他总是想方设法地自然地调节、级和紧张气氛，以便造成一种较活拨的环境、融洽和谐的气氛。
在那天晚上，他的努力有时是成功的，有时不尽人愿。如果没有总理在场，沉闷、压抑的气氛，定有增无减。总理真不愧为机敏、灵活而有气魄的外交大师。
●11.毛泽东与周恩来最后商定的条约
已经是2月8日凌晨3时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手稿还在毛泽东与周恩来之间传递，其中各项具体协议颇费心思。房间里充满了烟草与茶叶味，几位助手已经犯困，常常用手掩住嘴。让大哈欠化小，或往太阳穴上抹点清凉油，与睦睡做斗争。偷眼望望两位领袖，却奄无倦惫，令人吃惊。毛泽东捻动手中的烟卷，心情愉快得如同早晨刚刚醒来：“近来各项工作进展较顺利，时间安排得很紧凑。”这无疑是对周恩来工作的褒奖。
在协商友好互助条约时，周恩来强调，“友好同盟”的具体内容自然就包括互助合作在内了，而后者也应该是条约的具体内容。苏方按周总理说的基本思想和大体内容，写了一个草案给中方看。周恩来看过后说：“不对，我说的很多，内容怎么变得这样少？要修改。”他当即将王稼样、陈伯达叫来商童，同时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同意周的意见：“我们自己重搞一个吧。”这才有了今夜的“鏖战”。
周恩来摘下眼镜：“自从我们幸出初稿后，苏方的态度有所转变。他们认为我们拟定的初稿明确，各条款是合理的，是经过认真考虑的。但对其中某些条欲还有分歧。”
毛泽东说：“1945年中苏签订的条约应该失效了。新中国成立后，愉况发生了变化，偏要重新确定中苏关系的原则。”
“苏方已同意以这次签定的新条约取代1945年的旧条约。”
周恩来估计着，“新条约在讨论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小的变化。”
问完了“主席还有别的事情没有”，周恩来告辞了。警卫人员开始收拾床铺。毛泽东的思路还深深陷在“条约”中，对还没离开的注东兴说道：“斯大林、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开会搞了个《雅尔塔协定》，他们对中国的新班、东北很感兴趣，都想在世界上划分出自己的势力范围。”
毛泽东解着纽扣，推备就寝，还在告诉汪东兴：“我们和苏联会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时指出，新的条约与《雅尔塔协定》一是两个不同的间题。在我们双方内部讨论时，他们说东北、新粗不许第三国人进人，我们说东北还有二百万朝鲜人，有的还投有加人中国籍，怎么办？他们又答不出来。他们还是想按（雅尔塔协定）办事。他们给我们发来电报说，你们不能与国民党打仗，你们如果与国民党作战，你们这个民族就有灭亡的危险。这是什么话！如果说我们国家有灭亡的危险还说得过去，民族怎么能灭亡呢？所谓民族就是讲人么，几亿人口的大国怎么能灭亡呢？”毛泽东说完这些话，好像释放了积怨，轻松地补了一句：“我是顶了他们的。”
据参加谈判的中国同志说，当斯大林提出不允许第三国居民进人和在中国东北、新孤地区居留时，由于这个问题提得突然，谈话有些冷场。周恩来随即反问道：“东北住有很多朝鲜民族的居民，他们算不算第三国公民？更不用说外来的蒙古人了。”斯大林对此反间措手不及，一时哑口无言。毛泽东完全赞同周恩来的这一反间，并试图让斯大林明白，在这个间题上出现不愉快，是因为苏方的这个主张。干涉了中国内政。
毛泽东对这一段史事一直没有忘怀。1958年那次在“游泳池”与陈毅和驻外使节们也是这样愤愤不平地谈起：“还搞个换文，不许在中国两个地方有第三国人住。两块殖民地，一是东北，一是新组，两地除中苏两国人不许其他外国人居住，我们东北还有二百多万朝鲜人怎能赶走？还在我们国内搞情报工作，我也向斯大林提过。过去有人就在我外交部找一个女同志给他作情报工作，这位女同志很快就报告了总理……”
毛泽东睡下了。
周恩来还在忙。国内的许多问题等着他立即处理。
第二天晚上，毛泽东在大厅里散了一会步，回到房间，对陪同的汪东兴说：“你把陈伯达叫来，我和他说一下《人民日报》的社论间题。”
陈伯达很快来到毛主席面前。毛泽东说：“稿子我已经看过了，做了修改，请你和恩来再看一下，然后发回国内，看他们还有什么地方孺要修改的，请他们斟酌后定下来。稿子现在恩来那里，你可以去他那里拿来看。”
来到周恩来的房间，周总理正和新孤人民政府副主席赛福鼎谈话。周恩来要赛福鼎抓紧时间把中苏友好协定再仔细看一遍“其中涉及新孤间题，有什么意见尽快向谈判代表提出。你能看汉文吗？有困难的话，请邓力群同志帮助读给你听。”
赛福鼎表示没有太大困难，汉文写不好，但可以看懂。赛福鼎准备走的时候，周恩来已将身体转向陈伯达：“是主席请你来的吧？社论我又改过一遍，你校对无误后发回国内，国内有什么意见，请他们立即电告我，不要延误。”陈伯达接过那篇题为《中苏友好合作的新时代》的社论，只见上面除了周恩来添改的娟秀的字迹外，许多处是毛泽东改过的，最后一行尤其醒目“以上删改，请乔木负责改好校正无讹，并请少奇同志精校一遍，务使毫无遗憾，与中苏双方所发表的条约及协定内容完全一致。否则参差不齐，影响很坏。务请注意，至要至要！”陈伯达刚要出门。周恩来又叫住他，将社论要回，站在桌子前又改动了几个字。
在此期间，毛泽东和周恩来商议的事情很多，除了眼下的中苏友好协定外，还有与英国的建交问题；越南主席胡志明的来访；国内民主人士在各级政府的任职；建立空军和海军；以及苏方向中方提供3亿美元贷款间题……所以每天都很疲劳，原来两人时常失眠，现在谈完话，宽衣上床后都能很快就睡着了。
●12.周恩来撤除隔板似乎是一种象征
签字仪式于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举行。
毛泽东、周恩来和斯大林、马林科夫、贝利亚、维辛斯基等聚集在斯大林办公室旁的一间客厅里，其余的人都在另一间客厅。代表双方签字的是周恩来和维辛斯基。毛泽东和斯大林站在最中间。各种镜头一齐对过来，摄影灯烤得大家汗流满面。斯大林不时调整一下站姿，以保持体力。
斯大林突然想起什么，对身边的翻译师哲说：“你们的翻译工作没有做好，耽误了贸易协定文本的印制，否则，今天在这里可以同时签署贸易协定，那样多好啊。”
毛泽东问斯大林在说什么。师哲如实秉告。毛泽东有些不满：“反正缺点和错误总是中国人的！”其实，中苏贸易协定是苏方人员没有准备好，怕斯大林斥责，才把责任推给了中方，这才引出毛泽东的不快。
斯大林敏感地回过头问：“他说什么？”
师哲只好搪塞：“是我们个人之间的私话。”
毛泽东与斯大林是一代伟人，其性格中也有某些相似之处，比如在涉及民族利益时都会怒发冲冠，不会轻易让步；而两人的自落心又都强，两“强”相遇难免会发生一些碰撞。签完字，轮到毛泽东向斯大林提出请求了：
“斯大林同志，条约签字后，我们准备举行一个小型招待会。”
“当然。”斯大林答应得很痛快，并仔细地听着下一句，因为开招待会的想法他已预先接到报告。
“但不在克里姆林宫，而在另外的地方，比如大都会饭店。”毛泽东果然出语突然。
“为什么不在克里姆林宫呢？”斯大林目光直逼毛泽东。
“斯大林同志，您要明白，克里姆林宫是苏联政府举行国宴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个主权国家来说不完全合适。”毛泽东的语气里已经没有了固执，诚恳占了上风：“我们希望你能出席一下，如果健康状况不允许，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我们不会认为这有什么不合适。”
斯大林也表现了出人意料的大度：“我历来没有在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出席过这样的宴会，而且已经成了惯例。但对你们的遨请，我们在政治局会议上已经讨论过了，我决定接受你们的邀请，也就是说我将破例到克里姆林宫以外的地方去参加你们的宴请。”
毛泽东流露出感激，再次说道：“如果身体不支，你可以随时提前退席。”
斯大林小声说：“不会的，既然去了，就要参加到底。”
当晚9时，酒会在克里姆林宫附近的米特勒保尔大旅社的第一层楼进行，这是中国使馆租借的。斯大林带领苏联政府官员如约到来，毛泽东和周恩来早已站在门口，用掌声向5百多来宾、尤其是难得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斯大林表示欢迎。进人大厅后，人们都注视着两位伟人，只有一双眼睛却在别处游弋。那就是后来一直是谜的贝利亚：他那鹰一般的目光扫视着会场，看着人们的杯中是否是白兰地，以免有什么不测。酒会进行得很顺利。中方最忙的人是王稼祥大使和周恩来总理。周恩来的嘴唇刚刚挨着酒杯又匆匆放下，他看到：毛泽东和斯大林被安排在里间小厅，与外面的大厅隔着一排屏风似的玻璃门。
外面的人们为了争看两位领袖，纷纷向里间挤，眼着隔板和玻璃门就要挤破了。周恩来急走几步，招呼服务员，让他们撤走隔板，将两厅合为一厅，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身影出现在人们面前，人们不再往前挤，而伫足凝望……在与会者眼里，这似乎是一种象征：坚冰已经打破，中苏之间的隔阂正在消除。可惜在斯大林死后的赫普晓夫时代，两国又筑起壁垒……双方对垒的主将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当时都在酒会上，并且举杯相碰过……
轮到周恩来致祝酒词。事先他准备了一份讲话稿，并给了苏联翻译一份俄文稿。但临场他并未拿稿子。令知情人惊讶的是周恩来的发言竟与长达两千字的原稿一字不差！
周恩来挨着向苏联政府领导人敬酒，最后走到了毛泽东面前：“主席，我也敬你一杯。”毛泽东欣然举杯，他的脸上充满一种徽笑，那微笑多少有一点胜利者的快慰，又像酒一样淡雅，令人回味……
酒宴之后，有一位苏方人员曾感慨地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配合默契，相得益彭，真是少有的领袖人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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