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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章 开国第一天

  有一种比喻说:毛泽东是“湖南辣椒”,周恩来是“绍兴黄酒”。这不仅描绘了出生地及环境对他们性格的影响,也形象地表达了他们的习惯爱好。谁都知道,毛泽东爱吃辣,周恩来爱喝酒。又一种比喻说:毛泽东是“土包子”,周恩来是“洋包子”,这又进一步说明了他们在青年时代的经历对后来漫长革命生涯的影响;再一种比喻说:毛泽东是“严父”,周恩来是“慈母”……

  成千上万的比喻,都是说的他们的性格差异。然而说到他们对共和国的作用,最好的比喻莫过于他们亲手奠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

  正面是毛泽东挥毫写就的碑名,背面是毛泽东拟就、周恩来手书的碑文。这似乎成了一种象征,深深地镌刻在共和国的记忆中。从开国那天起,一个“主席”,一个“总理”,这种天然的互补关系,虽有跌宕起伏,却一直伴随到他们生命的终点……

  ●1.进京路上,两位领袖意味深长的对话

  相信每一个关注共和国历史的人,对下面这个场景都不会陌生。那段广为流传的,在两位世纪巨人之间进行的对话,已经深深铸刻在后来者的记忆中——

  时间:1949年3月23日。

  地点:河北省建屏县(现属平山县)西柏坡。

  早上三四点钟,毛泽东要上床睡觉了。临睡前,他告诉值班卫士李银桥:“9点钟以前叫我起床。”周恩来知道毛泽东又睡晚了,悄悄嘱咐李银桥:“让他多睡会儿,没有关系。”

  快10点了,李银桥才把毛泽东叫醒。毛泽东有起床后依栏而坐仰靠一会儿,抽支烟喝杯茶看看报纸的习惯。他问道:“几点啦?”

  “快10点了。”

  “让你们9点以前叫我,为什么现在才叫我?”

  “周副主席想让你多睡会儿,说休息不好,怕你路上太疲劳。”听了这个解释,毛泽东不再说话,低头看一张新报。这一天,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的新闻公报由新华社向全国发表。

  饭后,毛泽东把烟盒揣进口袋,朝门外走,迎面遇上周恩来。周恩来轻轻抬了一下手:“没有休息好吧?”

  “休息好了。睡四五个小时,精神就很好了。”毛泽东习惯地又去掏烟,想起什么,在外口袋拍了两下,没有取烟。

  “多休息一点时间,长途行军坐车也是很累的。”周恩来一边说话。一边和毛泽东身后的人打着招呼:“都准备好了役有,就要出发了。”

  毛泽东在秘书的指引下,朝自己要乘坐的汽车走去,仍和周恩来说着话:“今天是进城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今天是进京赶考,精神不好怎么行?”正要上车的其他中央领导人都跟着笑了。

  周恩来点点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被退回来。”

  “退回来就失败了。”毛泽东一脚在车上,一脚在地下,平平地说了句震撼人心的话:“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下午2时,毛泽东、周恩来和刘少奇、朱德、任弼时等,在吉普车上坐稳了,回首望了一眼这个大决战的总指挥部所在地,笑意写在脸上,感慨藏在心里,驱车出发了。曲曲弯弯的沙土路面扬起烟尘。后面是长长的百十辆车队;前面,前面是北平,是即将耸立起来的共和国的远景……

  浩浩荡荡的车队到达河北省委所在地保定时,省委书记林铁出门远迎,并设便宴招待路过的中央领导。听取了林铁的工作汇报后,中央各位书记都讲了话。毛泽东强调: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认清形势,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同新政权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

  周恩来对毛泽东后面的话作了补充:多宣传中央公布的城市政策;对资本家要保护,帮助他们恢复和发展生产。

  24日下午,车队到达河北琢县。傍晚,叶剑英和滕代远等从北京乘火车赶来,接中央领导进城。晚上研究进城仪式时,不少同志认为,既是胜利之师,人城就该有些气派,至少应是锣鼓喧天。各路人马夹道相迎,以壮中国革命之声势。但中央书记们基本不赞成“大搞”。尤其是毛泽东,他在西柏坡时听说保定要欢迎他,开庆祝会,坚决不同意。他说:“还是简单的形式为好,场面不要过大,不要动员那么多的群众。到全国取得最后胜利时,再组织群众很好地庆祝庆祝。”随后周恩来也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祝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一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周恩来还在电报中特别强调:不要鸣炮,以军乐团代之。

  周恩来还设计了一个具体方案:“从清华园火车站下车,然后改乘汽车进颐和园住宿一夜,第二天去西郊机场举行人城式。人城式上,先检阅部队,然后与各界代表见面,特别是要与那些知名人士如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茅盾等见面。这些人与我们合作共事,今天胜利了,他们高兴了,急于见到我们,他们也在考虑今后怎么办,新政府里给他们安排什么工作。这些,都需要进行协商的。”

  毛泽东沉思着点头:“我赞成恩来的意见。明天就要和他们之中的一些人见面了。明天见面,是他们欢迎我们,也是我们欢迎他们,并向他们表示感谢。希望他们继续同我们合作,在今后的政府工作中,使他们做出应有的贡献。”

  没有任何争议,具体安排落在了周恩来身上。

  中央人民政府的人事安排是这样的:

  副主席6人中,党外人士3人(宋庆龄、李济深、张澜);委员56人中,党外人士人(何香凝、赛福鼎、陈嘉庚、马寅初、马叙伦、郭沫若、沈钧孺、沈雁冰、陈叔通、司徒美堂、李锡九、黄炎培、蔡廷错、彭泽民、张治中、傅作义、李烛尘、李章达、章伯钧、程潜、张奚若、陈铭枢、谭平山、张难先、柳亚子、张东荪、龙云)。再看政务院人事安排:4名副总理中,党外人士2人(郭沫若、黄炎培)。15名政务委员中,党外人士9人(谭平山、章伯钧、马叙伦、陈肋先、王昆仑、罗隆基、章乃器、肋力子、黄绍蛇)。在政务院所辖34个部、会、院、署、行中,担任正职的党外人士14人(上述民主人士中,后来个别人恢复了共产党党籍,有少数人加人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天一大早,毛泽东就起来了,按老习惯,他要到街上走走。可走了一遭。竟见不到什么人。他有些奇怪地间县里的干部:“据说琢州城早年很萦华,怎么现在如此冷清?”

  县委书记说出缘由:“国民党九十四军在这里驻防时,为了防共,把所有商户都赶到东关去了,不让人们到城里来。”

  “哦?是这样。”毛泽东似乎明白了,又提间道,“现在城内已经没有九十四军了,为什么还不迁回来?”

  “正在迁,正在迁。”

  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登上专列,向北京进发。上车后,稍事休息,他们又集中到毛泽东的车厢,谈论有关北京城内的情况。叶剑英担任市长,自然是他说的多。清华园车站很快就到了。华北军区司令员兼京津卫戍司令的聂荣臻、市委书记彭真和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前来迎接,车队陆续开进颐和园。

  毛泽东感慨地对叶剑英说:“我以前也来过北平,遇到一个大好人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后来才算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可惜呀,他牺牲了,他是我真正的好老师。没有他的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里呢。”

  昔日住着道士和工作人员的颐和园,如今空空如也。以至吃饭时,要水没水,找饭没饭。下午还要去西苑机场举行人城式呢。毛泽东不禁发了脾气:“你们搞什么名堂?先来的人都干什么吃去了?”

  社会部的同志忙解释,是李部长为了首长的安全,派人把人都清理出去了。

  不料越解释越糟。毛泽东目光一弹:“你盆么!你把水全排干了,你那个鱼还讲什么安全?你就安安全全干死在那里,饿死在那里吧!”

  社会部的同志只好返回“群众”中-跑到颐和园外面的饭馆买来了米饭和三菜一汤。

  毛泽东确实也俄了,抓起筷子就开始往嘴里扒饭,并对李银桥说:“人城式你不要跟着去了,你去香山打前站,帮我安排好吃住。不要再学他们那样干盆事。”

  周恩来抓紧时间锤了一小会儿,中午起床后,就乘车到西苑机场进行检查。虽然颐和园到机场直线距离并不远,但没有直路相通,须先到西直门外紫竹院再往西拐,绕一个大圈。周恩来测算好后,告诉司机:“这段路,一般说用不了一个半小时,可是路窄人多,马车也多,路上不顺就会耽误时间,不管怎样,一定要按时到达,城市人时间观念是很强的。我们这是进城的第一天,一定要按时到达。”

  下午3时,中央领导分乘几辆旧卧车,准时向西苑机场进发。毛泽东坐的是一部美国造的老道吉防弹车。虽然已是阳春月,可中央领导人并没有合适的衣服调换,仍都穿着西柏坡时期的老棉袄、棉鞋棉裤,外面披着延安时期的皮大衣,倒也整齐划机场里已站满了人,满眼望去,仍是军人的天下。一排排,一列列,钢盔和枪炮在阳光下闪着寒光。另一侧是衣着杂色的工农商学各界代表。下午5时,领导人们登上检阅车。毛泽东站立在第一辆车上,含笑向受阅的部队招手致意,其后是朱、刘、周、任的检阅车,士兵们有节奏地喊着口号,群众不停地欢呼雀跃,万岁的口号声展云甘。

  检阅车行至民主人士、人民团体代表面前时,徐徐停下,五大书记走下汽车,同他们亲切握手和问候。这些人大都在重庆时见过毛泽东,同周恩来打过交道。这几年没见,今天故友重逢,格外亲切。

  半小时之后,周恩来抬腕着了一下表,有些歉意地说:“朋友们,先生们,谢谢大家到这里来欢迎毛主席、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京。天快黑了,请诸位先生早些回去休息吧,以后请大家见面的机会还多着呢。”

  周恩来的话音一落,就响起一片掌声。

  ●2.毛泽东的防弹车不见了,周恩来大发雷霆

  毛泽东在西苑机场检阅完毕后,又要返回颐和园。给他开防弹车的司机叫孙长金。毛泽东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似乎陌生,便间道:“你是北平人吗?”

  孙长金回答:“不是。我是大连人,以前给李克农部长开车,今天他叫我给主席当司机。”

  毛泽东笑笑,上了车。

  到了颐和园,周恩来将主席和其他领导人领到景福阁吃晚饭。晚饭后,又派人将李济深、黄炎培等十几位知名民主人士接到颐和园,商谈召开政协会议的有关事宜。一谈就是半夜12点。

  毛泽东看了一下周恩来,间:“他们走了,我们是不是去香山?”

  周恩来觉得应该让毛泽东有个安稳的地方好好睡一觉,再说晚上行车更安全一些,也表示同意。说着,他就出去通知备车。

  周恩来找到刘进中。一刘进中是北平市公安局秘书长,这次专门抽调来负责毛泽东进北平的保卫工作。他听周恩来一说“马上准备车,去香山”,脑级喻地一声,简直要爆炸了!他试图说服周愚来:“这么晚了,在荒郊野外这么大的车队,要是出点问题不好办,是不是住下,等明天再走呀?”

  也很疲惫的周恩来根本没有解释,只说了一个字:“走。”

  刘进中只好服从。看着毛泽东等人从屋里出来,刘进中急忙上前,将毛泽东引到原来周恩来乘坐的轿车旁,拉开车门,请主席上车。毛泽东对坐哪辆车并不在意,只要不耽误他的工作就行。

  一旁的周恩来却大为吃惊,他来回看了一下,问刘进中“怎么啦,主席的车呢?”刘进中这才说出原委:原来到了半夜的时候,给毛泽东开防弹车的孙长金突然抱着肚子来找刘进中,盼牙咧嘴地对他说“哎哟。我的肚子痛死了,我去看看病行吗?”刘进中一看表,都快夜里12点了,也想今天不会再用车,也没请示,就做了个错误主张:“行,可能是白天累的,你去看病吧。”刘进中刚刚放走了防弹车和司机,周恩来就过来要车,所以他一听头都要炸了,只好临时变通一下,让主席上了周恩来的车。而周恩来和其他领导人的车,都是普通轿车(直到毛泽东访苏时,斯大林才送了两辆特制的吉斯保险车给毛泽东和周恩来)。

  周恩来并不在乎自己坐什么车,他最担心的是毛泽东的安全。当时不容他再说什么,只是用眼睛狠狠地盯了刘进中一眼,也就上了车,挨着毛泽东坐下。车子开动以后,他也不像往日那样闭目养神(时常睡着),或者与同车的人谈话,而是瞪大双眼,直往车窗外看。他希望通过他的眼睛,在第一时间发现窗外出现的不测。

  和周恩来一样,刘进中坐在车里,也是从未有过的紧张,好像真有突发事件要冲着他来。他做好了一切准备,只要外面有动静,他要第一个跳出去,就是用身体也要挡住飞来横祸。

  周恩来非同一般的替惕还有个原因:车队一出颐和园,带路的第一辆车就如同箭一般地飞奔,不但尘土飞扬,而且弄得后面的汽车司机眼也不敢眨,拼命加大油门,因为他们不认识路,生怕失去方向。这样一来,轿车颠簸得厉害,即使周恩来瞪大眼睛,外面的景物都是一闪而过。他手里捏着一把汗,心想这时要是出点事,连车也刹不住。

  所以一到香山,坐在第一辆车内带路的王范一下汽车,就被周恩来叫住了:“王范,你要干什么!”王范正庆幸这一路又快又安全,左脚刚着地,右脚还在车上,被周恩来一喊,愣住了。

  周恩来气鼓鼓地质间他:“你为什么要跑得这么快?”王范一听是因为这,一块石头落地,脸上还荡出点笑来“周副主席,我是这样考虑的,我跑得快一点,跟你们拉开距离,万一有炸弹,只能炸死我,炸不着后面的车队。”他说得也有理。不过周恩来还是狠批了他一顿:“你知不知道后面的车不认识路,你跑得那么快,后面的车猛追你,天这么黑,翻了车怎么办?!”王范承认考虑不周,一吐舌头逃到一边去了。

  与王范的“错误”相比,似乎刘进中更大一点。

  将毛泽东等人安排好休息后,周恩来又来找刘进中。他听收拾房子的同志讲。毛主席住处修缮粉刷后,还发现一顺丢在那儿的手榴弹。这件事更加深了周恩来对毛泽东安全的顾虑。所以他对刘进中奄不客气,将他叫到树丛旁一个无人的地方,再次质问他:“你为什么把主席的车打发走了?”刘进中再次解释:“我以为天这么晚了,路上又很不安全,今晚就住在颐和园了。”周恩来自己组织纪律性强,也不允许别人自说自话,不请示不汇报。他指,刘进中的鼻子大声说:“你扯谎!这么大的事情你敢搜自作主,你好大的胆子,出了问题怎么办,啊!”刘进中从未见过周恩来发这样大的火,情知自己错到家了,一句话也不敢说。

  其实周恩来身边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挨周恩来的批评不可怕,最怕的是强词夺理,那等于火上浇油。只好你说声“我错了”,周愚来的火气会熄灭一半;另一半只要你不吭声,也会慢慢熄火……第二天,在香山开。卫总结会,大家又把刘进中、王范批了一通。因为毕竟没有出事,所以他们心里仍很坦然,嘴里直说吃一堑长一智。

  毛泽东也批评了,卫工作,但他说的是另一层意思:“你们沿途站那么多的兵,搞得我进北平比蒋介石进北平还厉害,像什么样子嘛。”

  周恩来也说:“你们哪。就是该誉惕的不替惕,不该警惕的瞎警惕。人家的马车站在那,你刺刀对着人家马,马是特务吗一个房子里叮叮当当响,你就用刺刀对着人家墙,你也不看一看,里面是干什么的,是个打铁的嘛,你拿枪对着墙,墙有什么罪?太机械,太生硬,太不像话。”

  大家憋住,谁也不敢笑。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抽烟,过了一会儿先笑了:“你们就是想把我锁在柜子里,不叫我接近群众。”

  周恩来也说:“交通断绝,枪口朝外,人民领袖哪有这样进城的?”

  总的来说,毛泽东对那天的检阅和住处的安排还是很满意,周恩来时机掌握得恰到好处。毛泽东红润的脸色,透出一种兴奋之后的倦怠,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起,我们就可以向全中国全世界宜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了,这标志着中国革命已取得伟大胜利。”停了一下,他又说了一句:“但还不是完全胜利。”

  ●3.毛泽东不知去向

  毛泽东的住处叫双清别璧。这座别墅是1917年熊希龄在香山修建的私人别墅。因为这里有两股清冽的泉水流过、有乾隆皇帝的题词“双清”而得名。毛泽东觉得这里比西柏坡“阔气”。

  他心情舒畅,就想爬爬香山。

  周恩来安排了汽车。

  香山的公路是临时抢修的,小轿车在路上走,就跟船在浪里摇摆一样。进了香山大门,就是一个抬头掉帽子的大陡坡。汽车在坡下呜鸣地加油,只见车轮原地打转,不见前进一步。毛泽东也看出门道:“上不去吧?我们下来走好了。”

  司机说:“好,主席你先下车,我把汽车倒回去,再往前冲一下,这样出不了事。”

  毛泽东和周恩来他们踏粉夜色,边走边聊,很快来到香山慈幼院的后门。一辆吉普车已经停在那里。司机拉开车门。

  毛泽东间;“不是到了吗?怎么还要坐车?”

  周恩来:“路坡太陡,小汽车爬不上去,必须换越野吉普,前面还有很长一段路呢。”

  这是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第一次披着星斗登香山。

  除了办公、开会和看书,毛泽东是不喜欢久坐一地的。他夜里工作,下午睡醒了,总爱出去散散步。这天下午,他又按他的老习惯“出去走走”。可他忘了一条,这里不是延安的杨家岭,也不是西柏坡,那时四面都是八路军和老乡,既走不丢,也不怕出现什么意外。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敌情也多。可毛泽东兴致蛮高,早把周恩来和警卫们常常提醒他的话甩到脑后,一个人信步由组,大摇大摆地出门去了。

  他这一走,可惹了麻烦。警卫值班的刚出去了一会儿,回来就不见了主席的影子。天很凉爽,可他急了一脑门子汗。问外面站岗的,只说是看见主席一人背着手向西走了,别的什么也没敢问。

  值班的火速报告警卫科长李树槐。

  李树枕原来是朱德的,警卫员,跟了很长时间,责任心很强。

  朱德将他推荐给了毛泽东。他一听毛主席独自一人出去了,浑身像弹挤一样绷紧了。二话不说,抄起电话,就把海淀分局的公安人员找来了,同时把整整一个骑兵连的人马派出去,分头寻找毛泽东。人马派出去良久,还是不见毛泽东的人影。正在李树槐如热饥上的妈蚁,在地上打圈圈,引颈张望时,毛泽东却从西面的土坡下屏出脑级,渐渐尽出身体。依然优哉游哉,背着手,嘴里好像还哼粉京戏。李树槐好像望见久别重逢的亲人,老远就喊“主席!主席!”跑了过去,拉住毛泽东的手。

  毛泽东已从李树槐焦急的眼神和一脑门汗上知道自己“惹祸”了,倒像是李树槐的下级一样低了头:“我没请假,犯了错误,对不起你们,叫你们担心了。”

  李树槐是直摇头,他还有什么说的?反而笑了:“主席呀,真拿你没办法,你上哪去了?”

  毛泽东指了指背后:“西边路旁有个果园子,我在里头站了一会儿。”

  还有一次,毛泽东从中南海办完公返回香山休息。出发大约一小时后,周恩来有事请示,打电话给香山,香山回答:“毛主席还没到。”

  周恩来一看表,皱起眉头:“都一小时了,怎么还没到?是不是路上车子出了问题?”他又打电话间负责路线安全的吴烈。

  吴烈也不敢肯定是什么原因,马上坐车沿路去找。到了动物园,说看见专车过去了;又追到海淀,海淀也说专车过去了。再回头问颐和园,颐和园说没看见专车。

  那间题肯定是出在海淀与颐和园之间了。

  吴烈不敢停留,驱车又去追。一直追到北京大学往西苑去的路上,远远地就看见了那辆防弹车,车门开着。再往路边看,一眼就看见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原来是毛泽东看见路边的稻谷黄了,坚持要车停下来。吴烈到时,毛泽东正兴趣盎然地站在稻田里,和一个手拿镰刀的老农聊得高兴。

  “几时开镰?”毛泽东搓着几颗稻谷。

  “再晒上一个晴天就能割了。”

  “能收多少?”

  “千八百斤吧。”

  “收成不错嘛。家里有几口人?”

  “六口。”

  “够吃吗?”

  “够了。除了这稻子,那边还种了些小麦,已经收了,掺合着差不多。”

  吴烈过来了,没有惊动毛泽东。看来老农还不知眼前跟他说话的是什么人,只是他看见老农手中那把刃口雪亮的旅刀,不觉心口发毛。他趁毛泽东与老农谈话间隙,忙插上去说:“家里有事情。”

  毛泽东这才意犹未尽地走出稻田,俯下身子上了车。

  毛泽东燃上一支烟,还在回头看着稻田。他不知道后面车里,吴烈正在攘着满头的汗。

  有了几次独自“出走”的虚惊,警卫们倒也摸出了规律,判断毛泽东去了哪里,八九不离十。常常是不知哪个警卫发出“警报”:毛主席不见了,分头去找,不一会儿就见警卫把笑呵呵地毛泽东给“找”回来了。

  即使这样,周恩来还是不放心毛主席的这种“游戏”。他要求普卫必须注意毛主席的动向,随时跟着出发,到了目的地,要马上打电话通知家里,让沿途放上岗哨。那时电话线路稀疏,找个电话也不是易事。所以有时一个警卫跟着毛泽东出来了,一边打电话,一边眼睛还要盯着毛泽东周围,嘴里还要讲暗号。那时5大书记都编了代号,毛泽东自然是1号。

  ●4.周恩来坚持要毛泽东住进菊香书屋

  开国之初,百废待兴,刚刚从战争走进和平的领袖们,仍然按照战争年代形成的生活习惯和政治格局,疏理着旧时代留下的一堆乱麻。萦忙和胜利的喜悦,使得领袖们没有时间去思考自己,只是一门心思地投人了新中国的奠基和建设。这个时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关系极为融洽。通过战争,周恩来已完全信服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心甘情愿以自己的才能来辅佐毛泽东;毛泽东生来不愿管“杂事”,他也确信最复杂的问题只有交给周恩来才放心。就像人们称呼的那样:主席;主政一切;总理,总管并日理万机……

  所以,毛泽东需要周恩来,周恩来也离不开毛泽东。他们之间形成一种天然的互补关系。在共和国前五六年的时间里,毛泽东觉得周恩来得心应手;周恩来对毛泽东是心领神会。毛泽东像是乐队的指挥,周恩来是首席小提琴。这两位巨人,包括其他中央领导,是浑然一体,齐心协力地支撑起共和国大厦。……可以说,建国最初的几年,迅速扩展的政治局面和对外交往,是和领导人之间的融洽关系分不开的。

  1949年3月,中共中央进驻北平香山,几个月后,搬进了中南海。

  中南海在紫禁城的西侧,所以清朝时称为西苑。当时的中海和北海形成的葫芦腰很细,只有一座东西走向的小桥架在上面,供行人和车辆通行。后来才修起了宽阔的桥面。通过南海,直对着新华门后照壁的就是毛泽东的住地丰泽园。门匾上的“丰泽园”三个大字系乾隆皇帝的御笔。毛泽东住在园内东侧的院子里,双扇门的门框上也镶了一块匾,刻着“菊香书屋”四个字。

  这个北京式的四合院,基本上是中南海正中的位置。

  其实,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进京时,周恩来先住进的菊香书屋。因为进城住在香山时,周恩来几乎每天都往市区跑。他要恢复和治理城市,必须同旧时京城的民主人士商谈,而这些人士大多住在城内或北京饭店。周恩来每每从香山动身,要绕到青龙桥。从西苑、紫竹院方向进城,有时一天要跑两趟,加上路不好,实在太累,常常坐在汽车里就睡着了。有时时间太晚,他就在中南海找个地方,睡上一晚。这个最初的下榻之地就是菊香书屋。这个四合院有五间正房,周恩来住东面两间,西面两间留给林伯渠住。北平城内秩序基本好转后,周恩来、叶剑英动员毛泽东住进中南海。但毛泽东不赞成。毛泽东并不想住在皇帝住过的地方。刚进北京的毛泽东是清醒的,懂得自律,他号召全党学习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记住李自成攻人北京后骄奢而失败的教训。

  毛泽东不愿意住进中南海。叶剑英急了,就专门跑到香山上的双清别璧去动员毛泽东。

  “我不搬,我不做皇帝。这个剑英真固执。”叶剑英走后,毛泽东挺不高兴地对周恩来说。

  “你还是应该听父母官的。”周恩来婉言应道。其实他完全赞同叶剑英的主意。

  “我偏不听。这是原则问题。”说叶剑英固执,其实毛泽东更坚决。

  “剑英坚持你进中南海也是原则,这个地方连围墙也没有。”

  “不谈不谈。”毛泽东打断了周恩来的话头。

  “主席住进去,我们才好高枕无优呵。”周恩来对坐在一边的朱德说。

  朱德完全赞同。

  于是由政治局讨论做出决议,少数服从多数,毛泽东才搬进了中南海。

  周恩来把菊香书屋的里院让给毛泽东住,自己搬到中院居住和办公。不久,江青也要扭来,周恩来又让出房子,迁到前院的东厢房。可是这里屋少人多,长此下去也不是事儿,得另找个地方才行。有一天,周恩来来到中南海的最西北角,院前的匾上写粉“西花厅”仁字,一进院内,正是海棠花盛开。周恩来为之精神一振……他喜欢海棠花,称之为“群花”。他住下了,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这里也是政务院的所在地。

  ●5.主席台上不能没有宋庆龄5.主席台上不能没有宋庆龄

  新政权经过紧锣密鼓的筹措,各项准备都已就绪,只是有一件事令毛泽东和周恩来颇感不安,那就是宋庆龄女士至今仍在上海,也没函告何时能够北上,参加新政府。

  众所周知,宋庆岭是中国共产党之外的最富代表性的杰出女性,也是国内外最关注的特殊人物。她的地位和名望无人可以取代;如果在共和国开国大典的主席台上,没有她的身影,无疑是一种深深的缺憾,并会导致国内外舆论的猜测……

  毛泽东、周恩来与宋庆龄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宋庆龄对毛泽东早就十分推祟,早年她曾同毛泽东等人一起联名发表过讨蒋通电;斯诺要去红区,就是受了宋庆龄的影响,是她告诉斯诺,毛泽东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至于周恩来,早在黄埔时期,她就从孙中山那里知道周恩来的为人与才华,后来又毅然支持周恩来领导的南昌起义;抗战时期,她与周恩来打交道的机会更多了,她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为解放区提供了大量物资支援……所以,无论从哪个角度讲,共和国的检阅台上不能没有宋庆龄。

  为此,毛泽东和周恩来多次交换过意见,一定要请宋庆龄北上。

  毛泽东、周恩来就联名发电报邀请宋庆龄参加新政协会议,电文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析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已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这时候的上海尚未解放,蒋介石集团还在做最后的挣扎,加紧了对革命势力的迫害。电报无法直接到达宋庆龄本人,只好通过地下电台转交。所以在发出电文时,周恩来特给地下电台人员写了几句话“要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送去,并当面致意。要注意:第一必须要秘密,不能窗失;第二必须要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电报是到达了宋庆龄手中,可是这个电台却遭到破坏,人员被捕杀,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描绘的情景。廖梦醒将电文告知宋庆龄时,宋庆的很替锡,她告诉廖梦醒:“你也上了黑名单了,赶快走吧。”廖梦醒密电请示周恩来,周恩来指示她立即转移,宋庆龄让一位外国朋友为廖买了船票,把她送到香港,自己仍然住在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后,毛泽东又委派陈毅和其他领导人前往公馆看望宋庆龄,并派出普卫部队为她站岗放哨,以保证安全。眼见建国的日子临近,却未见宋庆龄成行,周恩来与毛泽东不免有些着急。

  “我很想亲自去上海将孙夫人接来,可是哪里离得开呀。”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完与首都文化界人士交谈情况,又谈起宋庆龄的北上。

  “还是派一位女同志去接,可能更有共同语言。”毛泽东说着自己的意见。

  “那就派邓顺超去吧。”

  “她不是身体不好吗?”

  “等做完这件事后再让她休养。”

  “我着可以。”

  “请主席写一封亲笔信,让邓颖超带给孙夫人,这样可能更好些。”

  毛泽东果然写了信: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鱼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茬平,以便就近请教,至析勿却为盼!专此。敬颂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带着毛泽东的亲笔信出发了。临行前,周恩来也写了一信,让邓颖超带上。信中写道: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私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借颖超专诚迎近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

  专上。敬颂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六、二十一。

  此次与邓颖超同行的还有已从香港返回北平的廖梦醒。她曾在宋庆龄身边工作多年,又是廖仲恺、何香凝之女,有许多便利。到达上海后,邓颖超让廖梦醒先去宋庆龄处说明来意。宋庆龄感叹一声:“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因为孙中山正是在北平逝世的,当时的种种悲情历历在目。

  廖梦醒说:“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毛泽东、周恩来等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她?”

  宋庆龄拍拍廖梦醒的手:“让我想想好吗?”

  过了两天,邓颖超接到了宋庆龄宴请她的请柬。几次交谈之后,邓颖超把宋庆龄说服了,并着手准备北上之行。

  周恩来将这一消息告诉毛泽东,毛泽东高兴异常:“邓颖超这次上海之行,出色地完成了党中央交给她的任务。”并翻看日历,计算由上海到达北平的火车时间。

  周恩来建议:“主席,孙夫人这次能来参加新政协,很不容易。主席能否亲去车站迎接?”

  毛泽东想了一下:“宋庆龄是一位杰出人物,中国妇女的典型代表,她能与蒋介石决裂,同中国共产党合作,实属不易。我去车站迎接,也是应该,应该的。”

  过了两天,即28日下午,毛泽东早早地就向工作人员打了招呼,他要去车站迎接孙夫人。吃过午饭,他就换上皮鞋,穿上那套平日很少穿的浅色衣服,3点多钟就催着大家出发。

  宋庆龄乘坐的专列,下午4时15分才进站。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走上车厢,迎接孙夫人下车,与之握手:“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一在毛泽东的陪伴下,宋庆龄走下车来。她比实际年龄要显得年轻许多。一身黑色拷拥旗袍,配上一条白色纱巾,加之宋家三女都道从母亲嘱愿留着的盘发,愈加显得丰采灼人。

  周恩来迎上前来问好握手,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派你的夫人来接我。”周恩来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领导新中国的建没。”蔡畅向她献上一束花。

  由周恩来陪同,向站在月台上的欢迎者作介绍,宋庆龄与他们一一相见。随后,宋庆龄与何香凝、邓颖超、周恩来同车前往窝所休息,毛泽东等才乘车相继离去。

  9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再一次亲临车站,迎来了原国民党湖南省主席、和平起义将领程潜将军。

  ●6.领袖们没有和苏联老大哥们喝醉

  进了城。这些领袖们处理间题仍是老习惯:重大问题的酝酿过程往往是毛泽东在会上或某位领导人面前提起,而后由这一方面的领导人负责起草文件,提交毛泽东审阅,再退回这位领导人修改并发布命令执行。这种程序常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进行。

  关于毛泽东访问苏联,中央议论过,毛泽东自己也提过几次。

  1948年,中共中央还在西柏坡时,斯大林就派米高扬做特使,会见毛泽东,一是摸中国共产党的底,二是代表斯大林邀请毛泽东访问苏联。毛泽东接受了邀请,但鉴于毛泽东正忙于指挥国内三大战役和农村的土地改革,他请米高扬转告斯大林,等我们把蒋介石军队消灭得差不多了,大概在斯大林70大寿时再前往苏联访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中共中央派出刘少奇访苏。在刘少奇出国之前,毛泽东不无担心地讲过:“我们建国以后,如果外国三天不承认,就有间题了。”西方国家自然是冷眼相观;能够承认的,只有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而苏联是一面旗帜,它的承认与否,是间题的关键。所以,刘少奇此次访苏的重大使命之一,就是期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首先得到苏联的承认。

  斯大林出于本国利益,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产生过偏差,有过错误。但有一点他很清醒,他提醒刘少奇:“既然长江以南指日可下,你们为什么迟迟不成立政府?这种无政府状态不能长,长了就有可能被帝国主义利用来干涉你们。”斯大林在烟斗酿造的烟雾里回想道,“即将成立的中国政府的领导们是成熟的,尤其是总理和外交部长是现成的-周恩来担任这两种职务是无愧的。”

  刘少奇也感到这些话的分量,立即专电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都认为斯大林的这个意见有理,决定尽一切努力,加快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的节奏,将原来计划在1950年1月1日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日期,提前到1949年10月1日。而且八九月间,党中央召开政协会议时,又做出了毛泽东出访苏联的决定。

  9月30日上午,周恩来来到中央外事组办公室,一进门,就对王炳南主任等说“从现在起,中央外事组工作已经完成了,我们要开始办正式的外交了……”听到这个消息,在场的人们无不欢欣鼓舞。周恩来继续说道:“明天,要举行开国大典,毛主席将要发表一个公告。典礼结束之后,你们要立即将毛主席的公告和我的随附公函送发留驻在北京、南京等地的便馆或领事馆。你们赶紧着手准备,把公告和信函打印好。这将是我们新中国的第一个外交文件,是通过使领馆向外国政府发出的第一个照会。”

  王炳南在本子上记着周恩来讲话的重点。

  周恩来进一步交代:“遗留在中国的外国使领馆,除社会主义国家之外,均不承认其外交地位。今后建交工作,要通过谈判进行,要他们表明与台清断绝一切外交关系,我们才予以承认。

  我们建交是有原则的。谈判建交在国际上并无先例,这是根据我国具体情况的一项创举。”

  周恩来向外事组把要做的工作、原则、要求都交代清楚后,将他的图章留给外事组,便匆匆离去。他还要安排下午的大会、傍晚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莫基典礼和开国大典的有关事宜。

  9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前铲下第一锨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莫基。日后,毛泽东以他那遒劲飞舞的笔触。写下了“人民英雄永垂不朽”的碑名,并拟就了碑文,交由周恩来手书,周恩来的字苍劲娟秀,与毛泽东的字形成鲜明对比,相得益彰。这似乎成了一种象征。一个“主席”,一个“总理”,从共和国莫基的那天起,这种天然的互补关系即已形成……知毛泽东者,莫如周恩来。周恩来不仅对毛泽东的性格脾气一清二楚,就是毛泽东的衣食住行,他也了如指掌。毛泽东有夜里工作、早晨开始睡觉的习惯,为了与毛泽东步调一致,周恩来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但毛泽东有时工作起来又会忘了睡觉,以致打乱一天的节奏。对此,周恩来从不干涉。但今天他却忍不住了,因为今天这个日子非同一般。今天是1949年10月1日凌晨6时。周恩来已是第三次打电话到卫士值班室,询问:“主席睡觉了吗?”

  值班室一般有两个人,正班不能睡觉,主要是负责毛泽东副班可以睡觉,主要是听江青招呼。今天值正班的是卫士长李银桥,他一下就听出是周恩来的声音,小声回答:“还没有哪。”

  “你们要催促他休息。下午2点要开会,3点钟还要上天安门,你们要想办法劝他早些休息。”

  劝毛泽东又谈何容易?!卫士们个个知道这一点,可个个又都是忠于职守的人。再难说的话也得出口啊。于是,李银桥轻手轻脚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一股烟味扑面而来,他知道,主席肯定又深陷在文件里。趁着倒水的工夫,他轻声说了一句:“主席,休息吧。”并把周恩来的话学说一遍。

  毛泽东没有吭声。不是坚决反对或是特别赞成,他一般都不吭声。他的眼睛仍然盯在文件上,并在一旁不时写上几句。直到他搁下笔,这才慢慢起身,走到院子里,散起步来。

  这是毛泽东睡前的习惯动作。10分钟后,他说:“银桥,我睡觉吧。”

  李银桥服侍毛泽东上床,把毛巾被搭在主席身上。毛泽东闭上眼,念叨着:“你去吧,我这里没事了。下午1点钟叫我起床。”

  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和周恩来都忙碌了一番。主要是会议,要决定共和国的各项重大举措,要广泛征求各界人士的意见,要设法尽快取得国际社会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承认……还得应付“吃喝”——

  前一晚上,怀仁堂里摆好了国宴的棍桌,靠墙的桌子上已摆放了各种各样的中国名酒,茅台、通化葡萄酒……有些已经开了盖,整个大厅里双逸着浓郁的酒香。工作人员虽然忙碌,却很兴奋。就是站在怀仁堂门口的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和副处长李福坤表情与众不同。他们更多的是担心——

  前几天,公安部粉碎了国外敌对分子企图在大典时炮击天安门的阴谋;蒋介石还派美国制造的高空侦察机到北京上空侦察,被我空军击落。危险解除了,可是他们又担心起餐桌和酒杯的事。李福坤把检验室主任王鹤滨叫到跟前,低声嘱咐:“鹤滨同志,不能让中央领导同志因饮酒过多,而不能登上天安门,无论如何不能醉倒一个。你要想想办法!”

  一下子难住了王鹤滨。本来公安部成立的检验室,是为了保证品的卫生、无毒,实行。前检验,以保障中央领导和与会人员的完全。保证中央领导不喝醉却是难题:五大书记中,刘少奇的酒最小。真是沾酒就醉,他平时很少喝酒,可宴会上有苏联老大哥在场,米商扬秘密访间西柏坡,会谈结束后有一场酒宴。

  苏联人喝汾酒就跟喝凉水似的,大半杯子一口气就能灌下去,中共五大书记谁都不是对手。刘少奇要是为不失礼貌而举杯的话……虽说周恩来的酒大,又爱喝酒,遇上这个时候,要是开怀痛饮……毛泽东只能喝点有萄酒,要是一高兴要尝尝茅台,谁也不好上去拦……也许是急中生智。王鹤滨他们想出以水代酒的主意。实会一开始,刘少奇一舔这种淡而无味的“酒”,喝了一杯仍是春风不倒,满心欢喜,破例与苏联客人频频举杯;周恩来的反应却不一样,他一挨酒杯,便知不对味,眉毛立时一皱,眼睛便四处搜寻,射向王鹤滨他们。他最怕怠慢了客人,要是客人喝的是这种酒,那将无法收拾。好在秘书何谦已知内情,在周恩来耳边言语几句,眼见周恩来的目光很快柔和下来。毛泽东对吃的讲究仅仅限于辣和“肥”,向来对酒不感兴趣。所以他喝了两杯茶叶水的“红葡萄酒”,竟毫无觉察。朱德已被告知酒里有“诈”,在饮过几杯假酒之后,觉得不过瘾,又偷偷来了几口真茅台。所以,那一场国宴下来,除了任弼时因有高血压不能喝酒,另外四大书记谁也没醉倒。

  最忙的还是周恩来。

  最细致的也是周恩来。他怕毛泽东休息不好,在天安门城楼上不能久站。

  下午1点,李银桥准时叫醒主席,穿上那套专门为开国大典缝制的制服,2点钟步行至勤政殿,其他政府要员都已等候在这里。

  2点50分,领导人分别上车,车队从勤政殿出发,开出中南海东门,从故宫西华门向南,在中山公园后边进了故宫胭右门,往南直到天安门城楼的后边。毛泽东在前,其他领导人顺序跟上。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高声宜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启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的第一面国旗。升旗的电钮及其线路是由当时中南海内负责机关事务管理的同志找北京电业局一位技术人员安装的。因为这是一件极有重要意义的事情,为了防止升旗时电钮失灵,周恩来事前亲临现场作了检查。并指示要做两手准备,万一按电钮升不起来,就用人工拉上去。许多年后,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同志还感慨道:“总理考虑事情比我们具体工作人员还要仔细、周到得多!”

  群众不停地在天安门城楼下欢呼毛主席万岁。

  毛泽东已站了好几个小时。周恩来再三劝他休息一下,他才走进休息室坐下来,一边吸烟,一边跟程潜先生交谈。李银桥刚把水杯放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又走进来,有些着急地说:“主席,游行的群众看不见你了,他们都停下来不肯前进了。看来你还得站下去。”

  毛泽东将烟蒂欺灭在烟缸里,起身向程潜先生抱歉地笑笑,又回到主席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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