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乱世枭雄：戈林 > 第六章 爬上殿堂的毒蜘蛛
篡权窃国立头功，贪名逐利成要人；
内攻外联忙周旋，登堂入室得殊荣。
话说戈林通过国会纵火案，为实现希特勒彻底清除**的计划立下了头功。虽然在后来的莱比锡审判中，“那个保加利亚的混蛋”——事后戈林这样愤愤地称呼季米特洛夫，让他闹得灰头灰脸，但这并不妨碍戈林对此事一直沾沾自喜。他在纳粹党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上流社会中更成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人物。戈林的官邸每一个夜晚都是高朋满座，灯红酒绿。
希特勒并没有像戈林那样得意。尽管由于国会纵火案，**在国会中对纳粹党已经构不成威胁，但它毕竟还有600 万支持者。除了社会影响极大的**之外，其他的资产阶级党派也不肯就范，这在未来的大选中，势必都要成为纳粹党获取选票的障碍。
在纵火案发生的第二天，希特勒与戈林就去拜见了兴登堡。他俩大谈**及其拥护者的危害，一番花言巧语使老迈昏愦的总统又一次落入纳粹的圈套。在希特勒和戈林的劝说下，兴登堡签署了一份名为“保护人民和国家的法令”的文件。这一法令规定，暂时废止宪法中有关保障公民自由的条款，“将采取一系列措施防止**危害国家的暴力行为”，包括限制个人的自由及出版、结社、集会的自由；对公民的邮件、通讯实行检查；对有嫌疑的人可以检查其住宅，对那些“对国家和人民构成威胁的人”的财产可以予以没收。此外，这一法令还授权内阁，可以在认为必要的时候接管各邦的政权，将那些持有武器、有“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的人处以死刑。
这样一来，希特勒与戈林就等于得到了合法实行纳粹的恐怖政策的尚方宝剑。霎时间，纳粹恐怖的阴云布满德国的上空。在各个城市中，冲锋队员如狼似虎，将大批他们认为“对国家和人民的安全将构成威胁”的人投到监狱之中。在柏林，纳粹共逮捕了4000 多名**干部，此外，许多的社会民主党领袖也遭到了逮捕。与此同时，戈林把持的普鲁士政府发表了一份所谓**将要进行一场武装暴动和全面内战的声明，借此威吓对国会纵火案一无所知的老百姓，唤起老百姓对**的恐惧和憎恶的心理。
纳粹党如今终于体会到了掌握政权的种种好处。它的背后有德国政府和普鲁士政府的力量，有充裕的财政保障，有可供使用的电台和报纸。德国的国家电台第一次将希特勒、戈林、戈培尔的声音传到了德国的每一个角落，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纳粹的卐字旗和写有醒目的纳粹口号的招贴画，冲锋队员的皮靴声不绝于耳。到了夜晚，纳粹党徒的火炬游行更是令人触目惊心。但这一切，还都没有戈林在国会纵火案发生后的几天，也就是3 月3 日在法兰克福的讲话更让德国人感到恐怖。戈林在讲话中**裸地说：
“德国同胞们，任何法律上的考虑，都不会妨碍我的行动……我不必担心法律，我的任务就是斩草除根，别无其他！……当然，我要充分利用国家和警察的力量，因此，亲爱的**朋友们，不要得出任何错误结论。而且要明白，我要同台下的这些人——褐衫队员——一起领导这场殊死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我要掐住你们的脖子！”
与此同时，德国的资产阶级政党也在进行竞选。但是，同凶狠的纳粹相比，他们就显得太软弱无力了。中央党领袖、前总理布鲁宁3 月5 日在一个拥护他的群众集会上讲了话。在讲话中，他只能对纳粹党的暴行表示自己的抗议，并向兴登堡总统呼吁，要求“保护被压迫者，抵制压迫者”。除此之外，他就无能为力了。
尽管纳粹分子活动猖獗，而且仿佛已胜券在握，但在1933 年3 月5 日的大选中他们的党并没有得到预期的绝对多数选票。3 月5 日午夜时分，纳粹党的头面人物大都聚集在戈林的官邸中等候大选的结果。同时，诸如蒂森这样的实业家、王子奥古斯特·威廉姆这样的显贵，还有里希特霍芬中队的队员们——现在，他们又承认他们的最后一任指挥官了——都聚在了这里，这些人与身穿褐衫的纳粹党徒们称兄道弟，你来我往，也在企盼着纳粹大获全胜的消息。不一会儿，有人送来了大选的结果，让这些在戈林官邸准备进行欢庆的人们就像喷了一头的凉水。纳粹党在这次大选中，尽管得到了1727万多张选票，在国会中可占有288 个席位，再加上纳粹党盟友胡林贝格领导的天主教人民党的55 个席位，纳粹党实际上在国会中得到了多数席位。虽然这些席位已使纳粹有足够的资格主持国会的日常工作了，但是离取得全部立法权所需要的三分之二的多数席位，还有一定的距离。
大选后的几天里，戈林和希特勒一直在冥思苦想，如何才能弥补选票不足这个缺口。在3 月15 日的内阁会议上，问题一提出，戈林便提议，一要设法使**议员“缺席”，二要“不让一些可能捣乱的社会党的议员入场”，通过这两个办法，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选票不足的问题。在关于多数票的问题解决之后，希特勒就开始着手实行所谓的国家一体化的计划了。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先要求国会通过一个“授权法”，即在四年中授于希特勒内阁全部立法权。换言之，就是在希特勒执政的四年期间，国会休会，宪法规定的国会的所有权力统统归于希特勒个人。这项法案的施行由于要涉及宪法的修改，所以有一个能否得到国会多数票通过的问题，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
3 月23 日，在柏林的克罗尔歌剧院，德国国会正式讨论“授权法”。经过长时期处心积虑的准备，纳粹党这次终于如愿以偿，国会以441 票对84票通过了这一法案。希特勒终于攀上了权力的顶峰。议会制度也终于在德国寿终正寝。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一法律竟然规定，“总统的权力依然不变”。
从1933 年3 月23 日开始，德国进入了法西斯专政时期。
自“授权法”通过之日起，德国的各个权力机构和政党相继消失。早在“授权法”通过的前两个星期，在冯·埃普将军的带领下，一些冲锋队员就已将巴伐利亚政府的各部部长赶走，成立了一个纳粹政权。不久，希特勒又派出所谓的“国家专员”，接管了除普鲁士邦之外的所有邦政权。在“授权法”公布后不到一个星期，希特勒就下令解散了除普鲁士之外所有各邦的议会，命令各邦依照国会的席位的比例，重新组成新的议会。4 月7 日，希特勒又任命了新的邦长官。新的邦长官清一色都是纳粹党徒。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新的邦长官有权解散议会，撤换和任命邦的各级官员和法官，邦长官必须执行“国家总理制定的总政策”。这样，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纳粹就在德国历史上第一次改变了德意志的联邦性质，第一次真正地统一了德国。此后，纳粹开始向各个仍保持台法地位的政党开刀。**早已被镇压，在“授权法”公布后第一个遭到被解散命运的是社会党。在投票表决“授权法”时，社会党是唯一的反对党。虽然表决后不久，该党的一些议员便开始向纳粹妥协，但是，希特勒并不想宽恕他们。6 月19 日，内政部长弗立克宣布，由于社会党“颠覆和敌视国家”，因此予以解散。一些仍留在德国的社会党议员统统被投到监狱中。即使作为纳粹党的同盟者的天主教中央党，也没有摆脱被解散的命运。其他诸如人民党、民族党等，早在此之前就已经自行解散了。
对一向同纳粹作对的工会组织，希特勒和戈林略施小计，就很轻松地将其击垮了。在5 月1 日的劳动节到来之前，纳粹为了防止在这一天工会以全国总罢工的形式来对其政权进行反击，就放出风来说，1933 年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将成为全国性的纪念日，届时将举行全国性的盛大的庆祝活动。各地的劳工领袖大部被纳粹制造的假象所迷惑，许多工会领袖们居然与纳粹合作，筹办这次庆祝活动。在那些日子里，柏林的街头到处都是写着“纳粹党将与工人团结一致”口号的标语。在5 月1 日这一天，备地的劳工领袖们坐飞机来到了柏林。在柏林郊外的坦贝尔霍夫机场，希特勒在有10 万工人参加的庆祝大会上口沫横飞，宣称“尊重劳动，尊重工人”，并保证将在每年的5 月1 日举行庆祝活动，以此来表达对工人阶级的“敬意”。
但是，就在第二天，即5 月2 日，各地的工会几乎都遭到了纳粹党的袭击，工会的办公处被占领，大批工会领袖被逮捕，送进了集中营，即使是那些公开表示愿与纳粹合作的人也未能幸免。从此，纳粹党就成为德国唯一的合法的政党了。
希特勒没有忘记在夺权斗争中为纳粹党立下了汗马功劳的戈林。在纳粹夺取全国政权后不久，希特勒就向戈林许诺，在兴登堡死后，希特勒将成为国家元首，就由戈林出任国家总理一职。4 月10 日，希特勒又任命戈林接任被迫辞职的巴本的普鲁士总理的职位。此时的戈林，并没有因为已攫取的高位而罢手，他不能满足于把自己的权力只局限于某一个方面。除了希特勒，戈林没把任何人放在眼里。他就像一只巨大的蜘蛛，嘴里喷溅着毒汁，在一个个角落编织着权力的网络。
在纳粹党夺权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戈林着重处理内政事务。在大选之前，他组织了一支由5 万多人组成的“辅助警察部队”，戈林为这支部队规定的任务，就是尽量“引导”选民投纳粹党的票，并拘捕那些最危险的纳粹的反对者，把他们投到设立在奥拉宁堡和彭本堡的集中营中去。在此期间，戈林还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建立国家的秘密警察组织——盖世太保。
说起来很奇待，盖世太保本来是柏林市警察局长冯·勒韦楚组建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制止纳粹冲锋队的无法无天的行为。希特勒与罗姆发现了勒韦楚的企图后，立即让戈林解除勒韦楚的职务。戈林发现勒韦楚的这个组织非常合乎他的需要，因为他一直想建立一个直接听命于他的组织，勒韦楚的秘密组织正好提供了一个可以为他所用的机构框架。因此，他把勒韦楚的组织划到他直接掌管的普鲁士内政部，将当时纳粹的政治警察局局长迪尔斯调来作他的副手，直接负责盖世太保的工作。当时的盖世太保主要是由律师和其他的知识分子组成的，专事刺探民情和政敌的言行。而在后来的岁月里，盖世太保已成为无孔不入的特务恐怖组织，成为纳粹暴政的象征。尽管后来的盖世太保并不是由戈林控制，但戈林确实是这个对德国人民和欧洲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罪恶组织的始作俑者。
由于戈林有过出使意大利的经历，希特勒上台后，又让戈林担任了代理外交部长，派他去罗马与墨索里尼会面，试图与意大利建立一种长久的伙伴关系，并向意大利表示德国无意兼并奥地利，因为这一直是意大利独裁者所担心的事情。可是，戈林的出使与当初一样，并没有收到什么效果。墨索里尼对戈林极为轻视，称他为“那位前精神病患者”。戈林在他担任代理外长的这段时间里，曾经三次出使意大利，却都没有什么收获。在11 月6 至7 日，戈林带着希特勒的亲笔信去见墨索里尼。希特勒在信中向墨索里尼保证，德国将不会插手奥地利的事务，更不想兼并奥地利。但墨索里尼在戈林到达之前，就与奥地利及其盟国匈牙利签订了一个协议，即《罗马议定书》。在协议中，墨索里尼向奥地利许愿，意大利将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这正是纳粹德国最不希望看到的事情。希特勒和戈林之所以要向意大利保证纳粹德国不会觊觎奥地利，实际上他们的本意就是阻止意大利与奥地利签订任何条约，从而在未来吞并奥地利的行动中，避免与意大利发生冲突。不料，戈林几次出使却换来了这样的结果，他十分恼火。好在可以交待的是，罗马教皇终于召见了他。在会面时，戈林居然还向教皇古里古怪地行了一个纳粹的举手礼。
戈林此次出访意大利回来后，希特勒任命赫斯负责有关奥地利的事务，不再让戈林插手此事。戈林自己也知道他无论如何也再无法同意大利统治者周旋了，故没找任何托辞，就乖乖地从奥地利事务中脱出身来。
又一次出使意大利失败后，戈林将他的外交目标转到了波兰和巴尔干。
他首先凭借狩猎这一共同爱好，同波兰驻德国大使科普斯基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并得到了波兰人的邀请，到波兰比亚沃维扎的国家猎场狩猎，在这里，戈林与一批波兰贵族打得火热。1934 年4 月，一名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杀死了波兰的内政部长后，逃到了德国。戈林利用手中的权力，将谋杀者引渡给了波兰政府。这一举动换取了波兰政府的好感。从1934 年开始，一直到1933 年，波兰政府每年都邀请戈林以私人名义到比亚沃维扎访问一次，戈林将这种被时人称为“戈林式的外交”的方式用到东南欧的一些国家中，并都收到了预期的效果。戈林的举动使那位在亚得里亚海滨的意大利独裁者恼羞成怒，因为他从来都把那里看成是意大利的领地。但戈林根本就不管墨索里尼是怎么想的，继续我行我素。5 月10 日，他带着米尔希、克尔纳、黑森的菲利普亲王到东南欧作了一次“度假旅行”。在出发之前，戈林宣布旅行将从罗马开始。此时，墨索里尼已经看到了这位在纳粹德国实际上已成为二号人物的戈林的影响，他再也不能对戈林视而不见，或有任何不礼貌的举动了，于是准备为戈林举行一次盛大的欢迎仪式，以弥补前几次戈林出访意大利所受的冷遇。可没有想到，不知戈林是有意还是无意，在启程前，他突然宣布不去罗马了，使墨索里尼精心安排的欢迎队伍在机场空等了几个小时。这件事把墨索里尼气得七窍生烟。相反，戈林先是因“技术原因”在布达佩斯停留一天，后又因“技术原因”在贝尔格莱德停留一天，并表示想拜会南斯拉夫国王，后因国王出外旅行而作罢。戈林这次“度假”旅行，使纳粹德国在他们所到之处影响扩大，从而有力地抵制了意大利在这一地区的控制与扩张。
戈林从东南欧归来后，便着手准备希特勒对意大利的第一次国事访问。
意大利方面表示，十分欢迎希特勒的访问，但如果戈林先生陪同前往，他将不受欢迎。戈林对那位意大利独裁者的怨恨更深了。
戈林最感自豪的是他建立的研究所。这个以电子研究为伪装的研究所，实际上是一个当时世界上装备最优良、技术最先进的特务组织。后来，戈林的这个研究所成为纳粹最得力的情报机构。这个研究所可以窃听德国境内的所有的电话，可以破译从梵蒂冈到瑞典的所有的密码。直到1942 年，美国驻波恩公使馆的每一封密码电报，都被他们在24 小时之内送到戈林或希特勒的手中。只是由于该研究所的一名工作人员叛逃美国，才使美国人堵上了这一漏洞。最初，这个研究所只有4 名密码破译人员，到1933 年7 月，研究所扩至12 个人。此后，戈林利用他的权力，每年都给这个机构拨去大量资金，使其扩充人员和配置装备。到纳粹倒台之前，这一机构的成员已达到3500 人以上，并且分布在德国的各个要害机关和被占领国家。这一机构的成员都是严守纪律的死硬纳粹分子，在该机构存在的12 年中，只发生过一起泄密事件，该机构创立不久，戈林就把这一机构的管理大权交给了对他像儿子一样俯首帖耳、无限忠诚的保罗·克尔纳。在戈林落魄时，他曾对戈林倾力相助，堪称戈林的患难知己。这个头脑简单的花花公子，此时凭着同戈林的亲密关系，一步登天，成为柏林城内有名的小太保。
希特勒给了戈林在德国境内任意窃听电话的权力，戈林也竭尽全力保住这一特权。即使是在后来盖世太保不可一世的时候，对这个特殊而神秘的机构多次想打主意的希姆莱、海德里希之流，也没能从戈林手中夺走这一特权。
尽管希姆莱、海德里希曾经多次向希特勒要求接管这个机构，但每次希特勒都告诉他们，戈林完全可以胜任这个机构的领导工作，请他们不必费心。在希特勒的心目中，戈林始终是他最信任的人，1935 年4 月，这个机构的第一任主任欣普夫由于桃色事件自杀后，戈林就将直接管理这一机构的重任委派给了他的密友、黑森的克里斯托夫亲王。
在1935 年之后，戈林又将研究所搬进了柏林市中心的一座豪华的大楼里。大楼的内部装修采用宾馆标准，气派舒适。每天，数百名技术人员和语言专家在这里紧张地从事着各种窃密和破译工作。戈林亲自制定了严格的保
密制度，所有人每天进出楼内，都要接受严格的检查。楼内的任何东西，每天都要进行登记，即使是监听人员写过的草纸，也要同标有“研究成果”的棕色卷宗一同编号，载入日志。“研究成果”的接送都有专人负责，接送人员都必须通过审查，还要举行宣誓仪式，如有违犯规定者，格杀勿论。每一个“研究成果”都要装在一个经过特殊处理的信封里，然后装入一个加锁的邮袋中，接收者要签署一式三份的收条。
到1937 年，戈林的研究所的情报工作已经成为纳粹德国对外间谍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仅柏林一个地区，研究所每天昼夜24 小时就要窃听500 多个电话，主要的窃听对象是各国的公使馆、大使馆、驻柏林的记者，以及所有被认为对纳粹政权有威胁的敌对分子。
据曾在戈林研究所工作过的一个名叫格哈德·诺伊恩霍的纳粹分子在自述中回忆，他曾经是一个语言学家。1936 年9 月，他被分派到戈林的研究所工作。他本来很为自己的语言才能自豪。但到这里后，他发现自己只不过是机构中上千名专家中的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罢了。他在自述中说，研究所占据的大楼，被划分成若干个区，即英、美、苏、意、葡、比、荷、波等语言区。他被分配在法、比区工作，每天负责监听法国大使馆、比利时大使馆以及这两个国家驻柏林记者的40 多个电话。所有通过德国陆地的通讯线路、附近海域的海底电缆无一不是戈林研究所的“研究”对象；甚至英国与印度之间的通讯电缆、法国与爱沙尼亚之间经过波罗的海的电缆，也被戈林研究所的蛙人搭上窃听的线路。研究所大楼地下室中的50 多台同步电传打字电报机，每天都为戈林提供从政治动态到一公斤鸡蛋的价格这样巨细无遗的情报。这些情报使戈培尔的宣传部可以及时对国外报纸就德国事务的评论作出反应，也使纳粹德国的经济部在对外贸易中能够占据主动。戈林为了确保自己对研究所的控制，对下属人员规定，所有的情报都必须首先由他过目，然后再由他决定向哪一个部门递送。此外，如果发现他的电话被窃听，必须立即向他汇报，以便及时检查他的电话的保密措施。研究所卓有成效的“研究”
工作和源源不断的“研究”成果，更使得戈林受益匪浅，他在希特勒心目中的地位远远超过其他权力竞争对手。
除了上述工作之外，戈林还亲自布置手下的人监听一些纳粹要人及其亲信的谈话。如弗兰克尼亚地方长官施特莱歇尔，由于被戈林认为是一个“讨厌的家伙”，因此其电话被监听。就连戈培尔的情妇、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和希特勒的副官等人也是戈林监听的对象。
随着权力的不断增长，戈林的那种病态的虚荣心日益膨胀。他对那座建于俾斯麦时代的普鲁士总理官邸越来越不满意，终以普鲁士内政部的名义选用了一个巨大的别墅，并让财政部为他拨出一笔72 万马克的装修经费。当财政部的国务秘书兰德拒绝提供这一笔巨款时，戈林愤愤地说：“我不想由于财政部对我的指手划脚就实行独裁，但我也不能由于他们就放弃我的计划。”
戈林根本就没有理睬财政部。几个月后，一座富丽堂皇、内外装修一新的总理官邸，示威般地矗立在人们面前了。戈林没有忘记为他的克尔纳刻意装修了一间大房子。
在这一时期，戈林最感兴趣的事情还是德国空军的兴起。早在1932 年2 月，戈林在参加“杰出飞行员俱乐部”的一个舞会时，就含着眼泪对在场的人说：“我相信，德国空军一定会重新东山再起的。在未来重建的德国空军中建立的第一个中队，将被命名为‘里希特霍芬中队’。”的确，戈林即使是在力争权夺利激烈拼杀的关头，也没有忘记有朝一日如何由他亲手建立德国的空军。在纳粹夺取政权后，戈林觉得重建德国空军的时机已经到来。然而他也明白，在当时的德国，重建空军的工作是异常困难的。依照《凡尔赛和约》的有关条款，绝对禁止德国重建空军，各国政府始终密切注视着德国在军备方面的一举一动。早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政府就已经为德**队的重建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根据一个秘密的条约，德国在苏联设立下一系列的飞机、大炮、毒气甚至潜艇的试验场。在苏联南部的利佩茨克，一个名叫库特·施图登特的德**官还修建了一个简陋的机场，作为新型飞机的试验基地。同时，还有一些德**官在进行坦克训练，在二战中以坦克闪击战而闻名的古德里安，就在利佩茨克附近的一个坦克训练学校学习坦克战术。在莫斯科附近的亚吉，德国还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航空研究所，1932 年9 月，当时仍为汉莎航空公司总经理的米尔希，就曾视察过这里。
戈林的计划是先借用业余航空俱乐部和民用航空的招牌，建立一支小规模的空军，然后在1935 年至1938 年，迅速将其扩展为大规模的空军部队。
戈林的计划得到了希特勒的赞同，并且从希特勒那里得到了全权处理有关建立德国空军的一切事务的权力。戈林正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开始大把大把地投入资金，以至每当戈林出现在财政部的时候，财政部长都感到头痛。国防部长布隆贝馅由于空军方面的花费太大，而向戈林抱怨，戈林却很强硬地对他说：“没花你的钱，是吧？”1933 年3 月，在戈林的力主下，秘密空军部成立，戈林推荐他的密友米尔希担任了这一机构的负责人。4 月，戈林与米尔希一起向德国国防部提出，德国空军应独立于陆军和海军之外，国防部长布隆贝格将军同意了他们的要求。5 月，米尔希与德国国防部签订了生产1000架军用飞机的合同。戈林在合同签订后，与米尔希商谈时说：“我现在不要求飞机的质量有多高，最关键的问题是要训练出一大批熟练的飞机制造工人。”这番话，戈林是针对与英法相比还很落后的德国航空工业基础而言的，此时德国只有3500 名飞机制造工人，最大的容克飞机制造厂，年产量仅为18 架容克18 型运输机。为了牢牢地控制未来的空军，戈林任命他在一战时的战友勒歇泽为空军飞行专员，在业余飞行俱乐部专事飞行员的训练工作。
另外，戈林还从陆军调来几名精明强干的军官，瓦尔特·韦弗上校担任事实上的空军参谋长，阿尔贝特·凯塞林上校负责秘密空军的行政管理工作，汉斯·施通普夫上校为负责秘密空军的人事工作的参谋长。这一切都在极为秘密也极为迅速地进行着。
施通普夫上任后，立即从陆军和海军航空兵中调入了一批飞行员，专门对他们进行训练。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训练出1000 名飞行员，当他把这一成绩报告给戈林时，戈林兴奋异常，对施通普夫大声说：“那你就再训练1000 名。”
戈林在组建空军的过程中，也遇到过一件头痛的事，那就是航空界实力派人物米尔希与他的关系越来越不好。这倒不是戈林想把米尔希怎样，而是米尔希对戈林越来越大的名气感到莫名其妙的气愤和嫉妒，常常与戈林过不去。米尔希与戈林一样，也是一个野心勃勃、心狠手辣的人。早年，他在戈林落魄之时，曾对戈林有过帮助。在纳粹党刚刚兴起之时，米尔希就感到纳粹党奇货可居，与戈林过从甚密，并向他表示要加入纳粹党。当时，希特勒考虑到米尔希在航空界有很大的影响，所以让他暂时留在纳粹党外，以党外人士的身份为纳粹效力，而将秘密申请书交给了戈林。直到纳粹党上台后，米尔希才正式加入纳粹党。
如果公正地说，纳粹德国空军的真正的设计者应该是米尔希。在接受了戈林分派的任务后，他为纳粹空军的建设绞尽了脑汁。与戈林的浮夸自大和粗枝大叶的作风不同，他是一个讲求实际效果，同时也非常严谨的人。在纳粹空军的组建中，他运用自己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将每一个环节的工作都有条不紊地安排好，尽量做得尽善尽美。比如，对建立航空实验室、气象站、飞行学校等工作，他都脚踏实地地进行了规划。可是，米尔希的想法常常与戈林的要求有极大的冲突，尤其是在花费时间的长短方面。当米尔希将他费尽心血制订出的计划交给戈林看时，戈林却每每捧腹大笑，说：“你想在5 年里才将这一切准备停当？老兄，告诉你，你只有半年的时间。”米尔希对戈林的颐指气使极为不满，他认为，戈林对于空军的建设，除了指手划脚，说一些外行话之外，根本就没有真正做过一件实事。在几次内阁会议上，担任国务秘书的米尔希嘟嘟囔囔地说，真正的空军部长应该是他。特别使戈林不能忍受的是，米尔希又怀疑他在注射吗啡，并向他发出了警告。戈林对此很恼火，但他深知米尔希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材，又是自己多年的好友，所以还不愿意一下子撕破脸。米尔希对戈林的一番苦心却没有任何表示，更不想领他的情。有几次戈林与米尔希通电话，都被米尔希挂断了。
一件意外的事情让米尔希在戈林面前低下了头。米尔希的政敌——巴伐利亚冲锋队的头目克罗奈斯，偶然发现米尔希的父亲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犹太人。为了搞垮米尔希，他逢人便讲，很快使这件事不胫而走，在纳粹党内风传开来。戈林得知这件事后，立即觉得逼米尔希就范的一个绝好的机会来了。
一天，戈林约米尔希去上萨尔斯堡参观他选定的别墅的地点。在路上，戈林装作漫不经心地对米尔希说，有人揭发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米尔希大吃一惊，当场就语无伦次地对戈林说，他将对自己的血统做一次调查。戈林则安慰他说，自己会帮助他的。两个月后，米尔希给戈林带来了一封米尔希母亲的信，信中说，他不是他父亲的亲生儿子，他的生身父亲是米尔希父亲的叔叔，米尔希是一桩家庭**事件的产物。尽管将这种丑恶的家庭关系告诉别人，米尔希很感尴尬，但这总归可以说明米尔希只有一半犹太血统，一半总比全部要好。失宠事大，面子事小，孰轻孰重，米尔希看得很清楚，事到如今，他实在顾不了那么多了。戈林乘机拉拢米尔希说，不要为此事担忧，他要亲自妥善地处理这件事。不久，克罗奈斯就被戈林撤职，直到被法庭以诽谤罪起诉，克罗奈斯这个十足的可怜虫不明白自己已成为戈林的政治阴谋的牺牲品。事过之后，米尔希果然对戈林感激涕零。戈林着实为米尔希的降眼高兴了一阵子。米尔希再也不为他是否是“真正的空军部长”而计较了，再也不对居于戈林之下而耿耿于怀了，从此他便心甘情愿地为戈林卖力，为他人作嫁衣。
在米尔希的主持下，纳粹德国的空中力量很快便发展起来。8 月25 日，第一架新型轰炸机的样机生产出来，米尔希将它伪装成容克Ⅲ型客机。德国各地的飞机制造工厂陆续投入生产，其规模也有明显的扩大，仅容克飞机制造厂的工人人数就已达13500 名。在德国各地，大约还有200 万人在为未来的空军兴建机场、营房等各种设施。8 月31 日，为了表彰戈林在建设德国空军中的“卓越贡献”，兴登堡任命他为德国空军上将。作为回报，戈林将东普鲁士的一个庄园送给了老总统。
10 月，按照戈林的指示，容克飞机制造公司被收归国有，作为轰炸机和战斗机的主要生产基地，科彭贝格受委任管理这些工厂。戈林深感天地确实变了，如果他一直在空军中的话，从上尉到上将，在正常的情况下，即使一帆风顺，也得付出一生的精力。
戈林如今真应该满足了，他几乎什么都有了。头上顶着一大堆头衔，什么德国国会议长、德国内阁成员、普鲁士总理、德国空军上将等等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职务，都加在了他的身上。但是，戈林并没有感到满足，一有机会，他就想再捞取一点权力，哪怕是与他没有任何关系的职位，他也会趋之若鹜。当他得知文化部长鲁斯特没同他商量，就任命了“帝国主教”时，马上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在给鲁斯特的信中，戈林除了发泄自己的不满之外，居然厚颜无耻地提出，帝国主教应该由他来担任。在信中，戈林写道：
我很惊讶地发现，任命已经成为事实。但是，我仍然认为，在没有帝国教会只有地区性教会的情况下，不应该任命帝国主教。革命以前（指1918 年的11 月革命〕，普鲁士国王是普鲁士教会的大主教。我认为，现在这种权力应该移交给普鲁士政府，即普鲁士总理……
戈林对这件事并没有就此罢休。不久，由于德国各教会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希特勒试图予以调节，却未能成功。为此，希特勒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教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一新的教派被命名为“日尔曼基督教”。全德29 个教会以民主的办法推举柯尼希斯贝格的路德维希·穆勒担任帝国主教。戈林听说这一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不过，他也知道，他不便直接向希特勒要求担任这一职务，虽然心有不甘，却又一时拿不出太好的计策。
与此同时，一位叫马丁·尼莫勒的教士组织了一个名为“教区紧急牧师联盟”
的组织，用以同穆勒相对抗。戈林起初对此事抱着隔岸观火的态度，漠然地注视着这场同他已无太大利害关系的争端。但是不久，戈林便发现自己即使当不上帝国的主教，也可以利用这一矛盾达到控制教会的目的。他首先找到穆勒，说他可以帮助穆勒击败尼莫勒组织的反对活动。穆勒见戈林居然肯为他出头，感激万分，因为他知道这位总理此时在德国几乎没有办不成的事。
戈林如果出面帮助他，他就可以高枕无忧了。戈林没有对帝国主教提出任何条件。对于他来说，帝国主教的诚惶诚恐之态和阿谀奉承之词，甚至要比当上帝国的主教还要令人快慰。以后就是戈林想通过教会为他做点事情，穆勒能不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力吗？
与穆勒见面后，戈林开始让他的研究所日夜监听尼莫勒的电话，同时，让手下的人搜集尼莫勒的“教区紧急牧师联盟”的各种档案。
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有了。1934 年1 月25 日，在希特勒将接见尼莫勒等反对派牧师代表时，戈林的研究所终于窃听到尼莫勒对希特勒不利的谈话。当接见正在进行的时候，戈林手持一个红色的卷宗急火火地走了进来，他向希特勒扬了扬手中的卷宗说：“我的元首，作为普鲁土的总理，我请求您允许我向您读一份刚刚收到的——”他故意地停了一下，指着尼莫勒说：“这位紧急牧师联盟主席的一份电话记录。”瘦小精悍的尼莫勒不解地看着戈林，不知道戈林要说些什么。希特勒知道，这位无孔不入的普鲁士总理肯定得到了什么值得注意的东西，“读吧。”希特勒说。在场的人也都怔怔地望着戈林。戈林慢条斯理地从红色卷宗中抽出几份棕色文件，拿出其中的一份念道：“我们已经装好了‘炸药’，我们已经将备忘录呈交给总统，我们已经使他下定了决心。今天的教会事务会议召开之前，总统要拘捕总理，让他得到应有的惩罚。”尼莫勒这时才恍然大悟，他的电话被戈林派人窃听了。他听着这似是而非的“电话记录”，脑中一片空白，记不清自己在电话中究竟都说了些什么。他看到希特勒的眼中射出阴冷的光，狠狠地盯着他说：
“你真以为用这种见不得人的伎俩就能在我和总统之间埋下你的‘炸药’吗？
就能威胁到帝国生存的基础吗？”尼莫勒明白，他现在就是浑身是嘴也说不清了。他张口结舌，半天才嗫嚅着说：“总理先生，我的动机只是为了教会，为了耶稣基督，为了第三帝国，为了您的日尔曼人民着想。”希特勒厉声打断了他的话，对他说：“请把为第二帝国着想的事留给我吧！”尼莫勒沮丧地低下了头。戈林见状，知道尼莫勒大势已去，现在只剩下趁热打铁，再施以最后致命的一击了。戈林对着尼莫勒继续念道：“我们给他（指兴登堡）
浇灌了许多的圣油，他决定把这个混蛋赶出去。”念到这里，尼莫勒站起来，大声地分辩说：“这不是我的话。”
希特勒一句话都不说，只是冷冷地看着他。戈林暗暗高兴：尼莫勒这下子彻底完蛋了。他见目的已达到，就不再说话，坐在沙发上幸灾乐祸地看着痛苦的尼莫勒走出门外。当天，戈林派警察搜查了尼莫勒的住所，但没有找到任何尼莫勒将要谋反的证据。两天后，尼莫勒被解除了一切职务。
纳粹德国倒台后，人们在戈林的总理府的档案室中找到了尼莫勒电话的真实记录。原文是这样的：
事由：宗教纠纷尼莫勒与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人通话。尼莫勒告诉他说：总统在中午12 时在更衣室召见了希特勒。这是最后的一个步骤！总统会见他时，手中拿的是我们的报告。在内政部交涉的结果也很好（没解释如何交涉的）。
“我太高兴了，我已经很好地控制了迈塞纳（注：兴登堡的国务秘书）。如果出现意外——这是我不希望的。我们已经为自由教会带来了一个好的开端。下午晚些时候再给我一个电话。那时我想会有更多的消息的。”
监听时间：1934 年1 月25 日上午10 时15 分这就是戈林研究所监听到的尼莫勒的电话的真实记录。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戈林瞒天过海的本领有多么高超。这也是戈林利用他的研究所为其击败对手服务的一个小小的例子。
戈林在这段时间旱，又开始注射吗啡。许多人都已经注意到这一事实，只是没有胆量说出来。在吗啡的刺激下，戈林无限膨胀的虚荣心促使他做出了一系列不顾廉耻的事情。他对巨额财富的追求和对令人肉麻的奉承的渴求，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整个德国，几乎所有的城市都要定期向他进贡，社会各阶层的各色人等投其所好，将各种各样的礼物源源不断地送进戈林府邸。索取贿赂、接受礼物，成为戈林总理府的一项重要的工作，他手下的工作人员很快便使这项工作系统化和制度化了。
戈林在金碧辉煌的总理府住腻了，他计划建造一座庄园式的别墅，并将庄园命名为“卡琳庄园”。巴伐利亚邦政府以“赔偿在1923 年戈林先生所遭受的损失”为名，送给他一块上萨尔斯山区最好的地皮。这里位于四周环绕着森林与湖泊的山顶平原，既可以欣赏到一望无际的茫茫林海和美不胜收的湖光山色，又可以随时到森林中猎取各种野兽。戈林让建筑师将他第一次与卡琳相遇的地方——他一直无法忘怀的罗克尔斯塔特城堡中的一个木制猎屋绘成图样，作为卡琳庄园的第一期工程。不久，这个木质的小猎屋建成了。
戈林带着随从来到这里，他忽发奇想，让他的随从罗伯特给他套上带着金马刺的俄罗斯式长统马靴，披上一件拿破仑式拖地披风，外套一件丝织的宽松罩衫，手持长矛，耀武扬威地穿行于丛林之中，小丑一般滑稽可笑，大概他是想扮成中世纪的条顿骑士的模样。兴奋之余，他又万分伤感地想起了卡琳，想到如果她能活到今天，看到如今的戈林的一切，一定会赞赏不已、甚觉欣慰的。回到柏林不久，戈林就派人通知卡琳山庄的工人，让他们在山庄下面的湖畔为卡琳建造一座陵墓。他准备日后将卡琳迁葬此处。
戈林雇用两名普鲁士的宫庭建筑师为他设计卡琳庄园的图纸，他不断地对每一个细节吹毛求疵，连门把手的式样都要由他最后敲定。建筑师只好按照戈林的意见反复修改图纸，直到戈林满意。
10 个月后，一座宫殿式的建筑落成。这座建筑的外表百般雕琢，极尽浮华之能事，内部装修则足以同普鲁士王宫相媲美，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屋顶装有枝形水晶吊灯，墙上挂着佛兰德尔的挂毯、文艺复兴时代画家的名作，以及其他难以计数的从各地搜罗来的珍贵的装饰品。与戈林的卡琳山庄相比，希特勒距此不远的别墅就显得寒酸了一些。建造这座建筑花费的1500万马克巨资，全部划归空军部和普鲁士政府的经费预算，由这两个机构支付。
戈林为了显示他作为纳粹德国二号人物的显赫地位，在希特勒访问意大利回国后，便邀请希特勒参加卡琳的迁葬仪式，希特勒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下来。希特勒之所以这样做，大概除了不能不给戈林面子外，还因为他对这位瑞典女伯爵一直抱有好感。在希特勒入狱期间，是卡琳一次次地出入德国与意大利，为戈林带去他的指示。同时，这位女伯爵也是纳粹运动的狂热支持者，戈林参加纳粹运动，并能历尽坎坷，坚持下来，没有卡琳的帮助是不能想象的。1934 年6 月20 日，卡琳的迁葬仪式举行。这个隆重的仪式不仅轰动一时，其规模就是在现代德国的历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一辆专列将卡琳的石棺从斯德哥尔摩经北普鲁士运至距卡琳庄园最近的上萨尔斯火车站，在专列经过的所有的城镇，人们都要遵照戈林的命令佩戴黑纱；在沿途车站，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们列队肃立，迎接专列进站；少女联合会的会员则在列车经过的大桥旁撒满鲜花；铁路两侧，成千上万的妇女向早已作古的总理夫人致哀。戈林与希特勒两人在车站脱帽肃立，等待专列的到来。
在卡琳山庄，戈林邀请了数百名来宾参加隆重的迁葬仪式，其中有各国的外交官和政治家，以及卡琳的一些亲属。在苍凉的猎号声中，十几名虎背熊腰的大汉吃力地抬着沉重的石棺走了过来，然后缓缓地将石棺放入花岗岩陵墓中。
戈林终于了却了一桩心事，通过此举，他既寄托了自己对亡妻的深情厚意和无尽哀思，也向世人表明，他戈林是个有情有义的人，以换取人们对他的好感，树立他在人们心目中的良好形象。
正是：弹精竭虑握权柄，贪荣慕利欺世人。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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