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异国求援助，百般钻营终无路；
受尽冷落心凄苦，无可奈何踏归途。
话说戈林夫妇在纳粹党徒们的帮助之下，逃到了奥地利，自此开始了长达4 年的流亡生活。虽然暂时逃脱了牢狱之灾，但是枪伤带来的**之苦却使他身体和精神日益衰弱。在因斯市鲁克，卡琳将戈林送到了一家医院。但是戈林的伤情始终不好，为了减轻痛苦，医生每天为戈林注射两针吗啡。纳粹在奥地利的同情者也很多，每天都有许多人来探望戈林，其中不乏一些名人。如纳粹的理论家斯图尔特·张伯伦，作曲家瓦格纳的儿子西格弗里德·瓦格纳等人。纳粹的地下组织也不时给戈林夫妇送来一些衣物。
病榻之上的戈林每当在注射吗啡之后，便让卡琳找来各种报纸，想从报上了解已经被逮捕的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同党的命运。他对这种整日心惊胆战的逃亡生活越来越感到厌倦。当他从报上知道鲁登道夫被释放在家中候审的消息之后，马上给鲁登道夫写了一封信，询问“为了党的利益，我在哪里向卡尔的警察自首好”？鲁登道夫立刻回信给戈林，告诉戈林千万不要回到慕尼黑，因为他未被逮捕“将给党的利益带来好处”。但是戈林现在看不到“好处”在哪里，更不知道今后他将如何生活。在这段时间里，戈林显得格外消沉。卡琳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我几乎不认识他了……他整个人都变了，连一句话都不愿说，整天沉浸在被出卖和无望的痛苦之中……我从来没有想到赫尔曼会如此的消沉。”
1923 年的圣诞节，戈林从医院搬到了一个饭店。由于节日，饭店中显得格外的冷清。因为行动不便，戈林只好呆在房间里。卡琳不时地安慰着他，不断地变换话题想让戈林高兴一点，但这反而使他更加心烦意乱。他架着双拐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就像一头被困在宠子里的狼。圣诞之夜，几个当地的纳粹分子来探望他，其中的一个告诉他希特勒将不会被起诉，因为慕尼黑的纳粹党的支持者们，正在想方设法使希特勒无罪释放。客人走后，戈林对卡琳说，他不相信希特勒能够无罪释放。卡琳劝他在伤好之后，如果回不了德国，那么就同她一起回瑞典。戈林也表示同意。他对卡琳说：“我只想回到一个具有强烈民族主义精神的德国去，而不是一个由犹太人把持的共和国去。”
在1924 年的年初，戈林与希特勒的律师接上了关系。这样，关于希特勒的情况戈林能够及时地了解。这一段时间里，戈林焦急地关注着对希特勒的审判情况。2 月26 日是对希待勒开庭审判的日子。一整天，戈林的精神几乎紧张得到了崩溃的边缘。他一会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会儿又漫无目的地翻看随便抓到手中的任何一本书，一会儿又拿起笔来信手写几行字，或不时地盯着座钟，仰头看看天花板，长叹一声。忽而他又哈哈大笑，然后又呆呆地坐在那里一声不吭，忽而又对卡琳莫名其妙地微笑。卡琳后来在给她的双亲的信中写道：“……我感觉到他内心的惶恐与不安，他的心在为希待勒而抽紧。”如果按照德国的法律，希特勒将被判无期徒刑，真要是那样，戈林将一辈子注定要作为一个流亡者生活在国外，作为一个时刻可能被引渡的逃犯，在无尽的惊恐和逃亡中度过余生。此时此刻，戈林为他加入了纳粹党而懊悔不已。但是戈林又不能将这种心情表露出来。他的周围都是纳粹分子及其支持者。没有这些人，戈林与卡琳恐怕只能流落街头，而他现在住的这个饭店，上至经理，下至普通的侍者，几乎都是奥0041 地利纳粹党的冲锋队员。
这些人对这个来自纳粹运动发源地的冲锋队的长官，崇敬备至。戈林在这个饭店里的一切费用均给予30％的折扣，并允许以支票的形式结算，尽管戈林夫妇在慕尼黑银行的帐户已经被查封。他只有在最后知道对希特勒的审判结果之后才能对今后的行动有所定夺。
在心惊肉跳中，戈林终于度过了希特勒被审的这段时间。4 月1 日，希特勒的姐姐保拉来到饭店，将对希特勒的最后判决结果告诉了戈林夫妇，戈林夫妇如释重负，并与保拉一起共进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在保拉走后，戈林夫妇都很兴奋。卡琳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我们越想对希特勒的判决越感到高兴。在希特勒被释放之后，又可以从事他中断的事业。由于这个人身上具有一种超人的品格与才智，在审判期间居然又获得了如此众多的支持者……赫尔曼一天都兴奋异常，他又感到生活有了意义。”
戈林很快便与狱中的希特勒联系上了。在狱中的希特勒给了戈林一个重要的任务，让他以纳粹党全权代表的身份，到罗马去面见意大利的独裁者墨索里尼，恳求他给纳粹党一笔贷款，供纳粹党东山再起之用。同时希特勒还让他的律师给戈林带来了由希特勒亲笔签名的委托书和给墨索里尼的亲笔信。戈林对这一新的使命感到十分的高兴，很快便办理好签证。临行之前，饭店的经理，一个忠实的纳粹分子，收回了戈林夫妇的全部帐单，声称是“对党的工作作贡献”。
5 月初，戈林夫妇来到了风景宜人的威尼斯城。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之后，于5 月11 日到达罗马。戈林对此行满怀信心，认为墨索里尼会很快地接见他。在他到达罗马之后，马上与曾经结识过的意大利外交官朱塞佩·帕格它尼和曾经当过《意大利信使报》驻慕尼黑记者，现为墨索里尼顾问的莱奥·内格雷利博士取得了联系，他们答应将戈林引见给墨索里尼。
但是，墨索里尼根本就不想见戈林。虽然戈林也参加了几次意大利官方的宴会，却都没有机会与墨索里尼说上话。戈林聊以自慰的是总算还认识了几个法西斯党内的重要官员。
对此，戈林十分懊恼，但他又不愿将这种情况告诉卡琳。因为在这段流亡生活中，卡琳为他付出的太多了。每当卡琳问起这件事的时候，他就装作希望十足的样子说，他已经见到了墨索里尼，事情马上就要成功了。卡琳不知实情，对戈林的话信以为真。于是，她在给其父的信中写道：
“我很难相信我们什么时候能有一点的闲暇，因为赫尔曼正和墨索里尼等法西斯党的要员商谈关于与希特勒之间的各种协议和谈判事宜……这是赫尔曼的重大职责，我相信赫尔曼做的比希特勒想象的要好得多。”
在另一封信中她又写道：
“墨索里尼是一个很有势力的人，但是他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他的周围是一片奉承之声。他说的每一句话，哪怕是一句无足轻重的话，也要被奉为圣旨。依我看，希特勒更为真诚一些，他是一个热爱真理、对自己的信念有着执著追求的天才……这里非常支持和同情希特勒的事业，你很难想象这里的法西斯党是如何热情地接待了赫尔曼——因为他是希特勒的代表。”
在几周后给其父的信中，卡琳又写道：
“赫尔曼告诉我，墨索里尼对他说，他克服的困难比起希特勒还要多得多，这里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在付出了成千上万的人死亡的代价之后才取得胜利的，墨索里尼对赫尔曼说，在德国，他只相信希特勒一个人，他不会与其他任何一个人签订条约，不会与除希特勒领导的政府外任何一个政府来往……”
很显然，卡琳根本不知道戈林在对她撒谎。
事实是墨索里尼在当时的情况之下，根本就不可能与一个似乎已完全失败的政治运动的代表，而且这个代表还是一个正在被追捕的逃犯进行什么“谈判”。戈林与意大利官方的联系至今仍只限于同朱塞佩·帕格尼尼的接触。
在与帕格尼尼的接触中，戈林还犯了一个错误，这一错误也是导致戈林一直无法与墨索里尼会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戈林夫妇下榻的不列颠饭店的主要股东之一，是一个名叫鲁道夫·瓦尔特的德国侨民。他在得知戈林正在与意大利政府进行谈判的消息后，便与戈林见面，要求戈林在与意大利政府会谈时，提出归还他按照《凡尔赛和约》被意大利政府没收的股份。吃人家的嘴短，戈林答应帮忙，在与帕格尼尼会面的时候，戈林居然真的将这一问题提了出来。这件事使意大利政府大为恼火。因为如果归还了瓦尔特的股份，实际上就等于破坏了《凡尔赛和约》。
墨索里尼岂肯为这等微不足道的小事去冒风险。愚蠢的戈林似乎不知利害，一次次地就此事与帕格尼尼纠缠不休。整个夏天，戈林竟一直将瓦尔特的问题同墨索里尼给予德国纳粹党贷款的问题联在一起，同帕格尼尼和内格雷利进行商谈。
10 月份，戈林与内格雷利一起草拟了两份秘密协议。这两个协议一个是关于如何解决南蒂罗尔归属问题的，一个是关于墨索里尼向德国纳粹党提供贷款问题的。
南蒂罗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为德国的领土，其居民大部分为德国人，但也有一部分意大利人。一战后，根据《凡尔赛和约》的规定，南蒂罗尔划归意大利，并改名为“上阿迪尔杰”。德国国内一些人对此一直耿耿于怀，要求收回这一地区。按照希特勒的授意，戈林在第一份秘密协议中提出：
“纳粹党认为不存在任何上阿迪尔杰的问题，毫无条件地承认现状，即意大利对上阿迪尔杰的合法管理权。
从现在起，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将不遗余力地消除德国人民对上阿迪尔杰的领土要求。
“纳粹党认为《凡尔赛和约》中关于德国向意大利的赔款是合理的，德国必须全部完成。
“在纳粹党掌握的报纸上，立即掀起一个宣传恢复德、意友好关系的运动。”
作为回报的条件，墨索里尼应对希特勒及其纳粹党，承担一定的许诺，以“帮助希特勒解决困难”，其条件是：
“一旦纳粹党在德国执掌政权，意大利政府将不对这一新的德国政府施加任何压力，也不参加由第三国发起的此上种运动。
“意大利法西斯党将采取一切手段向德国纳粹党提供援助，包括新闻报道、国会议员发表谈话和秘密贷款。”
为了彻底消除墨索里尼的疑虑，戈林还在给墨索里尼的信中写道：“此事将作为我党的最高机密处理，知情人只限于我党的元首、由元首委派的知情人和签字人。”“如有可能，意大利政府给予我党的贷款最好是200 万里拉，可分期讨款，我党在今后的5 年里，将以所有的动产和不动产作为抵压……这笔贷款将被用作与富裕的民主制度和受到莫斯科支持的，在德国日益泛滥的**运动浪潮作殊死的斗争。”
戈林将草拟的文件誊好后，用挂号件寄给了内格雷利，请他亲自交给墨索里尼。在此之后，他便与卡琳回到了威尼斯，继续注在不列颠饭店。瓦尔特在这几个月中，一直静候着戈林的“佳音”。戈林告诉他，事情正在解决之中，但需要耐心。瓦尔特感激涕零，告诉戈林夫妇说，他们可以在这里长久地住下去。“随便几个月都行”。尽管如此，戈林内心还是十分忐忑不安，他实在无法知道那位意大利的独裁者在哪一天才能与他会面，即使会面，能不能接受他提出的建议还是个未知数。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罗马方面仍然没有任何消息。戈林又一次给内格雷利写信，催促安排自己与墨索里尼见面的时间。在信中，戈林竟然再一次不明智地提到了瓦尔特的问题，并颇为滑稽地提出，对瓦尔特问题的处理是检验意大利现政府对“纳粹事业的诚意”的一个尺度。甚至夸夸其谈：“我们党需要瓦尔特，如果瓦尔特的问题得到解决，我党将把这看成是一种特殊的优待，并视为我们之间的谈判得到重视的证明。”
在无望的等候中，戈林夫妇的钱也逐渐用光。希特勒的信使曾给戈林带来消息说，希特勒将给他们寄钱来。可信使走后，便再也没有音信了。9 月初，戈林已经感到绝望，准备离开意大利。但恰在这时，意大利出现了重大的政治危机，这又促使戈林重下决心，留在了这里。
1924 年6 月10 日，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党——社会党的领袖、议员马泰奥尼被法西斯党徒暗杀。这一事件在意大利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并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许多人对政府的信心动摇，大批的工人和中产阶级退出了法西斯党，约150 名国会议员辞去了职位，他们仿效古罗马的平民运动的方式，聚集在阿芬丁山，组成了“阿芬丁同盟”，与墨索里尼及其党派对抗，留在议会中的一些议员也激烈地抨击墨索里尼的这种卑鄙的行为。一些激进的社会党成员，采取了以牙还牙的作法，又将一名臭名昭著的法西斯党徒卡萨里尼杀死在罗马街头。一时间，意大利的政局出现了自墨索里尼上台之后所未曾有过的混乱。墨索里尼在强大的社会压力之下，表示他可能要辞职。戈林见有机可乘，遂又给墨索里尼上书一封，言明在这场**者所掀起的政治动乱中，他可以成为一名随时听候调遣的“普通的法西斯分子”。在这封信发出之后，戈林又迫不及待地发出一封信。但过了许多天，仍然未见回音。戈林根本没有想到，在这种时候，墨索里尼又怎么会顾得上给他这样一个在当时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回信呢？
戈林已经完全失去了耐心。9 月19 日，他给内格雷利发了一”
0046 封短信，恳求内格雷利在尽快的时间里，给他一个明确答复。罗马仍旧没有任何音信。9 月23 日，戈林又给内格雷利写了一封措词激烈的信，指责他与帕格尼尼故意拖延时间，并断言关于瓦尔特的股份问题，一定是有人受到了犹太人的影响，才会出现目前的情况。
10 月15 日，戈林给内格雷利寄去了一封措词更为严厉的信。在信中，戈林尽情地发泄着他的不满，抱怨他“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威胁内格雷利等人不要轻视一个拥有“400 万选民和800 万支持者的政党和他的代表”。
并暗示，在希特勒获释后，他将与希特勒一起访问罗马，进行有关纳粹党与意大利法西斯党之间具体事务的谈判，但前提是要有把握见到墨索里尼。在信中，戈林又一次大谈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必须与反犹运动结合的重要性，暗示要消除在内格雷利身边的犹太人的影响。
在焦虑和失望之中，戈林还有一层不安。这便是他在草拟了准备与意大利签订的秘密文件后，马上就通知了希特勒。在信中，他吹牛说，墨索里尼已答应马上给纳粹党贷款，请希特勒马上利用纳粹的宣传机器进行放弃南蒂罗尔的宣传。狱中的希特勒马上指示他的党徒听从戈林的建议，采取相应的行动。这使得纳粹党受到新闻界和其他的民族主义团体的猛烈攻击。所有逃到南蒂罗尔的纳粹党徒都被驱逐出境。如果墨索里尼真的能够给纳粹党以援助的话，这些代价的付出会被认为是值得的，戈林也可以说是完成了希特勒交给他的任务。但转眼之间，半年已经快过去了，戈林却一无所获，这使他在党内的地位大受影响。
戈林夫妇的生活日渐拮据。万般无奈之中，戈林亲自给卡琳的母亲写了一封信，将他们的窘况如实地告诉了她，请她给他们寄一些钱来，说是要回到瑞典去生活。不久，钱寄来了，但戈林夫妇却没有离开意大利。原因是一直没有露面的内格雷利终于与戈林在威尼斯见了面。他表示将尽快办理有关纳粹党与墨索里尼的会面事宜，并对戈林所谈的他将参加在11 月份举行的国会大选，作为纳粹党人的代表竞选国会议员的想法大加赞赏。然而此后一直到12 月初，内格雷利犹如黄鹤一去，再也没有音信了。
希望、失望，再希望、又失望的痛昔煎熬着戈林。正在戈林一筹莫展、进退两难的时候，他听到了希特勒获释出狱的消息。他马上让卡琳赶到慕尼黑与希特勒会面，以求拿到一点救急的钱。但希特勒仅仅表示了对戈林处境的同情，其实他自己也没有什么钱，至今仍在等待一个同情者的捐款。至于党内其他要员，没有一个肯为戈林解囊，有的甚至还对他颇有微辞。卡琳写信将她在慕尼黑的情况告诉了戈林，并向他建议，千万不要将他在意大利的境况如实地告诉希特勒，因为那样，希特勒肯定会认为他是一个笨蛋。卡琳在信中又说：“我在希特勒这里之所以提谈判的事，只是让他明白，你是多么的卖力，是为了让他不认为你无能。”
戈林在给希特勒的信中说，向墨索里尼要求贷款一事是可行的，但是最近纳粹党在大选中失败，可能会影响到贷款一事的进展。这样，戈林就将贷款不成的原因归结为墨索里尼的不合作和纳粹党的竟选战绩不佳。但是他也明白，希特勒是不会轻信他所说的这一切的，他还必须为同墨索里尼会面做最后的努力。
1925 年2 月12 日，戈林在给内格雷利的信中写道：“我刚收到希特勒的一封信，他告诉我，我如果无法见到墨索里尼，就应该如实地告诉他……
给我最后一次机会……否则，我怕希特勒会再派一个人来与墨索里尼进行谈判，那样，就显得我太无能了。”这次，内格雷利及时地回了信，并告诉戈林说，他已经把信给墨索里尼看过了。这使戈林又一次看到了希望。他在给内格雷利的信中写道：“如果能安排我与墨索里尼一谈，我就可能对一切作出安排……务请安徘一次接见。你可以说我就要走了。与墨索里尼的谈判非常重要，因为我真的在写一本关于他和意大利法西斯的书，准备在德国宣传，如果我在走之前，见不到墨索里尼，那就显得我太笨了。”内格雷利及时地给戈林回了电报，告诉他正在安排会见。
这一时期，希持勒和纳粹党重新在德国得势（1925 年纳粹党又获得合法地位）。此时的希特勒已经不需要死乞白赖地从墨索里尼那里得到一笔微不足道的贷款了，德国的许多大财团和大资本家又开始向纳粹党捐款。不久，戈林接到希特勒的指示，让他通知意大利当局，纳粹党暂不考虑与秘密协议有关的事情。这时，一直与戈林避而不见的帕格尼尼却感到，如果就这样草率地打发了戈林，“把这件事丢在一边不管的话，会给意大利和法西斯的忠诚信誉造成极不好的影响”。于是，帕格尼尼又告诉墨索里尼，戈林为了得到他的接见，已经整整在意大利等待6 个月了，无论如何应该象征性地接见他一次。但是，不知为什么，墨索里尼仍然不想与戈林会面。自然，瓦尔特的股份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
1925 年春天的威尼斯，依然是那样地明丽迷人，使游人留连忘返，可戈林夫妇的心境却如布满阴云的冬日，凄凉无奈。戈林终于决定离开给他带来无数烦恼，同时也使他永远无法忘却的意大利。意大利给他带来了耻辱，他发誓再也不愿踏上这片土地。卡琳卖掉了他们在慕尼黑的别墅，凑足了去瑞典的路费。4 月份，戈林回到了在斯德哥尔摩的小小的寓所。尽管他非常想回德国，可是冲锋队在德国仍然属于非法组织，对戈林的通缉还没有解除，他仍然是一个流亡者。
正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船漏又遇顶头风。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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