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许许多多帮助我、给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人来说，我无法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这是一个未经授权的传记。无论副总统本人还是他夫人蒂珀·戈尔都没有同意接受采访。但他们不予合作的决定之所以引人注目不在于那些紧闭着的门，而是依然未定的门牌号。250多人为此书接受了采访，他们中绝大多数同意录音。那些愿意待在幕后的人中，大部分仍在克林顿一戈尔政府中工作成最近刚离开。那些接受采访、的人经常以其光朋磊落、远见卓识和非凡的记忆使我惊铭不已。一些人不仅提供了回忆，还拿出了剪贴、信件和其他文件，从而丰富了书中的记述。没有他们，就不会有这本书。
我在《新闻周刊》华盛顿局的同事们不断地给予我鼓励和指导，特别是马特·贝、约翰·巴里、卡伦·布雷斯罗、霍华德·法思曼、迈克尔·伊西科夫、丹·克莱德曼、韦斯·科索沃、黛布拉·罗森伯格、鲍勃·塞缪尔森、史蒂夫·塔特尔、格雷格·维瑟蒂克、帕特·温格特和现在《时代》杂志工作的马修·库功。他们在同行中都是最出色的。尤其要感谢的是《新闻周刊》前记者露西尔·比奇，她关于戈尔1988年参加总统竞选的档案是无价之宝，有丰富的内幕细节。本书如果没有《新闻周刊》后期编辑梅纳德·帕克及总编辑安·麦克丹尼尔大量的时间投入，要想出版也会困难得多。
我还幸运，不，是有福，得到了露西·沙克尔福德和保罗·奥唐奈在研究上的帮助。露西平日里的工作是《新闻周刊》华盛顿局信息服务中心主任，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怀着超乎寻常的热情与极其细致的关爱，忍受着经常性的疯狂般的恳求对文章、文件和档案材料的使用。每一次长时间的写作计划最终都激起内心深处的感激之情。1998年末我来这儿时，露西与她丈夫埃里克搬到芝加哥去了。当几个月后，他们决定回来时，我成了一名快乐的传记作者。保罗是《新闻周刊》杂志“潜望镜”栏目的助理编辑，他从一系列的采访中，一个接一个地提炼出精华。曾在《新闻周刊》实习的劳拉·鲍尔曼也为几次采访戈尔当年在法学院和神学院的同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田纳西新闻团的几位现仍在位和曾在位的人员也给予了巨大的帮助，他们从戈尔政治生涯一开始就报道他的事业和见识，他们包括卡罗尔·布拉德利、詹姆斯·布罗斯甫、拉里·多特里、布鲁斯·多比、戴维，莱昂斯、马克·皮戈特和韦恩·惠特。
我的手稿完成后，朋友和同事们又花了宝贵的时间仔细阅读，提出意见。史蒂夫·沃尔德曼、鲍勃·科恩和迈克尔·伊西科夫都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
我在霍顿·米夫林的第一位编辑史蒂夫·弗雷泽帮助我使这一计划的最初想法得以成形。他的继任者埃蒙·多兰以娴熟的技巧和巨大的耐心进行了校订。埃蒙的干劲和责任心从来没有消退过，即使在他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和他的兄弟不幸去世与书稿的完成同时发生时，他仍是这样。手稿的编辑辛迪·巴克无畏地承担起对第一遍乱糟糟的手稿进行排版和设计的任务。我在ICM(公司名，原文如此——译者注)的代理人克里斯·达尔一直关照着我的生意。
也许要用一村的人养育一个孩子，但撰写这本书也用了一大家的人。我的亲戚约翰和弗雷德·亨内伯格在几次关键的时刻给予了帮助，有一次他们从伊里诺斯州南部的家中飞来，解除了我们无人照看孩子之虞。我的兄弟克里斯，路透社的一位电视制片人，我的父母比尔和帕特里夏·特奎都不停地鼓励我。当我开始这一研究时，我们的双胞胎孩子康纳和德拉刚一岁。当他们度过两岁和三岁生日时，他们开始纳闷他们的父亲每周六至七天都在地下室的办公室里夜以继日地干什么呢。“爸爸，你每天都得写《艾尔·戈尔》吗？”德拉终于发问了。我经常如此。但写作也使我比从事其他事情更多地待在家里，看着孩子们长大是我最大的幸事。在这本书背后，我与之真正不可分割的力量就是我的妻子梅林达·亨内伯格。她不仅奉献了她为《纽约时报》写的有关莫尼卡·莱温斯基丑闻和2000年总统竞选初期的精彩文章和报道，她还担当了此书的第一读者。她的批评不留情面但总是充满爱意，她坚持让我怎么想就怎么写，使一切都与众不同。在1999年春夏那几个月写作和修改的艰苦日子里，她还无私地又当妈又当爸。她的风采照亮了书中的每一页，也照亮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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