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21章 “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戈尔1998年的政治计划有三个方面：摆脱竞选政治献金案；加强与重要民主党选民集团的联系；在11月中期选举后，开始慢慢从克林顿的阴影中走出。但正当戈尔需要开始展示自己的时候，克林顿与莫尼卡·莱温斯基的暧昧关系被曝光，戈尔不得不扮演一个对克林顿忠心耿耿的角色。戈尔只好委屈地做一个辩护者和啦啦队长，而不是努力强化自己作为必然的下一个总统候选人和下一任总统的形象。戈尔的前途从未像现在这样与克林顿越来越不确定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戈尔憎恨在华盛顿流行的“调查与毁掉”文化，虽然他自己也曾对此推波助澜，1992年他把伊朗门事件比做是水门事件第二。他认为独立检察官斯塔尔是共和党的党羽，不是超脱的诉讼人，而是一个每年拿100万美元薪金(其中包括为烟草做代理)、同时控告美国总统觉得惬意的人。1998年1月21日，当报纸报道说斯塔尔正在调查克林顿和弗农·乔丹是否鼓励莱温斯基对和总统的性关系撒谎时，戈尔的直接反应与其他白宫高级官员一样，认为斯塔尔在不顾一切地揭露克林顿，如果不是用“白水门事件”，就是用任何必要的手法。
但像白宫里的任何人一样，戈尔对总统的弱点不抱任何幻想。他仔细听了克林顿开始否认这件事时，所用语言在语义上的别扭(“这不是性关系”，克林顿在1月21日所说“现在不是”，听起来却好像“过去曾是”)。几天后，1月26日，戈尔不安地站在克林顿身边，总统愤怒地指着照相机吼道：“我和那个女人，莱温斯基小姐，没有性关系。我没指使任何人说谎，一次也没有。这些指控是错误的。”
戈尔接受了克林顿公开和私下为清白所做的抗议，随着莱温斯基事件引发出越来越紧张的气氛和越来越多的流言飞语，甚至包括总统的辞职，他立即保护克林顿。他召集国会山上的温和民主党议员开会，与一小群记者会晤，表明他的立场。“总统已经否认了指控，我相信他。”他在接受华盛顿的五个专栏作家的采访时说道。但戈尔后来承认他怀疑自己是否获得了所有的信息。“我觉得，在那个时候，这件事对克林顿是如此痛苦，如果他能完全坦率，会得到与隐瞒真相迥然不同的后果，”戈尔在1999年对美国广播公司的记者说。
戈尔不仅是担心，而且不知所措和心惊胆战，克林顿与一个和戈尔的大女儿卡伦娜差不多一样大的女人莱温斯基发生性关系，把自己的总统职位和戈尔的政治前途置于如此危险的境地。“这是一种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举动和行为，”一个为戈尔和克林顿服务的高级助手和密友这样说，“在个人的意义上，这件事给戈尔带来了大麻烦。”
即使白宫有一股克服困难、官司打到底的的傲气，但莱温斯基丑闻却几乎使白宫寸步难行。戈尔后来一直为浪费时间和机遇而懊恼。尽管戈尔仍是克林顿最密切的顾问，但他在处理莱温斯基丑闻这件事上有一点找不着位置的感觉。1992年克林顿竞选班底的那帮老战士又回到白宫来效力了。戈尔在与坎特、汤普森、卡维拉这些克林顿的忠诚支持者相处时从来不觉得轻松，而现在这些“久经战火的家伙们”又回来了。“突然，戈尔又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克林顿的一个前助手在1998年调查展开时这样说，“对于一个有着自己的不安全感和焦虑的人来说，这好像是特意为了使他发疯而制造的局面。”
戈尔知道自己处在一个危险的道路上。他不想卷入真相还不清楚的丑闻中去。但记者在捕捉他与克林顿拉开距离的最微小的迹象，戈尔决意不让这些记者抓住把柄，写出那样的报道。戈尔把个人忠诚看得极重，与克林顿一块散步并不是简单地做作，而是真的忧虑政府的稳定和效率。传递出他将抛弃克林顿的信息只会使局势更加复杂。他警告助手们，不要对政府的未来妄加推测，信口开河。那时真是谣言四起，有一个说法称，戈尔对克林顿与莱温斯基的丑闻暗中喜欢，有关人士出面否定说这完全是胡说八道。
1月28日，在总统发表国情咨文后，戈尔陪同克林顿来到伊利诺斯大学的大礼堂里发表演讲。在最初制定计划时，克林顿的助手对戈尔一块儿去不太以为然。但在莱温斯基事件发生后，戈尔的陪同就是绝对必要的了。当他向台下的2万多名听众介绍总统时，戈尔不想让别人产生他疏远克林顿的任何误解。他精神振奋地说：
“我要告诉你们，我们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我们的空气更干净了！我们的水更于净了！我们在治理有毒垃圾场：“戈尔提高音调说，“他是这个国家的总统，他也是我的朋友，我现在想告诉你们，你们中的每个人，跟我一起支持他，坚定地站在他的身边！”戈尔热情的介绍，甚至感染了克林顿。
戈尔的话所没有传递出来的东西，与已经传递出的东西一样值得注意。戈尔在起草到空军用的讲演稿时，征求助手们的意见，反复考虑自己的表态。他将支持克林顿，但对别人进行党派攻击，不提丑闻，更重要的是，不为克林顿的性格做辩护。这个年轻的总统候选人曾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话证明，公共道德与私人道德是不可分割的，现在他不能为了保护自己的恩人而收回说过的话。
尽管戈尔的朋友和助手们小心地避免推测克林顿的前途，但1998年在他们的圈子里，有一个重要观点：未来的几个月不是危险而是机遇，戈尔的弱点、呆板和不苟言笑，有可能转变成优势，因为选民们对克林顿所导演的肥皂剧感到厌倦。“美国入再也不希望下一任总统再来上这么一出，”卡特勒，克林顿的—位助手，也是戈尔的好朋友这样说。他们认为，克林顿的问题，这个如此清楚而对个人又是如此痛苦的问题，不会成为戈尔的问题。只要美国经济形势良好，美国人应该乐于接受戈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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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从外套上兜里掏出打印好的1998年工作目标，在接受采访时给记者看，以示即使莱温斯基丑闻把；切搅得一团糟，政府仍在正常运转。但戈尔在他所尽心尽力做的反烟草法案和《凯奥托条约》两个问题上，只是取得了有限的成功。
在烟草问题上采取的措施，是争取批准1997年在工业界和州代理人联盟之间达成的协议。这个协议要求烟草厂家在今后25年里另外支付3600亿美元，以补偿烟草带来的损失和危害。
戈尔赞同一个更为严厉的民主党法案，否决了厂家根据法律所得到的解脱，但白宫最后敲定了一个妥协协议，并为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所采纳。这个协议要求将每盒香烟的价格提高1.10美元，从而在今后25年里让厂家拿出5000亿美元。它同时要求厂家支付几十亿美元，以补偿控制青少年吸烟方面的失败，并强化政府对烟草的监管。但这个法案最终因党派歧见而未能在春天通过，共和党议员们将此法案称为浮夸的“税收与支出”措施，因为该法案带来的收入，将用来支付像学龄后儿童照管这样的其他一系列规划。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该法案在戈尔的前媒体顾问卡特·埃斯丘的策划下，将要开支4000万的广告宣传费。
关于地球变暖条件的政治气氛更令人沮丧。3月初，一项进行了很久的政府研究表明，美国加入《凯奥托条约》，将使每个美国家庭在今后15年里多为能量花费70至110美元。它意味着汽油价格将提高4—6美分，电、石油、天然气的价格将提高3％到5％。白宫称美国经济所受的影响不会很大，但许多经济学家对这个预测感到怀疑，因为这个预测基于几个乐观的前提，如与发展中国家的合作等。戈尔和政府坚持说，即使其实的代价要更高—些，也要比什么也不做所导致的灾难性结果要好得多。但国会众议员们强调，他们决心堵住政府开出经费或提出新法案，以使美国遵守《凯奥托条约》的任何企图。
戈尔在防止全球变暖方面所进行的十字军东征，损害了他与商界领袖的关系，许多商界领袖认为戈尔是红了眼睛的绿色主义者。“你想莫扎特会听到戈尔的声音吗？”福特公司总裁亚历山大·托洛特曼说，“戈尔听到了上帝的声音。”随着2000年政治季节的到来，戈尔努力减轻软化他的见解所造成的影响。尽管仍在强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危害，但把胳膊放在汽车业老板们的肩膀上，保证将”敞开门，敞开心”，愿意了解并考虑他们的关切。“我们都知道地球变暖的大量证据，”3月8日，他在底特律电子俱乐部说，“我们要做的是，必须行动起来。但我们必须根据常识行事，认识到大多数解决办法来自实业界自己。私有企业的创新可能帮助我们阻止地球变暖——同时不能经济变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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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副总统第二任期后，戈尔可能成为下任总统的情况变得更清楚了。在他的讲话中，有两个主题交织出现：对科学技术的信心，对人性黑暗的警惕。戈尔通过他父亲的眼睛来看公民权利问题，他利用副总统的职位来促进种族和性别宽容。他在办公室里与许多民众权利领导人和学者举行了私人晚餐。
在道德问题上，克林顿的本能反应是调和与谈化，而戈尔则观点更为鲜明，倾向于把世界分成好和坏两·类。在1998年马丁·路德·金纪念日上，戈尔在亚特兰大的浸礼教堂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种族主义不仅是可以用启蒙来战胜的无知，而且也是人性中可以控制但不能根除的要素。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父亲带他去。看当年用来拴绑奴隶用的铁链，“我们已离开了埃及，”戈尔说，“但不要告诉我，我们又来到了迦南”；“不要告诉我，我们固有的种族主义弱点已经突然消失，我们现在生活在各族混合的世界”。他谈起，最微小的种族之间的差异，可能就会导致大规模的暴力。“爱因斯坦告诉我们，地球上最有毁灭性的力量是在最小的载体里，在肉眼不可见的原子里”，“控制人性中的种族主义弱点对于人类未来的关键意义，就像控制原子的力量一样”。那些认为美国已实现种族平等、不再需要立法以保证各种族利益的看法，是错误的。“他们用肤色来蒙蔽他人，如同猎鸭者蒙骗鸭子”，面对欢呼的人群，戈尔进一步说道：“他们躲在花言巧语的背后，希望我们像鸭子一样被蒙骗，如果你能把篮球浸到水里，或能投出三分球，他们会很高兴；但如果你有潜力成为你们社区的领袖，把民众团结起来，教育那些渴望知识的人，治疗那些病痛缠身的人，他们就不那么高兴了。”
戈尔还有意展示自己作为科学家和技术大师的形象，让人们了解到，戈尔总统将保持对技术能力的信念，相信技术将促进民主化、改善人性。不顾国会和电话公司的反对，戈尔发起了“伊莱特(E—rate)”计划，要求工业界对学校和图书馆给予优惠条件。当各公司开始每月为政府的贴现计划付出一小笔费用的时候，他们称之为“戈尔税”。一些电信公司对戈尔的这一计划发起了法律上的挑战，但1999年7月，联邦法院作出判决，维持这一计划。
戈尔还定期与硅谷的老板们(所谓“戈尔一技术专家智库”)所组成的网络内阁会晤，就技术发展与政府政策问题进行范围广泛的讨论。开始时，这些人还对戈尔的动机表示怀疑，觉得这个外行的家伙企图用最先进的技术为政治目的服务。但波利丝，一个因特网络软件开发公司的总裁，说她在1993年与戈尔第一次交谈后，就不再怀疑戈尔的真诚。助手们说戈尔每天要收发100个电子邮件，在开会时，还经常扫几眼计算机屏幕，看有没有新邮件来。戈尔希望电子邮件能使下属们不必把从他那接受指令的事看得太重，以免耽误了其他更重要的工作。但戈尔的主要国内政策顾问西蒙说，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每当他收到来自副总统的电子邮件时，都要对他的计算机又接受到了新指令而恼火。
当戈尔与科学家和高技术人员在一起时，会感到少有的自信和轻松。在1993年访问一家硅谷公司时，他曾大笑着说道，人脑是“低速度、高分辨率”。1998年1月20日，在他发表完纪念马丁·路德·金的讲演后不久，返回华盛顿，来到国家科学院，在那里与诺贝尔奖得主瓦特森共同坐在主席台上，并发表了关于人类基因工程(这一计划已接近于绘制出人类所有的基因)的讲话。他首先表达了对在一系列科学领域中每隔6。8个月知识总量就将翻i番这一情况的谅讶之情。“这确实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说，“你们可能会想当然地认为，在公众和政治领域是否也是这样呢？有时，我想我的职业是否也处于一个6—8个月的周期中呢？”
尽管他对基因研究的进步表示祝贺，但又回到了关于人性的老话题上。在国家科学院发表的题目为《基因，工作和正义》的讲话中，他对基因试验所包含的危险提出警告，尽管这种试验可能有助于分析人类患先天性严重疾病的原因。他建议建立有关法律，禁止雇主们把基因信息作为决定是否雇用人员的前提条件。“在生物技术革命的旋风里”，“我们必须坚持最深和最古老的那些价值，并使这些价值适应最新的科学”。
还有一点令人因惑的是，戈尔宏伟的总统梦想，伴随着不协调的慢性政治迟钝。1997年的税单显示，在他19.77万美元的收入中，只有353美元用于慈善捐赠。这就难免会令人怀疑戈尔的吝啬，虽然这种怀疑大多是不公正的。实际上，1996年，蒂珀捐赠了3.55万美元。但对于一个总统竞选人来说，他应该清楚记者和潜在的对手会精心研究他的财政状况并说三道四；戈尔在这一方面的政治感觉太迟钝了。
另一件事也表明，戈尔和他的助手们还缺乏参与总统级政治的本能。1998年4月，戈尔去视察遭受了台风的亚拉巴马州普拉特市，他直接到了受灾的地区，没有理会路过的黑人社区。后来，他没有与受害者交谈，而主要与当地官员交谈。—个星期后，克林顿在途经该地时，不得不努力平息当地人对戈尔的意见。
当戈尔在没有任何预先准备的情况下与公众接触时，特别增强了人们对戈尔的看法，他总是按着他的本能、而不是跟着感觉办事。1997年，在路易斯安那州的一次关于家庭与医疗遗留法案的圆桌讨论集会上，一个小男孩向戈尔介绍他的妈妈。“她是你的妈妈，”戈尔大呼小叫地说，“她看起来像是你的姐姐。”这是一个富有感染力的回答，听众中传来哄笑声。但戈尔接着说，“这是你常听到的说法。在这种场合，它有用”。戈尔又开始了自己的那一套，把自然随便的交谈变成了一种分析。“大脑比心做更多的工作”，一位在场的前任助手这样说戈尔。
戈尔会在同一场合突然从风度翩翩、饶有趣味变得心不在焉、惆然若失。与许多政治家不同的是，他熟悉大众文化，经常在其演讲中引用一些诸如《周六夜生活》等节目的内容。在1998年5月纽约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拾好那天将播放电视连续剧《塞思费尔德》的最后一集。他以剧中人的名字称呼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法学院的克莱默、存款联合会的康斯坦萨”。当戈尔以塞思费尔德式的讥讽语调对副校长说：“再见……纽曼！”时，学生们哄堂大笑。演讲的其余部分则是关于他为进人信息时代所提出的“电子权力法案”，其目的是限制通过网络获取关于个人医疗记录等涉及隐私的资料。当然这比《塞思费尔德》中的笑料要严肃得多，更糟糕的是戈尔再次犯了讲话平淡、拖沓的毛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布莱恩·哈登说，他的演讲就像“‘美国之音’对第三世界国家播送的短波‘特别英语’节目一样缓慢、学究气十足”。
作为举重和长跑运动员，戈尔尽管岁数不小，但仍保持着良好的体形。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穿上银行家的西服套装的铁匠，略显笨拙。当他扭头时，整个身体上半部都跟着动，仿佛某些关节没上油似的。这一僵硬的公众形象无疑对戈尔不利。每个政治家都会碰到的小小失误似乎与他结下了不解之缘。1998年初，戈尔出席在洛杉矶一所小学里举行的卫星直播闭路电视会议，对政府的城市规划做介绍。人们发现，戈尔鼓掌时仅仅是摆个样子，并不发出声音。原来，他是担心如果自己鼓掌，通过夹在领口的麦克风放大，会给克利夫兰的另一所小学的听众造成雷鸣般的噪音。这一事件绝好地说明了戈尔的公关艺术仍亟待完善。
由于“莱温斯基丑闻”和戈尔计划参加2000年总统选举，外界对他的目光变得越来越挑剔。戈尔喜欢说，他的生活已变成了《杜鲁门表演》。在这部影片中，吉姆·卡瑞所扮演的主角发现，他的整个生活都是一部24小时不停播放的电视连续剧。戈尔生活在聚光灯下，还必须与一些无法预料的个人痛苦做斗争。1998年3月，他已50岁，而上一年他突然意识到生命会出人意料地走到尽头。他在哈佛上学时的室友和婚礼上的傧相——J·G·兰道于1997年因心肌梗塞突然去世。据迈克·卡佩坦说，这使戈尔感到非常震惊。另一个哈佛大学的朋友和他导师的儿子——瑞克。纽斯塔特也因木筏事故在加利福尼亚的尤巴河溺水而亡。
他父母的身体，尤其是他90高龄父亲的健康日益令人担心。看到职激励又折磨过自己的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无疑令戈尔十分痛苦。一个仍与戈尔保持密切联系的前助手甚至认为，1997年。1998年中他在公开场合的一些怪异行为，可能是由于卡西奇家中的事使他分心和痛苦造成的。波林·戈尔同样担心她的儿子。据一位家庭成员说，她因戈尔筹集政治捐款和参观佛教寺庙而招致的批评感到“极为痛苦”。总统选举日益临近，她的言行也更加小心谨慎，以便保护自己的儿子。这个家庭成员说：“她平常说话也似乎要经过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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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的政治处境变得非常险恶。7月28日，莫尼卡·莱温斯基的律师与独立检察官办公室达成协议，莱温斯基将与其合作，并且交出一件深蓝色套装，以换得豁免权。几天后，对克林顿提供的血液所进行的DNA检查，与对莱温斯基套装上的残留精液的DNA检查结果相符。8月中旬，当克林顿准备赴大陪审团作证时，报纸上充斥着白宫所发出的信号，即克林顿打算改变其立场并承认某种性关系的存在。
戈尔明白此事发展到最后对他意味着什么，但他极力避免对弹劫或辞职等问题作出任何评论。甚至在朋友们中间，他也很忌讳谈及白宫内部形势或他对克林顿所引起的这场危机的看法。正如里德·亨德特说：“他沉默得像座坟墓。”戈尔定期在海军隙望台的住所与政治智囊们会面，其中包括斯奎尔、奎因、尼尔、奈特、道尼、潘思、克兰、办公室主任莫尼卡·迪克森和负责宣传的比尔·克奈普等密友。其中一名与会者称，戈尔即使在此时仍“小心翼翼地避免涉及丑闻问题”。但是克林顿的政治处境仍在重大问题上对戈尔产生影响。到1998年中，因莱温斯基丑闻和自己筹集资金问题，戈尔试图确保本党的总统提名的希望已彻底破灭。预兆十分不妙。在戈尔的晚餐桌上，人们开始讨论他在2000年总统候选人提名问题上面临的几个竞争对手，其中包括迪克·格普哈特、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凯利、内布拉斯加州参议员鲍勃·克雷、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保罗·威尔斯通、前新泽西州参议员比尔、布拉德利等。
8月17日，星期一，几个月以来对克林顿撒谎的怀疑终于得到证实，此时戈尔一家正在夏威夷度假。在白宫地图室，克林顿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面前证实他曾与莫尼卡·莱温斯基有过“不恰当的亲呢关系”。那天晚上，他向全国听众发表电视讲话：“我误导了人民，甚至包括我的妻子，我对此感到深深的歉意。”但他表露得更多的是怒气和不满，而并非悔恨之情。“这件事已拖延得太长、耗费得太多并且损害了不少无辜者。现在这是我和两个我最爱的人——我的妻子和女儿——以及上帝之间的事，我想为我的家庭恢复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是我们之间的事，与任何人无关。甚至总统们也有自己的私生活。是结束人身攻击和刺探个人隐私的时候了，应当把精力转移到国家大事上去。”
戈尔很自然地成为值得公众怀疑的目标。在比尔·克林顿总统任期中最糟糕的一天，他将自己置于距华盛顿5000英里的地方。戈尔一般在8月份休假，去夏威夷早在几个月前即已计划好。在克林顿电视讲话前后，他与白宫进行了十余次电话联系，其中两次是与总统。戈尔还命令奈特和斯奎尔参与此事。斯奎尔帮助克林顿准备电视录像。奈特则负责安抚惊慌失措的民主党支持者，告诉他们风暴即将过去。但在克林顿发表电视讲话的前一个小时，他并未就此做公开评论。副总统家庭女发言人——詹妮弗·德英琳给人的印象则是，戈尔希望离此事越远越好。
“他是在海滩上度过的这一天还是在电视机旁？”《纽约时报》记者B·德鲁蒙德·小埃雷斯问道。
“谈点别的事，”德芙琳答道。
“对今天华盛顿的事件有什么评论？”
“无可奉告。”
当戈尔在考爱岛机场就此向记者们发表评论时，已是19日早晨——克林顿发表电视讲话后约36小时。他最初的沉默并未为总统班子成员所忽略。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如果他再等一两天，我想这就成问题了。”这次，戈尔不再是那个艾尔牧师；没有对着麦克风咆哮。相反，他发表了简洁的、考虑周密的讲话，表扬了克林顾敢于在美国人民面前承认错误的勇气。然后，按照一贯的细致作风，戈尔又肯定了他与克林顿的友谊及对总统政绩的尊敬，同时巧妙地避开了涉及道德问题。戈尔说道：“现在是他实践自己所说的话并继续为公众效劳的时候了。”他未回答任何提问。
这反映了戈尔所处的政治困境。在那年夏天，克林顿的自白并非是戈尔所收到最糟糕的政治消息。正如后来所表明的，对艾尔·戈尔最直接的威胁并非来自比尔·克林顿”而是艾尔·戈尔自己。当他还在夏威夷时，司法部就明确要恢复对政治捐款电话案的调查。在一份1995年的备忘录上新发现的手写体注释，使人们开始怀疑戈尔可能并非对募集“硬钱”一事毫不知情，这一注释是总统办公室副主任戴维·施特劳斯于1995年11月21日所写。当时戈尔、克林顿和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哈罗德·埃克斯等正在白宫开会，讨论政治捐款电话问题。在一份由4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官员所写的备忘录上，给“软钱”下的定义是“单个公司或其他组织所捐赠的2万美元以上的资金”。施特劳斯在旁边潦草地写了一行字——“65％软35％硬”。这似乎说明戈尔知道从募款电话到“硬钱”账户等有关问题。施特劳斯还写了其他一些内容，如：“副总统：‘是否可以让我分担更多的事情和电话？’”“副总统：‘在打电话一事上将我也考虑在内。’”这从法律角度来看意义不大，但在政治上对戈尔来说也并无好处。因为这给人留下一个印象：戈尔在1996年选举中是个卖力的政治捐客。
几天后，司法部长詹妮·雷诺开始了另一轮为期90天的调查，以确定是否需要任命一名独立检察官专门负责此案。虽然从司法部内部透露的消息称，这种可能性不大，但宣布开始调查是在最糟糕的时刻。戈尔正计划启动其2000年的总统竞选活动，司法部的决定将使人们重新回忆起1996年他不光彩的形象。事态的发展充满凶兆，因为此次涉及的问题要比上次调查时更为重要。对关于戈尔打电话的冗长法律争论或者“软钱”、“硬钱”之间的神秘界线，大多数选民并无兴趣了解。但是他们知道谎言意味着什么，这次的关键性问题是戈尔是否诚实可靠。
民意测验仍令人宽慰——克林顿并未在政治上将自己拉入谷底。相反，甚至在8月17日的自白之后，大多数测验显示对总统工作成绩持肯定态度的仍占60％多。同样，美国人也并不认为戈尔应对克林顿的行为负责。8月份的一项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约63％的美国人认为戈尔“诚实可靠”，而只有约1／3的美国人认为克林顿也是如此。但如戈尔不能使自己摆脱与政治捐款丑闻的关系，人民对他的看法无疑将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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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在1996年民主党大会的演讲后，戈尔的政治生涯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一样。在8月17日的事情发生后，他与克林顿的关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戈尔对克林顿的冒失行为感到既生气又为难。克林顿不仅未能承担婚姻的神圣义务，而且破坏了与戈尔长达6年之久的政治伙伴关系。戈尔将自己的前程全部押在这一合作关系上。戈尔在其旅行中继续捍卫总统——因为他别无选择。但他做得十分策略。有时一连几天不正面回答记者们的提问，有时则认真应对。9月中，在访问政治地位极为重要的新汉普夏时，他再次肯定自己与克林顿的友谊。但在接受当地新闻媒体采访时也称，总统的行为是“无法辩解的”。有新的迹象表明，两人之间的关系也有所疏远。他们每周一次的中午聚餐仍在继续。但戈尔对克林顿的事情似乎不再那么积极、热情。过去，当他临时才知道椭圆形办公室要举行重要会谈时，他会一路小跑赶去参加，但现在这样的场面要少见多了。
官方的解释是：戈尔为1998年中期选举安排的旅行计划太满了(在许多情况下，戈尔是代替为丑闻所困扰的克林顿出马)；法律规定他不能参加某些重要会谈(戈尔正受司法调查应避嫌)。但是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仍有许多次会谈他不用回避，也有许多次旅行他可以不去。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想“离这个烂摊子远点”。戈尔甚至在总统新闻发布会的预备会上也很少露面，一度是那里的常客。总之，他是以听天由命和坚强忍受的态度对待这次危机。“我对此事无能为力，”戈尔告诉杰克·奎恩，“我不能对自己无法控制的问题采取行动。”
最令人绝望的时刻还是在9月份。当众议院准备弹劾总统、几名关键性的民主党参议员打算造反时，出现了民主党代表团前往白宫告诉克林顿已不再支持他的可能性——大约25年前共和党议员们就是这样劝说尼克松辞职的。“人们不知道我们几乎在9月份就将此事解决，”一位高级政府官员称。他还认为是民主党领袖汤姆·达施勒阻止了此事。斯塔尔向众议院提交了他的弹劾报告，并提供了18箱子的证明文件。一天后，他的报告上了因特网，向所有美国人——包括克林顿在斯坦福上大学的女儿——公开了克林顿私通行为的所有细节。
戈尔参加了克林顿与国会领袖、内阁成员的一些会晤(“气氛非常紧张，”一位助手称)。克林顿亲自向这些人表示道歉。自从1994年公开“日程表”一事发生后，戈尔极力避免在公开场合发表可能会被形容为批评或告戒克林顿的言论。但在9月份的内阁会议上，按照《华盛顿邮报》记者塞西·康诺利的说法，他放弃了自己坚持遵循的这一原则。两名与会者称，戈尔以一种强硬但并不刺耳的语气告诉克林顿，他“非常失望”。他要求内阁成员团结起来支持总统，但最后又令人吃惊地警告说：“总统先生，我想大多数美国人民都已原谅你，但你今后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戈尔在秋天旅行了数千英里，发表演讲并为民主党国会候选人募捐。由于克林顿不能参与此事，民主党更加需要戈尔鼓舞各地支持者们的热情。对戈尔来说，这是为2000年大选赢得更多资本的机会。他俨然是一名全副武装的党派斗争的骑士。他在布朗克斯一边与群众握手，一边随着萨克斯乐曲跳舞，同时嘲讽共和党人的支持者。他将其杰西·杰克逊式的讽刺艺术发展到近乎完善的地步。他说：“我们主张立法，他们主张调查；我们主张教育，他们主张审问；我们主张启发，他们主张煽动；我们主张团结，他们主张中伤；我们作出勇敢的抉择，他们则要求到法庭作证；我们寻找出真正的解决办法，他们则向法院提出控告；我们明白人们正在实现自己的理想，而他们则想举行更多的听证会。”
发表诸如此类的演讲是选举时期副总统们的传统，但它也反映了戈尔特有的自律和奉献精神。他似乎认为如果自己飞得更高一些，战斗得更勇敢一些，喊得声音更大一些，他就能将华盛顿的混乱情形一扫而光。“我不想让自己感到处于下风，”他在10月中旬说，“我就是不愿那么想。”
中期选举结果令白宫感到欢欣鼓舞。选民似乎明确表示，共和党在莱温斯基丑闻问题上做得太过分了。一般在野党在中期选举中总是能够获得较大优势，但此次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席位并未增加，在众议院则失去了5个席位，使双方的席位对比变成223：221；共和党遭到惨败，政府最强硬的对手纽特·金里奇承担了责任，辞去了议长和议员职务。
11月，戈尔得到了另外一个好消息。詹妮·雷诺在一年内再次宣布她不认为需要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政治捐款案。尽管她的一些高级助手表示反对，雷诺仍认为此案并无确实证据。戈尔曾对调查人员称，他不知道自己所募捐到的部分捐款将被转移到“硬钱”账户。雷诺声称，施特劳斯的注释不能证明戈尔撒谎。在对参加1995年那次会议的15人进行调查后，只有两人记得会上曾提到捐款问题。“与会者对会议的印象和理解差距之大令人吃惊。”雷诺于11月24日写道，“仅仅参加会议远不能证明副总统清楚有关问题。”另外，雷诺说，戈尔完全没有撒谎的动机。在举行会议的时候，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并不需要“硬钱”以做电视广告。当时，他们急需的是“软钱”。当戈尔被要求打募捐电话时，他有各种理由相信党最需要的是“软钱”。
白宫认为选举所产生的公众压力将迫使众议院共和党人放弃弹劾总统的企图。事实上，白宫错误地判断了共和党内部的形势。共和党强硬派——汤姆·德莱填补了金里奇所留下的空缺，并积极推动弹劾进程继续进行。弹劾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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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戈尔在其91岁生日后约3周，于12月5日在卡西奇家中去世。在一个阴沉、寒冷的星期二下午，为他举行了葬礼，将其掩埋在南希旁边。这位老参议员未能实现看到戈尔成为美国总统的梦想。但他漫长而充实的一生已使其能够看到戈尔当副总统，而这正是他一度觊觎的目标。时间的流逝和后来商业上的成功，减轻了他在1970年时所感受到的痛苦。在尼克松、越战和民权等问题上进行了报复之后J随之而来的则是心灵的平静。这使他变得更加平易近人，一位家人说。原来参议员式的严肃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温和、慈祥的表情。艾伯特·戈尔变成了一个容易相处的人。
时间和成功也使艾尔·戈尔能够与其强有力的父亲和平相处，虽然他曾试图摆脱父亲的阴影。在不少方面，他仍是他父亲的儿子——学究气十足，祟拜科学技术，自由派的实用主义。但是，他通过多年的努力走出了自己的路。老参议员的遗产不再是需要与之对抗的障碍，而成为值得无限骄傲的传统。
田纳西州的所有重要政治家都出席了在纳什维尔举行的纪念仪式。国会和内阁也派出了由克林顿一家为首的50人代表团。在国旗掩盖的棺木前，坐满了过去的朋友和敌人，专程来表达最后的敬意。其中，包括迪克·格普哈特、拉马尔·亚历山大、弗雷德·汤普森等。虽然“战争纪念堂”的要人席已被占满，但对公众开放的阳台却至少有一半空着。这说明时间并未消除所有的敌意；而且今天的田纳西州与30年前他被赶下台时一样，艾伯特·戈尔所提倡的自由主义并不受欢迎。
仪式主要由戈尔的家庭成员承担，他的孩子们出人意料地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卡伦娜念了这位参议员的回忆录—二《摆脱辉煌》中的部分章节，克里斯汀念了她写的一首诗，艾伯特三世念了一段《圣经》。结束时，播放了当戈尔还是一名年轻的国会议员时，在华盛顿音乐厅演奏的一首他最喜欢的小提琴曲——《士兵的快乐》。但是仪式最感人的部分还是戈尔所朗读的30分钟的颂词。他从星期天早上4点钟老参议员去世时开始写，一直写到星期一晚上举行仪式前。这是他发表的最好的演讲——生动、宽容而又摧人泪下。正如一位朋友所说：“他感动了大厅里的所有人。”
“我父亲是我一生中所认识的最伟大的人。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他为公众服务而相识。按照圣徒保罗的话来说，这个人无论被召唤从事什么职业，都会问心无愧。有很多、很多人爱戴他，也有少数人恨他，但并非由于不体面的理由。与其掩饰自己而被人爱，不如坚持真理而遭人恨。”
他叙述了老参议员的生平事迹，其中充满有趣的细节。从他艰苦奋斗的青年时期一直到他积极参加反战运动。戈尔称其为勇敢的领导者和充满献身精神的父亲。他不仅教儿子如何在母牛难产时接生，而且向他灌输在困难条件下坚持不懈的精神。“意志坚强的父亲能够使孩子很早就便得信任的意义。”戈尔说道，“他们的需要将被满足，他们将得到关爱，他们有价值；他们将有安全感并有自信心，他们在生活中遇到艰难险阻时将得到鼓励。”
当热情地颂扬父亲时，戈尔也温和地提到他性格中的一些缺陷。如过分的幽默感(将一条死蛇放入一个朋友的裤腿)、监工式的道德难则以及喜欢出风头等。他描述父亲喜欢反复讲述首次在竞选集会上演奏小提琴的故事，当时群众总是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我父亲说‘他们差点将屋顶掀翻’时，总是开心地大笑。”1992年选举的一名志愿工作人员曾到戈尔家乡的农场帮忙。“这人很快就离开了农场，”戈尔解释道，“并且告诉我：‘你怎么才能告诉在你身边一块干活的一位84岁的老者说，因为太热或太累得休息一下。’当我还很小时就知道答案：你不能问这个问题。”
他骄傲地历数其父亲的立法成就，包括“高速公路法案”、“反弹道导弹法案”、反对人头税和对民权的支持。有人曾抱怨这位参议员在反种族隔离和黑人问题上的立场。“‘我不想和他们一起吃饭，我不想和他们住在一起，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和他们一起上学。”’戈尔模仿那位南部农民的口音说道，“‘对此我的父亲温和地回答道：‘你是否愿意和他们一起上天堂？’那人沉默了一小会儿后激动地答道：‘不，我想和你，还有埃斯蒂斯·基弗维尔一起下地狱。”
戈尔称父亲死得“勇敢而体面”。看到父亲日渐衰老对他来说非常痛苦。正如诗人所说：“肉体缓慢地与灵魂分离，直到最后我们化为纯粹的精神。”许多听众都在啜泣，戈尔的声音也微微颤抖，他最后说道：“爸爸，你的生命使屋顶掀翻。”
克林顿没有讲话，但他的到场为这一时刻增添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这位总统的父亲在他出生即已去世，由于他的不忠使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于当天早上启动了弹劾程序。此时，他却在听戈尔就其父母的婚姻发表最为生动的评论：“他作为父亲对我影响最大的恐怕是他对我母亲的爱，”戈尔说道，“当我长大后，我明白了一份真正的、亲密的感情将持续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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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9日，星期六，这一天充满了超现实的场面。由于萨达姆拒绝与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合作，美国对伊拉克发动的空中打击已进人最后一天。当众议院在就弹劾问题进行投票前做最后辩论时，新当选的议长鲍勃·利文斯顿承认他曾“背离”了他的婚姻。在《催促者报》的拉里·弗林特打算刊登关于他的私生活文章的威胁下，他宣布辞职，使议员们大为吃惊。利文斯顿表示他希望总统能够效仿其榜样。
戈尔试图使这周的紧张气氛有所缓和，特别是有人猜测对伊拉克空袭是对影片《摆尾狗》中伎俩的模仿。这部很受欢迎的电影是关于一位总统和其助手蓄意制造战争，以分散公众对其性丑闻的注意力。“任何人只要稍微想想，比尔·科恩，一位重要的前共和党参议员，或者休·谢尔顿，一位陆军特种部队的四星上将，怎么可能会参与制造这样的政治阴谋？”戈尔在星期五说，“没有哪个严肃的人在了解事实后会得出那样的结论。”他还在幕后活动，以巩固民主党众议员中间派的立场。另外，他还争取前总统吉米·卡特和杰拉尔德·福特的支持。他们给《纽约时报》写信，提出计划以使参议院加快审判过程并对克林顿进行申斥。但为时已晚。
当众议院开始投票时，克林顿与其友托尼·坎普罗待在椭圆形办公室。当指控他的第一条罪名——在斯塔尔的大陪审团面前撒谎——得到通过后，克林顿与其助手多格·索思尼克和办公厅主任约翰·波德斯塔走进旁边的私人餐厅，收看投票实况转播。几分钟后，戈尔也到场，静静地在克林顿旁边坐下，旁边是他们无数次共进午餐的饭桌。他试图帮助他的朋友，后者此时对共和党的这一政治报复感到愤怒和悲伤。戈尔平静地告诉克林顿，他不应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不公正。凌晨2点15分，投票结束。众议院通过了所指控的另一项罪名——阻碍司法罪。克林顿必须在参议院受审。
投票结束后，80名民主党众议员乘坐公共汽车或开车来到白宫，与克林顿和戈尔在东厅会面。戈尔拥抱了他的老对手格普哈特，祝贺他为谴责党派之争而发表的慷慨激昂的演说。大厅里摆放着圣诞树等与气氛不太协调的节日装饰，戈尔对弹劾过程发表了一通严厉的——一位助手称其为“愤怒的”——谴责。
当人们聚集在南草坪向公众表示对总统的支持时，戈尔表现出了更多的政治家风度。克林顿在旁边看着，眼睛发红，牙关紧闭。戈尔说：“我真心相信这是我国首都历史上最悲惨的一天。简单地说，总统已经承认他做错了事。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出于党派斗争的目的利用神圣的弹劾权是错误的。”戈尔指出，众议院领袖们拒绝让众议员们进行不信任投票，避免了他们为自己的良心投票。“那样其结果确实会严重地损害一个人。而我认为此人在史册上将成为我们最伟大的总统之一。”
只有戈尔知道他是否真心相信这句话。他当然明白这将进一步丰富反对党对付他的录音资料，与参观佛教寺庙、“新闻发布会事件”等都是未来攻击他的有用素材，并且更紧密地将自己与全国都想忘记的克林顿时代联系在一起。但几乎所有当副总统的人都忠实地扮演了“尽职尽责的好儿子”这一角色。艾尔·戈尔知道人们期待于他的是什么，他也一如既往地再次努力不使人们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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