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19章 走出极端
1994年议会选举后的惨淡日子对戈尔来说是一种有讽刺意味的安慰。当比尔·克林顿在纽特·金里奇和第104届国会的打击下显得黯淡无光时，戈尔在公众中的形象却异乎寻常的好。他就像一支橄榄球队里的替补四分卫，得到了球迷们的拥裁并希望能够将其替换上场。戈尔对遭到重创的民主党人来说，已成为希望的象征。民意测验结果表明公众对戈尔的支持率一直领先于克林顿，不少人称赞他出众的头脑、坚定的风格和前所未有的影响力。1995年1月《洛杉矶时报》头版头条标题写道：“戈尔可能是沉闷的，但对他的党来说却意味着希望。”克林顿已变得如此无足轻重，以至于他在4月份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抗议称“我的地位是宪法所赋予的”。戈尔现在不仅是一位可贵的副总统，人们已开始将他看做是1996年总统选举的潜在候选人。《纽约时报》一篇文章写道：“民主党人曾一度对戈尔是否能够胜任总统选举的任务表示怀疑，但在对克林顿的幻想彻底破灭之后，他们开始悄悄议论戈尔担任总统的可能性。”关于克林顿地位脆弱的说法是如此之多，以致戈尔不得不破例公开宣称，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接受1996年总统选举提名。
戈尔智囊们的观点与戈尔自己的想法相符——即成为总统的最佳途径是确保克林顿再次当选。这将给金里奇以有力的回击。。后者曾宣称他将肢解所谓的“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并将在七年内平衡联邦预算。正像克林顿的一名助手所说，从议会选举到1995年新年期间，白宫里充斥着选举结果分析报告和战略研讨会。12月上旬，伊莱思·卡马克邀请几名政治学家，包括戈尔在哈佛上学时的导师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与副总统一起讨论究竟哪里出了错。
诺伊施塔特认为1994年的议会选举是1992年总统选举的继续，民众仍在寻求克林顿和戈尔曾许诺将带来但并末兑现的变化。他将此比做1946年共和党在中期选举获胜后，哈里·杜鲁门所面临的形势。但随后，杜鲁门又在1948年总统选举中获胜。除托马斯·杜威和经济繁荣等有利因素而外，最重要的还是他善于将全国民众团结在外交事务等两党共同支持的事业的旗帜之下；他的观点是一位总统如能领导全国民众为共同的事业而奋斗，那么这位总统是不可能在与反对党的斗争中失败的。戈尔同意政府需要重新关注在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一些根本性问题，并且应在商贸和政府改革问题上与共和党求得妥协。他也认为从政治角度来看，在个别问题上使自由派民主党人不快也是必要的。
对处境困难的总统们来说，1948年时杜鲁门的事例颇具鼓励意义。布什在1992年总统选举中就曾以此激励自己。但对戈尔来说更贴切的事例发生在1970年，即他父亲艾伯特·戈尔失去参议员席位那年。与儿子十分相依的艾伯特，因为观点过于激进而遭选民抛弃。这位参议员的政治生涯也从此结束。而戈尔却在政治风险大的时刻，仔细保护自己的“左翼”，调整并改变其自由派立场。他在过去曾屡次这样做，如1976年首次竞选国会议员、1988年竞选总统和1992年作为比尔·克林顿的竞选伙伴。在1995年冬，当本届政府任期已过大半的时候，他准备再次这样做。戈尔已开始与总统过去的一位朋友进行联系，助手们只知道他叫“查理”。他将想方设法使政府回到中间派那安全的港湾中。
迪克·莫里斯以及1995年—1996年形势大逆转的故事已成为美国政治史上的佳话。当阿肯色州选民选举克林顿为全国最年轻的“前州长”时，莫里斯在包括1980年在内的危机时刻一直伴随克林顿左右。正是莫里斯促成克林顿于两年后重新当选州长，并且此后从未再输过一场选举。在莫里斯看来，民意测验不只是当选政府官员兜售其观点、帮助其更有效地统治的一件工具——它本身就意味着统治。他曾称民意测验为“西方世界的最高统治者”。莫里斯既为民主党服务，又为共和党服务。在其他一些政治谋略家看来，他是一位不讲原则的“邪恶王子”。“当1980年选举失利后，克林顿将其灵魂卖给了魔鬼，”民主党民意调查员帕特·卡德尔说，“而魔鬼则打发他去迪基·莫里斯那里。”
在莫里斯所提供数字的引导下，政府在一些精心选择的问题上与共和党展开了一系列高姿态的斗争。与此同时，在诸如削减税收、打击犯罪和福利改革等问题上，却逐渐向共和党的立场靠拢。莫里斯还故意通过电视广告宣传，误导人们相信共和党将大规模削减医疗福利支出，这一做法的效果相当惊人。但实际上，共和党与执政的民主党人一样，只不过是提出要控制医疗福利的增长而已，两者之间的区别是微乎其微的。
戈尔在克林顿一莫里斯“双簧戏”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尽管堪称是天生的政治家，克林顿在政治攻击面前却从未能够安之若素、镇定自若——而这却是共和党控制议会后他不得不面临的局势。戈尔却以木讷著称，总能够很轻易地适应“党派斗争狙击手”，的角色，并在1995年再次给予总统以坚强的支持。共和党战略的首要目标是期望克林顿会像他在其他场合一样，在压力下屈服并将七年预算计划写入法律。但克林顿没有屈服，在关键时刻是戈尔的支持鼓励了他，并且坚定了他的决心。一位经常与戈尔发生摩擦的克林顿的前高级助手承认，他是1995年—1996年预算斗争中的“无名英雄”。
如果戈尔曾对与莫里斯合作感到不安的话——他曾在《地球的平街》一书中反对这种实用主义政治学——他从未表现出来。“我从来没有看到戈尔对莫里斯有丝毫怀疑，”一位对莫里斯的倔起表示厌恶的前高级助手说道，“他相信莫里斯。总统希望如此，希拉里也希望如此。他对莫里斯一直是支持的。”由于戈尔的支持。克林顿—英里斯合作重新确定了民主党的政治主张，切断了与戈尔父亲所衷心拥护的“新政”的最后一点联系，包括联邦政府所提供的福利待遇等。其结果是形成了一个没有太大野心的小政府。正如《纽约时报》的彼格·戈德曼所说：“寻求暂时缓解问题，而不是制定并实施耗资巨大的计划去解决这些问题。”
戈尔则是其中的一员。“我们这里需要变化，巨大的变化，”1995年3月他告诉莫里斯，“我极其希望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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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与莫里斯处境相同——他们都遭到克林顿身边的助手和顾问们的排挤。他将莫里斯视为其战略盟友，可以帮助他争取更多的对政府事务的控制权，并防止以斯特凡诺普洛斯为首的自由主义派别卷土重来。他们都相信克林顿为争取支持已分散了太多的精力——包括国会、党派利益集团和政治顾问等。目前必须确定一个方向，并且坚持到底。莫里斯的到来使白宫西侧办公室的顾问班子中人心浮动并开始分裂。当克林顿请求戈尔负责处理好这个问题时，他欣然应允。反过来，莫里斯也积极发展与副总统的合作关系，经常与他会面并谋求其支持，以便向克林顿推销自己的观点。为进一步讨得戈尔的欢心，他邀请鲍勃·斯奎尔——副总统的老顾问和广告负责人——协助组织反对共和党的宣传战。
当莫里斯逐渐摆脱其神秘色彩之后，戈尔支持他使白宫重新返回政治舞台中心的企图。在1995年4月的一次关键性演讲中，克林顿首次表明他打算如何与金里奇作坚决的斗争。他承诺将不采取极端政策，如共和党提出的2000亿美元的减税计划、撤销对进攻性武器的禁令等。同时，他又大肆宣扬自己的减税计划以及福利和政府改革等，试图向共和党先发制人。戈尔看了这篇达拉斯演说的草稿并基本表示同意，但坚持删除莫里斯对共和党的一些赞扬之词。“你将那些屁话去掉了吗？”他曾问过那篇演说稿的起草人。
在促成克林顿拿出自己的平衡预算计划与共和党竞争问题上，戈尔起了主要作用。英里斯曾连续数周催促尽快采取这一行动，但戈尔在整个春天里都对此表示反对。他与斯特凡诺普洛斯、帕内塔和哈罗德·伊克斯等观点相同，认为共和党天天要就减税问题遭受民主党的猛烈攻击已经够受的了。但在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表明他们可以通过一项预算议案时(可初步确定今后五年政府的税收和开支政策)，戈尔的立场发生了彻底改变。他争辩说，如果总统不能拿出一份平衡预算的计划，就难以令人信服地对共和党进行指责。当克林顿准备宣布他将在十年内平衡预算时，戈尔亲自打电话让各电视台腾出五分钟黄金时间播放这一讲话。
戈尔在白宫内部发起了一场激烈的内部争论，即促使克林顿采取行动以反击共和党在环境问题上的进攻，莫里斯则成为他的盟友。1994年底，戈尔在环境问题上几乎已经绝望。由于在增收电税问题上遭到失败、克林顿对环境事务缺乏兴趣等原因，似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意义的行动。克林顿的无动于衷因几名高级顾问的支持而得到进一步加强。包括拉赫姆·伊曼努埃尔、斯坦·格林伯格和斯特凡诺普洛斯等都认为，选民们对实施环保政策不感兴趣。有时政府班子成员对环保问题的轻视发展到轻蔑的地步。在中期选举前的一次会议上，白宫办公厅主任利昂·帕内特抱怨说，根据最近颁布的《保护濒危物种法案》规定，应保护一种被称为“袋鼠鼠”的啮齿类动物。“这种加利福尼亚的该死的老鼠会使我们在选举中失败，”帕内特抱怨说。
在海军膫望台寓所举行的圣诞晚会上，戈尔将几个知名的环境保护组织的高级官员拉到一旁。他告诉他们，情况对他很不利，因此需要他们的帮助。金里奇和众议院的共和党人准备取消一些环保法律措施。他们计划严格限制“环境保护局”的职权；制定一项“索取法案”，即当政府行为使土地拥有者的财产价值下跌时，扩大政府赔偿范围；在1995年底之前，所有新的联邦环保法规暂不生效。戈尔明白民意测验已成为克林顿政府的政策指南，因此向环保主义者们提出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寻求大众支持，以使民主党政府明白关注环保问题对维持其统治有利。
环保主义者们对此照办不误。此外，他们还雇用了戈尔的前民意调查员马克·梅尔曼，以寻找共和党关于污染及有关法规改革的言论中的弱点。他发现尽管选民们可能不会对“袋鼠鼠”很感兴趣，但他们始终对能够确保空气、饮用水清洁安全的法律十分关注。梅尔曼还发现许多选民认为“法规改革”意味着取消官僚环节，便于对工业污染者进行惩罚——从而使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更安全。简而言之，梅尔曼总结道，金里奇对美国人期望从“共和党革命”中所得到的东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
在白宫内部，戈尔以民意酗验结果为武器，积极促使政府将环保问题列人与共和党对抗的根本性纲领之中。“他就像一只斗牛狗，”一位高级政府官员说道，在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上劝说克林顿等人。在“预备会”上——克林顿在这种会议上与助手们一起预习答记者问——戈尔总是监督总统，以确保在回答有关预算问题时能够尽可能多地提到环境问题。“我记得至少有六次类似的情形。当克林顿就一个问题答道：‘照顾老人，帮助人们适应经济竞争，’而戈尔此时总会加一句：‘并且保护环境！’克林顿也就笑着补充说：‘并且保护环境。’这几乎已成定式。甚至在克林顿说完话之前，戈尔就会插话。他这么做起了一定效果。这种对话已成为我们之间的套话。”
初春时节，克林顿已决定在环境问题上向共和党发难。他在马里兰州的哈夫雷·德·格雷斯发表“地球日”演讲时，强烈谴责有关院外活动集团与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汤姆·格雷会面并谋求削弱环保法规力度的报道。他承诺将决不签署类似法律。“25年来，美国人民一致反对肮脏的空气、有毒的食物和遭污染的饮用水。”克林顿说道。他已懂得利用环保问题作文章的意义了。
戈尔促使克林顿关注环境问题也得到了莫里斯的帮助。莫里斯在到白宫工作之前，曾为“弗吉尼亚环境基金会”工作。5月份，他为该基金会做了一次民意调查。该基金会的执行总裁杰里·麦卡锡称，保守的弗吉尼亚人传统上反对政府干预。但莫里斯对1000名选民的提问调查表明，他们在环境问题上的态度发生了“巨大转变”。约有3／4的人反对放宽对有毒垃圾和饮用水进行管理的法律。这一现象引起了莫里斯的注意，而环境问题从此也正式得到白宫的高度重视。
在戈尔的坚持和莫里斯的鼓吹下，环境问题终于成为政府与国会共和党人作斗争时所主张的原则之一——即坚持任何预算方案都不能大幅度削减医疗、教育和环境事务支出。在与共和党的谈判中，帕内特带了一张戈尔所写的单子，列有不得作出让步的诸方面，其中包括禁止在“北极国家野生动物保护区”内进行油气开采、允许“环境保护局”拥有执法权力等。
但戈尔1995年所发动的“圣战”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防御性的，只是为了对付共和党的进攻而已。而克林顿新进发的环保主义热情，也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并非真心拥护，自然也很容易发生改变。那年夏天，他签署了一项补贴金法案，允许进入遭受火灾或病虫害的国家公园砍伐森林。条款写得如此宽泛，以至于一位联邦法官断定根据该法案许多健康林也可进行采伐。这一失误导致环保主义者在白宫对面的拉法耶特公园举行了愤怒的抗议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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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里斯帮助戈尔将环境问题提上了政府议事日程，但他也使戈尔陷入其政治生涯中最严重的政治丑闻之中。在1995年—1996年，资金问题一直是克林顿及其助手关注的焦点。考虑到民主党所面临的挑战以及科林·鲍威尔尚未宣布的计划等因素，总统授权捐款筹集人特里·麦考利夫和政治顾问哈罗德·伊克斯在1995年上半年筹集一笔选举资金，以对付潜在的竞争对手。他们在6月底已筹集了大约900万美元。英里斯和斯奎尔将其中部分钱用于电视广告；以宣传克林顿在禁止私人拥有进攻性武器问题上的政策，并攻击共和党的政策。夏天，莫里斯又要求投入更多的钱做广告，以攻击共和党在医疗福利问题上的恶劣行径。一些助手认为，在距选举还有18个月时就花这么多钱做广告简直是发疯。而且法律规定各党只能筹集3000万美元的竞选资金(此外还可再筹集1500万美元)。但克林顿和戈尔都想及早做准备，并决定通过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筹集莫里斯所需的钱。
克林顿非常不愿向人要钱，并向助手们申明他有比替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骗钱更重要的事要做。克林顿同意在晚餐、午餐和招待会上露面，但他绝对不参与收钱的事。“你们是捐款筹集人，”他说，“我不会替你们打电话去向人要钱。”
老戈尔是个三心二意的筹款人，也正因为如此，他在1970年选举中被比尔·布劳克所击败。戈尔从中吸取了教训，在筹款问题上异乎寻常的积极。1992年，他带给克林顿的“嫁妆”之一，就是他在被得·奈特、纳特·兰度和约翰尼·海斯等人帮助下花了15年时间所建成的捐款联系网。戈尔的捐款人包括民主党财务负责人杰斯·海伊、加利福尼亚的房地产商沃尔特·肖恩斯坦和佛罗里达的银行家霍华德·格利肯等。在格利肯的两辆“美洲虎”豪华轿车上，挂着两块虚荣心十足的牌子，写着“戈尔一号”和“戈尔二号”。这些人很快就为总统选举筹集了300多万美元资金。
戈尔及其助手们对帮戈尔筹集资金者十分关心体贴。凡在此问题上为戈尔效劳的人都永远地保存在他的记忆里。阿兰·凯斯勒是费城的一名律师，曾在1988年选举中第一次为戈尔募集捐款。1990年，当他的妻子生完小孩后刚从医院回到家中，戈尔即打来电话表示慰问。凯斯勒的一位朋友名叫肯·斯穆克勒。他是一名参议员助理并曾捐款1000美元给戈尔。1989年，他向凯斯勒抱怨说，当他在一次招待会上表示希望从民主党参议员竞选委员会获得一份工作时，戈尔拒绝了他。当戈尔又一次访问费城时，斯穆克勒被再次介绍给他。戈尔表现得要热情得多。“你知道，”戈尔说，“我真不知道我做了些什么，但我的确非常抱歉。”
戈尔在这种“搜罗钞票”的事情上并非毫不参与。但也不像他偿还1988年竞选债务一样，对此事大包大揽。准确地说，戈尔是将其当做为取得胜利而不得不做的事，而且这似乎也非常符合他争强好胜的性格。由于他的经历，他很容易就适应了1996年选举的拜金主义气氛，并得到了民主党政治捐款运动“总捐款人”的绰号。四年来，克林顿一戈尔强烈谴责金钱对政治的腐蚀性作用(他们在其选举宣言“将人民放在首位”中指责：“一旦政客们在街上走过，无数的金钱就会易手”)。但是，捐款大户们仍享有接近白宫的特权，甚至可以在林肯卧室中过夜。戈尔负责筹款事务，以确保克林顿和民主党拥有足够的竞选资金。他主持了39场筹款晚餐、午餐和招待会，并筹集了874万美元捐款。他还邀请了23批主要捐款人到白宫喝咖啡，克林顿也会在8点钟左右参加进去。当富裕的捐款人们作出承诺之后，戈尔经常以一句老套的肯尼迪式的开场白致谢：“对此我深受感动，但更令我感动的还是各位的深情厚谊。”
作为一项附加的任务，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向戈尔提供了一份可能捐款者的名单和电话号码表，以便他与其联系。戈尔与52个人进行了接触，筹集了将近80万美元。戈尔对此事非常热心，以至于他感到还可以再做些工作。根据前白宫办公厅副主任戴维·施特劳斯的记录，戈尔曾在1995年白宫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说道：“是否可以重新分配一下，让我承担更多的事情和电话。”。
如果戈尔没有从其白宫办公室中向外打筹款电话，那么在任何政治史中也不会提及这一问题。根据1882年的一项法律规定，禁止联邦政府雇员在联邦政府建筑物中募集或收受捐款。《潘德莱顿法案》早已成为历史陈迹，当年它是改革派对“镀金时代”贿赂腐败之风的反应。但是，国会议员仍恪守这一原则。他们总是离开办公室，在别的地点打筹款电话。关于戈尔是否遵守这一法律有不同的说法。彼得·奈特称当戈尔还是议员时，他一般总是到街对面他父母在卫理公会教徒大楼的公寓中打筹款电话。但是一名要求不透露其姓名的戈尔任参议员时的助手称，他清楚地记得戈尔在1988年竞选总统期间，曾在办公室打筹款电话。“我记得他向得克萨斯州等地打电话时说：‘我需要你的帮助，我需要你的钱。’”当1995年戈尔开始为莫里斯做电视广告筹款时，白宫顾问阿布纳·米克瓦写了一份备忘录，警告：“任何形式的竞选活动不得与政府有关联。不得在白宫内打筹款电话或发送信件。”戈尔是否违反《潘德莱顿法》很难搞清，选举过后，他声称自己并未做错任何事。但是很清楚，“猎钱活动”已使他谨慎小心的本能变得迟钝。这一问题顶多只能算是技术性“犯规”，但戈尔就此所做的痛苦的防卫和缺乏说服力的解释，最终使他陷入了严重的政治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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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1995年下半年预算之争正缓慢进行时，戈尔的强硬似乎也使克林顿更加大胆。1995年11月1日，如果两党不能就一项开支计划达成一致，则联邦政府将在两周后停止工作。为此，克林顿和戈尔在椭圆形办公室会见了金里奇、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鲍勃·多尔、少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勒和众议院少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几个月来双方之间积攒的不满终于浮出水面。莫里斯就医疗福利问题所发动的喋喋不休的广告宣传，使金里奇恼火至极。他指责克林顿尽搞些“无聊的把戏”。金里奇还说：“你们竟把我叫做极端分子。”克林顿静静地听着，戈尔则拍案而起，说“至少我们没有指控别人淹死婴儿。”戈尔指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苏珊·史密斯，她把带着两个男婴的汽车开进湖里，然后报称他们失踪。一年前，金里奇在一篇十分愚蠢的文化评论中称，民主党的政策和他们所提倡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应对这起可怕的罪行负责。
当时在场的一位前高级助手说，戈尔对金里奇的迎头痛击促使克林顿也强硬起来。谈话不久即陷入僵局，克林顿指着自己的办公桌说：“如果你们想要什么人签署你们的预算方案，你们必须另选一位坐在这儿，因为我是不会签的。你们必须给自己另找一位总统。”这一年以金里奇与共和党的灾难而告终。选民都指责他未能与白宫达成协议，从而导致政府关门。金里奇在几方面的压力下几乎崩溃，一方面是白宫，另一方面是共和党中的强硬分子，再就是他因遭白宫冷遇而引发的刻骨仇恨。
莫里斯和克林顿费尽心机希望在1996年能够就预算问题与共和党达成妥协。但戈尔对此却持异议。他加人了一个抵制妥协的内部反对派，其中包括老牌的复仇天使斯特凡诺普洛斯和伊克斯。他们认为必须迫使对手在医疗、教育和环境等问题上作出让步。戈尔等不愿在预算事务上妥协，希望在1996年继续利用这些问题打击共和党。
直到1997年8月，双方才就在2002年平衡预算签署了一项协议。共和党人迫使联邦政府关门严重损害了与公众的关系，鉴此教训他们最后不得不在许多问题上向民主党人作出让步。但是共和党虽然在这场斗争中失利，但他们在信仰问题上却占了上风。他们已成功地迫使克林顿和戈尔向右靠拢。总统不得不在1996年国情咨文中声称：“大政府时代已一去不复返。”这在过去对民主党人来说无异于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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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漫长的预算之争同时展开的还有波斯尼亚的黑暗现实。1995年中，美国在这一地区的政策已近乎崩溃。人们从电视中看到联合国维和士兵被塞尔维亚人扣为人质，绑在电视天线或大桥上作为“人肉盾牌”，以抵御北约的空袭。这已成为美国人和欧洲人虚弱本质的标志之一。多尔在参议院强烈要求美国政府脱离联合国自行其是，单方面取消对波斯尼亚穆斯林的武器禁运，以使其能够自卫。
戈尔担心如取消禁运，将导致更多的灾难。俄罗斯几乎肯定会效仿美国的做法，取消对塞族的禁运，从而会使塞族彻底击败穆族。英国和法国也可能将从联合国维和部队中抽身而退，并按照北约计划要求美国提供两万名士兵掩护其撤军。夏天，斯雷布雷尼察陷落，造成数千名新的波斯尼亚穆族难民，并引发又一轮种族清洗。
戈尔并非惟一主张采取强硬反应的美政府高级官员。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安东尼·莱克和美驻联合国大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同样对美国的无能感到深深的沮丧。但7月份在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一次重要会议上，戈尔做了具有纪念意义的、充满感情的发言，呼吁采取新的政策。他提到了几天前《华盛顿邮报》上的一张封面照片——一个年轻的、与他女儿卡伦娜年龄相仿的女难民用自己的皮带和花裙子在树上吊死了。“我女儿有一天问我，为什么我们没有就此采取任何措施？”戈尔说道：“她今年21岁，而另一个21岁的姑娘却在树上吊死。”面对这样的问题实在令人尴尬，因为无法作出回答。一位参加会议的高级官员说道，“屋子里所有的人都非常、非常安静。”包括克林顿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直接回答戈尔所提出的问题。但他所描绘的景象促使莱克制定出决定性战略，并将其兜售给了北约盟国。其结果就是采取“胡萝卜和大棒”策略，结合使用外交手段和大规模轰炸，从而将有关各方驱赶到谈判桌前。1995年11月，在俄亥俄州代顿市签署了和平协议，美国部队则在年底部署在巴尔干以确保协议的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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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底，由于波斯尼亚冒险、预算问题以及中期选举的残酷政治体验等因素，艾尔·戈尔和比尔·克林顿变得日益亲近起来。这已成为一种真正的友谊。每周一次的午餐既是工作需要，也是个人间交流的机会。戈尔经常向克林顿提起他去世的姐姐南希，以至于克林顿后来说他感到自己似乎也认识南希。然而这种关系的基础则是对政策和对自己政治生硬成功的兴趣。他们在办公室之外交往的机会很少，不管是两人间，还是与妻子们一起。并且戈尔不打高尔夫球，这使他无法与克林顿共享其主要的业余爱好。如果克林顿想与密友们说说笑话，他还有别的男性朋友充当这一角色，如维尔农·乔丹。
克林顿和戈尔的助手们都觉察到两人间存在着一种兄弟相争式的竞争关系。“这种竞争是友好的，只是孩子气的争强好胜而已，”一位克林顿的前高级助手说。克林顿喜欢拿他这位一本正经的兄弟所收到的赞美文章以及他的政治抱负开玩笑。在戈尔48岁生日时，克林顿送给他一把“空军一号”的仿真钥匙，还有一张两人的合影——照片上两人的面孔掉换了一下。但是在这些戏弄背后也潜藏着不满。戈尔是华盛顿的宠儿，生长在马萨诸塞林阴道，是乔治敦晚餐会因子里的常客。他很容易使克林顿想起自己尚未被华盛顿上层社会圈子所接受。克林顿喜欢称这些人为“该死的华盛顿佬”。
与其他所有人一样，克林顿也喜欢取笑戈尔外表的迟钝。在走进东厅会客前，他会突然模仿戈尔僵硬、笨拙的举止，并对助手们说：“嗨，我是艾尔。”但是他通常也十分慷慨地与戈尔共同登台亮相，以至于顾问们都认为没有太大的必要。一位戈尔的前助手说：“他们总说：‘我们就不能找一张没有艾尔·戈尔在身边的克林顿的照片吗？’”1996年2月，在国会图书馆举行了精心准备的《电信法案》签署仪式。克林顿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当年签署《州际高速公路法案》的那支笔签署了《电信法案》，以表示对戈尔及其父亲的尊敬。艾伯特·戈尔曾是1956年这一重要法案的共同发起人之一。而40年后，在他儿子的努力下又取消了各个电话、电报和广播公司长期以来在“信息高速公路”上所设置的障碍。戈尔因克林顿对父亲的政治遗产表示敬意而大受感动。
两人都试图帮助对方改正其在政治和管理方面的弱点，但都只取得了有限的成功。尽管克林顿非常佩服他的副总统，但戈尔在某些方面也不是盏省油的灯。克林顿告诉朋友们，他从未看到像戈尔这样对公众缺乏起码的理解，却又能当上副总统的人。他试图缓和戈尔有时过于强硬的主张，鼓励他稍微平和一些，并能够包容那些与他意见不一致的人。’一个高级政府官员称，克林顿告诉戈尔，仅仅自己正确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促使人们乐意与你合作。
而戈尔则戏称在自己的帮助下，克林顿也变得“枯燥、乏味起来”。他的意思是说帮助克林顿改掉了随意发表评论的习惯，讲话变得更加简洁、谨慎。他还擅长在会见记者前使克林顿的情绪缓和下来。在记者招待会前举行的预备会上，戈尔轻描谈写的几句话便可使克林顿放松下来。而他辛辣、讥讽的幽默言辞也往往入木三分。在1994年的一次准备会上，有人提醒克林顿，记者们可能会就通俗小报上流行的故事向他提问；如涉及花样滑冰运动员唐姬·哈丁、梅嫩德兹兄弟和洛伦娜·鲍比特(此人因精神失常而切除其丈夫的生殖器，已经无罪释放)。“无论你说什么，”戈尔面无表情地说，“尽可能地多用生殖器那个字眼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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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一家人也必须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名流生活”。蒂珀·戈尔在白宫旁边的老政府大楼里有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小班子。她还是第一夫人建立的健康保护特别机构精神健康部的负责人。她的部门打算制定一个计划，以便像治疗普通疾病一样对精神性疾病进行治疗。但她不愿意去办公室，周一、周五总待在家里，逮着机会就会从繁杂的公务中摆脱出来。1993年夏的一天，她一时冲动跳进一辆摩托车，与一名白宫工作人员出去兜风。她十分高兴，并不时地挥舞手臂。当他们开过海军隙望台戈尔家的安全检查哨时，她摘下头盔并朝吃惊的卫兵挥手致意。一名田纳西的老朋友则记得在里根国家机场遇见她的情景。当时她高兴地坐在餐厅里，穿了一身牛仔服，没有化妆，金发上盖着一顶棒球帽。她正在等卡伦娜的飞机，周围无人认出她来。很明显，她对这种难得的清闲感到非常自在。
她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孩子们不被外界干扰。经过几个月的整修，戈尔一家在1993年中搬到已有100年历史的政府大楼住。三个孩子——克里斯汀、萨拉和艾伯特三世——仍与他们住在一起，卡伦娜则住在哈佛。后来，蒂珀又负责照顾年迈的母亲玛格丽特·卡尔森·艾奇逊，并将她接到家里一起住。蒂珀·戈尔喜欢说戈尔当副总统后要比当参议员时更为顾家。因为他当参议员时开起会来没完没了，选举活动日程也难以预料。这可能有些夸张。但助手们说戈尔的确非常努力地争取每周都回家吃晚餐。他们在丹·奎尔家废弃的草坪上分出一块地重新种上草以便打羽毛球，尽管副总统1994年因打篮球脚后跟受伤而几个月不能活动。他们也安排出几个晚上来看电影。戈尔最喜欢去航空航天博物馆的“伊玛克斯剧场”。在那里，好脾气的家人们陪着他反复看诸如《蓝色的星球》等片子。蒂珀在1996年的一次采访中曾嘲笑说：“每次我们都很兴奋。”
戈尔夫妇都想方设法挤出时间参加孩子们在学校的比赛。萨拉是国家天主教学校足球队的中锋，克里斯汀是曲棍球队的前锋，她们还都很擅长曲棍球运动；艾伯特三世在圣奥尔本斯学校打橄榄球。助手们说这些比赛对戈尔二家来说十分重要。“只要有什么安排与他家孩子们的比赛时间相冲突，‘我们就会拼命工作，把人累得够呛。”戈尔的前办公室主任杰克·奎思说道。
但是平常的隔离办法并未能使戈尔一家完全摆脱外界的纠缠。戈尔家三个漂亮的金发女儿已成为大众崇拜的对象。人们经常存心不良地将当时还粗笨难看的切尔西·克林顿与她们相提并论。1993年，《刺探》杂志上的漫画将她们描绘成一群学究气的孩子，穿着比基尼晒太阳并谈论著政治(“晦！人人都知道，增加了保护环境新条款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真是棒极了！”其中一个说道)，整个晚上都兴致盎然地预测罗伯特·赖克将发表的演说(“我希望他在解释其六点职业再培训计划时使用幻灯机，”另一个说道)。
也正因为他们是戈尔的孩子，一般很常见的少年问题也遭到过分的、甚至是痛苦的曝光。1996年10月，16岁的萨拉·戈尔因在一辆车中手持一罐开了的啤酒，而被蒙哥马利县警察局传讯。那年早些时候，上八年级的艾伯特三世因在学校舞会上吸食麻醉剂而被校方暂停学籍。学校管理人员像对待其他违反纪律事件一样处理此事，在匿名的前提下在餐厅里公开宣布。但这并未能够防止整个华盛顿的晚餐桌上都提及此事，并且最后上了报纸。戈尔给华盛顿周围主要的新闻机构都打了电话，要求他们不要刊登有关文章，对方都表示应允。
但在年终集会上，当一名学校官员谈到过去一学年所遇到问题时，不点名地再次提及此事。戈尔夫妇认为这是对其儿子的不必要的公开打击。“蒂珀觉得学校存心让戈尔一家难堪。”圣奥尔本斯学校董事会成员和戈尔的老校友马特·西姆查克说。；“他们认为艾伯特三世非常脆弱，也最需要保护。”戈尔夫妇少年时曾在圣奥尔本斯相识，但此事发生后却断绝了与该校的一切联系。艾伯特三世则于秋天到另一封闭式的私立学校——“西德维尔之友”去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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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的选举结果可能早在1995年便已见了分晓，纽特·金里奇已成为全美最不受欢迎的政治家。比尔·克林顿和艾尔·戈尔并不是与共和党候选人鲍勃·多尔竞选，而是与一个邪恶的怪物“多尔金里奇”作斗争。他们说这个怪物正准备将共和党革命的极端主义带进白宫。同时，莫里斯的民意调查员马克·佩思借鉴雇主和管理学家们所使用的梅耶斯一布里格斯性格测试法，以便研究郊区富裕阶层夫妇们的心理。他们的投票往往能够对选举结果起决定性作用。迅速发展的经济使许多美国人开始关心社会和文化问题。调查结果显示，人们对失业的担心不再那么强烈，并开始更多地操心孩子们所看的电视节目以及是否吸毒等问题。“经济问题，傻瓜”已变成了“价值观问题，傻瓜”。
戈尔将娱乐业定为自己在选举年里所要进攻的首要目标。他所提出的电信法案中有一项关于所谓“V一芯片”的条款，并曾遭到好莱坞的强烈反对。“V一芯片”可以帮助父母们干扰其不想让儿女们收看的电视和电影节目。这项法案还规定必须在大多数新电视中安装“V一芯片”，并给娱乐业一年的时间发明一种自主式收视系统，以便使父母们可以决定不接收哪个台的节目。如果节目制作人在一年内不能制造出该系统，那么政府将替他们去做。2月8日，即克林顿签署该法案的同一天，戈尔与几个娱乐业巨头一起吃午饭，其中包括时代华纳公司的杰拉德·列文和特德·特纳、美国动画片协会主席和娱乐业在华盛顿的院外活动集团头子杰克·瓦伦蒂。这一聚会表面是为了庆祝具有重要意义的《电信法案》的签署，但戈尔也想借此机会向他们施加压力。克林顿已邀请了一些电视和电影公司负责人于2月29日赴白宫开会，以讨论儿童节目制作问题。戈尔坦率地告诉他的客人们：他们掌握解决这一问题的钥匙。民意调查表明，越来越多的选民对大众媒体的日益庸俗化感到愤慨。如果这些公司负责人在月底赴会时在有关问题上犹豫不决，势必将遭到公众的谴责。“我们说，你们将同总统、副总统在同一间屋子里待两个小时，”戈尔的一名高级助手说道，“这可以是一次积极的经历，但也可以成为一次消极的经历。”经过瓦伦蒂穿梭式的斡旋，娱乐业最终准备就此达成协议。
莫里斯再次精心准备，并就此事做了民意测验。他提出了一系列温和的、目标明确的动议以吸引立场尚未确定的选民，同时又极力避免引起选民对民主党“大政府主义”的疑虑。“小步策略效果良好。”莫里斯在1996年3月的一篇备忘录中写道。每周都能提出几项动议，如关于解决家庭暴力、未成年人吸烟、学生贷款和补助金等问题。有时这些措施是如此具体，以至于克林顿和戈尔似乎像两个市政委员在竞选市长，而不像面临第二次选举的总统、副总统。莫里斯的宣传品上所提出的一项建议是，为社区犯罪监视团体提供资金，以购买移动电话。
在选举期间还需要就一个重要问题作出决定。同时，这件事也反映了克林顿和戈尔为确保其生存可能会做多大让步。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通过的福利改革法案触动了“新政”的主要支柱之一：联邦政府对贫穷家庭的孩子的补助。莫里斯警告克林顿和戈尔否决该法案——那将是第三次否决共和党提出的类似法案——将严重影响再次当选。他还说，签署该法案则将确保胜利。这项《个人责任和工作机会法案》的主要内容——如对资方利润额的限制、对工作条件的严格要求等——是克林顿长期以来所极力宣扬的主张。但是这一法案也终止了实行60年之久的联邦津贴制度，取而代之的是由各州管理的小笔拨款。此外，共和党还在该法案中大笔削减对食品券和儿童营养计划所提供的资金，取消了向老人和残废的合法移民提供的社会安全补助金。参议员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在福利问题上的观点一向被认为是偏于保守的。但他在参议院所发表的一通激烈演说中，也称这种做法极其拙劣。“这一法案的前提是，只要使穷人的孩子处境尽可能地糟，孩子父母的行为就会向好的方向转变。”他说道，“这是一个可伯的推断。”
在7月31日早上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存在严重分歧的高级官员们纷纷向克林顿解释自己的看法，而戈尔则保持沉默。往常，劳工部长鲍勃·赖克和财政部长鲍勃·鲁宾经常在经济政策上发生摩擦。但此次他俩也与卫生和公共服务部长唐娜·沙拉拉、住房和城市发展部长亨利·西斯内罗斯、帕内特和斯特凡诺普洛斯等站在一起，警告称有数百万贫困家庭将会受到该法案的损害。城市研究所提出的一份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实行该法案将有110万儿童将会跌到贫困线以下。他们争辩称，克林顿完全可以承受再次否决该法案所带来的政治上的负面影响‘通过提出一项平衡的预算方案，他已经成功地使人们相信其中间派的立场。公众对克林顿的支持率很高，民意测验也显示他一路领先。克林顿有足够的资本对付可能会随之而来的批评意见。
该法案的辩护者包括国内政策顾问布鲁斯·里德(戈尔的前撰稿人)、商务部长米基·坎特。他们警告说，克林顿可能再也不会在福利改革问题上获益。福利改革实际上也是他1992年大选时提出的重要承诺。如果选举后民主党能够重新控制国会，那么还可以对该法案进行重大修改。戈尔的一位高级助手总结他们的观点是：“尽管该法案的部分内容纯属垃圾，但除此之外，也反映了克林顿的观点。他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实际上，克林顿一戈尔福利法案与共和党所提出的法案相差甚远。克林顿一戈尔法案在某些方面更为严格，但包括有额外设立100亿美元培训基金和儿童保护计划等。该法案还保留了联邦津贴制度，并向失业者提供由政府补贴的工作机会。
当两小时的会议结束时，克林顿和戈尔、帕内特一起到椭圆形办公室。他在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和可能会损害贫穷儿童两者间犹豫不决。一位圈内人士告诉《华尔街杂志》的艾尔·亨特，戈尔敦促克林顿签署法案，以便使局势有利于民主党。加果他建议否决该法案，谁也不可能知道会发生什么情况。但是有一点毫无疑问，如果克林顿知道他最信赖的两个顾问——副总统和财政部长都不赞同否决，那么他会更加谨慎行事。
克林顿最终在1997年与众院共和党就预算问题达成协议，取消了一些不合理的削减计划。该法案的支持者称其极为成功，而反对派的预测最后被证明是错误的。在三年的时间里，大约有160万个家庭摆脱了贫困。各州的统计数字也表明领取补助金的人有70％找到了工作。但是反对者们仍认为经济繁荣是使贫困人口减少的真正原因。(另外一些研究结果表明不少工作是临时性质的，而且许多人的生活水平仍在贫困线附近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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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民意测验中领先，戈尔仍然十分紧张。他认为“白水门事件”只是共和党的宣传机器所制造出的可笑而无聊的东西。但是他对克林顿夫妇所遭受的抨击感到担心，并害怕会有新的丑闻被揭露出来。他还认为克林顿等人低估了多尔。在参议院，两人曾共事多年，通过仔细地观察，戈尔断定多尔是个狡猾的政坛角斗士。当多尔挑选杰克·肯普为其竞选伙伴时，戈尔更加忐忑不安。在共和党圣地亚哥代表大会召开前，肯普曾与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康妮·麦克等人一起争取副总统提名。他是个非常强大的对手，比其他人都难对付。当共和党确定肯普为副总统候选人后，克林顿曾试图鼓励戈尔，认为他完全可以与这位口若悬河的前檄揽球队四分卫对抗，正像他在10月份的辩论会上所做的一样。
戈尔1996年的选举活动由白宫顾问班子安排，实际上，是为2000年总统选举做预演，并为他顺利进入继承人的角色铺平道路。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头两天，克林顿到中西部的中小城镇做了一次竞选旅行，将芝加哥的舞台中心留给了戈尔。他利用这一时间来做所有重要的选民集团的工作，包括劳工组织和拉美移民等。虽然按照常规，副总统候选人将与总统候选人在同一天晚上先后发表接受提名的演说，但戈尔单独安排了一个晚上发表演说。他定于8月28日周三发表演说，这将成为他政治生涯中前所未有的高潮。
鲍勃·斯奎尔说，自他和戈尔一开始讨论这次演讲，戈尔就表示想谈谈他姐姐的死。虽然接近戈尔的人都知道他对姐姐的怀念，但戈尔很少在公开场合谈论南希·戈尔·亨格。当在白宫讨论烟草政策时，他很少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以至于一些助手对他的判断力产生了怀疑。“通过对事实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并不是驱动他的主要因素，更主要的是宗教感情。”一位前政府高级官员说。克林顿这位通晓公关艺术的大师鼓励戈尔公开谈谈自己的姐姐。这不但会以一种有力的方式提出一项重要政策问题，而且将使戈尔的公众形象更具有人情味。香烟和孩子当然将成为他芝加哥演讲的主题之一。白宫即将宣布，“食品翱药物管理局”在经过八年的研究和讨论之后，决定把香烟和嚼烟划入毒品携带物之列，因为尼古丁具有上瘾性。该局的计划还包括限制未成年人获取烟草制品，如年轻购烟者必须向商店出示带照片的身份证、只能在酒吧等成年人活动场所设置自动售货机等。
根据斯奎尔的说法，这件事对戈尔是具有如此巨大的感情意义，以至于没有人敢于就一个明显的政治问题提醒他。戈尔在怀念作为香烟牺牲品的姐姐的同时，也将使自己处于不利地位。人们可能会就他与烟草行业的关系提出疑问。南希死后有七年时间，他继续从香烟制造商那里接受政治捐款，并在家庭农场种植烟草。一位助手将他对烟草农场的担心告诉了办公厅主任罗恩·克莱思和联系部主任洛兰。沃尔斯；他被告知这方面已不存在问题，因为戈尔家早些时候已不再种烟。关于政治捐款问题则未提及。
可能是由于戈尔本人还有些犹豫不决，因此也未再就此进行讨论。准备重要演说对戈尔来说往往是一个痛苦的经历。每个助手都受领了调查任务，黑板旁和墙角到处都是写着提纲、想法和只言片语的纸张。但是直到全国大会临近开幕南希问题也未最后确定。演讲草稿上留着一块空白，旁边注着“六分钟”的字样。
当戈尔抵达芝加哥时，这段演讲词仍未定稿。只是在他演讲的前夕，在“联合中心”看台下的排练室审订稿子时，斯奎尔才最终促使戈尔将演讲词补全。斯奎尔说当戈尔叙述故事时他哭了。后来在戈尔的旅馆套间，当弗兰克·亨格(他也将到会以表示对妻子的怀念)、汤姆·唐尼和高级助手们在死一般的寂静中看着他时，戈尔对着录音机重复了一遍。撰稿人丹·平克几乎是将其逐字逐句写人演讲词。戈尔后来说，甚至那时他也不敢肯定当天晚上会用这段话。
当电视摄像机转向艾伯特和波林时，他们正坐在要人席位置上，静静地哭泣。戈尔向大厅里静悄悄的听众们讲述了自己姐姐的故事，她如何无力戒除烟瘾，她的诊断书以及她的弥留时刻。“我爱她胜过爱自己的生命。”他说，“她不能说话，但我真切地感到她想提一个问题。‘你给我带来希望了吗？’我所能做的只是告诉她，带着我内心深处全部的温柔，‘我爱你’。随后，我跪在她床边并握着她的手。很快，她呼吸变得十分困难，然后她就离开了人世。明天早上，又一个13岁的孩子将开始吸烟。我也爱她。正是因为这个原因，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我都将全身心地保护孩子们不受吸烟的危害。”
一些反应十分尖酸刻薄，甚至朋友们也是如此。联想起1992年戈尔对艾伯特三世所遭车祸的记述，似乎戈尔在全国大会上利用家庭痛苦在政治上谋利。在全国大会上，电视文化里流行的手法——眼泪汪汪的自白、精心编造的故事等已成为常见的陈腐俗套。戈尔一家在田纳西州和华盛顿的一位密友称：“真是令人作呕。”另一位曾与戈尔在外交事务问题上密切合作的前政府官员则说：“你不应在全国代表大会的演说中谈你死去的姐姐。”安德鲁·弗格森后来在《时代》杂志中写道：“这是自尼克松以来一位重要的美国政治家所发表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演说。”弗格森认为，这一演说使人们不得不对演说者的品质产生怀疑。“任何一个真正爱自己姐姐的人怎么会如此无耻地利用她的死？”他问道。
斯奎尔称公众对这次演讲的反应使戈尔阵营感到意外。当第二天早上新闻评论称戈尔企图操纵听众并且十分虚伪时，包括戈尔在内的所有人都非常震惊。回想起来，斯奎尔承认，戈尔的顾问都忽视了这一问题，并未能在演讲前提醒他。斯奎尔称他们犯了不应该犯的错误。
对戈尔来说幸运的是，由于迪克·莫里斯次日宣布辞职，新闻界的注意力完全被吸引到别的问题上。莫里斯在华盛顿杰斐逊饭店的性丑闻败露，并被刊登在超市小报上。在共进午餐时，记者们问戈尔，他如何将其对南希的感情与他接受烟草制造商的捐款、在农场种植烟叶以及与烟农之间的亲密关系调和起来。戈尔想到艾丽丝·米勒关于机能失衡家庭的文章，因而回答道，“感情上的麻木状态”使他在多年之后才清楚地理解此事。“吸取生活中的重大教训需要时间，”他说道。
他是否在姐姐去世七年后才能够理解此事？戈尔直到1991年才断绝与烟草业的联系，并不再在家庭农场种植烟草，也不再接受烟草商的政治捐款。在看到姐妹因得肺癌而缓慢、痛苦地死去之后，戈尔一家开始与他们长期形成且有利可图的种烟传统做斗争，但这无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戈尔在其姐姐去世七年后才态度明确地提出限制烟草行业，其主要原因是疏忽和私利在起作用，而不是什么感情上的麻木妨碍了他。
芝加哥演说所遭到的批评对戈尔刺激很大。新闻界一向对他比较友好。戈尔不习惯有人对他的动机和真诚提出怀疑。虽然他在烟草问题上的立场并未因南希去世而立刻改变，但他目前的立场早在发表演说之前许多年就已形成。1997年，戈尔在接受《纽约人报》记者乔。克莱思采访时，以十分少见的口气公开对此进行抱怨。“全是胡说八道。”当他谈到那些评论时说道，“人们不可能立刻发生改变；势必要有一个过程。但新闻界判断人的办法却很简单：如果你不是戴着白色礼帽的好人，那就是个伪君子。实际生活中人要复杂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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