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新戈尔攀登顶峰 > 第18章 就任副总统
1993年1月20日午后，戈尔站在国会台阶上，在联邦大法官拜伦·怀特的引导下，将手放在他姐姐南希的圣经上宣誓成为美利坚合众国新任副总统。尽管戈尔习惯早早就上床睡觉，但在就职前一天晚上，他与幕僚为了起草克林顿的演讲稿，一直工作到清晨。到了凌晨4点半，他忍不住在一把金属折叠椅上打起磕睡来。
在就职后与前参议员的一次午餐会上，戈尔祝酒时说：“我们也许都没有仔细去听，但确实都听见了，我们也许都没有好好看，但我们都明白。我们也许在心灵最深处都想采取一些行动，使我们的行为与这种民主与政府保持一致，我们的政府从不忘记其责任的本质，牢记它是由人民的勇气、远贝卓识及理念所组成的，因此注定要为人民服务。为我们的民主干杯！”政权交接时期相当于为一个毫无经验的内阁进行了春季训练，在这个时候，他们虽然是一个动摇不稳、从没尝试过失败滋味的队伍，但仍有许多理想。戈尔的顾问杰克·奎因说：“一切看上去都那么充满了希望和无限的活力。”
但这位新任副总统却因为一些冷酷的现实受到了锻炼。虽然他与克林顿相处融洽，但戈尔经常要独自一人处理材料直到午夜。1992年，在还没有被克林顿选中之前，他竞选时甚至认为副总统这项工作是没有前途的。克林顿保证他与副总统的合作与以前相比将会有很大不同，但戈尔知道如果成功，这将意味着进一步完善美国200多年单调的宪政史。选举日后不久，他召集彼得·奈特和里德·亨德特对美国建国以来的副总统进行研究。他们的50页厚的报告并没有告诉戈尔任何关于副总统的、他凭直觉还不知道的事。但亨德特认为，这仍然是一份追溯200年历史却没有发现成功先例的令人清醒的报告。
戈尔也许已经成为克林顿的得力助手，但仍面临从一开始就追随克林顿的官员的挑战。他与乔治·斯特凡诺普洛斯、哈洛德·依克斯及其他许多人的关系一直就不好，但现在必须与他们共同工作。当然，他最难对付的人则是希拉里·罗德汉姆·克林顿，她从不掩饰想成为权力中心，经常嫉妒地看着戈尔在白宫西例的办公室。华盛顿一直流传“克林顿夫妇政府”，甚至“夫妇总统”的推测。
随着宣誓就职的临近，戈尔露面的机会少了。戈尔退入了克林顿的阴影之中，比尔·克里斯托尔说：“戈尔一动不动地站在克林顿后面就像呆头呆脑的美国土著人站在香烟店前一样合‘时宜’。”
戈尔知道，在政治上要想生存就必须重新铸造一个全新的副总统。他决心与克林顿接近，这可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一个人对一件事的观点往往取决于他最近的一次谈话。前劳工组织干事、克林顿在牛津大学的校友罗伯特·赖克说：“戈尔很早就学会了两个关键的要素。如果你从距离上接近他，在他的耳边说悄悄话，表达清晰有力，那么你就有很大的机会能影响他的决定。”戈尔的目标就是成为克林顿最亲近、最优秀的顾问，就像亨德特所描述的那样“来得早，走得晚”。1992年晚些时候，克林顿开始组阁的那段时间，戈尔就在小石城的饭店里住了下来，每一场会议都从不错过。
戈尔还采取措施明确他在政府中的职能。艾伯特·戈尔从一开始就敦促儿子和克林顿就加盟竞选的问题进行磋商，现在又要他“清楚地理解”在白宫中的地位。1992年11月，克林顿、戈尔，以及他们选定的下一任政府要人迈克·迈克拉尔蒂和罗伊·尼尔在州长官邸进行两小时的会谈，最终达成了一项书面协定。尼尔说，对文件的实质内容大家并无很大的异议，其中的十几个条款成了比尔·克林顿与戈尔间职业关系的基础。协议包括双方承诺将定期召开午餐会议，保证戈尔是总统决策的“主要顾问”。条款中还使戈尔两个最值得信赖的助理尼尔和国家安全顾问雷奥·福尔斯在决策圈中的位置十分巩固。尼尔还被另外聘为“总统助理”，有权参加克林顿高级顾问团每天早上的重要会议。
有人也许要问，为什么两个关系如此好的人还需要这样一个正式的协定呢？尼尔坚持认为，这并不是不信任别人的表现，而是克林顿将戈尔正式介绍给自己的工作团队的方法。尼尔说：“两人都同意将我和迈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介绍给白宫的高级工作人员，这是最关键的。”
戈尔的这一举措也有助于确保总统提名以及任命戈尔的许多朋友和忠诚于他的人。这些职位对那些曾为葡萄园的最终收获流汗的人来说，不仅仅是丰收的果实。他们一起在比尔·克林顿的政府中逐渐孕育了一个戈尔的机构，随时准备为总统提供战略性的信息。里德·亨德特执掌了联邦通讯委员会主席一职，戈尔的姐夫弗兰克·亨格则在司法部担任民事司的司长。卡罗尔·布朗纳是戈尔在参议院的立法指导，后来曾一度担任佛罗里达州的环境保护干事，被克林顿选为美国环保署署长。另一位前参议院工作人员凯思林·迈克金蒂被任命负责白宫环境质量委员会。考虑到内阁人员的多样性(克林顿公开表示他想要组建一个“看上去像美国”的内阁)以及为了解决政治分配问题，蒂姆·沃尔思被免去能源部长职位后作为负责全球性事务的副部长在戈尔帮助创建的与环境相关的新部门供职。
彼得·奈特被安插为总统过渡期的代理负责人，为新内阁和政府机构中与戈尔合拍的人帮忙。托马斯·格伦伯利是白宫科学技术监督委员会的主管，戈尔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席。詹姆斯·吉利兰德是孟菲斯的一个检察官，曾参与主持了1992年谢尔比县克林顿与戈尔的竞选活动，他的妻子露西亚与南希。戈尔是在范德比尔特上学时的室友，她被任命为农业部的法律总顾问。
后来戈尔在第一届任期内回报奈特，安排他为通信卫星公司董事会成员。这家在美国惟一获得授权从事国际通信卫星机构通信卫星业务的公司总统可任命其董事会15名成员中的3人。这家公司的前负责人以及最重要的资金筹集人90年代初开始四处游说，建立了许多电信领域的腰缠万贯的客户。这一切都建立在他与戈尔的关系之上。进人该公司董事会迅速提高了他的地位。戈尔一直没有忘记他最早、最忠诚的资金筹集人强尼·海斯。他为海斯安排了一个年薪11.57万美元的职位——田纳西州部长级权威人士委员会成员。海斯担任这一职务一直到1998年退休，转而担任戈尔2000年竞选活动的全国财政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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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戈尔精心安排了这些职位，在组织上得到了安全保障，还有一个朋友在总统办公室，但戈尔还是觉得他做副总统的头两年有很大的挫折感。他成功地把副总统办公室沉默无声的传统扭转了过来，成为总统最亲密的顾问。在政府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他对外交政策、环境问题以及电信业施加了很大的影响。比尔·克林顿在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很少有不问戈尔意见的。“我想和艾尔谈谈”已成为白宫工作人员经常从总统那里听到的话。
但戈尔却无法保证新政府在执政之初不犯错误，不做出错误的判断，但这些错误给许多选民留下了难以消除的负面印象：内阁成员的提名人本身有这样那样的小瑕疵，白宫旅游办公室内那场愚蠢的火灾，以及支持军队内同性恋的企图未能成功。白宫的公众形象常常是像斯特凡诺普洛斯这样自鸣得意的年轻人。戈尔有时也会添乱，但有时也会深受其害，就像是被人拴在一艘眼看要沉的船的桅杆上。他告诉朋友，他的办公室和总统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和竞选时的那些顾问们常常发生一些摩擦，因为那些人大都仍对他心存疑虑，嫉妒他能接近克林顿。赖克说，戈尔最初时的经历是“令人伤心的”。
戈尔如何处理权力和没有权力之间的关系从很大程度上揭示了他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总统。他的执政风格逐渐显露出来后，也显示出了他做参议员时的特征——敏锐的思维、激烈的竞争、个人的正直以及审慎中时不时爆发出的大胆性格。一位助理称他是“新时代的实用主义者”，他身上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针对不同的事情可能会站在与克林顿相同或不同的两种立场上。在早期经济计划的争论中，他站在“赤字鹰派”一边，主张大幅度减少赤字以获取期货市场上的信心。同时他又试图提高税收，征收引起人们争论的能源税，虽环境保护运动对此持赞成态度，但结果还以失败告终。1995年，戈尔和战略学家迪克·莫里斯一起敦请克林顿提出一项更为平衡的预算，和纽特·金里奇及众院的共和党人所提出的计划进行竞争。但英里斯后来敦促克林顿与共和党协商解决，而戈尔则坚持政府应该保护医疗补助和医疗保险的费用不被大幅削减。
戈尔与总统的密切关系使克林顿对戈尔的品质愈发放心了。克林顿是公认做事有弹性的人，他常常能采纳反对的意见，安抚政坛上的对手以及改变立场等。而戈尔在他所关切的问题上的立场往往一成不变。他在发表充满激情的演讲时，嗓音越来越高，脸越憋越红，讲起话来常常是一发而不可收拾。戈尔刚上任的那段时间里，曾力促克林顿允许同性恋者到军队服役。那时形势已十分明朗，这一做法根本不会得到国会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支持。因此有人称戈尔是那种大喊“他妈的鱼雷来了，全速前进”的工作方式，克林顿方面的人对此深表不解。19％年加人克林顿麾下的雷奥·帕内塔说：“戈尔的直觉还要激进。”尽管戈尔的这种态度对总统来说可能有用，但也说明戈尔一心要寻求行政权力的傲慢一面。克林顿常常参与争论，和助理们辩个不休，但戈尔一旦涉人一件事情，要么就一味地为自己辩护，要么就瞧不起别人的想法，用“戈尔式的眼神”扫视坐在会议桌另一面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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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第一次影响政府政策的企图遭到了惨败。他认为克林顿会拥有有限的时间手段——不到一年时间——来做出最艰难的选择和最大胆的举措。总统的高级顾问们在最初几个月里分歧很大，一方面要实现竞选时所承诺的新项目以及为中产阶级减税，另一方面又要削减财政赤字以树立金融市场的信心，顾问们努力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点。就在新政府走马上任之时，他们才发现赤字增长的势头难以得到有效遏制：1997年达到3600亿美元，2000年达到5000亿美元。戈尔与帕内塔、他的副手艾利斯·里夫林、新成立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罗伯特·鲁宾的立场相同，他们都主张大幅削减赤字，但克林顿对这一做法却持保留态度。
尽管戈尔在竞选时已将他在环境问题上的措辞缓和了许多，但他还是把经济看做是推行绿色行动税收征集工作的契机。他主张，按标准计量单位计算能源的使用并在此基础上广泛征税。一个标准计量单位的能源中，煤炭及其他化石性燃料的税收最高。这样可以鼓励企业使用天然气等污染较小的燃料。戈尔相信，如果使用了这种税收方法，可在5年内征收720亿美元，可以得到欧洲及日本等国家的支持并促使他们采用类似的方法，从而加速全球的环境更新。在白宫的会议中，他强调，若不趁新政府成立的机会推行这一政策，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刚上任的那几天一样，这样千载难逢的机会就会一去而不复返。戈尔说：“如果你足够大胆，那么人们就会支持你。”
这项法案3月中旬最先在美国众院得以通过了第一关，但那年春天晚些时候，它却未能在参院财政委员会获得通过。因为来自能源产地的一些共和党和温和的民主党人在商业团体的反复游说之下，否决了这项建议。问题出在戈尔虽全力推动这一法案，但他并未给这一不同寻常的建议准备好足够的政治基础。事实上，新政府宣誓就职后没多久就出了这样的事，环境保护组织实际上没有时间组织对反对者做出有力的回应。多数党领袖乔治·米歇尔告诉戈尔，由于这项提议的缘故整个经济计划全被否决后，戈尔仍坚持自己的观点。来自得克萨斯州的财长罗伊德·本森一直对石油和天然气的利益十分关心，从一开始他就在暗里支持这一计划，该案遭否决后，他只是在《迈克一教育者新闻时间》上公布了这一消息，宣布其将被更容易为大家所接受的天然气税所替代。
这段小小的插曲所揭示的并非只是戈尔的失败，而是他对这件事的反应。他整个人都被击垮了，因为他觉得已错过了实现改革的最佳时机。一位支持环境保护且长期从事有关游说话动的人说，这次失败对戈尔来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曾担任戈尔非正式顾问的这位人士表示，这次失败似乎使戈尔重新恢复了竞选时谈到有关环境问题的谨慎态度，像是他走得太远被抓了回来，他的所作所为似乎已超出了政治体制所能忍受的程度。该案未获通过是1993年至1994年绿色行动中一系列的失败之一，支持这些活动的人原本希望接近最高层的戈尔能做出些什么大事。这同时也表明在环境政策上人们过于悲观和胆怯。在抨击乔治·布什对全球变暖的现象漠不关心的同时，克林顿向美国人民承诺，仅靠个人的自觉就要将2000年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降低到1990年的水平。新政府没有照竞选的承诺去给美国的汽车制定更严格的燃料标准，而是宣布了一项“环保汽车”计划，仅仅是要求汽车生产商们开发一种更为节能的车型。白宫也没有兑现其一揽子的竞选建议，即提高在国家所有的土地上放牧或开采的费用和税收。参议员迈克斯·鲍库斯只是在形式上提出了抱怨，他本人不过是蒙大拿州一个很好说话的民主党人，根本算不上是参院的什么重要人物。因此，白宫也就没有必要为此而劳神了。鲍库斯本人后来也承认他根本就没打算要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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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税收法案在预算政治前惨遭失败后，戈尔一直在西边的办公区内忙着处理政治问题。他和希拉里·克林顿的关系从来就没有好过，随着新政府摇摇摆摆地走上正轨，他俩的关系进一步僵化了。一位仍与克林顿夫妇保持密切关系的前高级顾问说：“希拉里可不是个戈尔迷，她觉得戈尔的手伸得过长、常常是把自己的观点硬是加进来。总之，他们两个人的关系让人觉得非常非常不自在。”其实，这些小的摩擦更反映出了克林顿夫人与克林顿的竞选搭档之间相同之处而不是不同之处。两人都是那么倔强，那么有野心；政府主要的举措中(健康补助和政府改造)两个人都有份，而且两个人还在人员及其他白宫的资源上展开竞争。两人对工作和信念都是万分的虔诚(戈尔是南方的浸礼教徒；克林顿夫人是卫理公会教徒)。两人都非常提防别人，同时也常犯许多明显愚蠢的错误。
每周一次的午餐会正是克林顿夫人的痛处所在，她一直想要减轻日程长期排得满满的丈夫的工作负担。“为什么不能去掉午餐会，给他一点时间呢？”她问道。但是戈尔却将与克林顿碰面视为第一要务，因此拒绝妥协。“总统不会打发掉午餐的时间，因为戈尔不允许他这样做。”克林顿的一位前助手这样说。在一些忙碌的日子里，两人会直到下午4点半钟方能在总统的个人餐厅里坐下来。
戈尔的日程安排体现了他要时刻保持于圈内的决心。他计划的形成都是围绕着总统转，似乎生怕错过了椭圆形办公室内的任何一次重要会议。当他按照安排要与克林顿会面时，照一位总统前高级顾问的话说，他“可不是那种来了就只能在贝蒂柯里办公室里静候总统前一个会议结束的人”。尽管克林顿的大门始终对戈尔敞开，克林顿觉得并非一定要将戈尔排在每次会议内，而早期克林顿主导下白宫的特定风气又使得更多的不按日程安排的磋商成为家常便饭。每次戈尔知道一个类似的会议，他就经常放下手头所做的一切。“我的意思是，我不能相信当发现正在开一场他毫不知情的会议时，副总统会在大厅里快步跑起来。”另一位前高级助手这样评价。
据克林顿的一位前中层助手讲，当戈尔负责掌握信息的助手们看到总统日程安排上某个不熟知的会议时；便会马上打电话追问；其速度之快，在参联会主席办公室中已成为广为流传的笑柄。她说，戈尔及其手下关注椭圆形办公室内的情况已达到了克里姆林宫式的细致程度。“副总统的人差不多使出吃奶的力气，试图分析这意味着什么？那是什么？我们有无必要去那儿？就算你讲真的没什么事情，他们也会已经在场。”这些无疑反映了他们老板的警觉，戈尔怀疑克林顿等人想要把他架空。即使是克林顿也嗅到了戈尔的不安全感。“我的确很喜欢戈尔，他确实很聪明，”克林顿对一名高层政治助理讲，“可戈尔总是在鸡蛋里面挑骨头。”
不过，即使是偏执狂也有其害处，克林顿并不能完全掌握白宫西侧房间内他副手的情况。按照一位不属于原小石城集团的总统前助手的说法，尽管戈尔与总统的主要幕僚马克·麦克拉蒂过从甚密，他与过去竞选班子中斯蒂芬诺普罗斯等人的紧张关系却已很公开。“这帮人从来就没有表现得特别欢迎和容纳别人；”他说，“克林顿从未理解他们对这个因子外的人是多么的格格不入。”戈尔对此的策略则被这位助手称为“经典的马基雅弗利式的拥抱敌人的方式，靠近他们，企图迷惑他们”。但是就本性而言，戈尔并非那种装得表面亲热的政客，所以与斯蒂芬诺普罗斯打交道还是非常因难。每个人都有一个负责的对象——总统，而如何为他服务好每人则有不同的想法。斯蒂芬诺普罗斯视戈尔为政治不敏感，戈尔却因斯蒂芬诺普罗斯与格普哈特和党内自由派国会成员的联系疑虑重重。一次艰难的会议过后，戈尔曾说：“乔治，看来，我得找点什么科学办法把你身上的格普哈特DNA除去才行。”
戈尔将新闻界总是胡乱引言的责任也推到斯蒂芬诺普罗斯的身上，因为此事常令克林顿处于显得犹豫不决或是极为散漫这类尴尬的境地。“他不信任乔治，他认为他是主要走露消息的人。”一位曾为戈尔与克林顿工作过的高层政府官员这样评价。这惹恼了戈尔，戈尔自己的人则以不擅言辞而出名。据这名官员讲，戈尔曾跟克林顿明言责备他那些嘴不紧的手下：“这些人在坑你。”当然，戈尔对于走漏风声的模糊认识，并不妨碍他接受当代惹眼的报业大亨、《华盛顿邮报》的统勃·伍德沃德的采访，而此人正在准备对克林顿执政策一年的内幕情况做一报道。
1993年春季，由于发生了一连串令人尴尬的事件，其中包括白宫旅行办公室主任被解职，而且克林顿在阿肯色州的一个远房表兄弟想顶替这一职位，政府的公众形象跌至谷底。是戈尔让尼克松、福特和里根的前顾问戴维·格根走马上任，理顺了与新闻界和公众舆论左右者的关系，这件事才得以了结。甚至在任命宣布当天清晨6点半，他还坐在西侧一间办公室的一台文字处理机前亲自放出了新闻发布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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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的外交政策背景，虽然在1992年凸现为一个主要的卖点，却对政府显得不那么捉襟见肘。新任总统对这一议题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兴趣，而是几乎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了经济和相关的国内问题上。因此，管理外交政策的大部分责任就落在了保持低调的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安东尼·莱克和戈尔三人身上。但混乱、迟疑不决、缺乏沟通以及时运不佳却在1993。1994年间给政府带来了一系列挫折。
美军在索马里为保护食品和紧急援助免遭敌对团伙抢劫的人道主义行动升级为一场致命的灾难。1993年10月3日，一次企图逮捕索马里军事领导人法拉·艾迪德的突击行动最终导致18、名美国士兵丧生、80多人受伤。电视观众无休止地看到反复播放的一具美军直升机机组人员的尸体被拖过摩加迪沙街头的镜头。9天后，根据联合国的命令，200名轻装的美国和加拿大维和人员乘美国“哈伦县”号登陆舰抵达太子港，为海地首位民选总统、在1991年军事政变中被推翻和放逐的让一贝特朗·阿里斯蒂德的回归做准备。但一帮挥舞刀枪的乌合之众却阻止军舰靠岸，而在考虑了一天后，克林顿却下令部队撤回，再度显示了其虚弱与毫无章法。
据莱克讲，尽管面对国会和新闻界的狠狠抨击，戈尔却从未试图回避或与这些事拉开距离。“如果你是副总统，你就可能挑挑捡捡，参与一些事，同时绕开另一些可能有麻烦的事情，”莱克称赞说，“但戈尔从不回避。”
从内心讲，戈尔比克林顿更倾向于使用武力。即使是在中情局官方报告证实萨达姆·侯赛因曾卷入试图趁前总统乔治·布什访问科威特城时以汽车炸弹暗杀他的未遂阴谋前，戈尔就已指派利昂·富尔茨通过情报部门展开他自己的调查。戈尔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其他成员一道，敦促紧张而又犹豫的克林顿(他甚至还问：“你能肯定这样做是正确的吗？”)于6月24日下令进行报复性导弹攻击。
当波斯尼亚的内战演变为自二战以来欧洲最为致命的冲突时，戈尔对巴尔干问题的直觉也是一样敏锐。尽管南斯拉夫与克罗地亚间的直接战斗在1993年就已结束，但寻求独立的塞尔维亚族少数民族持续对穆斯林族展开种族清洗式的大屠杀。戈尔一个会议接着另一个会议，动情地要求对塞族空袭，好将其退回到谈判桌前来。理查德·诺伊施塔特回亿早些时候拜望戈尔时，戈尔明确表示自己与克林顿在此事上意见不和。诺伊施塔特走时“留下了戈尔宁愿更早地以武力采取咄咄逼人姿态的清晰印象”。不过，当克里斯托弗也未能劝说欧洲盟国解除对波斯尼亚穆族的武器禁运以及加入对塞族的空袭后，即使戈尔也坚持不住了。
戈尔的冲动并非一成不变的鹰派作风，他也会跳出这个圈子解决问题。他是政府中对前总统吉米·卡特外交解决朝鲜和海地危机的最为坚定的声援者。虽然这两件事最终获得解决，但却因卡特偏爱在电视上镜而令克林顿极为汗颜。到1994年中，与朝鲜的紧张关系因其核计划几乎崩溃。至少两年以来，朝鲜都在利用其反应堆生产钚，一种可能用于核武器的原料。尽管朝鲜坚持称只是将钚用于和平目的，它却退出了《核不扩散条约》，还阻止国际社会核查人员进行细致的测量。
卡特将外交解决危机视为自己的第二事业，金正日一年前曾邀请他访问平壤，但卡特却在克里斯托弗的要求下予以回绝。当他1994年再度受到邀请时，他向戈尔征询意见，戈尔建议克林顿允许卡特赴朝。克林顿同意，不过严格约定卡特的身份仅为私人平民的性质，而非官方特使。克里斯托弗和国务院的其他人都认为这名虔诚的佐治亚州人总是乱放炮，他的干涉令他们不安。可是戈尔争辩说，这是考验他调解技能的理想环境。
金正日告之卡特，作为朝鲜得到先进的轻水反应堆的交换条件，同意冻结核计划，允许核查，并重新加人《核不扩散条约》。但令官方恼火的是，就在将这些话传给白宫后，卡特随即告之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朝鲜核危机的解决已唾手可得，这无疑缩小了克林顿的选择余地，同时也令一些本不准备对朝制裁的国家愈发坚定了他们的立场。“现在不应采取任何恶化局面的行动。”卡特指点着，而克林顿和戈尔却只能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卡特的表演，想要盘算出下一步是什么棋。“我们能从这只柠檬里挤出汁来吗？”戈尔问。
政府官员担心，金正日可能是在迷惑卡特。通过电话，莱克坚持任何协议都要包含朝方不能再生产更多的钚这样非常具体的保证。最终，卡特的行程相当成功——那年冬天，朝鲜签署协议，停止其核计划，以换取更为安全的轻水反应堆——而随后总统就被新闻界公认为“吉米·克林顿”，因为这次给人的印象是在关键性的外交政策插曲中，卡特抢了镜头。
尽管如此，戈尔仍力荐卡特介入外交事务，这次是试图与自1991年起统治海地的拉乌尔·塞德拉斯及其军政府进行对话。美国给塞德拉斯的只有一个信息：要么自动离开，要么就被强制清除。为转达这十信息，戈尔推荐卡特，因为卡特了解塞德拉斯，也多次去过海地，包括1990年在当地作为大选监督员。这一次，为使卡特不至脱缰，克林顿任命他为一个三人代表团的团长，其余两人则是参议员山姆·纳恩和科林·鲍威尔将军。1994年9月18日，就在第82空降师自布拉格堡出发还有几个小时就要人侵海地的时候，这三个人终于说服了塞德拉斯辞职。不过在返回华盛顿的路上，卡特再次忍不住向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传经布道。还在向克林顿汇报情况前，他就接受了早问访问，盛赞恶名昭着而残酷的塞德拉斯，同时宣布这位将军因同意辞职流放巴拿马，将会获得适当的补偿。这次的行为激怒了克林顿，最终也熄灭戈尔让这位爱乱讲话的前总统充当特使的热情。
克林顿的不参与，加上克里斯托弗的低调态度——以及忙于中东问题——令戈尔利用了与俄罗斯、南非、埃及和乌克兰打交道的时机，建立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广泛的外交政策班底。尽管大部分工作都不过是些琐事——诸如解决贸易纷争、技术转让和经济发展——但确实产生了一些突破。戈尔外交令乌克兰官员回心转意，将据有的部分核导弹交给了俄方。与俄方的交往是由戈尔与切尔诺梅尔金总理共同主导，直到后者1998年3月被叶利钦免职。虽然这对阻止俄腐败的蔓延或是解决两国在一些问题上根本的分歧，比如叶利钦亲近伊拉克和对伊朗军售，并没有很多帮助，但对双方讨论在车臣和波斯尼亚的冲突，以及了解叶利钦反复无常的健康状况都是有益的第二外交渠道。虽然戈尔个人对切尔诺梅尔金的评价有点夸张(美情报机构收集了他们认为“个人腐败的决定性证据”，1998年由《纽约时报》报道。而据报道讲，当这份报告被放在戈尔办公桌上，却被在封面上打了叉退了回去)。1999年春，这一联系再度被证明有相当的价值01作为叶利钦的特使，切尔诺梅尔金就坐在戈尔的餐桌旁拟出了最终使塞族部队从科索沃撤军的协议。
曾经观察过戈尔与外国领导人交往的人认为，在个人魅力和亲近的技能上他永远也赶不上克林顿，他所拥有的重要财富是身上那种坦率的气质。“我见过外国领导人对与克林顿谈话的结果如何不知所措，”一位负责国家安全的前高层官员说道。而他说戈尔讲出坏消息或划清界线的时候就不会犹豫。另一名前国务院官员则说，不好的一面就是戈尔更倾向于教训别人和盛气凌人。“我看戈尔相信羞辱别人才能让他们做出妥协，”他说，“对戈尔来讲，总是‘我更了解’。而克林顿，在他犯下的11.5万条错误中，‘我更了解’决非其中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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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希望能主导一个主要的国内政策创新，因此他盯上了福利改革。但在1993年早些时候，他发现自己却不得不着手发誓要避免的似乎是典型的副总统的苦差。“政府改革”，或简称为REGO，曾是竞选内容的一部分，其灵感来自于政治分析家戴维·奥斯本的著作《政府改革：开创精神是如何改变公共机构的》。书中记述了国家与地方力图使政府更高效和服务更友好而进行的努力。这是典型的新民主派想法——固定的政府，而不是除掉它。然而，“政府改革”被某些政治顾问讽刺成为赢得编辑作家高声喝彩的噱头，但却可能疏远握有实权的民主党委员会成员。这批人对他们通过盗用和瞒天过海手法统治的官僚王国持相当保守态度。不过，“政府改革”，特别是其中关于要精简政府的项目，与旨在监督克林顿关于国会联席会议的2月讲话的选民“调节小组”步调一致，将其排在对屡犯者惩戒的“三击出局”项目和增强性职业训练之后，位列第三。这似乎是在向反对政府的佩罗选民们传达这样一个信息，即比尔·克林顿并非那种钟爱政府的典型民主党人。惟一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什么项目该被精简，政府又怎样改革。
1993年3月3日，克林顿委派戈尔领导为期六个月的、被称为“国家政绩审查”(NPR )的联邦政府自查。“我们打算重新设计、重新改革井为全国政府注入新的活力，”克林顿宣布。9月7日，在南草坪，背对着两叉车堆得高高的政治条规，戈尔公开了他的报告。其中就机构精简和提高效能提出了384项修正，并承诺到1998年节支1080亿美元，精简联邦工作人员的12％。
从克林顿任命他直到在南草坪上举行典礼间的六个月，部分显示了戈尔的领导方式。他的创新需求最终导致了一些意义重大的改革，主要是在政府采购和精简联邦工作人员方面。不过本应成为典型的新民主党的创新精神在还未落实前就带上了一些旧式的民主党色彩，利益集团被平息了，政治争斗避免了，尖锐的问题也被转移。
戈尔一直是个出色的童子军，他把对这一任务的一切疑虑放在一边，将“重塑政府”(Reinventing Government)作为他国内事务的中心。“重塑小组”的人员大举进人内阁各部门，同时也集中了改进工作的主意和办法。戈尔走访了各个部门，向这些人员握手问好，倾听存在的问题，并在具有田纳西州风格的小城镇的会议上将这些计划交付给了被怀疑的雇员。尽管他开始表示担心，但“重塑政府”还是在他的组成人员中点到了那些不牢靠的问题。在演说中，戈尔热衷于反复讲那些有关红带子和他的各部门人员从未做过的生动故事。其中他最喜欢讲的一个故事是政府可以采购的一些烟灰缸的9页规格说明书和图画。为了防止购买有毛病的烟灰缸，总服务局列出规定，必须进行测试，测试还规定必须用榔头将其敲碎测试。“标准是击碎后的不规则的碎片不能超过35块。戈尔就像在近年的一次表演中带上了这种烟灰缸，随后，戴上一副眼镜罩，然后将烟灰缸击碎。但其中的一个人问道，纳税人能在家中敲碎自己的烟灰缸吗？
戈尔想对外发送的信息是新政府正在清除部门的一些小的机构，同时也在清除政府中一些毫无理由的规章。但戈尔还有更大的目标，他想把私营部门十分看好的管理技术引入到政府中，强调对顾客的服务意识及不断改善的意识。戈尔看到一些美国公司经过重组后在80年代里更具竞争力，他也想要求联邦政府的工作人员向这一标难看齐。在7月13日的能源部职工大会上，他表示：“如果一个像汽车工业如此庞大而臃肿的企业能经历那样的变革，那联邦政府也一样能够做到。”
但戈尔的政府改革计划在这个混乱而且矛盾的任务中备受折磨。就像他所描述的那样，最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工作效率更高、耗费更少的政府。但这些目标显然是有所区别的，因此实现的方法也就不会完全吻合。一个工作效率高的政府是指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定的权力”，能把他们从耗费精力、抹杀创造性的条条框框中解放出来。戈尔在增加对政府人员的授权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个人举办了“金锤奖”，专门奖励那些打破官僚制度壁垒、有创造性的工作人员。
但问题是授权的事早已在政治上行不通了。很少会有选民愿意听到什么“授权”的问题，对佩罗的支持者来说更是如此，他们早就受够了那帮完全代表了他们所厌恶的中央政府的地方官僚们。更何况“授权”还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会立即产生很明显的效果。人们迫切希望建立一个耗费更少的政府。这意味着又要砍掉许多工作，让许多办公室关门了。
但戈尔忽略了政府和他的公司模式之间最关键的区别。他所羡慕的那种公司改革是通过无情无悔的手段进行的，是通过解雇数以万计的工人、变卖财产、关闭工厂实现的，在一些情况下还把资源运到国外去。那些留下来的工人所构成的组织规模更小，条件也更差，这样他们才被所谓的“授予了更大的权力”。这种令人痛苦的推理绝不是戈尔蓝图中的一部分。。尽管政府不是一个生产小东西的工厂，它所提供的一些关键性服务也不会完全被市场经济的规律所左右，但戈尔在开始这一计划时连最基本的问题也没有解决：政府的职能是什么？有人能比他做得更好吗？
这些问题没有得到回答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涉及民主党许多重要选民的利益，他们就是联邦政府雇员工会，总有一天戈尔竞选总统时会用得着他们的。工会的人数有130多万，代表了政府的非邮政业务的民间工作人员中的60％。工会早就绪戈尔传递了信号，明确表示他们不会在任何改革中做铺路石。美国政府雇员联合会主席约翰·斯图尔蒂凡特说：“这不是得克萨斯州，这他妈的也肯定不是阿肯色州。”这两个州的司法部门正在进行改革和重组。
政府最终和斯图尔蒂凡特以及全国财政部门雇员联合会、全国联邦雇员联合会等其他两个主要的联合会达成了一项协议。联合会小组和政府官员们创建了全国合作委员会，负责“实现劳工管理合作”。这项协议从本质上讲是政府的让步，标志着政府在改变民间服务机构的规定，严格控制多数联邦政府雇员的雇用、开除和培训上不会再有重大动作。
从另一角度来说，人员精简是为了迎合短期而不是长期的政治战略。几乎所有的精简都是自愿的，源自于正常的人员调动，提前退休或是给一笔补偿金。尽管戈尔的政府改革措施旨在向臃肿的中层管理机构开刀，但最大人数的精简还是在基层的办事员和蓝领工人那里。实际上，管理人员的数量反倒是有所增长。威斯康星大学拉弗莱特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政府改革计划的前顾问庸纳德·凯托认为，不触及最底层的劳动力几乎是每一次精简工作的前提条件。“如果想和工会对立的话，那什么目的也达不到。”但这样做的时候，凯托解释说，戈尔和他的改革派“在究竟谁该离开政府部门的问题上失去了控制”。
戈尔在结束了六个月的审阅之后，决定使该计划能立即得以展开，为此白宫专门花了两周来办理此事。戈尔还坚持宣布，他的这项计划能节省1080亿美元，但根据预算委员会主席雷奥·帕内塔的计算结果，真正的数字应该是接近300亿美元。斯特凡诺普洛斯担心，如果戈尔的数字不对的话，那国会中的共和党可能会要求削减其他财政支出以填补这一漏洞，这样会使受到保护的医疗保险、医疗补助和学生贷款问题面临危险。戈尔没有达到他预期的目的。第一夫人此时因为克林顿延迟了有关推动健康补助改革的演讲正在气头上，就阻挠了这件事。但戈尔仍坚持认为这项计划能节省1080亿美元。
许多政策变化都是通过行政手段而不是通过国会来实现的。比如说，拼凑那本长达一万页的《联邦政府人事手册》以及允许政府机构把数十亿美元的政府收入用来支付电费。但对政府的重组也意味着对国会的重组。实际上，国会的许多权限都是戈尔想要整改的内容。许多最具实质性内容的提议，如民事机构的改革等都在国会山搁浅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戈尔跳过了效率最低下、最傲慢、也最腐败的政府机构——国内税务局，最后国会就对纳税人及其私人雇工采取高压手段召开了一场令人毛骨悚然的听证会。1998年，凯托在布鲁金斯大学做研究时发现，没有对国内税务局这样的部门进行清查和改革是这项计划最失败的地方，对数百万美国人民来说，这一机构的问题可谓显而易见。
国会和政府确实在改革立法的重要性上找到了共同的基础。1994年的联邦政府精简案使政府的采购过程更具现代化，而以前却是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和过时的管理系统上进行的。现在引进了即时投送以及现成交货等概念，替代了原来管理死板、缺乏竞争、浪费国家钱财的做法。
1993年以后，戈尔在政府改革计划上有所倒退，随着政局的变化，这一项目也经历了数次洗礼。1995年，纽特·金里奇和国会的共和党夺走了国会的多数席位后，打算大幅度削减政府人员和开支。政府部门则利用戈尔的政府改革计划表示自己在这一问题上确实是认真的。这一回，戈尔就可以让联邦政府中的管理人员们回答他们是干什么的，有没有必要做这项工作？白宫可能会提出取消某些内阁机构的建议，比如，取消美国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能源部和交通部等，和共和党就政府改革展开竞争。但两个政党都没有得到选民的真正支持。由于两党的斗争以及有关预算的斗争导致政府部门关门大吉，政府改革计划也因此失去了重心和方向。
戈尔的努力使情况更为复杂。1998年，联邦政府的工资单比1960年以来任何时候都要小——从1993年以后精简了33万多个职位(占总数的15.4％)。政府的精简也发生在国防部内，现在国防部的大小是仅次于它的第二大内阁机构的8倍。政府改革计划加速了冷战以后一直在进行的政府精简。但几乎所有的其他部门都不得不大幅裁减编制。从1993年到1999年，戈尔和国家表现评估声称能节省1120亿美元，这一数字凯托说是既“没有经过审计也根本无法审计”，因为这一结果是基于一些模棱两可的因素之上，比如说信息技术和行政手段的变化等。
戈尔的计划最终可能确实为政府省了不少钱，也使政府更为精简。但不能说他就实现了最初想要重新规划、重整以及重振华盛顿政府的目标。高级资政艾莲·卡马克为戈尔辩护说：“如果他只是定了一个改变政府采购方式的简单目标，那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她还补充说，戈尔决心要将政府重组长期贯彻下去。“他在华盛顿长大，他明白游戏规则。他知道有些事只要你耐心地等待，就一定能够办到。”
☆ ☆ ☆
在戈尔担任副总统的早期，对他形象最大的提升是在一个最令人难以置信的论坛上——他和罗思·佩罗一起在拉里·金的现场论坛中面对面的争论。1993年夏天，白宫面临劳工组织以及民主党众议员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强烈反对，因为这一贸易协定几乎完全开放了与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关税壁垒。克林顿和戈尔一向支持自由贸易，他们认为这一协定有助于平衡美国的经济，为美国的商品提供广阔的市场并在国内创造众多的就业机会。共和党指责白宫把美国的“经济主权”拱手让给了国际上的官僚主义者。以多数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以及议员督导戴维·鲍尼奥为首民主党人对此持反对态度，称这一协议会使更多的高薪就业机会流向边境线的另一边。佩罗表达得最为形象，他预测许多公司将像没头苍蝇似地涌向墨西哥。
在整个争论过程中，政府尽量避免与佩罗正面对抗，惟恐得罪了佩罗的支持者。但佩罗支持率的降低使白宫改变了主意。重新定位佩罗时，发现他的政治价值已在衰退，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公开反对使得来自支持佩罗地区的众议员们更可能投赞成票。到了行动的时候了。杰克·奎恩认为副总统戈尔是最佳的出击人选。戈尔的这位总管(他已替换掉了罗伊·尼尔，尼尔转任迈克·迈克拉尔蒂的副手)几个月来看到戈尔一直在参加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会议，展示出对全盘的控制能力，在各地考察有关出口的情况和数据。戈尔的血液里似乎流淌着自由贸易的精神。这也是他们家族的血统，可以从他父亲追溯到科德尔·赫尔。
奎恩在与戈尔的一席长谈中讨论了这一问题，戈尔谨慎地反复思索了许久，最终还是答应了。为了减少内部人的反对，戈尔直接去找克林顿商讨此事。几分钟后，在去往中西部的路上，总统克林顿向记者透露，副总统戈尔将与佩罗展开一场辩论。
戈尔知道他这样做是冒了很大的风险。在电视上，如果被罗思·佩罗占了上风，那么这一协定几乎可以说是注定要失败了，而同时戈尔在克林顿政府中的位置从此也将更加不被人们重视，克林顿的嫡系们一直就在怀疑他的忠诚和政治智慧。为了做好充分准备，他又捡回了他当记者时的老本，把罗思·佩罗当做是纳什维尔理事会的一个骗子。他让部下将佩罗所写的文字及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演讲全部集中起来，专门抽出整整两天来研究。戈尔观看录像带，还在他海军天文台的住所里与众议员迈克·西纳尔进行了模拟辩论，西纳尔是戈尔的一位老朋友，他在能源和商业委员会任职。由西纳尔来扮演佩罗，而克林顿的副总管马克·吉兰扮演拉里·金。助理们都担心戈尔是不是准备得过头了些。当他回答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赞成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用了整整五分钟时，助理们就不再排练了。克林顿则亲自建议戈尔：“放松，一定要放松，但别让对方在情绪上控制了主动。向听众们说清楚我们是站在广大工人的立场上的。”
戈尔意识到他需要一种人情风格以与佩罗的具有地方人情味的表演相竞争。他需要这种人情风格以使他在辩论中摆脱那种眼神不足的表现。他选定了参议员里德·斯穆特和众议员威利斯·霍利在一本杂志上的照片，并在辩论中展现给佩罗，表明他已将这张照片挂在自己的墙上。照片上的两名美国议员曾在1930年支持了关税法案，而人们认为这一法案严重恶化了大萧条的局面。在辩论过程中，他把照片给了生气的佩罗，还建议他回家后把照片挂在墙上。
戈尔觉得还需要一个由个人讲的故事，因此他打电话给田纳西州艾尔姆伍德的儿时伙伴戈登·“山羊”·汤普森。汤普森在纳什维尔附近的一个轮胎厂工作，他觉得戈尔对辩论“很担心，真的十分组心”。戈尔向他解释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内容，并结合汤普森的情况向他讲述这一协定将会使美国向墨西哥出口的轮胎降低20％的关税，以及这一协定从长远来看如何会对汤普森的轮胎厂有利。汤普森所在的工会是美国橡胶工人联合会，该组织反对这项协定，但戈尔问道自己在电视上能否说汤普森本人支持这一协定时，汤普森刚开始的时候还犹豫不定，但后来就同意了，更多的是因为对一个如此热衷于自由贸易的老朋友的忠诚。11月9日，美国有线新闻电视网播出的前两分钟，戈尔提到了汤普森：“他是美国橡胶工人联合会的成员，他支持这项协议是因为他花了时间去思考这一协议会对他的工作和家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汤普森几乎在同时就后悔当初所做的决定。戈尔话还没说完，记者给他打来的电话就开始不断响起。他们工会的领导人也在看这个节目，第二天汤普森的工厂就陷入了因境。
对这场辩论精心准备的戈尔借此机会充分展现了自己的政治才能。他的计划是用话语刺到佩罗的痛处，让他怒不可遏，这一计划果然奏效。整整90分钟，他都是在刺激佩罗，让佩罗公开这次反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财务计划，时不时地用佩罗曾说过的一些“疯话”来刺激他，比如说，戈尔说起佩罗曾经和为可能在海湾战争中战死的4万名美国士兵“定做棺材”的人说过话等。他甚至问起佩罗的儿子在福尔特沃尔斯的自由贸易区所经营的联合机场的情况，还展示出了一本小册子，其内容是提出要把该贸易区发展成为进入墨西哥经商的大门。戈尔问道：“如果这对你儿子有利，那怎么会对这个国家的其他人有害呢？”当佩罗说道，美国已被“国外的游说者”出卖了的时候，戈尔提醒他好好想想70年代时佩罗派到众院交通委员会就税收展开游说的人。这一连串的反击气得佩罗唾沫飞溅，显得对副总统非常不文明。有一次，他竟然问戈尔：“你看到的就一定是真的吗？”
戈尔的出色表现和佩罗的不堪一击扭转了有关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争论。10月的时候，公众还以33票对29票反对这项协定，但拉里·金的节目播出后一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得到了36票对31票的支持。接受调查的人中有一半的人说他们看过这场辩论，而43％的人支持这项协定。这项议案最终以234票赞成，200票反对在众院得以通过。获胜联盟几乎是平等地分割了民主党与共和党。克林顿对戈尔的表现得意洋洋，而白宫西侧办公室的助手们的非议却过了很长时间才平静下来。“人人都知道这对他来说有重大的利害关系，”奎因说，“这显示他愿意为促进总统的工作冒风险。”戈尔还不得不说服一个深陷分裂的环境团体接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反对者担心自由贸易导致的工业活动的增加会加剧墨西哥业已严重的污染问题，特别是跨越2000英里的边境地区的——美国公司所属或为美国公司做活的工厂，已破坏了大气、水源与土地。其他作斗争的活动只有通过提高墨西哥经济才能改善环境质量。三国分别签署了协议，把建立优良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作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目标。但近六年以后的结果令人忧喜参半，边境地区的工厂蜂拥而至，相关的污染问题也随之增加。
对一些环境保护主义者来说更令人警觉的是戈尔支持的贸易协定已给商人有了新的途径逃避反污染法规，协议中有一条款——主要不是对环境的——已被解释为允许公司控告那些其法律影响公司利润的国家。1997年，加拿大政府禁止MMT(原文如此——译者注)一种汽油添加剂时，因为研究表明它对神经系统有损害，而厂家——弗吉尼亚里士满的埃塞尔公司成功地控告了加政府，使之取消了禁令。一些活动家指控新的世界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经济给环境保护带来了巨大威胁。“戈尔在《地球的平衡》中的观点正在被全球化的经济体系所摧毁。”“地球的朋友”的主席布兰特·布莱克韦尔德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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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当1993年末时，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也帮助了戈尔和政府获得了一些政治吸引力。感恩节前夜，参议院阻碍布雷迪法案通过的企图失败，从而为总统签署使之成为法律扫清了道路，该法案要求对手枪的购买者要有五天的背景审查时间。但即使在克林顿执政的最好时期，也总酝酿着麻烦。当这年快结束时，总统和第一夫人没有听从政治助手们的忠告，拒绝向《华盛顿邮报》提供他们对阿肯色州一桩叫白水的房产进行投资以及他们与麦迪逊担保的关系——笔已不存在的储蓄与贷款——的文件，希拉里·克林顿在白宫律师的支持下，指使克林顿摆出什么都不给的架势，一种适合于对付公司诉讼人而不是政治领导人的方式，政府对此付出了极大的代价。阻碍行为只能加剧国会和媒体对这笔交易的怀疑，从最坏的角度说，暴露了克林顿夫人虽不是一个重大罪犯，但是，是—个利用其丈夫在阿肯色州的政治声望做了一桩低级的暴富买卖的妇女。这还为任命—个独立检察官打开了大门，这项工作最终由肯尼思·斯塔尔提任，他利用其极其广泛的法律豁免权揭露克林顿的通奸行为，使克林顿的总统宝座濒于毁损。
“白水”事件和一系列的其他丑闻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导致了没完没了的对策会议，政府助手们像受检阅似的在大法官和国会委员会面前作证。这糟蹋了那些通常只是部分介入这些事的人的生活、名誉和个人财产。有时，似乎管理国家只能是两次长期遭受控制力被毁的围攻间隙才能做的事。
戈尔对这种没完没了的耗时耗力的事感到不快，当他认为他能有所作为时他就介入进来。1994年初，他作了艰苦的努力撵走了白宫顾问伯纳德·努斯鲍姆，他曾是希拉里·克林顿的良师益友和“白水”阻碍策略的主要设计者，当他与财政部监察“决议信用公司”——调查克林顿白水房产案的机构——的官员不合适的接触在报纸上曝光后，戈尔让努斯鲍姆走人。“伯尼，你的罗盘应一直指向北方，可你的罗盘不总是这样，”戈尔对努斯鲍姆说，“我觉得我不得不向总统建议你辞职。”
“你可以告诉总统任何你想做的该死的事，”顽固的努斯跑姆回答说。
戈尔对于向克林顿和那些惹是生非的官员们泄愤小心翼翼，但他也总是准确无误地表示他的不满，他通过撇眼睛、皱眉头、长叹息来表达他的意思，有时还在一旁冷嘲热讽一番。其意思是明确的，但对他周围的那些人来说这种意思很难向外界表达。“除非你绘声绘色地模仿，否则你不可能传递这种信息。”戈尔的一位前高级助手说。
当1994年6月出版的《议事日程》上鲍勃·伍德沃德在幕后描述了克林顿的白宫政府是怎样通过1993年经济计划后，戈尔的这种谨慎更是坚不可破。基于对主要行为人有“很深背景”的采访——包括对克林顿和戈尔——加深了这样一个形象，即一个无原则的总统主持着政府经常性的杂乱无章的工作。据伍德沃德说，总统对通过他的计划困难重重感到伤心，他转向戈尔，问他：“我能做什么？”
“你能得到这个该死的计划，”戈尔显然恼怒地说。
据一位政府高级官员说，有过在一本畅销书中读到对他们政治联姻的内幕描写的经历后，两人对他们在有其他助手在场的会议上说话都更加谨慎。随着第一届任期的过去，戈尔开始更少与一群多嘴的助手们一同围在桌边开会，而是像周末午餐那样，约定好他的重要助手进行一对一的晤谈。
伍德沃德所说的至少是1994年时他们还没显露出来的问题。克林顿夫人雄心勃勃的健康医疗改革计划，其目标遍及保险各险种，遭到了共和党、大企业和保险业的无情攻击，被视为是大政府正在做的一项大而无聊的事。一场上百万美元的电视广告战，带着克林顿夫人自身的傲慢与顽强不屈的政治风格，毁了这一计划。戈尔公开场合下表示支持，但私下里对这项建立医生、医院和承保人地区联盟的计划的复杂性感到担忧。他不愿为克林顿夫妇承担责任，他悄悄地与他们拉开距离。
1992年大选后，作为开明的中间派人物，克林顿和戈尔在以后的两年里对许多选民来说看上去像似偏离了自由派。像削减赤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家庭成员生病假期法案(帮助雇员处理像照顾病儿这样的家庭急事，不至于有失去工作的危险)和所得税信贷(帮助低工资的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上)，这些切切实实的成就已被军中同性恋、庞大的一揽子健康医疗改革计划和不断出现的丑闻给抹煞了。选举日里，没有一个在职的共和党人失去州长或众参两院的席位。共和党占据了参议院并在41年里第一次控制了众议院，使纽特·金里奇处于与总统相对的两个强有力的中心地位。对克林顿的抛弃完全是他个人的原因造成的，新闻网民意调查显示，对总统没有好印象的选民以83对17之差选了共和党众议员候选人，12月初，总统的支持率为41％，是自当年罗纳德·里根在1982年中期经济衰退时得过同样的得票率以来的最低支持率。传统的智慧已置他的总统职位于死地。
蒂珀·戈尔后来说，她从未见过她的丈夫在公众生活中比1994年中期选举后更沮丧的了。这年年末，他凝视着末日的到来，反映到他身上的形象是另一位只任过一届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1月初，他仍不能轻松自如地面对在广播电视网的新闻节目中有重要作用的摄影。当金里奇在共和党40年后第一次掌握多数的众议院里准备放下他的槌子时，总统却脚登橡皮靴，身穿迷彩服出征去阿肯色州游猎。他从木屋中走出来，骄傲地展示他的战利品：两只死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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