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提高了的“维特
《塔索》是歌德重返魏玛后完成的一部主要作品。托尔夸多·塔索（1544—1595）是意大利的著名诗人。歌德幼时读过塔索传以及塔索的长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的德文译本。他学了意大利文后，还读过该诗的原文。歌德去魏玛尼，动了创作《塔索》的念头。1780年3月20日他的日记记下了几个字：“好的构思。塔索。”同年秋，他写了两幕。他去意大利时带着这份草稿，只是没有时间去完成。由于他在费拉拉寻访过塔索被监禁处的遗址，又在罗马参观了圣俄诺弗里俄修道院里的塔索墓，还搜集到新的传记和材料，因此，他决定放弃草稿，另起炉灶。回魏玛后就开始了这一工作。在1789年7月终于写成了。
剧本的情节也很简单：1575年4月在费拉拉郊外公爵的夏宫，塔索把他刚写好的史诗《被解放的耶路撒冷》献给公爵，公主亲自编好月桂冠给他戴到头上。这时，宫廷首相安托尼俄·蒙太卡蒂诺正好从罗马回来。他亲眼目睹塔索得此殊荣，心怀嫉妒，嘲弄塔索。塔索气愤至极，拔剑欲与之决斗，公爵将他斥退，令人将其软禁。塔索不解其意，将剑和桂冠交还公爵。公爵旋即派安托尼俄向他宣布赦令。伯爵夫人和公主都建议他去佛罗伦萨，塔索在告别时失去自制力，竟去拥抱公主：向公主表白爱情。公主大惊逃走，这时公爵恰好见到这个场面，便命人将塔索拘禁。塔索见到公爵与公主乘车离去，不再理会他，他深感失望，便破口大骂。安托尼俄劝解也没有用。
诗人塔索从此精神失常，直至死去。
歌德写这个五幕剧，前后拖了9年时间。作者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歌德已失去了昔日狂飙运动主将的战斗锋芒。安托尼俄从作为塔索的对手变成朋友。这种妥协的结局也表明了歌德的妥协性。在魏玛，首相弗里特施与歌德最后和解了。所以《塔索》已不再是一出悲剧。
1827年5月6日歌德对爱克曼谈起《塔索》。他说：“我有塔索的生平，有我自己的生平，我把这两个奇特人物和他们的特性融合在一起，我心中就浮起塔索的形象，我又想出安托尼俄的形象作为塔索形象的一般性的对立面，这方面我也不缺乏蓝本。此外，宫廷生活和恋爱纠纷在魏玛还是和在费拉拉完全一样；关于我的描绘，可以说句真话：这部剧本是我的骨中的骨，肉中的肉。”①
①《歌德对话录》第146页。
因此，许多研究家根据这番谈话得出推论：塔索就是歌德自己的写照。费拉拉宫廷相当于魏玛宫廷，阿尔封索二世影射卡尔·奥古斯特公爵，安托尼俄首相暗指弗里特施首相，列奥诺拉公主好比是施泰因夫人。这种对照作为实证论者的一种阐释方法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可以帮助读者更深刻地理解这部作品。当然，文学形象究竟是文学形象，不能等同于其生活中的原型。
通过《塔索》，歌德再次表现了人到中年时自己的烦恼。所以歌德在同爱克曼谈话时，同意法国批评家安培尔把《塔索》称之为“提高了的维特”的评论。少年维特只是因恋爱而烦恼，而中年塔索却是因政治环境不如意，在痛苦时“倾诉满腔的烦恼”。
全剧最后一场中被抓起来的塔索的长达63行的独白发泄了他满腔的悲愤②：
②钱春绮译，见《歌德戏剧集》。
好，去吧，暴君！你到底总要除下你的假面具，让你洋洋得意吧！
你已把奴隶锁住，你蓄谋已久，
终于拖到现在让他吃苦：
去吧，我憎恨你，我完全感到厌恶，横行霸道、多行不义的执掌权柄者激起我的厌恶。
我终于看到我自己遭到驱逐，
被一脚踢开，被赶走，像乞丐一样！
他们给我戴桂冠，不过是为了把我打扮成牺牲拿去献祭！
到了最后的时日，他们还骗取我的惟一的财产，用花言巧语骗去我的诗，紧紧地抓住不放！
惟一的财宝如今在你们手里，
这是我不论投奔何处的敲门砖；
我只有靠它能使我免于挨饿！
现在我明白，为何要给我休假。
这是个阴谋，你就是阴谋的首脑。
这样就使我的诗不会完成，
只为了使我不再能更加扬名，
使嫉妒者能找到无数的缺点，
使世人终于完全忘掉了我，
因此要让我安于闲居无为，
因此要叫我珍重我的身心。
哦，真是可贵的友谊，难得的关怀！
想到在我的周围不断地织着无形之网的阴谋，真使我厌恶，
而看它变为事实，更加可憎。
而你这妖精！你曾那样温柔、
那样天仙似地引诱我，我突然看出你原形！天啊，干吗这样迟！
歌德本人并不像塔索那样骂过卡尔·奥古斯特公爵。两人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但是也正如歌德自己所说的那样：“卡尔·奥古斯特从来也没有理解过我。”
这个剧本具有完美的形式，除第一幕只有四场外，其余四幕每幕都各有五场。这标志着歌德从意大科回国后，在自己的艺术风格上向古典主义过渡了。
歌德很重视这个剧本，自己评价很高。发表18年后，它才于1807年在魏玛首次上演。尽管以前他曾请席勒大刀阔斧地修改，但剧本演出效果仍不够好。因为它只适合于阅读。
2. 研究自然科学
兴冲冲地回到魏玛准备大干一番事业的歌德，虽然很快抛出了他的诗剧《伊菲革涅亚》和《塔索》，《罗马狂欢节》和《意大利游记》片断，但是都没有多大反响。相反地，卡尔·菲利普·莫里茨在卢梭的《忏悔录》影响下写出的《旅行家安东》、克林格尔的小说《浮士德》、哲学家康德的三大批判书，席勒的《强盗》与《堂·卡尔洛斯》倒是很有市场。
歌德从40岁到45岁从事很多科学研究工作。他研究植物形态学、骨学、矿物学、光学、颜色学。科学研究工作占去的时间甚至超过了创作。
他写信给他现在惟一的亲密朋友克内贝尔：“我的气质使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自然科学。”（1790年7月9日）
这时他是魏玛宫廷的文化大臣。魏玛并没有大学。所以他经常去耶拿。耶拿大学聚集了许多人才。他经常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一起做试验。他的朋友中有封·洪堡兄弟和哲学家谢林。
耶拿在魏玛北面，乘马车去约有3小时路程。这里有一所耶拿大学和一座植物园。这正好作他研究科学的实验室。歌德当画家的美梦破灭了，但是仍在作着当自然科学家的美梦，继续为建造科学事业的金字塔而努力。
他第二次去威尼斯时，有一次路经犹太人公墓。仆人保罗·格策拾起一个头骨，交给歌德。歌德拂去尘土，仔细端详，看出这不是人骨，而是绵羊的头盖骨。格策看到歌德两眼内射出喜悦的光辉，好像拾到一块宝物似的。
大约7年前，歌德发现了人的颚间骨。以后在意大利的西西里他寻找植物的原型。回魏玛后，他不再寻找什么“原始植物”了。他把精力用在植物形态和动物形态变化的研究上。
1790年歌德撰写了《植物变形记》，然后又把论文写成一首长诗，献给了他的爱人。
歌德认为，叶子是植物最重要的器官。植物的其他各种器官都是由叶子变异而成。他仔细观察了植物生长过程之后，把变异分为有规则的、无规则的和偶然的三种。他还绘图并详细论证植物如何从种子长出胚芽，变成胚叶、然后长叶子、开花结果的变异过程。歌德观察到了并确认植物的发展和变化，但在分析变化的原因时，只承认量变而不认为有质的飞跃。
歌德看到羊头骨之后，从植物的变异联想到动物的变异。他在1806年写出了《动物变形记》。他认为动物最重要的部分是脊椎骨。动物形态各异，但都有脊椎骨。各种器官也都是由脊椎骨发展而来。歌德在这里所说的动物当然只能指脊椎动物。
歌德的兴趣极其广泛。他还在弗劳恩普兰官邸里设立了光学实验室。这是一间很小的暗房。仪器设备的简陋是可以想见的。但是他写出了《光学论文集》。
他的客厅里摆了许多石头。这是他从外地、特别是从意大利搜集来的。比较起来，歌德在地质学领域的研究成果最少。
1794年他开始研究颜色学。直到1810年他费了十余年心血才写成两大卷《颜色学》，长达1300多页。英国天才物理学家伊萨克·牛顿认为在白色光里存在所有其他的颜色，通过三棱镜就能证实牛顿的见解。然而歌德却向他提出了挑战，对他的学说进行了粗暴的攻击。他认为牛顿的学说是荒谬的，是欺骗。他在该书前言里把牛顿的学说比作一个仓促建成的古堡，虽然不断地扩建和加固，产生一种有高度价值的偏见，然而它不能住人。因此必须让这个古堡的四壁和屋顶接二连三地倒塌并将瓦砾加以清除干净，才能建立新的理论。他的新理论就是：“颜色是光明的行动，痛苦的行动。”
歌德通过对矿物、生物、人类从物理学、心理学及美学上的分析，得出一个结论：一切颜色都是由于闷光、由于明暗相互作用的结果。光明与黑暗如同斗争的南北两极，相互影响。在二者之间存在着闷光，即颜色的世界。他称蓝色和黄色为两主色。黄色具有愉快、活泼、刺激性小的性质。蓝色使人感到寒冷，令人不快。
歌德的这部专著出版以后，读者反应冷淡。这位年过六旬的老人在卡尔斯巴德浴场给他认识的王公贵族和外交官们作有关的报告，并送给某些新结交的朋友，使他们感到很尴尬。虽然有人出于礼貌吹捧了几句，称赞他的报告是“一篇极其出色的书面宣言”，有的人表示回去后仔细拜读他的大作，但是从专家们那里听到的评论都是令人大失所望的。事实证明，歌德固执己见，却是坚持错误。《颜色学》未能成为他所希望的“传世之作”。它只有在维也纳畅销。
歌德作为自然科学家，有过独到的发现。但是他的发现都带有偶然性。他是个业余科学家，没有什么仪器设备，只能靠自己肉眼观察。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所发现，已实属不易。由于他有一个科学家的头脑，所以他干任何工作都脚踏实地，态度严谨。
老年歌德曾同爱克曼就自己研究自然科学作过一次长谈。这里不妨摘录其中几段：
歌德说：“我毫不追悔，尽管我在这门学问上已费了半生的功夫。要不然，我或许可以多写五、六部悲剧，不过如此而已。在我之后会有够多的人来干写剧本的工作。”
“不过你说得对，我处理题材的方式是好的，其中有方法条理。我还用这种方法写过一部声学，我的《植物变形学》也是根据同样的观察而推演的。”
“我研究植物变形，是走自己特有的道路的。我搞这门学问，就像海歇尔发现他的星宿。……我走进植物学领域是凭实际经验的。现在我才认识清楚，这门科学在雌雄性别形成的过程上牵涉到的问题太广泛，我没有勇气掌握它了。这就迫使我用自己的方式来钻研这门科学，来寻求适用于一切植物的普遍规律，不管其中彼此之间的差别。这样我就发现了变形规律，植物学的个别部门不在我的研究范围之内，我把这些个别部门留给比我高明的人去研究。我的惟一任务就是把个别现象归纳到普遍规律里。”
“我对矿物学也发生过兴趣。……”
“在《颜色学》里，下一步我还要钻研虹的形成。……”
“我对各门自然科学都试图研究过，我总是倾向于只注意身旁地理环境中一些可用感官接触的事物，因此我不曾从事天文学。因为在天文学方面单凭感官不够，还必须求助于仪器、计算和力学，这些都要花毕生精力来搞，不是我分内的事。”（1827年2月1日）
这段谈话已将歌德研究自然科学的范围、对象、方法、作这种选择的原因都讲得一清二楚了。这表明，他研究自然科学其实是研究自然哲学，即自然发展的普遍规律。
还有一点，歌德在谈到如何对待专业时表现出矛盾的说法。
爱克曼谈到“在他表现出一点研究自然科学的兴趣”时，歌德总是劝他“莫管那些闲事”。歌德有一天对他说：“我自己在许多不属于我本行的事物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我一想到维迦写了多少剧本，就觉得自己写的诗作实在太少了。我本来应该更专心搞自己的本行才对。”（1825年4月20日）
歌德花那么多精力去研究自然科学，真的不后悔吗？看来还是追悔莫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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