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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唯物主义的哲学观点
我们说过，傅玄是政论家，不是哲学家。而且，正如张岱年先生指出的那样，从现存《傅子》材料中，找不到有关自然观的见解，因而"很难断定傅玄也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①。这也是事实。不过，我们仍可从傅玄的全部文字资料中，发现他具有唯物主义的思想倾向。
（一）
"元气"生万物"元气"这个概念，先秦还没有提出来，它始见于汉代，《春秋繁露》和《淮南子》里正式使用开。两汉哲学思想讨论中，围绕着宇宙、自然生成这个问题，争论本原到底是神灵的上帝还是物质的"元气"，反映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两种截然不同的体系。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董仲舒，后者的代表人物是王充。王充认为，"万物之生，皆禀元气"（《论衡·辨崇》）人也是由气构成的，"阴气主为骨肉，阳气主为精神"（《订鬼》），"阴阳之气，凝而为人"（《论死》），除了"元气"之外，不存在什么神灵之天的作用。这是唯物主义的元气一元论的思想。
傅玄提到"元气"，是在诗作里。如《两仪》诗曰：两仪始分，元气上清。列宿垂象，六位时成。日月西迈，流景东征。悠悠万物，殊品齐名。圣人忧世，实念群生。②又，乐府诗《羽铎舞歌》曰：昔在浑成时，两仪尚未分。阳升垂清景，阴降兴浮云。中和合氛氢，万物各异群。??浩浩元气，遐哉太清。五行流迈，日月代征。随时变化，庶物乃成。??这两首诗探讨宇宙万物的生成是从"元气"升降变化而来的。天地"两仪"之分，日月星辰之行，都跟"元气"有关。"元气"是客观的存在，由于阴阳的作用，万物"殊品"，运作有序，形成规律。这显然是一种朴素的唯物主义的认识。
（二）顺应天时，重视人力人事的作用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对两汉思想界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这种思想宣扬，"天"有意志，自然界的灾异变化和人世间的祸福转换都是受制于上天的主宰，而入是无能为力的。王充的"天道自然"（《自然》）说也没有摆脱这种神秘主义的束缚，认为事物产生、发展及其终结，① 叁阅《<物理论>和<傅子>是否一家上学》，载中华书局1963 年版《文史》第3 辑。都不需要考虑原因与条件，只能任其"自然之化"（《自然》），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立场不彻底的局限。
傅玄认为，客观规律是不能违背的。他说：夏令披裘，冬令披褐，虽有严令，终不肯从者，逆时也。（《太平御览》卷二七）可见，逆时而动，严令责成，以主观意志一味孤行，不按客观规律办事，那是行不通的。但是，人在自然面前，又不应该是无能为力、无所作为的。有的情况下，人力是可以胜天的。比如，他讲"陆田"（即旱田）是"命悬于天"，靠天吃饭的，由于"水旱不时"，人们修以功力，却不能获得地利。这是当时生产力低下、劳动力奇缺情况下无法改变的实际。然而，"水田制之由人，人力苟修，则地利可尽"（《意林》卷五），"人力"是完全可以利用自然、改变自然的。不顾水旱之客观实际，硬要在旱田里徒费功力，是不可行的；看不到水田具有旱涝保收的条件，不懂得"人力"能使"地利"发挥作用的道理，更是不可取的。所以傅玄提出：天地之道是"以异致同"，即四时有异，昏明有常；圣人之治是"因物制宜"（《假言》），即如水火相灭而善用之则"不相害"一样，全在人力的措置。这些认识富有辩证色彩。
对待自然灾害，不仅人力可修，而且人事更可修。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突出人君为政的进取精神，这正是荀子"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傅玄在自己的政论、上疏及文学作品里，都多次重复这样的观点。比如，《傅子·问政》篇就以"尧水、汤旱"与"晋饥、吴懈"为例，说明同是自然灾害，人事的不同，竟可导致截然相反的后果。再比如，入晋以后傅玄上疏晋武帝，面对淮北大水伤农，提议最重要的是要像唐尧、商汤那样，"济之以人事"。还有，《喜霁赋》也同样讲，"洪水"、"炎旱"之灾并不可怕，只要"敷皇道"就能战胜它。"人事"也好，"皇道"也好，对于统治者而言，就是指"善为政"而言。"善为政"的内容很多，傅玄主要强调去私立公，受到百姓的理解和拥护，则"天地不能害也"（《问政》）。这样的主张，不仅是唯物主义的，而且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三）高度赞扬机械发明制作的作用
可以说，在傅玄之前的思想家，没有不对机械发明制作采取轻视甚至反对态度的。他们将手工艺视作"奇技淫巧"，把工匠看得很低贱，工、商二业同被当成"未业"对待。这是自从奴隶社会分工出现以后，一直沿袭下来的一种传统偏见。这种偏见不但在傅玄以前的封建社会存在，而且在傅玄以后的封建社会也长期存在。儒家"上智下愚"的观念，宋明理学的"道统"意识，塑造出一批又一批重经典轻实践的封建士大夫。直到近代，西方科学技术传入中国以后，他们中的不少人仍然抱残守缺，甚至对文明进步采取一种仇视的态度。比如，辛亥革命以后，甘肃有位忧国忧民的学者刘尔炘（1865-1931），认为欧美先进的科学技术、机器制造"与吾国圣人宗旨两不相容"。他晚年写出一部《拙修子太平书》①，竟然胡说"机器劫"、"科学劫"导致了中国祸乱，要"以理驭气"致太平。像刘尔忻这样的卫道士，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里不乏其人。傅玄在《马钧传》里提到的裴秀、曹爽等人，就是刘尔炘的老祖宗。
① 该书著成于1931 年。刘尔炘同年病逝。次年即1932 年，其书由陇右乐善书局出版。我们前面已指出，傅玄将"工以足其器"的手工业提高到与农业并列的地位，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提法。傅玄唯物主义的认识，不仅表现在"农工之业"并称的这一概念上，而且反映在他对待新技术、新制造的鲜明态度上。在中国科技史上，曹魏时期机械制造的新成就，有赖于傅玄所记《马钧传》这一珍贵文献。①傅玄不仅仅热情洋溢地记叙了马钧其人一项项发明创造，而且更具体地反映出他本人为马钩鸣不平，为马钩的天才发明叫好力争的活动。傅玄与人争辩讨论，前后奔走游说，显示出既重视机械发明之巧，又惋惜马钧不被时人所识这样双重的思想倾向。应该说，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十分难得的，在中国古代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例子。通过机械发明发挥人力，这是对先秦墨子学说中重工艺思想的继承发扬，也是对两汉唯物主义思想的极大深化和提高。
（四）观行验实，贵学轻言
在认识论上，傅玄也是唯物主义的。他的见解与汉代杰出的思想家王充的观点，既有相似的地方，也有相异的地方。
王充是在力图摆脱两汉之际盛极一时的神学经学的思维模式束缚的同时，通过"知实"的理性思考，系统地批判谶讳迷信那一套荒谬结论的。他提出"考察前后，效验自列"（《论衡·语增》）的原则，以检验一切知识和结论，包括圣贤之言和经学之论，并从逻辑上揭露了神学的自相矛盾，表现出无神论的战斗精神。
傅玄则是在魏晋之际以"卫道士"的面目出现的。他攻击玄学是"虚无放诞之论"，力图挽救传统儒学济世救时的地位，目的是为司马氏政权服务。他认为儒学是"王教"、"至教"，是不能怀疑的；礼教"三纲"是"大本"，而玄学则是"巧言"、"空言"。因此他一方面提倡"贵教"、"贵学"，另一方面主张严格审验"饰辩"之言。傅玄忽视了玄学方法论在理性认识上的巨大贡献，一味强调"校其实"，"考其迹"，"责其实事之效"，仍然停留在感性认识的范围里，未能摆脱经验论的束缚，这与王充的认识局限是一致的。王充针对的是神学，傅玄针对的是玄学，都具有批判社会思潮的性质，这也有相似的地方。但是，傅玄固守经学传统，他没有对儒家学说提出任何怀疑，只是主张援法入儒、儒法兼济，井吸收其他学说中合理的成分，没有像王充那样敢于对儒家经典的神圣性提出怀疑。傅玄重视实事求是的精神，推崇道德和知识的力量，这与王充的理论也是相近的，都是唯物主义的认识。但是，从方法论与目的论的意义上看，傅玄不像王充那样更具批判色彩。另外，王充思想中的无神论与黄老自然思想，也是傅玄不具有的。傅玄认识论上的指导思想是"有为"论与儒法思想。
关于傅玄对人性论、社会伦理、历史观等方面的有关论述，我们前面已作过充分的分析，这里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其中同样反映出他的唯物主义思想倾向的特点。
① 杜石然等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上册（科学出版社1982 年版）第 五章第九节，介绍马钧及其成就时，就是利用傅玄提供的资料。其中特别讲到， 马钧所作的翻车，即后世沿用了一千多年的龙骨翻车；"在近代水泵发明之前。 翻车是世界上最先进的提水工具之一，它对于灌溉农田，发展农业生产，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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