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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基础与现实背景
儒家主张维护宗法等级制度，提出民本思想，强调以农为本。孔子讲"爱人"（《论语·颜渊》）、"重民"（《尧曰》）、"富之"（《子路》）、"宽则得众"（《尧曰》），认为统治者要以仁爱之心对待人民。孟子的名言"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被人们当作民本思想的要义；他还讲"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褥"（《梁惠王上》），可以说是爱民、富民的具体措施。荀子作为先秦儒家集大成的思想家，更从君民关系、民心向背的角度深化了民本思想。他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又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为喻，说明"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王制》）的道理。
荀子之后，法家主张中央集权的**制度，也是讲民本主义的。商秧提出过"爱民"、"利民"（《商君书·更法》）。韩非也讲："圣人之治民，度于本，不从其欲，期于利民而已。"（《韩非子·心度》）可见，以民本主义支持**主义，这也是法家思想的要义之一。汉初贾谊继承了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同时又吸收了法家**主义的理论成分，首先明确使用了"民本"这一概念，提出"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新书·大政上》）的观点，既强调"为人君者敬士爱民"（《修政语下》），"忧民之忧"、"乐民之乐"（《礼》），又具体讲到慎刑爱民、宽政富民的问题。其中，"驱民而归之于农，皆著于本"，使"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瑰纬》），重农本，抑工商末业，是一个重点；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积贮，以备"兵旱相乘"（《无蓄》），也是一个重点。贾谊的农本思想，受荀子的"强本"主张的影响较多；他的积贮建议，则明言是受管子的启发而来的。
傅玄的民本思想及其富民主张，受到先秦和汉初儒家特别是荀子及其再传弟子贾谊的深刻影响。同时，汉末以来政论家社会批判思潮的兴盛，其中儒、法、道诸家学说兼容并蓄的思想特点，也为傅玄直接继承并发扬。王符《潜夫论》里针对汉末严重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强调"民为国基"（《叙录》），要求君臣关心民生疾苦，"安而利之，养而济之"（《忠贵》），"为国者以富民为本"（《务本》），"富民者，以农桑为本，以游业为末"（《务本》），工、商虽为"末"，但在"备器"、"通物"方面所起的作用也不应低估，重视农本兼顾工商，才能富民富国。崔寔《政论》指出："国以民为根，民以谷为命。"还提出兴修水利农田、改良耕作工具、推广农业技术等具体建议。荀悦《申鉴》提出"崇王政"，把"兴农桑"、"丰民财"的"养生"之政放在了首位。
可以说，凡是天下调残、民不聊生之时，就会出现民本论的议论；凡是征发、徭役使百姓的承载能力达到极限之时，就会提出富民论的建议。先秦思想家是这样，汉初、汉末思想家、政论家也是这样。曹魏政权承丧乱之后，境内调弊，人口大量减少，财用不足，亟待休养生息，恢复井发展生产。但是，西蜀、东吴末平，大军要备边作战，这对脆弱的曹魏国力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魏明帝好治宫室，不顾战争的沉重负担和农业生产因水旱灾害造成的损失，大兴劳役，妨害农时，一度成为社稷之忧。当时魏室群臣纷纷上疏极谏，指陈时弊。其中安民丰财、务本节用是一致的呼声。这是曹魏时期出现的第一次危机。明帝以后，司马懿采纳邓艾建议，在淮南、淮北之地广设屯田，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解决军粮供给，收到一定成效。正始以后，司马氏执政，除与蜀、吴交战外，淮南方镇一再反叛，征讨不断，第二次危机又出现了。嘉平四年（252 年）冬，魏军三路并进征吴，于东关大败，淮南"历年军实，一旦而尽"，"自魏有军以来，为难苦甚，莫过于此"（《三国志·毋丘俭传》注引表文）。接着，淮南又"累有内难"。正如后来胡烈上表所言那样，"镇安社稷，抚宁上下，力农务本，怀柔百姓"（《三国志·王基传》注引司马彪《战略》），是当时司马氏执政时期最迫切的问题。傅玄在《傅子》里提出"安民"的建议，就有鉴于这一形势。入晋以后，他向晋武帝上疏所陈，与《傅子》里的建议精神是大体一致的，利民兴农，仍是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内容，目的是为了巩固司马氏新建立的王朝。
以下我们就来介绍讨论傅玄有关安民富民的一些主张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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