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多面看福特
1. 竞选参议员
亨利·福特的生活并非只有机械，他广泛地参与社会生活，这与他造车服务社会的行为是一致的。然而，他参与社会生活，远比他从事汽车工业路途要曲折得多，这当中有时给他带来快慰，有时给他带来伤害。
在他辞去福特公司董事长职位之后，公司交由艾德索领导，他似乎觉得要放松一下了，好让儿子放手去干。公司已完全在他控制之下，T型车销量有增无减，市场前景无限美好，他没必要操那么多心了。
但他又是个闲不住的人，年当50，身体又好，因此，他有精力和闲暇从事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他办报、兴建博物馆、关心黑人权利、参加竞选……
亨利第一次参政的经历是“和平船”事件。那次事件使他以“和平主义者”闻名于世。他不惜巨额金钱阻止战争，有人讥讽他为不识时务的堂·吉诃德，但虽败犹荣，人们毕竟能理解他真诚的和平愿望。所以，当威尔逊总统宣布参战时，就有很多人想到推举他为反对党代表，跟政府的战争政策唱反调。
这一年，密西根州提名亨利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出乎他自己意料之外，该州竟以最高票选他为总统候选人。两周后，内布拉斯加州也告诉他同样的佳音。 《圣路易报》所作的民意测验表明，以他当选的呼声 最高。
亨利有几件事使得他在美国公众心目中屡屡得分：一是价廉物美的T型车及其大规模生产方式；二是日薪5元制；三是8小时工作制。
选举的结果，很令亨利欣慰，它显示了他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此外，以威尔逊总统为首的民主党也感到让亨利作为竞选对手比别的人要好，因此对他并无太多恶意。
但是亨利自己知道不是当总统的合适人选，他缺乏从政经验。当他跟威尔逊总统交换看法时，发现这位总统是一位极富人情味的政治家，而自己不足以担当反对派的重任，于是亨利宣布放弃竞选资格，转而支持威尔逊总统竞选连任。而共和党转而选择了柯立芝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
民主党得到福特的支持，以为有了强大的财政支持，他们没想到亨利在这方面是一毛不拔的。亨利认为，搞政治不是作金钱交易，政治一沾上金钱必然**。他说：“我个人对任何政治活动，绝不捐助一分一毫。”
民主党感到非常失望，他们不懂这位可爱的福特先生怎么会不知道竞选是要靠宣传的，而宣传活动是要花钱的。你既已表明支持威尔逊的竞选活动，就应该，而且也可以为之尽一份你能尽的责任。
亨利不愿让人觉得他是个口惠而实不至的人，后来还是答应为威尔逊承担广告费，总共出资35000元。
威尔逊竞选连任后，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想加强自己一方在国会中的发言权，双方竞争席位相当激烈。
威尔逊有心把亨利拉到参议院来。一天，他把亨利邀请到白宫，直接提出了他的建议。
亨利有过一次竞选的感受了，不想再一次搅到政治旋涡中去，想谢绝总统的好意，但他仍表明他是民主党一派的，坚决支持威尔逊政府。
威尔逊握着他的手说：“福特先生，假如你想实现和平的理想，就要把握这个重要时机，参加密西根州的选举，来支持我们达到和平的目标。请不要再推说对政治不感兴趣，为了和平，你一定要参加竞选。”
话说到这一步，亨利也只好勉为其难了。
他的秘书欧内斯特·利伯尔德和总经理查尔斯·索伦森积极为他筹划竞选。
密西根州共和党候选人是杜鲁门·纽贝利，跟亨利一样，实业家出身，能说会道，精力充沛，是位活跃人物。
相形之下亨利则逊色得多，他在公众面前不善言辞，竞选中，从始至终才出席过一次竞选演讲会。爱迪生也说他：“你怎么去竞选，你不会演讲。”同时，他又恪守自己的准则，不为政治活动运用金钱。他似乎也不善于为自己争取选票，连本公司职工和代理店的选票他也遵从公平、公正、自由的原则，听任他们想投谁就投谁。因此，他的落选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
共和党在竞选中则是志在必得，他们针对亨利的弱点，频频出击，对艾德索战时逃避服役、福特公司的“亲德倾向”、亨利的从政能力无不加以攻击。《纽约时报》说他如能当选“会给议院和汽车工业都造成空缺”。底特律《星期六之夜》讥讽说：“福特完全有资格当选，因为他出生美国，年龄在35周岁以上。”
选举结果，亨利得212751票，比纽贝利少4300票。如果考虑到密西根州是共和党传统的根据地，那么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的亨利能达到这样的成绩实属难能可贵了。
一些人说，亨利吃亏主要是吃在“共和党鼓鼓的钱包”上。亨利对此种说法深信不疑，他是被华尔街的金融家和犹太人捉弄了。因此，事后，他促成联邦法院判决纽贝利等人竞选中占用共和党党务资金过多。
按规定任何人初选经费不得高于3750美元，但他们用了50至100万元。
法院判处12名被告入狱，纽贝利被判罚10000美元，服刑2年。
纽贝利将此案上诉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议会无权制约初选为由，否决了一审判决，纽贝利得以免于罚款和服刑。
亨利决心把他拉下马，出口气，又再度加紧了活动。
纽贝利也看到了在竞选当中表现平平的亨利的能量，不得已，他于1922年自动退出参议院，接替他席位的是库兹恩斯。
从此，亨利和纽贝利结怨十年，直到30年代以后，他们的儿子艾德索与菲尔普斯成为朋友后，他们的怨仇才得以消除。
2. 一份惹事的报
如果说，亨利组织和平船计划，参加竞选，是走了一段他并不熟悉的路，那么，他办报就更是得不偿失了。他为此花了500万美金，而得到的收获有限，带来的多是误解、扯皮和烦恼。
在参加选举期间，竞选的另一方充分利用了舆论工具，对福特发动了攻击，这在资本主义世界是不足为奇的。亨利认定这些报纸是银行家操纵的。亨利一直不愿与金融界打交道，这恐怕也是原因之一。面对这些攻击，亨利自己既不善演讲，手里又没有可资利用的说话工具，真可谓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于是亨利决定自己办张报纸。他想借此把自己的理想源源本本地告诉公众。他说：
“我要报道事实，我要告诉人们需要知道的事，我要告诉他们，是谁发动的战争，以及**政治的游戏是怎样进行的……”
首先，他找了在福特公司当推销员的克拉克负责筹备发行报纸的事。
这时恰好 《迪波恩独立报》由于经营不善，面临倒闭的边缘，福特 便将它整个买了下来。
《迪波恩独立报》原是份地方小镇的刊物，发行量不足1000份。亨利选中它，主要是喜欢这个报名，它很能代表他自己的性格，并且他也想为家乡扩大点知名度。
亨利为自己的报纸找到了一批底特律的笔杆子，扩大了编辑阵营，还买了部大型印刷机。
《迪波恩独立报》于1919年1月11日正式出刊。
亨利办报的目的本不在赚钱，所以他拒不刊登广告，也不借此宣传福特公司。他的报纸是从政性的，五分钱一份，一年一块钱，每周出一次，一年的成本是5元，销得越多亏得越多。亨利不在乎，关键是他要宣传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报纸专门为他辟了一个“福特先生之栏”，直接传播他的言论。这个栏目由亨利口述，专栏作家威廉·卡莫生执笔润色。
卡莫生是位很有才华的作家，本来是随口而出的东西，经他之手，就成了流畅而有条理的东西。30年代，美国一个深受听众喜爱的广播节目“福特周日晚间节目”播送的一些亨利·福特的精辟、风趣的话语也是卡莫生的杰作。这个节目在底特律交响乐团美妙绝伦的轻音乐伴奏中，时不时插入一段福特真诚而又平实的说教。他措辞委婉含蓄，语调舒缓，娓娓动听，题材总与现实的生活有关。这个节目简直把亨利打扮得像个十全十美的圣贤，然而又是你普通的朋友。
亨利的和平主张是世人皆知的。 《迪波恩独立报》大量的述评都是 在阐述他的和平愿望。这一年，美国政府又宣布征兵防守南方边界，以抵御墨西哥零星武装分子的边境骚挠。而此时， 《迪波恩独立报》大谈 什么和平理想，与形势显得很不协调。人们在怀疑亨利是不是别有用心。
《芝加哥论坛报》便派记者采访福特公司。
记者来到公司，没有找到亨利，接待他们的是秘书克林·史密斯。
记者们问该公司对征兵的看法，公司是否有人员应征，他们得到什么样的待遇等。
史密斯告诉记者，本公司的人员若离开工作岗位去参加所谓“国家保卫战”，将领不到薪水，也不能复职。
事实上，史密斯这番话并不能代表亨利的观点，他们之间从未讨论过这事。相反，亨利认为公司89位职工这次应征到墨西哥边界服役是爱国行动，他给这些人颁发了特别的证章，并保留在公司的职位，公司的社会部在他们入伍期间还去看望、照顾他们的家属。
论坛报不知详情，随后就刊登了克林·史密斯的谈话，并配发社论，指责福特麻木不仁，“不只是无知的理想主义者，而且是个只想保住自己财富的无政府主义者，”“是个卖国贼”。
亨利从来不理睬外界对他的批评。日薪5元、和平船事件等，外界舆论从来就是毁誉兼之，没有必要为这些褒贬费神，他只按自己的方式生活。
但他的律师鲁金却很气愤，他对亨利说：“董事长，对这样无理的侮辱，你不应该再保持沉默，应立刻采取法律行动。”
经鲁金的再三催促，福特公司向法庭控告《芝加哥论坛报》毁谤他人名誉。
法院选在底特律西北方15英里的小镇克雷蒙审判。这是个疗养区，景色宜人，一派乡土气息。陪审团12人，由1名铁路工人和11名农民组成。法院走廊挂着一幅标语，写着：“如果你在家随地吐痰，那么在这里也吐吧，希望你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之所以到这里来打官司，是双方商定的，他们认定这里对谁也不会有成见。
亨利将他的报社也搬来了，以作声援。他担心别的报纸会歪曲事实，他得用自己的报纸告诉公众实情。此后 《迪波恩独立报》就在克雷蒙办 公。
开庭的这天，全美各大报都派记者来采访。
亨利在法庭中以证人身份出庭。亨利的弱点就是不敢在公众面前讲话。他只读完小学就再也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如果说他在机械方面是专家，那其他方面的知识实在有限得很，他自己说“恐伯比小学生还不如”。
偏偏他的律师为他定错了调子，要是只抓住“卖国贼”、“无政府主义者”几点展开反攻，法庭辩论将会顺利得多，但他要全面出击，控告整篇社论，包括“无知的理想主义者”。
对方律师就抓住这一点，尽在“无知”上做文章。
于是法庭调查，他究竟是否“无知”，考了他一些美国历史。在众多记者到场的公开审理中，他像个小学生一样，一问一答，不是“不知道”就是答错题。这实在是一场很丢面子的法庭调查。
对方的律师问：“我们的国家曾经发生过革命吗？”
亨利答：“发生过。”
问：“什么时候？”
答：“1912年。”
问：“还有吗？”
答：“不知道。”
问：“你知不知道任何一个叛国贼的名字？”
答：“不知道。”
问：“你听说过班奈狄·阿诺这个人吗？”
答：“听说过。”
问：“他是谁？”
答：“我忘了。我想他是个作家吧。”亨利把为他们工厂写过报道的一位作家哈里斯·阿诺与美国历史上的大叛国贼的名字搞混了。也许他是没听清这个名字，因为他当时正翘着脚，用小刀削自己的鞋底。
但是对方却步步紧逼。接着他又要亨利当庭“读点东西”，想继续出他的丑。
亨利这次没有上当，他说眼镜丢在家里了，无法阅读。
对方后来又问了一大堆问题。亨利干脆跟他文不对题、不着边际地瞎扯。最后，他不耐烦了，回答对方：
“你这些问题，我五分钟内找个人，可以全部回答你。”
亨利在法庭中出了洋相，鲁金律师气得要命。亨利干脆离开席位，顾左右而言他：
“你看，一架飞机飞得很低。”
律师将他拉回来，他又看着窗外的小鸟，说：
“你不拿食物喂它，它是不会下来的。”
经过14周的调查取证，1919年6月，法庭宣布审理结果，福特胜诉，他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个爱好和平的人。论坛报败诉，判罚6分钱罚金。
这场官司近似一场笑话。
亨利虽在法庭丢丑，但他的单纯、诚恳也更为世人所了解，很多美国人在报上为他鼓劲，认为他没必要知道那些与他无关的知识。“总之，我们喜欢这个北方佬，喜欢老亨利·福特。”他们就是喜欢这种不拘小节、粗俗朴实的乡下人，这才是真正的美国人，千千万万像他这样的人正可以他为榜样，成为大富翁、大名人。
整个审讯过程，报界每天都向外报告。美国公民的大部分，或他们的前辈都是移民来的开拓者，对那种咬文嚼字、咄咄逼人的提问全无好感。相反，当他们通过报道，了解到这个年近6旬的巨富没有一点架子。
知道了他高兴起来可以和10岁的孩子赛跑、爬树，有时轻轻一跳就坐到桌子上去了，有时在朋友面前不服老，去踢头上的吊灯，闲暇时在家修这修那，一场雨过后，披着雨衣下地去看玉米，吃土豆不削皮，不走大门爬窗子，很少参加名流聚会，更不去贵族俱乐部……这一切，不但没有降低亨利的“上层人物”形象，反而把他与公众拉近了。
事过20多年后，论坛报社社长给亨利写信，重提旧事，表示道歉。
《迪波恩独立报》在20年代初热衷于讨论犹太人问题，这也给亨利引来不少的麻烦。
亨利确实有对犹太人的偏见，这可能与他年轻时接触犹太人的经历有关，他认为犹太人喜欢放高利贷，所以他也一直不喜欢跟犹太人占统治地位的金融界打交道。和平船事件是他一生中扫兴的经历，而这一笔也是那位犹太裔的史基威摩夫人帮他添上去的。他说这个世界是由金钱控制的，而金钱是由犹太人控制的。
独立报秉承亨利的这些思想，添油加醋，连篇累牍地评论犹太人在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道德等各个方面的不良影响。社论说：
“世界上有一种民族，他们从来不受欢迎，他们站在异乡人从未有过的 优越地位，洋洋得意，连全盛时期的罗马人都没有他们骄横。”
报纸还经常登一些犹太名人的丑闻。此类文章都由欧内斯特收集材料，卡莫生组织成文。
这些文章引起社会很大反应，好莱坞的大制片商福克斯就扬言，如果独立报再写此类文章，他就要拍一些福特汽车发生严重车祸的电影。
亨利自己也觉得过头了些，下令停止刊登这类文章。
可是到1924年，有一位犹太牧师，正在推行他的“赛普洛计划”。
他告诉农民如何去控制市场，而不要被市场控制。
独立报撰文批评，这又是狡诈的犹太人在向农民行骗，赛普洛在教授他的方法时获取高利。赛普洛在教授他的方法时收取的服务费虽然很高，却是明码标价的，不存在欺瞒行为。所以他向法院控告亨利诽谤之罪。
被告不是独立报，而是亨利·福特。
独立报的主编卡莫生作证说，写这些东西并没有与亨利讨论过，报纸印出来也不交老板审查，亨利对此事一无所知。
但赛普洛一口咬定，亨利不会不看自己的报纸，那报上的“福特先生之栏”难道不是福特所说的吗？这真是扯不清的麻纱。
赛普洛的律师要求亨利出庭对质。这正是福特的律师们所担心的事。有过一次克雷蒙的经历，他们害怕他们这位有钱的笨汉再闹出笑话来。于是围绕传讯福特，又发生了一场戏剧性的波折。
在有关人员的安排下，亨利被“保护”起来，法庭的人无法接近他递送传票。直等到福特的迪波恩机场落成庆典之时，法庭的人才有了机会。
一位青年律师假冒记者，主动向机场经理申请维持秩序，以接近福特。正当一架飞机驶离跑道，飞向天空，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时，这位律师迅速冲过去，将一张传票和五美元的证人费放到亨利的膝头上，说道：
“我代表合众国巡回法庭送来一张赛普洛——福特案的传票。”
说完，转身就跑。当亨利明白过来，立刻带着一伙保镖追过去。青年律师被赶上了。机场经理对他说：
“你以为你很聪明吧？不过你根本没把传票送到亨利·福特之手，你送达的人是他兄弟约翰·福特。”
这真是欲盖弥彰。
青年律师平静地说：
“那你们又何必兴师动众呢？”
法庭上，亨利的律师声称传票未达亨利之手，而从双膝间滑落到车中。这又太不成理由了。至此，辩护人员不得不交出他们的当事人。
就在法庭传讯亨利到庭的前一晚，亨利驱车回家的路上，一辆小车疾速超车，把亨利的车挤出了路面，亨利受伤住院，法庭不得不延期开庭。
事有这么凑巧？人们有理由怀疑这次车祸是圈套。
但是，延审期间，亨利自己反思，觉得应该结束这无聊的事了。他承担了独立报惹下的麻烦，亲自向赛普洛道歉，向所有的犹太人致歉，并通过与全美犹太人委员会接洽，达成了谅解。至于他思想深处是否通过这一事件改变了认识，那恐怕不好肯定。
然而，后来当他看过一些反映希特勒法西斯迫害犹太人的影片（那时亨利已经80岁了），他心灵受到了震撼。当影片出现那些残忍的镜头时，突然心脏病发作。他对自己的偏见很后悔。
赛普洛的官司结束后不久，1927年底，亨利就停办了这张报。
3. 推进文明
福特公司之所以饮誉美国，不只是它生产的汽车质优价廉，还有一点就是工人待遇好于大多数美国工厂，使它成为一个令人欣羡的谋职场所。
福特的工厂清洁、舒适。他们很早就注意到行为科学，并将之应用到工业中来。厂房的天花板和墙壁都涂成白色，窗户宽大，通风透气、光线充足。他们的机器防护罩为避免刺激而漆成绿色，警报器涂成红色。
工厂里边有专人打扫，垃圾桶每2小时清理一次，电话天天消毒。这样的工作环境在20世纪初的美国并不多。就是批评亨利·福特最激烈的人也承认：“美国再没有一位老板能把工厂管理得如此整洁。”福特公司的生产安全设施也是同行中最佳的。
福特公司率先在美国实行5天工作周。亨利很重视家庭生活的乐趣，他也要将这一乐趣惠及全公司。
但是，工作时间减少一天，职工的工资也减少一天的话，反而会降低他们的生活质量。因此，亨利又主张，把日薪提高2元，实施日薪7元制。这个时期的美国物价较实行日薪5元制的初始时期上涨了许多。
日薪5元虽然早已不算优厚了，但福特的汽车并未涨价，反而屡屡降价。
福特缩短工时，增加工资靠的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销量解决的。当然，工人们也得把本已绷紧了的发条再拧上几圈。人们对此的评价好坏掺半。
福特医院是底特律一家技术设备一流的医院。人们容易以为它是专为福特公司雇员治病的职工医院。其实，它是一家服务于社会的医院。
过去，亨利的家人都到那里看病。克拉拉曾在那里动过手术，得到过他们精心的治疗。出于感激之情，亨利经常资助这家医院。后来由于经营不善，医院无法再维持下去。亨利动了念头，以40万资金将它接收过来，并派秘书欧内斯特为医院总管。他用那套管理工厂的方法管理医院，遭到了医学界同仁的非议。到后来，医院改由专家管理，逐渐成为一所有名的医疗机构。
医生这个行业，亨利并不喜欢，这得追溯到他母亲难产致死的事故，他母亲生了8个孩子，以前生的都是护士接生，最后一次请了位医生，反而难产致死。亨利自己是不大进医院的，但他不能否认医生这行确实是直接为大众服务的好行当。
他将医院接收过来后，1919年对外营业，所有的人，不分种族，不分信仰，不分贫富，都可以到这里就诊，它的收费低于一般医院的收费。
亨利把他的流水作业法也用到医院来了。首先让一位有经验的医生检查病人病情，然后再由几名医生检查。他们各做各的检查，写出诊断报告，然后大家一起会诊。这种方法现在很普遍，但过去并不是这样。
福特公司曾经为移民办过英语训练班，对移民在美国谋生起了很好的作用。现在他想办一所工业学校，为公司培训熟练工人。
他从大学请了位教授西尔先生来主持办学，招收穷人的孩子入学，学习费用一律由公司负担，生活费用由公司设立奖学金帮助解决。
如此优越的学习条件吸引了大批人到公司来报名入学，特别是在这里毕业的学生求职容易，更使穷人的子弟趋之若鹜。
但学校创办了4年、招生人数还只有400名，亨利了解到还有6000名报名入学的人被拒之门外。亨利找到西尔校长，对他说：
“希望你能把这个数字倒过来，想办法尽量多收学生。”
西尔校长遵照他的吩咐，采取每月招收400名新生的措施，大大增加了在校生的人数。
不料，这样一来，不但没有减少徘徊在校门外的人，想报名入学而进不了学校门的人反而更多了，因为当人们知道福特工业学校放宽招生的名额限制以后，报名的人数激增到16000人。每天早上7点钟，西尔校长到校时，就已经有100多人等在那里要求报名了。
福特工业学校的教育方法是，实习占学习时间的三分之二，上课时间只占三分之一。学校就像工厂一样，管理非常严格，教学认真，实习的设备也很完善，所以它的学生毕业出来，比一般公立学校的学生水平高。每当学生快要毕业时，就有很多公司到校招选人才。当时处于经济不景气状况，连大学生往往都是毕业即失业，但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没有这种担忧。报纸的招聘广告栏中，甚至可看到这样的广告：“征召熟练工，福特工业学校毕业生优先录用。”
因为毕业生都被各公司招收一空，西尔校长觉得很可惜，他对亨利说：
“福特公司花钱培养的人，自己没有录用就被别人雇去了，太不划算。”
亨利说：“这有什么关系呢？只要对社会有益就行。今后，我们还要继续培养更多的人才，造福整个社会。”
亨利来自农村，非常体贴农民的生活。他造拖拉机也是从减轻农业劳动的强度出发的。
本世纪的20年代到30年代，由于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作物产量大幅度增长，加之全球性的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节节下降，农民的收获越多，报酬却越少。越是加劲干，反而越贫穷，农民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于是纷纷离开农村，到同样不景气的城市来谋生路。
亨利不希望农民离开土地到城市来找工作，他本人虽是个工业家，但他并不喜欢喧嚣的城市。然而要让农民留下来，就必须把工业带到农村去，这样才可能增加农民的收入，他们也才安得下心来。于是，他想做个实验，在红河上游建一个真空管厂，利用水力作动力，招收附近的农民农闲时来做工。此外，还建了一些大大小小的农村工厂。
当然，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农民离开土地的原因是复杂的。
福特看到的原因虽然是对的，但只从这一点着手，恐怕并不能如他所愿。
所以，这些工厂并没有收到理想的效果。
亨利关心农村工业还有一个原因，这与他对大豆感兴趣有关。他曾想过，把大豆油用于汽车工业，如果能够做到，那么从这点着手，使农民既能够生产吃的，也能够生产用的，将农产品和工业品生产结合在一起，就不但可以解决农村贫困的问题，还可推进科学技术的进步。
他把大豆带到福特公司的材料研究室，用一种特殊的汽油把大豆油提炼出来，再用它制成亮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做成塑料。亨利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推进有机化学工业发展的先锋。
1935年，美国举行第一次农业化学会议。会议在迪波恩举行。亨利·福特是赞助人，他在会上会晤了全国著名的生物化学家卡巴博士，请他协助，共同研究大豆的开发利用价值。
亨利想解决农业问题，没有成功，但是他研究大豆的兴趣一直不减，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仍坚持这项研究。他的心血没有白费。事实早已证明，大豆的用途十分广泛，特别是与之相似的农产品的加工利用前景十分广阔，如酒精工业，人造板，树脂胶等等，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1938年夏，在亨利75岁生日的那一天，他收到了几千件礼物，包括一枚纳粹德国颁给他的勋章，但其中最令他喜爱的是一条以大豆为原料制成的领带。
4. 人权的两面
底特律是个先进的工业城市，它一向以思想开放、自由而名声在外。
而且这个城市工作机会多，所以无论是海外的移民，还是国内的人纷纷往这里迁移。其中黑人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本世纪初，底特律大约有5000多黑人居住，到了1920年黑人已达40000多人了，而且这个数字还在以每月上千的速度增长。
底特律对不会讲英语的移民并不排斥，但对蜂拥而至的黑人却不那么欢迎。
1925年，城里发生了这样一起案子：一位叫斯威德的黑人医生，家境较好，属于中产阶级，他像当地白人一样，按其身份搬到了东区的中产阶级聚居区居住。但搬家之后，即受到当地种族主义分子的警告，威胁其搬离。斯威德不加理睬。一天晚上，在三K党煽动下，在他家周围聚集了几百名白人，他们呼喊叫嚣，向屋子里扔石头。突然，从医生的窗子里连续射出了10发子弹，打伤了一名白人，其他人都跑了。警方赶到出事地点，将医生和他的两个弟弟及一些朋友逮捕，以谋杀罪对他们提起公诉。
这桩案子是底特律发生的第一件种族纠纷的案子，轰动了全国。此案得到了公正处理，但随后种族纠纷频起，它向市政府敲响了警钟。底特律虽以开放城市出名，但它的种族矛盾将给他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
于是市政府成立了一个种族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帮助黑人解决就业问题。他们找了很多公司，其他公司对此反应冷淡，只有福特公司是最痛快的。
人们担心亨利·福特在犹太人问题上有种族偏见，这种偏见会波及对黑人的态度。
这一年正是他跟赛普洛打官司的第二年。亨利说，他对犹太人的怀疑是个人的经验体会，他们是些叫卖的小贩、高利贷者、不肯从事生产劳动、专门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利的剥削者，而黑人是生产者。
这是事实。亨利对黑人从未有过种族歧视。还在他离开农村之前，他在迪波恩的农场时，就雇用过一名黑人帮他砍树，后来把他带到底特律，成为福特公司的第一名工人。到1920年，福特的工厂共雇有5000多名黑人，占公司人数的10%，比其他汽车公司雇用黑人的总数还多。
在他的工厂里，不论肤色，同工同酬。亨利关照人事部门，黑人也可以提拔到管理阶层。在福特公司，黑人当工头，监督白人工作的并不是个别情况。但这样做，也容易引起白人心理上的不平衡。因此，工厂也经常出现因为这而引起的打架、罢工事件。后来亨利听从了底特律市长的建议，把黑人集中在红河厂的铸造厂工作，这个厂从工人到监工全由黑人负责。他常常夸奖铸造厂是整个红河厂最有效率的工厂。
亨利在研究大豆时，主动结识了黑人化学家卡巴博士，他对卡巴非常钦敬，与卡巴也很谈得来。听卡巴谈起南方的风光，令他神往，便在卡巴的家乡买了块农场，实行他的农村工业计划，同时，在那里建了所学校，命名为“卡巴学校”。
亨利对待黑人的态度是走在时代前面的。但他对待工会，又落后于时代的步伐。
亨利说他讨厌对立和斗争，这不仅体现在他对世界局势、战争与和平这样大的问题的看法上，而且也体现在他与身边事物所处的关系上。
他对工会从来就没有过好感，他觉得是工会故意把他和公司的员工划分成两个不同的阶级，而自己的生活很平常，过的是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子，并不是特权阶级。他按照自己的哲学观解释美国是一个讲平等的国家，从来没有阶级之分，不必要人为地把社会这么划分，因为这样一来就制造了对立和斗争。亨利不懂得，这种划分当然不是以哪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它是种客观存在。亨利对工会的反感完全是从个人的感觉得来的。他自认为自己是从工人做起，创下了这份产业，并没有忘记工人的辛苦。日薪五元，八小时工作制；随后的日薪七元，五天工作周都是他率先实行的。他办训练班、办学校、办医院，无一不是从工人利益出发。他自己也是公司的一分子，劳资问题在福特公司根本不存在，那么还要工会干什么呢？他不懂得，工会是工人保护自己权益的组织保证。至于亨利在福特公司实行的“仁政”，归根结底，只能算做恩赐，不管他喜不喜欢这样叫。何况这种恩赐，工人们心里自有另一本账，他们所付出的远不止这点，否则，福特公司也不会发展得这般神奇。
美国的工人运动较之欧洲工业化国家的工人运动开展得要晚。美国汽车工业工会是罗斯福实行“新政”后的产物。他们首先在通用汽车公司和克莱斯勒公司成功地发动了罢工，并取得了胜利，迫使他们同工会达成协议：承认汽车工业工会，增加工人工资，在裁员和解雇工人时尊重资深工人的权益，等等。接着，就把矛头对准了福特公司。
福特公司的工会会员在亨利看来，都是些没有技术的工人。经济不景气时，便失去安全感，时时担心丢掉饭碗。他们组织一个团体，是为了保护自己。
平时，亨利对公司中的工会活动积极分子并未加以歧视，总还是愿意设身处地替他们着想。他实在没想到，这些人会时不时地向他宣战。
事情是这样发生的。
1932年3月，长期的经济不景气使得大批失业者陷入到绝望的境况之中，为了争取工作的权利，他们在当地**的组织下，聚集起来，动员一部分福特公司的工人举行示威游行。这支队伍大约有3000人。他们举着红旗向红河工厂前进，提出的口号是：每天工作六小时，实行免费医疗，不得任意解雇工人，工人有组织工会的权利。
底特律警方没有阻止这支游行的队伍。当这支队伍进入迪波恩地区时，迪波恩的警察采取了干预的行动。警察劝阻游行的人们，人们不听；警察向人群中施放催泪弹，人群散开了，分成几路，从田野继续向红河工厂进发；警察在追赶人群时，双方发生了冲突。这时迪波恩消防队已守在红河工厂大门外待命，他们准备用水笼头冲散队伍。
当示威者来到工厂大门外时，福特公司的保安官员哈利·贝内特冲出大门，他想警告示威的人。这时一名示威者走过去与贝内特争执起来。
人群中有人向大门里扔石头，一块石头正好打在那名示威者头上，血从头上流下来。他一把扭住贝内特，二人都倒在地上，一阵扭打。整个局势都跟着乱了起来，这名示威者先站起来。当他刚爬起来时，一阵机枪扫来，他仍旧倒下去了，同时倒下去的还有三名示威群众。游行的队伍迅速散开，在他们撤退时，又有一些人受伤。
这次事件后，迪波恩警察局受到全国报纸的谴责。
四天后，有15000人为死去的四个人送葬。不久，有些参加葬礼的工人被福特公司开除了。
这次事件，使福特公司和工会结怨颇深。到 1937年，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汽车公司承认了汽车工业工会时，就剩下一个难对付的福特公司不肯承认他们。这样，福特工厂就成了底特律市惟一一家解雇与招募工人、工资标准、生产定额、劳保福利统统由厂方说了算的企业。而经历过几次经济萧条和汽车行业几次裁员恐慌的工人，特别是年长资深的老工人，迫切希望有个组织能为自己的权益提供保障。于是汽车工业工会向迪波恩市政当局申请，允许他们在红河工厂的大门口做宣传工作，争取福特公司工人成立工会的权利。市政当局答应了他们的请求，允许他们宣传6个月。
但是，在工会的人到来之前，亨利早作了安排，他是绝不跟工会的人见面的，也不许他的儿子、文质彬彬的董事长艾德索和其他公司高级主管跟工会的人见面，他交待：
“如果事情太难处理，我们就出去旅行，我要找个人来跟工会谈判，这个人要会武有力，能在谈判中保护自己。”
他想到了那个保安官员，现在已升为福特服务处头目的哈利·贝内特。他委派贝内特全权处理跟工会的谈判工作。
贝内特过去是名水手，个子不高，身材匀称，风度翩翩。某一次刚从船上下来，在街头跟人打架后，被作家布里斯班从警察局保了出来。
正巧，布里斯班是去赴亨利的约会的，他把从警察局带出来的贝内特一起带到了亨利处。亨利即刻对他打架的事感起兴趣来，了解到原来他还是位帮朋友两肋插刀的义士。亨利收留了他。他能说会道，风趣幽默，既胆大包天，又忠心耿耿，特别能领会亨利的意图。当他从欧内斯特手里接过福特服务处之后，这个部门就成了福特的私人卫队，网罗的人物三教九流，办起事来稳、准、狠，成了福特公司人见人怕的组织。
贝内特对付工会文的武的，软的硬的，一齐下手。像对付这次联合汽车工业工会组织的宣传战，他就请了一帮来历不明的拳击手、角力家在工厂等着这帮到厂里来散发传单的人。
5月26日，4名工会领袖先行到达红河工厂门口，他们站在天桥上等候随后就到的宣传队伍。这时已有很多记者闻讯赶来，他们打开照相机给这4名工会领袖拍照。一伙闲汉走了过来，喝道：
“滚开！这里是福特工厂。”
工会事先就已商定过，不与福特服务处发生冲突。因此，4个人顺从地离开了。但是又一伙人围了过来，不由分说，扯下他们4人的衣服，往头上一罩，劈头盖脸地打，直到个个受伤，才允其走开。
随后赶到的宣传队伍共50多人，半数以上是妇女，这也是工会有意避免冲突而安排的。但他们一到场，就遭到了围攻，强迫他们扔掉带来的传单。略有迟延，就是拳打脚踢。
在场的记者一刻不停地记录着这一暴行，贝内特的人又将矛头对准了记者，强令他们交出笔记本和底片。被激怒的记者把整个事件无保留地向公众作了报道。亨利·福特的形象再也不会像先前那样光辉照人了。
为了逃避舆论的谴责，事后，贝内特说打人的事是公司的工人反对外来人干扰他们的生活而引起的纠纷。卡莫生则在“福特周日晚间专题”
节目中说，此次事件，乃是为了对付“赤色分子”造成的。亨利自己干脆否认有此事：“这种事绝不可能在这里发生。”亨利这种态度要么是有意纵容公司内一些人的胡作非为，要么是昏愦到看不到黑暗了。
紧接着，福特公司在外地的装配厂也跟汽车工业工会交手过几次，基本上都是福特占了上风。之所以会这样，主要还是福特公司日薪 5元等等业绩的声名在外，为它赢得了部分民心。耐人寻味的是，同年寇蒂斯出版公司作的民意调查显示，有51.9%的人认为福特公司是全美最人道的公司，名列第二的是贝尔电话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只得到3%的赞成票。
成立工会是一股抵挡不住的潮流。尽管贝内特等人拼命抵制，但他心里也明白，承认工会不过是迟早的事，贝内特很精明地耍起了手腕。
他很快就看出了联合汽车工业工会内部领导之间有分歧，便决定找他们中的温和派马丁商量妥协的事。他把马丁请到红河厂来，殷勤招待，安排他与亨利见面，又带他在全厂参观。马丁参观过红河厂后，改变了对福特的一些看法。他没想到，这个厂会如此明亮整洁，而不是像他们宣传的那样恶劣。
1938年年底，福特宣布他和汽车工业工会达成暂时协议，双方都作了一定的妥协。
这件事激怒了工会中的另一派，他们不承认这个协议，并将马丁开除出去。马丁在外面自组了个工会，申请加入美国劳联，与产联所属的工会闹起对立。贝内特成功地制造了分裂。
激进的另一派在福特公司继续他们的宣传战，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福特对此不予理睬。这场冷战持续到1940年底才出现变化。汽车工业工会消除了内部分歧，握紧成一只拳头，在全行业中重点打击福特公司。
汽车工会的斗争收到了产联的全力支持，在新人的领导下成立了“福特工会组委会。”原来迪波恩市政府颁布的禁止一切宣传活动的法令也由法院宣布废止，福特公司曾就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一案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但被驳回。形势急转直下，迫使福特公司迅速改变了做法，最终承认了工会的合法权利。
但是贝内特并没有轻易认输。他利用服务处手中的人事大权，以降职、调换工作、开除等手段报复工会积极分子，终于再一次触怒工会，因而在1941年4月，福特公司爆发了一场有80000名工人参加的大罢工。
工人们在红河工厂的三个大门布置了警戒线，设置了路障，分派3000员工组成纠察队。贝内特本来想招募黑人来顶替罢工的工人，但罢工工人成功地破坏了他的计划。他们把酒送给黑人们喝，同时把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主席沃尔特·怀特请来，站在广播车上，对着黑人兄弟喊话，瓦解黑人队伍。
罢工的头两天可以说是和平阶段，随后，双方的暴力行为愈演愈烈，引起了总统和州政府的关注。福特公司的军工生产将要遭受重大损失，密西根州州长凡·瓦戈纳决定亲自出面调停。
谈判之初，公司派出一些警探、律师之类的人物与工会交涉，不可能取得工会的信任，因为汽车工业工会过去跟通用公司、克莱斯勒公司打交道，对方都是总裁、副总裁出面。这时多亏遵从亨利的安排到佛罗里达度假的艾德索赶回来了。他力劝亨利放弃强硬态度，与工会合作解决危机。
结果双方商定，由福特公司83000名有表决权的工人投票，看他们是否赞成产联联合汽车工业工会的做法。
亨利绝没有想到，他一生都在为之着想的工人大众，此刻都不跟他站在一起了。投票结果，支持工会的票数是8万多票，只有百分之三的人投了弃权票，监票人发现有一张票投的是“耶稣基督”，算是废票。
时代变了，亨利不能不面对现实。
工会事件对78岁高龄的亨利·福特是一大打击。他也许深自感叹，人与人之间是多么难以沟通，哪怕你总是为他着想，也不一定能获得他的理解。但是他却没有想过，在他这个日益封闭的王国里，当他被高高在上地捧作神明之后，他的工人所受的苦楚，他们的要求，他是不可能理解的。
好在亨利是能及时顺应时势的。既然工会得到这么多人的支持，他也就只得改变立场了。福特公司在他的指示下，接受了工会所提的全部要求，连其他公司尚未答应的条件，福特也接受了，包括公司答应不雇用没有加入工会的工人；每月从工人工资中扣除工会会费直接交汽车工业工会。
工会取得这场胜利自然是非常高兴，亨利却感到一种无可奈何。他原来感到自己和这8万多工人一样，都是福特公司的一分子，现在变成了雇主和佣人了，称为资方和劳方。
5闲情与怀旧
当我们置身于大自然时，才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即使是凡人也罢，天才也罢，投身到山野之中，都成了上帝的子民。也只有在这个时刻，亨利最能表现出他的平民性格。
还在他跟夏尔登打官司时，为了排遣心中世事纷争的不快，从1918年到1924年，亨利每年都和发明家爱迪生、博物学家兼诗人约翰·保罗到乡间去度假，有一年是和哈定总统一起去的。每当他们躺在草地上，仰望星空时，每当他们挽起裤脚在溪边戏水捉鱼时，他们才感到他们是世界上最快乐的人。这些名人称自己为流浪汉。只有在这时候，他们才让人感到这几个人的脑袋瓜跟我们所有的人差不多。
亨利热爱自己在迪波恩红河岸边的家，称之为“仙境”。他本来在底特律的富人聚居地格洛斯岬买了300亩地，准备建别墅，后来又改变了主意。他跟那里的人合不来，特别是日薪5元的事在他跟有钱人之间划了道线，人家说他是“资本主义的叛徒”。因此他还是决定回到他的乡下去，在迪波恩的红河边建家。
1914年，他在迪波恩买了4000英亩土地，建了鸟的乐园，在红河边为自己建了座别墅。亨利喜欢平房，房子建得朴实无华，但很大很舒适。
跟一般的民居比较，惟一不同的是整座房子中有一间是为发电用的。借红河水发电，供附近居民用。别墅四周是森林，亨利在森林里挂了2000多个鸟窝。他特别喜欢这些长翅膀的邻居。别墅里建了一个游泳池，还有保龄球道，弹子房和一个小型的高尔夫球场。
克拉拉喜欢玫瑰，她在房子周围种了各种各样的玫瑰。亨利不喜欢种花，他只喜欢户外活动。散步、溜冰、跳篱笆都是他的爱好。有一次，他正在外面活动身体，标准石油公司的董事长洛克菲勒来看他，他立刻从窗户中跳了进来，把洛克菲勒吓了一跳。
此外，亨利还是一位舞蹈爱好者。年轻时，他跟克拉拉就是在舞会上认识的。但亨利不喜欢只有二个人跳的舞，他喜欢一群人围在一起跳的土风舞。这种舞跳起来大方，动作幅度大，他认为有助于健康，而且许多人在一起跳，有利于互相交流感情，活跃气氛。
一天晚上，他和克拉拉坐在家中一间像船舱似的房间里闲聊，克拉拉忽然提起：
“亨利，你不觉得结婚后，我们就很少跳舞了吗？”
亨利听她一说，勾起了对往日生活的回忆，他很想举行一次老式的乡村舞会，重温旧日的温馨。于是他们请了一位舞蹈老师，又招募了一支由洋琴、提琴、铜管和鼓钹组成的乐队。亨利本是跳舞高手，他很快恢复了灵活优雅的舞步，这样他又去教别人。只要有空闲，亨利和克拉拉就兴致勃勃地编写舞蹈教材，分发给公司的员工们和福特工业学校的学生们。他在厂里大力提倡这项活动，他的工厂不仅要从事物质生产，而且要培植一种公司风貌。虽然他没有自觉地编制过这么一种计划，但他确实是较早注意企业文化的人。
以后，他举行的舞会逐渐演变成了一种社交活动，出入其间的时常是些社会名流，失去了初办时的民间朴实的色彩。
亨利喜欢怀旧，这与他突然对美国历史感起兴趣来是合拍的。
那次与《芝加哥论坛报》打官司，在法庭上受屈辱的情景深深刺伤了他。他根本就不屑一顾那些教科书上讲的历史，那上面全是一些年代、战争和政客的名字，这远远不是历史的全部，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他说：
“我要让人们见识什么才是真正的历史，我要建一座博物馆，让大家知道过去是怎么一回事。”
实际上，他后来建了不只一座博物馆。
1923年，亨利参加竞选，有些波士顿人为了抢救马萨诸塞州的文化遗产——位于沙德伯雷的“路边客栈”，他们找亨利赞助。亨利干脆一口气包下来，全买了。
“路边客栈”建于1686年，是美国最古老的一家客店。美国的开国元勋华盛顿、拉法叶、朗费罗都在那里住过。亨利花了28万元，将整个地段买下，让公路改道，避免了汽车和集市对这幢古老建筑的损害。
亨利把整个地区买下后，将它建成一个殖民时代的美国社区中心。
村子里住的全是清教徒，他们穿着打扮都是18世纪的。他还特意从新英格兰买下几幢古建筑搬到这里复原。在附近的村子里发现了一座老式学校，他也把它买下了。他总共在“路边客栈”花了150万美元。
有了“路边客栈”的开始，找上门来的人更多了。有人提议请他在马萨诸塞州的沙兰姆重建艾塞克村，在此重现当年先祖们拓荒创业的情景。另外，还有一位佛吉尼亚州的牧师古得温也找上门来，希望他出资将威廉斯堡建成一座18世纪的小镇。亨利没有答应他，要他去找洛克菲勒试试。洛克菲勒听从了古得温的提议，出资修建，这样威廉斯堡成了当今美国一处重要的文化古迹。
亨利自己有了个更成熟的计划，他看中了克拉拉家乡附近的“波兹福客栈”，那里叫格林菲尔村，离法明顿镇很近。他想好了，要分两部分来重现历史。一是建一个自然村，体现美国先民的乡村生活；一是建一个机械博物馆，收集所有的发动机和机械，展现现代技术的发展过程。
机械博物馆就在自然村旁边。
为了建设这两处地方，他需要收集大量的文物古董。从家具、机械到古建筑，无所不要。他派人四处寻找，自己也出去寻找。他常常是带着一个伙伴，穿着极为普通，举止像位乡绅。他们遍访马萨诸塞州的古董店。进了店门，便这里瞅瞅，那里摸摸，很快将店子巡视一周，二人交换一下眼神，点点头，亨利便走了，年轻些的同伴就来找老板，请他把店子里的东西开个价，也不讨价还价。觉得合适，便通知老板装箱打捆，运到底特律去。
收来的东西全是早先农村生活的日常用品，有瓷器、玻璃杯、音乐盒、洗衣板、奶瓶、缝纫机、酱油碟，还有机械、农具、马鞍等等，真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
亨利收集这些东西的本意是要再现美国历史，但他以及他的手下缺乏必要的知识，以致收集的东西杂乱无章、真伪不分，等到展出时，有些历史“真迹”引起了很多专家学者的质疑。
机械博物馆首先完成，亨利将它命名为爱迪生博物馆。它的外观是仿造美国三处历史名胜建造的：独立厅、国会厅和费城的老市政厅。三栋建筑并排而立，里面陈设一些亨利小时候农村所用的蒸汽机、木制的飞机、各种型号的福特汽车、脚踏车……
1928年9月27日，博物馆举行了开幕典礼，仪式由爱迪生主持。亨利请这位他最崇拜的科学家在门厅一块未干的水泥地上留下他的脚印及名字。
自然历史村建在格林菲尔的绿野上，它的工程要大得多。亨利真正完成它要等10年。今天游人们最欣赏的是这里古朴的乡村气息：村中铺着几条石子路，街角挂着汽灯，村中的交通工具是几辆瘦马拉的大车，英格兰式的乡村教堂旁边立起一具风车，林中一块隔海围成的人工湖，湖中停泊着一艘老式轮船，村中的几处店铺雇了一些老匠人终日在打铁、吹玻璃、缝皮鞋。游人到此，确有一种回到19世纪美国乡村的感觉。
在格林菲尔村里，亨利仿造了不少美国伟人的家。这里有韦氏大字典作者韦伯斯特编写字典的地方；对门是波本克研究植物、改良种子的地方；再过去一点，是美国民歌作曲家福斯特的家，不过专家们对这幢房子的真伪是有争议的。乔治·亚当斯的家也搬到村子里来了，因为亨利喜欢这位作家的笔调。爱迪生在这个村子里地位相当突出，它占的地比亨利自己出生的地方还大。在爱迪生的实验室旁，有一条铁路环绕村子而建，并设了一个小车站，那就是爱迪生做实验时不慎爆炸，导致火车停车的“小溪站”。在爱迪生的家还特意铺上了好几车新泽西州的泥土。自然历史村中的一切都仿造得惟妙惟肖。
开幕那天，爱迪生来了，这位82岁的科学家捧起故乡的泥土显得特别动情。他在为他仿建的家里看了又看，对一切都感到很熟悉，然后才说了一句：
“福特先生，这个建筑有99%与以前一模一样。”
亨利问他：“那1%的偏差在哪里呢？”
爱迪生笑了起来：“我以前的房子哪有这么干净？”
1929年10月21日，亨利为自然历史村举行开幕典礼。其实这个工程还远未完成，他之所以选中这天举行仪式，是因为这一天是爱迪生发明电灯50周年纪念日。胡佛总统亲临会场并主持仪式。来宾中有居里夫人，发明飞机的莱特兄弟，还有一大批其他贵宾和新闻记者。爱因斯坦也给他们发来了电报。
在夜幕降临后典礼进入**：爱迪生、亨利和胡佛总统走进独立厅，数百名来宾坐在烛光之中，这时爱迪生走到台前，用手打开了电闸，顿时大厅里灯火通明。
整个仪式由广播电台进行了实况转播，亨利没有讲什么话，但他感到分外高兴。他完全有理由相信，在美国的伟人当中，他是可以忝列其位的。
自然历史村在1937年最后完工，它成了底特律的一处观光景点。游客来到这里看着那喷出白雾的蒸汽机车，看着那林肯遭暗杀时坐的血迹斑斑的摇椅，会不知不觉回到遥远的年代。亨利是位艺术家，他的脑袋总是装着些新奇的花样。格林菲尔村的构思为殖民地博物馆威廉斯堡、甚至为迪斯尼乐园的设计提供了启迪。
亨利是农民的儿子，他终于把自己浓浓的思乡之情化为具体的实物。他喜欢在村里举行乡村舞会，喜欢全家人聚在迪波恩过圣诞节，他心满意足地跟着小孩子一起坐在乡村小学的教室里听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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