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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3——1914年间

  春天,我从伊盖亚别墅出发到巴登巴登见了我父亲。这是我们相见的最后一面。父亲有病。父亲说:“我已经理解不了世界上的事了。”

  那时,劳伦斯正和朋友一起翻越大圣伯纳德山口。两周后,我们为了见孩子和处理离婚事项在伦敦会了面。我们住在加尼特家里。一天早晨,我遇见了上学途中的孩子。他们高兴极了,在我身边又蹦又跳,“妈妈回来了,什么时间回家?”我说,“妈妈不回家了。你们到妈妈这里来,再等些时候。”

  不能带孩子一起走的我是多么苦恼。现在连我那自然的生活方式深深地渗入到孩子心里的那部分也被切断了。另一个清晨,我想见他们,可很显然,孩子们被禁止和我说话。他们那白净的小脸只是盯着我,似乎我就是魔鬼。我真受不了,连没牵挂的劳伦斯也怒了。

  那时,我俩见到了凯瑟琳·曼斯菲尔德和米德尔顿·默里。我认为,象我们那样以自然融洽的友情结合成的夫妻除了我们之外只有他们这一对了。在伦敦的凯瑟琳的房间里,我们一起喝茶。如果我的记忆是准确的话,她房间里只有垫子、长榻和装有金鱼、贝壳、海藻的鱼缸。

  我认为她的容貌非常完美。棕色的秀发、柔软的皮肤和我们后来称之为“菲律宾士兵”的眼睛的棕色的眼睛。她是个忠实的朋友。在孩子问题上,她倾力帮助了我。她去见他们,捎去我给他们的信,我爱她,视她如亲妹妹一般。

  我和凯瑟琳、默里的相见是非常偶然的。那是在公共汽车的二层上,当时他俩惊讶地互视着伸出舌头,而我在想,这不是假的吧。

  我们还在市场上见到了辛西娅和赫伯特·阿斯奎斯。辛西娅看上去象是波提切利画的维纳斯。我们还在她家里见到了埃迪·马什和沃特·罗伊公爵及辛西娅的亲戚。她的家非常与众不同,整个是用船的木材造成的。辛西娅对人总是忠诚的,即使在战争期间朋友少的时候。

  但是劳伦斯却想离开英国。离婚还没有办成。后来我们回到巴伐利亚。在那里,劳伦斯写了《普鲁士军官》。我认为,书中军官和他的下属由于截然不同的两种性格发生的不可思议的冲突对劳伦斯有特别深刻的意义。他是在大战前写这本书的,他似乎感知到了一些。该书描述了一个不幸的、有意识的、有地位的人羡慕另一个人的单纯和满足的故事。我认为,劳伦斯本人就是这两个人物中的一个。

  书中表现了他的灵魂的破绽、有意识的人和无意识的人之间的破绽。

  我们最基本的工作之一就是要使组成我们的不同的分子中产生出一个完整的东西。那是一个奇妙的故事。故事使我对劳伦斯灵魂的黑暗角落和人类的灵魂抱有恐怖。但是他直面人生的问题和恐怖的勇气一直使我佩服。他常常在他要把他的意识往更深一层渗透之时病倒。这是肉体和灵魂的相互作用。我常常为了搞清这个经常发生的事情而心烦意乱。他对我寄于很大希望。我必须为他做出全部努力。有时,是我把他逼入困境,挑发他内心的斗争的。我要是不和他在一起,那可了不得了。他不愿意和我分离。我对他说,“你象科学家解剖兔子那样使用我。我是你的‘Versu-ches Kaninchen’(实验用兔子)。”

  我们又想去意大利了。

  翌年冬天,我们在莱里奇附近找到了一处名叫“FiAascherino”的小别墅。我们象为寻求更新的南意大利而风餐露宿的吉卜赛人一样短暂休整以后,又向着更大的冒险开始行程。

  长着橄榄和蔬菜的大片土地包在一个小小的湖汊里。我们在湖汊里洗浴,划平底小舟。劳伦斯乘着小舟,冲破浪花向大海驶去。我象一只孵着小鸡,因发怒而叫唤的母鸡那样站在岸边看着他。“即使你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你大概也会象那个诗人那样淹死。”

  雪莱没有淹死在这么远的地方。我安闲地度着日子。我在高高的悬崖上坐着吊床眺望渔夫们乘着美丽红帆的小船来来去去。我眺望着来自斯培西亚的潜水艇浮上沉下。我们有个名叫埃利德的女佣。她爱我们,照顾我们。她母亲费利切也基本上和我们在一起。她经常大声呼唤她女儿“Bocca di mosca!”她们非常热烈地爱着我们。为了我们,她在市场上拼命地讨价还价,买便宜东西。并且,她的责任感非常强。埃利德发愁的事情之一就是劳伦斯穿旧衣服出门。每逢这时,她就拿着另一件外套在他后面追着说,“Signar La-renzo,Signar Larenzo”,同时用连我都做不出的姿态,非得给他穿上。一次我带她到斯培西亚买圣诞节的东西,她的举止就象是侍候意大利女王似的,让人难受。没有谁比她更对“Lamia Signora”好的了。

  一次我们到萨尔扎纳附近一座名叫奥拉的可爱的古城拜访沃特菲尔德一家。我们睡在一间极大的房间里。在这间大房间里床显得很小。我们把两张床并在一起,让它成为这个宽大空间中的一个较大的点。这个地方很美,它高高耸立在玛格拉上面,宽阔的河水环绕其下。城壁上的花朵、气势雄浑的日出,使我们深有感触。菲亚谢里诺的陋室中只有三个房间和一间厨房,我尽量使其居住舒适。我怎么安排它,这并不是问题,因为我们一整天几乎都在屋外度过。在室外吃饭,长时间散步,天色渐暗以后归来,在楼下的房间里升起火。我相信我和劳伦斯的结合主要是借助于生存的奇异。生存中发生的任何事物,无论大小都对我们产生吸引力。

  不过,我们却受到了金钱上的打击。纽约的出版商拿到劳伦斯著作的几本样书后,给我们寄来了25英镑的汇款。由于我没钱花了,劳伦斯便说,“这些钱你花了吧。”于是我拿着汇票去了斯培西亚的银行。谁知,银行职员说汇票日期有误,必须将它退回纽约。这一送便一去不复返了。以后几年间,劳伦斯就没得到过美国寄来的版税。这种卑劣的事情常常不知不觉地使劳伦斯发怒。那样的事情既不该去想,也不该去做,可为什么要为那样的事耗费精力呢?然而我感到生气的是我们被当作傻瓜给骗了。后来,我们好几次碰到类似的事。由于他的工作带有危险性,所以他的财政基础也不安定。为此,我想,之所以他认为我这人不错的原因正是因为我不希望他在社交界出头露面,不非要他成为有钱人的缘故。不过,这话要是从我嘴里说出,就不那么有价值了。我喜欢贫穷。我没想过要在世界上出人头地。

  我们认识了许多在斯培西亚湾周围拥有别墅的美国人和英国人。他们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我对劳伦斯说,“我不想成为一个骗子。我不想告诉他们我俩还没有结婚。因为他们知道事实真相后,就不会和我们来往了。”

  汉廷顿小姐是个有魅力的天主教徒,她对我们感到很困惑。她说,“我喜欢你们俩,所以我要批评你们。你们确实错了。你们的生活是罪恶。”她太困惑了,我有些同情她。好象她也曾遇到过同样的情况,而她采取了另一种作法似的。然而我带着喜悦和希望接受了事实的结果,我认为我选择了我自己的正确途径。我至今还不明白真正的社会价值为何物,全社会的游戏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社会的标准根本不真实,其游戏也不值一顾。冬天,我们在菲亚谢里诺过得很愉快。在那里,他写了起初称之为《姐妹们》的《虹》。爱德华·加尼特看后,不喜欢它。这使劳伦斯很烦恼。因为加尼特没有迎合他。可是我说,“你不是打破了古老的标准、开拓了新的领域了吗?”人们都说我糟踏了他的天才,其实并非如此。

  劳伦斯经常很忙。他教会我唱好多首歌。我俩在黄昏时分要唱上几个小时。他很喜欢我的嘹亮声音。他唱时声音很小,但他象真正的艺术家那样,以绝妙的方式表达了音乐和他的灵魂。

  我俩还在一起绘画。在我看来,他神情专注,一边掭着画笔,一边用敏捷的动作挥笔在画纸上。我画起来漫不经心,象是半玩半画。他不理解我,他做任何事情都把全部身心投入其中。

  我想起了钢琴从斯培西亚运来时的情景。那是用小船从海上运来的。船上还有3个意大利人,他们非常担心连人带琴沉入海底。小船上下颠簸,看上去极为危险,连我们也心惊胆颤。终于,他们到达了多石的岸边。在代号为“Avanti Italiani”的暴风呼啸中,钢琴抬进了我们的小屋。

  圣诞节来了。我们请了埃利德的亲戚,大约是12个农民。当晚,他们给我们唱歌,对我们非常友好。埃利德的上年纪的母亲费利切和老帕斯奎尔唱了二重唱。漂亮的路易吉也在。她采摘橄榄时的姿态实在是太美了。和路易吉热恋的马埃斯特罗也在,他是从泰拉罗来的,不过,由于女方的身分高点,男方显得有点不般配。他俩结婚没结我不知道。有时也常常出现悲剧,这就是我被病魔降伏。我们虽没有触犯上帝的法律,但由于我们违反了人间的法律,所以我们是要遭报应的。我和劳伦斯得到了很多,而相反,许多人由于缺乏爱和温柔理应得到报应,可尽管如此,也没有一个人想要得到它。并且,这还是人间永久的法则。过分的幸福在我们人间是不被允许的。我和劳伦斯有时想到,那是不是超越了人类的幸福领域了呢?他——我所了解的年轻的劳伦斯在世界大战粉碎了他对人类文化的信赖以前是非常幸福的。

  我问他,“文明是什么?人类创造的这个我所不理解的世界到底是什么?”

  他说,“它宛如人类生出的一棵树。它注定成长、开花,然后死去。”我时时在想,劳伦斯是英国文化之树上长出的最后一枝新枝。不管英国文化是死是活,(我希望我没死)劳伦斯是那棵生长很久、高耸入云的大树的最后的新枝。

  他总是一种绝对的、不可否定的人。他经常坚定地说,“最终人们是不能否定我的,即使人们想那样干,也不会拿我先开刀。”我也认为是这样。

  人生有机械的嘈杂声。在马达的鸣响中,在各种声音中,意义渐渐地失去,一切意义都淹没了。没有任何人有充分的勇气来倾听给予我们真正生命的东西。我们求生的触手萎缩了。

  我并不图众人惊奇的劳伦斯的天才。每当我想到他是如何被羡慕、被压抑、被抛弃、常被伪善地对待时,我就痛切地感到现代文明的愚蠢。他是多么有必要!人们是多么错误地对待了他的必要。现在他逝去了,他对同类的伟大的爱已不存在于他的肉体中。人们对他倾注了伤感……实际上,批评家们也是这样!批评家们如果不是批评他而是接受了他,那他们本人的生活该是多么地丰富呢!

  我们在我们这块小小的领地上度过了几个兴奋的早晨,这几个早晨我们向着地中海的太阳欢欣雀跃。我还经常穿过橄榄树林去寄发往泰拉罗的信函。北方人的我起初理解不了随着时辰的推移而变化很大的橄榄树的美。风刮得大些,它们就变成银色;有时它们显得很疲倦,安安静静,暗淡无光。早晨我们散步期间,太阳把柔和轻摇的阴影投射在多石生苔的小径上。右边是海。即使说我碰到了基督和他的门徒们,我也不会吃惊——不吃惊是很平常的。

  劳伦斯充分地教给了人们生活方式——只是为生活本身而能愉快的方式。病弱的他时时比其他人更感到死亡的临近。他是怎样宗教式地观赏着那一时刻的美好瞬间呢?他观赏着大大小小的一切事物。我和劳伦斯住在一起才开始了真正的生活。以前的日子是一天到晚地奔忙、忧心忡忡地干活的灰色的疲惫日子。和他在一起,爱和喜悦中的内容只不过是全部生活的一小部分了。我俩的生活经常是完整的。我俩在其中是均衡的。我们周围是我们可以充分利用的宇宙。18年间,我们从中得到了许多东西。

  并不能说劳伦斯很好地利用了其短短的一生。但他有深该的生活现实感。他知道什么赋予生物以生命之火。那既不是高级轿车,也不是豪华宾馆,也不是电影。他既不高级也不低级。他有真正的天才,他从生活核心中取出永远的价值并在创作时发表了它。我很惊讶,孩子们是那样地理解他。但误解他的人要多得多。

  我想到,人在栅栏内的时候只看到这个栅栏,就想仅此就挺好。但是当一旦从那个栅栏中出来,知道世界是多么广阔时,就会悟道,栅栏只不过是栅栏而已。人们惊异地望着那些。其实,所有难以逾越的栅栏都是可以逾越的。然而对于安心于栅栏内的人来说,就不存在栅栏的问题,也不存在有个更大的世界的问题。

  他很清楚自己抱有敌意,但我认为我们两人当时都没有估计到它的严重性。随着他的逐渐成长,他的对立面也多起来。我俩为生活所累根本顾不上那些事。我们自身的世界和外部其他世界相比是那么微小,那么贫乏,但它是一个坚不可摧的要塞。

  我了解的另一件事是他不是“全能之神”,诸如歌德的“我是永远”之类的地方。他知道,“我彻头彻尾是D·H·劳伦斯。从那里开始从那里终结,我的灵魂在我之中。其余之物并不是我。我可以和我以外的一切事物有关系。并且我越是实际感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另一种意识,我就越加充实。”

  我想到一位声称他在“注视着文学”的美国医生的话就感到好笑。他说劳伦斯的精神中只有病态的色情。我看他想看的东西都是疾病。例如,《恋爱中的女人》中厄秀拉和伯钦吃饭有甜菜根、火腿肉和鹿肉发面点心,他对这甜菜根、火腿肉和鹿肉发面点心就产生恶感。我认为,恶感就存在于这位老好人医生的心中。因为,能从甜菜根、火腿肉、鹿肉发面点心中感到什么恶感呢?不是只能说是好吃吗?劳伦斯是那样的直率,那样的严格。他讨厌任何“haut-gotut”或淫猥的东西。讨厌华丽的内衣及其他所有能挑发人的东西。对他来说,华丽的内衣或其他所有带挑发性的物品都是愚蠢的。一切都是骗局,可为什么要有骗局呢?热情的人是不需要耍手腕的。

  1914年春,我和劳伦斯从菲亚谢里诺到了伦敦。我俩住在朋友戈登·卡米尔家。他太太去了爱尔兰,留他看家。他家位于肯辛顿。我们经常见到默里家的人,和他们长时间地聊天。凯瑟琳看上去年轻、实际岁数大了,象个早熟的孩子。那时简直想不到她有什么忧愁。她和默里的关系也是清新有活力的。我们有个女管家,她常唱《光辉的天使们,未玷污的天使们》。

  卡米尔很爱爱尔兰,他管它叫“阿兰”。

  我想起了我们一起出去游玩的那个乏味的星期天下午的事情。我们乘着泰晤士河上的一只小船到了里士满。那次去的人有卡米尔、默里、凯瑟琳、劳伦斯和我。有些人在船上心情不佳,致使他们不快的原因是口琴吹奏了《引导我们,亲切的光》。出游的无聊使我们渐渐沉默起来。在远处,人们从船上往有几世纪历史的可怕的泰晤士河里投硬币,让孩子们打捞。泰晤士河的淤泥就象是渗入了我们的灵魂。很快,我们耐不下去了,便弃船坐公共汽车回家。严肃的卡米尔在上公共汽车二层时踩了售票员的鞋尖,售票员吼道,“注意点,畜生”。这使我和凯瑟琳感到很开心。

  我和劳伦斯终于在肯辛顿的登记处办了结婚。卡米尔和默里陪着我们。途中,劳伦斯跳下马车到金匠房买了新的结婚戒指。我把旧戒指给了凯瑟琳,她一直戴着它,直到现在葬在枫丹白露。

  仪式非常简单朴实。我没把结婚当回事,结婚也好,不结也好,都一样。可是,劳伦斯对我俩能正式地结婚感到高兴。

  由于最初到伦敦时,我多少已经知道了劳伦斯所写的东西,所以我想,“能会见到有趣的人们将是愉快的。”可当我们被邀请到一个午餐会时,我们感到了内心的侮辱。那里的女士们都想以她们正在和名流交际而自豪。人们在那里大吃大喝,女主人照例坐在哪位曾报上有名的人物旁边,至于那个人是干什么的叫什么都不知道,只知道他是个新客人,当那个人酒足饭饱、胡闹之时才会被悄悄轰走。仅此而已。因此,劳伦斯和我几乎哪儿都没去,谁也没有注意到和我们在一起会是有趣的。也许那些人本身已经没有趣味了。所以,劳伦斯和我差不多是孤独的。

  曾有朋友问我,“那不很难吗?出身不同阶级的你和劳伦斯订立真正的婚约不难吗?敏感的你没有生过气吗?”

  不知是劳伦斯有天才呢?还是他人品出色,他比我所想象的更细微、更敏感地理解我。

  一次,我的头撞在百叶窗上,碰得头昏眼花。劳伦斯对我很同情,关心我,安抚我。我感到惊奇。过去我碰头,负伤什么的,没有任何人为我着想,所以我不理解人们的心。我感受到那样的温和,这一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奇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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