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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兰卡斯特、约克和坎伯兰居民书(6)

  致兰卡斯特、约克和坎伯兰居民书(6)

  尽管总督和议会之间龃龉不断,而且我作为一个议员,在议会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我与总督先生之间仍然保持着谦恭有礼的来往,从不存在私人的嫌隙。大家都知道对他咨文的复文都是由我执笔,但是他对我全无敌意。对此我认为是一种职业性习惯在起作用。他是律师出身,大概在他看来我们两人只是同一案件中争执双方的辩护律师而已,他代表业主的意愿,而我代表议会的利益。因此,有时候他会就一些棘手的问题来找我商量,而且在我看来也不无诚意,有时也接受我的建议,当然这是不常有的事。

  我们共同合作促成了向布雷多克将军的部队供粮秣,当得知将军战败的消息后,总督立即找我相商,怎样才能防止败兵从边陲城镇逃亡。我记不清自己当时提了哪些具体建议,想来不外乎建议他应当写信给邓巴上校,要他相信应该尽可能地把部队驻扎在边境上,以保护边区居民,等到各殖民地的援兵赶到,可以继续进行远征时止。等到我从边境回来以后,他想让我带领殖民地军队进行远征,进攻度垦堡,而让邓巴的部队执行其他任务。同时他还提议任命我为将军。我自己十分清楚,我的军事才能完全没有他口头评价的那么高,并且我相信这也不是他真实的想法。最大的可能是他认为我在民众中的名望会有助于征集士兵,我在州议会中的影响力也有助于获得军事拨款,并且此项拨款可以不向业主的财产征税。当他发现我并不像他预料的那样热衷于此之时,就不再提起这件事情了。此后不久他离职而去,继任者是卡鲁顿·丹尼上校。

  在我继续叙述我在这位新总督任内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之前,在此不妨讲一下我在自然科学方面日益增高的声樱

  1746年,斯宾斯博士从苏格兰来到波士顿,他向我演示了一些电学方面的实验。这些试验做得并不很成功,因为他在这方面不是十分在行。但是我却因此感到惊奇和兴奋,因为这个实验是如此希奇新鲜,引人入胜。

  回到费城不久,我们的图书馆收到来自英国皇家学会的一件特殊的礼物,P·科林森先生送来的一根玻璃管。并附有使用说明书,解释进行这种实验的方法。真是天赐良机,我即刻复习在波士顿看到的实验。经过多次练习以后,我也能很熟练地进行从英国寄来的说明书所列实验,另外我还添加了几个新项目。我之所以反复进行实验,因为那个时期,我家经常宾朋满座,热闹非凡,人们是来目睹这些新鲜玩意儿的。我为此不胜其劳,于是就请玻璃厂制造了几根类似的玻璃管,这样,我们也就可以同时做几个实验了。这几个朋友之中,头脑灵活的金纳司莱先生是主要人物,他是我的邻居,当时正失业在家。我就鼓励他通过这种实验来赚钱,我为此还撰写了两篇文稿,尽量说明实验的操作安排、先后顺序,对实验方法做出合理的解释,这样就能够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

  他还不断地对实验器具进行改进,一改我实验用的那些简陋小器具,制作了一套精巧的实验仪器。听他的实验讲座的人越来越多,反应热烈。有一段时间,他周游各殖民地,在各主要城镇表演实验,赚了一笔钱。可是在西印度群岛他遇到了困难,因为那里的空气潮湿。

  我给科林森先生去了几封信,报告我们使用这些器具做实验的具体方法,这是为了表示我们对他赠送玻璃管等礼物的感激之情。他收到信后便在皇家学会上宣读。报告一开始并没有引起皇家学会的重视,因此没有在学会的学报上发表。此外,我曾经替金纳司莱写了一篇论文,说明闪电和电的性质具有相同性。我把这篇论文寄给密丘尔博士,他是我的朋友,也是皇家学会的会员。他回信告诉我,论文在学会宣读了,但是却受到某些行家的嘲笑。然而,幸运的是福瑟吉尔博士看到了这篇论文,认为很有价值,建议印出来予以发表。于是科林森先生就将这篇论文章交由凯夫先生,由他在其主办的《绅士杂志》上发表。凯夫决定用小册子单独发表,因此请求福瑟吉尔博士写了一篇序文。看来凯夫先生的预料是对的,加上后来陆续寄去的文章,这本小册子最终扩展成了一本厚厚的四烤文集,现在已经出了五版,可是稿费一事他却从来没提过。

  应该承认,这些论文要在英国引起广泛的注意需要一段时间。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个论文集落到了赫赫有名的法国自然哲学家德布丰伯爵手里,并且受到他的推崇,当时德布丰伯爵在整个欧洲都极有声樱他促使戴立巴先生把它译成法文,很快就在巴黎出版。然而,这一文集的出版却激怒了宫廷科学家诺莱神父。诺莱神父是一个能干的实验科学家,他曾经出版了一个关于电学的理论著作,当时甚为流行。所以,他起初不相信这些论文竟是出自一位美洲人,认呜然是他的巴黎论敌们为了贬损他的学说而故意捏造出来的。后来,他才相信在费城确有一个叫富兰克林的人,于是他便发表了许多公开信,当然主要是针对我,他在信中为自己的学说辩护,否认我的实验和从中获得的结论。

  我曾打算给他复信,也公开发表出来。但仔细一想没这个必要,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我的论文详细地描述了实验的全部过程,任何人都可以按照文章的描述重复这些实验,如果实验不能证实,空辩又有何用。同时,我在论文中发表的观点都是以推测的口吻提出来的,并非专横武断,因此我根本没有必要为之辩护。同时我还这样想,我们两个人使用不同的语言,往往容易由于翻译上的错误引起更大的误解,这位神父的公开信中就有一封由于译文的一个错误而意思完全走样,纠正这些错误又会耗去许多时光。同时,我相信自己的实验经得起时间的检验,不必由我来为之辩护,与其做无谓的争论,不如把业余时间用来做新的实验。所以,我始终没有给诺莱先生以答复,可是并没有留下什么遗憾。因为我的一位朋友、皇家科学院院士李罗先生出于愤怒出来驳斥了他。我的论文集随后译成了意大利文、德文和拉丁文,书中的理论也逐渐为欧洲的科学家们普遍认同,抛弃了诺莱神父的学说。从此以后,诺莱先生便成了一个孤家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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