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再造人生
三十三、一张白纸摊在我面前，等我去写文章
四周是一片寂静，只听见一阵阵轻微的声音，但没有恶意，没有害人的任何用心，这只不过是日常生活的声音。
再也没有嘣嘣——砰砰——嘣的声音。
机器没有了，铃声没有了，沙哑的呼吸声也消失了。
管子拆除了，长期笼罩在病房中、我身边和我头顶的那一片凶兆消散了。
渗透在我肺部的浓黑、灼热的液体也消退了。周围是一阵阵新鲜空气，与清晨沾满露珠的灌木林里的空气一样宜人，一样浓烈。我用恢复自由的鼻孔、轻松的胸部、不受束缚的清亮的嗓子呼吸着这种新鲜空气。我再也不感到窒息，再也不吐痰，那股长期盘踞在我身上的外部势力离开了我的躯体，我再也不受敌对势力所控制。
我用畅通无阻的口腔呼吸着空气，接着又吐出，再呼吸，再吐出。我觉得自己复活了。
我所住的病房、所躺的病床、朝上看到的天花板与我半小时前离开时一模一样。然而一切都变了。这些东西的大小已恢复正常，与实际存在的一样了。我已经没有了过大、变形的感觉。可是这一切以前曾使我觉得硕大无比、特别空旷，有时又黑得吓人，偶尔还觉得特别狭小，使人有压迫感。我发现我现在已能开口说话，但我还不敢轻举妄动。我在猜测正呆在嗓子眼、上腭边准备讲出口的是些什么话。我感到全身悠然自得，十分惬意。我再也不是幽禁在这里的囚徒了！这就是说医护人员的手术成功了。我气管中的管子拆掉了，我又从另一世界回到了这一世界，我又回到了大家身边。我的身心都感到一阵轻松，也看到了光明。当然我四肢依然软弱无力，然而我的意识是清晰和明白的。真舒服！好像是绿白相间的香味，是花朵和叶片的香味，一阵阵香味扑鼻而来。我早就丧失了香味的概念，长久以来我已闻不出任问气味了。
我苏醒时一阵气雾剂朝我脸上喷来。我知道这种器械，一种塑料制品套在你的鼻子上，通过连接在一只小瓶上的那根管子给你送来一种挥发物，一种雾剂，一种地塞米松混合剂、你吸入后对身体有好处。我又睡了一两次，接着我完全清醒了，于是就发生了种种前所未有的事。在拆除管子以后的这段时间里，我似乎看到了一张空白公文纸展现在我眼前，种种指令就打印在上面。我将看到我应该做什么、说什么、写什么、策划什么、创作什么，我应该怎样去参与如我所感受到的那种生活。
在今后我难以估算的那段时间里，我会觉得我曾领教过的混乱无序的状态将得到调整，会变得井井有条，我的思路和记忆将恢复正常。这是思想和感觉的调整、复原和梳理。我的第一种想法是：“我身体好了，虽然我依然很虚弱，但是我活过来了，活过来了！
紧接着，在一阵毫不混乱但像计算机速度那样快的思潮起伏中，需要完成的任务——罗列在我面前：我应该向那些对他们没有完全说透的人们说我爱他们，为什么爱他们；我还应该因为最近做了某件事而伤害或冒犯了某个人而请求他的谅解，向他解释原因；我还应该写出、编出某本书、某件播音稿、某首歌词。我终于看到了那张空白公文纸上所写出的我的工作目标，也看到了一个个电影剧本和标题——包括人物和题材都展现在我眼前。接着我看到了在今后一至五年时间里我的活动构想，同时我看到了写在上面的我的言行、我的举止。总之，一切我做得不够的地方都应该补缺补差。如果我发生了重大灾祸，在临终前的刹那间，我仍会因应该去办成、应该去说清的事没有去办、没有去说而感到遗憾。有人常说：“我对此感到终生遗憾。”我看应该把这句话改一改，那就是：“我对此死不瞑目！”
凡是我出于骄傲、自我欣赏、自私、急躁和消极而说出口做出手的一言一行，我都应当摒弃一切自私心理而加以纠正井重做。我应当多一点谦虚，少一点骄傲；多一点自我菲薄，少一点自我欣赏；多一点豁达大度，少一点自个日日夜夜只能靠背诵几段诗歌作为精神支柱活下来的人，看着Ｃ医生的工作情景居然蓦地能听到童年时父亲对我们朗读的一段夏尔·佩玑的文章：“椅脚横档必须造得坚固耐用，这是不言而喻的，也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把它造得坚固耐用并不是为了支取工钱，也不是为了老板，也不是为了在行家面前亮相，更不是为了做给老板的顾客看。把椅脚横档造好是为自己，用自己的心血铸成Z为自己，就要全身心地去投入。一种根植在民族中刻骨铭心的传统，一段自古留下的历史，一种别无选择的观念，一种矢志不移的荣誉感要求你必须把这根核档造好。椅子中任何一个看不见的部位都要与那些显眼部位一样造得尽善尽美。这就是宗教的教义。”
我记得父亲一边铿然有声地为我们读着这段文章，一边在我家的餐厅中来回踱着步。而佩玑的这段反复强调的抒情文又是怎样向我们道出了这个真理，这个要完成神圣使命的意志：“椅脚横档必须造得坚固耐用”呢？我躺在床上，两只胳膊被捆绑着，气管中插着管子，服用了强的松、抗菌素药物，形体消瘦，又在黑暗和光明世界中走过一回以后，却在观察着Ｃ医生是如何进行着对我生死攸关的这种手术准备，但内心觉得这像一位木工受夏尔·佩玑所提出的荣誉感和自尊心所驱使在干活一样。在我力图完成的工作中，在我从事的各种职业中，我之所以像罗曼·加里所说的那样“不服老”，不遗余力地去奋斗，在很大程度上部是受到刻印在我的童心上的这段文章的影响。我注视着Ｃ医生，他是那样的耐心细致，有条不紊，专心致志地埋头做着那手艺人般的工作，而且相信他自己就属于佩玑所说的那个民族的人。我还觉得这位素不相识的Ｃ医生与早已不在人世但曾经从另一世界来探望过我的父亲之间有着一种微妙的相似之处，联系着Ｃ医生和我父亲的纽带有一个如今谁也不敢讲出口的名称，它叫做“价值”。
Ｃ医生的工作台就装在我的床头，他把一只小金属箱放在工作台上，然后从箱子中取出一件件我不知名的东西，有一位少妇随侍在他的左右。这位少妇我觉得就在医院里见过，她的小名突然被我想起来了，而病房里谁也没有叫过她的小名：莉齐耶娜。对了，她就叫莉齐耶娜，是一位红棕色头发的女人，她的眼睛是淡蓝色的，我见惯了这两种颜色——红棕色和淡蓝色——她俯身对我说：“你认识我吗？是我在你第一次做纤维造影时给你施行了麻醉术。”看来她在第一阶段治疗时就在场，现在要进行我离开救生处前（如果一切顺利的话）的这项手术时，我与她又重逢了。她戴上口罩后淡蓝色的双眼更加显得分明了。莉齐耶娜转动着双眼对我说：“我用点药让你小睡一会儿，因为管子拆除手术虽然时间很短，但必须做得很彻底。因此我要把你打发到遥远的黑甜乡中。”
这最后一句话不觉使我心底暗暗好笑。她能把我打发到比我曾多次去过的世界更遥远的地方吗？到遥远的黑甜乡去吧！我明白，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顷刻间，Ｃ医生和莉齐耶娜的脸不见了，这次我完全私自利；多一点从容，少一点急躁；多一点乐观，少一点消极。我想这是不难做到的，甚至是轻而易举的！
一等我体力允许，我应该去看看和我在同一事业里风雨同舟近十年的人们，和他们聊聊，话题不是在我不在时他们所作的决定、事情的经过、谁做了什么、谁说了什么，而是讲讲我对他们的思念，我对他们的为人、对他们的品德是如何欣赏，我还应该问问他们自己目前的状况，关心他们的身体、他们的家庭、他们生活中的心事。我特别应该关心弗朗索瓦兹，她一定受尽了各种折磨，睡不着，吃不下，休息不好，她一定历尽磨难，饱经忧患，她一人承担起了家庭、孩子的重任，同时还要从事自己的事业。她也可能教育并规定了家庭中每个成员日常的言行举止和应完成的任务。我只能初步设想她当时必须对亲朋好友的探视、医院要求和情况的转达如何进行统筹兼顾的安排，分个轻重缓急，做到主次有别。面临我一家的种种问题，她是如何承担这出戏中的中流砒柱的角色——而这出戏的结局还没有写出。我应该关怀她，为她着想。在遭受这样一次前所未有的变故以后，再坚强的人也会乱了方寸，铁打的人也会心力交瘁。
最后，我还应该和两个孩子更加融洽地深谈一次，气氛有如和朋友交谈一样。我曾经自以为善于辞令，善于旁征博引，善于写作，善干“交际”，无论是粗俗的还是时髦的话我都能来上几句，然而我一想起这些话就觉得应该唾弃。我发现我还没有完全学会如何说真话，如何和风细雨，诚心诚意，我对确凿无误的事还不敢充分肯定。我这样对自己说：“想吧，你还没有完全脱离危险，你还在黑洞里呆着，你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只是一个大概，你刚刚遇到的只是一次转机，只是使你比以前略好一点，比以前清晰一些，诚恳一些，多一些爱心而已。”
接着，我又有了另外一种想法：你应该珍惜这第二次生命，活得更好。
没等我讲完这些话，我便进入了梦乡。我在睡梦中仍希望真正摆脱病魔的纠缠。
三十四、要学会相对地看事物
我之所以在睡梦中这样想，是因为我对能否摆脱病魔纠缠还将信将疑。
睡眠玩起了种种花招。虽然我已摆脱了机器的束缚，然而镇静剂的后遗症产生了恶果。我眼前的大海没有在卷起一阵浪花后退去，恐惧感依然萦绕在我心头。
就这样，使人心惊肉跳的恶梦、戴大盖帽陀螺式的小矮人、桔黄色的奇形怪状的东西蜂拥向你挤来。所有这一切又断断续续地、一阵一阵地出现在你面前。为了寻找光明，你睁大了眼睛。
现实把一切幻想驱散了，现实活生生地出现在你床边、病房里、门窗外的走廊里，一切都在活动。这一切生活场景使你安心，也证实了你醒来后的感觉：一切都生趣盎然。这个看似奥秘、但却是现实的现象是空气正在你身上流动。你之所以意识到空气存在，就是因为它曾一度几乎要从你身上离开。现在医护人员已停止对你使用气雾剂，为的是让你重新适应正常环境，而没有了气雾剂的药理作用，首次出现的自然现象使你有发现了一个新大陆的感觉。那里与这里迥然不同，令人有宾至如归、舒适惬意之感。那里空气清新，是一片处女地，风景优美，使你眼界豁然开朗。这是科罗拉多州那蓝色森林中的风。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如此眷恋这块地方，是因为我长期呼吸不到空气，吹不到风，看不到天空，被剥夺了自由，所以梦寐以求想见到这些地方。
这是一种原始感觉，它超过了初恋时最令人心醉神迷的经历、第一交响乐、创作诗歌或艺术时的第一次冲动、你所取得的第一次创作成功、因为办成了一件事所引起的第一次自豪。它跨越了“超过”一词的定义。你现在经历的时刻独一无二，而且为了抵消你心头的激动情绪，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觉出现了，那就是无限的羞愧感，一种和别人处境的对比感。
“这算不了什么。你不妨比较一下，把眼光放远一点。你要设想一下那些癌症重病患者、艾滋病患者、心脏衰竭病人——人们对他们押了三四倍的赌注想把他们治好——还有那些瘫痪病人、脑病患者、淋巴腺肿大患者、血液病患者，他们已经经历的、必须经历的和即将经历的折磨、痛苦、煎熬和挣扎。你想想别人吧，你其实根本没有经历过像他们那样的磨难。”
这张床，这间病房，我甚至可以唠唠叨叨地说个不休，说它们是那样的平淡无奇，但我现在才知道，还有其他男人和女人曾经睡过这张床，住过这间屋子，而且在那里经受了一段可怕的历程，在走过生死界后一去不回。我现在能把这些轻而易举地想象出来，而且因为恢复了意识而能特别清晰地想象得到。
我安详地朝头顶的天花板瞥了一眼，有多少病痛中的兄弟姐妹在临终以前也这样最后一次仰望过天花板？干是，想到自己几乎走进了虚无世界，心如止水，一心以为自己已无药可救，早晚会命归黄泉，而与那些受病痛煎熬在这里进进出出的广大民众一比，当时的这种念头实在卑下而不足取。这样一想，我苏醒后的激动情绪也就平静下来了。我再一次不去考虑自我——原先的那个大“我”从此只不过是个小“我”而已。
接着，也几乎是在同时，我萌生出一种难以抑制的欲望，想去看望、抚慰别人，听听他们的倾诉。这是一种饥渴感，一种愿望。就在这间病房里，你曾经看到无形的事物，认识过未知的东西，但在令后的每日每时中，你所认识的人将相继来到这同一病房，你将用另一种目光去重新看待他们。
三十五、小伙伴的哑谜
第一个来探望的是弗朗索瓦兹，她在管子拆除以后不久就来了。她依然戴着她戴惯的而又必须戴的纱布口罩，但我看见了口罩后面的笑容，因为我还不能开口说话，我就在那块小塑料板上作笔谈。
我疯狂地写着，我的手以飞快的速度在摆动。我试图写出与她重逢的那种轻松与喜悦。我的字是写给她和孩子们的。我看到她那绿褐色的眸子里闪烁着幸福的光彩。恐惧感已从这张美丽动人、光彩夺目的面孔上消失了。
我奋笔疾书，写啊，写啊，那块小塑料板的正反两面都被写满了。我把它交给了她。她读了后，一边打着脉脉温情的手势一边回答我，纱布口罩多少掩盖了一些她那羞涩的回答，但我能听到她讲得最轻的每个字眼。好像在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动荡以后，我有了一种超凡的功能，可以更清楚地看出别人的一举一动和各种眼神，更精确地衡量、判断和理解那无言的表情。她把小塑料板上的字句擦掉，因为我示意我还没有讲完，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我在那块塑料板上提出，要求她讲讲自己的事——不要再惦记着我——希望她说说她的身体是否健康。我要求她在这一瞬间暂时把我忘掉。她只是三言两语作了回答，因为她担心我过分激动，担心我因此而不可避兔地、必然地把自己的感情宣泄出来。
她递给我一本黑皮笔记本，可以随身放在口袋里，还有用一片纸包着、套在薄薄的毡套里的一支铅笔可以记事，另外还有一个橡皮圈，扣在封面上可以随时合上所记的东西。她对我说：“在今后的日子里，你会有许多事情可记。”
我试图写出一句我希望是爱情洋溢的字句，也就是一位丈夫可以向妻子说、一位妻子可以向丈夫说的话：“我为你这样的人品而爱你，因为你有这样的人品，所以我爱你。”
我又坚持写出了这么一句：“你是我离不开的人。”
我又继续写出一句：“你谈谈你自己的事。”
她只简单地回答了一句“我很好”，并说孩子们会立刻来看我。
实际上，他们早就来了，我是在不久以后才知道的。
在此以前，在一阵阵幻觉与痛苦、痛苦与幻觉的交织状态中，我没能发现他们。我曾经睁大眼睛，摆脱了那些陀螺状的小矮人嘲弄式的怪相，我看见了女儿的身影、她那长长的技发、她那在父亲眼中十分熟悉的举止，她站在玻璃门前。我当时觉得她的身子在退缩，从动作中可以看到她不想见我，见了我就害怕。我曾经这么想：“她看到我这副模样一定吓坏了，她走了。”当然这一切都没有这样发生过：我们应该逐渐明白，我所可能见到的一切并没有如我想象的那样发生过。
然而她确实来过，因为她的年龄已可以到救生处来探望。她看到了插满管子的一个人躺在床上，而她从未向我说过她当时的想法。对于我的那个小儿子，事情就显得麻烦多了，他太小了。亏得医生理解，允许他经过医院的小院子，趴在父亲病房的窗户上看一眼。我虽然没有亲眼见到，但别人这样做是个好主意，让他看到父亲就在病房里也是必要的。
现在我既然能亲自给他打充满生活情趣的种种手势，他也就再次来到了那座小院子。他母亲已事先作了安排，让他核实一下我已得到“解脱”，可以说一句：“爸爸已经没事了。”
我能认出他的脸，透过窗户，我也能仔细端详他的身影。他本来可以通过一种无菌通话器讲话，但是他觉得此时无声胜有声，还是不讲为好。难道他出于羞涩，不敢讲话？因为他身边有人，是一位护士和他母亲。他向前探了探头微笑了。于是我给他做各种手势和动作，我用双手不停地做表示胜利的“Ｖ”字形下势。从前，还是在童年时，他也伸手做这个尽人皆知的动作，意思是说：“我赢了”。接着，我伸出拇指，表示我已战胜病魔，现在安然无恙。然后我用手做出一连串的动作——握紧拳头，又摊开掌心、手指表示数字：这就是双人哑谜。只有他和我能对这种哑谜心领神会，它成了我们父子俩交流的一种秘密手段。他就是我的“小伙伴”。我们一起策划的那种哑谜实际上只是为了统计两人假装打架时打了多少下的一种算法：“一记耳光”（用一根手指来表示），“推四下”（伸出四个手指），“三记拳击”（伸出三个手指），“撞二十五下”（双手的十个手指都摊开，紧接着收拢，连续两次，然后一只手伸出五个手指，共计二十五下）。后面的这套把戏就无法再用手势表达了。
做了许多小面包，
为了可爱的小宝宝。
我挣扎着也模仿这首儿歌，并向他——我的“小宝宝”伸出食指。
他对这个模仿动作立刻领会了，并笑了起来。他能透过窗子看出我也在笑吗？我们像是在黑暗中和大草原上互相认出对方是谁的两个印地安人，我们相互用手势打了暗号。这表示父子俩配合默契的合作关系，爷俩间水乳交融的感情和欣喜若狂的心情也饱含在这种暗号里。小男孩打了无数手势告别后，就离开了观望台。
“你真走运，真走运，真走运。”
这些字眼转化成了可以反复吟诵的乐曲，像行驶中的机车车轮，像均匀地作往复运动的机器活塞一样撞击着我无意识的心灵，因为麻醉剂的长效作用又断断续续使我进入了短暂的无知觉状态。
三十六、经历痛苦的四个阶段
无知觉状态很快就过去了。我又完全清醒了，心里特别明白，病房、女护士、房中物品、太阳光都——。一映入我的眼帘，而且浮想联翩，牵挂着其他人，那些已住过或即将住进这间病房的人。
你受过的罪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小菜一碟”。有那么多的人上过十几次麻药，做过十几次手术，在救生处反复住过多次，一住就是十几天。别人把他们的肝脏、心脏、肺、膀胱、胰腺等器管刺破，一刀切开，检查，翻过来摆弄，取出又放回，或者移位。他们比任何人都更熟悉这一堵堵空荡荡的墙壁，这个通风口，这些蓝色或黄色的天花板，医院中的这些家具，这片单调的世界。他们的胳膊——怎么说好呢？——对于伸出来接受输液和抽血时挨针头的穿刺都已习以为常了。他们遭的罪、挨的痛比你要多得多，而且已经默认了。他们对痛苦的感受比你这样来回走一遭所尝到的滋味深刻得多。
因为，不管怎么说，你在生死界上来回走一次的时间并不长，所以你不必叫苦不迭。我也没有叫苦不迭。
转危为安后的另一件奇事是：不哼哼唧唧地叫痛。当时自己不想、也觉得不需要拉人来证明自己在浑浑噩噩中的所见所闻。我这个人稍稍有点痛就心惊肉跳，是个特别过敏的人，有点小病就怀疑是大病，有点小伤就大惊小怪，胡思乱想，像一个脆弱的孩子——我其实从来就是跟那种娇生惯养、吃不起苦、有点小病就哭着喊着让大人来治疗照顾的小孩一模一样，可是我现在却忍痛不哼了。
这时，我记起了一出法国戏剧中的一句台词：
忍着点，奥克塔夫，不要哼哼唧唧了。
接着又想起波德莱尔的一句诗：
啊！我的疼痛，你乖一点，安稳点，可别兴风作浪啊！
我的人生驿站中又多了一个信条：经历痛苦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识别痛苦；第二阶段，要是你已识别了，就得忍受它；第三阶段，你既然忍受了，你就能设法摆脱；第四阶段，你就能战胜它，因为你已经了解它。
从此，我就有了一把衡量痛苦的尺度，就是像欧内斯特·海明威所说的那种“照妖雷达”，海明威说他用这种雷达来揭露一切伪君子、吹牛大王、骗子。我的这个尺度，这只心中的罗盘可以使旅游者不致迷失方向，也可以帮助我对照其它任何痛苦。别人要经常来作穿刺，抽我一点血，摆弄我（现在还需要继续观察，检查我的身体是否好转），别人还会来把我的探针取一下，而探针一取下，我在数星期内得忍受无以名状的钻心之痛，因为在这段时间里（这是住进救生处必然要过的一道关），我又可能发生极度感染，久久不能痊愈。每到这种时候，只要痛苦袭来前的片刻间我的身子讲以下这番话，我就会平静下来：“这算不了什么。想想你自己的经历，你就会觉得你神游时的所见所闻不值一提。这与你所受到的打击相比更是无足轻重了。”
曾经沧海难为水。这么多的痛苦都受过了，也就不会再感到痛苦了。我像一个对一切都了如指掌的老病号那样对女护理员笑脸相迎。我紧闭双眼，别人在我静脉上扎一针我也不觉得痛。这真是小菜一碟。人经历了那么多惊涛骇浪就再也无所畏惧了。因此，从我苏醒的那一刻起，我就有了一种信念：我曾经和死神擦肩而过，而如果说死神吓倒过我，我曾经看到过它，它也摸过我而被我躲开了，那么现在我既然已心中有数，我就不会再怕了。这倒不是因为我以前害怕死神，虽然以前我曾与其他许多人一样无数次地与它狭路相逢，但当时我就是想把生死置之度外。每当它出现在我身旁或离我很近时：战争、居丧、住院、亲朋好友或素不相识的人去世；每当我只是以目击者、旁观者甚至陪同者的身份与死神邂逅时，我都对死神不屑一顾，拒之于千里之外。我不想听它那一套吓唬人的警告：“我随时可以来到你的身边。别忘了我永远属于你，你也永远属干我。我们谁也离不开谁。你得记住这一点。”
我会永远记住这一点，但这已吓不倒我了。
三十七、韩国姑娘加兰到哪里去了？
女护士们知道我心中有数。她们没有说穿，然而我从她们的眼神、她们的举动中可以看出这一点。我对她们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我曾经需要过她们，喜欢过她们，偶尔也憎恨过她们，但是我对她们个人的情况一无所知，我迫切需要和她们攀谈。
因为现在好了，我可以开口讲话了。我的嘴唇、嘴巴、喉咙和上腭都已恢复自由。护士们只是在某些时刻给你用一点气雾剂。在其它时间，我的脸上没有任何束缚。当然双臂还缠着几根线，食指上还套着测氧计，但尼龙拉带已从金属床沿上解下，因为管子既已拆掉，我再也不会去拔管子了。然而我依然觉得在我嘴边、跨部似乎还有管子、细绳的痕迹，我还感到那台机器仍在嗡嗡作响，使我心烦意乱。我与那台机器曾“配合工作”了那么长时间！
因此，我听到自己大声说的头几句话就是：“机器和管子，管子和机器。”我这样说似乎想驱散一群魔鬼，也好像想把它们从我的记忆中赶走。我当时以为病房中只有我一人，谁知有一个嗓音却对我作出了反应：“你说什么？”这是一位女护士——“赐福女”，在我万念俱灰、极度绝望的时刻我是多么盼望她来啊！她代表着救助，代表着一只向你伸出的救命之手。我把她的名字叫了好几遍，似乎想表示感激，也表示问候。她来到了我身边。
“怎么样？”她轻轻敲敲我的前臂，说道：“现在你没事了吧？我现在没有空和你聊天。你知道，在你离开救生处以前，我还有许多病人要照顾，他们的病情可不妙啊！”
“我当时大概很难伺候吧。”我对她说，“我那几个夜晚把你搅得够烦吧，我不停地按床头电铃，让你来替我‘接气’。”
她摇了摇头，这个动作在我的心目中变得非常亲切，既表示她纯朴善良，又表现出办事高效。这一动作虽说是善意的表示，但也显出她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疾病，对痛苦，对死亡可以说见怪不怪了。这样娴熟的经验使她胜过许多其他女护士，因此，这样显而易见的事实，在一个知根知底的女人看来，无需点破，她甚至再也不想，也不需要，更没有时间去细说。她的摇头正合了一句东方古语所说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不，”她埋头干着活，但终于开口回答了我，“你按床头铃的次数并不比别的病人多。”
她来这救生处工作已有两年多了，她是最能干，最受人拥戴，当然也是全体护士中最倔强的女人。她是这班护士中资历最深的一个。她也清楚，她最后也难免会对救生处感到腻烦，但同时，她也只喜欢在这种氛围中生活，在精神始终高度紧张的环境里工作，在这样有限的条件下忙碌，在这种生死关口上履行职责，牵挂的只是“他们”或“她们”的危险和需要，她必须以她精湛的技艺来抢救他们脱险，满足他们的要求。她还是个单身女子，从巴黎远郊伊夫利纳搭乘高速地铁列车来上班；她的父母是都兰人，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竟以为她是科西嘉人。她和另一位最近刚加入救生处医护行列的当班姑娘一起合计着准备去非洲的卢旺达，到那种特别急需救援的难民营去。到那里你对苦难的感受会更深，用她的话来说，你在那里更要“玩命”地干。她在巴黎一家大医院的救生处有过的护理经历，不仅没有使她对生死搏斗感到厌倦，反而使她更加勇往直前，为那种她难以言喻的精神——谦虚、自豪或干脆不想说出口但又不能回避的字眼——而奋斗。这种精神我们称为仁慈、对别人的苦难感同身受、爱心和超越自我。
她的女友刚刚走进病房，她们将在未来的八小时中一起值班。这位少妇是瓜德罗普人，肤色白皙，剪着短发，语气平稳，面容安详，说话时字斟句酌，言之有理。当她走到我面前准备为我漱口时，我认出了她。不错，就是她。于是我对她讲起：当时我挣扎着想按她说的办，但无能为力，我咳嗽不停，嘴中插满了管子，她语气温和而坚定，把“我希望伸进你的口腔上部去抹药”这句话一连说了好几遍，但我就是做不到，而她说话仍然很客气，动作不急不躁，我当时真被她的工作态度深深地打动了。
她听了我的话只是淡淡一笑，于是我们就聊开了。我试图了解她的人生经历，她的生活。她有一个女儿，丈夫不在家。她来这里以前曾在一家精神病医院工作过多时，也是当护士。当我连珠炮似地提问，而且扯得太远时，她就沉默不答，谨言慎语，但仍显得彬彬有礼。大概是因为刚恢复了语言能力，我有点口若悬河，不分场合地表现出了一种过分的好奇心，而且特别急于想和这两个女人中的一位亲近一番，然而这两个女人同时对我起过多么举足轻重的作用啊！她的沉默与“赐福女”刚才的摇头都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好像在说：“是的，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你很喜欢我们，对我们也特别关心。这是件好事，这很亲切，甚至使我们很高兴，因为像这样的事在这里是不常见到的，但这一晃就过去了。从现在起四十八小时内，你就‘停药’了，你将被送往一间常规病房，是在肺科的楼上，你将由其他女护理员、女护士来照料，你会把我们忘却。当然啰，在你昏迷不醒、满世界神游的夜里，你需要我们，迫切需要我们，以致有点近乎反常地依赖我们，我们也竭尽全力来为你解围。你现在要离开我们了，我们仍将像站在‘痛苦的首都’的十字路口的交警那样坚守在这救生处。这里像一座监狱，我们就是狱卒；这里又是急救中心，我们又是天使。你的病床上又会换一位男人或女人来躺着，对干他们，我们将一如既往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高度警觉地守护着他们，不出丝毫差错，给他们以同样的爱心，当然也会轻言细语地对他们讲一些他们不得不听的话。从此，我们再也不会向你透露任何有关我们的私生活，我们的爱情，我们的挫折，我们的希望，我们的弱点和任何秘密，原因是你出于人所共有的好奇心，这样冒冒失失地问我们，而这样的冒失我们一看便知是那些从如此遥远、如此孤独的世界里走过一趟后苏醒过来的人所特有的。”
我完全理解这一段她们从未说出口的话。令天，我更加懂得尊重别人的沉默不语和摇头否认，也更加懂得和任何人在一起时该怎么处事，怎么为人。譬如说，那个瓜德罗普女人佛罗伦萨要是和我谈起我的大女儿和我的妻子，我会更加专心地注意倾听，倾听她看到这三个女人时的想法：一个在进来时下意识地在“祈祷”，另一个表现得百折不挠、艰苦卓绝，第三个则是一片虔诚而又羞涩腼腆。
“赐福女”和佛罗伦萨都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在病房里。我瞥了一眼那张工作进度表，那上面暂时还是一片空白。我心里又嘀咕起来：我还会和那位韩国女护士加兰见面，落到这个心狠手毒的女人手里吗？那几天夜里，加兰一面配药，一面用荡妇般的口气和她那同班姐妹诉说自己失恋的痛苦，这时我只看到了她穿绿色工作服的背影。一见到她的背影，我就吓得慌了神，当时我真担心她俩会联手杀害我。可是现在加兰到哪里去了？
三十八、论世界的愚昧化
看到我的身体“走上正轨”，Ｄ教授似乎很满意，也很舒心。
他用略带含蓄的语气对我解释今后“停药”所要经历的几个过程：在救生处还需观察一段时间，然后在医院的常规病房中住几个星期，使我恢复体力、体重，而主要是要确证所选择的治疗方案是否完全奏效。
“你可把我们吓坏了。”他对我说，“说真的，有几天我们确实有点束下无策，这一点我觉得应该如实告诉你。但是我们进行了探索，你知道，这是医学界的一条真理：要探索。人们以为掌握了的东西往往是错误的，因此要进一步探索。最后还是实验室给我们作出了答复。不瞒你说，我甚至还向几位同事讨教过，对你说这番话我并不感到有失面子。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摸索，医学上来不得半点胡诌，医学界洞察一切但又一无所知。”接着他又说，“在确认一切都正常以前我可不敢让你出院。这也许要一段时间，但必须给我们这样一段时间。”
他的脸上似乎露出了一份歉意——我当时正是向他表示拒不住进这家医院，虽然他再三要求我住院，但我回答说，我当时没有“时间”。在几星期以前我正是向他说明我的职业生涯，我的电台，我的电视台，还有书籍，我所负的责任，千头万绪的工作，我对别人作出的承诺，还要出差，还要赴约，我的日程表排得满满的，实在抽不开身——而他静静地听我说，对于我所承担的种种“职务”不觉肃然起敬——现在想来真使我有点脸红，觉得当时的这番大话有点好笑。
“你要多少时间我就给你多少时间，”我对他说，“这无关紧要，我现在有的是时间。我对时间的概念与从前完全不一样了。我根本不着急。”
他微微一笑，带着将信将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
“听我说，”我对他说，“请相信我，这场喜剧已经结束了。”
所谓喜剧，就是“时间的喜剧”，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演过这出喜剧，也许比我同代青年演得更出色些，更紧张些。而现在这出“大忙人”的喜剧，一出被人称为“青年大忙人”中头号忙人的喜剧，台词只说了一句话，动作只是在没有气雾剂喷入鼻孔的情况下吸了一口气，背景是救生处空空荡荡的病房，观剧的Ｄ教授初则开心、继而怀疑、接着又信服——之所以信服，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一场考验，而我面前站着的人是洞悉你在生死界上走一回的所见所闻而且清楚你是从哪个世界苏醒过来的，因此他知道我不会骗他——这出喜剧不费任何周折就收场了，这是我人生喜剧中的一出。我觉得自己无遮无盖，真实可信，而且比我以前任何时候所能做到的都更加朴实自然。各种障碍都自动瓦解了。除了我觉得曾经演过喜剧这一观念以外，我又有一种看破一切的感觉。不久前我还清醒地意识到我今后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向谁说，现在这看破一切的感觉和当时的这种意识也有几分雷同之处。
看破一切又轻松自如，正是以这种轻松自如的心境我在此时此刻抛却了某些束缚，回到了世俗生活中。人们慷慨激昂的演说和沸反盈天的喧闹，心血来潮的夸夸其谈，这一切算得了什么？毫无意义。蒙田有句名言我一直听不入耳：“世上至高无上的王子也只能臀部贴着座椅坐着”。我从来没有奢望想当王子，但我一直以为我这个人站着总比臀部贴着座椅半着高些。我又看到了当年自己是如何轻松愉快，佯装淡泊名利，对一切都付之一笑，而内心却春风得意，去领那些奖章、酬金和奖金。人们在公众场合颂扬我，我也礼尚往来，去颂扬那个吹捧我的人。我置身于闪光灯中、流光溢彩的吊灯下、麦克风前、摄影机镜头前，身边簇拥着一群部长和明星。大家都在鼓掌。富兰克林·罗斯福大街的俱乐部大沙龙的地板好像也承受不住我双脚的重量了，我飞转着身，微笑着，握着别人的下，拥抱着别人，别人也拥抱着我——啊！上帝，我是多么的举足轻重。
啊！上帝，这又是多么的分文不值！
“一般说来，”Ｄ教授对我说，“根据你所服用的药物来看，你不会再发生我所见到的情况。”
“我服了什么药品？”
“我们给你服了大量镇静剂来减轻你的痛苦。你得记住你在一星期中接受了两次麻醉术。某些药品已缩小和失去了任何时间定义。那些实际时效只有几秒钟的药物，但服用后觉得药效会持续几小时。”
我又想起了黑白两个洞穴，又想起了戴大盖帽的陀螺状小矮人，想起那些使人头皮发麻的热带喧嚣声怎样来侵扰我的头脑，合着机器声的节拍奏起了“交响乐”。
“一般说来，”他继续说道，“那种状态解除后病人的思维还像一锅粥，决不会有你那样的清晰思维。你经历了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动荡，但看来经过这番动荡，你现在头脑非常清醒，这是相当罕见的。”
他说到了“某些药物’，这是否是导致我见到某些景观的原因？这些药物是个是释放出某种东西进入了我的潜意识里，还是产生了与我的思维不同的东西？我没有再追问他。我感觉到迫切需要抓住他的千，久久地握着它不肯放开。这种肉体接触，我将在今后的日子里，在和凡是与我重逢的男男女女们的交往中再次体验到。我突然脱口而出，说了以下一番话：“你从事着非凡的职业，你做的是具体的事。我们被人称为‘传播媒介入士’，我们的工作是描绘生活，描绘具体事物，有些人甚至认为，我们是在主持文艺节目，而‘节目主持人’这个字眼是不确切的，使人觉得这种工作没有多大意思。这样一来，我们这批人岂不只是把生活当作放在摊位上、橱窗里的东西那样来吆喝、来展销吗？真是小儿科节目！你们在感受着生命，你们在接触它、拯救它，你们在不断的实践中监护着它。你们处于万物中心的中心。我说你们，当然，包括像你这样的专家，也包括你们的麻醉师、你们的耳鼻喉科医生、你们的护士！哦！我们这一行并不比其它行业轻松，也不比其它行业空洞，但是和你们这一行相比，我们自感无用和浅薄。我常常这样想，我不过耍要笔杆子，拼凑一点文字，组合一点图像。而你们却不同，你们接触的是人体、血液、心脏、肺脏，你们天天打交道的是最神秘的东西。难怪你们当中写文章的人已升华到一种极高的精神境界，已经涉及到信仰问题。”
我继续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在我接触的人群中有多少小丑、伪君子、庸才！当然也不乏才气横溢的人、有创造性的人、热情奔放的人、高雅脱俗的人、妙趣横生的人！然而我们见得更多的却是似是而非的东西。你下里掌握的是证据，是真实。你登身在现实生活中。”
“也许是这样，”Ｄ回答道，“然而你大概也有几分错觉。我们的这一行业也会出错，也有虚伪、徒有其表，而且有虚荣、有狂妄。诚然，我们是一些治病救人的人，有时我们也治好过病人，也许我们可以知其然，但我不敢肯定我们知其所以然。在医疗行业中还有尚未解开的谜。”
“那些聪明的傻瓜会说，面对这一不解之谜，你们正在‘否定理性’。”我插了一句。
他放声大笑起来：“聪明的傻瓜？”
我回答道：“是的，在聪明人中也存在着傻瓜——也就是一味相信理性的聪明人。另外，我最近所经历的事不知为什么使我隐约觉得当前的世界正在变得日益愚昧，自从我动过管子拆除手术以后，这一字眼一直留在我的嘴边。难道这就是我在这次神游时所得到的模糊不清的感受？难道这些陀螺式的小矮人留给我的就是这种印象？我们生活在这种充斥着使人愚昧的各种声像文明中。这个世界在飞快地变得愚昧，以放像的速度变得愚昧。这就是我现在和你交谈时的感受。我在想我应该多关注一下我的两个孩子，免得他们受大众传媒和那种肤浅文化的影响。我们给予他们正确的教养了吗？我们切实地负起了责任、对他们进行解释、给他们以美学修养了吗？我们对教育给予了应有的重视吗？”
Ｄ看了一眼放在床头活动搁板上的那本记事本。
“我发现你早就作了记录。现在该睡觉了。从护士记事本上可以看出你好像睡眠不足。”
确实如此，我很难睡得很久，我太亢奋了。我往往只能小睡片刻，但没有做梦，睡得很深。
当我醒来时，我却发现了一张陌生的脸。
三十九、我在那里结识了Ｔ医生
他是一个我素不相识的人。像实习内科医生和其他医生一样，他穿着一件白大褂。他是谁？他能为我做些什么？
他大概有四十上下年纪，面孔像一名直升飞机驾驶员，也有点像一个登山队的领队，还有点像单人航海家或是不带枪的士兵。他的外貌像一个喜欢野外生活的人，眼角边因经常用力而起了许多鱼尾纹，但双眼炯炯有神，常常露出坦荡的笑容，嗓音自然、柔和，好像一位朋友正向你低声细语，不过这位朋友我以前从未见过。然而我们一见如故，一种情分把我和他的心紧贴在一起。
“我是Ｔ医生，让·皮埃尔·Ｔ，”他对我说，“一群我俩都相知的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你的妻子，你的妻子又把我介绍到你身边。我没有在这家医院里干过，但我认识医院里不少人，我每天都在了解情况，摸清了你的病情，所以我可以去帮助你的家人，和他们聊聊天，听听他们的诉说，安慰他们一番。现在我看到你身体恢复得很好。我代表塞尔热奥向你问候。当初塞尔热奥像你现在一样，神游过‘合恩角’，我曾尽心照料过他。”
他俯下身来，吻了吻我的额角。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他往往突然赶到我病房，以鉴定和记录我从“合恩角神游”后苏醒过来的病后恢复状况，并和我交换一下对痛苦的看法——他似乎对这种症状倍感兴趣。我就这样逐渐了解了他，因为我不需要再逐步培养感情——自从初次见面后，自从他在我床边讲了那番话以后我就喜欢他了。我曾经想过，这个人早就是我的故交了，他是一位多年的老朋友了。
他能做到使你心安，而且随时准备为你排忧解难。几个月以后，他把全部时间和医术都用来照顾一位病危的著名国家领导人。在这种时刻，Ｔ已接近达到既是天使、又是守护神的双重标准。说他是天使，是因为他体贴入微地保护着你，他古道热肠，随时听候你的呼唤。说他是保护神，是因为他经验丰富，胸有成竹，而且可信可靠。要是一打仗，人们会毫不犹豫地跟着他上战场。
他谈起的塞尔热奥和“绕过合恩角的神游”不由得使我心头为之一震。我请塞尔热奥当天来见我。除了家人以外，他是我头一个希望见到的人。为什么我最想见到塞尔热奥？他又不完全属于我天天打交道的男男女女中最亲近的圈内人物。因为一年前，在一次车祸中，他差点毁了容，断了四肢，甚至差点丢了命。他与死神搏斗了几个星期。医生们耐心细致的护理、妙手回春的医术终于使他身体复了元。我每次和他相见时（每两个月共进一次早餐）总是对这些过程饶有兴趣：怎么走向鬼门关、怎么过鬼门关、又怎么死而复生。但我一直套不出几句十分明确的话或几个使我豁然开朗的字眼。他喜欢自己单独思考。
“我们换个话题吧。”他说。
或者这么说：“要是你自己没有这样的经历，你是不可能理解的。”
现在他亲切地微笑着出现在我面前。我们从此有了相同的经历。当然这种经历在时间上、程度上、痛苦的轻重上有所差别。我也曾设想过，我们两人中，他受的罪最多，即使在方方面面对比以后，他会觉察出我也许在精神上“领教”得比他多。他没有见过黑洞、白亮隧道，这无关紧要。我们两人都领略过个中滋味，两人同病相怜，可以一起回忆两人各自的神游，他没有看到“另一世界”，因为他顾不上别的，萦绕在他脑际的只是那个固定的念头：如何活下来。然而我们各自的神游至少有一点很相像：我们都活过来了。我们可以因此而开怀大笑。我不敢肯定他在和我的促膝长谈中是否也有大难不死的人所自然流露的自豪感，一种无害的自负感。我们也可以把这种感情称作为下足之情。
他告诉我许多有关这个“村庄”的许多消息，这个村庄就是巴黎，而我们两人都是这座“村庄”的“村民”：各行各业在同一座“村庄”里活动，传出了各种趣闻轶事，披露出各种变迁和秘史。我们这个新闻界由纵横交错的各种网络组成，有政治的、娱乐的、商业的或经济的——大家共同的话题离不开男人和女人，与组成这个城市的其他社会各界所谈的热门话题一模一样，都是那样的色情下流、耸人听闻、庸俗低级。寒尔热奥对我说起，一个臭名昭著的骗子在此以前的行骗勾当一直天衣无缝，但现在却开始真正露出破绽而且即将垮台。他又向我透露初涉我们报界的一位傲慢小姐那一段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还代我推测某位尚未公开竞选共和国总统的先生当选的概率有多少，而现在大家对这位候选人都一致看好，认为很有获胜的把握。这时候我露出厌倦的神色，他赶紧刹住，不说下去了。
“刚才我对你讲的毫无意思，对吗？”
“毫无意思，”我说，“你看得很准。”
他起身告辞：“我祝福你，从现在起，你将过的生活又是一次机遇，一种好运。你已绕过了‘合恩角’，你应该感到庆幸。别着急，‘村庄’的事以后再去关心也不迟。”
我答道：“但愿有一天你还会上门来找我……”
我最后一次看了一下他的脸。我对他的看法改变了。以前，塞尔热奥在我心目中是个富有魅力的人，一个有影响的人，是个人才，一个多少有点厚颜无耻的行家，但仍不失为一位朋友。我觉得我现在对人的看法与以前迥然不同。我们大家在一定程度上都戴着一层面具。我这次神游以后，似乎获得了一种透过面具更清楚地观察人的本领，也许这种本领是暂时的，不久可能会丧失。我现在看人都把他们看成赤条条地一丝不挂来观察，也许是因为我自己也是赤身裸体的。在塞尔热奥向我告辞的刹那间，我看到他身上仍有未泯的童心。我看到他的善良和恳切的一面已战胜了野心和权势的冲动。在我眼里，他的脆弱性多于刚强面。我甚至觉得原来的那个“他”也许已经死掉。
四十、“神助之力”
绕过合恩角。
这种比喻经常在我脑海中闪过，因而当我撰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总想问问一位曾经远涉重洋，进行过这种航海的水下。我曾经与他作过一次电话交谈，还作了记录。现在重读这些电话记录，我想这些记录完全适用于我在救生处的神游。
“首先你想到的是合恩角靠近南极。”那位水手对我说，“你在出发时就清楚，你不敢肯定你能回得来。你是孤身一人，谁也不会来帮助你。你在这个世界上是孤独无助的，你是到那里去的第一人。在茫茫大海里航行的二十九天中，我只见到过一次阳光。浪涛互相撞击着滚滚卷来，好像一列列火车正在争先恐后地开回到那里：左面奔驰而来的层层浪涛撞上了来自右面的风驰电掣般的层层浪涛。这真是惊心动魄的场面，你根本无法航行。你感受过盛年时的恐惧、成年时的惊吓，但这简直像八岁儿童所受到的惊恐，实际上你当时也只不过是一个八岁儿童而已。在一个月里，你永远身处险境，也就是说一个小小的事故可以转化成一场灾难，一场小小的灾难可以转化成死亡，因为一切都在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扩大，不断地变得恢宏。你所在的地方没有人来往，没有人会来救你出险。你有的是健壮的身体，无穷的精力，你的船好像也万无一失，但这还不够；你有能力也有技巧驾驭一切，但这也不够，还需要有点万灵药粉。”
“你的意思是说，还需要运气？
“当然。当你从合恩角重新北上时，你又重生了。你离开了死亡世界，你兴高采烈，你的境界开阔了，使你想步入更高的生活层次。你渴望对你所爱的人爱得更深，你也感觉到有这样的需要：去看望你久违了的人们，改变对事物的看法，修正自己的目标，剖析一下你从未抽时间去剖析的一部分自我。因为你经历了一个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
“谢谢你，奥利维埃，两种情况很一致，很相像。谢谢你。”
“不客气，再见。”
“再见。”
然而当我重读这份记录时，却发现两者之间毕竟存在着差别。在听到奥利维埃对我说“你是孤身一人”时，应该冷静地低调处理：我当时并非孤身一人。我曾经以为是这样，其实我并非这样。我之所以绕过了合恩角，回到了阳光灿烂的洋面，而且航行到了太平洋，并不只是我命不该绝，并不只是因为我的身体和我的精神顽强地顶住了，还因为曾经有许多男男女女帮我度过了这“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我是走运的，我身上曾经产生过一股力量，更主要的是我有一家大医院救生处的一批医护人员的照料。我自己当时只是惊涛骇浪中的一个身躯，他们就是航行中的船舶。人们不能选择自己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是一种未知的力最把这一时刻摊到你头上。令人感到诧异的是你会发现在这一重大时刻中，并不是你曾经以为是重要的事物起了重要作用：科罗拉多州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在一条大马路上跟着父亲在小贩中间转悠，清晨在厨房里与儿女们一起吃早饭，在去阿尔及尔的公路上驾着汽车急转弯，在伦敦郊区烟雾弥漫的录音棚里录音，这里面有什么“重大”的因素能解释在我的“生死存亡的重大时刻”中，上面所说的景象会浮现在我眼前？再说，那翻滚不停的蓝色林海又该有什么样的说法？我不久以后终于找到了答案。
我上面说过：“一种未知的力量”。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在重读巴尔扎克著作中某些章节时我有了饶有兴趣的小小发现。当巴尔扎克不想或者更确切地说不能解释某些行为或某些感觉产生的原因时，他多次用了一个字眼“神助之力”。请看下面三段引文：
“在野心家的生活里〔……）往往会面临一种严峻的时刻，一种神助
之力会让他们接受种种严酷的考验。”
第二段是：
“在诗人或哲学家身上会出现一种无法解释的、闻所未闻的心理现象，
科学是难以对这种现象作出解答的。这类似于第二种生命，使他们可以推
测真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神助之使他们达到了他们必须达到和希
望达到的境界。”
最后，我把最精彩的一段文章全文摘录于后，以飨读者：
“这种未知的力量使旅游者在天空还没有预示有暴风雨来临的迹象时
就脚步匆匆；这种力量使生命垂危的人在临终前几天焕发出生机和动人的
光彩，还启发他构想出种种美丽的蓝图；这种力量提醒学者在他那盏照明
灯已经通亮时再去旋高灯捻；这种力量使一位母亲对一位明察秋毫的人向
她的孩子投去的深邃的目光感到惶恐。对这种未知的力量该取个什么名字
呢？”
于是巴尔扎克又说：“在我们生活遭到种种浩劫时，我们大家都受到它重大影响，但我们既没有把它命名，也没有将它研究；这远不上是预感，更不是什么幻觉。”
和其他许多人一样，我把巴尔扎克看作是一位文学巨匠，这算不上什么慧眼独具的见解。“他不讲究文笔。”那些蠢才在那里嗥叫。我才不去理睬他们那种嗥叫！他拥有整个世界，他是一位创世神，他是一位天才，没有时间去推敲“文笔”，他全神贯注，一心完成着他的皇皇巨著，追求着他那无与伦比的事业：重新创造一个世界，俯瞰人间喜剧。巴尔扎克虽然不大讲究“文笔”，然而他有驾驭语言的熟练技巧。他就是这样一位人物，每当他遇到生活中的难解之谜，遇到荒谬和无理性的现象时，他就会用一句一神助之力”来解释。我们会发现他巧妙地避而不谈“上帝”。然而在他的全部著作中他也讲到“上帝”。但是当他想要论及无法解释的事物时，他并不去找“上帝”——这已超出了我们的智能范围，改变了我们普通人的生活进程。
因此，巴尔扎克并未使用那些唯灵论的字眼，也不想去说明那些不能说明的东西——也就是Ｄ教授和他的同仁们与你我一样都无法理解的那个“为什么”——而是应用了一句通俗的、到处都适用的话，这句话用在我身上也恰如其分，我在走廊左首四楼的29号病房里常常会想起这几个字：“神助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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