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三种力量
二十二、设身处地为别人着想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
这里所说的别人是指那些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
首先是我的妻子。她定时来探望我。我不敢肯定自己能算出她探望的次数：每天一次、两次还是三次。我既然算不出日子，怎么还能算出她来探望的次数？我逐渐发现她的探望无异于在黑暗中射进了光明。正像第一次，那过分的激动使我气闷难受，因而叫她离开一样，后来我却期待着、盼望着、祈求着她的探望。
我往往自以为听到了她在走廊里的谈话声，然而她却不在那里——我自以为听到了只有我能分辨出的她动作的声音——她往往不轻易推门。我之所以觉得她在这里，是因为我需要她。这样的需要感使我产生了力量。我无法断定她现在穿的是什么衣服，因为她必须遵照规定穿蓝色或绿色棉布工作服。但是我相信她穿着得体，既不时髦，也不落伍，她觉得这样的穿着最合身。同样，虽然我看不到她的脸，因为她和医护人员一样戴着大口罩，我也能猜出她那精心梳过的头发和薄施脂粉的脸。她倒不是要卖弄风骚，而是刻意要做到仪表尽善尽美，这也反映了她的个性。不论她什么时候来探望，早晨上班以前还是晚上下班以后，我相信她总是显得——我得找一个确切的字眼来加以形容——无可挑剔、我对这一点深信不疑，因为她就是有这样的教养：决不马虎从事，做到自尊自爱。她遵循的准则是：不能在人前把伤心、忧虑、痛苦和悲哀溢于言表，而要在世人和他人面前展现一种复杂和克制的表情和脸庞。
她不善于演喜剧，但她总力图去贴近生活，尤论是失败还是成功，是悲剧还是幸福。她天生就是这样的性格。她不仅受到的是这种教育，而且还为自己定下了价值观、生活规矩、自我克制的方法、信仰、精神和艺术的情趣。她是带着这样的做人信条来的：明快执着地要做生活的强者，摔倒后靠自己力量爬起来。最后，她的这种信念也感染了我。她凭着女人的丰富经验，带着一颗爱心，而且当我因不知病情而迷惘困惑时，她却抱着坚定的信念，义无反顾地来了。她到救生处来探望我，为的是要用她对生活的勇气来感染我。她双眼含着笑意，嗓音清脆响亮——其中当然也透出几分沉着镇定——这是一副庄重、温和、坚定的嗓音，那语气似乎想要使我明白我不应该心如死灰，我并非孤独无援。她清楚她爱着的那位丈夫是个自相矛盾的焦虑狂，对什么事都极端敏感。我是那种“求知欲”很强的人，时刻都想身处“各种事物的交会点”，身处城市和村庄的信息中心，跻身于时代前列。我是那种不时在提问“有什么新闻”、喋喋不休地说“请给我讲讲”“请告诉我”的人。我是那种离开了电话、离开了思想交流不能生活的人。她也清楚我无法忍受对自己目前处境一无所知的状态，这样一种增然无知的状态会使我惶惶不可终日。我从她的嗓音和言谈中感受到了这一点。正像从我身上曾经发出过病危的电波一样，她在我身边时，从我身上也会发出“豁然开朗”的电波。我寻思道：“既然她以这样的精神状态来到你的身边，不论你在此时此刻给她的印象如何——嘴插管子，身旁又有一台机器——你对她的一举一动要尽力作出反应。”
于是，我用那块塑料板和那支碳素笔，或者用摇头或颔首示意的办法，想让她明白我和她依然是心相依、日相伴的，她的讲话我听到了而且理解了。
我确实只能理解她的话。她首先把我的病况告诉了我——也就是医生们向她转达的话，他们说病情已经查清，可以开始更有效更准确地进行治疗，但是要想把我的管子完全拆去还得假以时日。这些话白天就已告诉过我，但我当时不能理解，现在既然是从她口里说出，我也就记住了。现在有个盼头了，是五天五夜，还是八天八夜？现在我至少有几分把握，有一个打算。我慢慢地把事情一件件加以归纳。接着她又告诉我，孩子们、朋友们以及那些待她一直很好、并且关心她和同情她的人有何反响，也就是别人的处境。我心想：“如果你觉得在受罪，而今后还要受罪，那么你们心自问，这对她和孩子们来说也将是一场怎样的煎熬。你倒是应该设身处地为她、为他们着想一下。”
好一番娓娓动听的话！这种话讲惯了，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价值，因为男人们和女人们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都可以讲。这是一种初听起来人耳而做起来难的提议：“你不妨设身处地为我着想一下。”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确确实实地、也是诚心诚意地要进行这样的位置颠倒？我可没有这样的魄力，但我懂得这一点：被我所爱而又爱着我的这个女人前来探望将使我自从进入救生处以后第一次为除我以外的第二个人开始着想。自从她来了以后，我不再专门为个人考虑，可怜自己的遭遇了，不再热衷于关心自己而对其余的一切都无动于衷。在此以前缠绕在我脑际的形象和语言都是属于死人的。现在我想到的是活人，最亲近的活人，那些我可能失去的人们。
二十三、探望重危病人的第四条要领
当人们自己因重病而神志麻木时，在无意识状态下神思恍惚，在竭尽全力不让意志消沉下去时，在一团漆黑的世界中漫游时，是很难做到甚至无法做到“设身处地”为某人着想。尽管如此，还是应该设法做到这一点。
我好不容易做到了这一点，但也只得从点点滴滴做起。然而每当我不遗余力地做到这一点后，就觉得这样做有了意义。这好像是在狂躁不安和忧心忡忡的心潮中，在混乱的记忆中打开了一个缺口，劈开了一道通路，在与死神的搏斗中打了一次胜仗。我只想到那些细微的行动，琐碎的小事，这些基本上都离不开家庭圈子，我的儿女和我的妻子，或者是我的妻子和我的儿女。按惯例摆上了早餐，在明亮的木桌四角放上了碗碟和杯子，餐巾放在圆盘里。住所苏醒了，在这间不大不小的厨房里，一天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睡眼惺忪的两个孩子，噘着小嘴，带点赌气的样子一前一后地来到。还有那令人回味无穷，然而是每日必做的功课：父母在他俩醒来后抚摸一番，清晨捧住他们的头吻上一吻，睡眠时余温未退的热烘烘的身体依偎在你的怀里。
偶尔，那个孩子——她现在已不是孩子了，而是长成了一个姑娘，但依然是孩子——并无敌意地离开了你的怀抱，她那睡意未退的身子这么一闪，这是一种想摆脱父母呵护的独立愿望，虽然没有明说，却能感受得到：“让我从黑夜中，从睡梦中醒来吧，让我摆脱‘我该怎样为人’的抑郁感吧，让我调整好我的仪容，对你说一句话，哪怕只是一句充满感情的话；再给你来个表示，哪怕只是一种充满温情的表示。”
两个孩子早晨离家上学，晚上放学回家。我能从他们的朋友中——无论是女友还是男友，是同班同学还是非同班同学——认出他们。我试图“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一下，”，他们对已知的和未知的东西在乎多少呢？他们的母亲对他们说了什么呢？有关父亲的病情，她告诉了他们些什么呢？还有，病情是有所发展，还是维持原状，还是病情减轻，她又是怎样向他们描述的呢？对于我没有想到的但却发生了的事情，他们是怎样熬过来的？——比如，电话铃响着、响着，一直响到深夜。她还可能对他们说了一些假话、隐瞒真相的话。她是否把事实真相都向他们说明了呢？她是否把重要的一块心病隐瞒了起来，只有她自己清楚？因为还有一个疑点医生们没法解开。她不得不向一两个最亲近的女友一吐胸中的苦闷，而我知道电话在哪里，在哪几间房间里，而孩子们又是怎样把真相都听到的。
设想了家庭小天地片刻以后，帮我在短时间里解除了苦恼。我没有想到我自己，也不再为自己的命运而伤感。我不再沉溺于时而痛苦时而恐惧的复杂感觉里而不能自拔。有了这种发现，我振作精神去考虑“别人”，也就是被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们，就是我妻子每次来探望我时提到他们的名字时总会撞醒我浑浑噩噩的记忆的那些人。
“Ｊ与Ｓ昨天让孩子们到他们家吃饭。这给了我无限安慰。Ｐ和Ｇ牵挂着你，天天提到你。亚历山德娜真让人感动，她放弃了一次旅行机会来陪我。她向你问好，瓦莱里也要我代为问候。你的几个兄弟都打了电话。”
除了这些亲人圈子里一连串小名以外，还有另外一些人名，他们虽不算很亲密，但也是我曾经共事过或在生活中打过交道后我常常往来的人，他们通过唯一可以传话的中介入——我的妻子向我致意。她难道明白并一心以为，听到了这些名字对我的身心都有好处？因为这些名言构成了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几天几夜以来，我却完全把他们遗忘了。我甚至已不知道我身边还有这么几群朋友、合作者、同事、还有长期未见音容笑貌的远方朋友，他们一得知消息后便来表示慰问。我早已把他们忘却了，因为他们还活着，而我一心记挂的却是死人，因为他们近在咫尺。我被生平见到的死人纠缠不清：他们就在病房里，其他活人却不在场。
然而这些死去的人离开了病房。我在恍惚中似乎看到这些笑容可掬、和蔼可亲的冥世来客重新出现在病房里再来要我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也就是到“另一世界”去，之后他们去食堂吃饭再没有回来。他们是一去不复返了。代替他们的是这些活人的名字，是我妻子向我提到的名字。她边讲边滔滔不绝地向我说起生活中这些人在说什么，做什么。这也促使我必须想到他们，不要忘记他们，要和他们重逢。这些名字就代表了一张张脸庞、一个个眼神、那亲切的笑容、那配合默契的合作共事。我努力回忆把我与生活联系起来的纽带：我的工作、我的打算和我的希望。
“Ｊ接待了Ｓ与Ｏ，他们几个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使你不在时工作也能正常开展。Ｊ要我转告你，叫你什么都不用担心。事业进展得一帆风顺，而且今后也会一帆风顺地进展下去。”
我放心了，无牵无挂。在最初的一段时间里，构成我职业生涯的任何环节都已荡然无存，紊绕在我脑海里的只有我的残生，我的往事，还有就是对死亡的恐惧。现在随着输液管中液体一滴一滴淌入我的身体，我又想起了日常生活的点滴小事。
第四条要领：当你面临一位病人对自己的生命安危毫无把握、而且由于这种惴惴不安的心理引起了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时，不要只对他说你爱着他，还要对他说，其他人也爱着他，要对他讲讲发生在这些“其他人”周围的事，你要开导他，使他想到构成生活美好事物的一个方面，和他谈谈活着的人们。因为只要他跨过了这道神秘的界限，他就是一个与你和其他人形同陌路的人，于是活生生的世界在他看来简直是荒谬绝伦。切不要听任他陷入这种荒谬的心理，要循循善诱地引导他想起他对爱着他的人和被他所爱的人还有应尽的义务。要诱导他明白你的爱，他人的爱或是他对别人的爱都值得他为活下去而顽强拼搏。
二十四、佛罗伦萨的愿望
爱心救了你，这也是那些与你素不相识的人的爱心救了你，这里面也包括照顾你的女人们的爱心。
她们是助理护理员、助理护长或者护士——更确切或更正规地讲，就是那些国立护士学校正式毕业的护士。
有的助理护理员只给你做纯属具体的护理：替你清理和梳洗。她们也恰助其他护士，这些护士有条不紊地主持日常事务，保持工作的连贯性，承担最棘手、最不能忽视的工作。但我对她们都不分等次、级别、资历和权力，在我心目中，她们都是平等的，也就是说她们是优秀的。我一无所知，她们却全知全能。她们比这个城市中在同一旧寸刻的医院外面，在大街上、商店中、车间里走来走去、忙忙碌碌的任何其他女性都要优秀。至于这座城市，我已完全把它遗忘，再也不去想它了。
难道还有一座城中、一片天空、一种色彩？难道还有声音？那是什么声音？我对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已忘记得干干净净：大马路上的嘈杂声，大街小巷的叮叮当当声，车水马龙，人流如潮。无论在水泥地上，柏油路面上，寓所的地板上，机场的橡胶路面上，旅馆客房的割绒地毯上，厨房的地砖上，教堂前的广场上，部有红男绿女在那里走动。至于大自然本身，我也不上管它了。难道还有树木、小鸟和江湖吗？我对外部世界已漠不关心，它已死去。我所住的那个地方，已没有外部世界，只有另外一种事物，也就是这另一世界，一种陌生的力量把我推到里面，把我传唤到这里并把我羁押起来。只有一间或黄或白的房间，它的大小随着我的恐惧和痛苦的增减而随时在变化或变改。房间里的女人们在穿来穿去，她们的出现和离去并没有能使我了解到时间和日子的更迭。这些少妇们的小名平平常常，面孔也平平常常，但这些平平常常的面孔却在生命的分分秒秒的流逝中成了超凡出众的脸，而生命在流动过程中往往是免起鹃落、稍纵即逝的。
偶尔我发现这些女人们人高马大，身材魁梧，一双双健壮有力的下可以帮我挪动位置，为我翻身，好像面包铺的小伙计揉一团面粉、把它制成面包那样随便摆弄我。我有时听到她们像指挥员、驾驶员、监督员那样对我发号施令：“呼吸慢一点，调整好你的呼吸节律，个要焦躁不安。”
其中一位努力要在我的嘴里和嘴角抹药，想把我的几处口疮慢慢治愈。口疮个仅使我的口腔肿大，还加剧了我全身疾病引起的并发症。但是我身上的某种力量在抗拒着。首先我不知道她的用意，其次我担心下巴张得太大会使那根救命管子脱落。我的身体无时无刻不在以这样或那样的理由挣扎躲闪。我把上下牙关紧紧咬住，我执拗地顶着，不让她把她想要干的细致入微的工作干成。她不甘心，重新试了好几次，意志坚定，但动作轻盈。她有手艺工人的顽强毅力，不论是什么工艺品，不论在什么地方，不制作完成决不罢休。这位少妇本可以对我发火，强行给我抹药，那样可能要让我吃不少苦头。但她没有这样做，而是讲了一句话，吐字十分清晰，而且彬彬有礼：“劳驾，我希望伸进你的口腔去抹药。”
在这以前，我还没有见过她。她的一位同班姐妹刚才也许管她叫佛罗伦萨。她的肌肤好像并无光泽，留着短发。
她说话动听，而且字斟句酌，但当时并没有打动我。可到后来，我又一次回味这些字眼，它们代表了这些女人所拥有的生命智慧中的一个闪光点。这句很合乎情理的话，用循循善诱、使人心悦诚服但又能使人接受的语气说了出来，使我原来紧绷的肌肉松弛了，我松开牙关，微微张开嘴巴，时间虽不长，但足以使她的“希望”得到满足：她的手终于伸进了我的口腔。
我开始对她抱有好感，因为她那平静而巧妙的话挽救了我，功效不亚于药的本身。在这段病情缓解的时刻，也就是机器和我配合默契，没有不停的咳喘使管子堵塞，也没有震颤使全身瑟瑟发抖——这种全身的战栗会传给机器，正当病情危急时刻人们可以松口气说一句“一切正常”时，机器受到我全身战栗的影响会响起警铃——在此时此刻，我对这些女人怀有抑制不住的好感。我想把这种好感告诉她们，对于她们坚韧不拔的毅力、干净利落的动作、和谐一致的配合、一丝不苟地遵守操作规程，我都想表示我的谢意。有时她们不免会觉得厌烦或气愤，甚至对她们那单调重复的生活有认命的感觉，但她们仍然不露声色，任劳任怨地工作。
怎么表达才能说清别人能理解她们繁重的劳动，她们每天的工作状况呢？她们早晨到得很早，深夜也不误点，为的是能按时接班，她们乘巴黎高速地铁列车赶到这里，个人的生活、烦恼或各种问题纠缠着她们。孩子和丈夫的问题；没有孩子和没有丈夫的苦恼；有钱和无钱；孤独和喧闹；爱情或失恋；极难相处的父母或漠不关心的父母或过分关心的父母；物质条件的艰苦；行政管理部门的刁难；费力不讨好，见不到你的闪光点却只见到你的阴暗面等等。工作计划在等着你去完成，对每一位病人都要细致入微地加以护理。你明明已经熟悉情况，甚至在这间病房里也算是资深望重的人，但还要听那冗长、繁琐、复杂的安排布置。所布置的工作又像迷魂阵一样一环扣一环，不能有丝毫的差错、疏忽或大意。有这么一位病人，久卧在床，内心受到创伤但还要冒犯别人，丧失了说话能力，一半是人，一半是物，他抓住你的手腕不放，用目光在哀求着你，好像你能为他解除一切痛苦。这位病人完全依赖着你，你得把他当作一个婴儿和一个伤员来伺候，对他和其他病人要一视同仁，无论这些病人是在他之前或在他之后入院的，都要平等对待。然而这人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陌生人。
这位陌生病人无法作这样的思考：她们这样做并不是她们喜欢你，而是在履行职责。在这位陌生病人看来，她们履行的职责不算什么“工作”。可是我愿意相信，她们忠于职守，而这种敬业精神相当于一份爱心。即使我想错了，其至有人会反驳说，她们只是在从事自己的工作，但我却从她们的一举一动中领会到了其中举足轻重的意义。我默默地接受她们的做法，把它当成我没有被抛弃、我并非无法挽救的暗示。我接受她们的做法像接受爱情、真理和已被证实的事情一样。为了把这种想法对她们说出来，我摆动着右手，在塑料纸板上写出了两个字：“谢谢”。
她看了看，用略带不快的声音回答道：“你昨天在同一时刻已向我们道过谢了。”
她们背转了身子。她们用这样的话来回答我，以致蓦然间我又改变了看法。新的一轮心理循环又开始出现，它来得很猛烈、很突然，和刚才我突发的对这些女人的爱慕之情一样的激烈和始料不及。她们刚走出房间，不知哪一方的魔鬼前来对我说：“她们并不喜欢你，她们压根儿不想让你好起来，她们甚至想杀害你。”
二十五、比高利诺萧条的一生
我认识这个魔鬼，我能认识出来。这是恐惧的心声，妄想狂的心声。”这一心声把你引向生命的反面。我已许久没听到这一心声了，我本以为早已把它制服了，把它的臭嘴闭上了。现在它又回来了，而且和前几次一样用令人信服而温和的声调说话。它讲了一句可怕的话：“这些女孩子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她们希望你死掉。”
这一心声的再次出现使我陷于绝望的境地。我的意志并不坚强，无法抵制它的出现。我对这个心声所说的话信以为真。我又重新陷于惊恐万状的深渊之中。与前几次一样，这一次也是来得那么突然，而且在同一时间，事先也毫无心理准备。
我在病房四周感觉到了异乎寻常的寂静，于是更加胆战心惊。门被打开了，在救生处走廊里发出一阵骚动，接着又寂然无声了。姑娘们在以另一种速度来回走动。她们在低声细语，忙忙碌碌，好像在商量着什么。我觉得这很可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她们在策划阴谋？在此以前她们一直肆无忌惮地高声交谈，好像我根本听不见。而现在她们却在窃窃私语，她们想向我隐瞒什么？我断断续续地听清了几句话：“经过透析……已经完了……应该通知家属啊……可找不到任何人，谁也没有来探望过他啊……”
我听见了一个人的名字，这使我猛然省悟这个世界并非专门围绕着我这个小人物转的。这个名字是：“比高利诺先生”。
原来护士们谈论的话题是隔壁病房的病人，这个人我从未见过，今后也永远没有相见的机会了。片刻间我突然清醒地意识到他已发生了什么致命的变故。在隔壁病房和走廊上发生了一阵轻微的骚动，这可来自我的感觉而并非来自我的视觉，因为我基本上什么也看不到，然而我觉得我能捕捉到所发生事件的一切信息，无需亲眼见到。骤然间，一切都已明朗！我什么都明白了。但是，我刚才想错了，当我给女护士写“谢谢”两字时，她并没有对我有反感的表示，她不过更牵挂着另一位病人，而对我就不大注意就是了，她并不想“杀害”我。死的概念之所以再一次冒出来，把我的爱的激情驱散干净，是因为就在那消极的心声讲出这句话（“她们希望你死掉”）的时候，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在我们两间病房之间的墙壁的另一边，就发生着这件事。我相信事情是这样的：就在比高利诺先生咽气的这一刻——这早就是预料中的事，不过我自己当时正在迷幻世界中漫游，当然就无法猜测到了——就在这个时候，死神穿过了比高利诺的病房与我之间的那段空间，用那一句内心独白使我想起了它还存在。
死神正在这一带漫步，它在寂静的走廊里游荡。我对这一点现在已肯定无疑了。现在时间已很晚，正是万籁俱寂的时候，但在救生处的走廊里却使人感觉出一种悄无声息的沉寂，一种捉摸不定的沉寂，在这片寂静中再也无法领略到一丝一毫属于人间的感觉，这种寂静不是大自然产生的，因为从来没有真正的寂静。但是即使我住的病房门关着，我依然听出并明白了这种寂静中所蕴含的白色和黑色。我并不对此感到惊讶，我对什么都不感到惊讶，我对一切都处之泰然，决不会觉得诧异了。
没有任何人来看望比高利诺先生。你已经记住了这句话：他是孤身一人，你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与谁有点相像。他的名字发音时有点古怪可笑，但也婉转动人。当他的那台机器发出与你的机器不同的响声时，你在片刻之间会突然想象出他的个头矮小，像一支“短笛”①，棕色头发，年事已高，虽然身处不幸，但依然笑容满面。你为什么会想到他会笑容满面？比高利诺先生没有任何能使他笑得出来的理由，因为“没有人前来看望他”。而你，却有人来探望，有人在念叨，护士们从未说过“没有人”三个字，而围绕着你却牵动了多少人的爱心，你明白了吗？你在心潮起伏、迷惘彷徨之中，终于觉察出这一明白无误的事实：你并非孤独无助。比高利诺先生的去世不会使你心烦意乱。说句带点残酷的话，他的去世对你还不无裨益，因为从此你可以不断地这样想：“我可不像比高利诺先生，我有一大群亲朋好友，我并非‘没有人’。这样一切都有转机了。”
①意大利语“Picolo”（短笛）与“比高利诺”谐音。——译者注
二十六、听到了一个奇怪的动词
现在是早晨，我想。病房中一片明亮。几个穿白大褂的男人朝着我俯下身来，几个穿绿大褂的男人也这样做。他们都一定要对我说“你好”，我明白了他们的意思是要我也回答一声“你好”，至少用头示意也可以。为了向他们明确表示我听清了他们前来对我说的话，我照着他们的意思办，颔首示意“你好”。
我认出了其中的几个男人，有一个是住院实习医生，他经常在我焦虑不安的夜晚来值班，对我说我的心脏功能正常，讲的总是那一句引起我反感的话：“你要和那台机器好好配合。”
另一位戴一副眼镜，在我第一次在救生处苏醒过来时，也就是在纤维造影的麻醉状态下清醒过来后，他就俯身看过我的脸。是他主持办理了我的人院手续，更确切地说，是他让我进入了这种环境。他讲话时语气缓慢、庄重，一字一顿，吐字清晰，好像是在和孩子谈话：“自从我们分辨出病菌以后我们给你所用的药品已开始起作用了。你喉咙的浮肿看来已经消退，呼吸状况已有改善。我们打算两天后给你拆管。”
“拆管”这个奇怪的动词我将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经常听到别人使用。这个字眼别人往往不容易说准，有些姑娘们会说成是“拔管”。然而不管怎样，这句话的意思无非是给我把这根硅酮管拆掉，硅酮管是把我与那台为我送气的机器相联的纽带。“拆管”将是我无法算清的未来时日中的关键字眼，我之所以无法算出时日，是因为我的时间观与旁人的不同。“拆管”这样的变化大概会使我振奋起来。然而奇怪的是，我在得到这一消息的同时又带有几分狐疑：这一切都靠不住，都难以办成。我好像有点拒不接受明明已展现在医生视野里的那个方案似的。
这并不是因为我不信任对我讲话的医生。我觉得他说话是谨慎的，只想把事实真相说出来，还想让我明白这种真相是可以变化的，是局部的，并不全面。我特别记住了他这句话：“我们准备试试。”我又听到了这样一段话：“你的病菌的性质……消炎的药吗……不能这样长时间给你送气……可能会发生病变……”
我不再去听他们的谈话。穿白色和绿色大褂的男人们正在相互交谈着，再也不和我说话。他们的面孔在消失、消散。我又想入非非了，陷于比过去更深的沉思中，处干这种也许曾使我少受痛苦的半昏迷状态。虽说这种状态减轻了一点痛苦，但却使我做起联翩的恶梦来，还让我见到了我再也不想见到的景象。就在这种时刻，在这种状态下，也就是我得知我的管子即将被拆掉时，我又进入了在另一世界穿行的一段新里程，也是最难以置信的一段里程。
也许这不大好讲，但我想不妨试试把它讲出来。
二十七、一个光明的世界
我仿佛感觉到我的灵魂走出了躯壳，我似乎看到了自己躺在床上，一群穿白大褂和绿大褂的男人围在我床前，在这群男子后面，是女助理护士和女护士。我看清了整间病房、里面的陈设、墙壁、机器和屏幕。我可以用激光的精确度来加以描绘：头发丝——鼻翼——工作服里面的衬衣袖口——金黄色的带扣——塑料手套——口罩以及口罩那带斑点的布料。
接着我看见自己仰卧在床：我面黄肌瘦，脸上缠满管子和棉织细带，使脸部隔成了几块。我没有刮脸，双颊上已长满灰色的胡子，是淡灰色和烟灰色的，究其原因，是我长相不大好看。我稍稍向上爬升了一点，我就在病房上空和我的躯体上飘荡，我比刚才更清晰地听到了房中所说的话，发出的指令，就下一步治疗所提的问题，为拆除管子而进行的会诊——拆管子将在四十八小时以后的早晨进行。用电影界的行话来讲，可以说我对整个场景拍到了一个“俯摄”的镜头。
我从事过电影行业，导演了七部影片。我掌握如何把同一场景、同一群人物用千奇百怪的手法展现在观众面前。有各种镜头可以把某一细节变成特写，或把一张脸放大，或者相反，把某一场景集中拍摄于一个画面。电影中有各式各样的动作——前进、后退、侧移或平行——这又是用另一种手法使你能够复制每个人的动作和姿势，当你从事电影行业时，你就有创造世界、统治世界的感觉。这也说明夸大狂为什么具有诱惑力，而深受其害的却是那些“导演”们。他们相信世界在围着他们转，他们爱怎么拍就怎么拍，因为他们在拍摄世界：“安静，现在拍摄！”而当我在医生们的头顶，在我床的上方，在护士们头顶，在病房上空，特别是在我自己躯壳的头顶飘荡时，我干的正是上面所说的事。我成了一架摄影机，这句话说得有点太轻巧了，但是它又能包含什么意思呢？这可不是我的双眼看到了我躺在床上、周围簇拥着一大群医生的身躯，而是我的灵魂，也就是我脑海中浮现的想法，要不，就是另一种我们当中任何人都叫不出名称来的东西看到了我的身躯？
这一现象不久就消失了。中间没有任何连续性，我就蓦然丧失了在一旁看热闹的这种“观众”的资格，回到了我的躯壳里。现在，肉体和灵魂已合而为一的我又被带进那个隧道形空穴。我当初第一次进入这个隧道时，真把我吓得魂飞魄外。
然而现在的这个隧道却没有任何可怕之处，它不仅不倾斜，也不下伸，而是好像在缓缓升高，使人有一种安全感。另外，隧道中很明亮，而且越来越亮，亮得刺眼，我看到的只是这道耀眼的亮光。这和我小时候想正面看看太阳的情景一模一样。当时我双眼正对着太阳看了许久，结果视网膜中只见到一片白光、金光和亮光。我一个人玩着这种愚蠢而危险的游戏，最后竟然在一个多小时里无法看书，无法见到和看清现实生活中的任何事物。我为玩这场游戏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的双眼在流泪，一根根黑线条挡住了我的视线，使我看不见人和物。在眼粘膜刺激下，我只好揉眼皮，但毫无成效。我越揉，我对自己作出的这种毁灭性的选择所付的代价越大。这种选择就是：想正面看看亮光。
然而现在在这儿，我却丝毫不感到难受。那种光线给我的是一种安宁的感觉。自从我住进救生处以来，自从我不得不忍受机器声、抽血、窒息感和混乱无序等的折磨以来，我已许久未享受到这种安宁的感觉了。在这里，我领略到的只是一种抚慰心灵、令人惊喜的安宁感，还体会到一种爱，比我到目前为上曾为家人或其他人奉献过的爱心更为深沉的爱。这种爱是难以言喻的，我真想把它像蜂蜜一样奉献和赐予周围的人，但是我四周只是被一种祥光所笼罩，这像一层层光纱，一段段、一道道白光，一种透明物，一种水晶体。我沉浸在这片爱河里，但却找不到任何人与我分享这种爱，直到倏忽间我眼前看到影影绰绰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为止，我仍然找不到任何人来分享这种爱。
我觉得隐约看到了即使算不上是一张张面孔，至少也是一张张脸的轮廓。这些模糊的面孔与我的生活中或我的往事中占有相当份量的人物都对不上号。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些轮廓、一连串的暗示，没有任何清晰的形状，我想去触摸他们，却摸不到，他们在我出手时早就退缩了。他们没有任何脸庞，没有嘴巴，没有鼻子和眼睛，也没有下巴。他们那模糊的脸部轮廓上似乎掠过一阵会心的微笑，好像是画家们添上的几根线条。我觉得这些光滑的脸上透出一种自然的笑容，不是说笑容本身，而是笑容的纯真。这次不像我第一次在黑暗中神游时那样，看到的只是一些陀螺状的矮怪物，他们在挖苦、在嘲笑。我到达这个白亮的世界后，发现了一望无际的天边，我在充满着同情、温情和理解的天地里邀游。
我好像生活在与第一次在生死界上穿行时所见所闻迥然不同的一个世界里。在第一次神游时，我在一个黑洞中觉得天旋地转，在即将走出这个洞口时我只感到心惊胆战，恨不得逃之夭天。而在这次神游中，没有任何心声催我离开这雪白粉亮、光彩夺目、温馨无比、互助友爱的世界。我真想在这四光亮的星云中安下身来，然后再作更遥远的漫游，因为这实在是太亲切、太可爱了。
然而好景不长。
二十八、这种神游确有其事
这段里程和我变成电影摄影机的过程一样，都很短暂，中间没有任何过渡时刻。从我被抛进这片光亮世界，品尝着处处都充满爱的感觉一直到回到现实，中间没有片刻的过渡时间。一回到现实中，我见到的只是病床、管子、发出嗡嗡声的机器和救生处那残酷而封闭的世界。我好像纵身一跃，进入了另外一个难以形容的天地后又回来了。我又回到了属于我的那种痛苦、疲惫、焦虑、衰弱和昏迷的状态中。
一发现我的身体仍然受着不适、病痛、精神障碍和各种苦刑的折磨后，我简直不敢相信，跳入这片光明世界的事曾经发生过。
然而这事确实发生过，是我遇到的。我去了那几，现在又回来了。
二十九、罗曼·加里言之有理
随着拆除管子的时间日益临近，我万分激动，百感交集。
首先是满怀希望。希望的心声和意志的心声用同样的音调和语气不时鼓励我，和我谈心。希望的心声早已使那充满忧郁和用死亡来诱惑我的心声哑口无言。这个希望的心声总是不厌其烦地对我讲着那几句朴实的话。这几句话和那句“拆除管子”的话一样，在我脑际不时回响，好像小孩在扔石子打水漂，又好像人们在弹子房借多个台边弹力接球那样，在我头脑里时时浮现出来：“你要挺住，现在你只剩下两天的时间了。你现在很少陷入无意识状态。你对人和物分辨得更加清楚了，你甚至能轻巧地推算出时间，知道女护理员们怎么换班，也清楚你妻子的历次探望。你现在能更安静地与机器配合。你一定得挺过去。两天后，就拆除管子了，你将进入一个新阶段。”
“哪个新阶段？”
“这无关紧要，你将不会感到受约束，也不会被捆绑得那么紧，也不会那么依赖别人了。”
接着，与这段话背道而驰的是，我感到心力交瘁，疲惫不堪。我的意志在对我说：“你要挺得住。”可这等于白说。我现在什么也挺不住了，只能抓住那个床头开关，拼命地按，希望有人来帮我呼吸。我的双脚、双腿、双臂和被针头刺得发紫的前臂都麻木了，累得像散了架一样。我只感到胸部和喉咙这两个部位有疼痛感。我只觉得我的肋骨和背部忍受了阵阵咳嗽时身子不断起伏的折磨。双肋挺住了，身体也挺住了。我们是一群意志特别脆弱的人，但同时我们又拥有毋庸置疑的坚韧不拔的毅力。这两个相反的真实面就解释了我的整个神游过程。脆弱把我引向生命的反面，而毅力又把我从那里拉了回来。我再坚持，坚持，但即将熬到尽头时，在到生死界上穿行一遭以后，也就是医护人员即将在我身上进行大动作以前，我终于精疲力尽了。随这种疲劳接踵而至的是一连串的疑问：“要是他们最后无法把你的管子拆除呢？你听到了那个韩国臭丫头加兰今晚和她的同班姐妹——矮胖的贝济埃姑娘正议论着你。你听见了她们的谈话：‘他们能把他的管子拆掉吗？我看根本不敢打包票，你说呢？每个动作都不敢保证万无一失！’你只要稍微想想就知道加兰说的不无道理，他们确实做不到万无一失。有一天，大夫们俯身朝你观察着，你听到了他们说的‘气管切开术’这五个字，他们还以为你没有听到呢。要是这样，将会出什么事？他们要在你身上采取什么其它措施呢？你的身体受得了吗？”
他总是给自己提出很多问题。
他一直把自己的生命看成是一种冒险，一次向未知世界进军的长途旅行，这样可以满足他涉猎世界的强烈好奇心。殊不知，这种好奇心与他那终生诚惶诚恐的心理是一对孪生姐妹，对这一点他往往讳莫如深。如烟的往事又袭上心头：童年，青少年，后来在人地生疏的美国社会当上了精神迷惘的留学生；从初入新闻界的记者到老牌记者；从初人影坛的电影新秀到驾驭电影事业游刃有余的名导演；从初入文坛的后生到下笔如神的著名小说家；婚后受到伤害也伤害过对方的丈夫，后来又有幸重塑自己的生活并把过去的创伤一笔勾销；当上了一家之长后竟茫然不知所措，因为年纪太轻，又太钟爱自己而且做事笨拙，后来又成了一家之长，但终于能处处为他人着想，并意识到怎么去逗乐孩子，送给他们什么礼物；每成功一次总会失算一次；每前进一步总会回到原地踏步；每一次成功总会隐伏着一次失败；否定一次又会肯定一次；每做一次事总会带来它的负面效应。在他生平的几乎每个场合中，忧虑、惶惑和怀疑总是与他形影不离。为了掩饰这种挥之不去的倾向，他精心策划了自己的人生喜剧。他善于装出傲慢无礼、目中无人、胆大妄为、一言一行都胸有成竹的样子。还在青少年时代他就学会为自己塑造与另一个自我截然不同的另一种角色：生活中放荡不羁、取悦女人、漫不经心、笑容可掬，对斤斤计较、妒忌他人的行为嗤之以鼻，敢于向虚伪、粗鲁以及庸俗的心灵挑战。他把双脚搁在桌子上，但心中想到的却是如何表现得高雅大方，像王子般潇洒。为了掩饰这些心理矛盾，他全身心地投入到事业中去、作旅游、进行各种形式的创作和如醉如痴的广泛涉猎。罗曼·加里有一天对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身兼那么多工作，恨无分身之术，又一次一次地迎接挑战而且成绩斐然吗？你知道其中有什么奥妙？因为你不服老，把生死置之度外。”
成天忙个不停使他无暇去思考生死问题，工作使他得到了自我保护。第二种形象完全掩盖了第一种形象。实际上，两种形象互助互补。他越是觉得怏怏不乐、疑虑重重，他就越是辛勤耕耘，多作贡献，多出产品，殚精竭虑，埋头苦干，结果他就对世界产生了更广泛的兴趣，马不停蹄地旅游，向人奉献更多的爱心，更加发奋地工作以使自己成为随叫随到、与众不同和被人称道的人。
他往往想从他人的目光里搜寻到那实际并非是他的形象，这时候，他不禁心中暗暗好笑。那么多的帽子，那么多的雅号都一齐扣到了他的头上，各种“美名”他都享有：什么野心家啦，雄心勃勃的人啦，少壮派啦，年轻的大忙人啦，小说界、电影界、新闻界中美国味最重的人物啦……如此等等，轮番向他头上套，真是无聊透顶。“但愿他们能知道真相。”他思忖道。
然而“他们”不会知道，他自己也不想让人知道。他依然不断地向他们提出挑战，也不断地向自己提出挑战。
三十、物极必反
现在他记起了一次挑战——在伦敦郊外和李、汤姆、米基、约翰尼以及另外几个朋友一起度过的八天八夜。此前的一天，约翰尼打电话到巴黎，对他说：“我录制了一本唱片集。我们草拟了几首乐曲，没别的。我们想邀请全体披头士①乐队演奏家开个音乐会。时间不长。不能错过机会。但是我没有歌词。你肯写这几首歌词吗？你能不能在录音棚里和我们一起接连干十天？在十天内写出十二首歌词来？”
①披头士乐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英国利物浦一支由四人组成的流行歌曲乐队，曾风靡一时。——译者注
他不假思索地答应了下来。他们几个人闭门谢客，过起了隐士生活。抽着烟，吃着东西，喝着酒，睡得很少，也睡得不好。从旅馆到录音棚，再从录音棚回到旅馆，不分昼夜地干，从来没有看到过日出日落。李的双颊上长满红棕色胡子，满口是俄克拉荷马州的上音。汤姆和米基两位作曲家是一对搭档，一个是满头金黄色卷发，一个披着夺目的棕色长发，两人谱写出明快易记的旋律，其中每一个速度、每一个冲动、每一个节奏都充满时代气息。他在一架手提式奥利弗蒂牌打字机上打出一首首歌词，这种打字机用蓝皮箱装着，是当年作重大采访报道时用的。他在阒寂无声的旅馆客房里拼命打着字。这时有人敲门了，是约翰尼，手上拿着一只威尔逊吉它，眼睛中闪烁着快活的光芒：“给我看看，”他说，“给我看看，你的进度怎么样？你已经写好《撒拉》①啦？”
①撒拉，原为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嫁多比亚司为妻。这里指作者为约翰尼写的一首歌曲名。——译者注
约翰尼长着一双罗圈腿，背有点驼，露着半调皮、半天真的笑容，蓝色的眼珠中透出通宵达旦工作的疲惫。他那与众不同的身躯使他历尽沧桑，但都能化险为夷（车祸、酗酒、吸毒品成瘾，因此当时别人送了他一个雅号，叫“野兽”）。只要回忆起自己遭到戕害的童年，他的声音显得格外柔弱，给人以不堪一击的印象。在此时此刻的深夜，他出现在门框边，那模样犹如过着美国早期移民生活的青年。在弗吉尼亚州，德克萨斯州或科罗拉多州，他自己以前也曾经和野性十足的青年结交为友。虽然约翰尼的举止像个西部牛仔，他的怪相像个追逐女性的好色青年，但他的嗓音及他的真实身份却与外表迥然不同。他是个歌手。
他有一套独到的手法，能悟出一句铿锵有力的歌词、一个画龙点睛的字眼，把它重新配到别人给他谱出的乐曲中。他能觉察出在哪些地方词句缺乏连贯性，哪些地方少了一个音步，哪些地方不押韵。他虽然是个演员，但同时又是鼓动者。他本人的为人，他所经历的生活，他的名望，都能激发别人产生创作冲动，别人为他写词谱曲是毫不费力的。当约翰尼在凌晨三点在房中踱步想弹吉它试唱别人刚送来的词曲时，他与以前判若两人。他孜孜以求地探索着，努力做到发音字正腔圆，他天性喜欢把别人不得不删去的地方再补上，提出哪些地方该增加词句，这样就使整个工作省事和便利得多。在一种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大家动手修改那份卷在奥利弗蒂打字机上的歌词稿。当然也少不了要贪杯，来个一醉方休：喝啤酒、抽烟、通宵不眠、玩其它花样。接着就去录音棚，演奏家们录上了新的音响效果、新的音乐基调。“野兽”站在麦克风后面首次试唱他那新的歌词：
男人们喜欢打猎，
他们发现了新的猎物，可以让他们试试枪法。
或又是一段：
因为一切在消逝，在破灭，在令人生厌，
愿望、乐趣在太空中化成缕缕青烟，
但这些都与我毫不相干。
这决不是几句话、几行字，而是已成了一首歌。
这样马拉松式的写歌词接连进行了几天几夜，最后，他精疲力尽，回到了巴黎，留下李、那群音乐家和“野兽”做扫尾工作，使任务圆满完成。当天晚上他就病倒在床，高烧四十度，是支气管感染。
“你劳累过度了。”那位蓄胡子的内科医生用俄国口音对我说。
二十年以后，也就是昨天，我难道也是“劳累过度”了吗？当时我想把我最后一部小说的手稿及时交上，于是就熬夜口授，再熬夜修改。经过这几夜通宵达旦地工作，我突然感觉胸闷、发烧，接着就病倒了。
我又想起这本手稿：难道写这本书最后竟让我走到了死亡线的边缘？就在此时此刻，那本书正在向我约稿的那家出版社发排。一位文学界中难能可贵的挚友，他与我患难与共、风雨同舟，现在没有了我的协作，他正在一个人埋头苦干。这是我妻子告诉我的。他将代我修改清样。这本书定名为《初涉巴黎文坛》。我发现，我越写，越觉得欲罢不能，我对这本书的感情也远远超过了对以前所写的其它任何作品的情感。也许是因为，在我着力塑造的两个主要人物——万斯，一位童年早逝的亡友；吕米埃，一位姑娘，虽然青春年少，但才气横溢已初露端倪——中我描述了生命早熟、人生脆弱的种种征兆。这是一本描写青年的书籍，刻划的是一种自欺欺人的、疯狂的和虚假的情感，故事中第一人称的主人公（也就是我自己）受这种情感所支配去进行冒险和恋爱，去投入工作，让自己激情奔放，而且一心以为在这个年龄段的人一定会无往而不胜，人的精力可以历久不衰，寿命不是人生历程中的一个障碍。后来，在我被送入救生处苏醒以后，这本书出版了。这时，索莱尔对我说：“你是出于什么动机写这段文字的？”
他给我引述了书中的一个片段，讲的是那位第一人称的主人公感到并发现自己的人生正朝着未知的命运跟踉跄跄地前行。真的，究竟是什么创作冲动使我写出了这短短的几段文字？其中的大意是：凌晨四点，在蒙巴纳斯街区的大街上，主人公看到一群青年乘着敞篷个走了，这时他忽然认定他们不久只会变成一片空幻、一团阴影、一堆尘埃而已。“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写的？”我反躬自问。我写这一章节时已到了暮春时节，我的身体已开始恶化。在我身上，在我的躯壳里产生了某种东西，在进行隐蔽活动，在作崇，使我身心俱毁。难道正是这“某种东西”——如今，在救生处，人们管它叫“不名病菌”——使我想出了一些词汇、一些场景和一些语句，而且字里行间死神的阴影随处可见吗？我曾经用一台小录音机口授了这篇稿子，让人再誊写出来。我连续熬了一个星期通宵来录音。一周通宵不眠的结果是我的嗓子哑了、喉咙肿了，还感到胸闷，得了回归热，最后是免疫能力完全丧失。我好像走到了一道道正在纷纷倒塌的墙壁边，接着就是咳嗽不止。最后，那位教授对我说：“你只有让人办住院手续我才能为你治疗。”
三十一、四减一等于三
办住院手续！我最初断然拒绝。
我之所以不想住医院，不仅是因为想到从此不能再工作、在疾病面前认输，这在我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更主要的是觉得以前只作为探视病人的局外人了解了这种环境，现在要身临其境，这当然更无法接受。我探望过的人有生病的朋友，也有住院的亲属；我还探望过各种自杀未遂的人，还探望过猝死者，像梅尔维尔就是这样，他在深夜里动脉瘤破裂，急送至医院抢救。我隔着走廊里的一块门窗玻璃，哀求医生们救活他。医生们指着我那无限尊敬的朋友的高大身躯给我看，他已经面色苍白，不能生还。医生们说：“我们对他已无回天之力，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医院里的此情此景，我一想到就无比厌恶。
我妻子和女儿却对我说：“应该去住院。”
我躺在床上，当着她们的面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地哭开了：“不，我还没有思想准备。”好像发生了一场争执。两个女人——母亲和女儿——给我开起了玩笑一“你要是不去住院，我们就不再搭理你，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这里。”
几个小时以后，我精疲力尽，身子好像被掏空了。我惶恐起来，再加上全身发着高烧，气急胸闷，于是我把那位教授请来对他说：“我想通了。”
她们送我入院。我还记得在车上那最后一段行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晴朗，气温也比较高，时令已是五月底六月初。我已无力开口说话。第二天上午，通过纤维造影，终于测出病灶的大小，于是我被送到了救生处。
我按照先后次序想着这一系列过程。现在好了，我终于恢复了时间概念。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了问题：“要是这本手稿是你的最后一本书，你将怎么对待？要是你一病不起，你是否把它算作你的遗作？而这本书真的有这种身份？它是否有列为遗作的价值？别人会对它作另一种评价吗？读者会看你在下意识状态中写出的那些东西？”
紧接着我又自问道：“想这些又有什么意思？毫无意思。要是你再也不能苏醒过来，至关重要的不是你把这本小小的文字作品算作什么而是你会给爱你的和被你所爱的男男女女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我面临的有这些问题：
孩子们将怎么办？小小年纪失去父亲将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父亲的突然病故将会怎样戕害他们的爱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交友、他们的志向、他们的情爱、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谈吐，甚至他们的外貌？
这种伤痛很可能在一位青年身上造成无穷的危害，带来天崩地裂的后果。
这种意想不到的丧父之痛会把一切都打乱，甚至影响到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连眼神和心态都会被扭曲。我却有幸在进入成年人的年龄时，父母都还健在。我父亲活到九十岁才去世，这样的长寿而终已不会使人感到突然，感到意外。我虽然伤心，但思想上早有准备，所以能够承受。我虽然悲痛，但我早就想到我所热爱、畏惧和尊敬的老人最后必然要寿终正寝，心里也就释然了。岁月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适应这样的变故。我虽然时时思念他，但这种哀愁是轻微的，是用某种方式来寄托的。然而，要是我不久猝然死亡，我的儿女们怎么能承受和面临这一残酷的事实，这个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的突然袭击？
他们的母亲却没有我那么幸运。她的生身母亲在她的青少年时期就过早地离开了她们，她和她的姐妹们都过早地失去了母亲。从我妻子的话音里，以及根据我对她的理解和观察，我部分地、肤浅地猜测到这种过早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感觉和后果。尽管她能时时想起这奠定人生的第一次经历，但她有能力、有办法找到足以应付一切的力最吗？有了办法是一回事，最后能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她是否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痛苦的袭击，我已无需操心了，她比我更能适应不幸的遭遇。然而最后她是否能够做到……并且每天都保持旺盛的精力来帮助孩子在失去父亲的环境下健康成长？那在厨房里按惯例吃早饭的场景又莫名其妙地浮现在我眼前，而且像广角镜头的照片那样清晰：从窗户角落到家人切面包的白色桌面，整间厨房的景观尽收眼底。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门窗玻璃、蓝色的厨房用具，这是依照《纽约人》杂志的封面设计的：天蓝和翠绿两种颜色调和搭配。我能分毫不差地使这一形象再现，任何谵妄和痛苦所造成的视觉模糊都不会使之扭曲：三个人的身影，母亲、女儿和儿子都坐在桌旁，每人面前都有一碗麦片或一杯茶”
我已经走了，只剩下他们三人。设想这种场景可能成为永久不变的场面，他们永远不会再是四个人。我为他们感到担心，为克拉里斯那明亮的眼睛担心，为约翰绽开的笑容担心，为弗朗索瓦兹那精明机智的神情担心，以前，不论在什么场合我都能在她高高的颧颊上看到这种神情，我从她的任何一种言词背后都能发现这种暗含的喜悦，一种敢于克服生活中的绝望情绪并把它转化为近乎风趣生活的胆识。
他们相对无言，是在听收音机吗？那条母狗在哪儿呢？我看到了，它在我女儿的膝盖上，头朝桌子下面垂着。
我在想，我之所以能将这一个个生活镜头重新组合在一起，并能自我提出疑问，是因为我的思路已经比较清晰了，也是因为我能够在极端疲乏当然也是在一种平静的心境中面对“管子拆除”的手术。这种罕见的平静，这种安定的精神应该归因于什么？我本来会变得焦虑不安的，但如今我觉得我排除了一切恐惧感。
三十二、“我们将把你打发到遥远的黑甜乡”
也许是我到过白亮世界，而且我的前面曾经是一片光明，就是这样的经历使我有思想准备接受手术。
我看到门被打开了，Ｃ医生进来了，他发号施令，安装好他的一套仪器设备，用庄重而胸有成竹的声调说话。在他的前几次诊断时，我早就聆听过了这种声调，当时精神曾为之一振，所以我现在毫不恐惧。我惯有的妄想狂蓦然消失，离开了我的身心。
现在是早晨，两个女护理员一早赶来为我洗身，托起我的身子掂掂份量，为我反复翻了两次身，检查了输液状况，量体温，测血压，更换卧具。我相信她们还替我洗了脸，刮了胡子。其中一个女护理员对我说：“你知道吗，十点钟开始为你拆除管子？昨天早就通知你了，对吗？”我因为身边没有任何钟表，所以只是点了点头。我进入救生处浑浑噩噩地过了大概有整整一个星期了，在这段时间里，每当有人对我讲话时，我总想说一句“你好”，“谢谢”，还想提出一大堆问题。现在我也有这样的愿望。我无法开口说话，这不仅使我感到心情沉重，而且还让我意识到我真个中用。我什么时候才能恢复说话？仅仅是说话而已，可以和旁人、和素不相识的人以及那些爱我的人攀谈几句！剥夺了说话能力是另一种剥夺自由的方式，救生处是一座监狱。
我等了一阵，我觉得我没有原先那样难受了。难道是进行管子拆除手术前别人给我吃的药起了作用？我脑子不停地在转着，回忆着那束白光，那种激动、那种洋溢着爱心的笑容。因为这些现象到我眼前后转瞬即逝，我无法用具体的措辞、用形象或用语言来复现这束光线和这种笑容的含意，然而我还有印象，还记得这种景象。我想着，如果一切进展得并不顺利，如果管子碎裂，要是最后结果必然要施行气管切开术，最终会把我送入“另一世界”，那么我仍然有可能在“另一世界”里重见白亮世界和那道光线，闹此，我应该是个胆怯，平静安详地等待。这是应付这个重大转折点、那道生死关的唯一也是最好的办法。接着我又想起了我的儿子。今天早晨，这个小男孩一定是知道了医生要为他父亲施行“管子拆除手术”后才去上学的。我又想到了女儿，母亲大概向这位少女透露了同样的秘密：“今天上午。爸爸可以得到解脱了。”
也许她是在同一时间里，在吃巧克力麦片粥早点时对他俩说同一番话的。我能猜测到她绝对不想流露半点焦急形迹的坚强意志。她真的给他们说了我刚才臆想的这番话：“爸爸从此将得到解脱”了吗？
“爸爸”这个字眼使我想起我的父亲和那一群冥世来客。他们终于再也没有回到病房来对我说：“来啊！你还犹豫什么？快加入到我们的行列来。”
他们撇下我不管了，他们也不再来催请我。我想这是一种征兆。Ｃ医生走进了病房，这时大概是上午十点吧。
Ｃ医生从容不迫，动作十分协调。我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听着他的每一句话，好像在看演出一样。我还看着他是如何向一群女护理员分配任务的，她们部毕恭毕敬地听从他的调度。我在想我遇到了一个出色的行家，一眼就能看出来他是精通医术的高手。他的动作干净利索，有条不紊，给人的印象是他对一切都那么熟练，那么心领神会，那么训练有素，好像他在带领一个班组干活，在操纵一台机器，在一家报社印刷厂的地下室里修改清样，对着话筒播音或用摄影机拍电影，看他那得心应手的样子你完全知道他是一个高下。他在发号施令时那种坚定沉着、柔中带刚的口吻——那种权威性不需要强迫命令就能使人接受——使你放下心来，使你解除了一切顾虑和逆反心理。这位高下正在干活，好像夏尔·佩玑①的木厂正在为他赶制一把椅子一样。
①夏尔·佩玑，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伦理主义作家，作品所宣扬的多为人文主义和伦理道德观念。——译者注
我除了片断的往事以外，几乎丧失了一切记忆。我这失去了知觉。这一过程很快就结束了，我大概走得很“遥远”，因而如令我一点也想不起这位长着淡蓝色眼睛的麻醉师是如何以她高超的技艺，把我打发得怎样“遥远”的。我写这几行文字时还清楚地记得我“漫游”的所见所闻，然而在这遥远的黑甜乡中我却没有看到任何形象，也没有任何恐惧感，既见不到黑暗，也看不到光明，是完全的失去知觉。
我只记得苏醒过来的情景，也意识到这种苏醒意味着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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