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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继往开来的新一代
1940年瓦尔特·卡班达出任杜邦公司总裁起，杜邦帝国出现了一个姻亲当权时代。其中包括特拉华杜邦帝国的克雷福德·格林沃尔特和佛罗里达杜邦帝国的阿尔弗莱德的遗孀及其弟弟爱德华·鲍尔以及任杜邦公司其他要职的姻亲人物。姻亲时代过后，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杜邦帝国的当权人物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一是直系后裔、姻亲人物和局外人物交替当权；二是从工业事业转向金融事业，就是说他们从事的事业主要是金融性质的，很少参加工业管理；三是杜邦家族的人参与政治活动和在政府中任职的兴趣增浓，而且其权势炙手可热。这样使杜邦家族，有如参天大树屹立不倒，无数巨擘仍然笼罩美利坚，并向四周延伸，大有一统地球之势。
1. 对外扩张的科普兰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起，经过20年代和30年代，杜邦家族扩展到了化学品、橡胶、人造纤维和汽车（通用汽车公司第二业部门）等部门。1955年，格林沃尔特使杜邦公司达到了战后的最高纪录：13.8％的收益，超过了一直以利润占投资资金10％的数字。此后，杜邦公司的困难时期开始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侵朝战争结束后，由于国内捐税日增和通货膨胀，加之通用汽车公司的股息被剥夺，要想保持 10％的收益，已是捉襟见肘了，杜邦公司的发展面临着严重危机。为了谋求出路，杜邦公司以克劳福德·格林沃尔特为首的领导层提出从侧重出口业转而向海外扩张资本的策略，利用国外廉价劳动力和复苏了的欧洲市场，获取高额利润。格林沃尔特对这一新的海外经营方式寄予很大希望，给予多方鼓励，并任命他的一个下属拉蒙·杜邦·科普兰为财政委员会主席，负责对外经营的监督和鉴定。
拉蒙·杜邦·科普兰是原杜邦公司董事查尔斯·科普兰和伊雷内的妹妹路易沙的儿子。科普兰自幼聪颖过人，他 10岁时参加了在家族内举行的生物学比赛，比赛项目是看谁能首先将一具在特拉华州乡间发现的动物骨骼组合起来，科普兰想出一个办法，他先将一只兔子做试验，把它放进一锅碱液中煮，很快完成了这个艰难的比赛。
据说科普兰在青年时期，曾经对医学专业很感兴趣。但是他没有进医学院校，而进了哈佛大学金融系。科普兰于 1928年从哈佛大学毕业后，就进了杜邦公司工作，担任小笔汇票督办员，但没过多久，就下岗了一段时间，不过他待业4个月就复工了，并且在他37岁时当选为董事会成员。
科普兰在早年就被人们誉为杜邦家族的金融天才，后来成为一个身手不凡的实业家。1940年，他当上了克里斯蒂安娜证券公司和美国橡胶公司的董事。两年后，他参加杜邦公司董事会。1944年，他被选入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1959年，他被选入化工银行和纽约信托公司的董事会。同年，他又被提名为杜邦公司执委会委员。
他被委任为财政委员会主席后，始终坚持把重点放在发展具有消费市场、廉价劳力和较低赋税的海外投资上，同时，在美国国内建立一个直接的消费市场，这些策略在早期取得了成功。在杜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的财产被剥夺的最初几年中，净收入从1961年的4.18亿美元，增加到1963年的4.7亿美元，提高了 10％。由于这些业绩，科普兰在家族中的地位提高了，并于1962年接替克雷福斯·格林沃尔特，担任杜邦公司总经理。
在科普兰任总经理期间，正值杜邦公司大发明之际。被杜邦公司寄予厚望的“科法姆”人造草刚崭露头角，抗流感病毒的药物“西米特雷”已研究出来。无底片正像制版术的研究已获得成功。而新型的超韧性塑料“瑟灵”，在当时则已问世。按说他取得卓绝的成就是毫不怀疑的，但是结果并不理想。
这些产品在当时销售不畅，摄影制版术始终没有完全商品化，“科法姆”对顾客来说似乎太贵，人们患流感并非非服“西米特雷”不可。只有“瑟灵”
赚到了钱，因为它的用途较广。
科普兰是个工作起来不知疲倦的人，他每周工作时间长达80小时以上。
科普兰虽然日理万机，工作极度紧张，但他仍然挤出时间满足自己的业余爱好：射击和钓鱼。他是“全国步枪协会”的终身会员。他酷爱音乐，对古典音乐和爵士乐都饶有兴趣。这使人感到有点惊讶，因为科普兰的听觉有缺陷，在杜邦家族的一些成员中，似乎这是遗传，而且他还有显然也属于遗传特征的腼腆天性。那些熟悉科普兰的人说，与科普兰相处是愉快的，因而都乐意和他交往。
科普兰有位很好的夫人，是杜邦家族中少有的多才多艺、知识渊博的女子。她爱好广泛，喜欢园艺、收藏中国瓷器、音乐和钓大马哈鱼和鲑鱼。她收藏的中国瓷器十分精美。她是全国保护历史古迹的荣誉理事，曾被任命为尼克松总统的保护历史古迹委员会顾问。她是一位出色的女主人，既有妙趣横生的幽默感，又有热情好客的性格。这对她那位腼腆的丈夫担任公司总经理很有帮助。
科普兰曾经是几届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他认为人民有义务参加政治活动。他任职期间，正值威明顿种族矛盾尖锐化时期，比重很高的失业率成了威明顿的不安定因素。当时特拉华州州长特里是杜邦家族的姻亲，他当州长以来给黑人提供的救济少得可怜，甚至使黑人享受公民权的情况更加恶化。1967年夏，威明顿首次发生了市民骚乱。这次骚动虽然规模不大，可是，州里、市里的警察却荷枪实弹，蜂拥而至，充分暴露了州长特里“滥杀”
的政策。特里的行动直接妨碍了杜邦家族扩大商业的吸引力，也增加了杜邦家族对他们这个州正在成为全国性耻辱所感到的恐惧。于是杜邦家族的许多成员及大威明顿发展委员会提出撤换州长。结果亨利亲信圈子里的一位叫彼得森的被选中。
科普兰对彼得森印象较差，对之公开进行抨击，反对彼得森作为州长候选人，这就跟家族多数成员和发展委员会发生了冲突，而这时恰逢他经商生涯中最不利的时刻，由于商业的先天不足，杜邦公司已进入一个非常严重的危机时期。1976年12月，在杜邦公司董事会议上，科普兰辞去了总经理的职位，并从格林沃尔特那里接过一个半退休性质的主席职位。科普兰以胜利开始，以失败告终。
2. 不拘旧制的麦科伊
1971年，当老拉蒙·杜邦·科普兰辞去杜邦公司总经理后，查尔斯·麦科伊接替了他的职位。麦科伊已经58岁，是一个瘦小秃顶的老头了，但他精神健旺，头脑敏锐，办事很有远见和魄力。他是杜邦公司中“第一个真正的局外人”。局外人而能当上总经理说明他是位身手不凡的人物。
麦科伊就任的头三个月，正好是公司销售额和赢利自1966年第二季度开始下降以来第一次升高，所以杜邦家族中某些人就把这看作公司大有希望的预兆。然而这个时候，威明顿的社会环境对麦科伊施展抱负很不利。在1971年新年伊始，威明顿连续发生了居民走上街头抗议越南战争的事件。1月份，一个叫塞西的青年闯进市长作一年一度“城市概况”报告的市政厅，散发反对越战的传单而被捕，引起了全市骚动和报界的声援。随后令杜邦家族尴尬的局面接连发生，2月份，反战的威明顿人向州政府提出停止为“不宣而战的越南战争”在城里进行征兵的要求。几个星期后，人们发现警察在即将举行反战示威的地点暗藏电子窃听器，报纸在全国报道了此事，弄得全国舆论大哗。
事过不久，在3月20日，有数百名青年走上街头抗议越南战争。他们到罗德尼广场的杜邦公司总部前面举行集合之后，开始了游行。游行队伍一边在威明顿大街上行进，一面唱着：“杜邦发财啦！美国兵送命啦！”示威者一路上得到了店员们的公开支持。只有当一大群警察以密集的队形从大街相反方向朝示威者逼近时，游行队伍才被拦住，结果四人被捕。但是威明顿“秩序井然”的形象已经被破坏无遗。
这些事件及彼得森实行的强硬政策，使得杜邦家族怒不可遏。作为杜邦财团主席的查尔斯·麦科伊十分忧虑。他在一次董事会议上说：“越南战争撕裂着我们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生活的整个组织系统。最近几个星期的事件显著地说明了战争正使我们国家深深地分裂，它夺去的生命，数字是惊人的，并提出了关于维护民主的社会准则这个问题。……不仅美国社会的稳定，而且我们经济上的信心都正在受到严重损伤。国内各种大需求没有获得应有的重视。通货膨胀的趋向正在继续。”他在“化学制造商协会”年会上说：“在东南亚这次冲突没有解决以前，很难使我们明白如何把充分的资源用到国内需要上去，以及如何恢复一种全国团结和信赖的感觉。”他对与会者说：克服生产力过剩是摆在化学工业面前最大的问题。通货膨胀必须被制止，因为它正促使消费者的购买数量减少，并不可避免地减少杜邦财团自己及其他制造商的销售额。关键的办法是削减印度支那的军事开支。面对这种局面，麦科伊推行了一系列新的政策和改革。
他认为摆脱杜邦公司当前的困境就只有进一步向海外扩张，而向外扩张就得有钱投资，而杜邦公司当时财政上十分拮据。麦科伊决定采用凯恩斯的赤字开支理论，改变杜邦公司从自己内部资源中筹款投资的传统做法。借了价值1.9亿美元的欧洲货币，用作基本建设开支，这是他改革的第一点。第二点，麦科伊还抛弃了家族的利润占投资资本 10％的传统准则。他认为公司的收益政策应该“随时按客观实际而予以重新解释”，5.8％收益的实际情况是引人注目的。第三点，麦科伊规定：“必须实施公开地讨论新计划的方法，而这些计划在过去是从来不会纳入执行委员的议事日程的。”第四点，他改革了公司执行委员会的本身，他让该委员会八个年薪分别为25万美元的副主席各担任一个部门的联络员，以改善经营机构和决策阶层之间的联系，更好地了解问题所在，以利于讨论新计划时更能从实际出发。第五点，他还对科普兰统治时期遗留下来的问题大刀阔爷地予以解决，取消了一些没有市场的产品，“科劳”人造革，尼龙窗帘，照相复制机和一部彩色预告片都被砍掉了，利润不高的业务，如洗涤剂和黑色炸药及其早期的工厂都遭到同样的命运。第六点，进行管理体制的改革与整顿，他不仅大量裁减工人，而且大约有60名高级职员调动了工作或提早“退休”，杜邦企业中25个部门的负责人，有20个被更换，甚至在执行委员会里也更换了四个成员。这种整顿导致了一些庞大部门的解体，目的在于强调每个地区的责任制。执委会每星期三举行一次会议，听取各部经理的汇报。这时，一切事情都在最高管理部门的严密监视之下。副总经理埃德温·A.吉对这场改革评论说：“旧的制度与其说是向前看，倒不如说是向后看。”“现在的趋势是向着未来的。”不过有一项重要政策没有改，而且是不可能改的，那就是劳工政策，麦科伊仍然继承杜邦家族的老政策、老传统。他解雇了原工资名单上 10％的工人，使12 000人家庭丧失了生路。
另一个就是用恐吓和收买政策，破坏工人斗争。大解雇、大裁员，引起了工人的强烈不满，当时纽约尼亚加拉电化厂的工人大罢工，那是在杜邦公司有史以来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罢工。他采取收买和安插工贼，同时用飞机把外厂、外地，把一些监工运到尼亚加拉电化厂，对罢工工人进行监视、恐吓。结果，这场持续六个月之久的罢工斗争被出卖了。
麦科伊的整顿改革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到 1972年，全年利润达到四亿多美元。他上任以来，红利第一次增加达到5.45美元。其关键在于国外的营业额增加了 18％达到八亿美元，销售总额增加到13％，达到了人们难以置信的44亿美元。
杜邦家族新一代继承人的观念跟其老辈已大不相同，他们已不再从事工业生产，更无人与工人一道直接参加劳动，而是作为经纪人坐在现代化的华丽的办公室里，在股票和债券的竞争场中驰骋厮杀。在麦科伊时期，在华尔街股票和债券的竞争中，杜邦家族不少人参与角逐，如科普兰父子、皮埃尔第三等。在这批人中有一位经纪人名叫埃德蒙·杜邦，此人名望之大，是前所未有的，他堪称杜邦家族从事股票业的代表人物。在纽约华尔街一号欧文信托大楼第 19层楼有名的办公室里，或者在威明顿的办公室里，埃德蒙以F.I.杜邦公司重要股东身份做出与整个杜邦命运攸关的决定。有时他大刀阔斧的行动，致使他的同事们目瞪口呆。
埃德蒙采取收买、吞并小公司的手段，不断发展壮大自己。在整个 60年代他在证券投机商市场上不断拼搏，不断发展，从未歇过手。到1963年他拥有的分公司已达六七十家，营业处一百一十多个，正式代理人1300人。埃德蒙还通过购买股票当上某些大公司的董事，或者干脆买下某些大公司总经理的职位，不断取得对那些公司的控制权。
1968年，埃德蒙的公司达到了顶峰期，这一年获得了创纪录的196亿美元的总收益。然而，这一年也是埃德蒙由盛到衰转变的一年。总收益增加了，然而股东们可得的净收入却下降了，其原因是内部管理不善。一大批有盈利的销售和投机买卖的定单积压，亟待处理，因而增加了大量的办公人员和加班费，再由于全国性通货膨胀，一切费用都上升了。这样公司的成本增加了100％，同时埃德蒙削弱了研究工作，研究人员工资低的状况，一直未得到改善，因而研究人员大量流失。缺乏研究部门的指导，使得外销人员的销售能力不断减弱，失去了对新的团体客户的吸引力。
从此，F.I.杜邦公司每况愈下，一蹶不振。埃德蒙多方努力，企图挽狂澜于即倒，但是麻烦接踵而至，加之那时候美国的又一场经济危机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这对埃德蒙金融事业的衰落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埃德蒙最终失败了。
3. 蜚声政坛的皮埃尔
杜邦家族的成员感到国内的劳工问题、革命和国外的经济竞争将会更加激烈，斗争的中心最后将会在政府中进行。像过去一样喜欢把自己称作“共和国武器制造者”的杜邦家族，被迫结束幕后活动而直接登上政治舞台。
60年代，杜邦家族里已经有了这个苗头，70年代，在政治上出现了比过去30年里更多的杜邦家族成员。在特拉华，杜邦家族的成员或其姻亲把持了参众两院的代表席位和共和党的重要职位。
杜邦家族成员在政界最杰出人物要算皮埃尔·S.杜邦第四了。
皮埃尔第四是老拉蒙的次子。他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法律系。但他在读大学时，学习成绩不怎么样，是个丙等生。大学毕业后，他到海军中服役，搞一些法律性工作。后来他参加法律能力考试，被评定为占全国百分之一二的最优秀的考生之一。于是不久他又被哈佛大学法学院录取，靠他自己支付所需费用上学。
皮埃尔哈佛大学毕业后，没有去当律师，而进了杜邦公司工作。这是他按他父亲的教诲和敦促决定的，同时他的妻子也劝他，说如果他不为杜邦公司效力，将后悔莫及。皮埃尔心里确实不太情愿进杜邦公司，因为他对政府的政策以及联邦法院参与各州事务有着浓厚的兴趣。按照皮埃尔的能力和公司上层对他的印象，他认为自己在杜邦公司是可以大展宏图的，但他还是决定改行从政。
皮埃尔参加特拉华州议员选举是他从政的第一步。他初涉政坛就一切顺利。因为这个选区是共和党的稳固阵地，没有对立的党派与之竞争。这对皮埃尔来说是再幸运不过了。为了把自己推销给选民，皮埃尔同其他竞选者一样，花了大量的经费，同时用了三个月的时间进行公开演讲。第一次选举皮埃尔就获得了成功，所得选票居于首位。随后不久，皮埃尔又被选进特拉华州众议院。从1966年到1968年，皮埃尔还任共和党计划发展委员会的委员。
1968年1月，皮埃尔接替他叔父、州参议员雷诺兹·杜邦在共和党财经委员会的职位。
被选为特拉华州议员以后，皮埃尔就图谋进入华盛顿国会了。他曾当过三任国会议员，他的政声很好。他敢于揭发当政官员贪污贿赂的不法行为，对保护环境大声疾呼，为选民办事雷厉风行，因而获得了模范议员的美称。
他还在选区将自己财产的主要部分列榜公布，深得选民的好评。他很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他认为仅当一个议员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因此他于 1976年参加州长竞选。因为他认为特拉华州过去管理不善，大有用武之地。然而选举的结果却不太理想，只当上了副州长。
在以后的时间里，皮埃尔由于得到尼克松的提拔，政治上逐步上升。这之前，他曾对自己前途作过三种估计，第一种是去从事律师职业；第二是去华盛顿担当某种不靠选举产生的行政职务；第三是撰写自己政治方面的经历，对现行政府机制提出自己的见解。结果是他走上了第二种估计的道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与杜邦家族交往。当时他在专搞政治迫害的国会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里任职办公。杜邦家族很满意尼克松在恣意镇压中的作用，完全赞同他在1952年和1956年作为副总统的候选人，并捐献了当时最高的赠款125 000美元，为尼克松在 1960年一次失败的总统竞选中使用。
在华尔街任职时，尼克松即常与F.I.杜邦公司的伙伴埃德蒙接触。1968年尼克松竞选总统的提名一经确认，杜邦家族就全力支持他的竞选运动了。
当时“特拉华公民支持尼克松——阿格纽委员会”的主席是埃德蒙第二，他十分成功地给尼克松的竞选活动提供了资金，从拉蒙·杜邦·科普兰一个人那儿就筹措了 1.4万美元捐款，从亨利·B.杜邦筹措了3 000万美元捐款。
埃德蒙取得如此大的成就，皮埃尔第四出了不少力。尼克松当选后，皮埃尔依靠总统达到自己的目的——取得一个又一个官职。
元月份，尼克松指名皮埃尔到联邦改善空气质量局任职，以后又派到外交事务委员会的国外经济政策小组委员会和亚洲事务小组委员会任职。为了使皮埃尔担任更多的职责，尼克松还委派他到商船和渔船业委员会，并在海防、商船、海洋学小组委员会任职，特别是与海洋工业发展有关的海洋学会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
这位特拉华州很有名气的众议员皮埃尔到白宫工作，有如乡巴佬进城。
他第一次去外交事务委员会参加会议，连路都找不到，在国会大厦地下室里徘徊了很久，不知如何办才好。后来，皮埃尔瞎闯一气，竟闯到基辛格的办公室去了，搞得十分尴尬。
皮埃尔在最上层工作，出足了洋相，但外界的人们对杜邦家族在国会中的声威，却是仰之冥高的。皮埃尔给杜邦财团带来的好处是不可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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