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生计维艰注屈赋
如果说戴震早年著《诗补传》时还为经书所限，著《屈原赋注》时就更大胆地阐发了一些自由思想。据《年谱》载：乾隆十七年（1752 年）“注《屈原赋》成”，是年三十岁。《年谱》还说：“歙汪君梧凤庚辰仲春跋云：‘自壬申（1752 年）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可证也。”今安徽丛书本《戴东原先生全集》有《屈原赋注》十二卷，注明“歙县汪氏原刻”，那是因为有“汪氏原刻”本九卷另加《音义》三卷。安徽丛书本还收入了《屈原赋注初稿》三卷，为歙县许承荛氏藏稿本。关于《屈赋音义》，《年谱》说：“此书《音义》三卷，亦先生所自为，假名汪君。”今考署名汪梧凤的《屈原赋注》题跋云：右据戴君注本为《音义》三卷，自乾隆王申秋，得《屈原赋戴氏注》九卷读之，常置案头，少有所疑，检古文旧籍，详加研核，兼考各本异同，其有阙然不注者，大致文辞旁涉，无关考证。然幼学之士，期在成诵，未喻理要，虽鄙浅肤末，无妨俾按文通晓，乃后语以阙疑之指，用是稍为埤益。又昔人叶音之谬，陈季立作《屈宋古音义》为之是正，惜陈氏于《切韵》之学殊疏，未可承用，兹一一考订，积时录之，记在上端，越九载矣，爱就上端钞出，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体例略拟陆德明《经典释文》也，庚辰（1760 年）仲春歙汪梧凤。这段文字，从叙述《音义》的写作过程“兹一一考订删其繁碎，次成音义”云云，似乎出自戴震本人之手。《年谱》讲《音义》“假名汪君”，莫非这段题跋文字也是戴震代作的嘛？但不管是戴震手笔还是汪梧凤亲笔，其中叙述的情况该是真实的。其要点有：《音义》诠释的一些词语是经“详加研核”的，有考证价值，不注释者则“无关考证”；《音义》的著述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注音力求舍弃朱熹等人的不科学的叶音说①，取陈第的《屈宋古音义》，并正其舛疏；写作的过程及体例。所叙述的写作过程，与《尔雅文字考》“偶有所记”、“录之成帐”，与《诗补传》“特惧忘之，笔之于书”的写作过程极其相似。在写作时间上，因《音义》可能与教学童有关，故可能《屈原赋注》九卷在前，《音义》在后。
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家境非常贫困，“其年家中乏食，与面铺相约，日取面为饔飨，闭户成《屈原赋注》。”“饔飧”原义为早晚两餐，此处或泛指食物。因乏食只得进以乞讨而来的面屑，竟然还在发愤著书。其时戴震己成家，可以想见戴震妻朱氏是怎样茹苦含辛地为成全丈夫的事业而苦挣扎，苦张罗。段玉裁曾评述此时的戴震云：“盖先生之处困而亨如此。”一个“亨”字，昂扬挺拔，贫贱不移，活现出戴震早年之志，这正是一种“中华民族脊梁”的硬骨头精神。
和《诗补传》相比，《屈原赋注》更注意概括原文本旨，戴震将《离骚》分成十段，对各段大意都作了明确概括。例：① 南北朝人读上古韵文感到不押韵，临时改读以求押韵，叫叶（xié）韵，也叫叶音，叶句。这是不明古音之理造成的。宋代吴棫、朱熹也主张叶音说，但已有所不同，立足于改今音叶占韵。清儒以钱大听为代表，力反叶音说（见《潜研堂文集》卷二十六《跋韵补》），但未区分吴棫、朱熹叶音说与南北朝叶音说的不同。其时戴震对叶音说的看法也是笼统的。不过，吴棫、朱熹的叶音说与陈第的科学的古音学说仍是很不相同的。
“帝高阳之苗裔兮”至“反信谗而府怒”：第一段自叙生平大略，而终于君之信谗。“余因知謇謇之为患兮”至“愿依彭咸之遗则”：第二段申言被谗之故，而因自明其志如此。
“和调度以自娱兮”至“蜷局顾而不行”：第十段托言远逝，所至忧思不解，志在眷顾楚国。终焉。
戴震不仅概括大段的意义，而且对大段中的小段意义也作出概括，这等于是在层层揭示《离骚》的丰富内涵。例如第二段中的一小段：“予固知謇謇之为患兮，忍不能舍也，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承上见怒于君，而自明事君之心，因追言君之曾任己，独惜其变操不常，无任贤图治之略“戴震如此苦心孤诣地寻找《楚辞》中的义理精核，完全有其明确的指导思想，那就是在考证的同时必须力求“闻道”的“十分之见”。从经书到《楚辞》，反映了作者这一早期学术思想的应用进一步普遍化了。戴震曾说：“余读屈子书，久乃得其梗概。私以谓其心至纯，其学至纯，其立言指要归于至纯。二十五篇之书，盖经之亚。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未能考识精核，且弥失其所以著书之指。”③戴震早期就已有很强的独立思考精神，于考据中绎理性认识，这是他的特色，“说《楚辞》者，既碎义逃难”云云，已隐含着对朱熹《楚辞集注》的若干责难。至于对书中训诂名物、事典的注释，目的仍是使读者循此而稽核要旨，防范学界的赝品，他说：“今取屈子书注之，触事广类，俾与遗经雅记，合致同趣，然后赡涉之士，讽诵乎章句，可明其学，睹其心，不受后人皮傅用相眩疑。”①至于书名，亦从《汉书·艺文志》。戴震说：“书既稿就，名曰《屈原赋》，从《汉志》也。”由此也可知戴震早年伏处山野时，从汉之志早定，这无疑是晚明以来知识论传统的继续，亦知戴震前后期虽有不同，但尊崇汉儒，折向往古，却是前后一贯的。从《屈原赋注初稿》三卷看，戴震著述此书时是很有批判锋芒的。试看他的一些批注：“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惮殃兮，恐皇舆之败绩”戴震批住：“君之疏己，皆由党人，故光入党人，逐篇反复言此，不敢慈君也。”②“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揆余之中情兮，反信谗而怒”戴震批注：“说到君便住，若因党人带出，又祗云信谗，立言婉曲之至。”③“怨灵修之浩荡兮，终不察夫民心。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戴震批注：“君之所以信谗。”“君之所以信谗之故。浩荡，广博不专也。泛言不察民心，以喻君之不己察，而毁谮得行也。上章自明其心，此章怨言不察，《惜诵》所谓君可思而不可恃也。王（逸）注谓不察万民善恶，《文选》注谓不察众人悲苦，皆非是。”旧注未敢言怨恨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屈原赋目录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202 页。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初稿》。
国君的，由戴震言之，引《惜诵》说“国君不可依靠”，这里显然继承晚明以来的早期启蒙思想。黄宗羲《原君》曾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无君，人各得自私也。”戴震著《屈原赋注》时强烈谴责“君”，与黄宗羲痛斥“君”何等相象！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一直是**，戴震写国君“不可恃”这类话，在雍乾年间是多么危险。注释《楚辞》在雍乾年间是件凶多吉少的事，一是屈原亡国破家的哀痛，二是楚怀王、顷襄王的昏庸，都极易惹出是非来。戴震早年著《屈原赋注》究竟出于何种考虑，是否有深沉的民族感情在内，现在已无法知道，不可妄断。顾炎武曾以为读屈赋有确立人格的作用，人格不立，一切学问皆成废话，并认为忌圆滑；行方严是最要紧的。他说：“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入尧舜之道矣。”②戴震在三十岁而立之年著《屈原赋注》，对确立他的心系百姓的独立人格是有重要作用的。此外，著《屈原赋注》既要贯彻他早年治学寻求“十分之见”的主张，就不能不涉及到国君之类的禁区。当时，文人士子一般言及《楚辞》都很危险，更不必说专书著述必然会涉及到一些关键性问题。曹雪芹的好友敦敏写了一首《赠芹圃》的诗，末句本为“一醉读楚些”，因为怕人穿凿为借《楚辞》怨伤时君，附会成“不满当今圣上”，而改成了“一醉白眼斜”，这样诗味全无。
戴震早年之作《屈原赋注》在学术上有很高的成就。姜亮夫曾说：“清人《楚辞》之作，以戴东原之平允，王闿运之奇邃，独步当时，突过前人，为不可多得云”。①关于《九歌》就是突出的一例。有关《九歌》的性质，王逸和朱熹都曾认为是楚地的祭歌。②而关于《九歌》中的“东皇太一”神，则从未有过深究。戴震《九歌补注》则云：“古未有祀太一者，以太一为神名，殆起于周末，汉武帝因方士之言，立其祠长安东南郊，唐宋祀之尤重。盖自战国时奉为祈福神，其祀最隆，故屈原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祀神所歌也。《天官书》中宫天极星，其一明者，大一常居也。吕向曰，祠在楚东，故云东皇，未闻其审。”③这就告诉我们：太一神是后起的；因汉帝之故进入了长安；太一神是全国性的神，非楚神；《九歌》为屈原所作；《九歌》为屈原就当时祀典（当然就不限于楚了）赋之，非祀神所歌；“东皇”之“东”亦非指楚之东；“太一”本为天上一恒星（极星）最明者。其中“非祀神所歌”，尤非楚地“祀神所歌”，正可看作纠正王逸、朱熹之说。其余见解，亦殊可贵。周勋初先生曾说：“东皇太一一神，是燕齐方士利用道家本体论中的材料构拟出来的。他起先产生于齐国，战国中后期，大约只是流传在民间。汉武帝时，为了政治上的需要，始由谬忌（按：方士名）传入长安，并成为君临全国的至上神。”“《九歌》中的许多神抵，有非楚人能把者，因此，《九歌》不是楚国的民间祭歌，不是楚国的郊祀歌，也不可能是汉人的作品，不论从它的形式来看，从它的内容来看，或是从古代有关的记载来看，均应断为屈原的作品。”①周先生是从宗教学、神话学、民俗学、语言文字学入手研究《九② 《日知录》卷十三“耿介”条。
① 姜亮夫编著《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 年版247 页。
② 参见王逸《楚辞章句》卷二，朱熹《楚辞集注》卷二。
③ 戴震《九歌补注》，见《安徽丛书》第六期。
① 周勋初《九歌新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156 页至157 页。
歌》得出上述结论的，可视为有关《九歌》性质及作者问题的定论。以戴震十八世纪中叶的论述与现代科学研究的结论相比较，庶几可近，我们不能不叹服戴震的识力。后来，卢文明为《屈原赋注》作序时，对戴震此说曾表而出之：“微言奥指，具见疏抉，其本显者不复赘焉，指博而辞约，义创而理确??《九歌》东皇等篇，皆就当时祀典赋之，非祠神所歌。”②此外，《屈原赋注》对若干词句的解释也是有独到见解的。例如对《离骚》“昔三后之纯粹兮，固众芳之所在”一句中的“三后”一词，王逸注释为禹、汤、文王，朱熹释为“疑为三皇，或少吴、颛顼、高辛”。戴震注则更近情理，他说：三后为楚之先君而贤昭显者，故径省其辞，以国人共知之也，今未闻。在楚言楚，其熊绎、若敖、蚡冒三君乎？犹《下武》言“三后在天”，共知为太王、王季、文王。又如《离骚》“恐皇舆之败绩”中“败绩”一语，王逸注：“绩，功也”，“恐君国倾危，以败先王之功。”戴震注云：车覆日败绩。《礼记·檀弓》篇“马惊败绩”，《春秋传》“败绩厌覆是惧”，是其证。④又如《离骚》“启《九辩》与 《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历来都把“夏康”连读，解释成夏启之子太康。戴震发掘其内证所云，其说可信。言启作《九辩》、《九歌》，示法后王，而夏之失德也，康娱自纵，以致丧乱。“康娱”二字连文，篇内凡三见。又如《离骚》“邅吾道夫昆仑兮，路脩远以周流”，诸家之说甚详，戴震注云：战国时言神仙者，托之昆仑，故多不经之说，篇内寓言及之，不必深求也。又如《九歌·湘君》“薛荔柏兮蕙绸”，此“柏”字王逸注和朱熹集注都释为“搏壁”，此为何物，后人难明，戴震引汉刘熙《释名》云：“搏壁，以席搏著壁。”针对后世对屈原赋的一些误解，诸如认为其辞“放恣怪谲”、“炫文辞而昧其旨、“未尽善”等，戴震说：“屈子辞无有不醇者。”为此，卢文绍曾认为戴震关于屈原赋的识力可与班固、颜之推、刘彦和相媲美，甚至超过了他们③。
在《天问注》中，戴震既贯彻他早年论学以自然科学诠释群经的主张，又充分考虑到《天问》中引用神话传说故事的特点，反对字字穿凿，句句求证。他说：“天地之大，有非恒情所可测者。设难疑之，而曲学异端，往往骛为闳大不经之语，及夫好诡异而善野言以凿空为道，古设难诸之，皆遇事称文，不以类次，聊序愤懑是也。篇内解其近正，阙其所不必知，虽旧书雅记，其事概不取也。”①戴震说：“不知恒星七政所以运行，则掩卷不能卒业。”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③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① 《安徽丛书》第六期《屈原赋注》。
② 同上。
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震《屈原赋注》卢文弨序。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②在注释《天问》中，有的注释使人感到，作者简直是在用当时的自然科学成就写“天对”。例如《天问》：“夜光何德，死则又育？”戴震注云：夜光，月也。德（按：性质），常德也。如刚德不变其刚，柔德不变其柔之谓。疑月何德，而死乃复育，如是终古乎？死，即所谓死霸（按：魄，月魄）也。育，生也，所谓生霸也。月之行，下于日，其浑圆之体，常以半圆向日而有光。人自地视之，惟于望（按：夏历月十五日）得见其向日之半，故光盛满。晦朔则光全在上而下暗，余皆侧见而阙。谓之死，谓之生者，据人目所见云然。戴震的这一注释简明易懂。关于生魄、死魄问题，直到晚近王国维著《生霸死霸考》才更为详密④，在王国维之前，戴震这一以黄道视运动为基点的解释，是最通达和准确的，也是最切合《天问》原意的。今人游国恩称赞说：“详其文义，‘死’、‘育’俱当指月魄言，戴说是也??今者天文历算之学既明，而月之无光，及其盈亏之故，尤无疑义。”①又如《天问》：“东西南北，其脩孰多？南北顺椭，其衍几何？”屈原的这一问是问地球的形状，戴震注则兴致勃勃地作起“天对”来，在天体视运动中考察起地球上的昼夜、节气等变化大势，注云：《太傅礼》曰，凡地东西为纬，南北为经。步算家测北极高下，及月食之暗虚，得地体周九万里。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低一度；北行二百余里，而北极高一度。南至赤道下，南北极与地适平，昼夜漏齐，无永短。北至极下，赤道与地适平，半年为昼，半年为夜，凡气朔之时刻，渐东则气朔早，渐西则气朔迟。月遇暗，虚而亏食，东见食早，西见食迟。此地与天相应之大较也。地之广轮，随其方所，皆可假天度以测之矣。圆长日椭。衍犹延也，羡也。最后三句，是正面回答屈原提问中的大地测量问题的。由于地球是个椭圆，南北直径“随其方所”而“假天度以测之”。戴震的回答完全正确。
又如《天问》“何所冬暖？何所夏寒？”对地球上寒暑变化的原因问题，旧注几乎没有能正确回答的。戴震以中国古代天文学来注释《天问》，可谓答问相契，天衣无缝。戴震回答说：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闸，《虞夏书》以璇玑玉衡写天，遗制犹见于《周髀》（非汉之浑天仪）。赤道者，中衡也。日自北发南，冬至当外衡；自南敛北，夏至当内衡；春秋分当中衡。中土在内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与中土互异。中衡之下，两暑而无寒；暑渐退如春秋分，乃复。南北极下，凝阴常寒矣。《周髀》谓北极左右，夏有不释之冰，中衡左右，冬有不死之草。举其概云尔。地为大气所举，日之正照，气直下行，故暑。非正照之方，气不易到，则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所说的“赤道”是指天球赤道。因地球公转而形成的天体视运动中，太阳在天球赤道两侧作视角投影为40 余度的余弦曲线运动，是为黄道视路径，在太阳的视运动过程中，即在黄道上的移动形成节气变化，可用来描述寒暑变化。由于地球上各② 《与是仲明论学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3 页。③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④ 见《观堂集林·生霸死霸考》，中华书书1959 年版第1 册19 页。
① 游国恩《天问纂义》，中华书局1982 年版59 页。
②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天问注》。
地所处位置的不同，相对于天球位置的投影也不同，故同是某一节气，南北气温各不相同。所谓“寒暑之候。因地而殊，固其宜也”。戴震引用《周髀》来注释《天问》，说明地球上寒暑的不同，已将《天问》中提出的气候变化问题化作天体运动问题来阐释其根源，是极有创造性的做法。从乾隆十七年（1752 年）成书的《屈原赋注》中引用的古代天文知识看，这时戴震对古代天文的研究已趋成就了。后来著《七经小记》中的《原象》篇提到：“日发敛于赤道外内四十余度之间。赤道者，中衡也”，“自南敛北，入次四衡为春，入次二衡为夏，当其衡启也。自北发南，出次二衡为秋，出次四衡为冬，当其衡闭也”，“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阳下行，故暑；日远侧照则气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等等，与《屈原赋注》对照，两者的提法完全一致，可见戴震对古天文历算的钻研和运用，早在伏处山野著《天问注》时就已成熟了。
就在著《屈原赋注》的前一年（1751 年），戴震曾手抄浙江鄞（Yín）县（今宁波市）鄮（mào）山周容著《春酒堂诗集》。鄮山商业很发达。《方舆胜览》引《四蕃志》云：“以海人持货贸易于此，故以名山。”这与屯溪、休宁有某种相似之处。周容其人呢？是清代的名士，字茂三，明代诸生，明亡后曾出家为僧，后以母亲在堂而返俗，曾纵游天下，结交皆明代遗民，绘松林枯石以鸣志，萧然远俗，有人以博学鸿儒荐之，竟以死拒之。著有《春酒堂文存》四卷，《春酒堂诗存》六卷、《春酒堂外纪》一卷。就是这样一位入清不仕，超轶不群，铁骨铮铮，以诗文自娱的明末诸生和清初名士，引起了青年戴震（戴震也就在乾隆十六年即1751 年这一年补休宁县学生的）的倾心仰慕，戴震手抄《春酒堂诗集》卷首至卷终（可能就是今存的《诗存》六卷本）共两大册，更从其字字工整，笔笔稳落的工楷字书看，手抄全诗只能看作心心相印之举。手抄的第一首七言律诗《虎过》云：鹊噪鸟啼干叶鸣，隔溪斜映竹篱横，雨过沙路踪应阔，日坠松冈眼愈明。天自好生同一命，世皆多欲独居名，山翁笑说相逢惯，不惯输租到市城。
“虎过”疑地名。诗中一派山村野景，诗主人淡泊致远，乐天知命。倘移花接木，说全诗写休宁的山野村民，亦无不可。似乎可以这样说，直至戴震四十四岁（1766 年）著《果溪诗经补注》时，心灵深入仍萦怀此“春酒堂”首诗的意境而不能挥去，“杲（gǎo 明亮）溪”二字，就字面义为“明澈见底之山溪，”用作补注《诗经》之名，段玉裁释为“盖以自别于诸言诗者”①，今谓“明澈之溪”的意境乃至用字，正可见于《虎过》诗的首联和颔联。段玉裁说：“先生不随俗为别号，天下称东原先生而已。”②魏建功则认为“杲溪”为戴震注《诗》时的自称③，青年手抄，中年自号，戴震心迹灵痕，竟以周容这样的遗民和名士为知已。人的内心世界本来就是丰富多变的，岂可以逸情直逐视之？戴震与“春酒堂”之神交，可谓大大丰富了我们对其内心世界的认识。
①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67 页。
② 同上。
③ 魏建功《戴东原年谱》，见《国学季刊》第二卷第一号13O 页。
· 推荐：《抗日战争书籍》 《心理学书籍》 《茅盾文学奖作品》
点击收藏 小提示：按键盘CTRL+D也能收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