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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著成的三部书。
清康熙三年（1663 年），戴震的乡先辈方以智刊印了洋洋巨著《通雅》五十二卷。该书体例略仿《尔雅》。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继《考工记图注》（1746 年）之后，大约在1748 至1750 年间，有《尔雅文字考》十卷。今本《戴震集》中有自序一篇。书成后一直未能刻印，今恐已亡扶。据自序云，本书原是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对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昺疏的缺失。至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於《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雅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可见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划的，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是一部奠基之作，对戴震本人来说则为“小学始基之矣”②。于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也同样如此。此后，有清一代有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钱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此外，还有专释《尔雅》名物的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关于“释宫”、“释草”、“释虫”的诸小记，任大椿《释绘》，洪亮吉《释舟》，钱大昕《释人》，阮元《释门》，刘宝楠《释谷、钱》等，还有专释《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尔雅汉注》、黄爽《尔雅古义》等，乃至晚近王国维《尔雅草木乌鲁虫鱼释例》，竟把传为周公之作的《尔雅》发挥得淋漓尽致①。有清一代的《尔雅》学群书，是以戴震开其端的。
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有《诗补传》和《屈原赋注》。《诗补传》一书，约乾隆十五年（1750 年）是仲明游徽州时曾索要此书，因“尚俟改正”而未进。而《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言及该书著作和经学讲习之难时说：“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情、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并说待《诗补传》“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段玉裁编集的《戴震文集》经韵楼本中有《毛诗补传序》一文，落款有“时乾隆癸酉（1753年）仲夏戴震撰”字样。然《戴震集》中又有《诗比义述序》一文，说：“昔王申（1752 年）、癸酉（1753 年）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按：当指《辨郑卫之音》等）成一帙。”可见癸酉《诗补传》尚未成书。段氏《年谱》中说：“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也是据戴序推定的。鉴于此种矛盾情形，钱穆曾说：“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②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戴震又改注《周南》、《召南》，名曰《果溪诗经补注》①。是仲明与戴相晤时索观的那个本子，戴因“戒其颓情”、“特惧忘失，笔之于书”云云，与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 年）至十五年（1750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8 页。
①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何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7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中华书局影印本312 页。
① 共二卷，见载《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年）著成的《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象，序云：“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且可推知其写作过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成书的。
关于以《诗补传》命名的书，今不见于《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本），仅有据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收录的《毛郑诗考证》五卷。段玉裁在《年谱》中曾说：“《文集》中《诗生民解》本出《毛郑诗考证》，先生曾为余言，可取出修改，入于《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时，因入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诗摽有梅解》，亦取诸《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初名《诗补传》。”今安徽丛书本《全集》中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收有《召南·摽有梅》的《诗摽有梅解》全文，足见《年谱》中说的《诗经补注》即指《杲溪诗经补注》，而《全集》中的《毛郑诗考证》即通常称说的《诗补传》。或以为最早是仲明索要的那个《诗补传》未刊待考。
戴震在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始作《诗补传》，应该说是很早的事。在戴震之前，有康熙丁卯年间（1687 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有康熙年间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乾隆年间经学全盛，除戴震外却没有人专治《诗经》，一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胡承拱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矣的《诗毛氏传疏》。戴震的《诗经》研究，可谓开乾嘉学派研究《诗经》之首。梁启超曾评戴撰《诗补传》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而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则询治《诗》良法也。”戴震《毛郑诗考证》五卷贯彻了他早期论学的大旨，以词通道，博洽综贯，在训诂名物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试以人们很熟悉的《诗·邶风，静女》中的诗句为例：卷一《静女》首章“俟我于城隅”。传“‘城隅’以言高而不可逾。”笺云：“自防如城隅。”震按：传，笺就城隅取义，非《诗》意也。“城隅”之制，见《考工记》、许叔重《五经异义》、古《周礼》说，云：天子城高七雉，隅高九雉；公之城高五雉，隅高七雉；候伯城高三雉，隅高五雉。据记考之公侯伯之城皆当高五雉，城隅与天子宫隅等，门台谓之宫隅，城台谓之城隅，天子诸候台门以其四方而高，故有隅之称。言“城隅”以表至城下将入门之所也。“静女其妹，俟我于城隅”，此膳俟迎之礼。诸侯娶一国，二国往腰之，以姪、娣从，冕而亲迎，惟嫡夫人耳②。媵则至乎城下以俟迎者，然后入。“爱而不见”，迎之未至也。“爱而”犹隐然。《说文》引此作“ ”，郭注《方言》引此作“ ”。“彤管”之法，女史书，宫中之法度。故《春秋传》日，《静女》之三章取“彤管”焉。“自牧归荑”，言乎说舍近郊也。《尔雅》于郊外谓之“牧荑”。亦以为洁白之喻。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见其人；继思得见其物；始言至城下，终乃言至于郊，非实有是事，可知《静女》之刺，思贤媵，怀女史之法者也。盖卫夫人拟其君之宫中无是女，以备嫔媵。及女史之法废也，学者罕闻“城隅”，而《诗》遂失其传矣。①由以上可见戴震补传的条例是：补正传笺之缺失；考释《诗》及传笺中① 梁启超《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见《饮冰室文集》第五册，中华书局1989 年版（十二册本）。② 春秋诸侯娶一国之女为妻（嫡夫人），女方以侄（兄弟之女）娣（妹妹）随嫁，此外还有两个和女方同姓的国家送女儿陪嫁，也以侄娣随嫁，随嫁和陪嫁者统称为媵（yìng）。① 见《安徽丛书》六期，《毛郑诗考证》卷一《静女》章。的一些关键词语或名物，考释时一般先引古代文献依据，后判其义（词语、名物义、句意）；归纳诗意。这一条例具有普遍性，事实上为后来治《诗经》的学者所遵循。
《静女》这首诗，本来是首爱情诗，清儒的普遍毛病是以儒家功利主义解释诗旨，戴震诠释《静女》，也不可能完全摆脱这种束缚。值得注意的是，戴震在功利意义外还讲了“比喻”意义，如“美其管，美其荑，设言以欣慕其人耳，始思想其人，继思得见其物”，这都表明作者对《诗》旨的一些开明的认识。关于如何研究诗旨，戴震还说了这样的话：“今就全诗考其字义名物于各章之下，不以作诗之意衍其说，盖字义名物，前人或失之者，可以详核而知，古籍具在，有明证也。作诗之意，前人既失其传者，非论其世知其人，固难以臆见定也。”②这就是说，《诗》三百篇各诗各句之旨，研《诗》者最好不说，让读者据其确切的同义名物训释去自由开发，倘一定要论其诗旨，戴震认为从名物训诂还难以识其大旨，要通过“论其世知其人”（也就是要了解分析写诗时的社会背景及作诗人的际遇阅历），方能求其“十分之见”。事实上，戴震著《毛郑诗考证》，于诗旨不是不说，而是努力从其实情体会之，时常越出儒家功利说解的藩篱。这不仅在《静女》中能见到诗旨的比喻说法（其实正是其本旨），而且戴震在作一般理论概括时已讲到说诗旨时当参照的文化史情形，从而试求谋图《诗经》中爱情诗的应有的地位。他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子之言《诗》也。而《风》有贞淫，说者因以‘无邪’为读《诗》之事，谓《诗》不皆无邪也，此非夫子之言《诗》也。”①到了后期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戴震更重视以实情解释诗意。从表面上看，好象戴震的解释与旧注洛守儒家封建功利的解释没有什么不同，实际上，毛传、郑笺、朱熹集传解释《诗》意时，总是在儒教礼义规范的前提下几乎干篇一律地指出与统治者的联系，把本来很有人民性的诗篇说成了某国君、某侯妃，某卿大夫的自我写状或教谕，戴震解释《诗》意时，经常注意到在儒家礼义规范的前提下指出诗篇中的男女悦慕、民生心声的本旨，和毛郑解《诗》旨、朱熹集传解《诗》旨已有很大区别。本来，先秦产生的儒家礼义规范内容极为丰富，区间极广阔，可容纳性很大，一定程度上打上了古代奴隶制民主制的烙印，只是随着封建制度的确立和巩固，特别是到了宋代，才日益禁锢划一，不能越雷池一步。在先秦儒家伦理指导下解释《诗》旨，戴震注重指明其民生民情，与旧注专以儒家功利释之已判若二途，这是很值得我们注意的。例如：“采采卷耳，不盈顷筐，嗟我怀人，寘彼周行”：毛传日，采采，事采之也（疏云，言勤事采菜）。卷耳，芬耳也。顷筐，畚属，易盈之器也。《韩诗》云，顷筐，欹筐也。怀，思也。寘，置也。行，列也。思君子，官贤人，置周之列位。《集传》日，周行，大道也。后妃以君子不在而思念之，托言方采卷耳，未满顷筐，而心遁念其君子，故不能复采，而置之大道之旁也。震按：采采，多貌。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言寘此怀念于周行之上，下三章皆怀之之事也。周犹偏（按：通‘遍’）也，通也。行，路也。行，为行列字之音，训旁及。而《春秋传》日，嗟我怀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卫、大夫，各居其列，所谓周行也。断章见意，如邵至之论“公侯干城”、“公侯腹心”，为一②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3 页。① 《毛诗补传序》。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92 页。美一刺，于《诗》之本指，不然也。荀卿书日，顷筐易满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贰周行，以明用心者之一情之至也不贰。其得诗之意者欤！《补注》列述了毛传、朱熹《诗集传》、《春秋传》等的解释，但只是立此存照，并不同意，唯荀卿之言《诗》旨，言情致忠贞不贰，“其得之欤”。又如戴震对情诗《野有死麇》的概括：《野有死麇》（三章）言礼教之兴，虽里巷之女，无可犯以非礼者也。《诗》辞所涉，曰林野，曰麇鹿，曰龙吠，亦以见乡曲之远于都邑也。或日，《诗》言女之不可诱，固善矣。先之曰：“有女怀春，吉士诱之”，何也？女之待嫁，所愿者，吉士也；士之归妻，所愿者，有女如玉也。“诱之”之云，以甚言情之动于爱悦（《祭义》曰，如欲色然，张融云：如好色取其甚也），而卒能无失乎礼义，则风化之所被可知矣。此《诗》教之善行，以情见礼义与？上文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戴震是重视《诗》中的礼仪教化作用的，但他重礼教的同时也重视男女爱情生活，或者说，他在具体诠释《诗》旨时，往往先发现其中的爱情生活，进而指出，这应当是合乎礼仪的爱情。作者的深层思想，难道不是在追求道德规范和情感**的一致吗？
《杲溪诗经补注》中有一篇很长的《摽有梅解》，是一篇专门的诗论。
该文从中国文化史的视角确定了爱情诗在《诗经》乃至在古代文献中存在的地位、必然性及其价值。在戴震看来，爱情、婚姻、夫妇是人类生活的必然组成部分，反映现实生活的诗歌就不能不涉及这些正常的生活，而人伦规范、札教等不是禁锢民生、民俗、民风，而是导引归正，不致人欲横流，毁坏人性。他说：“古者嫁娶之期，说歧而未定。其以少长论者，或主于男三十、女二十，或目此为期尽之法。据《诗》、《礼》证之，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许嫁弃而字??不使民之后期，而听其先期，恐至于废伦也。亦所以顺民之心，而民自远于犯礼之行也。”②又说：“梅之落，盖喻女子有离父母之道，及时当嫁耳。首章言十犹余七，次章言十而余三，卒章言皆在顷筐，喻待嫁者之先后毕嫁也。《周礼》所言者，实古人相承之治法；此诗所言，即其见之民事者也。”①戴震对《诗经》的解释，也不乏儒家功利，如前所说，当他试图以儒家道德规范诠释诗意时，他总是注意到道德规范和民生、民情、男女悦慕的一致②。除此以外，戴震还从《诗经》中努力发现另一种功利：劳动者从事农桑之事的艰难、欢乐和从中悟得的道理。例如对《葛覃》的概括：葛覃（三章）：不忘女功也。《礼》，后夫人亲蚕不亲葛。盖当时服葛之时，犹念未嫁在父母家，曾知葛事之勤而追赋之，因以感而思归宁也。《周书·无逸》之训，以立王，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诵以为戒，然则《葛覃》之义，其以视忘女工之勤劳而骄侈是从者，孰宜法，孰直戒，可知也。讲到《诗》旨即作诗时的本意，那就涉及到《毛诗大序》问题。陈启源，朱鹤龄以及戴震之后的① 见《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载《杲溪诗经补注》卷一。①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3 页。
① 《诗摽有梅解》，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5 页。
② 后来汪中《述学·释媒氏文》、俞正燮《癸巳类稿·媒氏民判解》都曾进一步发挥戴震关于古代制度中婚姻自由的见解。
③ 《杲溪诗经补注》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胡承珙、马瑞辰、陈矣等，部因“尊汉”、“好古”而群守大序。但也有举叛旗的，戴震的同乡姚际恒（1647 一约1715）就是一例，他著《诗经通论》，坚决主张废除《毛诗大序》，另著《古今伪书考》（见《知不足斋丛书》），依据古书流传有绪的一般规律，认为有名著作各史经籍志上都有著录，或在别的书上记载它的渊源，如突然发现一书，向来无人提及，其中必有蹊跷，《毛诗大序》就是这样的书。他指出，传为子夏所作的《毛诗大序》，《史记》、《汉书》两书的儒林传，《汉书·艺文志》都未提及，可证为西汉前所无，是为伪作。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纯以儒家礼教功利说诗的传统，使人为之耳目一新。除姚际恒以外，崔述、方玉润皆持这样的观点，崔著《读风偶识》，方著《诗经原始》，连同姚著三部书历来不为清代正统派所重。戴震对这样一个敏感的问题持何态度呢？只能说，聪明的戴震回避了这一问题，他只是以自己的较为通达的开明之见诠释诗意。在《毛郑诗考证》、《杲溪诗经补注》中，以及经韵楼本《戴震文集》收录的论《诗》的文章中，都没有提到《毛诗大序》。人云：不表明态度也是一种态度，推揣其本意，戴震的态度是想避开那圈定的儒家传统的诗旨说教，寻求《诗》的本意，以得“十分之见”。联系他在《毛诗补传序》中所说及的于诗旨可存而不论，让读者据训诂名物的诠释，依原诗而推证之，他对《毛诗大序》的态度，不是题中应有之义吗？
《诗经·魏风》的《伐檀》和《硕鼠》是人民性很强的两首诗，它凝聚着古代社会奴隶制度下的早期民主的精华。前者对不劳而获过着寄生生活的剥削阶级，给以严厉的质问与尖锐的讽刺，后者写农奴对统治者沉重剥削的愤恨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这两首诗，戴震当年作何理解呢？
《伐檀》首章“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岸）兮”震按：檀者??伐檀乃宣之河之干，盖诗人因所闻所见而言之，以喻急待其用者，支之不用也。因叹河水之清，而讥在位者无功俸禄，居于污浊，盈凛充庖，非由己稼穑、田猎而得者也。食民之食而无功德及于民，是谓素餐也。①《硕鼠》二章“硕鼠硕鼠，无食我麦！三岁贯女，莫我肯德，逝将去女，适彼乐国。乐国乐国，爱得我直。”传：直，得其直道。笺云，直，犹正也。震按：笺与传相足，其说是也。《论语》曰，人之生（性）也直。得我直，谓得遂其性。不违生人之正道。后来，王引之曾将诗中的“直”解释为“所”。“爱得我直”，等于上文的“爱得我所”③。戴震把“直”字解释为人性之“直”。去“乐国”的目的是能顺遂其人性，得到自由。戴震的诠释是颇为别致的，言下之意是说，硕鼠不劳而获，“莫我肯德”，是毁灭人的本性的，而“逝将去汝”，前往那“乐国”，也是为了寻找和恢复那失去的人的本性。戴震是在近乎以早期启蒙思想诠释《诗》旨。至于剥削者毁灭人的正直的本性，见解尤为深刻。
① 见《毛郑诗考证》卷一，载《安徽丛书》第六期。
② 同上。
③ 见《经义述闻》卷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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