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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物种起源》问世
达尔文多年来一直在准备着编写物种一书，究竟要准备多久，很难说准，因为达尔文总是同时进行着几种计划。一个计划行不通，就着手另一个计划。从1854年9月起，达尔文把全部时间都用来整理大量有关物种变异问题的笔记，同时还进行了观察和试验工作。他在“比格尔”号舰的航行期间，看到一些深受感触的事实：第一，在潘帕斯地层中，发现了庞大的动物化石，它们具有背甲，同现在生存的犰狳的背甲相似；第二，动物的亲缘关系相近的种，随着南美洲大陆自北向南逐渐发生一定的交替变化；第三，加拉帕戈斯群岛上的大多数生物，都具有南美洲生物的性状；更加特别的事实是：这个群岛中的各个岛屿上的同种生物，其性状却也彼此略有差异；从地质意义上看来，其中任何一个岛屿都不是古老的。
显然可知，只有依据一种推测，就是物种在逐渐地发生变异，才可以去解释这一类事实以及其他很多事实；因而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可是，同样也明显可知，不论是周围环境的作用，或者是生物的意志，特别是在植物的情形方面，都不能够解释各类生物极其良好地适应于自己的生活习惯这无数的事例，例如：啄木鸟和雨蛙对于爬树的适应，或者一粒种子以它的刺钩或簇毛来用于对传播的适应。这些适应情形，时常使达尔文感到惊奇不止；他以为，在它们还得不到解释以前，要采用间接的证据去证实物种曾经变异这个企图，几乎是不可能的。
达尔文应用真正的培根原理，而且丝毫不根据任何已经有的理论，极其广泛地去搜罗事实，其中特别多的是家养动植物的事实；他采取的办法是：印发问题调查表；同经验丰富的动物育种家和园艺工作者进行交谈；还阅读大量有关的书刊。他曾经查看各种书刊目录；其中有各学会出版的大批成套的期刊和论文集，都阅读过，并且作了摘录；达尔文就是通过这种勤奋精神使自己理解到，人工选择，就是人类创造动物和植物的有用族类的基本原理。可是，怎样可以把选择应用到那些在自然状况下生活的生物方面，这在相当的时期内对他来说，依旧是个谜。
达尔文捡起罗伯特·马尔萨斯的 《人口论》中的论据用在动植物的 身上，他认为在物种的食物供应保留不变时，有机物便有以几何级数增加的倾向。他拿一次产数百个卵的苍蝇、一次产数千个种子的树和一对大象等例子来证实他的想法。他估计，一对大象，要不加以制止，过500年，就会为世界提供1500万后代。除开人类，动物似乎不会使群体在世界上过剩。苍蝇的卵被吃掉了，或者是遭到了其他方式的破坏，大多数种子不能发芽，甚至大象的后代也免不了灾害的侵袭。选择在于环境：
气候、土壤、食物供应和捕食者。引人注目的松鸡便受到了猛禽的选择，深红色的李子比黄色的李子易于遭受植物病害。在选择过程中既无计划，又无最终目的。如果说选择起作用的话，那么，就必定不仅有过剩的东西可供选择，而且有变种。于是在达尔文的头脑中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在这些自然环境条件下，有利的变异应该有被保存的趋势，而无利的变异则应该有被消灭的趋势。这样的结果，应该会引起新种的形成。
因此，最后，达尔文终于获得了一个用来指导工作的理论；可是，他为了竭力避免先入为主的成见，决定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把它写出来，甚至连最简略的摘要也不写。
直到1842年6月，达尔文才用铅笔把自己的理论草写出35页很简略的概要；1844年夏季，他又把这篇概要增充成230页的理论概要，而且把它仔细誊清，很好的保存起来。
那时，达尔文却忽略了一个意义极其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
同一根源产生的生物，其性状随着它们发生变异而有分歧的趋势。显然可见，因为人们能够把所有一切物种分类归入于属内，把属归入于科内，把科归入于亚目内，等等，而且根据这个分类原则，就可以得出结论：
它们的性状有显著的分歧。当他在头脑中得出这个问题的解答时，他真是高兴极了。那时他正坐在马车上赶路。直到很多年后，他还清楚地记得这条路上的地点。这个问题的解答就是：一切占优势的、数量在增加着的类型的变异了的后代，都有一种能够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去适应很多条件极不相同的地区的趋势。
达尔文为了使自己的著述更准确，更具有说服力，他还向与自己有通讯联系的人提出许多问题来探讨、商议，如赖尔、胡克等。从1855年起，他开始同美国植物学家爱沙·葛雷通信。
这一时期使达尔文感兴趣的问题，当然是同物种一书的准备有关系问题。他向爱沙·葛雷询问某一科植物的物种占美国植物区系物种的总数的比例。他感兴趣的还有各种植物区系“相近的”物种，他请葛雷为他指出这样的物种，哪怕是在旧的校样里指出也行。达尔文给他写道：
“我对于一些相近的物种所下的定义是：这是一些可以认为是不同‘物 种’的生物，但也可以认为是任何其他优秀的植物学家可能把它们看成亚种或变种；还可以认为它们是与任何其他物种难以区别的一些生物。”
早在1856年初，赖尔就建议达尔文尽可能完整地阐述自己的进化观点，因此达尔文也就马上开始写他的物种一书。但这并不是众所周知的《物种起源》。该书本来要更加详细，它的篇幅要比原来的多二三倍。 但是赖尔建议在准备这部内容丰富的书时，立刻发表他的观点的概要，以便抢先取得理论上的优先权。达尔文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的学说是由许多论点组成的，而每个论点都需要用事实来证明，忽视这些证明，在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他不同意赖尔的意见：“我很痛恨为了取得优先权而从事写作的这种想法，当然，如果有人先于我发表了我的理论观点，我也会感到懊恼的。”
赖尔的建议使达尔文举棋不定，烦躁不安。显然，赖尔列举有利于这个观点概要的论据是很有说服力的，但是，在几乎没有任何证明的情况下，写一个教条式的理论概要，这同达尔文的信念和习惯是矛盾的，这使他感到很不痛快。他把自己的动摇和不安告诉了一贯对他很热情的朋友胡克。达尔文在给胡克的信的末尾写道：“唉，如果有谁会这样做（即没有论据来充实就出版一个纯理论概要），我想我会嘲笑他的，而 我唯一的安慰就是在赖尔建议以前，我的确从未想到过这件事，而且看来，我经过仔细考虑以后，这是明智的 （即不出版这样的概要）。” 最后，经过了一番痛苦的动摇，达尔文打消了写作所需要的概要的意图。即使要花费很多时间，他也要写一部有详细和充分的证据的关于物种的原著。当达尔文这部著作的写作持续到1858年6月对，赖尔认为有人会抢在达尔文的前面的预言应验了：航海家和动物标本搜集家华莱士，把自己《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的手稿恰恰寄给了达尔文，这部手稿发展了这一理论……而在最近这两年，达尔文已经写完了10章，即打算要写的书的一半左右。
当华莱士还在马来群岛工作时，就同达尔文有过信件来往。这是由华莱士在伦敦一家博物学杂志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引起的。关于这篇文章，虽然人们不大知道，但是，它是值得注意的，因为它说明了所谓达尔文“同华莱士的事件”的真相。这篇文章叫做《控制新物种出现的规律》，并于1855年在博物学年鉴和杂志上发表了。
文章所涉及的问题非常接近达尔文当时也在进行研究的问题。华莱士试图解决物种是从哪里以及怎样产生的问题。华莱士根据自己当时已有的丰富的个人经验和文献史料得出结论：同种的大批动物居住在同一个地方或邻近的地方，也就是“相近性是同地理分布密切相连的”。他在古生物方面也得出结论：同一个地质时期或相邻地质时期的生物，以及在同一地区遇到的生物彼此非常接近。他把总的结论表述为下列不太清楚的规律：“每个物种的出现在地理上和年代上是同非常接近它的物种和先于它存在的物种的出现相一致的。”第二个结论是：“物种是按照先前的物种的结构形成的。”由此可见，华莱士很明显非常接近生物进化的思想，但他害怕更为明确地把它表达出来。他认为，在地质上可以细心观察到生物的直线发展的情况，也可以观察到来源于同一本原（不是祖先）两三个分支起源情况。他接着写道：“这样绝灭的生物被新生物所代替，而这种遗传性就这样继续到现代地质时代，地球博物学最困难的同时也是最有意义的任务正在于此。”
他认为，在生物学地质序列中，只有最一般的特征才能得到完善，并且指出，软体动物门的最高纲——头足纲，以前占优势，而现在则让位于机能不太高的腹足纲和双壳纲，古时的鱼比起现代的鱼来，其完善程度要差。为了说明这些事实，他用树木作了一番比较：老橡树上一根长得很好的树枝可以干枯烂掉，而一根新枝可能很小，并且达不到老树那样完善的程度。值得指出的是，他把未得到充分发育的器官看作是后继的亲缘物种将继续发展的原始器官。
华莱士论文的内容大体就是这样，关于论文的命运，他曾在1856年10月从苏拉威西写信问过达尔文。使华莱士感到不快的是，报刊上对论文却毫无反映。
达尔文给他写了一封非常亲切的回信，信中指出，他对华莱士在《年鉴》上发表的那篇论文，几乎每一个字都同意，并且补充说，他已经对怎样区别物种和变种的问题研究了20年，但是这个题目太大了，在信中不便详谈。
1858年1月4日，华莱士从安波拿岛给自己的朋友尔兹写信说：“我非常高兴收到达尔文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他对我那篇论文几乎每一个字都表示同意。他现在正准备他的关于物种和变种的巨著，他用20年的时间为这一巨著搜集了资料。既然他证明了自然界中在物种和变种起源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他就可以使我不再关心把自己的假说写下去，或者可能使我得出另一个结论，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的事实都将供我使用，我也可以对这些事实进行研究。”
达尔文在下一封信中，就报刊对华莱士的论文毫无反映一事对华莱士说：“对稍微超出物种简单描述的框框的东西表现关心的博物学家是为数不多的。”达尔文接着指出，有两位最优秀的博物学家——赖尔和加尔各答的勃莱特，要他注意华莱士的这篇论文。接着，他一再重复说，他的观点非常接近华莱士的观点，不过，这一次他补充说，他比华莱士研究得要深刻得多。至于另一个问题——关于用来说明生物的共同性的海岸下沉问题，达尔文认为，华莱士比他进展要快些。的确，达尔文曾经用陆地下沉解释过环形岛的起源，但是我们看到，他是多么激烈地反对把所有各洲“下沉”到很深的深度，多么激烈地抨击得到赖尔和胡克赞同的福勃斯的思想。看来，华莱士在给达尔文的信中，对马来群岛上的动物学地理分布，他提出过类似的解释，而达尔文在信的末尾写了似下的话：“祝您的理论获得成功，不过除了关于海洋岛的问题以外，在这个问题上我准备斗争到底……”
达尔文和华莱士的通信之所以有意义，原因就在这里。显然，华莱士在未研究出自然选择理论以前就已经知道，达尔文试图在不了解物种和变种之间的区别的情况下解决物种起源问题。的确，达尔文曾借口说他在信中不可能叙述自己的观点，因此对选择理论只字不提，而我们在字里行间处处可以读到，华莱士是脱离达尔文而独立得出了选择学思想的；无论达尔文本人，还是他的朋友赖尔和胡克，都竭力支持这种说法。
但是，为了准确起见，应该完全清楚地说明这种独立的限度到底有多大。
正如华莱士自己所讲述的那样，1858年1月25日，他到达了安波那岛以北的一个小岛——特尔纳特岛。在这里，他患了严重的疟疾，疟疾发作时，他无法工作，他考虑了各种问题，特别是他早已从事的物种起源问题。他此时想起了他在12年前读过的马尔萨斯的著作和马尔萨斯这样的想法，不幸、饥饿、疾病和战争妨碍着人的繁殖；他把这种解释用于动物。于是就明白了，动物中适应性好的就有活下去的可能，适应性不好的就要绝灭。他立刻感到，这种想法解决了物种起源问题和生物的适应问题。他把这种解释同拉马克和《创造的痕迹》的解释加以比较之后，看到他的这种解释比其他那些解释更合乎情理。当天晚上，疟疾发作以后，他把自己的思想大致写了出来，他还把它誊写了两个晚上，从而得到了《论变种无限地离开其原始模式的倾向》这篇论文。华莱士把它寄给达尔文，希望把“生存斗争”原则用于物种起源问题，这对达尔文和他本人来说，都是新鲜事。
毫无疑问，达尔文在他所有的信中，无论对于生存斗争原则，还是对于最适者保存下来的原则，都只字未提。而华莱士是在脱离达尔文的情况下独立得出这些原则的。但是，生存斗争原则在生物学著作中不是什么新鲜的东西，因为德坎多尔、赖尔和其他人都谈到过它。物种自然绝灭也是赖尔创立的。可是，重要的是把这个原则运用于新物种的形成。
只有相信在变种和物种间没有原则性差别，变种能够变成物种，才能做到这一点。但是，关于这一点，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中只字未提。而达尔文给予华莱士的正是这一思想，华莱士在给贝兹的信中提到的达尔文那封信里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我认为，华莱士在第一篇论文里论述的只是物种，而在第二篇论文里，就明确地论述到能够转变成更高级的个体的变种，从这一点来看就十分清楚。这种思想对我们来说显然是很重要的。要是我们认为，不愿接受进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普遍相信物种只是在一定的狭小的范围内才发生变异。可见，一般认为自然选择的思想是华莱士完全脱离达尔文独立得出来的，这种看法必须在某种限度内说，因为关于物种和变种之间没有原则性差别的思想，则是达尔文提供给华莱士的。
但是，华莱士的思想同达尔文的思想的两相吻合当然令人惊讶。达尔文对此感到十分吃惊的心情可以从他给赖尔的信里看出来。
我亲爱的赖尔：
……您的那些威吓的话语——别人会抢在我的前头——已经得到证实。当我很简略地向您解释我们的自然选择和它依存于生存斗争这一观点的时候，您曾说过这句话。我从未看到过比这更为惊人的巧合了：即使华莱士手中有过我在1842年写出的那个草稿，他也不会写出一个较此更好的简明的摘要来。甚至他用的那些术语都可以成为我那些章节的标题。请把草稿还给我，因为他没有请我发表，当然我要写信给他，建议他把草稿寄给任何一家杂志去发表。因此，我的原著，不管它的内容怎样，将被毁掉，虽然我的书如果将来某个时候能有一点儿价值的话，也不会因此而大为逊色的，因为我把一切精力都用在这一理论的应用上了。我希望您能赞成华莱士先生的草稿，好使我可以告诉他您对他的看法。
但是，不管多么巧合，却有一个根本差别，这个差别好像是达尔文自己在很久以后致赖尔的信中指出来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达尔文从家养动物的人工选择中得出自己的观点，并把选择的原则用到自然界。而华莱士所写的论文，则从断定在家养状况下得到的变种或多或少是不稳定的，并且是自然地经常地表现出要返回到原始物种的正常形态这一点开始的。在毫无保留地和不加分析地接受了这种论点后，华莱士竭力表明，这种论点不能应用于自然界中的野生动物，因而他在自然界中指出了生存斗争的作用。他举出一个非常好的例子，说明生物的数量与其说取决于它们的繁殖力强弱和凶猛的禽兽的多少，不如说取决于一个地方在固定状态下能保证维持这一或那一生物的个体数目的食物的多少。他接着证明，这样的变种不可能回到原来的那种状态，因为原来的状态不可能完全经受住或不可能经受住同变种的竞争。他断言，这样的竞争可以在各种相近的物种之间进行。他没有看到这种变异的界限。最后，他断言，可以出现几个变种，其中有些变种可以成为性状分歧的开端。
至于说到家养动物，那么华莱士认为，它们所出现的一切变异保存下来的可能性是一样的，因为动物的食物是由人提供的。如果家养动物野化了，它就会绝灭。“跑得快但耐力差的赛马和能拉重物但行动笨拙的马就是在野生条件下也同样是毫无用处的。如把这样的马放到潘帕斯草原而不予照顾的话，那么它们很快就会绝灭，或者在有利的情况下，如果不再发挥使用它们特有的品质，这些品质就会失去，经过几代以后，它们就会返回到通常的类型上去，即这种动物的各种不同能力在更好地获取食物方面是处于彼此完全势均力敌的状态。”我强调指出的这一论点，正像从《物种起源》中所清楚地看到的那样，达尔文是绝对不同意的，特别是在这种类型里。例如，大家都知道这种情况：野生动物在自由状态中不是绝灭了，而是增多了，华莱士得出的结论说：“可见，从对家养动物的变种观察中，绝不能得出任何有关在野生状态下的动物变种的结论。”
这样一来，华莱士就不怀疑，家养动物的各个亚种正是由于那些选择过程的结果，但这一选择是由人来进行的，而不是由于生存斗争所产生的，因此他就使选择原则本身也失去了说服力和鲜明性，这种说服力和鲜明性是他在实际研究家养动物中所得到的。
不管怎样，要是达尔文在华莱士发表他的论文后出版自己的著作的话，那就会形成这样的印象，即达尔文抄袭了华莱士通过选择和生存斗争而进化的思想。显然，为了避免这一点，需要在发表华莱士的论文的同时发表达尔文已经有了的东西，以便证明他在理论形成方面的独立性和优先权。在这方面，赖尔大概是在同胡克商议后写信告诉达尔文的。
达尔文要不要接受朋友们的劝告呢？仅仅为了保持他以前坚决拒绝的优先权，现在就把理论的概要出版，这是否诚实呢？他在1858年6月25日给赖尔的一封信里清楚地描绘了他的心境：
在华莱士的那篇草稿里没有任何内容在我誊清的《1844年概要》中是没有的，12年以前，胡克曾看过它。约在一年以前，我给爱沙·葛雷写了一个草稿，我有一份草稿的副本 （由于我们通信讨论几个问题），因此，我可以完全公正地说并且证 明，我没有抄袭华莱士任何东西。现在我很想把我的一般观点的概要用十几页（或大约这么多页）的篇幅发表出来；但我不能够使自己相信，我能诚心诚意地这样做。
华莱士丝毫没有谈到发表这件事，而我把他的信附去。但是，因为我不想发表任何概要，只是由华莱士把他的理论的概要寄给了我，我才这样做，这是否诚实呢？我宁愿把自己的那本书全部烧掉，也不愿使他或别人认为，我的行为是卑鄙的。您不认为，他把这个概要寄给我是捆住了我的手脚吗？……如果我能以诚实的态度发表我的概要，我就要补充说，我现在之所以发表这个概要 （如果可以说，我是遵循您 给我的劝告的，那我就很高兴了），是因为华莱士把他的一般结论的概要寄给了我。
我们之间的分歧只是在于，我的观点是在对家养动物进行人工选择的基础上形成的。我要把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的副本寄给华莱士，以便向他说明，我没有剽窃他的理论。可是我不晓得，如果我现在发表什么东西，这是不是胆怯或卑鄙的行为，这是最新的想法，如果我接不到您的回信，我定然会依照这种想法去做。
我麻烦您的是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情，但是您不能想象，我会多么感激您的意见啊。
顺便指出，要是您不赞成把这封信和您给胡克的回信还给我，使我再来利用的话，那么这样做会使我得到两个最好的和最热心的朋友的意见的。这封信写得非常不好，因为我写它是为了忘却这件事，哪怕一时也好；我已完全疲于思考了……请宽恕我，我善良的、亲爱的朋友。这是一封倾诉衷肠的苦信，是由许多难言的苦衷所引起的。
您的最诚挚的
查·达尔文
又及：我以后绝不再为这一事件打扰您和胡克了。
看来，达尔文的朋友们劝他不要再写新的概要，而只是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向林奈学会提出能证明自己优先权那一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概要。这就是，第一，《1844年概要》中的“自然选择”这一章；第二，1857年9月5日达尔文致爱沙·葛雷的那封信。
所有三个文件 （达尔文从《1844年概要》中摘录的关于自然选择的笔记片断，上面提到的达尔文给爱沙·葛雷的信和华莱士的《论变种的倾向》），出乎达尔文的朋友们的意料之外，比他们所估计的可以提交林奈学会的时间要早得多：1858年7月1日，召开了协会会员全会紧急会议，选举协会副主席以接替逝世的植物学家罗伯特·布朗。6月29日，达尔文派人把全部材料送给胡克，第二天，赖尔和胡克把材料连同他们的一封信一起交给了书记宾尼。
这封信最确切、最接近实际地讲述了华莱士事件的整个经过。让我们引证信中几段最重要的文字吧。“这两位先生（达尔文和华莱士）在互相独立和彼此不知道 （著作）的情况下，创立了同样的一个非常巧妙 的学说，它可以解释我们大陆上的变种和物种的出现与保存，他俩都有权被人认为是在这个重要的方面有独创见解的思想家，但是，因为他俩没有一个人在刊物上发表自己的观点，虽然我们在许多年内不止一次地促使达尔文先生这样做，因为两个作者现在都把他们的作品交给我们全权处理，那么我们认为，要是我们把他们的著作摘要提交林奈学会的话，我们就算为了科学的利益效了最大的劳。”
达尔文和华莱士都没有出席7月1日召开的林奈学会会议。他们的论文是由学会书记按照惯例宣读的。赖尔和胡克出席了会议，他们强调指出报告中提出的问题的重大意义。胡克回忆道：“报告引起了强烈的兴趣。不过这个题目过于新奇，对于旧学派是个不祥之兆，使得 ‘旧学 派’的人在没有武装以前不敢挑战。”胡克继续写道，“会后很多人私下议论，在这次论战中作为达尔文的代理人的赖尔，他表示赞同，还有我表示赞同 （虽然程度不大），可能使与会会员们感到了敬畏，不然的 话他们会猛烈地攻击这种学说的。除此而外，我们对于作者和他们的论题都很接近，这也使我们站在有利的地位上”。多么有趣的细节啊！在会议的议事日程上，列有学会会员之一、大植物学家边沁的报告。在这个报告中，他本来要根据旧观点证明，在分析不列颠的植物区系时，他具有一系列的观察，这些观察能证实物种的永恒性，并表明，偏离常规的和由于培植或者通过其他某些途径形成的生物自然地返回到它最初的状态。但是，边沁听了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报告后，他对新观点感到如此吃惊，以致他立即撤销了自己的报告，决定重新审查他表示怀疑的那些观点。
胡克在他的回忆里提到的那个博物学家的“旧学派”是什么意思呢？
索博利在他关于英美在这个时期内的情况饶有风趣的论文中说道：“可以十分清楚地想象到，绝大多数普通的大学 ‘骨干’，生物学家和其他 专业的博物学家，直到达尔文的书发表以前，他们的思想趋向是什么。
当时的科学在他们看来是十分牢固地建立在林奈和居维叶所确定的不可动摇的理论基础上的。这种科学同宗教毫无矛盾。相反，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相当多的人员之中 （我们主要指的是英国，当时那里的很多博物 学家都是牧师，都具有 ‘圣’的称号），官方的科学和教会都相互支持， 好像是溶为一体的。”正因为如此，达尔文在朋友告诉他学会会议“进行得非常顺利”时，他感到十分高兴。对达尔文来说，极为重要的是：
“英国最伟大的地质学家和植物学家（即赖尔和胡克）”，向舆论界介绍了他的著作是十分重要的著作。此外，以素来批判拉马克本人并反对拉马克进化学说而闻名四方的赖尔发言表明，达尔文的思想和观点是拉马克无法相比的。
1858年7月1日林奈学会会议的全部记录，赖尔和胡克给学会的信，以及达尔文和华莱士的整个报告，在8月份的学会杂志上发表了。
达尔文感到不安的是，整个事件的发起者华莱士，将怎样对待林奈学会上发生的一切，因为在英国发生的事情的消息传到华莱士那里去是很慢的，当然华莱士就不能干预此事以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在这种情况下，胡克前来帮助达尔文。他以自己的名义给华莱士写了一封非常客气而明确的信，说明他们怎样安排，为什么这样安排把达尔文著作的片断和信同华莱士的论文一起提交林奈学会。达尔文在胡克的信上还附上自己的几句话，并把信寄给华莱士。使达尔文感到高兴的是，正如他开玩笑说的那样，自然选择学说“像一剂泻药一样对胡克的不可变化的肠子发生了作用”，也就是说，胡克在他的影响下，坚定地抛弃了“不可变性”和物种不变的信念，而转向他这一边。
就在11月，达尔文还收到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的一卷《试验》。
赫·斯宾塞像达尔文一样，在 《实验》中转载了《发展的假说》和《进 步、进步的规律和原因》的论文，坚持生物的进化学说，并抨击关于“创造”生物的一般概念。的确，他认为，生物只不过是能直接“适应周围环境”，而重要的是，他引用了“一般的想法”来证明生物的进化。达尔文还把自己对物种的研究告诉斯宾塞，并指出，他与哲学家不同，他是作为博物学家而不是从一般观点出发来研究对象的。
1859年 1月，达尔文终于接到了华莱士对他和胡克合写的信的答复。而且复信的口吻使他感到非常高兴。看来，华莱士赞成达尔文的朋友们所采取的一切行动，他丝毫不追求优先权。在林奈学会这一历史性会议之后，50年过去了，华莱士在把自己当时的行为同达尔文的行为作比较时说道：“也像达尔文一样，我突然明确地产生了一种想法：我一连几小时把它透彻地想了，并把它迅速地写出来，把它的各种运用和发展写成一个简短的东西，我当时怎样想到这一点的，然后用几页信纸加以誊清寄给了达尔文，——所有这些都是在一个星期内做的。我当时是‘一个性急的年轻人’，他是一个勤奋的和有耐心的学者，他一直在寻求他所发现的真理的全面证明，而不是急于获得个人的成就。”
赖尔大概从胡克那里知道了达尔文不反对按他的 《地质学原理》的 形式出版书时，开始同自己的出版商穆瑞洽谈，他是否准备出版达尔文的书。达尔文在3月底听到这一消息，并且看到，他的书愈来愈处于有利于出版的地位，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在穆瑞那里出版书的想法。他向赖尔提出了很多问题，并请他提出建议。十分有趣的是，从他给赖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一个自由的思想家是怎样违心地重视出版商的宗教偏见的。他给赖尔写道：“您要给我出个什么主意呢？我是否应该告诉穆瑞，我的书会与正统的观点相矛盾，但就研究的对象的实质来说，比必然发生的矛盾要少，我是否应该告诉他，我不谈人类的起源，也不对 《创世 纪》等等进行争论，我只列举事实以及由这些事实得出的那些我认为公平的结论呢？”他担心使出版者“上当”，所以坚持在签订合同以前，让出版商哪怕读完前三章也好。据说穆瑞读完手稿的片断后，称这个学说是胡说八道，如同某个人假定一只兔子同一个老太婆很顺利地结了婚一样。但是，穆瑞大概感觉到，这本书将会销路很广，这一点对于他的商业活动来说则是主要的。
4月初，书开始印刷，6月，书的校样出来了。达尔文毫不留情地修改了“可恶的”校样。他逐字逐句地把校样抹掉，再贴补上几张纸条—
—他认为文体是十分差劲的。据穆瑞说，他“几乎是全部重新写”。他力求使文体清楚和事实准确，除此之外，他还把校样寄给自己的朋友赖尔和胡克检查。他期待他们俩还能够在事实上和证据上改正一些错误。
《依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11月24日出版， 1250册书在出版的当天就卖完了。到了1月，第2版又出现在市场上，而且直到1872年作者修订的新版不断问世，该书已经印刷了6版，24000册。
它曾即刻被译成德文和荷兰文；1862年，法文版也出来了。到了 1876年，达尔文已能够宣告他的书已译成欧洲所有的文字，尽管像达尔文亲自对胡克谈心说的那样，“天啊，它真难读。”
《物种起源》的初步成功可以归因于它完全适应它问世的特定时间的环境。时间是合适的，在学术基础上也有了很多方面的准备。
递变，或者说进化，在1859年已不是什么新概念。自从上个世纪以来，它一直在逐渐地进入科学界。那时，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几乎是第一次受到了挑战。哲学家们受到正在涌现的新的事实的激励，正在仔细地审查无机界和有机界。望远镜正在把宇宙的边缘向后推，自然科学家正在环游地球，显微镜也正在一滴水中发现生物。
在德国，康德在其1755年在法兰克福出版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一书中提出了宇宙进化论。宇宙整体，他辩论道，根据可以发现的机械学法则来说，其本身的存在，也正是诸种物质的力量作用于原始物质的结果。他曾考虑到把类似的理论应用于有机界的可能性，但他退缩了，因为有机界“对我们来说是那样不可思议，我们觉得不得不为它设想一个不同的原理”。
大约同时，布封伯爵也在探究着地球的年龄和结构，他的结论是：
地球十分古老，而且是逐渐形成的。不过，这一结论很快被教会压制下去了，他被迫宣布撤销：“我放弃我书中一切有关地球形成的说法，而且总的说来，放弃所有与摩西的讲述相违背的说法。”一个正在不断变化中的地球的故事从伟大的《自然史》中取消了，但书中还存在着关于猪脚上那些发育不全的脚趾的没有用处的微妙的评论。没有谁，布封说，会制造出那样的一只脚，因此，猪很可能有一个四趾踏地的祖先。同时他极想知道南美和非洲那些热带地方，气候相同，是否有这样不同的动物。布封的著作被广泛地阅读，因为它是18和19世纪生物学方面的标准著作。
试验递变可能性与创造的实际措施也正在进行中。1766年在圣彼得斯堡，约瑟夫·科尔路特杂交了烟草的变种，或者说，像他自己认为的那样，杂交了物种，旨在发现他是否能够从杂交中得出一个新物种。杂交出来的杂种在性状上是介于两种亲体之间。但不幸的是，花粉不育。
他不曾得出本身永久存在的新物种，可是他试验了，并通过试验创始了一系列植物杂交试验。到1834年，慕尼黑大学为“论物种递交可能性的原因”的论文提供了一笔奖金，该奖金为卡尔·加特纳所得，在加特纳父亲的植物园里科尔路特曾经继续过他在圣彼得斯堡的试验。
大约在1770年，伯明翰成立了一个学会。它吸引了像詹姆斯·瓦特、马修、博尔顿、乔赛亚、威基伍、约瑟夫、蒲力斯特里和查理·达尔文的祖父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等科学家。这个月球学会举行非正式的聚会，讨论当时诸如空气的性质和有机界的类型之类的科学问题以及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挑战性的理论，例如布封和另一个叫做拉马克的法国人与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的理论。科学家们正在描绘着一个正在变化中的世界，而“月球学会会员们”则是这个世界的中心。蒲力斯特里正在寻求“那个伟大的终极原因”，特别是在有关动物创造的宇宙观方面。
自亚里士多德以来，拉马克第一次把动物界重新分了类，而且是根据自然的密切关系分类的，把一切有机物都排列成一种中间没有间断的分支关系。伊拉兹马斯·达尔文相信，很多动物改变了形态，变成了新的物种，而这种改变乃是一个个体一生中习性传播的结果；他还相信，生命，归根到底来自海洋。
习性的传播已经是一种古老的理论了，但它并不曾用来解释自然的物种递变，伊拉兹马斯·达尔文和拉马克当时正在哲学界引起一场震动。
1809年，拉马克终于出版了《动物学原理》，在书中他明确地说，他相信一切生物都是由于自然的原因从别的生物发展而来的。拉马克并不是把主要群组的动物飞快地带上亚里士多德的阶梯，而是慢慢地使它们像一棵树分枝那样从一个物种变到另一个物种。布封的书是他的课本，而拉马克则毫无疑问也探究过那些猪脚之类的问题：为什么有些鸟生着长腿，有些鸟却生着短腿？为什么有些鸟生着爪子，有些鸟却生着蹼？为什么有些鸟生着直嘴，有些鸟却生着钩嘴？每种情况，在拉马克看来都很清楚，那就是：一个鸟一生中力争达到一个什么目标，譬如说，有些鸟想成为涉水者，有些鸟想吃硬壳果。于是，涉水者便极力伸长它们的双腿，以便在较深的水中行走，吃硬壳果的鸟则极力啄破那些又大又硬的果实。随着那些鸟越来越努力地争取达到自己的目标，双腿变长了，嘴也加强了；它们的某种成就在血流中循环运行，直到它触及再生细胞被传给后代。拉马克相信有机的连续，即系列，而且他提出了说明这种现象的理论。
本世纪初，有影响的自然科学家们正在探究万物的顺序；并在迅速发展中的地质学方面寻求支持。
英国经济的发展需要讲求实际的地质学家们来建议挖掘运河和修筑铁路的地址。在挖掘过程中，发现了许多奇怪的东西：“雷石”，即软体动物的化石，和其他同海胆和珊瑚非常相似的化石。岩石是成层次的，一层一层的垒积着，颜色不同，结构也不同。有些岩石可以支撑铁路，有些岩石可以蓄水。了解那些岩石的摆法和它们摆放的地方，十分重要。
那些岩层总处于同样的顺序吗？那些岩层在英国不同地区也是一样的吗？由于对层次形成系统研究的结果，威廉·史密斯用把岩层排成清晰、可以预见的顺序的方法，于1815年绘制了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地质图。这是一个启示：有些在史密斯的顺序中很低下的岩层在有些地方暴露出来；别的岩层也在别的地方暴露出来；有些岩层是折叠的，有些是倾斜的，有些是上下颠倒的。讲求实际的地质学家们正在对地球的结构有所发现，而这些发现当时是料不到它们在理论上的结果的。
实际的科学刺激了理论的科学，而且随着赖尔的 《地质学原理》于 1830到1833年间的出版，理论地质学便进入自己历史的新阶段。赖尔的理论是建立在赫顿的一个既没有开始的遗迹，又没有结束的前景的古老地球的基础之上的天律不变说。赫顿相信变化是由于岩石的发热产生的，而他的对手们则把变化归因于洪水泛滥。根据赖尔的看法，地球从前形成的过程，跟当时仍然正在形成它的过程完全一样：地震、洪水、火山、河流；倾斜、爆发、下沉、风雨的侵蚀。地球是不稳定的，同时正如赫顿所发现的那样，地球也是古老的。
19世纪30年代，对于变化传布着一种不安的感觉，对于在漫长的时期里只生存一个短暂的瞬间也感到不安。宇宙是根据机械力的法则变化的，地球是通过自然力的作用变化的——动物和植物都可能变化——社会也由于政治、经济和宗教的力量正在发生着变化。
《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于1844年未署作者姓名出版，它把所有那些变化中的系统，例如宇宙、地球、植物、动物和人类，统统归总为一个整体。万物都是经过不同的阶段变化而来的，甚至智力的等级也“只不过是发展的阶段”。《自然创造史的遗迹》一书引起了震动。它受到专业科学家们的严厉批评，作者显而易见并非科学家，因而他很容易地成为嘲笑和恶毒攻击的对象。赫胥黎写了一篇辛辣的评论；剑桥大学地质学教授亚当·塞治威克也把它驳得体无完肤，发现其中所讲的细节令人厌恶，并终于断定说，这本书如此低劣，只能出于一个女人之手。天文学家兼哲学家约翰·赫瑟尔批评了《自然创造史的遗迹》所讲的地理学，业余地质学家休·米勒则驳斥了它的渐进论。米勒声言地质学并不为从简单到复杂这种逐渐变化提供证据。在 《创造者的足迹》中，他证明复 杂的化石是突然从岩石中出现的，并无祖先可寻。因此，他辩论说，《自然创造史的遗迹》所用的证据不能证明渐进论，从而也不能证明进化。
《自然创造史的遗迹》所讲的蹩脚的科学道理是容易予以摒弃的，但并 不是它所引起的不安的真正原因。真正原因是人们不喜欢变化的理论，不喜欢那种胆敢把人类也包括在内的变化的理论。
但《自然创造史的遗迹》头6个月就出了4版，受到科学家和艺术家的议论和讽刺。在迪斯累利1847年出版的小说《唐克列德》中，康斯坦斯夫人劝男主人公读一本标题为 《混乱的启示》的骇人听闻的新书。 “你知道，一切都在发展。这一原理现在正在永久地传布下去。最初是 什么都没有，然后有了某种东西；接着，我忘记是什么了，我想，有过带壳的软体动物，然后是鱼；接着是我们人类。让我想一想，接着而来的是我们人类吗？不必管它；我们人类是最后出现的。下一阶段会是某种优越于我们的东西；某种生有翅膀的东西。啊！正是这样，因为我们从前是鱼，而且我们相信我们会变成乌鸦。不管怎样，你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达尔文和华莱士两人都读过《自然创造史的遗迹》；达尔文虽然说对它不感兴趣，但承认它写得好，比任何最近出版的著作议论得多，而且实际上已经传说他就是作者。华莱士认为它是一个“有发明才能的假说”。牛津几何学教授巴登·鲍威尔牧师给作者写了一封信，以热忱的言词向他表示祝贺。
赫伯特·斯宾塞继《自然创造史的遗迹》出版之后在《领导者》上面发表了一篇文章，题目是《发展之假说》，在文章中他有力地为进化论作了辩护。他从地质学和德国海因利希·潘德和卡尔·埃恩斯特正在探讨着的胚胎学的新的研究成果搜集了事实，他断定文章中的事实是证实有机变化的理论的。也许是事实，但并非足够的事实，批评家们在喊叫。斯宾塞反驳道：“你们自己的学说就根本没有事实来支持。战线已经摆好，社会正准备迎接那本将广集事实并引人注意的书籍。”
理论有了，令人吃惊的事实也接着提出来了。《物种起源》引起了骚动。但这已经是《自然创造史的遗迹》出版以后15年的事情了。
《物种起源》的出版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最重大的事件，因为它成了19世纪绝大多数有学问的人改造世界观的开端。《物种起源》是不朽的，要想对其细节吹毛求疵也不容易。达尔文多年来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并细心地收集了事实。《物种起源》为科学界提供了驳不倒的证据，它支持用变种和选择的观点来解释化石、地质分布、发育不全的器官、胚胎学上的类似和分类，其基础则为赖尔天律不变说。
达尔文理论第一次为进化提供了令人满意的作用过程。它之于生物科学，犹如哥白尼革命之于宇宙科学，因为它是一种不断刺激着实验和观察的有效的假说，其影响全社会都感觉得到的假说，因为世界再也不会看起来是相同的了。正如地球已不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不再是生活的中心了。
达尔文的《物种起源》问世以后，围绕着他的学说展开了长期激烈而尖锐的斗争。这部著作不知不觉地、不声不响地击败了各个对手，说服了那些动摇分子，在越来越多的无私地寻找真理的人们中间，为自己争得了许多朋友和信仰者。而赫胥黎就是维护达尔文学说的最坚决的斗士之一。
为了能够详细证明他在《物种起源》中只是简单勾画出其轮廓的东西，达尔文的新著作《兰花的传粉》、《同种花的不同形态》、《攀缘植物》、《动物和植物在家养下的变异》相继问世。这些著作都是达尔文心血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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