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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平民王妃

  一、不戴手套的王妃(1)

  1981年10月,查尔斯偕戴安娜前往威尔士,进行了为期3天的访问,那是戴安娜第一次以威尔士王妃的身份执行王室任务。

  第一次她就表现出了非凡的才能和不同凡响之处。

  面对成千上万涌上街头欢迎她的人群,戴安娜表现得那么投入,又那么自然,好像这20年来她已经做惯做熟一样。

  让查尔斯惊讶的,不仅是他新婚妻子的受欢迎程度,更主要的是她与别人那么亲切地握手、交谈,却没有戴上白手套。

  长长的白手套几乎是白金汉宫女性的标志。在所有的公众场合里,她们都会戴上长长的白手套,不论是冬天还是夏天。白手套是高贵,是矜持,也是距离的象征。

  但是戴安娜却不管那一套,她坦然地握住无数双热情的手,渴望的手,展现迷人的微笑。她是平民的女儿,不愿与自己失去的真实生活再隔上了一层手套。那一双双手,温暖的、潮湿的、冰凉的、干燥的、柔和的、强有力的,她都坦然地握住了。

  人民为之着迷,童话王妃微笑向他们走来,交谈、接触,一瞬间的微笑似乎可以抚平心中所有的沧桑。

  那是他们的王妃———不戴手套的平民王妃。

  戴安娜在婚姻路上坎坷10年后,重生的她又以加倍的热情投入到慈善事业。她终于明白,作为王妃,她的价值不仅在于她的花容月貌,她还可以利用自己的王妃身份,用天生的爱心抚慰那些苦恼的不幸的人们。

  1988年的瑞士雪崩事故中,在竭力安慰朋友的同时,她也经历了心灵的成长。

  1990年6月,王储在奇伦赛斯特打马球摔伤右臂,被送进当地一家医院。经过几周的治疗和休息,未见好转,医生建议他接受第二次手术。王储的朋友向他推荐了诺丁汉大学医院。在探望查尔斯期间,戴安娜进一步发现了自身的价值。

  在看望丈夫后,她总是花些时间和其他病人在一起,特别是因车祸受伤、昏迷不醒的迪安·伍德沃德。出于天生的同情心,她曾经默默守护在他床头许久。他出院后戴安娜还去他家看望过他。

  这对戴安娜来说,再自然不过了。新闻界从迪安家人手中买到这条消息后,照例大肆宣扬一番。戴安娜对新闻界的效率感到非常惊讶。

  远离了那些摄像机、满面笑容的头面人物和好奇心颇强的公众,戴安娜更能自然地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感情。3天前,鲍德顿村发生了一起悲剧,女主人弗雷达·希克林突发脑溢血生命垂危。在特别护理区,戴安娜从帷帐后发现,弗雷达正靠着辅助呼吸器维持生命,她的丈夫彼得焦急地紧握着妻子的手,坐在她的身旁。

  从医生处得知弗雷达已处于生命中最后的时刻后,戴安娜轻声地征得彼得的同意,与他一起守护在病人旁边。她静静地也把一只手放在彼得握着他妻子的那只手上。大约两小时后,患者悄然逝去。接着戴安娜又与彼得及其继子尼尔及尼尔的未婚妻休走进一间屋子。休方才被抢救场面吓晕了,没有认出戴安娜,只是模糊地感到她像是电视上出现过的某个人。“就叫我戴安娜。”王妃说。为了缓解他们失去亲人的悲痛,戴安娜与他们聊一些日常琐事。她与休谈到日常生活、医院的规模、王储的伤势等,她还询问尼尔的林业生意。

  戴安娜甚至叫贴身警卫去找一瓶杜松子酒,为彼得安心定神。彼得后来回忆道:“尽管和我们素不相识,她却能想尽办法使我们振作起来。这说明她在待人接物、处理问题方面很在行。她做了很多工作才使尼尔能冷静地对待其生母的过世。在我们要离开医院时,他和戴安娜已经像老朋友一样了。临分手时,他还上去吻了她的面颊。”

  尼尔赞同他继父的观点:“她是一个非常亲切、善解人意的人,值得信赖。她理解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悲伤。”

  在尼尔和彼得准备葬礼的时刻,他们意外地收到了来自肯辛顿宫的慰问信。在这封写在专用信笺上的信中,戴安娜写道:

  亲爱的彼得:

  这几天,我一直想着你和尼尔。但我很难想像你们必须经历的痛苦和损失是多么巨大。

  那个星期六,在医院里你们是那样的坚强。但我一直担心,你们回到家中触景伤怀之后,将会怎样去面对。

  我想让你知道,我在想着你们并为你们祈祷。发生在你们身上的事,几天来一直萦绕于我的心头。但愿我能给你们一些安慰。

  随信寄上我的爱和发自内心的同情!

  戴安娜

  这件事成了戴安娜人生中又一次成长的阶梯。长期以来,她认为自己毫无价值,除长相不错之外,对世界毫无用处。而现在她知道她可以对别人有所帮助。当人们从她的帮助中得到莫大的鼓励和安慰时,戴安娜也看到了一个新的戴安娜在向她微笑。

  她发现自我价值了。她恢复了自信,勇敢地承担起一些具有挑战性的艰苦工作。她的兴趣转向卫生事业,如关心艾滋病患者等。

  她不再是温莎王室中一个挂着“威尔士王妃殿下”头衔的偶像,而是一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她不再是除了穿衣吃饭时尚的生活品味外,什么都不懂的无用之人,而是一个从自身痛苦经验中成长,又为其他痛苦的生命送去快乐的有用的人。

  一、不戴手套的王妃(2)

  随着她兴趣的改变,她花在其他一些部门的时间减少了。在一次芭蕾舞团的执委会上,芭蕾舞团董事会责怪这位名誉团长花在芭蕾舞上的时间变少了。戴安娜镇静而坚决地回答:“生活中有些事比芭蕾舞更重要,有人正在街头死去。”

  1992年1月,在伦敦寒冷的冬天里,她同英格兰和威尔士的罗马天主教红衣主教巴兹尔·休姆一起,7次微服探视流浪汉收容所。巴兹尔·休姆是援助无家可归者基金会的一位赞助人。一个周末,她在该红衣主教的陪同下探访了泰晤士河南岸的一家收容所。那里都是一些无家可归的青少年,不少是因为酗酒、吸毒而被收容。他们对威尔士王妃在这样寒冷的周末晚上来访感到惊讶,有些人则提出一些挑衅性的问题。

  当戴安娜与他们交谈的时候,一个酒鬼撞了进来,呆了一呆之后,嘴里嘟囔着“你好!美人儿!”这令红衣主教极为尴尬。有人让他闭嘴,但是,那酒鬼根本不愿听任何人的劝阻,反而加了一句:“我不知道她是谁,反正是个漂亮妞!”

  戴安娜却没有放在心上,仍旧与那些年轻人谈天说笑。这些人尽管举止粗鲁,缺乏教养,但却给她一种比与王室人员和朝臣们在一起更自在的感觉。他们是真诚的,没有被规章制度束缚过。

  她的兴趣改变了。在她还是英国王妃的时候,她和所有的王室人员一样,喜欢观看一年一度的身着盛装的骑士与那些雄健漂亮的马匹行进的壮观场面。但当她成为了戴安娜自己时,她发现那些场面何等的无聊。

  1991年的皇家阿斯科特赛马会期间,5天之中她只有2天到场,其他时间则用于参加别的公益活动。她对朋友说:“我不再喜欢那些宏大的场面了,因为我感到很别扭。我更愿意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

  她放下了自己的身份,毫无顾忌地投身到慈善事业中。几年以前,她总是对于自己所受到的种种赞美有种负疚感,那时她只是一个时装明星。而今日,每一句友善的话,每一个友好的举止,都会让她得到莫大的满足。在拯救别人的同时,她也拯救了自己。每次为别人做点什么,自己的生命也因此而充实丰富。

  对于那些病患者和生命垂危的人,她的内心深处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帮助欲和献身精神。戴安娜曾经与一些宗教领袖,包括坎特伯雷大主教和其他牧师,讨论她内心的感受。她说:“哪里有痛苦,哪里就是我想去的地方,哪里就是我要尽全力的地方。”去医院探望病患者,对她来说,不是一种公务,而是一种满足。

  1991年7月的一天,当时的美国总统夫人芭芭拉·布什与戴安娜一同探访一家医院的艾滋病病房。

  在与一位病得已经起不来的患者聊天时,戴安娜给了他一个深深的拥抱,患者禁不住流下热泪,总统夫人和其他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打动。

  艾滋病至今仍是绝症,其患者在现实生活中会遇到许多歧视。所有接近艾滋病患者的人,除了要克服自身对于疾病的恐惧外,还要面对旁观者的指点、艾滋病人的不信任和拒绝。关照艾滋病患者是一个极需勇气的工作。另外,必要的接触技巧也是同情心外的一大关键点。

  戴安娜不是没考虑这些。但她按捺不住自己的真诚与同情,总想替这帮社会角落里的人做些什么。她期望以自己的努力去解决由艾滋病引起的种种难题。爱、同情、勇气是戴安娜努力奔走的力量之源。

  她深深懂得,一旦她对一项真正艰难的事业注入热情,她便只有风雨无阻。一般的慈善工作谁都可以做,但要真正去帮助人的灵魂,为改善别人的处境作些切实的努力,去触及别人竭力避开的问题,就必须要有真诚而持之以恒的人道主义精神,甚至自我牺牲精神。

  关照艾滋病人只是她工作的一方面,事实上,她对于沉沦于苦病中的毒瘾者、麻风病人、无家可归的人、受虐待的儿童,都倾注了自己的深切的同情和爱心。她为艾滋病人做那么多的工作,是因为她发现人们为艾滋病患者所做的少之又少。

  她的确适合这个工作,因为她不仅有献身的勇气,也有关心体贴他人的善心。她的爱心总是能够轻轻抚摸到患者的病苦之处,哪怕是小小的不安。

  对于这点,她的弟弟查理更是深刻地体会到了。

  他曾经请他的一位美国朋友做刚出生的女儿凯蒂的教父,他是一位艾滋病晚期患者。从纽约到伦敦的长期飞行让他疲惫不堪,而有王室人员在场更让他局促不安。

  戴安娜马上体察到他的心情,她走近他,以一种真正基督徒的方式同他攀谈。她询问他的身体状况,使他相信他可以坚持到底。她的关心无疑对他是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

  她所选择的路,绝不平坦,路上多的是濒临垂危和受苦受难的人。她所要做的就是通过心与心之间的交流去抚慰受过重创的人的灵魂。她懂得他们,因为她自己也曾有过一长段灰暗的日子,经历过最痛苦的时刻。那种曾支持过自己的精神力量,现在又推动着她向前进,让她和受难的人处于同一平台上交流。

  “要拯救他人,先得自己受苦。”特蕾莎修女的这句话,她越来越深刻地领会到了。经历过生命中的痛苦,她已经重生为美丽的凤凰,为每位经历着苦难的人带来希望。

  二、面对死亡

  1991年长达5个月的时间里,戴安娜一直默默照顾着她的朋友———艾滋病患者艾德里安·沃德·杰克逊,直至他在安静、满足的状态中去世。

  艾德里安精力充沛,极富魅力,是英国芭蕾舞团总裁、流行艺术协会主席及剧院博物馆协会董事。

  这位具有领袖气质的人在80年代初发现自己血液检测为HIV阳性,一时间他还难以接受这残酷的现实。

  他担任了“艾滋病危机基金会”的副主席,在工作的过程,他全面了解了该病的真相。同时,他也认识了戴安娜。

  1987年,他先向女友安吉拉·塞洛塔坦白实情。安吉拉曾是皇家芭蕾舞团演员,面对身患绝症的好友,安吉拉从容镇静,在两个女儿的全力支持下,尽心尽力护理艾德里安。

  1991年3月,为表彰艾德里安在艺术方面的贡献,在白金汉宫为他举行了“高级英帝国勋位爵士”授封仪式。那时,他的病一度很有起色,出席了该仪式。他当时身兼数职,既是皇家芭蕾舞团的理事,又是现代艺术协会主席,还是剧院博物馆协会会长。

  在为艾德里安举行的庆贺舞会上,戴安娜和安吉拉相识了。在后来的日子,她们一起照看共同的朋友艾德里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1991年4月,艾德里安病情恶化,整日在自己的公寓中休养,安吉拉几乎夜以继日地守候着他。戴安娜定期前来看望,与安吉拉一起照顾朋友。有一次,戴安娜还带上了威廉和亨利两位小王子。她认为让孩子更好地成长,必须培养他们面对真实生活的能力,这也包括面对死亡。

  起初,安吉拉总是避开,让戴安娜与艾德里安呆在房间。他俩一起谈论他们的朋友,谈论生活的各个方面。戴安娜经常给安吉拉送去一束鲜花或别的小礼物,她称安吉拉为“安夫人”。

  安吉拉回忆说:“艾德里安喜欢听她讲她的日常工作,她的社交生活。只要戴安娜在,他的屋里就有笑声。她对他高度理解,关怀备至。她就是这样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只是散发香味的装饰品。

  她在时气氛总是那么欢乐,一种理解痛苦后大彻大悟的欢乐。

  安吉拉还认为,那时你去看待死亡,已经不是悲伤的、沮丧的事,死亡只是人生伟大历程的一段路。

  由于戴安娜的出现,艾德里安的病情神奇地减轻了。而戴安娜,也从中获得了一种生命的新体验,痛苦后的平静,大起大落后的笑看风云。

  在艾德里安病重期间,戴安娜如果不能去看望他,就一定打电话询问他的病情。在她30岁生日那天,戴安娜戴着艾德里安送给她的一只金手镯,这是他俩深情厚意、休戚与共的象征。她要陪伴艾德里安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已下定了决心。

  8月,他的病情开始恶化。医生建议他转到帕丁顿的圣·玛丽医院接受更有效的治疗。

  按计划,戴安娜须与王室成员前往地中海度假,艾德里安对戴安娜说:“我会活着等你回来。”戴安娜揣着这句沉甸甸的活,牵牵挂挂地飞往意大利。

  那个假期是如此的漫长。假期结束,一走下皇家喷气式飞机的舷梯,她就驱车直奔圣·玛丽医院。安吉拉还清楚地记得:“突然,有人敲门,原来是戴安娜。我高兴得一下子抱住了她,并立刻把她领到艾德里安床前。她还没能来得及换衣服,仍穿着度假的那件T恤衫,脸也晒黑了。艾德里安看到她,真是高兴极了。”

  第二天,戴安娜带着大包的美味食品前来探望,小威廉吃力地捧着一大捧清香的栀子花跟随在后面。

  艾德里安已经停止服用任何药物,安静地等候命运之神的召唤。

  这正是戴安娜带威廉来的原因之一,沉着而庄严的死亡,将是小威廉人生中重要的一课。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威廉对戴安娜说:“要是我在上课时,艾德里安不行了,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要赶去看他。”

  8月19日星期一,艾德里安徘徊于死亡的边缘,护士们叫醒正在打盹的安吉拉,让她通知戴安娜。戴安娜当时正与王室成员在苏格兰的巴尔莫勒尔相聚,她临走前曾再三叮嘱,有什么情况一定通知她。

  此时,从巴尔莫勒尔到伦敦的最后一班航班业已起飞,戴安娜想租一架私人飞机,但又一时找不到,于是她决定带着警卫连夜开车600英里赶回伦敦。经过一夜长途跋涉,戴安娜于次日凌晨4时赶到医院。她不顾旅途劳顿,坐在艾德里安床边,一只手握着他的手,另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着他的额头,守护了几个小时。

  星期二、星期三都是如此。

  星期三上午,实在支撑不住了的戴安娜在走廊上打了个盹。不远的急救病房铃响了起来,一位妇女因心脏病去世,戴安娜又过去安慰那些心烦意乱的病人家属。

  星期四,消息泄露,大批的记者围守在门外等候戴安娜。

  8月23日上午,艾德里安去世。

  戴安娜陪安吉拉一起念完了主祷文后,体贴地先行走开,她想让这对挚友单独相处他们的最后时刻。

  随后,戴安娜为安吉拉铺床,坚持让她睡上一觉。

  当疲惫的安吉拉入睡时,戴安娜暗自思忖,目前最好让她到法国去,与在那里度假的家人团聚。她为她整理好箱子,打电话给正在蒙彼利埃的安吉拉的丈夫,告诉他一俟安吉拉醒来,就乘飞机赴法国与她相会。

  一切安排妥当,戴安娜松了一口气,到楼上的婴儿室看了看,威廉和亨利都是在这儿出生的。

  经历过死,才懂得了生。生命的美好,在这肃穆的死亡中更显珍贵。

  生与死的思考中,人往往能很快找出生命中哪些是外在的,哪些是内在的必要的。她这一次不再请求女王的批准,只身离开了巴尔莫勒尔。尽管王室不会欣赏戴安娜的所作所为,戴安娜也不再乞求他们任何一点赞同的表示。她站在了她自己的路上,前所未有的充实。她没有辜负朋友对她的信任,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经历了朋友的死亡,戴安娜才会更加懂得了爱,懂得了怎么去爱。她曾经幻想一个宽容她温暖她的丈夫,但在爱的荒漠中她只有绝望与自杀。求而不得的悲哀,一直噩梦般萦绕着她。时过境迁,她敞开了自己的心扉,用无限的同情体贴人、照顾人的时候,她终于找到爱的幸福。爱的幸福,不在于得到,而在于给予。

  从前的她是沙漠中焦渴的旅人,而今,她已经化身为一眼爱的甘泉,每一滴水珠里都有她快乐的歌唱。

  戴安娜对于艾滋病人的关心,并不是从朋友艾德里安开始的。

  1987年,艾滋病恐慌遍及世界,人们都认为,即使与艾滋病人作最普通的接触也会危及自身。艾滋病人的孤立、痛苦和迷惘,在汤姆·汉克斯主演的《费城故事》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但是戴安娜没有这样认为。就在那一年,戴安娜去访问伦敦一家医院,并看望正在接受治疗的艾滋病病人。当随行者尽力调整自己与患者的距离时,他们却突然发现威尔士王妃从容地伸出手,并与一个艾滋病患者紧紧相握。

  1993年,戴安娜在尼泊尔访问时,也曾经与麻疯病人握手。她用自己的行动说明,麻疯病人也是人,应该友好地对待。那些扭曲的手指后面,仍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

  一方面,戴安娜身体力行,为了帮助更多人,唤呼人们改变自己的偏见而不顾及公众的评论。私下里,躲开镜头的追踪,她仍然在默默地奉献着。

  戴安娜常常去伦敦的艾滋病收容所帮忙,为患者准备午餐是她经常干的活之一。她做这些是出于真心,并不是为迎合什么。每次,她都是一个人悄悄地来,却从不在任何公共布施的时刻来。

  三、王室职责与慈善工作(1)

  戴安娜与世界150个慈善机构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是许多慈善机构的直接赞助者和经理人,这包括69家英国机构和12家海外福利机构。

  她从事的慈善工作中,许多都和孩子有关。

  她天性爱孩子,成为王妃之前的两份工作都与孩子有关。面对孩子,她自在地表达出她的爱。那也是她的快乐所在。面对那些处于不幸中的残疾儿童,她抑制不住同情的泪水。作为母亲,她感谢上苍让自己拥有两个活泼健康的孩子,也发誓要把上帝仁慈的爱带给每一个孩子。

  英国聋哑协会,应该感谢上帝派来了一位爱的天使。因为戴安娜的努力,聋哑儿童不再是躲在角落中的被遗忘者。

  成立于1880年的英国聋哑协会,从未举办过什么特别活动筹款,自从戴安娜成为协会赞助人,通过一系列大型筹款晚会,逐渐被公众认识。

  戴安娜还下了一番苦功学习手语,聋哑协会寄给她一盘录像带,几星期后,她就掌握了,然后用这种新的方法与孩子们交流。

  纯真的孩子们很快创造出他们自己的方式表达对这位美丽天使的敬爱。他们用手从前至后地掠过头发,勾勒出戴安娜向后梳发型。

  这爱的沟通,总是鼓励戴安娜再为孩子们做些什么。

  她在一家儿童医院里,认识一个穿着鲜艳衣裙的小姑娘。她也叫卡米拉。

  小姑娘卡米拉因为化疗而失去了全部秀发。尽管有摄像机和新闻记者,王妃还是没有掩饰住她的表情变化。她愣了一下,转而惊诧于小姑娘的头发,接下来的,是深深的同情与无尽的爱心。

  她不是圣人,但她绝对是个充满爱心的人。

  在位于哈罗附近、伦敦西北部的诺斯韦士帕柯医院,王妃为新建的儿童意外伤亡救护中心奠基,她坐在那里并把小卡米拉放在腿上。

  小卡米拉告诉王妃她喜欢芭蕾,王妃接着说自己也非常喜欢。

  小卡米拉的母亲,36岁的安娜·菲尔科过来了,戴安娜立即起身拥抱她,询问孩子的治疗情况。

  小卡米拉得的是白血病,已经先后3次住院化疗了。

  “她先要在日间护理中心接受短暂观察,然后将接受第4次和最后一次化疗。”她的母亲说。

  菲尔科夫人与王妃交谈着,王妃不时爱抚地摸小卡米拉的后脑勺。

  记者们自然不会忘了采访菲尔科夫人,更不会忘记问起对与她女儿同名的卡米拉的看法。

  菲尔科夫人说:“我只希望戴安娜仍能与查尔斯在一起。”

  “我认为人们不会像这些年接受戴安娜那样接受卡米拉。”

  “戴安娜对人们更有兴趣,她是真正来到人民中间的,她与每个人交谈,显得那么可爱。”

  除了儿童医院,“儿童意外伤亡救护中心”也是伦敦市戴安娜经常光顾的一个地方。每月有一千五百余名儿童在这儿得到治疗。

  戴安娜失去了查尔斯的爱情,但是她没有把这无爱的痛苦转化成仇恨,而转化成了对处于同样困境中的人的同情、理解和帮助。

  当戴安娜成为婚姻问题辅导组织“人际关系”的正式赞助人后,该组织的筹款数额由9402英镑,激升至238976英镑。

  慈善组织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中,他们举行的电影首映式票根本卖不出去,慈善舞会也只能筹到8000英镑的款项。但自从戴安娜加入后,一次就可以筹到2万至5万英镑。

  戴安娜曾深有感触地说:“我见过太多因家庭破裂引致的眼泪、怒火、伤害和敌对。”她由衷希望天下有情人都认识到婚姻协调的重要性,不希望看见别人再经历这无爱的痛苦。

  戴安娜自己,仍处在这尴尬而痛苦的婚姻中,找不着解决之道。

  1992年,戴安娜以她对公益慈善的不懈努力,赢得了“圣人戴安娜”的美誉,她的受大众欢迎程度也超过女王和查尔斯,跃升“王室最受欢迎的人物”榜首。

  她的婚姻仍处于困境中,1992年3月底,约克公爵与约克公爵夫人正式分居并搬离王宫,她和查尔斯的婚姻也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中。

  白金汉宫正式宣布约克公爵夫妇分居的那一周,对她来讲是一段十分难熬的日子。她已经失去了一位好的伙伴,并明确意识到,公众注意的焦点将会再度转移到她的婚姻上。

  查尔斯对于朝野内外议论的分居问题似乎无动于衷。在那个星期里,他参观了各地风格各异的城堡,为自己撰写的园林学搜集资料。

  当他回到肯辛顿宫时,不但不理解他的妻子的情绪为什么会变得如此紧张和压抑,而且对约克公爵夫人脱离王室之事只是一带而过。

  三、王室职责与慈善工作(2)

  像往常一样,查尔斯开始对她在外面的工作评价挑刺儿,指责她去罗马看望特蕾莎修女。

  戴安娜告诉丈夫,如果他不改变对她及她的工作的态度,她将重新考虑她的位置问题。戴安娜哭着上楼去了洗手间。在她极力恢复平静时,威廉王子从浴室门下塞进一张卫生纸,上面写道:“我不想看见你这么伤心。”

  戴安娜的处境让她左右为难,进退维谷。她无法作出选择。一方面,她是王太子妃,有着对女王的承诺,对国家的职责和义务;另一方面,她渴望重新寻找自己的幸福。

  她的幸福,和她的两个孩子分不开,而为了寻找幸福,她只有离婚。离婚也意味着失去自己心爱的孩子。孩子是她生活的支柱和快乐的源泉。

  同时,当她不再是王太子妃时,她也将被媒体和公众抛弃。又有谁会体会到她尊贵身份和美丽外表下的无奈和苦衷呢?这又意味着另一个问题,她的王太子妃身份和媒体的追捧使她的慈善工作非常有成果。失去了对公众注意力的牵引,她又有多少力量去帮助那些不幸的人呢?帮助他人正是她在新生活中找到的精神支柱。一连串残酷的连锁反应困扰着戴安娜。她常常和朋友们谈起来,心情沉重。

  在这没有答案的煎熬中,戴安娜继续把精力投入了慈善事业。她的王太子妃身份对她的慈善救助工作有多大的影响,这个问题,在随后的一系列事情中最终得到解答。

  她的王妃身份确实使她的工作进展顺利。人们对于这位来到他们生活中的平民王妃,惊讶、佩服而热烈欢迎。因为王妃的关照,他们得到了莫大的鼓舞。

  在牛津一家滥用酒精诊疗所任顾问的乔治·希伯特博士对近来王妃的来访评论道:“她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病人们来说,像威尔士王妃这样的人能认真地对待他们的问题,前来看望他们,和他人亲切交谈,对他们来说没有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因此王妃的到来对病人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除了她的王妃身份,戴安娜本人的爱心和相处技巧也使她受到欢迎。希伯特博士又说:“病人往往对自己的糟糕处境垂头丧气,但王妃的友善态度改变了他们对自己的看法。王妃会专心致志地听他们的谈话,会提出恰到好处的问题,那些问题显然经过精心考虑过。”

  另一方面,戴安娜自己对于王妃身份并不那么在意,她更愿意以戴安娜的身份和病人们交流。

  “当她发现人们不再总是对她行屈膝礼,称她作殿下时,她好像如释重负,她就融入到人群中来,和他们一起谈天说地。”

  戴安娜得到了大众的心,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王室成员,但是在王室成员的眼中,她是叛徒犹大,只是王室职责的必要执行者。尴尬的戴安娜,在1992年12月和查尔斯王子正式分居后,不得不在王室的夹缝中履行自己王室的职责和进行自己的慈善事业。

  她所参加的社会活动可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她真正感兴趣的,另一类则是由王室里专门负责安排活动的秘书分配给她“必演”的“角色”。

  白天,她参加一个王室方面组织的家具展销会开幕式。每个步骤都是事先安排好的,从拍照到出席宾客的名单制定。新闻界集中报道了她在开幕式上做的一个即席讲话。她的演讲轻松、愉快,但没有多少新意。这就是王室一直以来提供给新闻界的消息来源。王太子妃出色地进行了讲话,欢快地和组织者交谈,冲着镜头展现她迷人的笑容。这种例行公事,正是王室、新闻界和公众所希望看到的。

  晚上,她和两位治疗艾滋病的专家出席了一个晚宴,对一些新闻界的高级官员作了关于艾滋病的真情流露的演讲。可惜人们对于白天的王子妃形象更有兴趣。戴安娜要转变自己的形象,实在是任重道远。

  她与王室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白金汉宫需要的只是一个称职的王妃,而不是一个热心的慈善家。戴安娜的影响的扩大,对于她分居的丈夫———王储查尔斯极为不利。

  1993年海湾战争期间,戴安娜在红十字会赞助下,前往波西尼亚慰问军队和难民,王室告诉她,查尔斯王子的计划应该获得优先考虑,结果,查尔斯以统帅身份飞赴硝烟弥漫的前线,探访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英国官兵。

  当年10月,王室不同意戴安娜参加沃灵顿为两个无辜被杀害的孩子举行的追思仪式,报纸和民众怨声载道。

  经过种种考虑后,1993年12月,戴安娜宣布退出公众生活,辞去了绝大部分她所支持的机构的职务,只保留6家机构的赞助人资格:

  皇家马斯登医院(The Royal Marsden Hospital)

  英国国家芭蕾舞团(The English National Ballet)

  中点社(Centrepoint)

  麻疯病救助与国家艾滋病信任协会(Leprosy Mission and the Na-tional Aids Trust)

  儿童护理医院(Hospital For Sick Children)

  大欧蒙特街(Great Ormond Street)

  那是个戏剧性的宣告,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种种猜测和说法出现,四处议论纷纷。对于戴安娜自己来说,这是一种后退,也是一次调整和喘息。月亮躲进了云层,再露脸时已云破天开,天更清澈,月更明亮。

  1994年,戴安娜重回公众生活,热心参加红十字会的工作。

  四、和平天使(1)

  戴安娜和查尔斯的婚姻经过丑闻的冲击,终于于1996年8月正式宣告结束,戴安娜同时失去“殿下”头衔。作为原来王室中最受欢迎的一名成员,戴安娜将来的角色会是什么?白金汉宫明确回答:“由威尔士王妃自己来决定。”

  戴安娜认为她同意离婚那天是她一生中最痛苦的一天。

  她不会贪恋王后宝座的风光,她的路本来就与丈夫、王室和君主制格格不入。她所在乎的,是王妃这一职位能使她最大限度地关怀不幸的人。

  她要继续从事慈善事业,一纸协议不会使她放弃余生的努力。离了婚的戴安娜摆脱了重重的束缚,她像一只脱离了樊笼的小鸟,展翅飞向广阔的天空。这位备受世人关注的前太子妃将以罕见的勇气和不懈的努力让世人刮目相看。

  离开了白金汉宫的戴安娜,希望被看做“人民心中的王后”。她要利用媒体对自己的追捧去解决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当戴安娜投身到反地雷运动中时,人们发现此时的戴安娜与以前完全不同。她不再是美貌高贵的王妃,而是呼吁人类和平的斗士。

  最初戴安娜是通过国际红十字会了解一些情况后,便开始为解决这个问题而四处奔走。“我一直了解到由于杀伤性地雷造成了连续不断的悲剧。但我想能够做的还不仅仅是读统计数据,我能做得更多。我的目的很简单———促使全世界都来关注人类由于罪恶的武器所遭受的灾难。”

  杀伤性地雷问题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即是一个敏感的政治问题。中国、东南亚一些国家、非洲等都因为外族入侵而留有不少未排的地雷。由于这些地雷埋藏的地点比较隐秘,因此无意中被引发的可能性极大。每个月因不小心踩雷而死亡的就有800人,另有1200人因此而致残。在安哥拉就多次发生过无辜儿童致死致残的事件。

  反对使用地雷运动是由加拿大发起的,已有七十多个国家通过了永久性禁止使用地雷的倡仪,克林顿政府、俄罗斯、印度都没有此种意向,戴安娜的努力使得这一状况开始向着好的方向转变。

  1997年1月,戴安娜作为国际红十字会代表,飞赴杀伤性地雷严重的安哥拉,宣传扫雷活动。在那里,她看到人为的祸害中无辜的受害者和战争结束后遍布在山野公路上的伤残儿童,而对这种人为的、可避免的祸害,戴安娜泪流满面,也愤怒异常。

  在行前,她同意BBC电视台录制组成员跟踪她到安哥拉,因为她深知电视台在暴露问题方面的作用。镜头跟踪她,她则把镜头引向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们。

  在她的日记中,真实地记下了她在安哥拉的所见所感,悲伤与愤怒。

  日记中记录如下: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飞机前往奎多。最后一分钟我要求改变行程,去参观这座城市,因为我想亲自看看这一战争中心国的部分地区。在我们驱车前往医院参加下一个会议的路上,我一直想着保罗(保罗·伯勒尔,戴安娜的管家)告诉我的那些令人不安的故事。可悲的是,对于居住在这一地区的人来说,这些都是常事。在今天这所谓的和平时代,地雷的牺牲者大多是妇孺。妇女,是因为她们要在田里辛劳;儿童,是因为他们不知脚底的危险而嬉戏玩耍。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他们每星期都要接纳像这个14岁男孩一样的地雷伤残者,最近男孩的家人战后返家。他正帮助家人种植庄稼,却不知道他家那一片是雷区,他失去了大半条腿,脸部受损。而他只是想尽力而为养家。

  他是许多无辜受害者的典型。我来安哥拉前,就有所了解,可事实更令人震惊。在此居住的人们很清楚有人被炸死或炸伤只是个时间问题。看到那些重新学习走路的人所表现出来的自信真是令人鼓舞和感动。但在未来的几十年里,他们国家中成千上万未被引爆的地雷将会继续摧残生命。如果希望这些孩子拥有未来,我们必须停止使用这些邪恶的武器。惟一的出路就是在全球的范围内禁止杀伤性地雷。

  (在现场)

  戴安娜:战争期间没有人离开自己的家园,所以他们把亲人埋在花园里?

  男人:是的,其实,我的老板来自卢旺达,昨天还在这儿,他带我们看了他曾住过的房子。井里面有5具尸体。

  女记者(采访戴安娜):夫人,国内的一位政府部长说你支持这项运动无疑是“发疯”(松口大炮)。对此你有何反应?

  戴安娜:我是真的想把一个全球性的问题摆到世人面前。仅此而已。

  女记者:但有人说你这是在和劳动党政策联盟。你觉得那明智吗?

  戴安娜:劳动党?我,我不道你在说什么……

  (保镖介入。)

  保镖:……非常感谢。

  戴安娜:哦,我都哭了。谁?我?是谁说我发疯了?我不是政治家,也不想成为政治家。我带着,带着一颗心来,我想唤起苦难中的人们的觉醒,不管是在安哥拉或是世界其他的地方。事实是,我是一个人道主义者,一直都是,永远都是。

  四、和平天使(2)

  戴安娜所投入的排雷事业不可避免地招来英国武器出口部门多方的强烈反对。因为一方面,王室成员不应该插手敏感政治事件,另一方面,武器出口是英国军械方面重要的获利部门。

  果然,戴安娜回到英国,发现自己已处于政治谩骂的包围之中。英国国防部长指责戴安娜为松口大炮,因为她的言论与英国政府的不一致。戴安娜的这次大义之举,得到了全球性的关注,这种关注超乎她的想像之外。同时强烈的反对意见也在她的想像之外,她感到愤怒。

  戴安娜顶住了压力,她多次与国会议员和外相进行商谈,积极寻求解决地雷的办法。罗宾·库克曾经在报告戴安娜安哥拉之行的结果时,用了“深深地理解这个话题”、“非常勇敢”等字眼。他说他本人深深地被威尔士王妃对待孩子的爱心所感动。面对因地雷不小心被引爆而受伤的儿童,戴安娜给人的感觉像一个和平天使,她安慰了无辜少年的心。

  她最终得到了工党的支持,并促成了奥斯陆会议的召开。

  1997年,在奥斯陆召开的国际会议的主要任务是解决关于禁止使用杀伤性地雷问题。自由民主党的斯蒂尔告诉记者:“我们有许多人为这项事业奔走呼告已达数年。但戴安娜3年前关注它之后,立刻成为头条新闻。她确实很用心。”许多人更是对戴安娜有勇气触及这种政治敏感事件而敬佩有加。

  国际红十字会对戴安娜的工作非常欣赏,称赞她对国际反地雷运动的“巨大贡献”。为此,她受邀去华盛顿与四百余名国际红十字会员会晤。他们都是反地雷活动的积极奔走者。

  1997年的美利坚之行,戴安娜可以说大获全胜,促成了美国加入了国际扫雷行动,也充分证明了她的魅力并不因为失去“殿下”称号而减少。

  “戴安娜,威尔士王妃,已抵达华盛顿为推行‘反对使用地雷’国际禁令进行宣传活动,王妃本人对此项善事已报有极大热情。昨晚,美国红十字会执行宴上的其他400个客人也来拜访戴安娜。”美国报纸纷纷报道。

  一位接受采访的人说:“我是来看王妃的,男人总是爱看漂亮女人。”

  报纸上的评论则说:“看起来,戴安娜令人愉快。她面色红润,身穿惹眼的红色缀珠晚礼服,金发梳在后面。离婚并未使她丧气消沉。”

  “我的目的就是将全世界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个十分重要但又被忽视的话题上来。”戴安娜告诉美国国家妇女博物馆的听众说,“任何人都应该注意到这是人类的悲剧,因而我也希望你们会理解我为什么尽力推动世界性的禁止使用这种武器的运动。”

  她作了富有激情的演讲。事后连美国总统夫人希拉里也深受感动,邀请戴安娜到白宫讨论禁雷行动。这一举行有点冒险,因为当时美国军事策略并不禁雷。

  当戴安娜王妃坐在德国总理科尔和鲍勃·多尔中间与他们共进晚餐的时候,为这一运动捐款的活动也正在进行。美国红十字会主席伊丽莎白·多尔和森·帕垂克·丽亚一同主持了募捐宴会。宴会上座无虚席,仅宴会上所售的领带就赢利350~3500美元。最后整晚的捐款共计60万美元。

  戴安娜本人还捐献了一个小银盒拍卖,上面刻着“伴随着戴安娜的爱”,1997年,华盛顿作家吉尔·斯科特以21000美元的高价买走了银盒。“这是无价之宝”,他显得很兴奋。

  与美国的狂热相比,英国显得过于低调。英国外交部声称戴安娜的访问是“私人性质”的,她住在好朋友巴西大使夫人的宅邸中。

  美国新闻界为戴安娜而狂热。她的漂亮黑裤频频出现在报章杂志上。1996年9月,在美国国家博物馆,戴安娜曾与葛莱汉及《时尚》主编安·温特儿共同发起为尼纳海德中心乳腺癌研究所捐款活动。后来,位于乔治敦大学内的这家研究所共收到捐款达一百万美元之多。

  在美国,她受到每一个有心想将世界改造得更美好的妇女的热烈拥抱。她是美的化身,也是勇气、善良、爱心的代言人,是一位值得效仿的杰出女性。

  这世界上最受欢迎的王妃所到之处,即意味着新闻冲击力与金钱。人们仅仅看她一眼,也不会不为她的慈善事业尽力。在纽约的克瑞斯蒂展览会上,她的79件晚礼服共拍卖得资金达570万美元。戴安娜坦言,自己非常喜欢这些衣服,是威廉王子极富想像力的建议才让她动心的。

  拍卖所得的款项将捐给与艾滋病和癌症有关的慈善事业中,主要包括英国皇家马斯登医院癌症基金会、美国哈佛艾滋病研究学院、伊芙琳·劳德乳腺中心、纽约医院艾滋病看护中心及艾滋病危机信任中心。

  在拍卖槌的响声中,王妃也与过去告别了。

  这个温莎王室的明星,摒弃浮华,卸下层层面具,下定心思再世为人,她尝试学做一个有自身价值的女人,一个游戏者,而不是一只被游戏的木偶,一个独立的人,而不是一个被崇拜的偶像。

  她与王室成员之间,也隔得越来越远了。当她所敬佩的女王和其他王室成员在皇家阿斯科特赛马周上尽情欢乐时,戴安娜正在斥责地雷为“这些该死的武器”,并且为帮助全世界受难者而筹款。她还拜访了巴瑟达·尼欧医院,并会见了一位伤员,这位巴西上校在洪都拉斯———尼加拉瓜边界排雷时失去了一只脚。

  1997年8月初戴安娜的波黑之行是她发起的反地雷运动的又一部分,在她到达饱受战争创伤的波黑的第二天,她便造访了位于图兹拉郊区一个偏僻乡村的一户人家。

  她探访的是地雷受害人、致残者和康复专家。处于弱势地位的地雷受害者在国内没有人重视,那些号召全球性禁雷组织的国际组织也忽略了他们。

  穆罕默德·索里安克格告诉王妃自从5年前他的双脚被地雷炸飞后,他是如何地日渐消沉,又是如何地渴望争取得到一双合适的假足。多年来,他一直使用不舒服的临时假足,因为波黑卫生组织无力提供“真正的假足”。

  今日他终于得到一双由总部在美国的地雷幸存者协会支付的假足,戴安娜的这次访问是由该组织安排的。

  索里安克格说直到她来的前几天才知道威尔士王妃戴安娜这个人,非常感谢她。

  离别时分,戴安娜已和这家的孩子们亲密无间了,虽然她不会说他们的语言。走在花园的树下,她一会儿拉拉这个孩子的手,一会儿拍拍那个孩子的头,颇有点恋恋不舍。

  索里安克格的妻子后来说:“我很高兴,但我并不知道戴安娜王妃是谁,直到有人告诉我。”

  反地雷运动任重而道远,戴安娜还要继续走下去,但命运和她作对。

  1997年8月30日,车祸无情地夺去了戴安娜年轻的生命。在她去世前,她正与香港红十字会安排她去中国的事宜,共同商量签署反地雷行动协议。此前她的美国之行推动了美国反地雷行动协议的签订。如果她活着,世界反地雷运动会有更大的进展。

  像戴安娜这么有影响,又像戴安娜一样献身于慈善事业的人,现在还没有出现。

  也许没有人能够代替她。

  但愿有人代替她。戴安娜能够在天堂里含笑看到她的事业后继有人。

  但是只有一个戴安娜!

  没有人能够取代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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