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文夫先生笔下的《美食家》没法摘，一本书从头吃到尾，吃品与人品。
上大学的时候，最喜欢开学第一天。外地同学带家乡美食，湖南的腊鱼、腊肉；内蒙的奶片；贵州的辣酱；河南的烧鸡。父母为孩子精心准备的半个学期的储备，通常是一晚上就被我们吃光了。北京的同学过意不去，相约每人从家里带一盒好菜，周末聚餐，王某同学人头儿次，带一饭盒炸虾片蒙事。学校的饭菜油水不多，份量也不足导致同学们个个饭量惊人，—次我连米带面吃了5碗，胃里隐隐作痛。末健安慰说，没关系，不够一斤。
实习的日报，晚上躺在床上闲聊。人生和理想，说到凌晨3点钟，肚子饿了，起身去寻吃的。所有店铺都关门了，唯有一个馅馄摊孤独地支在衔口。卖赐钝的小伙家在浙江，因生活所迫，漂泊在沙市街头做着小本生意。听说我们来自遥远的北方，顿时生出“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悲凉。舀混钝的沙子捞得发狠，总要多送上几个。同学和我心存感激，不知如何报答。同学说，别费心思了，咱们每天去吃，就是对他最大的报答。
心中一块石头悄然落地，遂转过身去，蒙头大睡。当了记者，吃饭的机会不少。有时，一堆新闻单位的人坐一桌，互不相识，不好多吃，便佯装对桌上生猛海鲜不感兴趣，吃两口青菜匆匆告辞。回到单身宿舍，点火煮挂面。有时纳闷，都是年轻人，他们就不饿？一次没走，耗到最后，才见到挺下来的几位风卷残云、吃光喝净。正是，谁等到最后，谁吃的最好。张嘴就有学问中国人讲究吃，天塌下来，也不能耽误吃。病入膏盲还有人劝，想吃点什么，就吃点什么。验明正身，坪赴刑场之前，也会送上一顿好酒好菜；更常见的是，“酒杯一端，政策放宽”，只要吃了，关系就进了一步。我当上记者的第二年，去调查一个靠假冒伪劣发家的人。事情办完，已经天黑。制假者叫来了他的两个小姨子，浓妆艳抹，一左一石，夹着我非要请我撮一顿。我执意不去，却无法脱身。我急了，对天大吼，走，吃海鲜去。
那时的海鲜是天价。席间，杯盏交错，我好歹掌握住了分寸。制假者把我送上了火车，隔着车窗问，崔记者，那稿子还发不发？我咬着牙根说，发！稿子播出，制假者受到处罚。我也因这顿饭受到严肃批评。同一年，我去南方采访，一动物保护协会设宣招待，端上一桌野生动物。看我们面有愠色，忙解释，这都是收缴来的，已经死了。我犹豫再三，站起身走了。
比起来，“自然之友”的杨东平先生则是旗帜鲜明。在常州，服务员端上一盘活虾，一盘烧烫的石头，说是要做桑拿虾。杨先生坚持要他端下去，服务员不知所措。杨先生循循善诱，可以吃，但不能虐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往南方某市，中午吃饭走进了郊外一个院落。这里俨然一个动物园。我问，这都可以吃吗？当然！动物太多记不住名字，只知道百雀、有鸥、还有鹤，当然少不了各种蛇。制片小谷悄悄说，前天我们来时，还站着一头驴。我们问驴的去向，回答是，吃完了。
1999年《实话实说》的春节特别节目被定为《吃的故事》和《吃撑问》。征集广告一打出，应征像雪片一般。策划虎迪看看信眉开眼笑，嘴里不住地说，成了，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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